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141 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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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在CNN现场（来源：环球网）
《金融时报》报道截图（来源：环球网）
（来源：环球网）
c5.138 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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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生的三大战场
人生的战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抢物质
第二阶段：抢空间
第三阶段：抢时间
先看第一阶段：所谓抢物质，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阶段，我们缺衣少食，所以对物质的追求如饥似渴.
再看“抢空间”，我们亲身经历的各种抢房潮，抢的其实就是“优势空间”，比如一线城市的核心地段、学区房、地铁房等等。那里汇聚着全社会最优势的资源：教育、就业、医疗、创业等等，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人们挤破脑袋往里挤。
然而，房子真能成为我们财富的终极寄托物吗？
尤其是疫情当下的今天，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看到这样一段话：未来10年，“高铁+地铁”搅局中国楼市，如果建立15个大城市圈和15个小城市圈的时代，那么科技的进一步变革可能会带来房地产价值新的重估。
想想看，如果“无人驾驶+智能交通”普及，交通拥堵将大大减轻；如果个人飞行器成熟、普及，大家远距离上班就更不是问题；如果VR（虚拟现实）技术成熟、普及，远程办公、上学、医疗都成为可能。到那时，学位房还重要吗？地铁房还重要吗？城市还有明显的中心吗？
不要以为你在北上深有两三套学位房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可以永远收割年轻人、迟来者。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以终结房子的财富神话：城镇化达到顶点（大城市没有那么 多增量人口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完美转型（不需要货币超发了）；科技进步（新一代交通+VR，将摧毁城市中心的价值）。
不过，真正的问题还不是这个，再来看一篇文章：
2、人生的终极博弈
看起来，好像只有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但是，我们却发现：随着技术进步，时间正在变的不公平起来！
衰老和癌变是医学界的两座大山，技术正在狠狠的攻击这两座大山，并有望在10年内确定性的取得重大突破。
一个场景：2067年，80岁的小明办理了退休，确实老了，自己的DNA健全程度越来越差，疾病和癌变始终伴随着他。虽然寿命快到了，可是家里还有110岁 的老娘要赡养，自己买不起延寿的药物，更换不起器官和身体，只能慢慢走向死亡。公司里的健身房，癌症痊愈后的董事长还在美女教练的陪伴下举铁，110多岁 的人了，花了15亿更换了心肺，注射了 1针2000万的抗衰老药物，如今看起来和50岁的人差不多。
对于小明来说，时间公平吗？
世界上所有公平的东西，正在一点点被消灭。
未来国家将变成一个付费网游社区，能够活多久，取决于你创造的价值，或者你充值的费用。
技术的进步，将我们人类的竞争，甚至最终的货币体系，都指向时间战场。
治疗癌症、延长2年寿命、换一个心脏，都是明码标价，并与时间挂钩。当我们看着高等阶级的大人物，有能力向天再借500年的时候，他的孩子开始从云端下载各项逆天的技能的时候，还是普通寿命的你，看着一事无成的傻逼孩子，还会守着去炒房么？
因此，不要停留在过去的估值体系里面陶醉，甚至拼命加杠杆。
因为：只有抢时间，才是人类的终极战场！
3：时间，才是人类的最后战场
如今这个时代，人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快节奏惯性运转，各行各业的压力继续增大，工作难度越来越高，很多人无法从紧张/焦虑/浮躁的状态中解脱，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太多人都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所以近年来，猝死、过劳死等等事情越来越多，癌症年轻化、疑难杂症越来越普及化，我们却已经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不仁。
绝大多数人，为了拥有更多物质和空间（房子），却还在拿命换钱。未来他们只有用钱去换命了。
根据最新出炉的数据显示，我们的GDP总值已经近100万亿、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然而经济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之后，人们“幸福感”就不会再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正比提升。
也就是说接下来无论我们再怎么挣钱，哪怕你暴富一场，你的幸福感都不会明显增加，这已经不是那个物质决定幸福的年代了。
未来，健康产业将成为最具潜力的产业，以前科技的侧重点是要帮助人们变的更懒，而未来科技的侧重点是帮人们活的更久，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转折点。
未来，单纯靠拼命已经越来越没有用了，只是很多人还是心有不甘，所以一直坚持是拼命，我奉劝各位一句：拼蛮力/比大胆的野蛮时代过去了，未来的时代，“沉淀”比“拼搏”重要，“广结善缘”比“埋头苦干”重要，“心态健康”比“顽强抗争”重要！
未来，“买车买房”为价值标准将彻底离我们远去，不管房子产权是70年还是无限期，那都和你没关系，因为那时你肯定已经不在了。
所以每一个人，请先不要为你获得的物质和空间而洋洋得意，最重要的战斗马上就会上演，请感觉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你还能活多久？
你陪父母的时间还有多少？
你陪孩子的时间还有多少？
c5.137 教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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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不要教育机构的”。张方从面试官的口中听到这样的回答，“最近来面试的都是这行的”。
教育机构的裁员没有终止，寻找下一份工作也变得更困难。
从教培行业短期内涌出了大量人力，他们经历相似，求职心急。一名前教培从业者每天睁开眼睛就打开招聘平台，接受降薪，希望得到转行的机会，“几乎刷遍了所有有可能的岗位”。
一个月过去了，张方投出了近200份简历，但还没能找到新的工作。
躲过了教培行业的第一批大裁员，张方原本以为自己是幸运的。
但没过多久，整个校外培训市场急速收缩。生死压力面前，大多数公司选择压减成本、增加工作量，试图以最小代价撑过转型期。
第一批裁员中的“幸存者”们发现，自己的工资少了一大半，考核标准却更加严苛。一名从业者称，其被通知转签为非全日制合同，他认为，这意味着“从正式工变临时工，被裁就一句话的事”。
人心惶惶，他们开始羡慕第一批被裁也拿到“N+1”补偿的那些人，“好歹，给个痛快”。
一名前教培行业从业者求职时，得到了“现在不要教育机构的”回复。图源：某社交平台
01. 幸存者：KPI大幅上升，压力越来越大
很少有人留意到一些福利是哪天开始取消的。每天供应的水果不再补充，办公室里的零食柜空了，节日礼物变得简单，赶上中秋节，几家员工在社交平台晒出的只剩月饼，“有就不错了”。
在线教育公司的福利曾让人羡慕，受资本追捧时，教培行业出手阔绰。李凡刚入职时，发现公司提供免费的合作健身房，是一家在当地“很贵很贵”的机构，庆幸自己选了份好工作。另一名辅导老师印象深刻，每个人每年有7000元的旅游基金。
好光景不复存在。“双减”政策发布前，听到风声的教培企业已开始收缩，李凡眼见隔壁部门的同事一组一组被裁掉，沉默地离开工位。
晚点LatePost报道，行业巨头之一新东方计划到年底裁员超过4万人，截至9月中旬完成不到1万人。高途创始人陈向东在7月30日的内部信中确认裁员方案，据媒体计算，涉及近万名员工，相当于企业人数的三分之一。
紧张的气氛从各处透出来，几乎没人顾得上对取消福利提出异议，“公司需要压缩成本，可以理解”。
值得在意的是绩效考核标准的变动，直接关系着工资。对李凡等辅导老师，最关键的考核指标是续报率。续报率越高，意味着公司用同样的获客成本留住了更多老用户，也意味着辅导老师们要用更多时间和方法说服家长。
续报率目标被提高了。李凡记得年初的要求是班级的30%左右，新目标却定到40%甚至45%。她觉得不合理，“以前都不一定能达到的，现在怎么做到？”大多数家长听说了“双减”政策要求不得面向学前儿童进行线上培训，也见了许多教培企业无力支撑、跑路破产的消息，不愿轻易续报。
拨给家长的电话里，没等李凡说完，对面就挂了。她必须得重新拨回去，耐心、礼貌，再说一遍。公司对沟通电话的标准也变得更细，一次沟通需要覆盖十几个要点，总结学情、指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等，如果漏了，就算沟通不成功。第二天，电话又会打给同一个家长。
李凡不敢松懈，同事的电话也从上班打到下班。绩效方案改了好几版，目标总在前面吊着。有一次，她刷后台，目标完成率已经达到了80%，第二天再刷新，数值又落回了60%。工作人员回复她的疑问说，最终的要求还没有确定。达不到要求，绩效就被大幅调低，同样的工作强度，有人对比，工资却少了近1/3。
从第一批大裁员中“幸存”下来的人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一位留下来的员工觉得，处罚机制变得更严苛。公司针对各类工作失误设置了“红黄线”，触碰了红线的员工不仅要被扣大量绩效还可能被开除，拿不到任何补偿。
根据她的过往印象，员工轻易不会受“红黄线”处罚，但这段时间情形不同。打开邮件，常看到数十例通报，原因是“工作态度消极”之类，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理由。她提醒自己，千万小心。
熬到现在，谁也不愿以“淘汰”或“优化”的方式离开。人人自危下，一名教培行业从业者在公司待的时间变得更长。
九点上班，同事们大多提早一个小时到，企业微信24小时在线，随时待命，争取加班机会。领导敲打她，“公司留下你，是看重工作能力”，她希望证明自己，把工作计划排满了周末。
起初留下来的庆幸很快在煎熬中磨灭了。李凡和大多数同事已经对公司转型不抱什么希望，只剩下一个念头，“要裁就裁吧，不要折磨我们”。这是她能想到最好的结果了，拿到补偿金成了最后一个坚持的理由。
02、离职者：一份通知，全职待遇成了兼职
到裁员时，能否给出合理的“N+1”补偿被作为评价公司最重要的标准，许多人称其为“最后一份体面”。拿到补偿的人稍感安慰，有人在社交平台晒出转账截图，感谢公司，告别伙伴。
也有人为此与公司陷入了焦头烂额的争执中。
在教培行业工作近两年，王容格见过公司蓬勃发展的样子，她珍惜这份工作带来的收获，想着做好分内的事情，直到公司不需要自己的那天——各负其责，体面再见。
她没能如愿。一份突然下发的通知要求，她所在的组别换签合同，转签为非全日制合同，即以小时作为工作时间单位确定劳动关系。通知中说明，“教培行业形势严峻，像新某方、学某思等教培机构的全职老师都已经进行了换签”，“由原来的‘底薪+课时费’的模式变成‘无底薪+高课时费’的模式”。同事解释，就是把全职老师转为兼职老师。
一名教培企业员工收到通知，公司要求其转为“无底薪+高课时费”模式。
公司群里，人事工作人员不断催促老师们接受换签。王容格不放心，上网查询发现转签后明显不同的是，“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且“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位曾在教培机构被拖欠工资的朋友提醒她，就算到了维权时，兼职也是相对弱势的一群人。
“N+1”成了泡影。“对公司心灰意冷”，她觉得这是公司为了节省赔偿成本、变相逼退员工的手段，如果无法接受转签，选择辞职，公司不用支付赔偿。通知公布后，一些同事不愿继续“耗着”，已经离开。但即便接受转签，课时费成为全部收入来源，公司业务很难承载所有老师，不一定能排上课，收入变少，到“终止用工”时，依旧没有补偿。
愤怒过后是焦虑，一名被要求转签的辅导老师觉得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选择。她原本计划一边上班一边备考，撑到十月底。她需要收入，也禁不起重新找工作的折腾，眼下这个变动，打乱了原本的安排，辗转到凌晨两点，她也没能想出好办法。
许多员工无法接受这一转签方案。在社交平台上，多家教培企业员工透露被通知相似的转签要求，正尝试表达诉求，争取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一些员工甚至没有协商“N+1”的机会。在地方某小型培训机构任职的一名老师经历了“闪电裁员”，前天上班时还没察觉到异样，第二天就被突然通知要“走人”，从接到通知到离开公司，还不到两个小时。
谈及补偿，公司态度强硬，并不愿意承担。她尝试沟通，电话被拉黑，工作群也被移除，能证实裁员的只剩口头通知。去询问仲裁解决的可能性，对方告知她，可能要排期至明年初，“听到心都凉了”。
有人在评论中提供经验，“保存好打卡记录，别怕麻烦”。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关于教培行业仲裁的求助帖增加了不少，一名求助者感叹，“没想到走到了这一步”。
03、转行者：“不好意思，不要教培行业出来的”
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教培行业的人们，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寻找新工作。
特殊形势下，求职的难度被陡然拔高。有人“出身”大厂教研，被裁员一个月后仍旧在海投简历，在无数次的拒绝中意识到光环不再。失意的教培人聚集在“离职、上岸交流”话题下，一个月、两个月，失业时间不断拉长，满是对自己的怀疑和丧气。偶尔有人成功“上岸”，回复中很快有人“蹭蹭福气”或者“求经验”。
在教培行业“离职、上岸日记”中，许多人讲述求职受挫的经历。
“大家都在问出路，大家也都没出路”。教培行业在过去几年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待遇丰厚、福利诱人。
张方毕业后到教育公司做辅导老师，发现工资比同学高出约1/3，同学都想挤进在线教育公司，学什么专业的都有，觉得“太有钱了”。她看着公司迅速膨胀起来，工作群越来越多，听说“一年能进一万名辅导老师”，感叹：“多恐怖的速度”。踏出校门的年轻人相信，自己踩上了风口。
这些人如今又被迅速甩开。李凡所在的公司分部员工超过1500名，大半是辅导老师，也是重新求职时觉得最艰难的那批人。
他们拿过高薪，“努努力就能上万元”，但教培经历在别的行业却价值不高。
李凡盘算过往的经历，运营、销售，都懂一些，也都不算深入，似乎也没有专长的技能，转去别的行业，实际经验没有，人力成本又高于应届生。
大多数人都接受了降薪求职的现实。被裁员后，李凡把薪资预期调低再调低，按“零经验”寻找工作机会。她不敢休息，“教培行业出来了那么多人，竞争压力太大”，而过程比想象中更难。
复试时，经理没等她说话，直说认为教培机构的辅导老师沟通能力不行，工资溢价过高。李凡像是挨了场训，准备好的介绍没能用上，甚至没来得及表达“从零开始”的想法。工作人员跟她解释，最近来面试的，十个有六个都是教培行业出来的，可能有些负面印象。
有人投简历时发现，一些岗位直接回复，“暂时不要教培行业出来的”。有同行觉得愤怒，李凡安慰自己，“虽然扎心，总比白跑一趟好一些”。
转行不易，但大多数人仍然选择离开培训机构。张方一毕业就入了这行，已经干了三年多。被教培企业裁员后，有朋友内推了一个大厂的教育岗位，面试到了第三关，她决定放弃，“我怕又被裁了”。行业动荡，她反问，“何必去了再被裁一次呢？”
家人的催促越来越紧。离开家乡到北京闯荡，工作是她和这座大城市唯一的联系，留给她缓冲的时间并不多。求职碰了几次壁，她只能回到老家。
生活一下就变了。她还没做好准备，再去找工作，提起“五险一金”，一些公司甚至觉得是个过分的要求，她又问了许多家，得到了相同的答复。“算了，先干着吧”，她安慰自己，上班时，同事们习惯了慢节奏，一个简单的问题讨论两个小时，她怕自己颓废，又迷茫不知道如何改变。
每天工作手机不敢离身的那段时间，如今回忆起来变得遥远。回到老家，很快有人催着生孩子，她以“收入不稳定”的理由拒绝，又觉得撑不了太久。她原本商量，趁着年轻，再在外发展两年，花了大力气说服了家人。被裁员前，她刚来到一家公司，打算挑战新岗位，她有信心干好，再过两年，体面地回家。
那道裁员通知成了潦草的结尾。她偶尔还会想起在教培机构工作的那段时间，劝慰自己：“付出了也有回报了，不必觉得有遗憾”。
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或者合伙人你有没有想过中国股权投资时代已经来临，正是中小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最佳时机！
c5.137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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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虽只一个小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
鲁迅说。
1 、清王朝大门被撞开之前，香港是桃花源，嵌在南方边陲。不大的岛，有人捕鱼，有人种地。
1841年，英国人登陆后，香港瞬间被卷进颠沛流离的命运。
洋人上岛第一件事：卖地。
1841年6月14日，在义律的主持下，香港进行第一次土地拍卖。拍卖地点选在隔海相望的澳门，因为那里纸醉金迷，聚集着一帮鸦片贩和做贸易的洋商，有的是钱。
这次拍卖，推出35幅地块，每幅都是10英镑起拍。最终，卖出34幅，最少的卖20英镑，最高的卖到265英镑。
3272英镑轻松到账，尝到甜头后，港英政府卖地如吸毒，有瘾。
1881年，地产收入大概占到香港财政收入三分之一，比鸦片还多。
竞得土地的基本都是英商，对他们来说，地如白菜，少抽几口烟的事。
看一收入比就知道地有多便宜。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的女裁缝，一年收入大概是15英镑，《简爱》中的女主做家庭老师，一年能赚20英镑。换而言之，那时的伦敦白领不吃不喝，一年就能在香港买块地，占有34米海岸线。
而一百七十年后，同样的购买力，只剩两个平方。
2017年，伦敦平均工资为39476英镑，大概是35万人民币，港岛的房价，20万一平。
英国人侵占前，岛上只有7400人，两千渔民，其余是佃农，或小商贩，谁也想不到脚下的土地，有朝一日，贵如金子。
第一批官地拍卖后，洋商上岸掘金，商铺、街区接连涌现，中环、上环、下环逐渐划定。海上升起一座全新的维多利亚城。
香港的地产江湖史，也由此徐徐揭开。
1889年，香港第一家房企诞生：香港置地及代理公司。由印度人遮打联手怡和洋行创办，专营地产生意。很长一段时间，置地盘踞一方，到1930年，已成中环最大的地主。此后50年，置地稳坐香港房企老大之位，从未旁落。
同期，太古轮船公司借着航运垄断的优势，在鲗鱼涌批量拿地，用来建糖厂和船坞。遮打与怡和洋行创办的另一个公司——九龙仓，守着九龙半岛西南部，痴迷于建设货仓码头。
这一时期，香港地产江湖中，叱咤风云的多为英商，比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公和洋行、林赛洋行。只有少数洋行的华人买办，在夹缝中建起庞大的家业，比如何鸿燊的爷爷的哥哥何东。
多数华人，别说战江湖了，连块栖身之地都冇。1882年，有个英国工程师考察华人区后，相当惊讶：
街道窄到可以用一根竹竿撑到对面晾晒的衣服。
每间房屋平均要住17个人，人均住房面积甚至不到1㎡。那时候，香港华人的法定墓穴面积12方尺，一平多。死去比活着更有尊严。
也是从这时起，房荒如乌云，罩在香港上空。一百多年，挥散不去。
2、香港开埠后60年，中环不允许华人居住，直到1906年，何东获批居住在太平山山顶，局面才渐渐打破。
当时的中环，算是富人区，一些前清遗老在辛亥革命后逃港，都是提着钱直奔中环，重金买入洋房。因为房荒问题，投机炒房风盛行。
礼部尚书许应骙的儿子许秉璋，就是在中环置业，后来通过倒房，几年时间赚的钱比他爹为官一生还多。
都知道南粤子弟“敢为人先”：梁启超推动维新变法，孙中山确立“三民主义”。许应骙也是广东人，和老乡们比起来，许大人的“先”，过分精致利己。
用今天的话来说，许应骙是个双标G。在戊戌变法中，他作为守旧派，反对的旗子举得最高，人称“戊戌黑旋风”。
他母亲不是正室，按照传统，去世时棺材不能从家庙的中门抬出。这个时候，许尚书才不管什么祖制族规，他责问族人：你们不让我母亲走中门，我能不能走？
族人回他：您是一品官员，当然可以。
然后，机智的许尚书把腿一跨，坐上棺材，下令：给我连人带棺抬出去！
看呆众人。
神奇的南粤大地，什么样的人才都有。
不久后，这里将孕育出香港“地产五虎将”——长江实业、新鸿基、合和、恒隆、大昌，以及“四大天王”——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还有“卖楼花”第一人：霍英东。
1923年5月10日，霍英东出生在香港一户水上人家，在他7岁之前，两个哥哥和父亲相继去世；55岁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只听父辈说，家乡附近有一条铁路，铁路旁是稻田。
后来，霍家在香港修祖坟时挖出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番禺”字样，这才找到根。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撤出侵占4年的香港。一切恢复如昨，这个广东靓仔开始传奇一生。
这一年，霍英东22岁，帮母亲张罗三年的杂货店后，决定回到海上，像祖辈一样做驳运。
他买了几条船，风里来浪里去，同时兼营买卖战后物资。有一回，霍英东花18000元（全文单位为港元）买回一批海军的机器，转手一卖，净赚两万二。
那些同样祖籍广东，日后将左右半个香港的大佬们，此时还乳臭未干。
合和的创始人胡应湘，祖籍广州花都，还在上小学，打小就是学霸，后来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学的土木工程。
潮州的李嘉诚17岁，在舅舅庄静庵位于高升街的一间钟表店当店员，刚学会钟表装配修理技术。他的潮州老乡刘銮雄，还要6年才能从娘胎里蹦出。
顺德的李兆基16岁，在老家父亲开的永生银号当学徒，是个富二代。李兆基的老乡郑裕彤，这一年23岁，拿着两万元现金和24两黄金，从澳门来到香港，替岳父张罗开设周大福分店。
江门人陈曾熙22岁，日本留学归来不久，任职永隆银行，负责外汇、楼盘按揭业务。
中山的郭得胜34岁，大器晚成，在上环租店面，经营一家叫“鸿兴合记”的杂货店。
海上漂泊5年后，一场战争，让霍英东赚到回到岸上的资本。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际对新中国实施封锁禁运，香港跟随英国政府加入禁运。这样一来，海外物资无法运到前线。
富贵险中求。
霍英东用他的船队，把铁板、胶管、汽油、轮胎、纱布等运到澳门，交给中资公司。
一百万港元的货，能赚十万，就这样，依靠运送战争物资，霍英东淘到一桶沉甸甸的金。
北京隆重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时，霍英东是唯一被邀请出席的港胞。
有了这笔钱，1953年，霍生弃船登陆，和妻子吕燕妮创立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465万，另于1954年创办立信置业。
不得不说，霍英东眼光刁，脑瓜灵。那时的地产行业，正站在风口上。
“禁运”使得香港转口贸易萧条，整个城市漂浮着大量游资，单单香港银行体系的存款就有37亿元。
有钱没处投，大水灌进楼市。
加上经济发展推动人口快速膨胀，到1950年，香港已经超过200万人，是日据时期的三倍。随之而来的就是愈演愈烈的“房荒”，地价和房租脱缰野马，跑个不停。
1955年，尖沙咀商业区每方尺售价200元，相当于一平1800元。同比涨幅超过50%。
当时香港的房子按幢卖，每幢3-5层不等，多数平民买不动。
有一个叫吴多泰的港漂，心生一计：何不分层出售？结果，两幢5层楼高的房子，原本要三个月才能卖完，他按照每层三房两厅出售，三天卖光。
紧接着，影响中国房地产进程的“创举”出现了。
1954年，霍英东开发第一个项目——九龙油麻地公众四方街新楼，预计建设100多幢楼，超600个单元，但他的启动资金不够。
于是，“卖楼花”登上历史舞台。
为了筹集资金，霍英东首创“分期付款”：交50%的订金，其它的分5期还清，房子交付时为最后一期。
因为大家买的是施工阶段的房子，恰如植物开花未结果，所以香港人称之为“楼花”。
一年时间，100多幢楼销售一空。用霍英东的话说：
“卖楼花方法一公布，整个香港为之疯狂。”
一次颠覆式营销，把普罗大众卷进地产这个大池子。买房的、卖房的，所有人如鱼得水，再也出不去了。
霍英东由此声震香港地产界，江湖喧腾起来。
3、1955年，霍英东在铜锣湾盖起17层高的蟾宫大厦，地价和建筑费合计200万，但他只从口袋掏出13万，其它通过“卖楼花”支付。
蟾宫大厦落成后，成为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标志着霍氏家族崛起。
随后，霍家敞开大口袋，在铜锣湾一带收购地皮，希云大厦、礼顿大厦、礼加大厦、礼希大厦等接连建起。
1956年，入赘周家的郑裕彤守得云开见月明，从老丈人手中接过“周大福”。
1958年，李嘉诚经营塑胶厂已有8年，是香港塑胶花大王。他给公司取名“长江”，寓意长江不择细流，能纳百川归大海。这一年，他在香港岛北角买地，盖起一栋12层高的工业大厦，叫长江大厦，以此踏入地产界。
此后，李嘉诚将制造业捞到的钱，大把大把撒进地产行业，悄悄地书写一个人的地产传奇，名叫《李家的城》。
别看李首富现在得风得雨，其实，他35岁之前是个爱而不得的光棍：
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藏静庵。
直到1963年，看着李家小子业有所成，亲舅舅庄静庵才松口，同意将女儿庄月明托付他。
李嘉诚踏足地产的同年，郭得胜也拍马赶到。拿着独家代理日本“YKK”拉链赚的钱，郭得胜拉着冯景禧、李兆基等八人组团出道，成立永业有限公司。
过五年，郭得胜觉得8个老板太难整，于是搞小团体，和冯景禧、李兆基另创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被称“地产三剑侠”。
每次有人问老郭，为什么取名新鸿基，他都得解释半天：
“新”是冯景禧的新禧公司之“新”，“鸿”是郭得胜的鸿昌合记之“鸿”，“基”是李兆基的“基”。
创办新鸿基时，三剑侠各出100万，互不赊账。
同样找人合伙做生意，霍英东差点运气。说起澳门赌业，众人皆知何鸿燊。
其实，50几年前，站在何鸿燊背后的男人是霍英东。
1961年，霍英东在澳门创办澳娱，大小四个股东。出资时，霍英东拿300万，何鸿燊拿200万，钱是找霍英东借的。
一代赌王，空手套白狼。
后来两人意见相左，逐渐心生间隙。霍英东看不惯何鸿燊拿赌业牟利，“澳娱”成立之初有一个宗旨：公司所得利润，九成用于建设澳门，包括发展外港、现代化酒店及高速快船等，其它的用于澳门的慈善事业。
然而，何鸿燊是个嗜“赌”如命的人。
1974年，亚洲足协会议在伊朗举行，霍英东时任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想着如何帮助中国恢复国际体坛合法地位，何鸿燊和郑裕彤相视一笑，计上心来：
简单，在伊朗开马场。
矛盾最大时，两人通过媒体呛声。
有一回，霍老放话：“当年，如果没有我出钱疏通外港码头，澳门的一切都是假的，包括Stanley（何鸿燊英文名）的地位。”
何鸿燊听到，本来就长的脸，拉得更长了，隔空回应：“讲我对澳门没贡献，真是笑话！霍生说自己二十年没来澳门，公司不是我打理谁打理？”
后来，霍英东决定退出澳娱，跟何鸿燊说：“我把股份卖给你，10个亿。”
何鸿燊一听，太贵了，砍去一半价。
霍英东反过来说：“那不卖了，我花10亿买你的。”
何鸿燊也不答应。
霍英东是大股东，占股27%，何鸿燊占25%。
再后来，霍英东不玩了，把持有的澳娱股份捐出去。
除了澳门赌业，霍何两人一度携手驰骋香港地产界。1962年，两人在尖沙咀海边投建商业大楼“星光行”。
1965年，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成立，会长是霍英东，副会长是何鸿燊。董事局成员星光熠熠，有发明“分层出售”的吴多泰、“五虎将”中的胡应湘、陈曾熙，以及“四大天王”中的两个：郭得胜、李兆基。
此时的霍英东，俨然华人地产圈一哥。
4、就在霍英东如日中天时，一声惊雷，毫无预兆。
1967年那场“五月风暴”，霍英东被卷入其中，受到港府处处刁难。影响最大的是“星光行事件”。
就是前文提到的，霍何联手开发的“星光行”，一栋用来收租的商业楼。
为给霍英东一点颜色look look，港府使出一个损招：不给大楼通电话。
紧接着，美国驻香港领事宣布，“星光行租户不能买卖美国货”。重重打压，霍英东只好贱卖星光行了事，接盘侠是老牌地产公司——置地，英资企业。
回忆起这段往事，霍英东说：“在香港，没有哪一个富豪发家后，像我一样如履薄冰地生存。”
确实，毕竟属他“最红”，头顶五星闪闪。
明白没有自由之岛，拳头大才有自由，霍英东淡出香港地产圈。
而他的小弟们磨刀霍霍。
趁着1967年香港地产低潮期，李嘉诚和郑裕彤低价收割大量物业。对此，以大胆名扬江湖，被称“鲨胆彤”的郑裕彤有句名言：
所有行业的兴衰都是有周期性的，在低潮时购进，总不会错到哪里去。
果然，不久后，机会降临。
1969年，“远东会”创办，英资对香港证券市场的垄断被打破，又过两年，香港股市“四会”并存，即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九龙会，华商企业上市渠道瞬间打开，港人玩股票的热情空前高涨。
1971年底，香港股市收市时341.36点，1973年3月，最高峰冲到1774.96点。
牛气冲天，地产业趁势而动。1972年，超过65家房企上市。
5月，嘉年地产上市，成为香港最早上市的大型华人房企；
7月，信和地产上市；
8月，合和地产和新鸿基地产相隔一天上市，郭得胜本想筹1亿，结果收回10亿；
10月，恒隆、鹰君先后挂牌；
紧接着，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大昌地产排队登场。
如今能在香港地产界叫响名号的，大多数在72年登陆资本场。
上市第一年，长实获利4370万，比预想的多出3000万，李嘉诚欣喜之余加速跑马圈地，第二年公开发股5次，购入皇后大道联成大厦、观塘中汇大厦、德辅道中环球大厦等。
更为生猛的合和地产，1972年利润达6070万元，1973年市值36亿，成为规模最大的华资地产上市公司。
这一时期，合和、长实、新鸿基、大昌、恒隆组成的地产五虎将，各具特色。例如，新鸿基称霸工业市场，1956-1972年销售额5.6亿；恒隆沉浸于地铁上盖物业，以及当包租公，1977年租金收入2880万，占公司综合纯利超45%；大昌热衷联合开发。
眼看地产业日渐繁荣，全球航运业务江河日下，太古集团开始发力地产业。1976年，太古推出第一个项目太古城，先开的两栋大楼叫“洞庭阁”、“鄱阳阁”，担心销售不佳，让内部员工享受折扣认购，制造“短期售罄”的热销效应。
这种营销花样，40年后的今天，大陆各房企仍然屡试不爽。
当时，包玉刚也想从海洋转向陆地。
这一年，一次会面，改变香港过去一百年的财富格局，甚至，决定了未来四十年的财富版图。
李嘉诚约见包玉刚，想把手中的九龙仓股份转给船王。包玉刚意在扩大陆地版图，爽快买入。随后，包玉刚暗暗增持“九龙仓”，1980年4月，包玉刚已占股30%，把置地急坏了。
当时，香港最大的四家公司是怡和、太古、会德丰、和记黄埔，也称为四大洋行，这四家公司握着香港一半经济命脉。
九龙仓和置地都属于怡和的下属公司，置地握有九龙仓20%的股票，面对包玉刚的突袭，财大气粗的置地以100元每股的高价，收购市价77元的“九龙仓”股票。
行船跑马三分险，在海上驰骋三十多年，包玉刚什么风浪没见过？
两天内，包玉刚调动21亿现金，宣布每股出价105元，拿现金收购2000万股。置地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然后卖了1000万股给包玉刚。
这一战，标志华资财团集体崛起。香港，进入“四大天王”时代。
1979年，在包玉刚的帮助下，李嘉诚收购和记黄埔。
此后，长实、和黄双剑共舞，李家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膨胀。
1981年年底，长实市值78.77亿，是1972年上市时的62.5倍。这一年，长实成为港股中市值仅次于置地的第二大地产公司，利润高达13.85亿，是上市时的32倍。
鲨胆彤的新世界市值43.71亿，排在长实之后，新鸿基排在第四。
和郭得胜“分手”后，李兆基另创恒基，1981年上市首年市值35亿，位列第七。
5、金光漫天，有时是泡沫反射。
陈松青，南洋来的过江龙，曾是香港的发财神话：半年赚7个小目标。
1980年，他斥资9.98亿，买入置地手里的中环金门大厦，半年后以十七亿出售，转手就赚七亿，惹得香港股民神魂颠倒，两年把佳宁股价抬升一倍。
1981年，陈松青对外宣称佳宁盈利20亿，超过包玉刚和李嘉诚。
1982年，英中谈判，香港前途未卜，各行各业惴惴不安，股市下挫。
佳宁的财富泡沫被戳破，负债累累，随之停牌清盘，多家财务公司及银行无法追回欠款。
佳宁财富大厦坍塌的原因，和现今一些企业别无二样。
陈松青玩的把戏叫“一个锅盖盖五个锅”。他自己没多少自有资金，也没有足够的抵押物，但通过行贿财务公司和银行的高层，屡屡批得巨额贷款。拿到贷款后，陈松青随之买买买，给自己打造成“财大气粗”、“运筹帷幄”的商界奇才。同时，操纵、逼高股价。
比如，1979年，他通过行贿高层人士，向马来西亚裕民财务借入大笔资金，然后收购一家上市公司，随即更名佳宁企业。紧接着通过庄家操盘，把股价从1元炒到18元。
环环相扣的精心布局之下，韭菜难逃被割的命运。
而香港楼市，终究不过是政策市。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香港的前途渐渐明朗，历史走入回归的平稳过渡期。
政治前景明朗加上本土经济复苏，地产业开启一轮长达13年的繁荣，在香港地产史上绝无仅有。
按照以往，二战后每八九年，香港楼市必经一次低迷。
这一轮繁荣的直接结果：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1985年，包玉刚以5亿新加坡币购入会德丰股权，隔一年，再买渣打银行14.5%的股份。有人说，他富得足够买下一个国家，他笑说：
“我不愿意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因为害怕不知所措引起心脏停止跳动。”
整个80年代，长实完成60多个项目，物业一度占据香港市场20%。李超人那时候有个嗜好：开发大盘。比如一个叫嘉湖山庄的项目，占地38.8公顷，58幢高层住宅，一万五千多个单元。
这时开发大盘有个好处，财富的雪球滚得快。
1991年，嘉湖山庄首期推出，每方尺1850元，相当于每平16650元，到1997年房价顶峰时突破36000元。八九十年代，长实开发了4个这样的大型项目，揽金130亿。
繁荣滋养下，长实为首的地产寡头，加速长成。
1995年，香港四大地产上市公司的坐席依次为：长实、新鸿基、恒基、新世界，第五是陈曾熙的恒隆，第六是包玉刚的会德丰。
100家多家上市地产公司中，前10家的股票市值约占地产建筑类上市公司总市值的七成。
1996年，李兆基的资产高达127亿美元，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亚洲首富，跻身世界十大富豪榜第四名。
同一年，香港631万人口中，有41万人处于赤贫，60万家庭月收入仅5500元。
一个更有趣的现象：这一年，香港从事地产业的有64028人，相当于每100人中有一人干地产，还不包括全民炒房。
当年，有个金牌经纪人廖玉娟，全年收入超过400万元。足见楼市有多火爆。
社会流传一句话：High Teah就揩，Low Teah就捞。意思是，高科技费钱，炒房子赚钱。经商获利不如炒房投机。
炒房投机的后果是什么？
1996年，香港甲级写字楼租金每年每平945美元，全球第一，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莫斯科711美元，第三名的东京666美元。
这一年，地产业产值1157亿，占香港GDP10.2%，超过制造业和金融，仅次于进出口贸易，位居第二位。如果把建造业和楼宇业权业算上，则占到29.1%。
仅仅卖地收入，就占到政府财政收入的14%，这还不包括地税、买卖印花税、物业税、差响、溢率税。
土地养肥了香港，也反噬着这片土地。
1999年，一部批判“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TVB热剧——《创世纪》开播，用这个剧名来形容彼时香港，恰如其分。
剧中人物许文彪，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不是没有尝试过安分守己，但我拼命干活，就挣那么一点点钱！外面那些人，他们懂建筑懂盖楼吗？他们只是拿一点点钱出来，花一点点时间，把房价炒高赚大钱！这公平吗？”
狭窄的香港，塞满来自底层的呐喊。
6、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阔别百年的怀抱。中英双方的交接仪式上，霍英东被邀请就坐主席台，身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地产盛宴正酣，后辈钵满瓢满，霍英东徐徐转场。
1979年，中国女排在香港战胜东洋魔女，首夺亚洲冠军，霍英东为此宴谢八方。
宴会上，邓丽君坐在女排对面，献歌两首。身姿灼灼，音之靡靡。
1984年，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豪取三连冠，路过香港时，被霍英东拉去购物中心挑礼物。
琳琅满目，女排姑娘们看了又看，最后挑了绒毛玩具。
同年，霍英东捐赠一亿港元设立“霍英东体育基金”，用来支持中国体育事业。
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是申奥顾问。他个人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向国际奥委会捐资100万美元，同时承诺：若申奥成功，我捐10亿港币建一座容纳10万人的主场馆。
不仅仅是体育。
1983年，他投资兴建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开业，成为第一个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化大型酒店。参观的市民摩肩接踵，宾馆5个公共卫生间，仅卷筒卫生纸就用掉200多卷。
1984年，广州另一座由港商投资的酒店——中国大酒店开业，牵头人是胡应湘，出资者包括李嘉诚、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郑裕彤。
也是从这时起，胡应湘将合和的重心转到内地，投资电力和交通，从而掉出香港地产五虎之列。
有一次，胡应湘向广东省提出兴建广深高速，并根据未来车流设计6个车道。有工程师觉得胡应湘不切实际，问他：“这里不比香港，普通人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你建6车道的高速公路给谁用？”
胡应湘确信，深圳和广州会高速发展，回道：“香港也是这么发展过来的。”
动动嘴的反对，向来容易。
1983年，胡应湘提出兴建连接香港与珠海的伶仃洋大桥，但方案一直搁置。2001年，胡应湘又提建桥，这回的计划更宏伟：港珠澳大桥。
计划一出，香港豪门争论不休，有赞同，有反对，也有吃瓜静观的。
李家是反对的。
2002年，胡应湘拉拢李兆基、郑裕彤、何鸿燊、郭炳湘，提出集资150亿，发动民间腰包的力量来推进方案。
和记黄埔是香港最大的港口运营商，同时在深圳和珠海有建有码头。
有了桥，港口业务势必笙萧默。
个体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关系，是大佬的终生必修课。
有人问过霍英东：“你从商半个世纪，如何评价自己走过的路，假如人生满分是100分，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霍英东不假思索：“不止100分”。
接着补充道：我不单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
7、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就曾在霍英东帮助下，让家族企业免于破产。
董建华他爹叫董浩云，中国东方海外货柜航运的创始人，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世界级船王，顶峰时拥有149艘船，总吨位1100万吨，比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多出一倍。
董浩云的青年时代，战火弥漫，几度创业都因战争无疾而终。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被他寄予厚望取名建华。
之后，董家其余子女相继问世，老父亲殷殷期盼，取名建成、建平、小平、亦平。
1986年，董建华接掌下的“东方海外”出现财政危机，霍英东输血9.36亿，帮助解困。也有传闻，中国交通部通过霍家施以援手。
后来，董建华由商转政，他以为自己能“救”香港。
一上任就推出“八万五”建屋计划，即“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5000个；10年内全港七成家庭拥有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3年。”
白纸黑字，写在他的施政报告《共创香港新纪元》里。
宏伟蓝图还没铺陈开来，风暴袭来。
1998年，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炒家，将炮口对准香港，试图做空港币。
股市跌跌不休，香港危在旦夕之际，董建华拍板：调用外汇储备，放手一搏。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失败，香港一蹶不振，并且要饱受西方的指责，说这是“对自由经济原则的践踏”。
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后来回忆说：“决定由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我忍不住哭了，压力很大。生怕这个决定如果错误，害了香港，怎么向中央政府、向市民们交代。”
香港政府动用100多亿美元，消耗13%的外汇基金，总算平息这场无硝烟之战。
一场艰难的外战，赢了，对内之“战”，董建华却输得彻底。
“八万五”对香港楼市冲击巨大，2003年，香港房价跌落谷底。有人高呼：
董建华滚蛋。
说他是杀富济贫，中产走上街头抗议，地产大佬公开喊话：房价大涨大跌都不好。
迫于压力，董建华宣布无限期停建及停售居屋计划单位，理由是：
违背私人住宅物业市场应由市场主导的原则。
把市场还给自由，谁又能把生存的尊严还给蝼蚁？自由之港，从这时开始，再也没有地产江湖事。
大佬转身离去，豪门内斗不休。
2005年，董建华称病辞职。2006年，没能撑到北京奥运会开幕，霍英东在京病逝，留下300亿遗产，霍家人争争吵吵。他的拍档何鸿燊尚在，但17个子女早已明争暗战，抢着结婚霸热搜。
2016年，91岁的郑裕彤去世，同为88岁的李嘉诚和李兆基，在旁扶灵。
2018年，李嘉诚退休。2019年，李兆基也隐到幕后，交班前给香港年轻人留下致富秘诀：经济未定，不宜早婚。
2018年，林郑月娥率队北上，领着香港代表团访问深圳、北京，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
代表团成员中有李嘉诚次子李泽楷、郭得胜三子郭炳联、李兆基长子李家杰、郑裕彤孙子郑志亮。
一个时代就此结束。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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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企业群体默默无闻、鲜为人知，却稳居上游，支撑着大企业的运行，构成全球企业界一道绮丽隐秘的风景。
近来，国家对专精特新型中小企业越来越重视。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型中小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等特点的企业。它们多专注于产业链上某个环节，主营业务集中，同时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拥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很多发达国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意识到专精特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当时日韩、美国、德国分别提出“中坚企业”、“利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等概念，都和专精特新型企业非常类似。
以德国隐形冠军企业为例，人们日常使用的电卡、水卡、银行卡上的芯片，有四分之三都是用Delo公司生产的粘合剂贴到卡片上的；可口可乐里的柠檬酸，基本都是永本兹劳尔（Jungbunzlauer）公司生产的；患者去医院做外科手术时，医生使用的手术导航系统多数都是博医来（Brainlab）公司生产的。
这些企业虽然不为公众了解，但是在某一产业链上却是处于“扼守咽喉”的位置。
如果细细研究发达国家专精特新型企业的发展史，我们将更清楚地看到，实业强国，尤其制造强国们在大企业光环之外的隐形密码，也是更关键的成功密码。
其实，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很多学者并不看好中小企业的发展。
他们普遍认为，中小企业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可能通过规模效益来实现扩张，只能依附于垄断资本，并忍受垄断资本的压榨。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还要扮演大资本“黑手”的角色，替大资本剥削廉价劳动力。
事实上，日本中小企业长期难以摆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招聘不到优秀人才的困境。
这种悲观论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了改变。当时的日本学者中村秀一郎通过大量调查分析提出，当时日本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介于大资本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企业群体，他将其称之为“中坚企业”。
中村教授指出，中坚企业一般为家族企业，其产品具有独创技术，可以抵抗大企业施加的竞价压力，获得较高利润，员工工资一般也较高。
这种新局面的出现，和当时科技的进步以及产业分工程度的加深密不可分。
对于生产过程比较复杂的产业链来说，大企业不可能在所有工序上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这就给了一些中小企业在某一环节上取得技术优势的机会。
比如，一辆汽车的生产需要两万多个零件及大量工艺，即便是像丰田、大众这样的巨头也只能在节油、安全性、舒适度等显而易见的技术指标上研发提升，不可能面面俱到。
像汽车发动机这个部件，要想实现最佳的工作状态，气缸的内表面需要经过珩磨机的打磨，使表面更粗糙，便于附着更多润滑油。
汽车大厂一般都会选择购买格林（Gehring）公司生产的珩磨机，而不是自己专门去研制珩磨机。
一来珩磨机看似原理简单，其实技术含量很高。格林的激光珩磨机在冷却、温控、过滤等技术上一直是很多同行无法超越的。汽车大厂就算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几年下来研制的产品在技术上也不一定赶得上格林。
二来汽车企业对这种设备的需求量非常少。一家工厂只要有几台设备就足够运转了，汽车企业如果只是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做这种研发是非常低效益的。
这也就是众多中坚企业在产业链的某个环节上脱颖而出的原因所在。
七八十年代的技术进步带来的中坚企业爆发，在发达工业国家蔚为可观。
1916年成立的日本柳屋公司，最初是一家生产鱼肉饼的小工厂。70年代，随着机械技术的发展，柳屋跨界成为了一家生产蟹肉棒加工设备的机械公司。凭借产品的不断创新，慢慢控制了全球蟹肉棒生产设备70%的市场份额。
成立于1969年的日本日普拉公司一直致力于生产水族馆专用“透明墙”，迄今已占据全球70%的市场份额。
在160℃高温下把若干层丙烯材料黏在一起打造出坚固、通透的“透明墙”，一直是该公司的核心技术。
成立于1919年的奥托博克公司（Otto Bock）一直专注于为残疾人提供假肢、轮椅、矫形固定器等产品。
随着机械电子技术的发展，该公司在七十年代研发出了用于手臂假肢的肌电和用于腿部假肢的模块化系统。该发明极大地方便了当时具备一定消费能力的残疾人群体，因此获得了稳定的市场需求。
上述日普拉、格林和奥托博克等中坚企业，由于面向的市场较小，不需要通过大量融资实现规模效益来建立竞争优势，所以大资本主宰一切的格局被改变。
中坚企业的大量涌现让当时的很多日本学者乐观地提出，“中小企业的固有问题已经消失了”。
几乎在“中坚企业”提出的同一时期，美国学者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在《营销管理》一书中提出了“利基企业”。
这个概念与中坚企业非常相似，是指集中力量于某个特定目标市场或重点经营一个产品或服务，凭借专注来创造优势的企业。
登士柏西诺德（DentsplySirona）就是一家典型的利基企业，其总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由登士柏和西诺德这两家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公司合并而成。长期以来，其专注于研发和生产牙医用品，得以在该领域形成巨大的市场优势。如今全球每年有60万牙医在使用登士柏西诺德的产品。
70年代，美国和日本都开始关注专精特新型企业。除了科技发展的大环境以外，反垄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97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200家企业合计占到全美企业收入的28%。
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纷纷意识到，仅仅依靠制定限制垄断企业的法律来遏制大资本是不够的。政府必须要通过培育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来对抗垄断资本。
这一时期的政府扶持作用也很重要。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在1964年成立了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组织“美国退休经理服务团”。
该组织由上万名退休的企业家和公司高管组成，在全美350个地方设有分支机构，为小企业创业者提供创业准备、计划拟定、行政管理等咨询服务。
日本则在60年代先后出台了《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法》等50多部法律，旨在保护并扶持中小企业。
其中“中小企业相谈制度”很有特色。该制度是由日本中小企业厅等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通过定期和中小企业的管理者交流讨论的方式，来了解企业的困难和问题，并给予管理、融资、招聘等方面的实际援助。
日本中小企业厅的相谈官平均每人每月在高峰时要处理相谈业务600来件。日本中立机构长年的调查显示，有80%以上的中小企业经营者对相谈工作表示满意。
除了这些制度，美日韩等国在七八十年代还出台了大量补贴中小企业的财政政策。这一系列政策制度的目的就是创造孵化中坚企业、利基企业的环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制衡大资本的扩张。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渡边幸男教授指出，生产成品的大企业相当于山脉的山峰，而处在上游的中小企业则是山脉的基底。
虽然营收规模不及大资本企业，但是一旦掌握技术优势，这些山脉的基底可以连接每一座山峰，让大量的大企业不得不成为自己的客户。
大资本也就难以再在某一终端产品上形成垄断优势了。
德国到了90年代才由赫尔曼·西蒙提出隐形冠军的概念。
西蒙认为，隐形冠军除了要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拥有知识产权以外，还必须是行业市场份额位列全球前三，或者是所在大洲第一的企业。同时，年营业额要低于50亿欧元，且知名度较低。
西蒙的“隐形冠军”和我国专精特新型企业中的单项冠军非常相似，只不过标准更高。
隐形冠军相当于中坚企业、利基企业、专精特新型企业这些概念的国际升级版。
按照西蒙的标准，德国是拥有隐形冠军数量最多的国家，大约有1300余家，其后是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中国、英国。
而德国隐形冠军的数量比后面这几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大多属于工业领域，占比高达85%，软件和互联网领域的占比则只有5.4%。隐形冠军对德国经济的贡献非常大，德国26%的出口来自于这些企业。
德国被誉为“世界制造业的标杆”，能获得这样的荣誉，离不开隐形冠军企业在产业链上众多环节中起到的作用。
据西蒙阐述，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具有如下五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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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低调。
隐形冠军专注于细分领域，市场容量有限，它们都希望尽量避免竞争，特别是避免大资本的进入。
西蒙在《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一书中介绍，很多隐形冠军奉行不与记者、学者打交道的政策。
当然，虽然外界对隐形冠军知之甚少，但是在行业内部，隐形冠军往往是众人皆知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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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注重技术创新。
一项调查显示，全球1000家最重视研发的上市公司中，研发占销售额的比例是3.6%，其中苹果是2.2%，索尼是5.9%。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研发比例则高达6%，有些甚至达到10%。
一般大型企业每1000个员工产出专利6个，而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是31个。
此外隐形冠军的专利研发成本也较低，是一般企业的1/5。
可见不论是效率、投入、成本转化，隐形冠军都完胜大资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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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多为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企业平均年龄达到66岁。
作为家族企业的隐形冠军在资金规模上无法与大资本相提并论，但自持资金率平均高达42%，远高于德国企业24.6%的平均值。
较高的自有资金占有率意味着企业能以更高的信用评级获得更低成本的银行贷款，以及更高的经营自主权。这让德国隐形冠军在2000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获得了更大生存优势。
隐形冠军对融资的依赖度低，更与它们较强的盈利能力关系密切。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平均税后利润率为8%，而《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税后利润率仅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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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员工忠诚度较高。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平均离职率是2.7%；德国企业整体的平均离职率是7.3%；戴姆勒公司的离职率是5.3%。
高忠诚度意味着隐形冠军企业可以节省一笔可观的招聘、培训费用。
隐形冠军的员工忠诚度高和德国企业的选址习惯也有关。
德国大企业的总部很多设在二三线城市，隐形冠军企业就更喜欢藏匿于小乡镇之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总部位于乡镇。
很多隐形冠军企业的老板是两三代人只在一个小镇上经营，和当地人在经济和情感上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德国乡镇拥有健全的市场法规，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除此之外还有世外桃源般的环境，这吸引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工程师来到此地专心致志地工作。
如今一家企业不论是想要生产高端的联合收割机，还是生产风能发电设备，恐怕都需要前往德国的偏远小镇才能找到一流的工程师交流意见。
隐形冠军的员工数量不多，对企业忠诚度还比较高，且一般采取扁平化组织架构，员工工作效率一般较高，像大企业人浮于事的情况也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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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重视海外市场。隐形冠军的产品市场规模较小，如果只依靠本土市场是很难发展的。
比如，上文提到的珩磨机，即使是整个中国市场的高端进口珩磨机需求也不过几百台，只满足一国市场营业额是非常有限的。
在科技比较落后的年代，全球化市场只是大资本企业才能享用的盛宴。运输困难、通信手段落后、贸易壁垒等，都增加了全球贸易成本，当时只有大资本企业才能承受这样的成本。
随着互联网、现代物流的出现，中小企业也可以融入全球化浪潮了，这也是上世纪后期中坚企业、利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日益走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并不是说隐形冠军企业注定永远只是中小企业。有不少隐形冠军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跻身于大企业之列。
刚刚成为日本新首富的滝崎武光，其公司基恩士最新市值仅次于丰田汽车。生产PVC管起家的日本企业积水化学株式会社，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
即便成为大型企业了，隐形冠军的低调、高利润率、重视研发等特征也并没有改变。
如今，我国的专精特新企业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实力不逊于德国隐形冠军的企业。
比如，成立于2009年的萨驰华辰机械有限公司，经过不断研发，具备了生产“智能化子午线乘用轮胎一次法成型机”的能力。
“高端轮胎成型机”是生产轮胎过程中一种不可缺少的高技术设备。萨驰华辰是国际上极少数，也是国内唯一一家拥有这种生产能力的企业，打破了该领域被外国企业卡脖子的问题。
拥有稀土自发光材料技术的大连路明公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同时拥有发光材料和发光芯片两大半导体照明产业核心技术的公司，改写了该领域此前一直被国际大公司垄断的局面。
2001年美国“9·11”事件中，世贸大楼使用的就是大连路明的自发光照明系统，在楼内断电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持续照明，1.8万人得以迅速撤离。
类似的企业还有飞沃新能源。该公司专注于生产固定风力发电机叶片的预埋螺套，在热处理、涂料等工序上都有自主创新技术。
2020年公司营业额11亿元，虽然数字不高，但在风电预埋螺套这个细分领域占据了中国70％、全球40％以上的市场。
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未来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继续把产业链做深、做透。
目前，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达4762家，其中制造业企业占比超过六成，平均拥有50项以上有效专利，超八成位于本省细分市场首位。
我国正在快马加鞭发展专精特新企业，未来要想涌现出更多隐形冠军，甚至赶超德、美、日，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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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视科技研发效率。
目前我国部分隐形冠军企业研发投入并不低，但需要进一步提升科技研发的效率，实现用最少的钱创造最多的有效专利。
2019年我国企业的有效专利和专利申请量之比为0.26，和美国的0.55、日本的0.63相比还有不小差距，未来在科技研发上势必要更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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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
专精特新企业升级壮大为隐形冠军，离不开鼓励员工忠诚和高效的企业文化。
在这方面，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提供了很多好的经验。它们扎根于当地社区，与当地民众建立紧密的关系；为员工营造优美的工作生活环境；强调员工的个人责任及工作的价值；扁平化的管理；谨慎的员工招聘；完善的培训体系以及高比例的学徒工；对高效率的共识，等等。
这些都是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文化优势。这些优秀的企业文化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隐形冠军对公司员工的“考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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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深化完善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工作。
全球各主要工业国家对专精特新型企业的鼓励扶持政策有高度的相似性。
比如日本的“朝气蓬勃300家中小企业”评选活动；韩国的“300家中坚企业”培养计划；我国的培育一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千家“单项冠军”企业等等。
这些活动都是希望借助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人才引进优惠等政策，通过对企业财务、营销等方面的指导，来实现让优秀中小企业变得更强的目标。
最终各国政府比拼的，就是谁能把这些政策落实好。
日本中小企业厅等部门对公职人员有着严格的考评制度，通过对公职人员工作量、企业满意度等指标的打分，来确保公职人员尽职尽责地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而德国小镇健全的市场法规、良好的职业教育体系、优美的自然环境，也是我国乡镇政府可以借鉴，用以吸引企业投资的经验。
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依然离制造强国有相当的差距，并且在不少领域承受着“卡脖子”之痛。导致这一被动的关键原因之一，便是缺少了可在产业链中起到关键支撑的“隐形企业”。
国家持续加强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无疑将改变这一局面，并不断补足产业链上的短板和空白，进而让中国制造的腰杆更直，也让中国经济更加掌握主动权且高质量发展。
吗哪(303)同得…
「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福音的权柄。」【林前9: 18】
福音乃是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毫无代价的。虽然蒙恩者应该为传递恩典者有所摆上，神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都是不需人的代价，也是远超过人的代价所能换取的。甘心为着传福音费财费力的人，乃是把他的财宝积攒在天上，他在天上的户头存额，不但不会用尽，而且是越积越多。
传福音的人只是神所使用的器皿，真正的工作都是神自己做的；但神却乐意让我们这些无用的仆人；得着不配得的赏赐，就是基督里的喜乐。
为了福音的缘故，自由也可以放下；为了众人能活在神的恩典里，权利也可以放弃。
在无碍救恩真理的原则下，传福音的人应尽量体恤、迁就对方的立场，使人易于接受福音。迁就别人，不是看风转舵，也不是同流合污，更不是被世俗同化；乃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又是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在祂里面能享有基督徒的自由；但这个自由并非没有限度，而这个限度就是基督的约束 – 从今以后，基督控制了我们的一生，许多时候，连别人可以作的，最合法的事，也不可以作。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西一18)的人，表面看似没有律法，实际里面却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约束他、推动他。
我们在行动上，应当尽量迁就人，目的只在供应基督的救恩。这该是我们一切生活为人的准则。主的工人既是为着服事别人，就当以别人为生活和工作的中心，处处事事以别人的益处为考虑，而牺牲自我。
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不仅要对人传说，并要在平日与人相处中，为着福音的缘故，尽量给人帮助和便利，如此就很容易使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主的工人要有与人同得好处的心态 !
基督徒不是教条主义者，若不涉及真理原则，我们都应当「为福音的缘故」尽量迁就别人，目的是「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学习体会 : 传福音是为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分享属灵的恩赐，是为要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同得安慰、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蒙主恩典！阿们！
吗哪(302)工作…
「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林前9: 10】
神是会分轻重的，神既顾念牛，自然就更顾念为福音禾场上劳苦如牛的工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工作中有所享受。凡是在主的工作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只有劳苦，没有享受的，这个人或这项工作就有问题。
神既顾念牛，自然更顾念祂的仆人；神的工人必然是一边事奉，一边享受基督的供应。我们若是在事奉中只觉劳苦，不觉享受；只有工作，没有摸着基督的丰满；只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没有享受福音的实际，这样的事奉恐怕只是出于自己，而不是出于主的呼召。
信徒供给主工人的，绝不会比主工人供给他们的更多；因为一是属灵的，一是属物质的；一是大事，一是小事；一是生命的，一是供养肉身的。
基督徒在行使权利时，应受爱的律所限制。爱的律绝不以自己为中心。爱可以使人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权利。信徒应当为着人的灵魂费财费力；主的工人为着基督的福音免受阻挡而放弃权利，正是另一种方式的费财费力。
主耶稣来是要服事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事；祂服事人不要代价，是祭司传道人最崇高的服事表现。主忠心的仆人甚至愿付出性命的代价，不顾一切来维护基督的见证。
我们使用合理又合法的权利并没有错。即使是合理、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不能叫肢体得造就、让教会得建立，我们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也宁可放弃。这是人在神面前所要接受的十字架的功课，是进入身体的见证的一个操练。
传道人的道路是自择的，既是自己作的抉择，就当甘心。既已走上了传福音的道路、负起了传福音的责任，若不甘心，就有祸了；一个已经受托传福音的人，若不甘心去传，是误了别人又害了自己，真是有祸了。
传福音对信徒来说并没有什么可夸的，而是我们不得已当尽的责任。不甘心传福音，就是无视主的托付，将来不能在主面前交帐，所以便有祸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学习体会 : 主的托付，我们若甘心去做，便有基督里的喜乐作为赏赐。若不甘心去做，主也会牵引我们去做成，因责任已经托付了，主的话绝不会落空。但如果我们是被动地执行神的托付，就失去了基督里的喜乐。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是不配进入神国的。蒙主恩典！阿们！
c4.140 家庭…
需 2 分钟
对此，坊间有很多解读。有人认为跟中美关系有关，有人认为跟台海局势有关。总之，是从“可能打”的角度来理解。
对于国际局势，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悲观。和平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日前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领导人是这样提及统一问题的：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我之前在专栏里分析过，中美关系从10月中旬开始，进入了“解决问题”的时间窗口，这个“时间窗口”至少会维持到明年6月到7月，双方可能会互降关税。
然后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或许会产生新的波澜。中期选举之后，下届大选之前的1年左右时间，又是新的一个“解决问题的窗口期”。
虽然双方关系很难回到过去，但维持斗而不破的逻辑仍然强劲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台海基本维持现状是可预期的。
商务部为何会有这样一份通知？我觉得主要跟疫情有关。
最近疫情再次反弹，各地都有一些新的应对疫情的措施推出。当前的季节，以及随后的元旦、春节、和春节之后的春季，都是疫情容易反弹的时候。
疫情一旦反弹，必然影响到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局部、短期的物资短缺。去年疫情爆发初期，很多地方就一度买不到青菜，至于口罩、消毒酒精等更是一度脱销，卫生纸、粮食还出现了局部抢购。
后来这种抢购潮、商品短缺潮依次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欧美出现过。美国疫情全面爆发初期，去超市购物排队6到8个小时很常见。
一个多月前，英国因为缺少货车司机，导致各地加油站缺少汽油，各地车主在加油站大排长龙。（下图）
至于全球疫情带来的能源短缺、价格飙升，更是令人瞠目：
中国也刚刚经历了煤炭价格大涨和电力短缺。
所以，商务部发文，“鼓励家庭根据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要”，主要还是针对疫情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的。这是未雨绸缪，吸取了去年的教训而做出的提醒。
想想看，如果家家都有1个月左右的存粮，以及必要的药品，其他应急物资的储备。一旦疫情反弹，突如其来的抢购潮的“波峰”一定会被“削平”很多。到那时，不仅政府的压力小很多，老百姓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所以，建立家庭正常的储备，相当于给全社会提供了一个安全垫。
由于平原相对较少，山地较多，再加上土地所有制的因素，中国人的居住形态跟欧美有很大不同。我们的人口是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市，出现了很多超大城市（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特大城市（城区人口超过500万）。
这种高密度的居住方式，有它好的一面：比如节约耕地，高密度人口容易产生新业态（比如快递、外卖成本低，推动网购的发展）。
但这也让城市变得脆弱。
疫情之后，高层对“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再思考，领导人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专文，其中有以下表述：
国民经济要正常运转，必须增强防灾备灾意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要大力加强防灾备灾体系和能力建设，舍得花钱，舍得下功夫，宁肯十防九空，有些领域要做好应对百年一遇灾害的准备。
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实行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相结合，实物储备和产能储备相结合，国家储备和企业商业储备相结合，搞好军民融合储备。要优化应急物资品种和储备布局，要合理确定储备规模，全面加大投资建设力度。
看到了吗——“国家储备和企业商业储备相结合，搞好军民融合储备”，民间的储备就包括了家庭的储备。
另外，这篇文章还提出了“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方法是“要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
随后，住建部等部委多次发文要求控制建筑物的高度，主要内容有：
1、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严格限制新建1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2、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3、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新建1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作为重大公共建设项目报城市党委政府审定，实行责任终身追究。
4、县城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6层及以下住宅建筑面积占比应不低于70%。鼓励新建多层住宅安装电梯。县城新建住宅最高不超过18层。
由此可见，疫情的确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倒逼着我们增强抗风险能力。在家里面准备应急包、少量现金，适当储备一些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资，是很有必要的。
股市上的应急概念股、家庭储备概念股，估计会动一下。至于这两个板块包含哪些个股，大家可以自行百度一下，有一些研究报告提及，这里我就不赘述了。其中仅应急产业目前的规模，就已经超过了万亿。
人性的特点是不喜欢为别人做事，却愿意为自己做事。如果一个管理者还是把过去几十年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的员工，那只会把员工管跑。
企业人员流失严重，稳定性不强，那企业老板一定要先反思自己，别一味指责别人。
没有利益的趋同，就没有思维的统一！
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或者合伙人你有没有想过中国股权投资时代已经来临，正是中小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最佳时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不仅企业的生命周期短，能做强做大的企业更是廖廖无几。企业做不长、做不大的根源当然很多，但核心根源却只有一个——企业的股权出了问题！真格基金创始人提出：合伙人的重要性超过了商业模式和行业选择，比你是否处于风口上更重要。企业的死亡不是死于外部的竞争，而是死于企业内耗。
c1.110 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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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4年6月28日，李宁集团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
开盘当日，李宁家族身价一举超过16亿。在喧嚣热烈的气氛中，两鬓已经有些泛白的李宁却格外平静。
在接受已经等待多时的媒体的采访时，李宁默默地朝西北方向的广州看了一眼。
180公里外的广州珠江医院里，他的人生导师李经纬，此刻还是“待罪之身”，正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
1988年，汉城奥运会，体操比赛场。
被誉为“体操王子”的李宁，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缓缓走向比赛场地。无数国人满怀期待，都觉得这位柳州小伙子会延续之前在世界大赛中的惊艳表现，毫无悬念地拿下这次比赛的冠军。
结果事与愿违，在吊环比赛中，李宁意外出现失误，错失奖牌。
一时间，批评的洪流滚滚而来，甚至被讽刺为“体操亡子”。从汉城返回北京的李宁，下了飞机早已看不到昔日簇拥的人群。
灰头土脸的李宁此时已经在思考退役后的事情，不过，他没有注意到，就在机场偏僻通道的尽头，一个手捧鲜花的高大身影正在等着他。
这个人，就是健力宝的创始人李经纬。
此时的健力宝风头正劲，几乎统治了国内饮料市场。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不温不火，而后来占据半壁江山的娃哈哈还没有成立。
李经纬抱了抱失落的李宁，淡声说道：“跟着我吧，你的名字和面孔就是最大的价值。”
其实，这并不是两人第一次相见，早在1984年，李经纬和李宁的人生轨道就已经交织在了一起。
2. 1939年，当李经纬还在娘胎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为战乱去世，母亲生下他不久后改嫁，只能将他寄养在孤儿院。
从挣扎中成长起来的李经纬给人擦过皮鞋，当过印刷工人，只要能吃上口饭基本上都做过。
好在他运气还不错，因为酷爱打篮球，李经纬结识了佛山市三水县武装部的一位领导，被推荐当上了县体委副主任。
1973年，34岁的李经纬因为性格直爽，“不会做人”，被下放到县里的一个作坊酒厂当副厂长。
看着眼前的几口米酒缸，倔强不肯低头的李经纬亲自背着米酒跑到各地走街串巷地推销。直到开发出一条啤酒生产线，李经纬才站稳了脚跟。
1983年，到广州出差的李经纬偶然在路边喝到了一瓶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惊喜不已。
此时全国的饮料市场已经逐渐打开，河南的少林可乐、杭州的西湖可乐纷纷走到台前。干过体育的李经纬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把饮料和体育结合起来，做一款运动型饮料？
四处打听消息的李经纬得知广州体育科学研究所的欧阳孝正在研制，但缺乏经费支持。恰巧李经纬的表弟区盛连正在广东乒乓球队担任主教练，在他的穿针引线下，双方一拍即合。
1983年3月，在三水酒厂狭小的生产车间里，经过了整整120次实验的健力宝终于问世，李经纬进入了新世界。
这一年，刚刚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上勇夺六金大放异彩的李宁正在为来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紧张准备着。
3. 1984年3月，在距离奥运会开始只有5个月的时候，李经纬野心勃勃地想拿下这块肥肉。
很快，李经纬等来了机会。通过广东省体委的渠道，他得知即将在4月7号举行亚洲足联代表大会，能否先声夺人就在此一举。
但此时的健力宝刚刚通过产品品鉴，一没有工商注册，二没有商标图案，连用什么材料包装都没确定，怎么送到会议桌上去？
李经纬决定加快节奏，快刀斩乱麻，几项工作一齐动手。为了能够更加吸引人，他提出使用易拉罐做外包装，不过，这项决定很快引起了极大争议。
此时中国尚无一家易拉罐生产企业，家小业小的三水酒厂更是没有易拉罐生产线。
为了赶时间上线，李经纬通过各种关系，终于在深圳百事可乐的生产线上挤出了200箱健力宝饮料，并顺利登上了亚足联的会议桌。
看到眼前这款从未见到过的饮料，代表们都觉得非常新奇，而亚足联主席端起健力宝的照片，也被作为广告推了出去。
消息传到国家体委的耳朵里，名声大振的健力宝在奥运会自选饮料的选拔中脱颖而出，成功跟随中国军团来到洛杉矶，成为官方指定饮料。
在中国女排的比赛中，日本的一名记者看到女排姑娘们休息时在喝一种从未见过的饮料，于是写了一篇很有噱头的报道《靠“神水”快速进击》。
这篇新闻稿在被中国记者读到后，经过一番修饰发表在了《羊城晚报》上，名字改为《“中国魔水”风靡洛杉矶》。伴随着国人们的自豪感，健力宝的热度一涨再涨，销量也跟着一飞冲天。
这一年，中国代表团一共获得了15枚金牌，而21岁的李宁不负众望，独得三金两银一铜，成为最亮眼的明星。
4. 1987年，健力宝已经成为国内饮料市场的领头羊。
在与可口可乐竞争六运会指定饮料资格的时候，可口可乐出价100万，李经纬直接把价格出到250万，还额外赞助了10万元的健力宝饮料，毫无悬念地一举拿下。
在六运会闭幕式上，李经纬向在场的8万名观众每人赠送一罐健力宝饮料，现场一片橙黄色海洋。
趁着热度，李经纬又将健力宝广告搬上了央视，“要想身体好，请喝健力宝”的广告开始传遍大江南北。
在六运会结束不久的健力宝订货会上，仅仅两个小时，订单就突破两亿元，三水酒厂赚得盆满钵满。
也是在这一年，健力宝完成了第一次改制。
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等公司的参股下，合资性质的广东健力宝集团正式成立。在董事会中，三水政府成为最大股东，县经委主任担任董事长，李经纬出任总经理。
1989年12月份，李宁宣布退役。在健力宝的赞助下，26岁的李宁在深圳体育馆举行了告别晚会。
晚会上，两人相拥而泣。此时的李宁有三个选择：一是到广西体委当副主任，二是到国家队当教练，三是去深圳办一所体操学校。
但这三条路李宁都没有选，在众人的疑惑中，李宁加入了健力宝，担任李经纬的私人助理。
1990年，在李经纬的言传身教下，李宁筹划着建立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服装品牌。为了表示支持，李经纬将健力宝的一幢楼改造成服装厂，然后出资入股，开始生产李宁牌运动服。
也是在这一年，北京举办亚运会。
曾经尝过奥运会和六运会甜头的李经纬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他掏出1600万赞助亚运会，并砸下250万为李宁拿下火炬传递的赞助。
当李宁身着李宁牌运动服，从西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亚运会圣火时，举国沸腾。
乘着东风，在亚运会闭幕后仅仅1个月的时间，李宁就收到1500万的订单，正式步入商场。
5. 1994年，健力宝创立十周年，看起来依旧势不可挡。
为了扩展海外市场，李经纬投资500万美元在美国帝国大厦买下一层楼作为办事机构，而太空中也有了全球第一颗以企业命名的行星—三水健力宝星。
不过，就在这一年，李宁提出独立运作服装品牌，并分三次将健力宝投入的1600万还清，彻底退出健力宝集团。
虽然李宁对李经纬心怀愧疚，但企业股份改制专家的一句话还是说服了他：“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又不是脱离李经纬，健力宝并不等于李经纬。”
对此，李经纬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全力支持。此时的他已经隐约意识到，产权归属将是决定健力宝何去何从的关键，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在健力宝的前期发展中，三水政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无论是土地、设备还是外汇，只要健力宝有需求，基本上立即到位。
但三水政府也给健力宝设置了不少门槛，比如为了确保就业率，政府规定本地人必须占到健力宝员工的45%以上。除此之外，各种裙带关系和利益输送更是不绝如缕。
不过，在健力宝的强劲势头下，这一切并没有浮出水面。
6. 1997年，健力宝的业绩达到54亿，在产量、产值、销售收入和纳税四项指标中均在饮料行业排名全国第一，并与茅台、五粮液一道入选中国第一批驰名商标。
健力宝和李经纬都来到了巅峰。
在一年，投资8亿元的38层高楼“健力宝大厦”开始在广州动工。李经纬和三水政府的矛盾正式浮出水面。
由于怀疑李经纬想将健力宝总部搬移三水，并且频频在各地设立分厂，三水政府开始收缩财权，集团开发的新产品必须经过政府审批才能够划拨经费，招商引资也必须经过政府的同意。
在这一年秋天，李经纬全力推动的健力宝港交所上市在即将通过的关头，被三水政府以李经纬团队没有香港暂居证，因此不能购买H股原始股票为由拒绝，一怒之下的李经纬直接放弃上市。
长期“独断专行”的李经纬和三水政府愈行愈远。
也是从这一年起，健力宝开始走下坡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波下，加上修建新大厦造成的资金紧张，健力宝的销量一路下跌。
1999年，李经纬提出在公司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由管理层自筹4.5亿买下三水政府持有的股份，并在三年之内分期付清，但三水政府再次以“用健力宝来买健力宝之嫌”为由拒绝。
这一年，李经纬正好满60岁。
7. 2001年，健力宝的销售业绩已经下滑到31亿，跌至低点。
此时“国退民进”正是高潮，TCL被卖给了创始人李东生，美的集团也被何享健拿下，而看不到经营出路的三水政府也有意将健力宝出售。
但三水政府的第一选择并不是李经纬，而是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和宗庆后旗下的哇哈哈集团。不过，在李经纬的四方周旋和软硬兼施下，终于将这两家公司“劝”出谈判席。
2002年1月9日，李经纬来到三水市长李贻伟的办公室当面质问：“同样是4.5亿，三水市为什么一定要把健力宝卖给外人，却不肯让我们买回来？”
李贻伟随即表示：“要买可以，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
不过，就在六天之后的1月15日，三水政府在健力宝总部向浙江国投以3.38亿的价格转让了75%的股份。
在这场签约仪式上，63岁的李经纬坐在左边的角落里，仰天含泪，一语不发，陪他一起来的李宁也是满脸沮丧。
九天之后，李经纬突发脑溢血，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8. 接替李经纬的，是28岁的“气功大师”张海。
早在1988年，初中毕业考入河南大学武术专修班的张海便自称有“特异功能”，后来又迅速成为“藏密大师”。
凭借着这层身份，张海结识了不少名流大佬，快速出圈上位，在2000年时便已经是“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
上任后不久，为了庆祝健力宝成立18周年，张海便斥资400万元包下新加坡豪华游轮“处女星号”邀请客户和媒体出席，成为当年亚洲最大的邮轮活动。
之后，”大刀阔斧”的张海迅速丢掉了健力宝的核心业务，并陆续推出了休闲饮料“第5季”、“爆果汽”等品牌，但都是做多少亏多少。
2004年，健力宝集团出现资金危机，负债达到30亿，负债率超过70%，已经开始发不出工资。
一年之后，张海因为涉嫌虚假投资、做假账和侵占集团资金被健力宝内部举报，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而与张海同样有牢狱之灾的，还有出局的李经纬。
9. 2002年10月，轮椅上的李经纬因被举报涉嫌贪污而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
事情起因在2000年的改制之前，为了处理一笔4000万元的员工福利基金，李经纬等5位管理层决定为全体职工买成保险。
不过全员保险还没有铺开，五位高管的保险已经到位，李经纬投保了331.88万，其他人均在200万左右。
虽然剩下的三千万基金在来年全部分给了员工，但李经纬确实碰到了红线。
不过，直到2011年，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审理了这一案件，最终以贪污罪判处李经纬有期徒刑15年，并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
判决之后，李经纬没有上诉，身患肝癌的他保外就医，看到老朋友，他嘴里反复说的只有两句话：“有错但无罪”“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晚年的李经纬每天都要抽四五包烟，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被禁止抽烟的他就把点燃的烟放在桌子上一点点地看着它燃尽。
2013年4月22日，74岁的李经纬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追悼会上，50岁的李宁多次流泪不能自持。李经纬中风以来的全部医疗和丧礼费用，全部是李宁掏出的。
此时的他，永远忘不了1988年在机场通道等着他的那位前辈。
李经纬落幕了，但争议远没有结束。
有人认为他自负独断的性格将他拖向了深渊，并牵累了健力宝。
也有人觉得李经纬只是时代悲剧的承重者。
大浪淘沙，沉浮起落。是非成败转头空，也只能湮没尘烟中。
c4.139 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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