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74 叶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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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33 安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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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企业增长的秘密，是每个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都迫切想进行的工作。
因为企业从出现的那一刻起，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盈利，而企业盈利的前提就是实现增长，且是良性的增长。
在黑天鹅满天飞、不确定性的今天，构筑增长基石和制定增长策略，是每一个企业的必修课。
在现代市场营销学之父科特勒的影响之下，科特勒中国合伙人、增长专家王赛从两个维度看待一个企业的增长——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
在《增长五线》一书中，将企业的增长表达为一个公式：
企业增长区=宏观经济增长红利+产业增长红利+模式增长红利+运营增长红利。
日本战略咨询之父大前研一说，一家企业的能力反映在“对看不见的未来的风险对冲”和“对看得见的未来的布局”。
2020年疫情之后的今天，有部分企业大受冲击，体现了增长的脆弱性。当然，也有一批企业继续逆势增长，逐渐让人看清了增长理论对企业的重要性。
24日，已经连续9年成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市场第一名的安踏2021年年中财报，刷了一波朋友圈。
中报显示，2021上半年安踏又一次卫冕了国内的地位，并在上半年一度成功跻身体育用品市值全球三甲。安踏的228亿元收益，上半年已经超过阿迪达斯中国、LULULEMON全球，也与耐克中国拉近距离，是中国体育品牌第二名的2倍，继续以绝对优势领跑。
财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安踏把握住了疫情趋缓之后的复苏态势，营收强劲反弹创纪录达到228.1亿，增长超过55.5%；即使与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比较，营收部分也增长了54.0%。
而且毛利率增长6.4个百分点，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扩大至7.1%。
在营收数字体量上，安踏现在与本土的竞争对手相比，相当于2.2个李宁，5.5个特步，7.3个361度 （相同报告期收入比较），上半年安踏平均日销1.26亿。关键，在营收、毛利率、经营利润等核心财务指标方面，安踏上半年已经在中国市场全面超越阿迪达斯，仅次于耐克。
甚至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安踏集团已经有了跟国际巨头叫板的实力。比如数据显示，上半年在天猫平台，安踏超越耐克、阿迪两大国际巨头，成为运动户外品牌成交额冠军。安踏集团这一次中报超过220亿的成绩，是其在国内体育用品领域领先地位的集中表现。
这种成绩的取得，固然有新国货兴起和新消费趋势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因素作用，也就是产业增长红利；更可以看到的、起作用的是模式增长红利和运营增长红利，并且把外部“经济增长红利”转到企业内部的“企业增长能力”。
唯有找到增长结构，才能破解增长之谜。
一、好的增长结构，一看布局与战略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企业增长能力培养的第一个核心要素是布局和战略。业务如何做到最佳组合，这是企业的“攻守道”。好的布局、架构与战略，会让企业在发展中获取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角度。
一个企业，如果脱离商业本质，没有理性的业务结构支撑，企业的增长注定是一纸空谈，因为虚假的泡沫总会破灭。
在王赛看来，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围绕“客户”来进行增长的公司越来越多，腾讯、小米、字节跳动，它们业务的增长线都建立在客户之上，而不是简单的新产品或新业务的叠加。
通过分析财报和这几年的战略变化，可以看到安踏集团是如何布局、如何组合，从而形成业务结构、牵引增长关键点的。
这中间体现的规律，其实对任何一家想要突破自我的企业都非常重要。
从2009年以后，安踏集团就在不断的收购各种体育品牌，其已经形成三个品牌事业群，分别是：
由安踏主品牌、安踏儿童、斯潘迪组成的专业运动品牌群，其中安踏篮球、综训、跑步和运动生活都单独成立品类事业部；由斐乐FILA家族（包括FILA主牌以及童装、潮流和专业运动三个子牌）组成的时尚运动品牌群；以及由迪桑特Descente、可隆Kolon Sport组成的户外运动品牌群。
这些品牌覆盖了从低端到高端、从孩童到成人、从时尚到专业的体育用品消费，且都聚焦于体育用品的鞋服领域，实现了多品牌、多层次、多场景的人群全覆盖。
而这样品牌布局的背后，其实是安踏自己确认的三条增长曲线战略。
安踏品牌是第一增长曲线，是安踏集团的根据地。根据地，就是壁垒，就是护城河，就是重要依托，就是成长底线。
FILA品牌是第二增长曲线，已经和安踏品牌一起，树立安踏集团现金流和收入的重要基础。
由新品牌组成的户外运动品牌增长曲线，是第三增长曲线。由于新消费趋势的影响，逐渐成为满足小众体育装备需求的利器，成为安踏新的业务增长点。三个曲线的相互交织和互相促进。
刚刚发布的中报也间接证明了这个战略对安踏集团发展的重要性。数据显示，安踏品牌收益同比去年增长56.1%至新高的105.8亿，毛利率大幅提升11.2个百分点至52.8%。而2019年半年报显示安踏品牌的增速为18.3%，总营收金额为75.89亿元。
而FILA品牌收益同比去年增长51.4%至108.2亿，与19年同期比较，增幅更达到65.6%。关键在2020年疫情影响下，斐乐FILA依然实现9.4%的增长，非常不容易。
其他专业运动品牌始祖鸟、迪桑特、可隆等这几年都保持高速增长，2021年上半年更是实现营收14.07亿，增速超过90%。
一方面，第三条曲线也就是户外运动群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两个主品牌，为安踏未来业务的拓展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另一方面，随着业绩做大，FILA和其他品牌在集团收益中的占比在不停的上升，而且这一切还在各个品牌年度收入的增速都在不停增加的基础上产生的。
这意味着不光是安踏和FILA两大主品牌的增长，其余品牌的增长也为整个安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上哪怕受到疫情影响也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其他领域专业品牌，安踏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品牌布局。
关键，户外运动品牌中亚玛芬合资公司的亏损显著收窄，以及亚玛芬集团全球市场业务明显好转，其主要原因是三大主力品牌（始祖鸟、萨洛蒙、威尔胜）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增速均实现翻倍。它们和迪桑特、可隆等户外品牌一起，正在成为安踏集团新的增长动力引擎。
这充分验证了安踏集团多品牌孵化能力和提前布局小众市场细分赛道战略的成功。
科特勒说，所有的增长背后必然有客户，否则增长的设计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安踏为什么不断要扩展自己的品牌，在于他们看到了企业价值变化的趋势。
科特勒中国合伙人、增长专家王赛曾在《增长五线》一书中表示，当客户迁移比较大，基础设施迁移比较小，就是品牌突进的机会。
安踏一直有个认知，那就是体育用品是一个高速增长的黄金赛道。只不过是在新消费趋势之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意愿增强。而消费内驱力的存在，使得他们重视自身消费的满足感。
这意味着，现在已经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消费主张和品牌喜好的时代。安踏的多品牌战略，既迎合了新消费趋势的特质，又通过极小的投入成功覆盖了消费者多需求之下的趋同要求。
二、好的增长结构，二看营销模式和数字化
中报显示，安踏在已经非常高营收数据的基础上，依然能持续保持超过50%以上的高增速。
这样的事实不光验证了安踏三条曲线战略布局的合理性和长远眼光，背后更意味着安踏对战略正确的执行能力已经导致自身全价值链的效率提升。
安踏自己在财报中表示，取得这样的成绩是跟精细化运营管控、数字驱动决策的能力深化，以及DTC模式（直面消费者）的全面推进息息相关。正是依托营销模式的变革与数字化的进步，安踏才能在供应链、生产制造、商品企划、会员管理及零售渠道等各个环节实现效率提升。
DTC模式跟数字化运营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生产和数字销售的落地是根本，DTC则是数字化措施的目标和结果。
2019年，安踏集团为了解决自身未来几年发展的策略问题，请IBM公司给自己打造了一整套完整的数字化发展体系，其中约定：通过数字化转型，建立直面消费者的业务模式，更精准地定义内容和场景，强化连接和互动，领跑市场，实现2025年集团DTC占比达到70%的目标。
一方面，随着DTC模式的逐渐推行，的确提升了安踏集团各个品牌直营店的比例，同时也降低了代理销售必须支付的中间成本和库存损耗。这对安踏集团财务指标的影响立竿见影，刺激着集团不断在推进相应品牌直营店的比例。
中报数据显示，FILA品牌已经全部实现直营，而安踏品牌也有35%的店面改成了直营，这被看作是安踏这次中报利润创新高的一个重要推手。
另一方面，为了推动DTC模式的高速增长，安踏集团利用数字中台实现了即使多品牌也依然可以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营销。
实际上，纯粹的数字化是没有意义的。数字化，要么是用来建客户资产，要么是用来提升价值，要么是用来差异化。
而安踏集团的数字化覆盖在生产与消费端（私域、门店直播、与KOL合作、供应链、柔性化），不光节省大量成本，也让安踏集团真正的品牌布局落到了实地。
比如安踏集团自主研发了零售系统及电商中台系统，可每日实时处理50万行销售小票、100多万条库存移动单据，双十一期间订单处理量超过1500万张。
比如安踏集团的产品开发已经全面利用数字化做企划。依托从天猫等电商平台获取的过亿用户大数据，安踏集团可以为各个用户群体精确画像，并根据这些画像相应开发不同群体和不同年龄段喜好的产品。
比如安踏集团服装数字化智能工厂在行业内率先实现全流程贯通，已完成了数据采集、AGV传输、集中挂片枢纽、智能柔性吊挂、高速分拣、高速传输和智能包装分拣七大系统的智能改造，构建从原材料到成品，再到包装，实现一体化的智能制造。
比如安踏集团打通了旗下多个品牌，打造了以7000万会员为核心，覆盖2.5亿人消费者数据资产的庞大的私域流量池。安踏集团依托这个庞大的私域流量池，通过朋友圈、群聊、直播、短视频、买家秀、专属客服等触达消费者方式的组合运用，实现在数字化营销方面对于消费者精准的触达。
比如安踏集团借势双奥战役，推出“爱运动中国有安踏”的品牌理念，利用数字化设计为奥运健儿打造专业装备，并凭借数字化媒体传播在整个东京奥运期间获得超百亿的品牌声量。最终在“数字品牌榜”刚刚发布的“奥运品牌心智占有率”市场结果显示，安踏以超40%的心智占有率遥遥领先于其他运动品牌。
安踏集团把品牌都分门别类地放到这样的数字中台上，一是可以给所有品牌赋能，将多年来在安踏品牌和FILA 品牌积攒下的管理运营经验平台化，赋能所有品牌，让单一品牌享受到规模效应。
二是可以互相协调，每个品牌既被区分和间隔，进行差异化定位，又能跟同类品牌相互协同，头部带腰部，由单打独斗变成了集群作战，更有效利用资源。
而且在国际运动鞋服品牌在海外的供应链因疫情而大幅停产的背景下，安踏集团早就在中国深耕供应链布局，多个强大的生产基地和长久深度合作的2000多家供应商，以及正在搭建的数字化供应链体系，为保障增长提供了妥妥的基础。
因此，在7月8日举行的投资者日上，安踏集团宣布未来5年计划投入超40亿元研发成本，不断增加数字化设计、生产、营销领域的研发，进一步助推安踏的发展速度。
实际上，从2019年IBM帮助安踏集团树立数字化和DTC的发展目标之后，由于投入的巨大和对现有管理体制要进行全面的调整，安踏集团的管理团队将这目标定在三-五年内完成。
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数字化营销变成了常态化销售渠道与手段，2020年上半年安踏业绩也受到疫情影响，使得安踏集团的管理团队在去年疫情之初即决定全面推动DTC和数字化的落地与执行，将未来要做的事情提前加速来做，而且，加速再加速。
本来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长期的过程，但现在看仅仅是半年时间，安踏就尝到了其中的甜头。
2020年的年报显示，在安踏集团总收入上半年比2019年同期营收下降1%的情况下，年底安踏集团总营收比2019年同期上升4.7%，毛利率上升3.2%。
其中基本上全部店面都做直营的FILA品牌，在上半年只比同期增长9.4%的情况下，全年收入增幅超过18.1%，毛利增长超过16%。
如果说2020年下半年全面增长的销售数据背后，还有报复性的市场恢复因素与中国品牌爆发的影响，那么2021年上半年，安踏集团各个品牌都实现了创纪录的爆发式增长，而且增速远超同行业其他企业，就是安踏集团DTC模式和数字化管理手段已经成为企业发展基石的有力佐证。
关键，财报在去年的高基数下，安踏电商收益保持高速增长的61%，线上业务占比已经达到27%。O2O(线上到线下)流水增长超170%，表明DTC业务运营效率提升明显。因此，在刚刚发布的品牌战略中，安踏集团表示在未来24个月使DTC在整体流水占比提升至70%，店效提升40%。
实际上，安踏集团如此重视DTC升级和快速扩张，是因为安踏集团发现通过DTC业务和数字化营销，最终可以实现以消费者为中心，在底层重塑人、货、场，从而形成从产品开发、运营到营销的良性闭环。
三、好的增长结构，三看差异化的品牌力与聚焦
美国管理咨询公司Step-Change Management合伙人Jack Prouty总结出一个“七七定律”，即70%的并购未能增加股东价值，其中70%的原因与并购后的整合有关。
多品牌战略能极大提高企业的天花板，但这并不是简单的“1+1”数学题，消化不好便会成为拖累。
安踏集团虽然是多品牌，但它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把目光聚焦在体育用品尤其是鞋服领域。
创始人丁世忠曾说：这个时代诱惑太多，赚钱的机会也不少，但是我们不做其他的，我们只做我们擅长的运动鞋、运动服相关的产业。也就是聚焦体育用品行业的鞋服领域。
王赛分析过一种增长的“多元困境者”，即公司的业务护城河还没有稳定，不断在增长线上投入，哪儿有机会就向哪儿扩张，但是这些业务之间缺乏连接的基础。
在大量的失败扩张案例中，都可以找到这个因素。安踏跳过了这个增长的坑。
这几年不光是国家从政策层面对于体育运动的支持，给安踏聚焦这个领域带来了信心；而且由于相较发达国家近4%的体育运动GDP占比中国只有1%的事实，让安踏集团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更何况体育用品这个赛道，2019年就达到3,000亿的规模，而且专家估计一直到2025年，每年中国体育用品产业都会有12%以上的增速。
再加上生活运动的提高，使得体育运动成为很多人休闲的一种方式，这两年马拉松报名人数的激增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让安踏集团推行自己小众体育品牌拓展路线有了非常大的可能。
业务结构只是增长的开始，没有消费者的业务如同“无源之水”。
选定行业不放松是一回事，真正把品牌力落实到位是另一回事。
2009年从百丽手中拿到意大利高级体育品牌FILA之后，安踏集团整个团队曾经多次开会，对其进行了品牌定位和讨论。
当时安踏集团的管理团队发现一个新的机会，就是在专业运动和休闲运动的中间，存在一个小蓝海叫做运动时尚。而在这个领域目前没有先行者，FILA杀入之后会有着庞大的生存空间。
然后安踏集团就想办法，在这个领域为FILA制定自己的品牌形象，也就是优雅。
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安踏集团邀请了高圆圆作为FILA的形象代言人，从广告层面突出自身品牌的优雅属性；其次，安踏集团又选择高尔夫、瑜伽等外界认为的优雅体育运动，作为FILA第一批普及的运动领域；最后安踏集团发现这些优雅的感觉，还必须通过销售渠道释放，于是选择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开设FILA的专营店。
经过前三年的磨合，到2012年所有的条件都逐渐捋顺，市场接受度也上来之后，FILA第一次扭亏为盈，也从此拉开了快速增长的序幕。
2018年的12月11日FILA达到了100亿，2020年接近200亿。两年的时间，一个品牌就从100亿进化到了200亿销售的规模，安踏集团把斐乐FILA的品牌力吃透了。
一方面FILA开始做横向拓展，于是有了儿童和潮流子品牌FILA KIDS和FILA FUSION，最新中报显示，这两个主要子品牌每个都是几十亿的营收规模，成功分散了品牌发展的风险。
另一方面，FILA开始在各个店面布局上下功夫，将所有的子品牌都放在一个店里，形成自己的系列营销空间，从一个人的生意，做到了一家人。
这样的一系列操作，带给了FILA这个品牌超过想象的增速和抗压能力。哪怕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非常严重的状态下都实现了近10%的增长。
FILA的案例表明，洞悉品牌力并聚焦到某一个特定领域的企业，是可以迅速开拓出新的蓝海市场。
从安踏集团整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企业即使品牌力足够大，对于品牌的二次突破以及曲线增长是必有的一个手段。“不破不立”与“适应时代”，是一个企业品牌保证常青的基础。
而正是基于对自身品牌力的强大把握和对发展规律的洞悉，安踏集团在一个月前发布了未来五年战略目标及24个月快速增长“赢领计划LEAD TO WIN”。
安踏集团希望通过“专业为本、品牌向上”的战略定位，利用数字化和DTC的手段，实现年流水符合增长18－25%的目标。同时，利用北京冬奥会机会，实现“双奥”战略，释放多年积累的品牌力，带动整个体育装备产业发展。
因此，探究安踏集团这几年一直在体育用品领域保持第一的原因并不重要。安踏集团的经历告诉我们，企业成功之后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靠的不是什么奇谋。
拉姆·查兰认为，基于客户所实现的增长可称为“良性增长”。
很多企业的经验就是一句话：审时度势+理性判断，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夯实管理的能力，重视企业完整、清晰、长期增长曲线的布局和执行。
只要能做到这几点，企业离百年老店就不远了。
c2.132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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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科技（300256.SZ）突变为*ST星星。
这一场人为强震，再次刷新了投资者对A股上市公司的认知。
根据公告，被*ST星星称之为会计差错更正的“自宫”玩法，将其2020年营收缩减31.67亿元，合并净利润从5203万元调整为亏损24.93亿，归母股东权益由19.56亿元变更为-22.22亿元。
*ST星星不可思议从云端瞬间跌落深渊，市场一时错愕。
“*ST星星已经涉嫌重大财务造假，说是会计差错更正，是因为造假结论需要监管部门认定，相信*ST星星很快就会被立案调查。”一位券商人士8月27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
上述券商人士的理由是，*ST星星董监高在2020年年报中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同时，审计机构也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两个版本的年报数据天差地别，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上述券商人士说。
人事变动之草蛇灰线
进行匪夷所思财务数据大洗澡的*ST星星，控股股东是萍乡范钛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实控人为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公告显示，*ST星星对2020年度会计差错进行更正，于2021年8月21日粉墨登场。
当日，*ST星星除了公布由盈利转为巨亏的所谓会计差错更正，还披露了其历史以来最大半年度亏损的2021年半年报，当期亏损额高达13.39亿元，并且净利润竟然是同比下降310.14%。
但溯流追源，总有隐约可见的草蛇灰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ST星星出现惊天大逆转之前，其实控人在今年8月初也出现重要人事变动。
萍乡经开区官网资料表明，8月5日上午，萍乡经开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宣布江西省委决定：杨博任萍乡市委常委、萍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萍乡经开区前任党工委书记是李锦林，其并未出席此次全区领导干部大会，包括7月14日萍乡市委书记陈敏到萍乡经开区调研等重要活动和会议，李锦林也未参加。
而*ST星星财务数据的巨大变故，就出现在萍乡经开区前后任党工委书记交替之后。
早于萍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人选更替，*ST星星就出现了异常人事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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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30日，2019年8月27日开始担任*ST星星董事长的刘建勋辞职，由*ST星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琅问接替董事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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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3个多月后，刘琅问就在5月10日提交辞职报告。
与刘建勋辞职后担任*ST星星资深顾问职务不同，刘琅问辞职后不再担任*ST星星其他任何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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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萍乡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兰子建出任*ST星星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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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ST星星董事朱林、赵亮，分别在6月18日与8月13日辞职，监事会主席张绍怀和职工代表监事赖春连则分别在8月3日与8月16日辞职。
这4人辞职后均不再担任*ST星星任何职务。
梳理可知，*ST星星上述3个董事长先后在任期间，分别经历了上市公司2020年年报的重要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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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勋辞职时，正值年报审计编制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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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琅问任职期间，*ST星星披露了2020年年报和2021年一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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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子建接任以来，*ST星星更新了2020年年报，并在之后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和披露2021年半年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历史公告还发现，萍乡经开区自2019年成为*ST星星实控人之后，兰子建是*ST星星唯一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董事长。
投资60亿项目停摆巨亏
2011年8月上市的*ST星星，与萍乡经开区的交集始于2018年。
按照2018年11月公告，*ST星星与萍乡经开区签署了投资协议，拟在萍乡经开区建设智能终端电子产品科技园项目，总投资60亿元，项目总体建设完成及完全达产的建设期预计为3年。
*ST星星称，上述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100亿元，完全达产后预计年净利润为4.8亿元。
萍乡经开区对*ST星星的智能终端电子产品科技园项目极为重视，声称该项目是目前萍乡引进的投资额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电子信息产业项目。时任萍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锦林在签约前，就与*ST星星当时的董事长王先玉多次深入沟通洽谈。
萍乡经开区给予*ST星星的优惠政策颇为诱人，不仅提供项目用地1000亩、厂房代建支持和5年内免除租金，还承诺提供累计15亿元的产业资金支持、给予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等特殊照顾。
此外，2019年3月，萍乡经开区管委会下属控制的汇丰投资对实施智能终端电子产品科技园项目的江西星星进行增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至205140.84万元，其中汇丰投资出资10亿元，持有48.75%股份，*ST星星及下属控股公司合计出资105140.84万元，持股51.25%。
但3年预期将至，*ST星星的智能终端电子产品科技园项目却处于停滞状态。
*ST星星2020年年报表明，智能终端电子产品科技园项目当年投入1亿元，累计投入资金为22亿元，项目进度为36.67%。
*ST星星2021年半年报显示，智能终端电子产品科技园项目当期投入金额为零，项目进度依旧是36.67%。
“项目已经投了22亿元，没理由中途停下来。”一位投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原封未动，是*ST星星出现复杂局面的一个窗口。”
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致电有关方面皆无果，*ST星星工作人员也只回答“以公告为准。”
*ST星星之前公告称，江西星星已先行建成并投产了视窗防护玻璃白片生产线。江西星星2020年净利润为2406.11万元，停摆的2021年上半年却爆出大雷巨亏15.76亿元。
而萍乡经开区入主*ST星星后，曾谋划的2次定增再融资同样半路折返。
2020年3月，*ST星星公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拟购买预估价16亿元的江西星星48.75%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13亿元用于江西星星的配套项目建设。
延至2020年8月底，*ST星星突然宣布终止。
2020年11月，*ST星星重启再融资，拟定增不超过2.87亿股，募资15亿元用于2个3D曲面玻璃盖板生产线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其项目实施地皆在萍乡经开区。是次定增再融资，于2021年6月撤回申请。
对于再融资夭折，*ST星星今年6月的公告称，2020年度因非公开发行的审计收费达到120万元。
实控人入彀“救世主”
签署投资智能终端电子产品科技园项目2个月后，*ST星星易主萍乡经开区。
2019年1月，实控人为萍乡经开区管委会的萍乡范钛客，以3.39元/股受让叶仙玉、星星集团、王先玉等所持占*ST星星14.9%的1.44亿股，交易总金额为 4.88亿元，并受托叶仙玉、星星集团剩余12.78%股东权利，以拥有27.68%表决权成为控股股东。
萍乡经开区协议入主消息刚公布，*ST星星即披露2018年预亏8.45亿元至8.5亿元。
但当时预计的财务洗澡并不彻底，2个多月后，*ST星星将2018年的亏损额修正为17.48亿元，随后又在年度报告中确定为亏损16.99亿元，其中计提资产减值损失12.97亿元。
而萍乡经开区此时承担的正是*ST星星的“救世主”角色。
根据2019年5月对深交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ST星星称，为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引入萍乡经开区管委会为控股股东，并已累计获得支持资金15亿元，很大程度缓解了公司的财务压力和偿债压力。
*ST星星还表示，萍乡经开区管委会将提供代建园区、税收优惠、提供财务支持等产业政策，将打造星星科技一站式智能终端电子产业制造基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即便萍乡经开区管委会给予 “输血”等方式大力支持，*ST星星在2019年扭亏为盈也是水分十足。
年报显示，*ST星星2019年实现净利润1.74亿元，但其同期非经常性损益项目金额合计为1.8亿元，主要包括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7603.67万元、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8711.36 万元和其他营业外收支以及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1667.11万元。
其中，*ST星星当年资产处置确认处置收益7760.95万元，系之前已计提减值5045.8万元的设备；2019年，*ST星星收到萍乡经开区管委会下发的政策性优惠贷款利息补贴为3000万元。
虽然会计差错更正后巨亏的2020年，*ST星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仍然达到7619.18万元，今年上半年更是达到6040.26万元。
而实控人对*ST星星的资金支持依旧不断，继今年6月公告向间接控股股东萍乡市汇盛工业借款不超过6亿元后，8月又向汇盛工业新增借款3亿元，使之今年以来向汇盛工业及其关联方累计借款金额达到12.06亿元。
关联方借款成为了*ST星星的救命稻草。
“向萍乡中级法院申请对*ST星星进行重整的汇丰投资，也是关联方。”一位注册会计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从入主后的财务数据对比分析，萍乡经开区接盘明显是入坑，利用财报挤水分和关联方申请重整，是保壳的无奈之举。”
据公告，*ST星星2019年12月6日向汇丰投资借款5000万元，期限为2个月，但*ST星星至今未清偿借款及其利息。8月26日，*ST星星收到萍乡中院通知书，决定自8月23日起对*ST星星启动预重整程序，预重整期间为6个月。
“预重整程序启动了，但*ST星星财报前后矛盾的地方很多，可能还需要追溯调整。”上述注册会计师表示。
例如，*ST星星现在称全资子公司星星触控和深圳精密经营状况出现严重恶化，补提2020年商誉减值准备8.76亿元。
但在2019年，*ST星星不仅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在商誉减值测试中还预计星星触控和深圳精密稳定期收入仍能持续增长，这已经与前期商誉减值测试预计稳定期增长率和折现率的数值存在一定差异。
此外，*ST星星这次调减2020年存货4.33亿元，而其2019年末存货比期初减少15.77%，并且出现期末存货跌价准备比期初减少72.43%，这是在当期转回或转销5.98亿元所致。
“疑点太多，需要监管部门来揭开谜团。”上述注册会计师认为。
截至昨日（8月27日）收盘，*ST星星报2.47元/股，市值23.7亿元。
c6.3 海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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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的期盼终于要画上句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9月1号试运行的消息，甫一发出便席卷了各大平台。
“关注了这么久，我从一家三口熬到一家四口，终于等到你。”网友“都都”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官微下的留言，道出很多人的心声。
历经数次延期，又受到疫情影响，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院长林焕杰称北京环球影城“生不逢时”。无论如何，这艘大船终于起航，五分之一世纪的等待在此收尾，也意味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始。
万众瞩目着，环球影城将交上一份怎样的答卷？
内测尝新体验：最热项目排队120分钟，有人1天消费几千元
一个主题乐园在正式运营前，都要经过漫长的测试阶段。据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员工透露，自8月20日起，媒体、意见领袖和部分环球度假区合作伙伴作为首批环球影城体验官收到邀请函。
而从8月26日到31日，北京环球度假区员工的家属和朋友成为第二批吃到螃蟹的人，环球度假区官方称，每位员工有五个邀请名额，可以请自己的亲友团来观览体验。在此之前，环球影城的员工已经提前做了三个月的测试体验官。
首批体验官感受如何？
8月25、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在主题公园里现场采访十余名游客，反馈不一，总体来看正面评价和推荐来玩的意见占多数。
11岁的陶乐伊的妈妈是环球影城的员工，于是陶乐伊邀请了自己的两名同学一起前来体验。三人从早玩到晚，成为最后一批离开的客人。“今天玩了有十个项目吧。”陶乐伊说自己最喜欢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单是里面最著名的玩乐项目“禁忌之旅”她们就玩了四遍。
禁忌之旅
虽然一般认为环球影城的游客以十几岁到四十岁为主，但11岁的陶乐伊认为自己对园区所有项目都能接受，IP共鸣性也很高，“正式开园后我肯定还会再来。”陶乐伊笑道。
此前曾有游客质疑环球影城的消费过高，“价格这东西见仁见智，也许有人觉得贵，我觉得还行。”不愿透露职业的刘中允被拦下采访时手里拎着四五个礼品包，他买了几个小黄人的玩具、哈利波特的魔法棒以及两套巫师袍，加上当天中午在园区的消费，总共花了三千多元。在其看来，价位还能接受。
大学生谢骏豪和朋友李泽熙一早7点钟就从北京西边打车来到环球度假区，环球影城9点半开园，他们是第一批冲进去的游客，打卡了园区的所有项目。两人当天一共花了900元，除了在园区的餐饮消费，还各自买了魔法棒。“如果以后要买票进来，那花销至少两千元。”李泽熙认为学生党很可能会被高价消费吓退。
据悉，内部测试阶段，园区游客数量将逐步升高。25日预计仅为几千人左右。刘中允表示，如果正式开园后，每天的人数都像测试时这么少，他会无限次想来。
同样看到“人少体验好”这个压力测试期优势的，还有张欣母子二人。“我其实都没去过上海迪士尼，因为那里永远都是太多人。”张欣体验过美国和日本的环球影城，在她看来，北京的环球影城硬件与国外一致，但员工的情绪、演出投入程度比起国外还是略有差距，因此氛围上略差了一些。不过她已经感到很庆幸，毕竟北京引进这么大规模的主题乐园，对家长来说，能节约不少遛娃开销。
8月26日，员工邀请名额投入使用，园区游客数再迎大涨。未来水世界场馆在疫情期间能容纳2200人，据记者目测，当天客座率达到了八成，而这只是园区内七大主题园区之一。
未来水世界场馆
魔法学院
园区内的排队小程序显示，魔法学院和侏罗纪公园里的热门项目排队时间已经长达60、70分钟。而最热门的项目“霸天虎过山车”则要排队120分钟。
霸天虎过山车
侏罗纪公园里的购物店
内测门票炒至5000元
环球影城成流量密码
某种程度上来说，环球影城这座“城”比围城更具魅力，城内的人不想出来，城外人拼命想冲进去。
8月25日，一家名为“艺旅机酒”的票代，在小红书上发布名为“北京环球影城·门票赠送”的帖子，称将于正式开园后抽2位用户赠送门票，该帖在24小时内收藏破7000，对比该账号发布的其他内容，平均收藏量在0~150之间，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热度证明“环球影城”实为流量密码。
少数急迫者不愿等待。有媒体报道，环球影城内测票价被炒至5000元，2100元一个的入园名额被黄牛称为“特价”，两个名额在一小时内卖出。但这些门票是否可用仍然存疑。北京环球度假区方面表示，试运行门票不会对公众售卖，且不可转让，提示消费者警惕虚假信息及相关风险，以免造成损失。
高价票横行下，买方损失金钱，卖方则可能面临法律处罚。8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公示称，4人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以1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价格倒卖环球影城内部测试体验资格，扰乱正常经营秩序，警方已查获该4人并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这不是北京环球影城引发的第一次热潮。早在去年11月，话题“北京环球影城宣传视频画风”就在微博上获得8491.6万阅读量，过于土味的画风被网友调侃为“怕游客太多的刻意赶客之举”。去年7月，北京环球影城内测物价也攀上微博热搜，一份奶昔98元，一份意面196元，一个冰淇淋88元，“贵过迪士尼”的价格惹起大量讨论。
“流量密码”“热搜体质”背后，是过于长久的等待导致的热情井喷。无论是对于游客，还是园方，一路走来确实充满波折。
波折重重
若沿时间轴向前追溯，环球影城项目与北京的缘分始于世纪之初。
2001年10月，北京市政府与环球度假区签署意向书，北京环球项目筹备启动。此后直到2014年，项目方取得国家发改委核准，并于次年年底正式动工基础工程。经过5年建设，2020年12月，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核心工程全面完工，进入运营筹备阶段。实际上，相关预热在项目完工前就已开始。
“官方定档！北京环球度假区与你约定2021！”
这是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微信在2019年9月17日发布的一则定档预告，公告中没有提及具体开园月份，在当时看来或偏保守，但结合目前形势，该说法实在颇具先见之明。
遗憾的是，这样的谨慎并未保持全程。盘点那些未被兑现的开园通知，粉丝们焦虑而无奈。早在2014年，便有媒体报道环球影城最早将于2018年开业，为此后“预告—延期”的反复横跳拉开序幕。
2020年12月，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李文红透露，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预计2021年5月开园。
2021年7月初，亦有消息透露7月下旬环球影城将启动试运营，这些确切的数字一度令期待者满怀信心，但此后均没了下文。
不断延期的同时，北京环球度假区并未停止动作。梳理其官微历史消息，从2019年5月至今，北京环球度假区共发布8篇员工招聘启示，从新生代领导力人才到歌手、演员，招贤纳士一行不落。
在宣传营销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北京环球度假区与抖音合作的“环球度假区戏精试镜”“环球度假区舞神试镜”系列活动，为给侏罗纪公园、变形金刚等景区预热，官方亦通过线下试玩、文创抽奖等形式与粉丝互动。虽就效果而言，或引发群嘲，或反响平平，仍不难看出北京环球度假区对项目推广的重视。
动作的背后是追加投入。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院长林焕杰称，延期开园带来的人力成本、营销成本、财务成本，均将给北京环球影城的财务状况带来压力。
除此之外，疫情也是绕不开的影响因素。新冠肺炎病毒来势汹汹之时，环球影城仍处于建设阶段，2020年1月23日封闭项目园区，2个月后便实现全面复工，因反应速度快未受较大影响，但今年7月来袭的德尔塔病毒实属意料之外，“这波疫情最早在旅游景点爆发，更易加重游客的恐慌心理。”林焕杰感叹，“北京环球影城真的可以说是生不逢时。”
云开疫散，未来可期
门票定价最受关注
北京环球度假区8月20日开启内测后，影响力形成涟漪反应，资本市场率先“春江水暖鸭先知”，全聚德、元隆雅图等关联公司股价均略显回温。
全聚德为北京环球度假区投资方首旅集团旗下代表品牌，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城市大道上开设门店，8月20日至今，其股价均呈上涨态势。
作为获得“功夫熊猫”等五年IP使用权的合作伙伴，元隆雅图也因此次内测收获利好，8月20日当天，其股价从开盘每股15.04元涨至收盘时的每股16.52元，8月27日亦以1.08%涨幅收盘。
园区内深受孩子们欢迎的功夫熊猫
疫情常态化下，环球主题公园正在探索持续经营的可行之路。根据环球母公司康卡斯特2021年第二季度财报，奥兰多环球影城在本季度交出盈利答卷，这也是自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康卡斯特在主题公园板块的首次盈利。
一个好消息是，国内德尔塔病毒目前已得到较好控制。8月25日，张家界——这个曾在7月引起文旅板块动荡的城市，宣布全域均转为低风险地区。对那些对出游产生恐慌心理的游客来说，这份通告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8月18日起，曾经被各省市叫停的跨省游也陆续恢复运营，山东、海南、内蒙古、四川等地率先发布恢复公告，全国范围内的放宽也正可期。
林焕杰认为，北京本地游客与外地游客预计分别占北京环球影城总游客量的50%。以此为前提，北京市的疫情防控政策与外地关于跨省游的规定都将影响环球影城的获客量，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北京环球影城有望在首年实现经营性盈利。林焕杰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客流量是评判能否盈利的关键指标，可以根据客流量推测出较精确的盈利数字。
此前，中信建投在研报中预计，北京环球影城年接待游客数量约1500万至2000万人次，预计客单价将超过1500元，成熟后每年营业额大约在250亿元到300亿元。云开疫散下，北京环球影城未来可期。
目前北京环球影城的定价仍是最受关注的问题。“最早公布的门市价很关键，第一枪能不能打响就看这一下了。”林焕杰认为，在综合考虑成本与意愿的前提下，园区内定价较之外界高30%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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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3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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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定基调——2个“凡是方针”：
1、凡是鼓吹炒房的，坏。
2、凡是鼓吹干死地产的，蠢。
就连我们村喂狗的李大爷都知道，房子不能随便炒。
现在网上的言论，一会儿预测准了这个，一会儿预测准了那个，人模人样的分析。说实话，我看了都脸红，这玩意儿还需要预测吗？
更可笑，这帮人的分析还是基于楼市说楼市，格局明显小了。
要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市场，全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除了搞房地产，是不是整治教育乱象，是不是严厉打击教培，是不是打击互联网垄断，是不是打击网游，是不是占领舆论阵地，是不是在厘清央地关系？
明摆着，有系统，有预谋，有计划。
咱们撑开格局看世界，站在全国看这一场大变局，站在历史看这一场大变局。
而一切问题的终点，就在2022年。
1、一切当下的问题，都是历史的问题。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历史的。纵贯5000年王朝更替，往往能够打开新局面的手段只有两种，一种是GM，一种是改革。
GM很简单，用一种暴力机器代替另一个暴力机器。
周取代商，汉取代秦，唐取代隋，清取代明，皆是如此。这种最快，最有效，但是往往代价最大。
只要大家翻看历史，就能非常明显的发现，但凡是暴力机器的战争，不管正义与否，结果都是极其残酷的，正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绝非曹公造假。
我给大家举2个例子：
汉取代秦，战前秦朝2200余万的人口，到了汉朝初立，刘邦乘车竟然找不到同色的马匹，官员乘车只能用马车代替，可见战争之惨烈。
唐取代隋，隋朝最巅峰时期人口高达890万户，经历了一系列隋末战争，到了唐朝初年仅剩100余万户，鼎鼎大名的贞观之治不过300余万户，封建王朝巅峰的开元盛世才勉强达到900万户。
也就是说，经过了100多年的休养生息，不过是恢复到隋朝的巅峰。
GM，Pass。
同样的改革，难度小点，但是阻力犹大。
为什么？因为既得利益者群体太大了，不仅仅包括顶层、中层，甚至包括了很多中下层。对，包括在座各位。
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商鞅变法、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洋务运动、改革开放，数得着的只有这些，真正能够推行全国，且效果有效的改革只有3个：
商鞅变法。但是商鞅被车裂。
摊丁入亩。但是雍正被文人骂了几百年。
改革开放。挺好。
这几年一直强调说，我们在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跟之前格局比还是小了，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所遇到的，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又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明什么？
说明病已不轻了，大郎该喝药了。
2、如今遇到的问题，概括起来有2个：
1、物质上的。
2、精神上的。
先说物质上的。
往大了说，中美对抗还在继续，贸易摩擦，美元收紧，往小了说，国内的问题也是不少。
比如互联网企业，屠龙少年开始长出逆鳞，一开始都是烧钱快速扩张抢占市场份额，造概念、炒话题，随后开始大数据、涨价、杀熟、996、垄断。
比如内循环不好搞了，夹在中间的制造业，不仅要面临生产材料的上涨，更关键的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买，都6个钱包了，谁还有钱消费？
比如曝光过的独山县，举债修水司楼、盘古庄，你说只有这一个城市这么搞？我不信。全国举债发展的城市多了去了，早晚暴雷。
再说精神上的。
这一点更加严重了。
去年B站搞了个《后浪》，被大家喷成了筛子，为什么？因为大量的后浪，在用尽全力的活着，对，仅仅是活着。
佛系青年、中年少女，保温杯里加枸杞。
更严重的是，这种丧文化、躺平文化的盛行，让大量的年轻人没动力消费，不买衣服、不看电影、不工作，更加速了消费的萎靡。
前一阵城镇失业率调查数据，我看一下，触目惊心：
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比2019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其中16-24岁城镇的青年调查失业率为15.4%，比上个月上升了1.6个百分点，20-24岁的大专及以上人员失业率更高。
一方面，后浪们LV门前排长队，另一方面，却是小镇青年拼多多。
不说别的，一边是劳动最光荣、知识改变命运，一边是有钱才是王道、生得好不如嫁得好，你选择哪个？
这个差距、压力还在放大。
3、你要明白这次大变局的意义所在。
若成功改变，系统重启，红红火火40年；
若阻力太大，积重难返，就只能重装系统了，一旦失败，我们都将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为什么2021年动作这么多？
高层急了啊。高层在20年、19年甚至更早，早都想动手了，而且是系统性的大手术，但是因为毛衣战耽误了，因为疫情又耽误了，去年年底终于腾出手了，房地产立马就有效果了。
包括最近一段发生了很多大事：
1、饭圈舆论整治，
2、整治黄生看金融，
3、堵死教培行业，
4、调控房地产，
5、处罚腾讯，
6、针对网游。
这些加起来，是一个大麻花，搞不好就容易打死结，一定要需要耐心。
然后地产、教育、医疗、金融、生育，都是大麻花下的小麻花，都享受了至少20年的红利周期，谈不上积重难返，治理起来费时费力，最需要的是耐心和韧劲。
比如房地产。
一点一点松绑。逐步降低对银行、对土地财政、对学区的依赖度，设置三道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制度、土地集中拍卖制度、土地出让金归税务局征收，最终逐渐掌握楼市的房价中枢。
比如整治互联网。
打破垄断。互联网垄断之后开倒车了，比如大户数杀熟，比如资本垄断，比如创新发力，尤其是去年上海外滩马云的讲话，让所有人都非常震惊的发现：互联网与资本结合一旦结合，后果将非常可怕。
寡头经济，寸草不生。
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接下来所有的行业，尤其是过于繁荣的行业，比如脏乱差的娱乐圈，乱收费的医疗行业，无节制的游戏行业，都会面临很大程度的管制。很明显，今年的拳头真硬。
4、这就产生2个问题：
1、不只是地产，所有的行业都要整治。
2、整治地产不能猛药，要缓图之。要一点一点剥离。
房地产好比一颗肿瘤，银行、政府、购房者通过各种加杠杆，比如信用贷、抵押贷、投资基金、P2P、民间借贷等链接着金融系统，金融系统可是国家的心脏，大手术必然会导致心脏崩溃，危及整体。什么意思？
就好比病毒进入胳膊里，要么治疗，要么砍断。
要是能治，就是费点时间，你会砍断胳膊吗？
这就是房地产的问题，不能砍，只能治。
中国的房价问题，并不仅仅是内部的问题，炒房客、获利盘、接盘侠，更多的还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货币信用、利率博弈。
09年房价怎么起来的？
16年房价怎么起来的？
去年疫情，房价怎么起来的？
如果只有我国放水，其他国家不防水，房价涨不涨？
我看过网上的个观点是，叫做：我国的房地产泡沫，近忧是美元周期，远虑是人口危机。大家可以想一想。
再者，房地产本身的天花板，也已经到了。
第一个是人口。
这个不用说了，
第二个高房价，
这个也不用说了，
第三个很关键，就是购买力，其实就是劳动剩余。
996、007都快榨干了，也没人愿意生孩子了，6个钱包也快榨干了，上上下下全都掏空了，你还能掏出多少？
更大的问题，还在后边。
比如你有10万，你肯定买不起房，那鼓励你消费行不行？不行。正是因为高房价筑起来的隔离墙，会严重导致低就业、低欲望、低膨胀、低消费，甚至生育意愿降低，这样的话，内循环还搞个屁啊。
就像日本那样，水放不下去，消费也起不来。
消费不行，经济不行，房价就失去了土壤。
房价问题，经济问题，最终成了社会问题。
5、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最近风声不对。
我看新闻的标题，颇有点WG的味道。
你看，网游被批精神鸦片腾讯暴跌2800亿，
你看，深圳杭州调控，真是大快人心，
你看，互联网22起违法经营者集中案被罚，
你看，新东方从美股退市，真是大快人心，
看看最近人民日报做的事情，全部都是写又红又专的宣传。做的对吗？非常对，迎合了绝大多数底层群众的欢呼。
但，口号不能解决问题，道德不能解决问题。
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有牺牲，必须有利益。
没有了培训产业，孩子就有希望了？
北上深杭被打击，你就买得起房了？
打压了网络游戏，孩子就能专注学习了？
打压了学区房，教育就彻底公平化了？
好像没有。
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这一点上，30年前的日本，跟我们非常像。
发展路径极为相似，一方面是泡沫经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方面则是脱实向虚、实体萧条，工薪层收入下降，生活成本上升。遇到的问题也非常相似，内忧是高房价、低生育，外患是毛衣战、外来通胀。
高房价筑起了资产屏障，阶级壁垒加深，社会流动性下降，就会逐渐让年轻人失去希望，丧失活力……
30年前，经济泡沫尤其是楼市泡沫轰然倒塌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日本失落的30年，哪怕政府再搞改革，货币宽松，超量印钱，刺激消费，全部以失败告终。
日本人躺平了。
平成废宅、佛系鼻祖，天天吃草，不想社交，也不想恋爱结婚。
消灭了年轻人的欲望，也消灭了社会活力。
6、还是要强调一下：
1、凡是鼓吹炒房的，坏。
2、凡是鼓吹干死地产的，蠢。
再说几个观点吧，很难听，但很现实：
1、社会阶级只有2种，一种是统治阶级，一种是被统治阶级。
2、历史告诉我们，真理只有一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比如在郑州，你的车子被淹了，政府会赔钱给你？不会。只有保险会，为什么？因为你买保险了，如果你不买，那就不赔，你看，只有商业利益。
3、楼市调控的目的，是让你“居者有其屋”，而不是说人人都拥有产权。底层居民，只能依靠租房。
4、房子的价格，不是由普通人的收入决定，而是由有钱人的收入决定。你见过月薪2万的深圳人，买得起几百钱、上千万的房子吗？怎么可能。
c2.131 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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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起源于美国小镇的全球最大零售商，已经连续 8 年蝉联《财富》世界 500 强第一，2020 年营业收入达到 5591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8563亿元），其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是白手起家的经典代表。
山姆因癌症去世后，沃尔玛仍然在全球高歌猛进，营业额屡创新高，但他所留下的巨额财富却和沃尔顿家族一起，悄然消失在公众视线里。
没有创造首富，没有因遗产撕破脸皮，更没有继承人乍富后为所欲为的事迹，失去山姆之后，沃尔顿家族仿佛披上了隐身衣，除了每年在沃尔玛股东大会上公开露面，他们只是共同握住手中的沃尔玛股票，顶着全球最富有家族的名号，静静存在着。
与频繁亮相、标榜人生追求的互联网新钱们相比，沃尔顿家族的作风仿佛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全球最大零售商的幕后掌权者，旗下有 230 万员工，这个家族的影响早已超乎我们想象。
01、从设计师到乘客
有人曾这样形容沃尔顿家族两代人——
山姆是个伟大的设计师，他热爱工作，建立了沃尔玛的组织架构，就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我有推动事业的人格，想把事情做好，做得更好，尽力做到最好。到最后，山姆把沃尔玛打造成一辆快车。当他离开沃尔玛，第二代上了车，他们只需要作为 VIP 乘客，便能享受最美的风景。
这种角色转变，是山姆本人刻意安排的。
1972 年沃尔玛上市之后，山姆便开始寻找合适的职业经理人，在这期间，他把尊重个人、服务顾客、追求卓越明确定位为沃尔玛的企业文化，此前的天天低价、保您满意则继续作为沃尔玛经营理念。
创始人对企业的影响难以估量，山姆对价廉物美和服务质量的执念，打造了沃尔玛的核心竞争力，也为后来者划定了前行的轨道。
著名场面：山姆穿草裙跳舞
1984 年，山姆任命大卫·格拉斯为沃尔玛总裁，自己则退居二线，仅担任董事长。大卫是财务出身，成为公司一把手后，他凭借自己对数据的把握，为沃尔玛开发了一款专属趋势预测软件，用来给各大商店配货。
山姆看人的眼光很准，大卫担任总裁的 16 年间，沃尔玛店面从之前不到 300 家，发展到遍布全球的 4000 多家。即便是在权力接替时，沃尔玛的扩张速度也丝毫没有变慢，1996 年，沃尔玛进入中国市场，在深圳开了第一家店。
山姆去世后，长子罗伯接替他成为沃尔玛的董事长。罗伯几乎是和沃尔玛一起长大的，他很清楚父辈创业的艰辛，也对沃尔玛的状况了如指掌，但他仍然选择和父亲一样，只担任董事长，把具体事务放手给职业经理人。
罗伯接受的采访屈指可数，在《财富》杂志的一次采访中，罗伯透露，他不会朝九晚五在公司坐班，甚至很少出现在公司里，他的办公室毗邻总裁大卫和首席运营官李斯阁，但只有 9 平米大小，甚至没有窗户，这种分配恰好是他在公司角色的最佳隐喻——重要的隐形人物。
罗伯在沃尔玛董事会内部会议留影
对于总裁大卫而言，罗伯和山姆一样，都是难得的好老板。山姆设计了沃尔玛的整体架构，而罗伯继承了山姆的远见，大卫曾感叹过，在沃尔玛股价一次又一次创造历史时，沃尔玛家族完全可以把公司的股份折现，但他们没有这么做，甚至反对增加股东分红，认为应该把钱用到企业发展上。
这种克制，并不是每个富豪家族都能做到。
赚取利润是企业的天职，但对于家族成员而言，如果想长期保有家族基业，就要把长期利益置于短期利润之前。沃尔玛是典型的子承父业+职业经理人架构，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领先，就必须尊重职业经理人的专业能力。
如今，沃尔玛董事长位置已经传到第三代，由罗伯的女婿格雷戈里·彭纳接任。从沃尔玛连续 8 年蝉联世界 500 强企业第一的结果上看，沃尔顿家族没有辜负山姆的苦心设计。
02、分钱的艺术
在山姆的自传《富甲美国》里，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细节常常被人忽略：
第一个，是他在本顿维尔镇的百货店大获成功后，为了加快新店选址的效率，自己驾驶飞机从空中勘测。这种选址思路比美国其它零售商至少早了十年。
1970 年代末，从高空俯瞰这个思路被山姆进一步拓展，让沃尔玛投资发射了一颗商用卫星，与地面的沃尔玛计算机系统配合，建立起自己的数据库。沃尔玛如今强大的供应链，源头就在于山姆这个胆大而又超前的举动。
第二个细节，是山姆在事业刚起步阶段，就把自己拥有的沃尔玛股份平均分成 5 份，4 个孩子每人 1 份，自己和妻子持 1 份。
山姆的创业历程始于 1945 年，那时，他和妻子海伦的长子罗伯刚满 1 岁。到了 1962 年，第一家主打低价的沃尔玛开业时，他们又有了 16 岁的约翰、 14 岁的吉姆和 13 岁的爱丽丝。三子一女的家庭生活非常美满，但也让山姆开始思考分钱的问题。
尤其是这家沃尔玛店开业首年，营业额便突破 100 万美元之后，山姆和海伦都觉得分钱这件事应该早点解决，因为减少支付遗产税的最好方式，就是在资产增值前给出去。如何在传承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留家族财富，是富豪们苦心思索的问题，哪怕山姆和海伦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坚定信徒，也无法例外。
山姆和海伦
1982 年，当山姆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最富有的人时，归于他名下的财富实际上是整个家族共同拥有。1992 年，山姆去世，沃尔玛的股份实际上并未发生转移，孩子们继续持有早年分得的那部分，海伦则完全掌握了她和山姆的共同财产。
而在此之后，沃尔玛已经成为一台名副其实的印钞机，每年光是沃尔顿家族的股息就过亿美元，提前给下一代分配股份在避税环节上已没有意义，和大多数富豪家庭一样，沃尔顿家族瞄准了慈善基金会。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只要投入一笔善款，在规定时限内，按照征税利率支付完善款后，如果还有余额，那么这笔钱将免税，转交给委托人指定的任意受益人，包括其后代。换言之，只要慈善基金会的投资回报率跑赢征税利率，受益人就能免税获得多出来的那部分钱。
过去三十多年来，沃尔顿家族设立了数个家族慈善基金会，主要致力于家乡阿肯色州发展、改善 K-12 教育以及保护河流和海洋。
与山姆在位时主张的匿名捐赠不同，设立慈善基金会后，沃尔顿家族要按时填写、公布捐款报告，并向美国国税局提交一份详尽的私人基金会申报表。
沃尔顿家族慈善基金会员工人数已有 124 人
2019 年，在沃尔顿家族基金会公布的捐款报告中，他们捐赠了 5.25 亿美元。据彭博社统计，这一年，沃尔玛家族持有的财富总额约为 1910 亿美元，每过一天，财富都会增长 1 亿美元。
如今，沃尔顿家族第一代已经远去，但翻开福布斯亿万富豪榜，除了约翰因坠机身亡，其遗产由妻子和孩子继承之外，第二代罗伯、爱丽丝和吉姆都在榜单前 20 名的位置扎堆出现。
截至今年 8 月 16 日，资产最少的罗伯排名第 18，身家 681 亿美元，吉姆和爱丽丝分列第 15 和第 17，身家分别是 694 亿美元和 684 亿美元。
不管是创一代提前分配股份，还是第二代设立慈善基金会，都是保持家族财富不被快速削薄的手段。从这一点上看，沃尔顿家族分钱的造诣和赚钱的能力同样高明。
03、财富传承之后
一旦掀开沃尔顿家族神秘面纱的一角，关于其财富传承的争议便随之而来。
2020 年，全球深陷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中，即便是世界 500 强企业，营业收入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5% ，利润更是大降 20% 。但对于沃尔顿家族而言，这一年，家族财富升至 2470 亿美元，比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身家之和还多 100 多亿美元，较前一年增加了 560 亿美元，相当于 500 强最赚钱企业苹果公司全年的净利润，也相当于增加了一个中国首富的身家。
然而，沃尔玛带给沃尔顿家族泼天富贵的同时，也让人不断对其商业模式产生质疑。
长期以来，沃尔玛为人们提供低价商品，为 230 万人提供工作岗位，是供应链做到极致的典型，也是规模经济的代表。但在长期关注底层社会状况的学者眼里，沃尔玛消灭了普通人的可能性，沃尔顿家族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美国人的头上。
美国纪实作品《下沉年代》跟踪记录了创业者迪恩·普莱斯失败的故事，在他的家乡——一个只有 9 万人的贫困地区，迪恩原本想开一家便利店，就像山姆当初做的那样，依靠周边邻居慢慢做大。但还没等他施展拳脚，在这个地区就出现了 3 家沃尔玛商店，他们像楔子一样，用低价嵌入这个地区，消灭了几乎所有的杂货店、服装店和药店，因为沃尔玛也出售汽油，所以最终卡车休息站的老板也会被取代。所有因此而失业的人只有一个选择，成为沃尔玛的员工。
不管是从山姆，还是从罗伯的角度，这或许都是一项小小的成就，因为沃尔玛成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地区。
但在社会学家眼里，沃尔玛的成功，背面是无数个迪恩的失败，大型企业碾平了小地方的可能性，再也没有第二个山姆能从一个小镇出发，成长为沃尔玛的创始人了。
因为沃尔玛的跨国属性，美国整体变得越来越廉价，价格更便宜，工资也更低，制造业向外国转移，工人失业了，只能去从事类似沃尔玛兼职员工这样的职位。
这种无往不利的规模经济，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所有人的生活，也成就了沃尔顿家族滚雪球般壮大的财富。相比起他们每年拿出来做慈善、做公益的捐款，这些改变更难以用金钱量化，也更难被察觉。
但它们确确实实在发生，不仅是在美国，也不仅对沃尔顿家族这一个富豪家庭有利。企业越来越庞大，二八效应正朝着更极端的方向演进，太多呼喊和问题正在浮出水面。
像山姆和海伦夫妇这样，用一代人时间为子孙积攒下几辈子都用不完的财富后，金钱到底意味着什么？
电影《寄生虫》里说，不是虽然有钱却善良，而是因为有钱所以善良。社会学家齐美尔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善良，价值，慈善，税收。金钱或许可以关联一切，但却不能，也不应该衡量一切。
c2.130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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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造车第一大忽悠，大部分人会认为是贾跃亭。
其实，在贾跃亭之前，还有一个大忽悠，就青年汽车的创始人庞青年。
如果说庞青年是中国造车第二大忽悠，贾跃亭绝对不敢认第一。
贾跃亭虽然还在张罗他的法拉第未来，但人已遁走美国；
庞青年虽然已造车梦碎，但在国内依然安然无恙。
让人称奇的是，在十年之内，庞青年骗翻了几个地市的政府，还逼到一个官员自杀。
但他依然能来去自由，那么，庞青年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一、1958年，庞青年在浙江台州出生。
庞青年从小放过牛，卖过茶叶，开过拖拉机，基本上能干的活，他都干过。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神话大地，21岁的庞青年，不甘人后，创办了一个生产胶袋的小工厂。
经过几年的经营，小胶袋厂每年能做到60多万的营业额，庞青年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自行车成为了80年代人们的结婚四大件。
精明的庞青年，看到了自行车轮胎的商机。
1986年，庞青年投资26万元，成立了浙江磐安橡胶厂，专门生产自行车轮胎，很快就成为了凤凰和永久自行车的供应商。
7年之后，庞青年成立了浙江杭通集团。那个时候，他将目光瞄准在利润更高的汽车轮胎行业。
关注到汽车，庞青年发现：以前一个县委书记，能配一台吉普车就很满足了；但是，当时县委书记都想有一台桑塔纳。
庞青年认为，人们对高档汽车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一不做二不休，1995年，庞青年干脆自筹了1.2亿元资金，与北京北方车辆制造厂合资，在浙江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了金华北方福来汽车厂。
工厂的技术有限，只能使用北方公司引进的德国尼奥普兰车型。由于车型较旧，技术落后，庞青年干了四年，换了四个厂长，只生产出8台客车。
客户来考察买车，刚好下起了雨，看到新生产好的8台车，有5台都漏风漏雨，就打消了购买的念头。
8台新车砸在了手里，金华北方福来汽车厂走向了破产的边缘。
是认输赔钱离场？还是继续豪赌造车梦？庞青年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二、最先认赔离场的是北京北方车辆制造厂，庞青年不得不想办法筹集900万元，收购了这部分股权。
1999年，不服输的庞青年，带着两个员工，来到德国尼奥普兰公司洽谈合作。
看到尼奥普兰公司现代化的工厂和漂亮的客车，庞青年和他的两个小伙伴，都惊呆了。
这一次，他带回了德国的先进技术。
2000年，庞青年成立了金华尼奥普兰车辆有限公司，再次冲击中国的高档客车市场。
2001年11月，在万众期待下，庞青年的第一款豪华客户“欧洲之星”下线。
庞青年喜不自胜，对外宣称：这是我生产的车，是世界上最好最漂亮的车。
果然，这款售价200万的豪华客车，一炮打响。
青年汽车的“欧洲之星”
随后，庞青年组建了青年汽车集团，在豪华客车市场遥遥领先，一度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
2006年，青年汽车拿到了北京2008年奥运800辆客车中的600辆，几乎垄断了300万以上的豪华客车。
自此，庞青年带着青年汽车，走上了高光时刻，其客车一年销量达到了5000辆，销售额做到了18亿。
大获成功的庞青年，不再满足于生产客车，他将目光投向市场更为庞大的个人乘用车。
为了获得轿车生产资格，2004年的时候，庞青年收购了负债累累的贵航云雀汽车。
2006年，为了引进生产轿车的技术，庞青年如法炮制，和当年引进德国技术一样，与英国莲花汽车工程公司展开技术合作。
至此，贵航云雀汽车更名为贵航青年莲花汽车，不仅利用了莲花汽车的技术，还蹭到了莲花汽车的知名度。
2008年，青年莲花第一款轿车竞速上市；2009年，青年莲花第二款车莲花L3上市。
庞青年如同当年第一款客车上市时，信心满满地忽悠道：将来莲花一半的产量都要出口到欧洲，我绝对不会愁我的车卖不掉，因为我有这样的品质和优势，想不成功都难。
庞青年吹得连自己都信了，话音刚落，立马宣布要在山东、贵州、杭州等地开设新厂，以达到5年内50万辆的产能。
但庞青年始终有个心头大患，那就是青年汽车与莲花汽车工程公司的技术合作，只有5年时间。
如果在2011年合作到期之前，青年汽车没有自己的造车技术，一旦莲花汽车工程公司终止合作，青年莲花汽车面临崩盘的危险。
庞青年没有了退路，只能一往无前，拿着5亿元，进行了一场生死豪赌。
三、庞青年一早就看中了临近暮年的萨博汽车，当时，萨博汽车在通用汽车旗下苟延残喘。
青年汽车多次向萨博汽车抛出橄榄枝，甚至从萨博汽车下单购买汽车以及让渡过贷款，但控股股东通用汽车一直从中作梗，就是不卖给青年汽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通用汽车破产重整。两年之后，朝不保夕的萨博汽车，最终被出售给瑞典世爵汽车。
庞青年被迫与世爵汽车坐上谈判桌，一波三折之后，花了5亿元的青年汽车，只得到了萨博汽车没有量产、没有专利技术、仅能算作图纸的“凤凰”平台。
汽车专利技术上的失利，却没有阻止庞青年与政府合作，继续扩大产能的脚步。
2010年，青年汽车与石嘴山市政府达成合作，在石嘴山投资267亿元，建设年产21万辆重型卡车、10万辆莲花轿车和51万台大型发动机的项目。
作为交换条件，石嘴山市让石嘴山矿业与青年汽车成立合资公司国马科技，青年汽车占股70%，而石嘴山矿业的纪委书记马旭辉任副总经理，庞青年任董事长和总经理。
随后，石嘴山将4亿吨煤炭的资源划拨给国马科技。
2011年8月18日，青年汽车如法炮制，与鄂尔多斯市政府、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政府签订投资协议，青年汽车承诺在鄂尔多斯投资莲花乘用车，计划投资90亿元，计划总共年销售548亿元，利税200多亿元。
双方协议约定，鄂尔多斯市将配置给青年汽车6亿吨煤炭资源。
然而，此时的青年汽车，在收购萨博汽车中元气大伤，再加上其客车、卡车和莲花汽车的盈利并不理想，根本无法支持大规模的投资。
相反，青年汽车早已资金链异常紧张。
庞青年将国马科技的矿厂转卖给别人，从中套现近10亿，全部被划走到青年汽车。
事情败露之后，石嘴山项目停摆，建到一半的厂房杂草丛生。国马科技虽然两年内收入高达9亿元，却发不出工资。
青年汽车石嘴山基地
万般无奈之下，马旭辉上任总经理接手烂摊子，但仍然解决不了国马科技的问题，不堪压力身患抑郁症，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2014年，青年汽车的人从石嘴山撤出，庞青年全身而退。
青年汽车在鄂尔多斯同样没有实质进展，未拿到手的煤炭资源，却已经预先转售，这让青年汽车陷入无尽的官司之中。
除此之外，庞青年还在浙江海宁、贵州六盘水签约，最后全部无疾而终。
走到这一步，庞青年个人已经信用破产，与政府签约合作，不再是为了扩大产能，而是为了骗取资源，然后圈钱以让垂死挣扎的青年汽车活下去。
四、2014年之后，青年莲花汽车再没有新车型上市，销售崩塌，经销商纷纷退网。
青年莲花大规模停产后，庞青年不得不重回客车主业。
但他发现，经过多年折腾，青年汽车在纯电客车技术落后，难与对手正面竞争。
庞青年又另辟蹊径，全面押注水氢能源客车，这是他翻身的最后一线希望。
青年汽车通过旗下的南通百应，研发出了氢能源电池，庞青年如获至宝，对外说：青年汽车自行发明研制的动力电池，很可能会带来第四次工业革命。这可是我们自己发明的电池，全世界都没有。
2018年，庞青年就拿到了南阳市72台氢能源公交车，合计8640万元。这笔订单，让青年汽车金华的基地得以短时间运转。
为了获得更多资源，庞青年又宣布要在南阳投资81亿元，圈地1000亩。
2019年5月，一则青年水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的消息，成为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面对外界的质疑，庞青年接受采访时依然大力鼓吹：青年水氢车使用特殊催化材料，将水制成氢气，然后氢经过燃烧产生电能，从而驱动汽车前行。所以青年水氢车既不用加油，也不用充电，只要加水，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00公里，轿车可以达到1000公里。
为了平息外界的质疑，庞青年搞了一个样品车实验。
面对记者们的各种疑问，庞青年大言不惭地说：加一升水可以跑一公里，冰、雪、河水、黑水、污水、自来水都能用，但它排出来的就是矿泉水。
庞青年现场翻车
为了见证汽车能排出自来水，庞青年让工作人员启动汽车，但记者们等待了一个下午，也没有见到一滴水从排水管出来。
面对大型翻车现场，庞青年不再做任何解释，面对压力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尴尬地说是里面的水管堵塞了。
这场违反能量守恒定律，“水制成氢、氢燃烧成水”的永动机闹剧，很快就草草收场了。
庞青年在南阳的投资再次无疾而终，青年汽车也没有在南阳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好处。
失去了南阳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庞青年再也忽悠不下去了。
2020年10月，青年汽车所在地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青年汽车启动预重整。
2021年1月15日，青年汽车与1500名员工统一解除了劳动合同，
2021年2月7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对青年汽车破产清算的申请，并指定了三家律所担任青年汽车破产临时管理人。
庞青年想通过水氢能源汽车，借尸还魂的如意算盘落空，青年汽车这个千年老妖终于倒下了。
五、
庞青年的确有一个造车梦想，这个梦想支撑着他从轮胎转向客车，再从客车转向轿车。
然而梦想太大，个人能力难以支撑的时候，庞青年就不再是创业，而是豪赌。
赌博的窟窿越捅越大，他只能铤而走险，通过忽悠和欺骗，来苟延残喘。
一个在青年汽车工作多年的员工，评价庞青年说：他是想圈钱，但圈钱的目的还是为了造车。
如果不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人的话，或许这是对庞青年最好的诠释。
但是，野心家的故事来了又去，一地鸡毛过后，买单的永远是当地的百姓，员工和供应商。
一个庞青年倒下了，还有无数个庞青年前仆后继，继续述说着他们的梦想！
c4.72 一批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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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位同事正在为儿子幼升小的事，焦头烂额，他说感觉特别的无力和无助，虽然自己身价千万，但在上海，其实是活在社会的底层。
1. 被学区房击垮
这位同事，36岁，当年以张家港高考状元的身份考进上海交大。2008年，在双方父母资助下首付60万贷款120万在上海老静安黄金地段购买了一套老破大电梯房，一家五口三代同堂居住至今，目前房产市值约950万。他家庭年收入大概30多万，贷款已经还清。
他儿子后年就要上小学，作为曾经的学霸，他不想孩子进菜场小学，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一代不如一代。他看中的是老静安第一梯队的静教附校，九年一贯制学校，努力一把，一劳永逸，将来可以省去小升初的麻烦。
静教附校对口的学区房海防村，目前总价最便宜的是一套27.5平的一室户老破小，610万，单价22万/平。
由于他有过贷款记录，所以，买这套学区房必须首付70％，再加上税费，最少需要450万现金。这笔钱对他来说就是天文数字，只有卖掉现在的自住房置换学区房这一条路可走。
他的换房计划如下：卖掉950万的唯一自住房，买进610万27.5平的学区房挂户口然后出租，扣除租金后月供大概还有1.2万，除去月供和生活开销后，每月应该可以还有几千元积蓄。剩下的钱买一套60平的两室一厅老破小，全家三代五口人挤一挤。
由于老人要接送孩子，所以必须和他们一起住。老婆不能接受生活水准越过越糟，为了学区房，夫妻两人矛盾数次激化。
原本他们家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是20平米，远未达到上海37平米的平均水平，现在为了孩子的前途，置换学区房后，一朝回到解放前，等待他们的将是人均12平米的蜗居生活。
听了他的周密计划后，我无力反驳。我为他的勇气感慨，我为他的悲惨无奈，为他看透这个社会的本质后，还能不懈努力和挣扎而感动不已。
这就是生活在中国一线城市上海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千万富翁的悲惨生活！
2. 贫下中农
80年代，万元户是人中龙凤，有女必嫁。
2000年，丈母娘要求是，有房有车，无贷无娘。
现在，选女婿最好是他有一个亿的小目标，千万资产已经相当于贫下中农。
在上海市区，地段尚可、品质尚可的房子单价基本在10万左右，市中心的非学区老破小最低也要7万起步。1000万，也只不过是一套还算体面并不寒酸的普通住房而已。
上海的生活品质和生活舒适度，其实远远低于二线城市。因为决定生活质量的因素，比如工资收入、商业繁荣度、交通便利性、环境舒适性，上海相较于二线城市根本没有优势。收入比二线多一半，房价却是二线的5倍。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上海生活了7年之后，举家搬迁至重庆，2015年在重庆观音桥用220万购买了一套260平米的三层复式，还带50平的露台养鱼种树。去年他回上海出差，再次看到当年他无限仰慕却又买不起的小区时瞬间嗤之以鼻，他说这种品质的房子在重庆根本没人买。
在上海，这些所谓的千万富翁们，生活精打细算，不敢奢靡浪费。
能在家吃，绝不下馆子，能自己做，绝不点外卖。任何的开销，都会在潜意识里迅速换算成月供的几分之一。
礼尚往来，能躲则躲。你结婚，我恭喜你，但你最好别来给我发邀请。你孩子百天，我祝福你，但你最好事后再来告诉我。别说财务自由，就是菜场自由、水果摊自由都远未达到。看看一盒一百块的车厘子，最后还是会选择一袋十块的小桔子。
在上海，这些所谓的千万富翁们，上班兢兢业业，生怕被老板炒鱿鱼，挣钱还贷、攒钱买房。他们永远在奔波，永远在忙碌，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孩子将来不用再买房。
如果你在上海，碰到一个千万富翁，请别仰慕他，更别嘲笑他，请发自肺腑的好好安慰他、同情他。
在上海，所谓的千万富翁，其实都是生活质量毫无提高的“被富翁”，可悲的是，他们住在1000万的房子里，却依然过着穷人的生活！
3. 温饱线
在上海，生活水准不是由收入决定的，而是由房子数量决定的，因为，在房价面前，收入根本微不足道。房子比孩子多，是混在上海永恒的追求！
上海土著家庭，在双方父母都有住房的前提下，买一套是自住婚房，买第二套是孩子学区房，对土著刚需来说，至少需要两套房。
新上海人移民家庭，买一套是自住婚房，买第二套是父母岳父母养老房，买第三套是孩子的学区房。对移民刚需来说，至少需要三套房。
所以，土著1套是温饱，2套是小康，3套以上才是富裕。而移民1套是定居，2套是温饱，3套是小康，4套以上才是富裕。
在上海，1000万仅仅是一条有吃有穿有住的温饱线。而身价千万其实只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纯刚需、伪富翁。
4. 原始需求
对于温饱线上的上海千万富翁们，最焦虑的不是事业的升迁，不是身体的透支，而是孩子的教育和父母的养老 。
因为，对于弱不禁风的小家庭来说，看似安稳光鲜的生活，其实根本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
孩子上公立的学区房，上私立的学杂费，超过工资的辅导班，父母生病的住院费手术费，任何一项都可以让这个小家庭摇摇欲坠。如果再碰到经济危机，裁员下岗，平凡的生活立刻无以为继。
为什么上海的出生率如此低？为什么上海结婚率全国倒数，离婚率反而名列前茅？因为孩子是行走的碎钞机，因为提高生活质量最廉价的办法就是一直保持单身。
这些千万富翁身处繁华都市、置身现代社会，却始终奋斗在解决原始居住需求的路上。 他们毕生的积蓄不是留给自己，不是留给孩子，而是留给银行，留给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开发商。
这些千万富翁们，既感到庆幸，也少不了可悲。
庆幸的是，他们生活在上海，一个开放包容不缺奇迹的城市，可悲的是，他们住在上海，一个奢华昂贵毫不友好的城市。
希望这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千万富翁们，到2022年，也能跟上全国人民的步伐，共同奋斗、迈入小康！
c3.71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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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他先问了大家几个问题：马云、马化腾和刘强东是企业家还是资本家？任正非、曹德旺和董明珠是企业家还是资本家？
1.5万人投票，其中61.6%的人认为马云、马化腾和刘强东是资本家；82.8%的人认为任正非、曹德旺和董明珠是企业家。
最高赞的留言说：“你富甲一方的财富是否对应了堆积如山的货物？有，你就是企业家！没有？你就是钱生钱的资本家。”
读者的回应让小巴注意到另一个问题。
似乎在普遍的认知里，制造业是硬的（技术含量高），服务业是软的（技术含量低）；制造业是实的（钱生货，货生钱），服务业是虚的（钱生钱）；进而，制造业是相对高尚的，服务业是相对庸俗的；制造业出企业家，服务业出资本家。
哪怕一家企业打造了服务数亿用户的电商平台、社交软件，它的创始人都不算创造了价值，他们只是改变了交易、沟通方式，进而改变了财富在社会上的分配而已，就是资本家。
以产业出身论阶级成分，恐怕马克思都会感到意外。
如果我们把二三产业简单分成传统制造业（如纺织业）、先进制造业（如高端装备制造）、传统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现代服务业（如信息服务），就会发现，现代服务业的高附加值——也就是赚钱多，恰恰成为了它的原罪，受千夫所指，在鄙视链的最底端。
当我们面对传统服务业时，有一个道理很容易理解：服务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同样创造价值，同样需要很高的专业技能。我们为厨师、理发师、医生、相声演员的服务付费，因为我们知道，花钱买的是这门手艺。
但面对现代服务业时，很多人就转不过这道弯了。
经济学用了160年——从亚当·斯密到科斯——才明白，存在“交易成本”这种东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有钱而且需要商品，另一个人有商品而且需要钱，并不是一句“缘，妙不可言”就能让双方相遇并完成交易，前前后后需要付出大量成本。
寻找买家/卖家、讨价还价、订立合同、贷款、监督质量、物流、售后、法律保护，都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常常比商品本身的成本更高，高到一定地步，买卖就做不成了。
降低交易成本就是创造价值。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很多都在做这件事。
空车在路上乱跑，行人在路边打不到车，此时如果有人能撮合这一笔笔交易，就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一天撮合6000万笔交易，你说技术含量高不高？
饭店闲来无客，吃货懒得出门，此时如果有人能撮合这一笔笔交易，也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企业库存堆积如山，顾客犹豫不决，此时传来一声：“OMG，买它！”当然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除了生活性服务业，还有生产性服务业：供应链金融、云服务、现代物流等等，都在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提升中国在全世界的竞争力。
可是在公众眼中，和中国制造相比，它们就是落了下乘。
重制造业，轻服务业，或者是重先进制造业，轻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了当今中国的一股思潮。这不仅会影响几位企业家的风评，更会影响我们每个人。
“十四五”规划中提到一点：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这是一个不太常规的目标。当我们说总量要达到××××，通胀要控制在××时，这些都是绝对值目标。而保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定，是一个相对值目标。
就如同你担心孩子偏科，于是给ta定下考试目标——不是数学要考到100分，而是数学成绩要占到总成绩的20%。
之所以如此规划，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快速下滑。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
第一，放眼全球，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制造业比重下降是普遍现象。
其中原因很多。民众富裕了，就会要求更好的餐饮、娱乐、卫生服务；反过来民众富裕了，人力成本、服务价格也会更高，于是服务业增加值就会迅速增长。
还有一点，家庭内部活动是不计入GDP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做饭、洗衣、保洁、家教、家庭护理等等活动都可以交由社会完成，这些发生了交易的家庭服务就会计入GDP，服务业增加值随之提升。
相比之下，制造业增加值迅速提高就难多了，只能靠技术革命和销往更多的市场。因此即便是日本、德国这些典型的制造业国家，制造业比重也在缓慢下降。
主要发达国家中，只有韩国是例外，在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后的很长时间里，制造业比重非但没有下降，甚至略有上升，这得益于韩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
第二，单看中国，在加入WTO的初期，这一指标相对稳定，但在近10年里，制造业比重下降了约6%，比美国、日本近20年来的降幅还大。
三张图表的横纵坐标轴比例相同
可以直接对比倾斜程度
这就引起了各界对于“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外流”的警惕。今年7—8月份，各地政策规划相继出台：
广东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30%以上。
浙江提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要从2020年的32.7%达到2025年的33.3%左右。
福建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
上海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保持基本稳定。
重庆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稳中有进。（2020年工业增加值比重28%，目标2025年达到30%）
天津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5%。
要说发展制造业，小巴举双手赞成。但要说把制造业比重当作目标，扭转一种普遍的经济趋势，就难免让人有一点疑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不会把更多的资金、资源、机会从服务业倾斜给制造业，换来的却是低效产出？
不仅如此，政策也会影响民意。当强调相对值目标而非绝对值目标时，服务业就站到了制造业的对立面，这会不会加深公众心中的厚此薄彼？
国家“十四五”规划同时提到：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但在地方规划中，各省市似乎优先考虑的还是“制造业比重”。
只希望在实操阶段，不会顾此失彼。
重制造业，轻服务业，也影响了一些城市的风评。
例如，最近就有人批评杭州“缺少硬核科技”“战略性失误”。
杭州的第二产业比重为29.9%，第三产业比重为68.1%，如果你认为制造业比服务业更重要，那么确实容易看轻杭州。
* 第二产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电热气水供应业和建筑业。全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70%。由于很多城市并未公布制造业比重，所以我们通过第二产业比重进行横向对比。
但杭州根本算不上异类。
我们把24座GDP万亿城市和准万亿城市的第二产业比重进行横向对比，就会发现：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第二产业比重越低。
其实还可以进一步细分，省会城市中广州、杭州、成都、西安、济南、南京、武汉是副省级市，第二产业比重就低一些。而合肥、福州、长沙、郑州是地级市省会，第二产业比重就高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呢？正反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往往是国家中心城市，或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因此就要承载许多服务业区域中心的功能，例如金融中心、文化中心、交通物流枢纽，这些中心功能创造的服务业增加值，拉低了第二产业比重。
另一方面，行政级别低的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没有太多指望，只能埋头发展制造业，第二产业比重随之提升。
县域经济强的城市往往第二产业比重高
这也和城市的行政级别相关（珠三角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更重视制造业城市而轻视服务业城市吗？
最初小巴也有这种困惑，但在请教了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之后，豁然开朗。他指出了一个很简单却常被忽视的视角：不仅要看城市，更要看城市群。
他说：“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是相互协调和分工的状态。中心城市比较优势在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即设计、研发、销售等等，而外围城市的比较优势则在于加工制造。……中心城市的服务业占比上升，有可能恰恰是整个城市群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强的体现。”
且不论浙江省内的宁波、温州，单看杭州身边的两座GDP 5000亿级城市，绍兴第二产业比重45.2%，嘉兴第二产业比重51.9%，杭州都市圈里的制造业，不算弱吧？这离不开主核杭州的“赋能”。
同理，泉州发展制造业，离不开身边的厦门、福州。佛山、东莞，离不开广州、深圳。苏州、无锡、南通，离不开上海。
制造业也离不开服务业，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脱离于繁荣的服务业单独存在。
我们希望为服务业城市正名，为服务业企业家正名，更重要的是，为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正名，二者不是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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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1-8月，汽车零部件产品出口金额为3165.8亿元，同比增长34.6%，而相比2019年同期312.2亿元的出口额更是增长了9倍多。
在全球汽车产量不断下滑的背景下，我国汽车零部件的出口为何会如此迅猛地增长呢？目前国内零部件厂家的情况又如何呢？
前八月汽车零配件出口增长超三成
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行
在位于浙江杭州的兆丰机电的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从原材料锻造，到半成品机加工、热处理、打磨，再到成品装配，这条全自动生产线每20秒就能生产出一个汽车轮毂轴承，出口到北美、欧盟和亚洲等30多个国家。负责人孔辰寰介绍说，从去年下半年起，出口订单就大量爆发，目前公司40多条生产线都在满负荷运行。
浙江杭州某轮毂轴承公司总经理 孔辰寰：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3个月以后，订单增长率超过约80%。一个是以往订单的恢复，第二是由于海外终端市场整体的库存率比较低，所以整个市场的订单量有非常明显的增加，尤其是进入下半年以来。
和兆丰机电一样，在浙江湖州的汇大机械制造工厂，车间里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主要生产转向器等铝制汽车零部件。由于订单不断增长，汇大机械在去年进行产线整合扩张，增加了3条全新的自动化生产线，提升了30%的生产效率。
浙江湖州某铝制汽车零件公司副总经理 韩斌：年产量从去年大概500万套，提高到今年的大概700万套。基本上近一两年我们的销售额增长保持在40%到50%，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
据了解，由于芯片紧缺，全球汽车产量都在下滑，为整车厂提供配套服务的零部件需求有所减少，但是新能源车和维修售后市场需求依然旺盛。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售后零部件分会秘书长助理 杨甫东：主机配套OEM其实少了，因为汽车的销售在下滑，加上新能源车的转换，很多零配件会产生变化。机油这些，发动机相关的，变速箱相关的，随着新能源车发展会发生下行，但是其他的，比如底盘、电机、电池、电控这些部分可能会上去。售后呈增长趋势，是往上升的，而且上得会非常快，随着车龄的增长和汽车普及容量上去。
上海海关统计处副处长 郑浩：今年前8个月，上海口岸出口汽车零配件达966亿元，同比增长36.4%，主要出口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原材料 海运费轮番涨价
企业加速产品创新提升附加值
虽然汽车零部件出口订单爆棚，工厂生产繁忙，但是企业依然喜忧参半，原材料涨价、海运费居高不下等问题依然突出。
浙江台州的三元车辆净化器公司的车间里，机器轰鸣，目前公司在手订单2万多套，日产800多套。今年初，受贵金属钯铑、钢铁等原材料涨价和海运费不断上涨的影响， 虽然订单十分充足，但是生产成本至少上升了20%。据介绍，不锈钢去年每吨8200元，今年涨到了每吨14000元；铁板去年每吨4200元，最近涨到8300元一吨。作为净化器产品生产的一个重要元素，贵金属铑的价格也涨了3倍，去年每克2000元，今年达到6000元。 海运费更是涨了10倍，还常常抢不到货柜。
浙江台州某车辆净化器公司总经理 王六杞：今年主要是一方面疫情迟迟没有消退，第二是海外运输成本非常高，还有原材料的涨价、汇率方面的影响因素，对我们有一定的影响。
和台州三元车辆净化器公司一样，原材料上涨是汽车零配件企业今年普遍面临的难题。
欧博光电是浙江台州一家生产汽车车灯的企业，从今年年初开始，车灯原材料芯片、线材、塑料、包材等不断涨价。 芯片中的MOS管，去年年底不到0.6元，今年7月已上涨到每颗1.17元，上涨幅度近100%；PC塑料去年年底价格每吨1.45万元，今年7月价格已上涨到2.9万元。
为此，公司加大新品研发，把产品拓展到了卡车、新能源车和农用汽车领域。
加大创新研发、提高新产品定价也是目前零配件企业的普遍做法，浙江湖州的剑力金属是一家生产安全带内部金属零件的企业，安全系统要求产品稳定性极高，对于新品的研发和验证周期也至少需要半年左右。从去年开始他们就加大了新品研发的投入，目前工厂生产的产品中新品占比超过20%。
浙江湖州某汽车安全金属零件公司研发部协理 徐东明：举个例子，一个十几年前承认（量产许可）的产品现在的价格可能是5元，现在新承认（量产许可）的一个产品，单价可能高达10元，所以生产一个新产品就抵了两个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