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糧
见证篇.52.在癫…
轻音乐在本文末，请点:
8 岁时我癫痫发作，且无法治愈。祷告陪我度过最黑暗的日子 ：家庭的隔阂、同学的不理解 ；我也看到我的骄傲和对别人肯定的渴望。我已停药，6 年未复发。每当想起生病时的无力感，我明白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能做好的，要谦卑依靠神。神藉此预备我去服侍其他病患。
我是一个 90 后男孩，生性胆小、懦弱。记得在国内时，家里养了一些鸡鸭在院子里。我走到它们面前都会害怕。夸张的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虎玩具，当时大概四岁吧，看到“老虎”上了发条跳起来，我就“哇哇”哭了。父母没有太多时间和我在一起。因为儿时没有感受到太多父母的关爱，我开始时心里比较失落。后来我逐渐接受了现实，只是心里总是缺乏安全感，面对生活常常没有自信。
该来的还是会来， 我的病发作了
我出生时被产钳夹了一下，造成头部受伤。医生提醒过家人，以后可能我会有癫痫。8 岁那年，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右脸开始抽搐，手里的碗筷也掉在地上，眼睛往上翻、流口水。家里人吓坏了。后来去医院检查，确诊是局部性癫痫。我当时还小，听了也没什么概念。后来病慢慢严重了，心里很是难过，不知道怎么样好。医生说癫痫只能控制，没有治好的办法，我小小的心灵如被重锤猛击一般，欲哭无泪，但也只能默默接受。
父母因为生计原因，选择出国移民。我还记得父母为了是否出国，吵架、冷战、矛盾重重。最后他们还是去了新加坡。小学四年级结束的时候，家里人说带我去新加坡和父母团聚。我心里既兴奋又陌生，兴奋的是可以再次见到父母，陌生的则是不知道和父母说什么。毕竟儿时没有培养什么感情，总是有一种生分。尽管如此，我还是带着期待出发了。
刚到国外，我和父母开始慢慢培养感情。父母刚出国时非常辛苦，爸爸告诉我，妈妈刚出去时有时一天做两份工。
各种工作她都尝试过。在我妈出国之前，我爸为了还清债务，吃得也很节省，很长一段时间两包方便面是他的标准主食。我对父母做出的牺牲非常感激，也想要好好建立关系。
但万事开头难，和父母的相处并不容易。之前相处时间短，父母对我不太了解，反之亦然。刚去新加坡的时候，父母一心希望我学习能够尽快跟上，在教育方式上忽略了我的内心感受。一味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让我很不适应。相比牙牙学语时，十几岁的我应该说依然是内向、胆小的，需要鼓励。而父母因为工作忙碌和对我的不了解，没法做这些。
与此同时，我的癫痫病也因为学习的压力、心里的抑郁，每隔三、五天便会发作一次。每次发病完，整个人就很累，心情也不好。有时我想怎么办呢，我看不到希望。父母不能理解我，自己身体又不好，容易累，加上压力一大就会癫痫发作，这些每天都限制着我的生活。
父母的隔阂、每天的病痛、同学的误解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有一段时间，外婆从国内来到新加坡照顾我。她在国内信主有些年头，来了新加坡的第一个周日，她就说要找一间教会做礼拜。后来她带我参加了一个教会的家庭聚会，从那时开始我认识了一群相信耶稣的人。参加教会的活动给我平淡、郁闷的生活增添了一丝色彩，心情也好了一些。就这样借着神的恩典，我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信仰。
有一天下午，我午休之后本来是要学习英文，不过当时随手拿起了书架上的一本书，是关于科学与信仰的。我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虽然书中的道理十三岁的我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心中的感动告诉我这个世界是有神的，而既然有神就要信。随即的那个周日，我一个人来到外婆当时在新加坡去的教会，找到了牧师，告诉他我要信耶稣、要洗礼、要成为基督徒。
受洗后，我每个主日都会参加崇拜，不过当时还没有团契生活，自己对圣经经文也没有很深的理解。但是奇妙的是，我会坚持常常祷告来过每天的生活。中学生活课业压力比较重，在家里和学校，自己每天都有心理压力 ：在家里面对着父母对自己的不了解，在学校面对同学对自己疾病所表现出的不理解。
同时，癫痫给我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不能够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特别是面对老师快语速的讲课，记录时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体质的问题，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头痛、身体疼痛等等生理上的不适。中学虽有几个比较聊得来的朋友，他们也比较体谅我的情况，经常安慰我。不过我的内心还是常常很挣扎，不知道应该有个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困境。
祷告陪伴我度过了最黑暗的日子。在每天的祷告中，我慢慢学习敞开自己，跟上帝诉说我心里的感受，祈求祂给我爱、力量、智慧、信心，面对学习的困难和与父母的相处。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象自己如一个幼小的孩童，什么都不明白，只愿上帝牵我的手，一步一步往前走。渐渐的，我适应了生活中的困难，接受父母的状态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如何，相信主的陪伴可以让我坚持，我要积极地面对。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七、八年。
现在想来没有一个人能理解自己时，祷告成了支持我走下去的唯一力量。正如《每天的祷告》那首歌里面的歌词一样 ：“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在这个漫长的煎熬中，我学习单纯地依靠上帝，相信无论是我和父母的相处、每天的病痛、学校里同学的不理解有多么艰难，上帝知道我心里的感受。祂知道我的需要，会给我力量走下去。
我慢慢学习感恩每一天的生活，不断反省内心的罪，看到自己的骄傲和对别人肯定的渴望。我的疾病恰恰是一根刺，提醒我要谦卑、顺服、对付老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在我生病的漫长过程里，我的父母也有了改变。父亲说，以前的他教育方法错了，他太凶了，不应该那样打骂我。他调侃道：以前是法西斯式的教育（可想而知他的粗暴程度），现在要改了。母亲也和父亲一样渐渐学会体谅我，在生活上也比以前更照顾我。在我洗礼后，他们两人也先后信主。
我愿意走进病人的内心世界
时间一晃过去，到了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因为癫痫长期没有发作，我可以告别药物了。我们一家人都为着这个好消息感到万分高兴。从告别治疗到现在已经有 6 年多，癫痫再也没有复发过。
现在想来，上帝所安排的都有祂的心意，当时可能看不到，或者说超过了人当时的理解。生病的过程虽然漫长，带来很多困难，但我们一家人都认为这是上帝给我们家的礼物，是一个隐藏的祝福。上帝的爱这些年让我不断修复自己儿时的情感伤痛，疾病带来的心理阴影也不断被治愈。我成了不折不扣的治愈系。
借着祂的爱，我变得渐渐自信起来，因为阿爸天父每天与我同在。借着祂的爱，当别人因为身体残疾、疾病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够做好一些在平常人看似极其简单的事情时，我愿意去了解背后可能的原因，体谅别人的难处，而不是去指责、埋怨，为什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对方都不能做好。
同时我也告诉自己，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就可以做好的。每当想起当年生病时那种倾尽全力之后事情没有好转的无力感，就提醒自己要谦卑，万事需要依靠上帝。
不仅如此，癫痫病的经历预备了我的心志去服侍有特殊需要人群。当我面对有特别困难的老人、小孩、精神疾患时，那种自然而然想帮助他们的意愿非常强烈。这促使我开始工作后一直在社会服务行业，关怀精神疾病人群。大部分我接触的人群都患有精神分裂、智力障碍、自闭、抑郁等精神疾病。
我的工作内容是通过一些安排适合病患的娱乐活动，陪伴、聆听他们的需要，以此改善他们每天的精神状态，降低病症复发的可能性 ；同时也通过教导、训练来改善病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帮助一些病症较轻、恢复状态好的病人尽快融入社会。
进入这行以后，我越发感恩我曾经的生病经历。每个人都可能有别人不容易理解的难处，凡事要多多体谅别人。这样的生活态度帮助我愿意花时间了解病人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内心的结，进而知道怎样去帮助他们。记得有一个精神分裂病人，他对新的环境适应能力较差，到了新的环境之后容易紧张。在大部分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后来我和他聊天的过程中了解到，幼年父母对他冷漠所造成的伤害，被朋友欺骗的经历也让他心灵变得异常脆弱和敏感。
我判断这也是为什么他每次接触新环境、在新人面前会非常紧张的原因。因此我就花更多时间帮助他学会放松自己，有规律地安排他自己的生活。平时我会多多花些时候问候他，让他重新了解生活中是有人真心关心他的。他的复发频率果然减少了。
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让我不断学习要放低自己，在工作中学习耶稣的样式，不断谦卑、改变自己，为着别人的益处，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癫痫病虽然让我在过去度过了生活的太多艰难，不过我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祂，也“看见”了祂奇妙的作为。以后我也愿意体会更多，求祂继续带领我不断成长。
教养子女的方式(3…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箴26: 4】
不要使用你不能或者不愿意实施的惩罚来威胁你的孩子。圣经上说，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言行不一，就是假冒伪善。比如，你们在度假时，你对孩子说：“你再不听话，我们就回家吧。”你不会真的那么做；如果你会，就是在惩罚全家人。
有效的惩罚必须实施，必须要立刻执行 “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传 8:11】立刻执行的惩罚所带来的疼，非常有助于年幼的孩子将过错与痛苦的后果联系起来。
立刻执行的惩罚明确树立了神所赋予你的权柄。让小孩子清楚父母的权柄可以避免日后的许多问题。出于这个原因，孩子越小，被打屁股的次数越多。当实施惩罚时，不要因为口舌之争或互相推诿而偏离主题。当我们容忍孩子的愚味，而不立刻施以惩罚，会使我们的智慧和权柄削弱。
基于孩子的年龄和成熟度，当孩子的理解力不断增强，必须要留存减轻惩罚的空间。孩子惭惭成长，家长学会聆听孩子的想法。这不但证明你关注他的想法，而且他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之后，更容易谦卑受教。更重要的是，这给了父母机会聆听孩子的心声，让孩子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显露出内心的问题，也为解决问题打开了门。
父母在决定惩罚之前，可以给孩子一些自我反省和认罪的时间。给较大的孩子一个机会来讨论事情所涉及的原则。由于孩子对自己的失败虚心认错，父母可选择减轻或者取消惩罚，以彰显神的怜悯。
不要借口要用“有创意”的方式纠正孩子，而不惩罚。你应该因为孩子各种悖逆的行为而惩罚，包括顶嘴、不尊重、撒谎、不道德的行为，以及其他必须改变的严重罪恶行为。谎言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其他罪。要迅速并严肃地对待撒谎的问题，绝对不能姑息。
当孩子的“过错”更多在于懒散的习惯而不是悖逆，其他惩罚方式比打屁股能更有效地纠正和警戒孩子。当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时间与所犯的过错相当，剥夺一些权利是有用的。但是，漫长的纠正方式可能会产生相反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的惩罚对孩子不再有影响。要和孩子一起在神面前祷告 !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学习体会 : 努力分辨悖逆与坏习惯或者懒散的习惯的区别。最强的惩罚应该留着对付叛逆。惩罚 • 必须基于过错的本质。蒙主恩典！阿们！
教养子女的方式(3…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6: 8】
我们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撒种』，也都会有『收成』；问题是撒的是甚么，收的也是甚么。属灵的生活有一定的规律，顺从肉体而行事为人，所收取的是败坏与死亡；顺从圣灵而行事为人，所收取的是生命与平安。
无愧的良心、父母的称赞和特权，都是孩子因为顺服而得到的奖励。然而，有时父母想要更具体地奖励孩子。比如，孩子完成一项挑战（家庭作业等）而给予一个特别的奖励；或者孩子额外的努力而给予一个奖励；孩子在艰难的争战中得胜而给予一个奖励。
正常的上床时间（被要求提前上床睡觉），特别的零食或点心，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或者娱乐消遣。特权的剥夺要因人而异，因为孩子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当惩罚让孩子付出代价的时候，是最有效的。
记住，神是生活中所有特权的来源。我们要教导孩子为一切感谢神。如此，失去某种特权就可以帮助孩子理解播种与收获的道理。一个对生活的任何特权都怀着朴素的感恩之情的孩子，是容易明白这些道理的，而不知感恩的孩子却难以从中得到教训。
为了更有果效，惩罚必须要实施 不可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祂所说的，祂必定成就。孩子必须明白，神希望他们顺服父母。不顺服必定要承受惩罚。
当父母给孩子指令时，要求孩子立即服从。如果孩子总是要等父母数两遍、提高音量或数到 3 才能服从的话，这就形成贯性拖延。只说一遍，需要很强的原则性。设立“只说一遍就听”的规则真的不比“数到 3”困难多少，但能节约时间，省却麻烦。
延迟的顺服、部分的顺服和外表顺服而内心不服，其实都是不顺服。神要求的是完全的、毫无怨言的顺服。
给孩子讲解规则很重要，而且要经常讲解。多数规则设立的理由是，孩子没有智慧在无规则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我们给孩子讲解规则设立的原因，孩子就会渐渐有智慧和鉴察力，为他以后离开家或不再生活在规则之下做准备。同时，不论父母每次是否给出理由，孩子都要服从父母的指示。如果孩子要求父母给出理由，你首先要做的是，帮助他建立服从的意愿和其中的道理。
孩子可能会问起你制定的某个规则的理由。虽然你应当对所制定的每一条规则都有充足的理由，但孩子的反应必须先是服从。
在不了解孩子的内心是否顺服时，先不要急于给他们解释理由。家长明白孩子愿意服从时，就可面对面解释。没有明确的反应，就没有解释的空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学习体会 : 教导因果原则的管教包括这两个基本的要素：奖励和惩罚。讲道理是为了教导孩子，明智的教导换来顺服的果效。蒙主恩典！阿们！
c1.曹德旺
不想当“玻璃大王”的曹德旺，真的被人取代了。
取代曹德旺的男人，是“信义系”掌门人李贤义。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他手中握有信义玻璃、信义光能、信义能源与信义储能这四家上市公司，是一枚低调的闽南大佬。
▲李贤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1年，李贤义的信义玻璃业绩“爆表”，营收和净利润都遥遥领先于曹德旺的福耀玻璃。这也是信义玻璃自2005年上市以来，经营业绩首次超越福耀玻璃。
同时，据2022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曹德旺以245亿元的身价排名第900位，李贤义则以510亿元位列第356位，是曹德旺身价的2倍。
这个低调又神秘的新晋“玻璃大王”，究竟什么来头？
1./ 辍学开拖拉机起家 /
与曹德旺一样，“信义系”掌门人李贤义，也是闽商中的代表人物。但与曹德旺出身富贾之家不同，李贤义的起点则低得多。
1952年，李贤义出生在福建泉州石狮的一个农民家庭。李贤义15岁的时候，因生活所迫辍学打工。他起初在泉州开拖拉机，后来与亲朋好友组建了车队，专门给人拉货。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地区经济发展如日中天，李贤义也想去香港闯荡一番。
1982年，李贤义与几个伙伴来到香港，创办了一家小型汽配维修店，开始做汽车零配件的生意，生意越做越红火，这家汽配店也逐渐变成汽车综合服务公司。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深圳吹起，在深圳创业有很多政策红利，李贤义决定来到这里搏一把。于是，李贤义来到深圳继续做汽车配件、汽车修理，他很快发现，深圳一家汽车玻璃厂都没有，自己只能向中国台湾和日本购买玻璃。
那时候，思路活泛的李贤义转念一想，为什么不做自己的汽车玻璃厂呢？我们自己生产汽车玻璃，就能一改过去必须从日本、台湾等地进口的境况。
于是，1985年，李贤义决定在深圳龙岗投资设厂，筹建港资企业“信义玻璃”，随后开始筹备厂房、买机器。1988年，李贤义东拼西凑，终于搞定了开厂的钱，信义玻璃成立后迅速投产。
▲信义玻璃第一条超白玻璃生产线点火投产 图片来源：网络
一开始，李贤义的厂房只有几十名员工，办公和吃住都在高温酷热的厂房里，条件非常艰苦。李贤义买的是台湾地区的机器，对方会派技术人员来指导，所有人从零开始跟着学。
同时，李贤义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销售很困难。后来，李贤义灵机一动，决定打广告试试。于是他在马路边上，做了两三百个广告牌，吸引客流。
当时，信义玻璃是深圳第一家汽车玻璃厂，许多经销商看到广告后，纷纷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上世纪90年代的信义玻璃厂房 图片来源：网络
为了造出好玻璃，李贤义不惜砸钱买先进设备、烧钱进口生产技术，还送员工去国外进修，回来以后自己研究。
比如落地玻璃，普通的玻璃在太阳直射的时候，热度就会透进来，李贤义研发的玻璃就能大幅减少热量传递，实现降噪、隔热、防紫外线的功能。
经过一番折腾，李贤义的深圳工厂做得不错，他后来又在广东东莞、虎门、江门，安徽芜湖以及天津等地建起了新基地，信义玻璃逐渐走向正轨。
上世纪90年代，李贤义又在深圳成立了信义地产，在深圳横岗、布吉、坂田等地逐步开发地产项目。自此，李贤义开始一手玻璃、一手地产的多元化经营之路。
2./ 被眼红的美国玻璃厂告了 /
李贤义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内地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后，他又跑到香港打广告，开拓海外市场，捷足先登与国外的维修配件公司做起了生意。因为物优价廉，信义玻璃逐渐与许多国际著名汽车厂商达成了合作。
2001 年，信义生产的汽车玻璃便实现 70% 以上的出口，业务遍及北美、大洋洲、欧洲和中东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时候，李贤义已经成功为美国福特汽车提供配套服务，成为其全球供货商之一。
不料没多久，信义玻璃就被盯上了，李贤义遇到了大麻烦。当时，因为李贤义的玻璃在美国售价便宜，销量很大，几个眼红的美国玻璃厂，就跑去告李贤义倾销。
2001年2月，美国有关方面以中国企业倾销为由，决定对中国出口汽车挡风玻璃加征3%~124%的关税，包括信义玻璃在内的14家中国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牵涉其中。
一开始，李贤义很着急，因为美国市场太重要了，信义玻璃20%业务来自美国市场。但没多久，李贤义就冷静下来，请了很多律师，决定“死磕”到底。“不应诉，等于主动放弃！”李贤义决定正面“迎敌”。
当时，美方派了几十个人到信义玻璃查账，那伙人在李贤义的厂里住了一个星期，每天算账查账，查得极其细致，从信义玻璃建厂到2001年，每一年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核。
李贤义身正不怕影子斜，信义玻璃运营规范，账目也非常清楚，没有偷税漏税。最后，查账的美方代表不仅找不出差错，还高度评价李贤义的管理运作，认为信义玻璃的产品质量、账目制度符合国际标准。
最终，这场反倾销战以李贤义的胜利告终。这件事结束后，李贤义原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没多久，加拿大的企业又来搞事情。这一次，李贤义有了过去的经验，更没再怕的了。
当时，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没多久，包括信义玻璃在内的14家中国挡风玻璃企业，又接到了加拿大反倾销的立案调查通知。对此，信义玻璃迅速成立应诉小组、组建专业团队全面应诉。
经过繁复的审查，2002年8月，信义终于等到了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终审裁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玻璃对加拿大国内玻璃工业没有造成损害，也没有形成威胁。”
这一次，李贤义又取得了中国入世后第一宗“反倾销案”的胜利。李贤义表示：“重信义，按市场规律和 WTO 规则办事，就是我们在市场竞争中最有力的武器！”
这两次的反倾销案，也得以让李贤义在国际上成名，李贤义也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海外大单。当时，信义玻璃的价格是国外本土玻璃价格的8.5折。信义玻璃因为物美价廉，受到许多外国厂商的追捧。
2003年，信义玻璃海外销售额，相比1999年增长了5倍之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出口商。
此后几十年来，李贤义的信义玻璃市场主要在国外，70%的产能都送往了世界各地，销售网络遍布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斩获了全球第三大“玻璃王国”的名头。
相比之下，曹德旺的福耀玻璃主要深耕国内市场，连续多年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
3./ 坐拥4家上市公司，身价远超曹德旺 /
多年来，李贤义通过收购和自建，使信义玻璃的产品也从单一的汽车玻璃延伸到建筑、浮法、光伏等各个领域。
与此同时，李贤义也不断切入新的热门业务，并通过连续分拆上市，展示了卓越的“财技”，逐渐建立起庞大的“玻璃王国”。
早在2005年，信义玻璃就成功在港交所上市，成为李贤义手中第一家上市公司。
两年后，信义玻璃以2.34亿元全资收购了南玻玻璃。彼时， 南玻玻璃是中国夹层汽车玻璃的三大出口商之一。这是汽车玻璃行业少有的大型收购事件，通过这次收购，李贤义的版图得以扩张，他在资本运作方面也崭露头角。
彼时，李贤义认为，这项收购完成后，信义玻璃能扩大汽车玻璃的生产规模，同时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能让信义玻璃加快汽车玻璃业务的增长速度。
2006年，李贤义看到光伏玻璃的前景后，决定入局光伏领域。2008年，“信义光能”作为独立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产品即光伏玻璃组件。同时，信义的东莞基地首条超白光伏原片玻璃生产线得以量产，象征着信义玻璃正式踏入光伏玻璃领域。
2012年，李贤义的信义光能在拿到国家支持的金太阳项目后，迅速进入了光伏电站领域，原有光伏玻璃组件厂也顺势成为了其电站业务的主要供应商，以此形成了闭环和协同效应。
次年，李贤义迎来第二家上市公司，信义光能正式从信义玻璃拆分上市。信义光能主要生产太阳能光伏玻璃，为太阳能应用系统提供配套产品，属于光伏产业链的上游。
3年后，信义玻璃又分拆出信义香港上市，李贤义借此斩获第三家上市公司。信义香港主要在香港提供汽车玻璃维修及更换服务，以及锂电池的开发和销售业务。
2017年，李贤义看到新商机后，又推动信义香港进军锂电池行业，拓展叉车贸易，引入风电业务，被认为是“时髦的选择”。2021年，信义香港更名为“信义储电”，这一年，信义储电业绩迎来大爆发，归母净利润4.63亿港元，同比大增2225.76%。
时机成熟后，2019年5月，信义能源也登陆港交所，它由李贤义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信义光能分拆而来。上市之时，信义能源也成为香港首只股息型绿色能源公用股，拥有多个大型太阳能发电站项目，主要位于安徽省、天津市、河南省、湖北省及褔建省等地。
如今，李贤义手中握有的信义玻璃、信义光能、信义能源与信义储能这四家上市公司，资产版图涉及玻璃行业、房地产等领域，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东南地区。颇为引人注意的是，李贤义还是深圳同心俱乐部常务副主席。
作为李贤义最看重的资产，信义玻璃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建立了大型国内生产基地，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建立了海外生产基地。
2021年，李贤义的信义玻璃营收达到304亿港元（约合246亿人民币），净利润达到115亿港元（约合93亿人民币）。
同期，曹德旺的福耀玻璃营收236亿元，同比增长18%；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汽车玻璃贡献了福耀玻璃约九成的营收。
不难发现，信义玻璃的营收比福耀玻璃多10亿元左右，净利润更是福耀玻璃的3倍。而信义玻璃约六成收入来自于浮法玻璃。信义玻璃透露，公司业绩在去年大幅提升，主要是由于浮法玻璃等产品销量增长及售价提升。
2022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李贤义以510亿元、2倍于曹德旺的身价，位列第356位。
多年来，因为福耀玻璃都是国内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曹德旺也被称为“玻璃大王”。
有一次，曹德旺在接受凤凰卫视节目专访时，曾说不喜欢别人叫他“玻璃大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你现在叫我‘大王’了，以后叫什么？‘大帝’？”
彼时，曹德旺虽然是谦虚的说法，但想必也有一直雄霸玻璃领域的野心。
只不过，除了做好企业外，曹德旺这两年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似乎更加上心。
一直以来，曹德旺被称为“中国首善”。今年3月，2021中国捐赠百杰榜单出炉，曹德旺捐款金额为101亿元，位居榜单第二名，这些捐款金额主要用于福耀科技大学的建设。
曹德旺做企业坚持为中国制造代言，没有染指其他赚快钱的行业。李贤义凭借诚信合规的经营，独到的眼光，使得“信义系”得以在行业“大洗牌”中发展壮大。
超越和被超越，对于坚持做实业的他们而言，内心应该都很淡然。
3月22日，福耀玻璃董秘李小溪回应公司业绩被信义玻璃超越时称，目前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汽车玻璃，市场份额仍是全球第一。祝贺信义玻璃在其所处领域取得的成绩。
c6.未来30年投…
对于今后30年来讲，我认为现在是个很关键的时刻，尤其是在各位的人生当中。而且现在是一整个概念的转变，我们要包容这个概念的转变。我想先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这是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左边那张是1900年的，你看到一辆汽车，和九十九匹马车。而右边的，同样的地方，13年后，你看到的是九十九辆车，和一匹马车。
发现了吗，仅仅过了13年，街道上，车辆取代了马匹。这就是一个概念的转变，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时期，就是一个伟大的概念转变时期。这种伟大的概念转变，不是每年都发生的。而是一百年，少有的百年才会发生的转变。
那再看我们现在，2000年纽约的第五大道上还是一番车水马龙的情景。但到了2035年会发生什么？
2035年，自动驾驶汽车会取代过去的汽车，占领我们的街道。人工智能（AI），会取代人力，就像当初汽车取代马车一样。这就是一个，百年才会发生的转变。
好，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史：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一个过程，伟大的改变也是一个过程。但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呢？因为他们：
因为这些企业家，他们带领了工业革命，因为企业家的精神造就了工业革命。所以改变世界只需要几个人，他们都是英雄，当时的英雄。
亨利福特的量产汽车工厂，将大量汽车带入我们生活。但汽车要大量使用，需要大量石油，于是洛克菲勒的企业供应了石油。
这两个人的结合，才会有汽车产业的雏形。
爱迪生的电力企业，让电走入千家万户，这世界没有电，还能运转吗？所以一个人的热情，足以改变世界。
J.P摩根，这人就更重要了，他为所有的企业提供大量的投资和贷款。正因为有了他的资金支持，大量推动革命的企业，才得以继续发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1960年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
第一名，汽车
第二名，石油
第三名，汽车
第四名，电力能源
第五名，钢铝
接下来的也都是石油公司。
换句话说，1960年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基本上是两类：汽车和能源。在那个年代，投资这两类公司，你就投资了未来。
当年，美国64%的人是农民，在日本，90%的人是农民。而现在，美国的农民是2%。所以工作的定义也随着工业革命为之改变了。
当年很多人对于工作的定义，就是好好种地当农民。而现在98%的人，对于工作的定义，是工业和服务业，农业已经被改变掉了。
改变是持续进行的。而人类继工业革命后的下一步革命。毫无疑问的，是信息革命。再来看下一张图：
这是全球网络的流量，横坐标是年份。红色的线代表流量。从最早的1995年到2018年，网络的流量，增加了100万倍。我们再来看另一条蓝色的线。蓝色的线，表现的是23年来全球互联网公司的市场价值（市值）。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线和红色线，高度重合。网络的流量和网络公司的市值，完全成正比的等同暴增。这足以证明，过去这二三十年来，互联网是最大的投资趋势和发展方向。
各位，做投资必须要宏观看待问题。赚钱不难，赚钱真的不难，只要你有宏观概念。我告诉大家，我投资的公司，每年的净利润，是44%，而且还在不断成长。我更看重宏观，我只是个简单的人物，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这就是我简单的想法，投资宏观。
而今天，2019年市值十大的公司：微软、亚马逊、苹果、谷歌、脸书、阿里巴巴、腾讯，全都是网络公司。全世界市值十大的公司里，有七家是网络公司。
30年前，投资网络就行了，哪有那么复杂，你太复杂的话，反而赚不到钱。做事情简单化，去了解那个追根究底的原理。所以各位，不要太复杂。那下一个蓝海在哪里？未来30年，或者说30年后，世界排名前十大的公司都有哪些？各位不用想的太复杂。30年后，世界市值排名前十大的公司里，一定有大量的AI公司。
就像今天，排名十大的公司里，有7家是网络公司一样。未来，是AI的未来，是人工智能的未来。亚马逊、谷歌、阿里巴巴、腾讯，这些正在不断朝AI发展的网络公司，30年后还会不会有他们的身影？
人工智能（AI）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之一。AI革命，将比过去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全都要来的更大更广泛。
各位，处理器的运算能力，记忆体的储存能力，互联网的传输能力，在这30年来，都成长了100万倍。30年来，成长的幅度是这样，那再过30年呢？
再过30年，再成长一百万倍。也就是说再过30年，AI将比现在再聪明一百万倍。
但我们人类30年后，会比现在聪明100万倍吗？显然不可能嘛。但是30年后的人工智能，就会比现在的人工智能，聪明100万倍。你别不信，电脑会超过人脑，AI智慧会超过人类的智慧。
上面这张图，人类正常的智商（IQ），都在100左右，罕见的天才爱因斯坦190，达芬奇205。那么请问，未来AI的智商，会是多少呢？
30年后，AI的智商将会是10000。你们有谁听过哪个人的智商是10000的？人不可能，但是“人工智能”可能。一万智商的AI，再天才的人都没法比。
当然人类与AI最大的差别不在智商，而在情感与创造。情感与创造是智商再高的AI都无法做到的。但未来在很多方面，AI都将比你，比我，都做得更好，或者说好得多。
这是必然发生的，而且AI最强的能力，其实是预测。将AI用在预测领域，前景非常好。很多AI预测的领域，都比人类好，尤其是精准预测。AI就是未来的精准预测水晶球。
接着我们再来看机器人的成长：
这些机器人不止是数量会成长，他们里面的AI也会随之大幅成长。而机器人并不一定就长得像个“机器人”，有时候一个盒子，一个智能音箱，也能发展一个“机器人”，来为人类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未来你去麦当劳，都将是机器人点餐，麦当劳里不会有人。而且这些机器人都是高度智慧的，他们会对你进行，进行我上面说的，精准预测。当你走进这家店时，他就知道你的“大数据”，他就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是要咖啡还是热巧克力？或者你刚打完篮球，走进麦当劳，AI会直接给你冰冻饮料。
当然还有另一种更棒的情况是，当你坐进无人驾驶车里时，只要说一声去麦当劳。随后AI会帮你处理好一切，当你的车停在麦当劳窗口时，你的东西就已经送到了。
AI，并不是单个的个体，他是一个结合大数据的万物互联的整体系统。所以我可以很大胆的告诉大家：2040年之后，机器人的数量，将超过人类的人口数量。
如果有更多聪明的机器人，来帮助你们生产产品，就不必做工厂那些工人工作。只要做设计就好了，生产工作交给机器人来做。如果你们机器人使用效率够高，参与设计的人数够多，就能够在一定的领域取得领先优势。需要AI来帮助你们，需要超级智慧来帮助你们。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趋势。
接下来另一个趋势，物联网（IOT，Internet of Things）。
未来世界，一切的东西都是IOT，都是彼此相互连通，相互关联的。这样让处理的效率更高，更快速。但要达成这样的高效率生活，需要多少晶片来帮助你？需要多聪明的AI来帮助你？
未来不止是你和物品的沟通，物品和物品间也会相互沟通。是的，物品间的相互沟通也会在物联网的时代成为很普遍的事。物联网的市场，到了2035年，规模将比现在大1亿倍，那么你说，什么是未来？
未来在这里：
竖轴代表价值，横轴代表时间，底部的黄色，代表农业，其价值与时间的比例一目了然；灰色代表工业，紫色代表互联网，也就是我们正处的时代；而未来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属于蓝色的，是属于AI的。
各位，如果你是投资人的话，无论你手上是有十万、一百万，还是一亿、十亿，你要投资什么呢？你要投资未来。很简单的概念，一点也不复杂。
如果你投资一家公司，两家公司，你可能投资对了，也可能投资错了。但你投资的是趋势的话，你一定会赢的。投资趋势，比投资公司更重要。你或许会觉得我孙正义比其他人厉害，但并不是，我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投资趋势。
所以我的软银公司，现在在干什么呢？主要做三件事：
1、主攻人工智能（AI）
2、投资独角兽公司
3、创造协同价值
当年我创建了软银，来投资马云的阿里巴巴，投资了雅虎，我是有获利，但我也犯了很多错。
我没有投资亚马逊，这是我的错啊，我一个很大的错。我曾经和杰夫贝佐斯，一对一，面对面的谈过。我出价一亿美元收购亚马逊30%的股份，但杰夫坚持1.3亿。就因为这3000万美元，我们没谈拢，我错过了亚马逊。今天亚马逊的市值是8700亿美元，30%的股份就是2600亿。我因为3000万美元，而错过了2600亿美元。我没有投资他，我犯了一个大错。但投资趋势，永远不会错。
所以我准备了1000亿美元，作为一个愿景基金，一个未来基金，去投资趋势，投资未来。
目前软银已投资的企业，其中也不乏中国企业：作业帮、瓜子、字节跳动、滴滴等。软银希望带给世界的，是AI的革命。而他们，就是引领AI革命的伟大企业家，他们正在改变世界。就如同上个世纪改变世界的企业家们一样，新的变化即将到来。
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安全高效，车祸大幅降低：
未来的世界，AI帮助我们解决疾病问题：
AI机器人参与的救援与救护行动，AI同样也可以做到陪伴与照护老人：
AI所提供的安全食物，让食物生产变得更安全，更可追溯：
AI所带给我们与众不同的快乐，智能算法将会知道你更喜欢哪种快乐：
AI不是要和人类竞争，AI是要帮助人类让生活变得更好更安全，这个就是未来的世界。软银，也致力于打造这样一个世界。
c6.商界地震！
今年开始的这波裁员波及所有互联网大厂，连腾讯阿里据传也要裁员，裁员比例据传10~30%不等，最狠的有赞据传裁了50%。
如今你上网搜一下裁员这个词，弹出来的全是互联网大厂。
这些图冲击力过强，短短时间刷屏网络，甚至因此酝酿诞生出了一个新词汇，叫“开猿节流”。
阿里员工超过25万，被传裁员比例30%，腾讯员工超过10万，被传裁员比例10~30%，仅仅这两家就会裁掉几万程序猿，还有其他所有的大厂也都在裁，总人数相当惊人
为什么互联网行业要突然大规模裁掉这么多人？
很多人说，这说明经济形势恶化的太厉害，互联网大厂扛不住了。
这个结论是错的，因为经济形势确实不太好，但也没有坏到这个份上。
互联网大厂人数不少，但相对于中国总就业人群来说九牛一毛，大家都有工作，都身处某个行业，感受到经济没前几年好这个是正常的，但你要说这几个月突然恶化到要按百分之几十的比例全行业裁人那还真不至于。
你自己的行业你自己清楚，很明显没有互联网行业那么夸张。
为什么互联网大厂要突然大比例裁人？
互联网大厂员工被裁后应该怎么办？
这是两个问题，不过可以一起回答。
首先大家要知道，互联网行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离谱比例的集中裁人，绝不是单纯因为经济不行，而是因为以前的日子过的太好，所以哪怕只是恢复正常都显得很难受，如果要收缩，那更难受。
先从宏观上给大家分析下互联网行业员工的收入来源，然后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大厂要裁员了。
过去20年，是互联网行业的黄金20年，前十年电脑端互联网异军突起，更改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后十年移动互联网异军突起，再次更改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
改变社会的同时，互联网企业也发了大财，赚的盆满钵满，日进斗金。
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大厂很赚钱，而且是躺着赚钱，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大厂赚的钱去哪了？
天天都说互联网大厂赚钱，但整个互联网除了腾讯和阿里还能有点利润，其他全部亏损累累。
滴滴完成市场垄断后，大幅提升了抽成，理论上应该能赚很多很多钱，而且是躺赚。
但事实上，滴滴的财报是亏损的，还亏很多。
这种亏损不是财务造假，是实打实的亏，你怎么查它都是亏。
类似的还有京东，规模很大，赚钱不少，但一直亏损，亏了很多很多年。
反正这些互联网企业，赚规模，赚估值，就是没赚钱。
其原因，在于互联网企业一直处于急速扩张期，而且还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这20年来，互联网企业赚钱太容易了，扩张也太容易了。
京东的刘强东曾经公开演讲，说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
如今的京东确实在开除兄弟，但以前的京东说自己不想开除兄弟我觉得应该也是真心话。
因为当初刘强东认为京东未来还有10~20倍的增长空间，然后才得出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的结论。
如果京东未来还能增长10~20倍，如今的兄弟自然不用开除，人都还不够用呢。
但是，中国的GDP每年增长6~7%，今年定个5.5%的目标都有人说可能达不到，刘强东是哪来的底气认为京东能增长10~20倍的。
按5.5%的速度增长个20年，也就1倍多吧，10~20倍是个什么概念，京东凭什么增速要远远超过中国平均值？
但实际上，不仅是京东认为自己未来还有10~20倍的增长空间，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认为自己未来有10~20倍的增长空间。
要是小互联网企业，张嘴就喊100倍增长都很正常，说10倍那都是保守了。
说吹牛也不完全算，毕竟过去的互联网企业增长就是这么夸张，动不动几十倍增幅确实是常态，远超普通企业的想象。
增速快，扩张容易，赚钱简单，但互联网企业的技术门槛却很低。
几乎所有互联网企业都不存在太高的技术门槛，你做的产品别人都会做，你之所以那么大那么赚钱，无非就是先行一步把市场占了而已。
因为用户习惯的依赖性，谁先占市场谁就是半无敌状态，其他人很难挑战，先发优势特别明显。
比如说你习惯了用微信，那就很难接受其他聊天平台，你习惯了用百度搜索，就会一直用这东西。
虽然先行者其他人很难挑战，但却有可能被一个莫名其妙的新兴领域给掀翻。
零几年的时候，百度是无敌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之首，一直到最后百度也没有被其他搜索引擎给击败，但如今却萎靡不振。
掀翻百度的，是移动互联网，是智能手机，是诸多APP带来的信息孤岛。
别说百度想不到这个结果，整个地球都没人能想得到百度搜索会废在智能手机这里。
取代QQ的，也不是另一个电脑聊天软件，而是微信，万幸微信是腾讯系自己孵化出来的，不然今天的腾讯会比百度还要艰难无数倍。
从表面上看，微信也是无敌的，但字节跳动却利用今日头条和抖音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和社交软件完全不搭界的东西，对微信形成了强大的威胁。
身在互联网行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被谁击败。
而互联网行业高度增长的特性，会让那个击败你的人能在短短两三年之间从一个小虾米成长为巨无霸，等你反应过来已经彻底晚了。
虽然看起来互联网巨头都是躺着赚钱，但其实躺平是不存在的。
他们确实可以选择躺平，但只要敢躺平，也许不到十年这个企业就没有了，被一个想都想不到的新企业给掀翻。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为了让自己的江山永固，所有的互联网大厂都在疯狂的扩军备战。
互联网是典型的轻资产行业，需要的投资很少，主要成本就是发工资。
每年挣那么多钱没地方花怎么办？自己企业没有技术门槛，很没有安全感怎么办？
很简单，大量招人，在能沾上边的领域全部都做一个APP，各自安排一个团队去搞。
只要有可能对我构成威胁的领域，我都派人去冲锋陷阵，用我强大的资金优势和人力优势先去搞起来，这样我就永远不可能被人取代。
滴滴提高抽成后为什么还亏损？
因为它把利润拿去搞货运板块，搞生鲜贩卖，搞同城快递，搞了很多很多新业务，这些额外的团队招了很多人，发了很多工资。
阿里巴巴主营业务是淘宝，但阿里巴巴弄了很多很多东西，搞出来了整整一个动物园的APP，其中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利润，年年亏钱，但阿里宁可不断拿淘宝的利润去补贴也要保留这些团队。
这些团队弄出来的APP，是互联网巨头的外围部队，是这些大厂给自己挖的护城河。
虽然烧钱，但买了个安心。
这些年来，互联网大厂几乎所有的盈利都砸在了这上面，有钱就招人做APP，有钱就发工资。
这种做法发展到极致，互联网企业甚至出现了把大量闲人招过来养着的做法，明明没什么活干也要招，让他们每天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消耗时间。
这么浪费钱的唯一目的，居然只是为了不让竞争对手招到这些人，减缓竞争对手开发APP的速度。
既然这种事都做得出来，那开发很多无意义APP的行为就更做得出来，只要有一点点用，可能有用，那就做，先做出来再说，总比让员工闲着强。
什么利润，什么效率，这些都不是互联网企业考虑的重点，只要能增大一点点自己的护城河，什么代价都值得。
这种畸形的军备竞赛，导致了大量的人才浪费。
过去20年里，互联网企业所有的利润几乎都拿来给员工发工资了，除此之外还有所有的投资款，也拿来给员工发工资了。
不管给了多少投资款，赚了多少利润，互联网企业永远亏，除了租办公室和买电脑花的那点钱，其他的钱基本都花在获客和发工资上面了。
理论上说，员工的工资应该是自身创造价值减去老板利润之后的差值。
但在过去20年里，互联网行业的员工创纪录的实现了全行业领取的总工资大于全行业创造的利润，把剩余价值剥削给硬生生的搞成了负值。
一家互联网企业的融资额动不动就是几十亿乃至于几百亿，年年还赚那么多利润。
最后这些钱去哪了？
都在军备竞赛中变成人员工资了。
这种奇葩现象是互联网行业独有的，任何正常行业都不可能有老板干这种事。
互联网企业的超高增长，让所有的投资人和老板都只看未来，不看现在，而互联网企业高度的不稳定性，也让互联网企业极度重视军备竞赛，招了无数的人做了无数的亏钱项目。
互联网大厂搞这种军备竞赛，纯属浪费人力，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如果这种厮杀持续下去，在浪费无数人力之后，最终会有一家互联网企业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完成惊天突破，最终一统天下，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垄断巨头，从而带来天量的利润，弥补投资人前期付出的一切。
从资本的角度，他们希望诞生这样的超级垄断巨头，但从人民和政府的角度，这种超级垄断巨头的存在真的有意义吗？
如果超级垄断巨头的诞生没意义，那现在的这种厮杀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政府认为这种军备竞赛和厮杀属于互联网的“过度扩张”，认为这种行为不应该存在。
2021年，政府动用了反垄断法对几家“过度扩张”的互联网巨头给予了警告。
2021年12月23日，腾讯直接把手头几乎所有的京东股票全部分发给了股东，价值1042亿人民币。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事件，让所有的互联网大厂下了裁员的决心。
众所周知，阿里一直想在社交领域逆袭腾讯，而腾讯一直想在电商领域逆袭阿里。
不想在社交领域被阿里干掉，最好的办法就是突进阿里的电商领域，分割阿里的市场，削弱阿里的力量，让阿里没有精力对腾讯进攻。因此京东股权对腾讯极为重要，可以说是整个商业版图中仅次于微信和QQ的战略级存在。
如果腾讯连京东股权都愿意放弃，那腾讯搞那么多外围阵地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连腾讯这样的巨头都不搞军备竞赛了，那其他互联网企业还搞军备竞赛干嘛呢？
输了，这么多投入全部白费，赢了，你也成不了垄断巨头。
既然如此，那互联网企业就只能看利润了。
开企业就是为了利润，这本是商业的基本原则，但在互联网行业这个原则失效了接近20年，如今恢复了正常。
一旦决定以利润为主，那互联网企业自然会选择把那些不赚钱的项目砍掉。
很多项目在以前是有存在意义的，哪怕不赚钱也能牵扯对手精力，还有一丝希望掀翻对手，但现在这个商业逻辑不存在了，那就只能砍掉。
在过去的“过度扩张”中，互联网行业产生了很多不应该存在的岗位，如今恢复正常，这样的不盈利岗位自然要消失，这就是2022年初所有互联网大厂开始裁员的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判断出，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就算经济恢复到疫情前也不可能逆转，除非国家放弃反垄断法，鼓励互联网行业厮杀出一个超级垄断巨头。
我认为这只是互联网冬天的开始，后面几年会越来越冷
所有的行业本质上都是普通行业，无非就是哪个行业暂时踩了风口而已，没有任何行业的平均工资会永远超过其他行业。
以前的机械行业是这样，现在的土木行业是这样，以后的互联网行业也会是这样，谁还没辉煌过呢。
在行业辉煌的时候，一定要留好资金储备，一定不能默认行业永远上行。
互联网终归要恢复正常，你可以拒绝做这样的心理准备，但一定要做好这样的物质准备，不要给自己上太大杠杆，给自己留足够的安全余地。
疫情结束后，其他行业会恢复到以前，但互联网永远回不去了。
因为互联网大厂这波大裁员的本质原因，和疫情无关。
放弃幻想，用平常心看待整个行业，才能做出对自己未来人生最有利的决策。
随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众多企业发展遇到瓶颈，市场份额逐渐被侵蚀，公司经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如何解决？
在这样的年代中，一个企业想要做大做强，除了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之外，还需要有一套成熟有效的经营模式，才能让企业获得更有效的发展。
c6.对新冠病毒的…
从基因争夺到新冠疫情：一个新闻人的记录和思考
这个事情本来我都已经忘了，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肆虐，我又想起了这段经历。
基因争夺，是指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机构，以基因研究的名义，在我国各地大规模采集人体基因样本。我只经历了其中一段，远不是全过程。
我接触的其中一个很小的局部，就是美国哈佛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安徽进行的所谓基因研究项目。
我有一幅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上个世纪90年代，在全球采集基因样本的一个地图。图中很多点，是他们的基因采样现场，全球各大洲都有，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在中国的项目地区也有不少，但是安徽比较集中。
其实从1990年以后，在中国进行所谓基因研究，也就是基因采样的不止哈佛大学一家，哈佛也不止公共卫生学院一个机构，欧洲和美国不少研究机构在中国都有项目，采样地点也不限于安徽。
比如1998年3月，由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也就是著名的NIH出资、美国杜克大学和欧洲一些研究机构参与，中国老龄委协助，在中国开展一个所谓长寿老人健康调查的项目，在各地收集1万名80岁到100岁中国老人的基因样本，试图破解所谓长寿基因的秘密。
这老龄委一位工作人员童增，参加这个调查的培训时，一个欧洲专家指导他们如何采集老人的血样，教他们把那些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的手，先在热水中浸泡，再搓热，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用针管从老人手指取血。
第一滴血不能用，要求从第二滴血开始，从每位老人手指上取的血，要能充满直径为12毫米，或一枚一分硬币大小的5个圆圈。
这种取血办法引起了童增的怀疑。
起初他担心这样采血，对高龄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利。
后来他发现，培训的中文资料和说明，都似乎有意识地回避英文资料中的基因字样。
他认为，“这是在猎取中国的基因资源！”因此童增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方面把这事儿告诉媒体，呼吁警惕中国基因资源的流失。
结果，已经采到的4000份血样，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封存，不许出境。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出境的，我们不知道。
项目好像是终止了，童增则因为得罪了他的顶头上司，受到严厉处分，被老龄委辞退。
当时来中国采集基因样本的事儿不止这一件。这些项目没有一个公开说是采集基因样本的。都是打着健康调查或者体检的旗号，采集血样。
在童增公开质疑长寿老人健康调查前后，国内很多专家也提出同样质疑，媒体上就发出了很多警惕中国遗传资源流失的报道。
然而很快，又有人向有关部门提出这样的报道是炒作，干扰了正常的科学研究和国际科技合作。
于是，这种质疑的声音在媒体上就看不到了。这方面的报道也一度成了禁区。
与此同时，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开始联合起草《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专门为管理人类遗传资源制定的一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起草的过程中，国家下令暂停一切涉及血样等生物制品的出口，有关国际研究项目也暂时中断，这就引起了国际生物学界的哗然，有人说，中国要把这个领域的门关上了。
这时美国《科学》杂志的新闻编辑就跟我们联系，希望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一篇报道，解释一下中国的有关政策。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接触了人类遗传资源方面的问题。
这篇报道在《科学》发表后，国内外反应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基因方面的报道。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凡是涉及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项目，必须层层报批，最后向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方可正式签约。
这个办法是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6月10日颁布施行的，它明确规定，文件出台之前，已经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国际合作项目，必须按规定补办报批手续。
不管这个办法现在看来如何不完善，也不管它实际执行的如何，它好歹是给了这个领域一定之规了。这是我们后来调查哈佛项目的一个利器。
我注意到哈佛大学在安徽的那些基因项目，是2000年12月，美国《华盛顿邮报》连发了两篇揭露哈佛项目问题的长篇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据说哈佛项目在中国的血样采集将“达到”2亿人 。《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相当深入，但是通篇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地方官员贪婪，罔顾人权，联手哈佛的华人副教授，把中国偏远贫困山区老百姓的血样卖给了美国的公司。
报道中提到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个比较关键的人物。一个是美国的吹哨人葛文，Gwendolyn Zahner，她当时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葛文在1996年这个项目刚出台不久，就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投诉，说这些基因项目没有经过足够的生命伦理评估，有违背生命伦理之嫌。
这是公认最早质疑哈佛基因项目的人。美国卫生部也根据她的投诉对这些项目开始调查。
但是在调查开始之前，或者在说调查得出任何结果之前，葛文就被哈佛解聘了。
另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负责哈佛在安徽这些基因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徐希平。
徐希平是安徽人，当过赤脚医生，后来就读安徽医科大学，成绩优异，毕业后先后到日本、美国留学，成绩也很突出。
我们当时了解到：截至2001年1月，中国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批准的，由徐希平领导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等美国机构，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合作项目一共是3个。其中没有一个哮喘方面的项目。
但是，2001年美国NIH网站上列出的2000年财政年度，徐希平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得他们资助的项目就有9个，全部涉及在安徽采集基因样本。
他们实际进行的项目是我们政府批准数量的3倍。其中两项是与呼吸系统有关系。而2002年美方公布的调查是15个项目，是我们政府批准数量的5倍。
有多少血样到了美国，至今还是未知数。仅哮喘病一项，徐希平本人承认拿到美国的基因样本就有16000多份。而NIH批准给他的是2000份。
所以，他们总共拿走多少样本，我们都不知道，拿走的样本做什么用了，我们更不知道。
哈佛项目的大部分采样现场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为什么是安徽？为什么是安庆？
徐希平来自安徽，在安徽有深厚的根基，各方面人脉极广。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拿不上台面。
他1996年在向NIH申请资助哮喘病基因项目时，写了这样的理由：剖析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这类气管疾病中的基因“需要独一无二的人口资源”。安徽、安庆的人口资源。
独一无二在哪里？在于人口众多，是同种，他们绝大多数没有用过药物，因为常用药物会使研究受到影响。
此外，“现场操作的费用低，使我们可以非常便宜而且迅速地筛选几百万受试者”。他还特别提出，“目前还没有以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为基础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
与徐希平说的筛选几百万人可以“非常便宜”形成对照的是，在NIH资助之前，1994年12月，徐希平的哈佛团队与1993年成立的美国千年制药公司达成协议，由千年制药资助哈佛100万美元，他们向千年制药提供中国安徽500个哮喘家庭的基因样本。
仅仅5个月之后，瑞典制药公司阿斯利康Astra就给千年制药投资5300万美元，对呼吸道疾病的遗传基因进行研究。
100万美元的基因样本换来5300万美元的投资。
后来阿斯利康又追加投资5000万美元给千年制药做其他几项基因研究，样本还是来自安徽。到2002年时，千年制药的雇员已从最初的100来人发展到超过千人，资产已达数十亿美元。
2001年初，我们准备去安徽实地调查，看看这些项目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项目有没有问题，当然要待调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但是我们既然要调查，就要选择一个侧重点，主要调查什么？
这些项目，调查重点的可选项有N多，诸如是否涉及国家利益的流失？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项目运作是否有黑幕？是否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给人的印象，腐败的中国政府官员联手来自美国的华人研究人员，坑害贫苦的中国农民等等。
但我只选择了一个重点，就是看看这些项目是否违规。
一个是，是否违反我们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法的规定，再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是看它们是否违反了美国和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准则。简而言之，这些项目是否做到了知情同意。
2001年1月，我从北京到合肥，会同我们安徽分社的资深记者汪延一起调查。
我们的调查从徐希平的母校，也是哈佛项目的主要中方合作伙伴之一的安徽医科大学开始。
安医大主管科研的一位副校长说，当强调合作“必须经国家批准才能做”时，人家很快就能拿来批文。管理办法出台后，就因为样本带不出去了，所以徐才把实验室建在安徽。
但是，是否能控制住，他觉得不好说。而且，他以前究竟拿走了多少材料，谁也说不清。
这位副校长感觉到这些项目跨的单位太多，没有一个单位能和他完整合作。而且，在这些项目上，中方力量比较弱，项目又分成几块，“我们的利益不容易得到保护”，中方合作者“没有一家可以全程监控”。
对于美国千年制药公司仅仅因为可以接触安徽的基因资源，便在哮喘病等几个基因项目上获得投资一亿多美元的事，副校长毫不知情。
他感到，合作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接下来驱车从合肥到安庆再到岳西，了解被采过血样的农民，是否知道他们是在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作“贡献”。
在路上，汪岩接到我们安徽分社一位领导的电话，说省委宣传部有人向分社查问我们采访的事，好像有阻拦的意思。这位分社领导对汪岩说：你们好好调查，这个项目肯定有问题！
我们的目的地岳西县头陀镇在大别山深处。在路上，县医院办公室主任就告诉我们，1996年是安医大在这里做体检，目的是“探讨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新模式，与徐希平和哈佛没有关系”。
可是他又说，当时以头陀为试点，抽了1400多份血样。
1997年，徐希平让他做哮喘病人的筛选，条件很严，要一家三代同堂，至少两代有病人的家庭才能入选。头陀镇只挑出4户。全县40万人口，只挑出50户。主任还给了我们当初体检时发给农民的“健康卡”和“知情同意书”样本。
到了头陀镇，我们提出找一户当时抽过血样的农民。
他们说，这些农民不住在镇上，最近的一户要走十几里山路，那里不通车。山高路远，雪后路滑，“你们上不去”。
我当时就有些犹豫，看向汪延。汪延患有心肌炎，走平路都常常会喘不上气。我觉得这样的山路会要了他老命！
可是汪延毫不犹豫而且很平静地说，你们找个向导来，我们走上去。不听听农民怎样讲，我们心里不踏实。
我当时非常感动。最后他们找来一位向导，我们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小时，到了松山村那位农民家。
这时我们赫然看到一条宽阔的车道直通村边，虽然是土路，但是走拖拉机完全不成问题。
向导很不好意思地说，可以开拖拉机上去的，但是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们。我和汪延都没说什么。这些基层干部的担心，我觉得也能理解。
我们找的那位农民老汉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在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参加了两次“体检”。
他们每人有两本当年发的健康卡，分别记录了两次检查的项目。抽了血，第二次比第一次多，但“不知有多少”。
他说，“胳膊从一个小洞伸进布帘里，医生在布帘后面，看不见”。两次都给了误工补助，头一次每人10元，第二次20元，外加两包方便面——而NIH给哈佛项目的资助说的很明白，每个抽血人员的补贴标准是10美元。
第二次“体检”是有选择的，村里只有他们一家被挑上，而且不要儿子和外孙女，只要老两口和两个女儿去。他们愿意去，“因为大女的病情比较重，一到春天就咳喘得厉害，希望她能得到治疗”。
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治疗。只给了一个健康检查报告单。另外说老汉有高血压，给了两瓶降压药。
他们一家都非常肯定地说，没有人给他们看过、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也不知道与哈佛的合作。
我们拿出给我们的那个知情同意书样本给他们念，他们听了，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血样送到哪儿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老汉记得签过字，不过是为了领误工补助。
回到合肥，与哈佛合作的中方负责人、安医大一位教授还是说，当年在岳西的体检是他主持的，与哈佛的项目“没有关系”。
那“不是为哮喘来摸底”，而是“基线调查”，“基线调查是预调查”，“主要是看老百姓对合作医疗的恢复是否满意”。
我们问这位教授这个调查是谁资助的？他说“是卫世项目（即卫生部与世界银行搞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项目）的钱”。
我告诉他，世界银行的项目是有记录的。他马上改口说，不记得钱是哪里来的了，因为“也没花多少钱”。
为什么搞合作医疗的调查要抽血，而且要抽两次，而且第二次专挑有呼吸道疾病的家庭？他答不上来。两次调查有什么结果，有没有研究报告？他依然是“不记得”，只是一再说，“那是个很小的课题”。
回到北京，我们询问了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答复是，世行在中国从没有资助过需要抽血体检的卫生项目。
从安徽回到北京，我收到了安医大生物医学研究所、岳西县医院办公室主任等同时发来的四份传真，主要内容是说岳西县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的两次“体检”都“与哈佛大学无关”。
如在岳西县，支喘课题是1997年9月9日签定的协议，所以9月前的地方工作与哈佛大学无关。
这也是我们安徽调查一个很奇葩的地方：凡是你发现的问题，就会有各种否认。
农民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抽了血的。他们就否认这个违规抽血是哈佛项目。抽血之后才与哈佛签约，所以签约之前的抽血与哈佛无关。
1999年12月一期《美国呼吸保健医学杂志》的论文，《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肺功能族群》，有8个作者署名，徐希平、安医大那位教授、安庆市卫生局长都在其中，参加单位有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群体遗传研究计划及哈佛和波士顿大学的几家机构，还有几家中国单位。
文中说明，这项研究的“现场调查是与中国安徽医科大学和安庆卫生局合作完成的，特别写到采样的地点：“哮喘病指标家庭是通过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在8个县（枞阳、怀宁、潜山、桐城、太湖、望江、宿松和岳西）收集的。”
岳西赫然列在上面。而且论文写得明明白白：现场调查是在1994年7月1日到1998年1月26日完成的。
这能说岳西的“体检”与哈佛大学的项目没有关系吗？
当时，我感觉更应该提高我们国内的认识，决定还是先写一篇对国内的报道，除了披露项目违背生命伦理的问题，还侧重利益方面的问题，不是宏观的国家利益，而是中方作为合作方的利益和农民的权益。
最后，我和汪延的这个调查报道，以《令人生疑的国际基因合作项目》为题，发表在2001年3月26日出版的当年第13期《瞭望》周刊。
我们在文章中，对安徽方面有些人不遗余力否认明显有失误的工作，同一个研究项目的外国主导机构和主要负责人有关系的做法，提出疑问：
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机构在中国偏远农村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没有完全遵守生命伦理原则，我们为什么要帮着他们来遮掩和否认？
我们这篇报道后来被《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多家报刊和网站转发或引用。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有关领导也表示，新闻媒体的这些报道，对普及知情同意的生命伦理原则，起了积极的作用。
纳粹用集中营囚犯做了很多人体实验
日本法西斯也一样。它们的资料全部被米国占有
这个事情到了2002年3月，出现过一个小高潮。就是美国政府发表了对这些项目的调查通报。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2002年3月28日，分别致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通报了初步的调查结果说：
哈佛大学徐希平所主持的12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确保参与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广泛而严重”的违规 。
哮喘病项目在进行三年之后，才提交哈佛有关机构进行伦理审查。那就是先斩后奏了。
美方的调查通报公布之后，应《瞭望》周刊之邀，我和汪延就此再次做了一篇报道，题为《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基因研究违规》。
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再次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些最终被证明违规的研究项目，为什么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无阻？
中国方面正式批准的项目与实际进行的项目数量能够差出这么多，说明了什么？
怎样保护我们在基因研究中的权益？
我感到，虽然美国政府调查承认哈佛项目违规，但是他们主要把板子打在研究者个人的身上，而回避了机构的责任。
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在2002年4月29日的《中国日报》再次发表了一篇英文评论，我原来的题目是“Institutional Indecency”，批评美国有体制性的不良行为。中国日报的编辑把题目改成了Harvard project violates farmers’ rights。
哈佛项目践踏农民权利，委婉一些，但也很尖锐。
我在文中说，我们在中国，看到来自哈佛大学这样著名机构的研究人员，从事有违生命伦理原则的项目长达十年之久，深感震惊。
我提出，这么大范围的违规，不能仅仅追究项目负责人个人的责任。美方有关机构的不道德也应追究。
比如以审核严苛著称的NIH，为什么会批准一个人这样多的项目？徐希平所在的哈佛大学，最早给项目投资的千年公司，作为管理方和出资方，难道没有责任？
中国一有什么问题，美西方的媒体报道都会归咎于政府。而哈佛大学的基因项目有问题，美国媒体的报道一开始还是把板子打在中国政府身上。
到我们介入调查了，我们才看到这样的事实：美国存在严重的机构性或者制度性违背生命伦理的问题。而他们对此却置若罔闻。
我在《中国日报》的这篇文章，美国人体研究保护联盟网站全文转发，并在按语中认为我的质疑有道理。
这也说明我一开始选择的调查重点是对的，调查哈佛项目是否违背生命伦理原则，更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共鸣。
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新闻人对美国的机构在我们中国猎取遗传基因的一个记录。
这个基因争夺和现在还没有结束的新冠疫情有没有联系呢？
直到2003年非典以前，我对这些基因项目的关注角度，除了它们违规，践踏了我们的知情权之外，就是谁得利？谁受益？
他们做基因采样的目的好像很明确，就是将来形成治疗有关疾病的专利药物。
中国老百姓提供了这么多血样，中国方面能否从这些专利药物中获利？最终成果能否惠及提供基因样本的中国老百姓？
而利益分享，就是benefit sharing，也是生命伦理的一个原则。我们拿这条在国际上讲，是很能讲得通的。
但是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使我和很多国人不能不更多地把关注点放了生物安全方面。
生物安全在英文中有两个表达，中文都是生物安全，但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biosafety，基本上是指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安全性，比如生物实验室是否安全，有害物质是否会泄露，所产生的结果比如疫苗是否安全，不要有严重的副作用。
另一个是biosecurity，那就是国家安全层面的意思了。
我认识的生物学家，都否认非典病毒是人为制造，否认它是实验室产生的。
但是2003年非典爆发后我见到一位生物学家，他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非典不是一场生物战，但是它完全达到了生物战的效果。
非典的诡异，就在于非典病毒的针对性太强了，感染者绝大多数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亚裔。
非典之后，童增在2003年10月出版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
他以美国那些科研机构那些年猎取中国基因样本的事实，结合华人对非典病毒特别易感的现象，提出一个假设：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他因此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对此，童增说：“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我有怀疑的权利。”
我个人认为，童增提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中国人应该保持这样的警惕。
科学研究当然需要证据。但是像基因武器这样的问题，真要拿到证据才可以怀疑，那什么都晚了。
如果美国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炸中国的大使馆，童增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非典的来源提出怀疑？
这次的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有人说，这就不是仅仅针对华人的了吧？但是我依然有怀疑。
首先，世卫组织直接把它和非典病毒联系在一起，说它是类SARS病毒。
其次，它和非典病毒一样，主要还是针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让我们窒息。
想想哈佛拿走了我们多少哮喘病基因的样本吧。
反过来，中国拿过哪个国家的基因样本？所以美国说新冠病毒是我们武汉的生物实验室制造的，简直就是笑话。
对于新冠病毒，主流的观点当然否认它是人为的。
但是那位生物学家又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这个新冠病毒是最流氓的病毒，颠覆了我们对已知病毒的所有认知。
经历过那场基因争夺，我始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有怀疑。
至于它为什么从类似只针对华人到全球流行，那可以说它失控了，有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病毒没有按照既定的剧本演。
而中国有了非典的教训，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成功抗击了疫情。
而那些玩儿火的人，本来想着隔岸观火，根本没有防备。结果引火烧身，杯具了。
对于受疫情折磨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的确深表同情。世界不安宁，我们也不得安宁。
但是有一句话应在某些人身上，就是玩火者必自焚。
还有一件事，让我对基因项目和新冠病毒的联系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还是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有一个药物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就是达菲，Tamiflu。
当时有专家说，世界还没有针对非典的特效药，但是比较有效的是达菲。
2006年，又闹起了禽流感H7N9，虽然还是没有特效药，但是世卫组织推荐了一款针对禽流感最有效果的药物，又是达菲。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当时在北外讲课，上网搜集材料的时候发现，早在2005年10月，加拿大一个网站就发表了美国Joespeh Mercola博士的调查：《谁拥有达菲的权利：拉姆斯菲尔德将从禽流感闹剧中获利》。
据Mercola博士揭露，达菲的生产厂家是瑞士的罗氏集团，但是开发这个药的是美国的Gilead Sciences公司，它仍然是达菲知识产权也就是达菲专利的拥有者。
Gilead公司创办于1987年，它的创始董事当中，有一个人，叫拉姆斯菲尔德。
闹禽流感时候，也就是世卫组织说达菲是禽流感特效药的时候，拉姆斯菲尔德任美国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在出任国防部长一职之前，从1997年起一直是Gilead公司的董事长。
公司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说拉姆斯菲尔德在帮助建立这家公司和确定其方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Gilead公司在1996年把达菲的独家销售权卖给了罗氏集团，但是作为达菲的开发者和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它仍然会从达菲的销售中获取巨额利润。
拉姆斯菲尔德在就任国防部长之后，依然是Gilead公司的大股东。
仅2005年第一季度，达菲的销售额就达3亿3千万美元。达菲给他带来的财源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位国防部长拥有一种传染病的特效药意味着什么，再没有常识的人，也应当有点感觉了。
到了今年新冠病毒疫情刚刚爆发，就冒出来又一款特效药，瑞德西韦。
瑞德西韦是谁家的？还是Gilead公司。
左一个右一个谁都没听说过没经历过的新病毒新疫情，他们家老有特效药。他们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呢？这里要是没有猫腻，那真是活见鬼了。
这样一个背景，美西方很多大媒体一直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着，我们中国的媒体也是从来不闻不问。
如果我们只注意美西方媒体注意的东西，却忽略人家忽略的东西，我觉得就不大对头。
此外，美国在生物战方面，不是没有前科的。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就向北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放过细菌弹，他们还不承认。
我1984年在美国进修时，曾在课堂上问一位很liberal的历史教授，朝鲜战争时，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向中国发动细菌战？他竟一口否认，说没有此事，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我告诉他当时国际红十字会曾派人到现场调查，搜集到充分的证据，证实美国在中国境内投放细菌弹是千真万确的。他听了仍然半信半疑。
说到这里，基因争夺和新冠病毒有没有关系，我就觉得我不用再说什么了。
不管怎么说，2019年7月1日，我国第一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开始实施。2020年10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安全法》。
一共10章，其中第六章专门为“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立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享有主权；
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应当符合伦理原则，不得危害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境外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不得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从国家安全、生物安全（biosecurity）的层面回顾哈佛基因项目，很有必要。
回顾20年前的那场基因争夺，再看眼下的新冠疫情，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一、西方不是老跟我们讲人权吗？其实他们所谓的人权是虚伪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基因组宣言明确和人权联系在一起。
你研究人体的生命科学，拿人体的遗传基因样本，要做拯救生命的药物，那参与其中的人的基本知情权，当然就是人权，是非常具体而不是虚幻的人权。
我们在哈佛项目当中，看到哈佛大学、NIH这些机构以及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我们这些权利的尊重了吗？
没有。
在他们自己承认项目违规的情况下，调查依然只是走过场，根本没有对项目涉及的中国农民公开认错的意愿。
他们始终漠视我们的知情权，怎么可能会真正关心我们的人权？
二、对哈佛，NIH这些大名鼎鼎的机构，我们不要太仰视了。应该像孟子说的那样，“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毛主席说的更好：粪土当年万户侯。
当然我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否定人家的全部，这些机构也确有其了不起之处。
但是必须看到他们的光辉背后也有很多阴暗和龌龊，起码在猎取我们的基因资源方面是劣迹斑斑，所以这些机构并不值得我们那般推崇。
不要因为拿到哈佛的录取或者奖学金就感觉多么了不起了，一来就什么哈佛女孩了。
哈佛出来的有精英，也有混蛋啊！
三、争夺国际话语权问题。
既要有宏观的考虑，也不要放过像知情同意权这样似乎微观或细枝末节的问题。
正是在许多这样的具体的问题上，美西方一些机构更能暴露他们虚伪的嘴脸。
而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就要以事实为根据，用国际公认的准则据理力争，还是能够痛击某些人的要害的
四、对专利和所谓知识产权要有分析。
哈佛等机构在中国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广泛猎取基因资源，除了可能的生物武器的考量，还是瞄准了形成专利药物之后的巨大利润。
比如抗艾滋病药物，利润空间有多大？
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如果一单位药的生产成本是3块钱，他们的卖价会达到300元。”
所以国际上有很激烈的批评，矛头直指那些制药公司，说它“贪婪杀人”。
艾滋病有这个问题，其他疾病，尤其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罕见疫病，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巨额利润的背后，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不少抗病毒药物的基础研究，最初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之后才开发成抗病毒药物。
包括NIH，它的资金属于公共资金，所谓纳税人的钱。
它投给了很多基础研究项目，像前边提到的基因组学一个项目的资金达到6530万美元。
可是这些基础研究形成专利以后，利润全部归了企业。
投入基础研究的公共资金数以亿计。但是这些公共资金赞助的基础研究后来，怎么就成了私营公司的专利，很少有人去探寻究竟。
很多人认为，制药企业对研发抗病毒药物还是有很大投入的，所以理当获利。
但是，它们的利润是否应当有个边界，或者底线？人命关天，利润是否应当向人的健康权，或者说向人权，做一些让步？公共资金的投入对研究所做的贡献应当怎么算？这都是我们应当不断叩问的问题。
五、对资本的力量，必须有所警惕。
我在调查哈佛项目之前，接触过很多科研工作者，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土壤学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水利专家……
绝大多数可以说非常纯洁，对科研的态度严肃认真。哈佛项目让我第一见识到还有这样不讲科研伦理的所谓科研工作者。
我比较了他们与那些真正意义的科学工作者的不同，感觉是资本的力量扭曲了这些人的灵魂。
资本的力量，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的确具有毁灭性。
真正的吹哨人童增以及美国吹哨人葛文为什么没有像李文亮医生那样成为“网红”？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在运作。
资本，特别是西方资本，需要否定我们这个政权合法性的吹哨人。资本不需要童增和葛文那样真正的吹哨人，他们就被漠视，被炒鱿鱼，被边缘化。
我们对哈佛项目的调查追究，其实是和资本力量的一次短兵相接的较量。
我们新华社的记者、瞭望周刊的编辑、中国日报的编辑，凭着本能和资本小小博弈了一把，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录。
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资本的力量，所以那次较量，更多的是出于本能地顺势而为。
如今，我们主管部门的领导，已经很清醒明确地提出不能让资本的力量控制我们的媒体。
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加深，随着我们在国家层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有可能在同资本的较量中更加主动。
c6.疫情的“懒蚂…
1 疫情期间，很多人居家办公几天就憋得受不了，还说这样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要知道，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每周都要静一天，这一天什么都不干，只能在家祈祷看书。即便这样，犹太人也没有被世界甩在后面。
相反，犹太人照样是最会赚钱的民族，也是拿诺贝尔奖最多的民族；犹太人的科技水平依然稳居世界前列；
现在被隔离的都是一线城市，像深圳、上海，深圳号称最会搞钱的城市，很多人整日忙忙碌碌，却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大家需要明白一个道理：并不是最忙的人，就是最会搞钱的人。相反，有很多赚到过大钱的投资人，他们并没有这样快节奏。
他们反而比较佛系，也特别放松，生活节奏慢，说话节奏慢，思考周期慢，看上去游手好闲，实际上他们在做一个思考：什么才是最正确的事。
他们99%的时间都像一只木碗，安安静静杵在那里，静如处子。但是一旦找到那个最正确的事，立刻行动，绝不再徘徊。用剩余1%的时间去捕捉猎物，动如脱兔。
如果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能不能学会像他们那样去思考和行动？
2 日本北海道大学的进化生物研究小组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对三组黑蚁群进行追踪，以观察它们的分工情况。结果发现，大多数蚂蚁都很勤快，日夜不停忙碌奔波。然而，却有少部分蚂蚁整天无所事事一样，整天东张西望，悠哉游哉。
这种蚂蚁被成为“懒蚂蚁”，生物学家对他们很好奇，为了观察它们未来的命运，就在它们身上做了标记。
实验中有一个环节断绝掉蚁群的食物来源，当专家刚刚完成这个动作，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那些平时都很勤快的蚂蚁立马乱成了一团，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而那极少数“懒蚂蚁”们竟然不慌不忙，带领蚁群向新的食物源转移！
生物学家终于发现一个真相：原来这少数的“懒蚂蚁”们不是懒，而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侦察”上。它们看起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但脑子里没有停止过思考，它们始终在关注蚁群的“战略性”问题。
这就是著名的“懒蚂蚁效应”：大部分蚂蚁昼夜不停的奔波，但仅能得到解决温饱问题，而且对群体的贡献一般，而那些游手好闲的懒蚂蚁，在关键时刻却可以带领大家走向希望。
3 如果赚钱是一个砍柴的过程，富人和穷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富人至少花80%的精力去磨刀，然后只需要花20%的精力去砍柴。他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要么不出手，只要一出手就倒下一大片。
这就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而穷人却基本上把100%的精力都用在了砍柴上，他们拿着一把钝刀，每天都只盯着眼前的柴，却从来不想去磨刀，再怎么拼命砍柴成果都是有限的。
大部分人每天都在砍柴，却从来不磨刀。每天疲于奔命，满地寻找金子和面包，他们两眼放光，却始终看不到那把能够打开自己“思维牢笼”的钥匙，而只要他一转头就可以看到这把钥匙，这就是人最大的可悲。如下图：
爱因斯坦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给我1个小时解答一道决定我生死的问题，我会花55分钟来弄清楚这道题到底是在问什么。一旦清楚了它到底在问什么，剩下的5分钟足够回答这个问题。”
人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总是企图用“行为”上的勤快，来弥补“大脑”上的懒惰；总是企图用“战术”上的勤奋，去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一切机械式重复努力的背后，不过是一种行为上的惯性运动。看起来勤勤恳恳，其实是大脑偷懒的结果。
这就是高手跟普通人的区别：高手只在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事上，而普通人是不分轻重缓急的乱努力，他们总是在战术层面不断的纠结，却无法在战略层面突破自己。
高手是深刻而轻松的，普通人却肤浅而痛苦。
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公司，最可怕的文化，就是倡导“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在鼓励大家每天疲于奔命，于是很多人都成了“不能深度思考且勤奋刻苦”的人，我虽然能力不够强，但是我在能用时间来弥补啊。
这种文化一旦弥散开来，公司或者社会将会成为一个忙忙碌碌却又效率低下的机器，而且大家的幸福感低下，因为又辛苦又赚不到钱。
疫情之下，假如不能工作了，你还能撑多久？发人深省！
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了，眼下疫情第二波还在不断蔓延，带来的影响比第一场还深远，对经济的冲击非常大，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上至互联网巨头，下到普通私企都在裁员！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其实暗喻一个这样的道理：
那些高墙很有趣。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它，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它，因为它给了你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
很多人对这种安全感形成了严重依赖，比如Brooks离开监狱以后，无法适应外面快节奏的社会，自杀身亡。
这其实就是很多人的现状，平时我们都习惯了到月领工资和提成，或者不断的跳槽换工作。
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以后我们很可能“无工可打”。
1：大量的公司都将解体，然后演变成松散的组织，这种组织可以裂变和聚变，发挥更大的生产能力，而个体将成为这种组织上的一个节点，就需要有单兵作战能力，又需要互相协作的能力。
2：大量个体开始崛起，因为互联网可以精确、高效地将每一种精准的需求对接到相应的服务者。于是工业时代那种将人们需求“整体切割”再去“分类满足”的方式被抛弃了（公司化），实现了 “多个服务个体”分头对接“多种个性化需求”，“面对面”的连接变成“点对点”的链接（个体化）
一个社会的经济越发达，人的独立性就越强，未来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也可以这样理解，未来“人”的主动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可施展的空间也越来越大。
未来我们要像U盘一样，随时能插到下一台计算机上，随取随插、不用缓冲，就能立即投入新工作状态。
这才是未来的稳定，你得成一个超级U盘。未来没有稳定的工作，只有稳定的能力。未来只有一种稳定：是你到哪里都有饭吃。
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稳定的本质，就是你拥有化“变化”为“不变”的能力，而不是始终躺在那让人保护着你。
拥有金山跟银矿，其实不值得羡慕。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与其选择万贯家财，倒不如选择一个会持续冒出钱的杯子。
很多人害怕上班的收入不确定，上班族急于寻找双薪，下班之后还要辛勤工作，以为这样就可以远离为衣食住行担忧的日子。
其实，无论兼做几份工作，单靠增加工时获得的收入永远无法让你摆脱窘境。想做到财富自由，我们必须记住几个原则：
一个关于财富的课程中，台上的演讲者问台下的听众：“知不知道什么是有钱的定义？”
听众当场愣住，有钱的定义不是钱很多很多吗？演讲者摇摇头：“如果你认为拥有金钱就叫有钱人，那表示你不懂什么是财富的定义。”
真正的有钱人，是拥有健康、有时间花钱的人，而拥有财富的定义如何界定呢？那就是先了解在全家都不工作的情况下，原来的生活水平可以维持多久。
“有钱的定义是：当自己不工作，或失去手头的工作时，还可以让自己及家人衣食无忧地生活下去。 ”听众当场傻眼，不工作，还能继续生存？这是所有学校都没有教过的。
演讲者暗示说：“当有钱人不工作时，他们仍有之前投资的基金、股票、债券以及房子的租金，最重要的是企业的系统日夜不停地运作，等等，所以有钱人每天打高尔夫球，每个月都还有上千万的收入。”
很多人穷尽一生之力，几乎沦为工作的机器，却一辈子无法致富。那些买乐透、赌博，以为一夜就能致富的人，他们也达到致富的目的了，不过，注意，是帮助那些彩票投注站或赌场赚取了利润。
收入结构才是决定这个家庭是富有还是贫穷的关键因素。大部分的家庭通过工作获得的收入是占绝大部分的比例，约95%的收入都是来自上班所获得的薪水这个部分。在不工作时获得的收入，如利息收入、房租收入、退休金、版税等，一般家庭在这个方面的收入比例就低一些，大约只有5%，甚至没有这样的收入。
因此要改变收入结构，我们就必须增加“不工作时的收入”。若能将原本只占约5%的不工作时的收入提升到95%以上，没想到通货膨胀率上涨的速度这么快，到了现在他都80岁了，身体还很健康，但是几乎坐吃山空，不知道还可以靠退休金再维持多久，眼看钱都快花光了，他现在只好过着相当节俭的生活。所以我们得想清楚，一个人需要存多少钱才能退休，才能够抵挡通货膨胀。
就像有人所说，一个月拿三万月薪照样很焦虑，如果这三万是由两万收的房租和一万月薪组成的，那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聪明的人，知道利用闲暇时间，帮自己找到一份持续收入。
每辆车都有第5个轮胎，就是备胎，你有为家人准备“持续收入”的备胎吗？家庭里有两种角色，照顾者和依赖者。负担家里的生计，赚钱回家养家糊口的，属于“照顾者”；另一种没有工作能力的角色，就属于“依赖者”。
风险总是无所不在，如果很不幸，照顾家庭的人出事了，这家人将会陷入贫穷，甚至过不下去！因为照顾者倒下来而使全家顿失依靠，需要社会救济，这样的现象在台湾屡见不鲜。其实，不需要发生意外，只要有一天照顾者被老板辞退，失去收入来源，全家的经济重心就会顿时失衡。
聪明的家庭知道未雨绸缪，甚至可以让照顾者不那么辛苦。彻底改变收入结构，追求持续收入是唯一的选择。因此，要远离贫穷，全家至少要有一个人创造持续收入。
人在顺境中，一定要想想危机在哪里！什么时候创造出持续收入，你就能在什么时候脱离贫穷。
趁自己还有体力与业余时间，赶快为自己或家人至少累积一份持续收入吧！投资收益、版权收益或系统产生的利润，都属于持续收入的一种。
台湾约150万名千万富翁，都是在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发展自己的持续收入系统，得以彻底摆脱贫穷，实现资金不断的进入我们自己的账户。然而我们知道凡是不可持续的收入，再高都不值得羡慕，超时工作，以健康为代价去追求更不值得。
另外，光靠储蓄的利息也不足以让你养老。有一个朋友在30年前从公务员岗位上退休，拿了300万新台币的退休金，在30年前，300万新台币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因此那个朋友觉得从此不愁吃穿了，但在今天看来，300万台币又算什么呢?
你今天找的客户，是不是明天还会来消费？很多种选择，事实上是可以让你多次获利的。
例如：词曲的作者得到报酬、持股的营销顾问收费、房东收租金、发明者注册专利、架设网站的人日夜收点击费用、超市收渠道宣传费、企业家架构系统来收加盟金、商家进行直销、保险经纪人建构组织及扩大系统等许多情况，都有可能持续带来报酬。做一次生意，领一次报酬，还是领N次，你选择哪一种？
c6.全球4.0到…
自人类诞生以来，有两种东西加速了世界的迭代的重组：第一是战争，第二是瘟疫，而这就是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
随着疫情的第三年，世界格局与秩序加速转变，我们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今，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能够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无法按照传统的规则运转下去，出乎意料的事情在接二连三的发生，越是这样的时刻，我们越需要对世界局势有深刻的认知！
世界每一次危机背后都会酝酿新的机会和新秩序，现在世界正在跨入全球4.0时代。
一切偶然的背后都是必然，人类社会有个基本规律：每隔一段时间，必须有一种东西出现，用来打破原有的平衡，形成新的平衡（熵增定律）。这也是人类不断革新自己，并且自我升级的过程。
自人类诞生以来，有两种东西加速了世界迭代的进程：第一种是战争，第二种就是瘟疫，而这就是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
全球4.0时代正式到来，世界的商业、经济、体制都在经历蜕变，只有能看透规律的人才能成为历史的舵手。
下面我们来归纳全球1.0到4.0时代的演绎逻辑：
1：从全球1.0到全球化3.0
公元14世纪，偏居在欧洲大陆西南角上两个面积不大的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了了大航海时代。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割裂的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经由地理大发现而引发的国家竞争，他们相继成为称雄全球的霸主，势力范围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
有意思的是：此时中国明朝郑和的船队已经七下西洋，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了几十年，而且声势和规模浩大。首先费用支出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且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
而当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人之间。但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郑和死后，中国人的身影就在海洋上消失了，也在历史大潮中消失了。
航海时代大大促进了世界贸易，世界上存储的物资开始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流动，就形成了第一次全球化，这就是全球1.0时代。
这就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工业革命的发生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都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如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
然后再通过“自由贸易”形式，把不发达国家、民族和地区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以及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来源地，于是世界又形成了一次野蛮的全球化，也就是殖民主义时代，这就是全球化2.0时代，这次全球化，大英国帝国走上了全球霸主之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收拾了世界的残局，当时全球是被战争重创几乎瘫痪的欧洲和亚洲两大经济体，以及虽然获得独立但却一穷二白的落后区域。为应对这种局面，当时美国执行大规模援助计划，比如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
在援助期间，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这不仅消化了美国的产能，支持修复了欧洲和日本两个产业转移副中心，并且又迎来了战后长达20年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也正式开启了全球化3.0时代，成就了美国的霸权主义。
直到如今，美式的霸权主义又陷入一片泥潭。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明显的——由于美国的金融泡沫，使得它的需求总体内卷化，这就导致对全球其他经济体（包括制造国和资源国）涓滴效应下降，涓滴效应指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
这才是全球化停滞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根本原因。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时代，一般都是美国经济好，大家都跟着乐。而现在美国再也无力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全球经济也处于衰弱式增长的阶段。
尤其是这次疫情让美国遭受空前的打击，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经全球第一，而且增长势头迅猛，甚至程度会超过911事件。
这次疫情将是911之后，美国又一个衰落的转折点！甚至是整个西方文明衰落的转折点！
全球化是从航海时代开始，所以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这就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而且从全球化1.0的航海时代、到2.0的殖民时代、再到3.0霸权的时代，这种传统的全球化一直都是由西方引领，由欧洲开辟，再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论”，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陆地从属于海洋等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
但是这种不合理的情况持续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变化，其中中国一直在默默的为全球化4.0时代做的准备。像“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都是铺设。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个规划同当年的美国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有相似的逻辑和背景，但目标也不同，引导的世界格局也大不同。
旧的秩序在坍塌，新的秩序在形成。
二：全球化4.0是什么样的？
这次疫情，让全球正在发生这四大变化：
（1）全球商业秩序的转移
这次疫情已经导致数十个发达国家开始封国，全球民众闭门不出，因此很多商务活动都将往线上转移，电商和物流将迅速发展，中国的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物流快递等行业，本来就已经领先全球，云办公、云教育、云签约也已经高度普及，这次必将给其它各国提供展现的商业模板，新的商业操作系统正在形成，并且迅速普及。
同时，从以资本为重心转移到以消费大数据为重心，谁掌握了消费者信任，谁就掌握了经济的主导权。
（2）全球贸易结构的重组
这次疫情后彻底打乱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结构，具体来说就是美国的品牌和设计、日韩的元器件、中国的装配、资源国的原材料和能源，销往全球。这次疫情，中国开始向全球供应医疗物资，借此机会，新的贸易结构正在形成，中国开始组建新的供应链，构建新的贸易结构。
（3）全球发展战略的转移
美国主导的发展战略是“主角性”的思维，是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别人只能站着看戏。中国的引领的战略是“平台化”的思维，大家一起搭台一起唱戏，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战略，也是大势所趋。
中国将成为全球的“战略大脑”，统筹新一轮全球贸易结构，加速分工细化，提升协作效率。不断的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新人才/新技术/新模式/新系统。中国给世界的贡献将不再只是产品，而是能深刻影响人类、世界发展的文明系统。
（4）全球文明重心的转移
这次疫情东方各国（中国/日本/韩国等）的控制疫情效果明显大于西方欧美各国，究其本质，这是一次东方文明的胜利。
水木然点评：西方文明，是起源于海洋，充满了开拓、竞争和扩张意识。西方通过不断征讨，把世界硬性带入到一个统一的经济市场，但无法为世界建立一个和谐有序、可持续发展的系统。
而中华文明，是发源于大陆的农耕文明，喜欢把人类、社会、自然、和宇宙当成一个整体去研究，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就容易把世界的万物调和成和谐共存关系。
中国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才是这个世界最好未来规划！
纵观人类历史的进程，每一次危机的背后，都是人类系统的大升级，这次疫情之后，整个世界也将改头换面，人类也将步入更高阶的文明体系。
世界上最昂贵的税叫《认知税》
人的一生都在为认知买单！
三：全球4.0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时代格局下，中国通过30年的努力打拼，以血汗工厂起家，以牺牲环境和市场为代价，终于成长为一个大国的“坯子”。现在中国终于可以引领世界进入到多极时代。
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格局，进而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
最后回顾一段历史：
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神在这个时候消失了，同时一场文艺复兴开始了，欧洲的机遇到来了。
而这次疫情之后，中国也将迎来巨大的历史机遇！
从全球化1.0到3.0时代，世界一直都是“赢”的思维主导，而全球化4.0时代，中国正在用“和”的思维来维持。
和而不同方为大同，那就是现在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伟大的愿景，它需要科技、体制、个体素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就会实现。
这就是人类先后经历的4波全球化，分别是：
1、航海时代（全球化1.0）
2、殖民时代（全球化2.0）
3、霸权时代（全球化3.0）
4、多极时代（全球化4.0）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棋局无法破，那就是“规律”！我们始终坚信一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有没有一种文明，可以让人免于疯狂，免于幻灭，免于饥饿，免于恐惧，免于杀戮呢？答案是有的。
这种真正不朽的文明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华夏”！
尽管我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遗忘了她，但是她从未离开过我们！
世界即将发生史诗级的转变！我们不仅正在见证历史，也要做好准备迎接千载难逢的机会。
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进来的地方。
2022年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冲击、很多变革，让我们非常困扰。但是在这个新的转折点时刻，我们必须要说，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我们的事业正处在风华正茂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