灵糧

1、格局小的企业

▶1999年2月，牛根生对孙先红说：我给你100万的宣传费，对谁也不要说。先红问：为什么不能说？牛说：现在总共筹到300万，拿出100万做广告，我怕大家知道后接受不了。我就要一个效果：一夜之间，让呼市人都知道。于是1999年4月1日早上，一觉醒来，人们突然发现道路两旁冒出了一溜溜的红色路牌广告，上面高书金色大字：蒙牛乳业，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

但在现实中，许多老板肩上扛着品牌大旗心里打着小算盘，乐于小打小闹，希望以小的投入来获得大的回报，从没想过以大的投入来换取更大的回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格局。格局小的老板，想的永远是自己，希望从一颗鸡蛋中吃出黄金；而格局大的老板，则能着眼于未来，在大环境中定义自己的事业。

2、心态小的企业

▶俗话说：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

许多企业之所以做不大，就在于只谋子不谋势。谋势就是定战略，有了战略，路再长，总有一天会走到；没有战略，走得越猛，死得越早。置战略需求于不顾，希望用1分钱换来100元的效果的主，很难走出穷的境界，因为占便宜本身就代表没有境界。死抠一城一池，是活三年的企业，因为它不抬头看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是活三月的企业，因为它不低头看地。不看天，山雨欲来浑然不觉，要被洪水淹死；不看地，夜半悬崖大步流星，要被群山淹没。

3、短视的企业

▶立竿见影、刀下见菜，是大多数老板的想法，当然这也没有错，因为解决目前的生存问题是第一位的。但是，生存问题属于战术问题，而发展问题属于战略问题，解决生存问题必须刀下见菜，但要搞定发展问题则需要细水长流最后水到渠成。现实中，很多老板都有短视心态，以为整一个亮点马上就能换回巨大的效益，于是一个活动搞下去或一期广告投下去看到没什么效果就马上停止。

其实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因为品牌对于企业而言是一个长期工程和系统工程，既要有独特的个性，又需要系统的提炼及提升；对于客户而言，品牌又是一种认知识别和体验识别，他们需要你能记住你的特别理由，因此也就需要你在诉求点上要坚持深入。

4、缺外脑的企业

▶曾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中国，资源第一位，机遇第二位，能力第三位，学历第四位，不少老板比别人做得成功，就在于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为他创造了部分条件。而很多老板之所以做不大，原因就在于他缺少足够的社会资源，单打独斗当然也就孤掌难鸣。说到社会资源，很多人都会想到领导支持这个词语，其实这并不全面，向领导、职能部门传递企业的正面信息，获得政策范围内的支持，这只属于整合营销传播的一个方面。

除了官方资源以外，能帮你快速解决一定融资困难的亲友资源，能为你迅速带来人才的人力推介资源，能为你出谋划策充当参谋的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等，这些资源都会对你的发展壮大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企业的外脑。想想看，那些做得成功的大企业，又有多少企业没有外脑、没有顾问呢？

5、缺内脑的企业

▶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果没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下属为你冲锋陷阵，老板再厉害，也难以成事。许多企业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优秀的人招不来，有出息的人留不住，剩下的看谁谁不顺眼，为什么会这样呢？员工愿不愿加盟公司、能加盟多久，与薪酬福利、团队氛围、学习提升、办事机制，成就感，归属感、生活现状等各种因素紧密相连。

目前，大多数的企业，薪酬福利都差不多，关键问题是：老板只看重行政管理与业绩，只关注你今天卖了多少、有没有迟到早退，至于思想管理、技能管理、状态管理与团队氛围管理，老板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最后员工技能得不到提升，思想得不到引导，越干越没劲，只好走人了事。管理的表面化，最终导致员工素质同质化，做不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6、用金扁担挑粪的企业

▶从前有个小伙子，祖辈都是菜农。小伙子每天挑粪去菜地浇菜，从小习惯了这年复一年的活。一天，他去菜地的路上在一棵大树下歇脚，坐在挑粪扁担上，远眺村里大财主的那幢豪华楼房，心里突然有个梦想﹕有一天我要是像他那么有钱，我一定要打一副用金子做成的扁担挑粪。

用金扁担挑粪虽然有了财富有了金子，但是挑粪的思维还是没有改变，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种操作手法。所以，很多企业看到别人有了驰名商标就马上去申请一个驰名商标，看到别人开了一个自助火锅生意不错，于是就立马也开一个。有了这些金蛋蛋以后，马上把它做成一根金扁担挑着以前的大便继续前进。

7、需要预约的企业

▶中国的小老板令人感动和尊敬，在我看来，哪怕是开小饭馆的小老板，也功德无量，令人尊敬，因为他们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贡献了更多的税收，开发了更多的技术。他们多数才华横溢、精明能干、出身草根、白手起家，其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勇气让人佩服。他们在资金与技术贫瘠的土壤中扎根，在不利政策环境中破土，在外资、合资品牌丛林中成长，生命的顽强与坚韧让人感慨与惊叹。他们热情而富有理想，为了实现百年老店的梦想，很多人起得比鸡还要早，睡得比狗还要晚。企业最大的瓶颈是资金！

然而，在你没有实力之前要想获得金融支持，干过企业的人都深有体会，最缺德的机构莫过于银行，他们向来都是雨天收伞！在尊敬与感动之余，又难免有点儿心酸与不安。因为很多小老板都患上了这样的毛病：事业不大架子大、老板不大脾气大，自以为是，傲气十足，结果很多的机会就在这种需要预约的情况下丧失了。

▶十种做不大的老板

第一种：没有大梦想的老板

▶不想做出大成就的老板，安于现状，对竞争没有充分的认识，对机会不敏感。商界往往是大野心的老板做成了大公司，安于现状的老板最后不得不因业绩不良而关门或换行。

第二种：没有创业规划的老板

▶这种老板不善于对自己的事业做中长期规划，往往在经营中浪费很多的资源，或者让人才流失，或者让资源闲置，所以他们的经营成本很高。

第三种：不重视人才的老板

▶对任何公司而言，人才比资金比资产都重要，有了人才才可以做想做的事，没有人才一切免谈。老板最能干的公司往往都做不大，老板不太能干的公司，往往能做得很大。刘邦和项羽就是最好的例子，刘邦不能干，所以他重用萧、韩、张三杰，项羽很能干，所以手下能人都留不住，都跑到刘邦那去了。

第四种：完全自己摸索，从不向明师请教的老板

▶完全自己摸索的老板，在经营中就会要用很多的失败做代价，走了很多的弯路。从而造成要么信心不足，要么资源被浪费后没有创业资金，要么就是视野很小，看不到机会和危机。善于向明师请教的人，总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因为他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所以能看得更远！

第五种：观念保守思维不开放的老板

▶看看中国发展的轨迹，越是开放的地方，越是发展得快，越是观念落后的地方，越是贫穷。思维不开放的老板，总是自己拒绝了很多的发展机会！

第六种：恃己之能从不学习的老板

▶经常参加各种培训的老板，都是一些取得成就的老板；从不参加培训的老板，肯定公司业绩不良。为什么？不学习观念就要落后，思维就要保守。

第七种：畏首畏尾顾虑太多的老板

▶风险与机会是均等的，从不敢冒险的老板，肯定是要失去很多机会的。世界上的两大公司，都是在风险的浪尖上走过来的。果敢的企业家总是这样想“万一我不做万一我不投资丧失了机会怎么办”，他们想的是“万一成功了”；有些老板总是这样想“万一我做了万一我投资了失败了怎么办”，他们想的是“万一失败了”，所以不做就没有失败，但更没有机会成功！

第八种：心思太细专做小事的老板

▶把时间都花在小事上的老板，根本就没有时间来考虑公司发展的大事。有些老板，充其量只是自己的业务员，因为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跑业务上；有些老板是救火队员，哪里有问题就上哪里，却从不考虑如何才能不出问题。这些老板都很累，业绩却不良；反过来看，那些只专注于公司发展大事的老板，把小事放心地交给员工做，员工既有了用武之地，就会长期留下来，老板自己反而很轻松。

第九种：埋头经营从不做宣传的老板

▶营销就是做广告，越是多做广告越是会做宣传的老板，公司就会发展得快，业务就会做得多，连少林寺都要用宣传来推广自己，否则它哪有那么多的香客和门徒？埋头经营的老板还在满足自己的客户量还可以的时候，却不知已经有人做宣传占领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第十种：贪图小利不讲诚信的老板

▶讲诚信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往往代价很高；但往往也因此带来了自己长期发展的各种机会；不讲诚信，看似代价很低，暂时占了很多便宜，却不知付出的代价更高，丧失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做了很多年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老板，肯定遵守诚信不够！

随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众多企业发展遇到瓶颈，市场份额逐渐被侵蚀，公司经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如何解决？

在这样的年代中，一个企业想要做大做强，除了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之外，还需要有一套成熟有效的经营模式，才能让企业获得更有效的发展。

人性的特点是不喜欢为别人做事，却愿意为自己做事。如果一个管理者还是把过去几十年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的员工，那只会把员工管跑。

此文放到12年后的今天读来，仍不过时，甚至别有一番“风味”：近代几百年来的大国博弈，似乎总是围绕一条主线展开——“霸权国家”阻止其他国家夺取其霸权。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不代表正和岛立场，供读者诸君批判。

中美关系，为何必将“走向质变”？

我之所以判断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是基于：

一是，未来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国存在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的可能（虽然届时中国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且综合国力弱于美国）。而且，中国还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

二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是所有霸权国家的本能，美国也不例外，而且锁定的对象，几乎只能是追赶自己的中国。

这个锁定，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

陌生，是因为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未被英语民族霸权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即使在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1950年代，美国依然坚决地锁定苏联为其“头号挑战者”；

措手不及，对美国而言，是美国（在2010年的几年前）还非常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再有潜力，总规模超过自己也是遥远的两代人以后的事（还未必超得过），同时中国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将很快“皈依”美国，显然，美国对未来10-15年（其时为2010年）可能发生的进程是严重缺乏心理准备的；

对中国而言，几年前中国也依然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仅仅10-15年就可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自己在面临复杂的发展任务、军事硬实力准备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很快就被美国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中国对此也严重缺乏心理准备。

（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联，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1980年，苏联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2/3以上，由于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数字为美国的60%多）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挚的爱国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近现代史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主动或被动）的挑战者，法、德、苏、日失败的命运降临在自己的祖国。

但是，我们必须抛弃虚幻的一厢情愿，冷静理性地面对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国际关系现实：

美国捍卫自己绝对霸权，“决不当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极为坚定顽固的，除非中国放弃自己神圣的和平发展权利（这意味着停止或大大放慢发展速度，降低发展质量），否则，美国对中国的锁定，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被英语民族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那就必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意味着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博弈，将可能会大大升级——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货币金融经济及地缘政治军事领域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动作，都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把握和应对。

但是，中美关系的质变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认为这场质变和博弈必将导致中美全面冲突和战争的观点，是机械宿命论。

历史地看，英语民族捍卫世界霸权中针对其他世界大国的战略，总体而言是谨慎和保守的，这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因为任何重大的战略失误，都可能导致英语民族同被其锁定的“头号挑战者”两败俱伤，其他力量中心“渔翁得利”获得世界霸权的局面。

过高估计英语民族的力量，同过低估计一样都是危险的。

极端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最近（2010年）公开警告，美中两国必须防止双边关系重蹈上世纪英德关系的覆辙。

对这个警告，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询问：谁将扮演上世纪美国“渔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国的世界霸权呢？（认为英国心甘情愿将霸权让给美国的观点，是对“霸权”概念毫无常识的天方夜谭）

按是否成功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个标准，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3位历史巨人是与英语民族霸权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尔巴乔夫则是失败者。

新中国之所以成为同英语民族霸权博弈迄今为止唯一没有失败的世界大国，是因为毛主席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成功战略（抗美援朝、邀请尼克松访华），而后来的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套成功的博弈战略，与此相反，德国、苏联后来的失败，恰恰是俾斯麦、斯大林的继任者背弃了他们的成功战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红利”的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前辈和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精神、智慧和物质力量，正视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迎接这场压力巨大、考验空前的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并最终能够在更均衡稳定的基础上，重建对两国和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美关系。

三步曲：

英语民族与法德苏日的博弈

1.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

除了对拿破仑法国和二战后苏联的锁定几乎毫无悬念外，英语民族其他几次锁定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与反复，因为错误的锁定对其霸权而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一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一战前，英国拥有世界霸权，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法国、沙俄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国在工业、海军和殖民地争夺方面也表现得咄咄逼人。

最终，英国锁定了德国，但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英国选择的犹豫反复和艰难：仅仅在一战爆发前10年，英国还支持日本打败了（10年后的一战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国在战争中则支持沙俄，德皇差点利用日俄战争，通过“毕由克条约”把沙俄拉进自己人的阵营。

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这次英国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选择，美国、苏联两个“幕后”大国实力强大，英日同盟早已解体，张伯伦长期对德国绥靖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

在欧洲同德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不仅可能使苏联红军“席卷欧洲”，还可能导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终，英国再次锁定了德国，并在战争中赔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权。

冷战后美国对“头号挑战者”的锁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是美国急于“和平演变”的头号目标，但消化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经济竞争，阻止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坐大，使得美国根本无力将目标专注于中国。

布什和切尼（布什的竞选伙伴）在2000年大选中猛烈攻击克林顿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但他们上台不久，就爆发了“9·11事件”，他们设想通过战争控制中东、中亚，加强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博弈筹码，但结果却是把美国引入了泥潭。

2. 组建全球包围同盟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后，英语民族立刻就启动组建全球包围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让重大利益，拉拢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包括联合德（普）俄组建反法同盟，联合法俄、法苏组建反德同盟，二战后联合德日组建反苏同盟等。

显然，不组建包围同盟，自己同“头号挑战者”迎头相撞，就不仅必然给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权的机会，甚至自己还有被“头号挑战者”打败的危险，多次成功组建包围同盟，证明了英语民族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组织者。

3. 推动“同盟者”首先走向对抗战场

仅仅组建包围同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盟条约可以在一夜之间作废，英语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缘优势，把“隔岸观火”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创造各种条件（包括利用“头号挑战者”的错误），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对抗的战场：

打败拿破仑大军的主力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陆军主力的是法国、沙俄，二战打垮德国陆军主力的是苏联红军，冷战如果转化为热战，欧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国成为战场……

英语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头号挑战者”对抗的战场，那么自己不仅存在被打败的危险，“隔岸观火”的“同盟者”同样有取代自己霸权的可能。

4. 法德苏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确实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全球性霸权，但这不是因为什么“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而是因为法德苏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结果还是难以预料的；

俾斯麦通过与沙俄的“再保险条约”为德国的安全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弃成功的“俾斯麦传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英美联合力量也未必能动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

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苏联成功打败德国纳粹，成功地在同美国霸权博弈中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却使得苏联不战而败；

同法德苏不同，日本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都没有单独成功的可能。

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英语民族与其挑战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决定命运的“力量支点”作用，这对直面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国而言，不无启示作用。

4个误区：

不愿承认中美关系发生质变

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信念的坚定性、顽固性和极端敏感性，中国是缺乏体验的，这就导致了若干认识误区。

误区1：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同美国也有很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捍卫者的正常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要分散力量面对众多的大国，所以某个综合国力弱于自己，但却在经济或军事领域迅速赶超自己的国家，就具备成为了“头号挑战者”的要件，如果放任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霸权转移的问题。

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的189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落后于英国，伦敦城地位高于纽约，皇家海军远强于美国海军，美国陆军则完全不值一提，美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经济也呈现出粗放化、山寨化、盗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幅员也远小于英国……

但是，最终取代英国霸权的还是美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会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拷贝自己的成功经验。

误区2：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永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中国目前（2010年）的政策，确实让美国锁定中国更为犹豫并难以凝聚国内共识，但影响美国决定的根本点，还是基本的国力对比变动趋势。

而且，在国际关系中，“A国不把B国作为主要对手，不等于B国也不把A国作为主要对手”。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把欧洲大陆的法国、沙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国结盟，但这不影响英国把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加以打击，因为英国认为，打败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国将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这是英国绝不容许的。

因为没有清醒认识到被英国锁定，所以背弃“俾斯麦德俄（苏）谅解传统”的德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战略错误。

同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不把美国当作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以金融战、北约东扩等一系列手段，几乎把俄罗斯逼近死角。

误区3：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国家当然对具体的合作利益和解决国际问题高度关注，但捍卫霸权的本能，决定了其更关注其他大国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虽然美国是双边关系设定议题的主动一方，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却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主动一方。对此，我们中国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国人却并不缺乏敏感。

一战前，英国锁定德国时，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对法国而结成的历史传统友谊，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国的汉诺威王室来自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英德两国还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

所以，当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德国上下对此感到无比震惊，痛骂英国是“向亲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忘恩负义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是多么幼稚）

今天（2010年）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纽带，恐怕还不能说超过了当年的德英两国。

误区4：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皈依”美国，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锁定

如此肤浅的观点，除了极少数自由派之外，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

还有少数人贩卖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间不相互打仗”的理论，我们以英美关系为例，两国算得上同文同种，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者眼中，两国是渐进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共同的法系，可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

要知道，美国南北战争时，英国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并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舰队）。一战前的英日同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构成了阻碍，美国军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对英作战计划.

假如不是德国在欧洲心脏地区的迅速崛起，很难想象后来英国会如此“宽容”地对待美国的发展。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战争，核武器和“反苏”是重要原因，但美国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霸权则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几乎所有大国都成了美国盟友——当然，按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的逻辑，那无非是“仆从”“附庸”的代名词而已。

9个紧迫课题：直面升级的中美博弈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后，美国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将大大升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

虽然美国把美中关系比作英德关系，但除非取得颠覆性军事技术突破，美国总体上还是指望像对付苏联、日本那样靠意识形态战争和货币战争击败中国。

同时，美国不会放弃推动其他力量中心走向与中国对抗冲突的第一线，由于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全面经济战，升级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发生在两国经济合作更加深入的情况下，从而给博弈带来极大的复杂性。

1. 地缘政治军事

第1个课题是，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罗斯：极而言之，即使美国向俄罗斯做出巨大利益让步，将俄罗斯纳入反华包围同盟中，美国也根本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先于美国走向同中国的正面对抗。

一个幅员世界最大、资源丰富、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俄罗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极大制衡。

欧元区：欧元区在低碳新能源领域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可能性最大，与美国合作针对人民币进行汇率战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为欧元也是美元的攻击目标；

如果美国与中国走向激烈的对抗，那么不管欧元区（德法等大国）如何表态，如何采取象征性动作，地缘优势地位决定了欧元区有资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也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印度：一方面，美国西方希望印度的发展能强于中国，否则印度作为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给美国西方的意识形态说教带来很大的难堪（国内某些自由派学者不顾基本事实，硬要论证印度的发展强于中国，这使他们成了公众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让印度经济腾飞成为第二个中国，美国、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实将更难以承受。

美国、英国的某些势力，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印度走向对抗中国的前线：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甚至局部战争，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箭双雕的最佳战略。

同中国竞争是一回事，同中国全面对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损失要远大于中国），印度以其特有的夸大其词攻击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美国西方索要政治、经济及军事装备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权益方面依然会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中美对抗中，主动或被动支援美军是一回事，在美国居于幕后“隔岸观火”的情况下，走上同核大国、自己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全面对抗的第一线，对日本而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对日本而言意味着战略自杀。

当然，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还将更为扩大和深入，但鸠山内阁（其时日本的一个“短命政权”，262天全体内阁成员辞职）的命运让中日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元区的建立，就基本没有可能。

第2个课题是，日益多发的周边地缘冲突与经济合作、资本流动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和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2010年），支持、挑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同中国的海洋冲突，迟滞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阻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甚至制造东亚局部激烈的对抗冲突事件，引导亚洲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对美国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选择。

美国“重返亚洲”，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作战理论，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而言，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紧迫课题。

第3个课题是，美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美军在太空、反导、动能定向能、机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网络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打破美国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使美国获得强行改变国际和平格局的有力筹码。对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并力争在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迎头追赶。

2. 意识形态传媒

第4个课题是，中华民族与中国青年近卫军：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与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有着强烈的称霸世界的宗教天命（当然，他们同盟内部也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这就需要中华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同样展现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加上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深深刻在了我们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灵魂深处，即使偶尔被商业社会的惯例所遮掩，在重大命运关头，这个强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会自动展现出来，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认为，因为没有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所以中华文明现在处于“信仰缺失”状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信仰和宗教的无知。（控制美国传媒的犹太民族显然更不会同意自由派文人们的这个观点）

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终极信仰冲突”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包容的“天下主义”精神信仰，对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5个课题是，“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

通过意识形态传媒战争，像击败苏联一样击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这决定了未来中美博弈，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突出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舆情都呈现出了“习惯性批判”的特点，这使得全球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对各国而言都更加复杂而难以驾驭。

中国的网络舆情“习惯性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痛恨腐败，二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对被少数所谓专家歪曲的“韬光养晦”严重不满。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从事意识形态传媒工作的人员，自己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实数据之上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规模与印度接近，是苏联的14%，是美国的3%，中国模式60年后的今天（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4倍，美国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这些基本的事实应该足以让意识形态传媒工作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信。

其次，对广大群众和网友们痛恨的腐败现象，要比较及时地予以处理和反馈，中纪委将网络作为重要的反腐渠道，是非常重要及时的。

第三，对中国面临的某些“战略困境”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坚定地相信公众和网友们的水平，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中的大多数。这对防止美国借突发事件离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的若干“战略困境”，主要是面对美国形成的（同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美国也是公开或暗中插手），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决定的。

英语民族和美国又是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中美博弈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指望短时间内彻底改变某些被动和困境是不现实的，我们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险主义。

相对于经济规模超过欧洲大国和日本的“平静”，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进程将会是特别“不平静”的，政府和公众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战略困境”不是中国特有的，俄罗斯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小国的公开挑衅，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德国法国建立统一欧洲的宏图，也时常在几个中东欧小国的阻挠之下难以推进（更别说德国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不仅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战打击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国牢牢控制，而且在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中束手无策。

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沦落”到了美国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布莱尔是不是美国的哈巴狗”，布莱尔只能以英国式的自嘲对布什说“乔治，千万别回答是”。

就是超级大国美国，迄今为止（2010年），面对远弱于自己的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公开挑战，也只能一再寻求国际间妥协的方式加以应对。

各国都存在自己的“战略困境”，这是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复杂而真实的写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战”性质，要求对公众坦率说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本质。“是锋芒毕露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当然是夹着尾巴做人好”，类似这样的解读不仅只能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还缺乏逻辑常识，因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个真正正确的选项被遗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战术，应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制度及公众爱国主义的持续攻击。

在“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挖空心思攻击中国制度和爱国主义者的言论，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借力打力”战术：

把类似的事件和逻辑反用于美国、印度等所谓“民主大国”身上，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反应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实，对中国和美印等采取“双重标准”，这样，他们就等于是公开撕下所谓“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暴露出“洋奴”媚外、毫无逻辑的本质。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作为“反面教员”，在持续催生公众爱国主义情感、破坏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方面，发挥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3. 货币金融

第6个课题是，美国可能的全新金融战武器。

若能依靠战胜日本经济挑战的货币金融战模式，战胜中国，对美国而言，同样是代价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选择。

但是，中国模式的“国家控制资本”特点，使得美国无法照搬对日货币金融战战略战术，这次金融危机（2008年、2009年），被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创美国西方金融体系的同时，都未能撼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富于创新精神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模式的特点，设计全新的金融战武器，而对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跟踪，也就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4.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资源环境

第7个课题是，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之路的重大意义与巨大困难。

转变发展方式，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中国模式解决资源环境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充分认识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厂”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难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国西方对此的“切肤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国，欧洲在同中国的战略对话中，都把“自主创新”列为单独的议题）

未来10-15年（其时为2010年），围绕着中国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同美国、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将大大升级。

5. 中国内政

第8个课题是，中国模式、人民民主与共同富裕。

中国一方面要坚持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创新的精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大改进和升级。

这其中，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国“资本控制国家”模式，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

加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让内需有效启动、让中国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成功应对中美博弈的关键。

6. 美国内政

第9个课题是，美国模式与美国的阶层与族群问题。

被中国自由主义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不过是“资本控制国家”模式而已，黄光裕被判刑后（2010年5月），在美国一个大型网络论坛上出现了这些有趣的议论（大意）：

“什么，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那美国的一多半资本家和政客都该坐牢。”

“可惜这位中国首富生错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国，肯定会被捧为金融天才。”

“还可能被任命为政府主管，获得自由勋章。”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法律敢对首富判刑，在美国，官员和法官不过是富豪的门童。”

“美国的富豪和官员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唱起爱国歌曲《我自豪我是一个美国人》。”

这种激烈情绪的背后，不仅折射出美国社会普通大众与大资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族群矛盾。（传统白人社会、犹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

美国的阶层与族群问题的演进，对美国模式、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是一个紧迫又容易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质变、博弈后的中美关系重建

中美关系再平衡的重建，将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是中国成功顶住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及货币金融领域的进攻，没有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

二是由于俄罗斯、欧元区因为地缘优势可以“隔岸观火”，美国升级中美博弈受到极大制约，根本不敢同中国走向全面军事经济对抗之路；

三是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重蹈法国、德国的历史覆辙，导致美国无力推动中国周边大国直接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接近，中美关系将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即美国认识到继续升级博弈将极大损害而不是加强美国的世界地位。

这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稳定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对这样的前景，我们目前抱谨慎乐观的期待。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两周，俄罗斯不仅暴露了军事上的弱点，更显示出经济上的脆弱性。

俄罗斯非但经济规模与西方相差甚远，抗压性和稳定性也非常差。当西方抛出一系列经济制裁措施后，上周卢布汇率下跌70%，为了防止股市也出现大跌，莫斯科交易所干脆连续宣布休市。现在各方除了关心战场上俄军的进展外，也都关注俄罗斯经济是否会崩溃的问题。

然而，30年前俄罗斯经济是另一番景象。1980年代初期，苏联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是中国的10倍以上，以俄罗斯占苏联经济总量的七成来算，那时候俄罗斯经济总产值也应该是中国7倍左右。

即便经过苏联晚期的经济滑坡，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1年新独立的俄罗斯GDP仍然是中国的近1.4倍（5179亿美元VS.3795亿美元)。

在80年代我国改革初期，诸多高层领导人提出了到21世纪中期赶超苏联的目标。当时的人们看来，苏联似乎是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峰。

但仅仅30多年后，我国GDP已经是俄罗斯的10倍，2021年两国GDP总额分别为18.03万亿美元、1.77万亿美元，俄罗斯的GDP比我国第二经济大省江苏还低近10%。

考虑到俄乌冲突带来的冲击及卢布贬值等问题，今年俄罗斯GDP还将继续萎缩，有可能被更多中国省份超越。虽说不能全以GDP论英雄，但是产值出现如此大的差距，至少说明了很多问题。

（1990年以来，中俄两国占全球比重的变化，俄罗斯从4%下降到不足2%；中国从2%上升到14%，来源：世界银行）

当下距离苏联解体刚刚过30年，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30周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同时，苏联解体也触发了邓小平的改革紧迫感，不到一个月后，他就发表了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南方谈话”。

所以，中俄虽然在此后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经济改革的时间是同步的、方向是一致的，从经济史角度，1992年都是中俄“市场经济元年”。

然而，为什么中俄经济改革成果迥异，当年的老大哥被小兄弟超越？为什么如今俄罗斯除了能源出口之外，在全球经济中已经没有多少存在感？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还要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转型之路谈起。

（中俄经济市场化改革，都是发端于80年代，正式起步于1992年）

失败的转型

或许有人要说，俄罗斯经济衰落是源于它在转型中采取了“休克疗法”，被西方忽悠瘸了。

“休克疗法”后俄罗斯经济的确缩水很严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也是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市场化普遍采取的路径（中国曾经在90年代也发生过大规模国企改革带来的经济困境）。

但是这种改革阵痛是暂时的，绝大多数前苏东国家在2000年前后都逐渐走上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通道，唯独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发展之路一直很坎坷。

或许还有人说，俄罗斯衰落是由于西方的制裁。但如果看90年代之初的国际形势，中国面临的国际制裁远甚于俄罗斯，当时西方对政治上改旗易帜的俄罗斯接纳程度是高于中国的。

所以，俄罗斯的转型失败仍需要从内因上去寻找。

如果比较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路径，我们发现俄罗斯转型的失败，还是根源于它在经济改革中，过度迷信权威主义，未能真正激发社会活力，并没有走一条通过建立宏观调控机制，发展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鼓励科技创新，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子。

导致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全面“去工业化”，退化为依赖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国家，经济稳定性及国际竞争力严重下滑。

具体而言，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几个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第一，寄生于权力的寡头垄断了多数经济资源，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发育程度很低，没有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

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寄生于权力的资源性寡头，这些寡头看上去也在经营企业，以企业家的面目出现，但其实与现代企业和资本毫无关系，主要依赖石油等自然资源或特权经营，其实质是权力的延伸，更不能与三星、索尼这样日韩科技创新企业相提并论。

普京上台后虽然大力打击寡头，但是寡头们仍然控制经济命脉。根据《福布斯》杂志2021年的数据，俄罗斯最大的117个寡头，控制了全国超过36%的财富（超过5380亿美元）。

而另一方面，那些真正根植于市场的民营企业发展很不充分，在福布斯2021年俄罗斯最大的200家私营企业榜单中，多数是资源及重工企业，商贸、科技企业仅有51家。

中小企业发展水平也非常低，至2020年，俄罗斯全国共有270万余家中小企业，创造了1650万个工作岗位，产值占GDP的21.9%，就业人数占比为23%。

同期，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中小企业GDP和就业岗位占比都在55%以上。作为改革对比参照物的中国，改革开放后诞生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数量也突破3000万家，创造了60%的GDP，以及80%的就业岗位，这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值得骄傲的基础性成果。

第二，经济“去工业化”，能源、初级材料加工业越来越成为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被边缘化。

解体前的苏联是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国家之一，比如，1980年前后，苏联年产2000多万台白色家电，是世界第四大家电生产国；年产汽车220万辆，是第五大汽车生产国；在最新科技方面也走在前沿，是全球第二大工业机器人生产国、第二大数控机床生产国、第三大电子计算机生产国。

但是俄罗斯经济转轨产生的企业结构，导致对资源产生越来越严重的路径依赖，制造业迅速萎靡，经济大踏步“去工业化”。

国民经济中，能源及原材料工业的比重，从1991年的47.5%上升到2018年67.5%；机器制造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比重从28.2%下降到11.6%，而中国及G7工业国比值都在50%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关联类型属于“有限初级产品参与型”，与阿根廷、蒙古、哈萨克斯坦和非洲部分国家属于同一梯队。

2018年，俄罗斯高科技产品出口值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5%（101亿美元VS.6708亿美元），况且其中多数属于军工产品，很少有民用产品。

第三，“轻重失调”的问题继续加剧，工业体系残缺不全，消费市场和商业服务低迷。

中国与苏联在计划经济时代，曾同样面临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轻工业不发达的问题，但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中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成为全世界轻工业制造最发达的国家。

俄罗斯在转型中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变得越发不合理，1991年俄罗斯轻工业约占18.5%，2018年进一步缩减到13.1%。

如果有过在俄罗斯旅行或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其日用商品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基本上是高端产品依赖欧美日，中低端产品依赖中国。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我们所使用的物品有很多是从越南、印尼等落后国家进口的，但是基本没有从俄罗斯进口的。

另一方面，俄罗斯第三产业中以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商业、物流、金融都不发达，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低。

以运输业为例，俄罗斯目前运输业发展水平基本停留在苏联解体前，并没有一个现代的物流行业。

从阿斯特拉罕到500余公里外的索契邮政包裹平均用时9天，从中国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跨境物流周期平均用时30天，相比之下，跨越太平洋的中美国际包裹平均用时3-5天。

俄罗斯轻工业及第三产业的颓势，从一个故事就可以看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时，组委会需要临时增加一批2米高的大号吉祥物Zabivaka小狼，却发现俄罗斯本土没有一家厂商可以完成。

最终还是通过阿里巴巴旗下的1688平台，及时匹配了中国制造商，迅速完成了生产玩偶需要的各种原料整合 ，最终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批吉祥物，解了俄罗斯主办方的燃眉之急。

这正是中俄经济设计、生产、组织、制造和物流能力的鲜明对比写照。

吉祥物制造涉及数百个工序，需要多个工业部门，运送距离达近万公里，但中国可以依托活跃的现代中小企业，高标准的商业数字化水平以及发达的制造工厂迅速完成任务，体现了新兴数字化生产的力量。

而俄罗斯不仅制造物流链残缺不全，组织运营水平还停留在传统工业时期。

经济转型失败带来的后果与风险

总之，俄罗斯在1992年以来的经济转型，并没有完成构建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使命。30年来，俄罗斯名义经济总量仅仅增长了2.4倍，而中国增加了37.3倍，中东欧国家平均也都增长了6倍以上，俄罗斯的转型可以说是一个反面教材。

并且这种失败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未来致命隐患，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参与国际竞争的活力，以及对抗外来风险的抗压能力。

第一，经济增长极不稳定，严重受制于国际能源市场及国际局势。

完整的工业体系、发达的中小企业、持续的创新动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稳定性的根本标志，我们看近30年来，经济增长表现最好的几个国家，基本都符合这个特征。

但是这几项中，俄罗斯每一项都是非常欠缺的，已经跌入“能源陷阱”，能源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1年的35%上升到目前的70%左右，导致俄罗斯的经济严重受制于国际能源价格以及国际局势，每次能源市场震荡或国外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都会导致经济大幅下跌。

1992年至2021年之间，俄罗斯有9年经济是负增长，6年经济增长率低于2%，经济好似过山车，一直在大起大落中。

可以说，俄罗斯是近30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稳定性最差，经济增长表现最差的经济体之一，与其优越的资源禀赋及良好的工业、人力资源基础严重不相匹配。

（1990年以来的俄罗斯GDP增长率曲线图。大起大落是俄罗斯经济的最重要特征，也是全球中大型经济体中，发展最不稳定的一个）

第二，科技创新力和经济竞争力急剧衰落。

一个国家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能够胜出的根本路径还是看是否具有科技创新能力，是否拥有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人们不把海湾石油输出国当成发达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只是人均GDP很高，但是没有发达的科技和有竞争力的企业。

而现代经济中的科技创新，越来越依托企业，过去政府资助的科研院所及大学主宰科研的情况，在发达经济体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拥有一批具有科技创新力的企业，是提高科技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

但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俄罗斯，依旧沿袭了官方包办科研的老路子。2019年俄罗斯全国R&D支出约450亿美元，其中政府投入比近70%，而企业不足17%；而同期，我国R&D经费支出超过3200亿美元，其中企业支出部分超过75%，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根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民企研发500强榜单”，仅阿里巴巴一家公司年科研经费支出就超过1000亿人民币，超过了俄罗斯所有企业研发费用总合。

这种情况导致俄罗斯的科技整体处于萎缩状态，1992年全国有153万科研人员，2015年下降到73万。现在俄罗斯科研人员中，年龄超过50岁的占46%，更意味着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创新前景。

笔者曾经访问过俄罗斯最大的科学城——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也曾经在70年代是规模超过硅谷的全球最大科学城），多数科研院所都是严重破败状态，科学城鼎盛时期工作人员约5万人，现在仅剩下3万左右。

俄罗斯全球科技竞争力也是急速衰落，以2021年的全球自然指数（Nature Index）为例，列入该指数82本全球顶级刊物论文发表量，俄罗斯为1482篇，位居全球第18，落后于新加坡、瑞典、西班牙、印度等国，相当于中国的7.1%，或德国的16.1%，曾经是全球基础自然科学中心之一的俄罗斯已经被严重边缘化。

由于缺乏充分的市场机制，俄罗斯的科技和人才力量，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使得俄罗斯基本没有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

2022年全球品牌500强榜单中，仅有两家是俄罗斯企业，并且入围的都是垄断性国企或能源寡头（联邦储蓄银行、卢克石油公司），而中国有84家，韩国有12家，印度有13家。

全球最有价值的25个品牌中，有中国品牌11个，其中包括华为、中国平安、TikTok、淘宝、天猫、微信。普华永道评选出来的全球最具有创新力的1000家中，俄罗斯企业也仅有两家，而中国企业有395家。

如果说俄罗斯在第二次及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走在前列的话，那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科技革命中已经被严重边缘化。

最近这些年，俄罗斯也意识到自己在逐渐落伍，政府开始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量子计算等方面采取赶超策略。但是由于缺乏创新的市场土壤，以及没有领头企业在其中穿针引线，效果仍旧很差。

以5G通信为例，虽然俄罗斯2017年以来投入7980亿卢布（按当时汇率约100亿美元）用于5G研发和推广，但其专利数量全球占比最高年份也不到1.8%，不及华为的八分之一。

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量子计算方面，俄罗斯一国的整体表现，还不及我国阿里巴巴集团一家，其区块链专利数量约为阿里巴巴的4%，人工智能累计专利数量约为阿里巴巴的70%，尤其是近几年阿里巴巴依托云计算实现“去IOE”化（IBM计算机、甲骨文Oracle数据库、EMC存储设备），打破了西方传统科技巨头的垄断地位。

（在阿里、华为等一批有创新力的企业带领下，中国在人工智能、5G等领域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总体来讲，虽然和西方国家还有差距，但中国在高科技竞争平台上已经逐渐步入第一梯队，开始在某些领域掌握话语权，而俄罗斯总体已退居第二梯队，并且是位居最后列——这种情况是30年前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

第三，俄罗斯与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具有浓厚不平等性和脆弱性，缺乏经济安全阀。

由于俄罗斯工业和科技创新的式微，导致出口产品以能源、矿产、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品为主。

虽然，某些产品国际市场占比很大（比如天然气出口量占全球五分之一以上），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可替代性。但俄罗斯进口的产品以工业制成品及高科技原件为主，是维持本国基本生活消费及工业再生产所必需的。

目前联合国制订的525个工业细分门类中，俄罗斯只拥有300余个，很多社会经济正常运转所依赖的产业都是空白，全国所消费的工业品及科技产品60%以上需要进口。

因此，西方国家可以忍受长期制裁俄罗斯的代价，可以通过调整进口源来弥补俄罗斯的供应缺口，而俄罗斯却难以忍受西方长期制裁。

俄罗斯产业的初级性，还导致其与外界缺乏双向投资行为，经济联系一直很脆弱。

俄罗斯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吸引大量跨国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仅在华投资的美企就累计达到7.25万家），其吸收的外资绝大多数是离岸资本进行的金融性投资；更没有像中国这样产生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到海外进行市场扩张或融资（截至去年共245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总市值1.88万亿美元）。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跨国企业及经贸合作，越来越成为国际冲突的减压阀，甚至是压舱石。虽然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波动，但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之广、之深，仍使美方部分极端的“脱钩”设想很难实现。

可以说中国与西方全方位的经济合作，使得外交政策上有很多“经济牌”可打。相反，俄罗斯与西方缺乏这种密不可分的、双向的、深度的经济联系，导致西方可以屡次轻易对俄罗斯进行切割性的制裁。

结语

中俄经济改革几乎是同步，都是始于1980年代，大规模开启于1992年；两国改革前的经济基础相同，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模式；两国的改革使命和目标也相同，都是建立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唯一不同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基础、人才、科技教育条件都远远好于中国，然而，如今昔日财大气粗的老大哥沦为穷邻居，俄罗斯的教训以及中国等经济体成功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

1.一定要坚持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是最不坏的一种经济制度；

2.一定要鼓励保护民营经济及中小企业发展，它们是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不竭动力；

3.一定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对外经济合作虽然有风险，但仍是化解国际危机的最有效缓冲阀，尤其是跨国企业越来越成为避免国际关系极端化的压舱石；

4.一定要追赶最前沿的技术革命，世界经济竞争根本是新兴经济的竞争，一定要创造条件，让我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反观俄罗斯式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发育不足的市场力量，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只能加剧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也增加了本国与外部经济脱钩、陷入国际冲突的风险。

30年来，中俄经济改革转型迥异的成果，印证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论断：不改革开放，不实行市场经济，不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就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