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糧

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描述中看经济发展，二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描述，因为这都与我多年的工作密切相关。但又发现这些题目的技术性太强，希望找到一个全景性的话题，可以归纳对过去改革开放的认识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从上海、广东、山东、辽宁和甘肃等地区做了一次关于发展路径的专题调查研究，了解不同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认识不同地区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在调研过程中，脑海中突然浮现这一题目，觉得这个题目让人兴奋，足以概括对以往和未来增长的主要看法。

一、增长的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三十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万亿人民币，平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国际贸易量超过2.1万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约合25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约2000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四十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2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10位一路跃升到第4位。

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二）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柱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三）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是从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四）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

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五）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

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六）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

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奥。

在这部分，不应忽视和没有深入分析的有三个问题：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经济失衡现象和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描述、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和广义上的价格扭曲对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几次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特点。这三点都极为重要，但在较短时间内没有进入细节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最后决定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抓大放小”，这一点想特别向读者加以说明。

二、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

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发展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挑战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十五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十五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

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今天，暂且不谈政治因素，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价格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

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

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二）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会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

”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围绕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过去30年我们遇到多少复杂的挑战和难题？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转移劳动力素质、政府考核方法、财税制度、社会稳定甚至人权问题。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表明，由于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规模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就业，是造成雪灾发生后交通堵塞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远离均衡点，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必须是国家行为。

但是，自然经济思维和利益分割的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犹豫，使得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观念的实践都面临很大困难。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对这些新趋势和国内城市化进程挑战诸多的背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

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三）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可持续性是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高层面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一个人口数量逐步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阶层的比重还是偏低，可能不足20%，难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和社会长治久安。

为扩大“有恒产、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条件，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我认为，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建立好的社会阶层结构至关重要，但是难度超过实现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相关变量是快变量，而中等收入者稳步上升需要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更多，有很多是慢变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陷阱。

国内一直讨论拉美教训问题。拉美的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过专题调研，我发现国内对拉美教训有很多误解。所谓的“拉美教训”并不是被人们轻信的结论和判断，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训的元凶。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

更为深层次的是，因为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才导致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严重情结。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们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且恶性循环。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而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的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他们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十分清楚，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当时哲学家处于社会顶层）。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照样可以在东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环境将完全不同。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要使个人心理和能力素质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应当更加强调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仁爱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

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节中得以超脱。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最近，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01. 人做成一件事容易，做成十件事就很难，要想一辈子不失败，每一件事都能成功，最难。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国家兴盛十年时间容易，持续兴盛数代百年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要想长盛不衰，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从有人类以来，极少有长盛不衰的国家。

所以个人也好，国家也罢，偶尔的胜利不值得炫耀，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才是最厉害的。如果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人们愿意称之为神。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个人能做成每件事、国家能长盛不衰呢？

其实也有，这个方法便是“不贰过”。

所谓“不贰过”，不是说天神下凡从来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以后，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后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只要知错能改，尽可能避开成功路上的绊脚石，经过多次尝试，一件事总有做成的时候，如此循环往复，便能增加“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概率。

而且犯的错误越多，规避的雷区也越多，慢慢的就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等到阅历丰富的时候，便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那么个人一辈子不失败、国家长盛不衰，就是可以完成的目标。

但是“不贰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极难。

有的人制定了年度计划，雄心勃勃的想大干一场，结果一年到头，年度计划几乎没有完成几项，年终修修改改，第二年再用一次。

这样一年一年又一年，一辈子很快就荒废了。

有的人年轻时抽烟酗酒熬夜，养了一身臭毛病。随着年纪渐增，身体出了各种问题，医生告诫要改正错误的生活习惯。

然而他照样糟蹋身体，终于住进了ICU。

有的人借钱创业，被割韭菜之后负债累累。下一次发现所谓的好项目，依然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没有调查分析研究便重出江湖，结果还是亏到吐血。

如此林林总总，都是做不到“不贰过”的结果。

可见“不贰过”不是简单的方法论，更是反人性的考验。

但世事就是如此，只有逆转人性中的惰性和惯性，才能及时止损，同时吸取经验教训，开始下一次的尝试，直到形成正循环，从胜利走向胜利。

而毛泽东就是深谙“不贰过”的猛人。

陈毅曾经说过，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贰过。

毛泽东知错能改的事情太多了，足够写几本厚书，我挑选一段“秋收起义”到“朱毛会师”的故事，从细微处着手，拆解一下毛泽东是如何不贰过的。

希望能对大家有用。

02. 1927年9月，毛泽东奉命领导秋收起义。

他把卢德铭的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浏阳农民自卫军组织起来，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三个团，做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

毛泽东则是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秋收起义。

起义部队共4000余人，最终目的是夺取长沙，进而以大城市为中心，发起四面开花的军事暴动，彻底解放中南半壁江山。

各部队的具体任务么，便是第1团自修水出发，先打平江，再攻长沙。第2团自萍乡出发打浏阳，然后向长沙运动。第3团从铜鼓出发，和2团一起攻浏阳，然后合兵攻长沙。

起义前夕，毛泽东亲自到第3团驻地，请全团排级以上干部聚餐，和大家一起吃了黄牛肉，并且做了战前动员。

第二天黎明，毛泽东命令部队出发，随后便击溃敌军连队，攻占白沙镇，准备稍微休整之后，继续向浏阳进军。

出师大捷，起义官兵都很高兴。

但敌军很快反应过来，派出重兵包围第3团。

毛泽东和起义官兵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基本没经过军事训练，自然扛不住敌军的重兵围剿，只能向浏阳县上坪撤退。

而第1团出现叛徒反水，在腹背受敌之下损失惨重，甚至连团长都失踪了，余部决定撤到浏阳。第2团也出师不利，向浏阳方向撤退。

于是，三路起义军残部都集中到浏阳。

原本计划攻取省会长沙，现在连几座县城都攻不下来，如果你是起义部队的领导，会怎么办？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军令不能违抗。哪怕部队拼光了，事后也可以说，我们尽力了，起义失败是高层部署的问题，和我们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别想让我背锅。

很多公司和机关部门的基层领导，遇到问题都有类似的想法，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功劳是大家的，错误也应该是大家的。

随大流呗。

这也是余洒度等人的想法，即便经历惨重的失败，起义部队减员严重，还是坚持攻取长沙。

党史书上评价他们是能力不行，错误判断形势。可余洒度也算经过战阵的军人，数千没有训练的起义部队，到底能不能攻下省会长沙，心里没有数嘛？

所以我觉得吧，他们的能力不行是次要原因，坚决执行命令不愿意背锅，才是坚持打长沙的主要原因。

但是毛泽东说了，起义部队的失败，证明攻取长沙是错误的，我们要改正错误的军事战略。

9月19日，毛泽东在浏阳县文家市召集前敌委员会开会，苦口婆心的劝说，革命处于低潮期，想以数千人攻取长沙没有把握，放弃吧，我们到农村去。

如果要背锅的话，那就我来背好了。

卢德铭等人同意了，部队开始南下，不过到底去哪里，还没定下来。

10天后，起义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想明白了，召集大家开会：

“国际资本处于战后相对稳定的时期，又和国内的蒋汪勾结，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时候如果走交通要道，去打城市，那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省与省、部队与部队的摩擦极大，两省或两军属于你来我不来，你挨打我不救，会剿也是剿而不会，会而不剿。”

那么我们便能在两股力量的中间地带，做有主义、有政策、有人马的山大王。

大家问到哪里？

毛泽东指着地图说，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至此，毛泽东彻底改正了攻取长沙的错误，此后20多年，在革命力量翻转以前，他都没有想过和蒋介石争夺大城市。

这就是毛泽东的不贰过。

用他自己的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03. 改变起义部队的行军路线之后，毛泽东又在部队改正了两个错误问题。

第一个是内向的部队组织问题。

旧军队有严重的等级制度，军官每顿饭都要四菜一汤，士兵只能喝稀饭糊口。军官穿着笔挺的军装皮鞋，士兵穿着破衣烂衫冲锋陷阵。

这种严重的等级制度，需要所谓“正统”的政府、充足的后勤保障，才能勉强维持下去，让士兵们难以生出不满的情绪，更不敢反抗不公的等级制度。

因为当所有人都生活在等级制度中，他们就会觉得，这是正常的。

简而言之，等级制度其实是威权制度。

现在“秋收起义”失败，起义部队的官兵都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便不可能尊重领导起义的党组织，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也没有绝对的权威来掌控部队。

那么以前的军队等级制度，对于起义部队来说，就是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决定改正错误。

9月29日，起义部队残部到了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召开前敌委员会，提出改编部队的计划。

他把剩余的1000余人，缩编为团级部队，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全团共7个连，并且重新任命了各级干部。

而在缩编部队的同时，毛泽东认为全团只有一个党支部的话，党的领导力量太弱了，必须把“支部建在连上”，才能真正掌控部队。

于是新改编的部队里，营团设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有党小组，各级部队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同级党组织的讨论决定。

各级党组织的直属领导，便是毛泽东做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这样一来，部队的领导模式就成了前敌委员会——营团党委——连队党支部——班排党小组，既保证命令自上而下的贯通，又给各级部队留下民主讨论的空间。

最重要的是，“三湾改编”后的部队，不再依赖军事主官的个人权威，而是用党组织的制度力量，把部队官兵给凝聚起来。

从此以后，我军只有叛逃的个人，没有叛逃的部队。因为没有党组织的集体决定，谁都不能给部队下命令。

除了改编军队的组织结构，毛泽东还在思想精神层面下功夫。

换句话说，毛泽东打造了“企业文化。”

这种思想精神层面的改编，就是宣布官兵平等，军官不能随意打骂士兵，更不允许把士兵当成伺候军官的仆人。

而连队以上部队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可以选举有威信的士兵或者班长做主席，在部队中代表士兵的利益，不仅有权监督军官的行为，还能做党组织的延申触角，代表党组织施行部队的领导权。

于是，毛泽东用组织和文化，从各个维度团结了部队官兵。从此以后，我军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雄师。

改编部队的时候，余洒度、苏先骏等军官，不愿意放弃等级制度中的特权，经常散布“革命即将失败”的言论，严重扰乱军心。

毛泽东便召集全体官兵开会，站在高台上给大家讲话：

“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怕什么呢？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有两把菜刀，还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站在台下听讲的谭政，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短时间内，在一个和他毫无社会关系的部队中，建立了自己的信仰。

军队领导人在部队建立起信仰，部队便有了灵魂。改编前部队那种散乱崩溃的错误，也就被毛泽东改正了。

正是毛泽东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才有了起义部队的新生。

第二个是外向的部队纳新问题。

在三湾村的时候，毛泽东就知道王佐和袁文才，和同志们说：

“我们要和地方部队结合起来，一来可以请地方部队照顾伤病员，二来可以发枪给地方部队，他们壮大起来，等同于我们壮大起来。”

毕竟大家都是一家的嘛。

我们现在说起来，这都是正常的，但在那个年代却是稀罕事。

以民国军阀部队的尿性，遇到比自己弱小的部队，杀掉军头兼并士兵才是常态，能高抬贵手就是祖坟冒青烟了，还想要枪？做梦去吧。

事实上，起义部队的同志们也是这个意思，反正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不强，直接攻进去兼并就行，干嘛花心思搞团结，这不吃饱撑的么。

毛泽东大怒，把提这种意见的人批评一顿，表示不能用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争取改造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让他们成为和我们一样的革命武装。

因为兼并弱小部队是军阀的错误政策，如果遇到一支部队就想兼并，全中国的部队那么多，你得兼并到什么时候？

更何况，当一支部队有了兼并的惯性以后，各级军政干部便要出现拥兵自重的军阀思想，想让他们无条件的支援友军，就会特别困难。而且全国的其他部队，也会对我军产生不信任感。

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

军队分裂，终有一日变成派系林立的翻版国军。

军队到处树敌，再也不可能和其他军队合作，反而会因为其他部队的仇视，被全国军阀联合起来围殴致死。

大家肯定想到了，这不就是蒋介石的结局么？

国军军官的权力地位来自部队，于是就有了“友军遇难不动如山”的传统，解放战争时期经常被我军围点打援。蒋介石想兼并张学良的东北军，结果张学良发狠，在西安活捉蒋介石。

如果领导人的眼光局限于嫡系部队，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仅限于嫡系部队。

如果领导人的眼中有星辰大海，那么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会辐射到星辰大海。

照顾嫡系部队的蒋介石是作茧自缚。

要求团结友军的毛泽东是藏天下于天下。

毛泽东团结王佐和袁文才的做法，不仅是改正同志们的错误，也是在改正蒋介石的错误。

所以在10月6日，毛泽东亲自约见袁文才，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且送给袁文才100多支枪，让他扩充队伍，以后并肩作战。

感受到毛泽东的诚意，袁文才也特别够意思，当场赠送500大洋，让毛泽东给部队改善伙食。

随后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毛泽东见到王佐，经过几次交谈，王佐开始佩服毛泽东，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和他交谈一次胜读十年书。

就这样，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并且向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里，派遣大量政治干部，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王佐和袁文才的封建绿林部队，也被改造成党组织领导的无产阶级部队。

这个错误问题，毛泽东改正后也没有再犯过，于是才有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成建制起义，进而在朝鲜战场为国征战。

很多事情啊，出发点不一样，结局自然不一样。

04. 接下来说说作战的错误问题。

1927年11月，毛泽东命令部队下山攻占茶陵，因为脚上有伤行动不便，毛泽东就没有亲自指挥作战。

部队下山以后很顺利，稍微打了两仗便占领茶陵县城，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民主政府，毛泽东委派谭震林做主席。

由于是第一次组建政府，所有人都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粗糙的执行毛泽东的命令，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等等。

至于如何守城如何作战，茶陵的同志们基本不懂，结果没过多久，敌军派重兵来攻茶陵，谭震林等人只能放弃县城撤退。

在部队撤退的时候，团长陈浩、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决定叛逃，甚至想用绕道回井冈山的名义，骗部队向敌军的营地行军。

一旦到了敌军营地，叛徒们就要升官发财，战士们则被解除武装，对于革命队伍来说是极大的损失。

还是毛泽东连夜下山，追回部队处决叛徒，然后回到宁冈县砻市镇。

也就是在砻市镇，毛泽东踏踏实实的做了一回教员。

他召集部队各级干部开会，问他们在茶陵打的怎么样？各级军政干部能说什么，都被人打出茶陵了，当然打的不好喽。

听到他们承认错误，毛泽东便开始教育他们：

“旧军队的战术是错误的，我们要改正。其实打仗和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赔本不能干。现在敌强我弱，我们要有新战术。”

那什么是新战术呢？

毛泽东说了，以前井冈山有个土匪，官兵围剿几十年都没成功，他的成功经验就一条，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现在我们要学习土匪，不仅要会打圈，也要会打仗。

所谓打圈，就是运动起来绕圈子。

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攻，我们就带着敌人绕圈子，等其弱点暴露出来，便要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将其干净利落的消灭。

总而言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赔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基本理念，在毛泽东的提炼下形成了，和朱德在云南积累的军事经验不谋而合。

毛泽东改正部队战术的错误，属于主动出击，改正部队的战略错误，则是用事实来说服教育。

1928年初，湖南省委出现左倾错误，要求各地部队制造恐怖主义的气氛，并且拟定了口号：杀杀杀，杀净一切土豪劣绅。烧烧烧，烧净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子。

毛泽东感觉不对啊，土豪劣绅要有妥当的处理方法，杀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房子招谁惹谁了，为啥要烧掉，留着住人不香吗？

于是毛泽东便不同意烧杀，反而拟定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禾草、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打烂东西要赔。

这是在改正部队的战略错误。

但是杜修经等人不同意，批评毛泽东非但不执行命令，还敢私自篡改命令，简直太右了。

毛泽东说，你们不对啊，听我的吧。

杜修经说，你才不对，赶紧执行命令。

毛泽东见不能说服杜修经，大怒，便在1928年3月下山接朱德部队的时候，召集全军讲话：

“我们犯了大错误，没有执行烧杀政策，这次下湘南一定要大烧大杀。”

明显是在说气话。

部队下湘南的路上，某些左倾严重人放了几把大火，烧了土豪劣绅的房屋，大火蔓延以至于有些农村都不能住人了。

毛泽东冷眼旁观，没有阻拦的意思，心想，有你们哭的时候。

等部队到湘南以后，才知道朱德已经带部队离开了，毛泽东便决定原路返回。

这个时候，左倾严重的人才发现问题闹大了。

因为他们在某些地方放火烧房，导致部队回井冈山的路上，晚上找不到房子住，只能在残垣断壁里抱团取暖。

毛泽东找来放火的人，指着破房子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们竟然烧房子，简直是些蠢蛋。

那些人感觉不好意思，赶紧向毛委员道歉，保证下不为例。

从此以后，六项注意成为井冈山的铁律，不久以后朱德带部队上井冈山，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迅速升温，另外增加两条。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正式出来了。

05. 晚年毛泽东说过，自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他的总结经验吃饭，其实就是吸取经验教训，改正个人和国家以前犯过的错误，不断调整前进的方向，形成“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正循环。

这个过程便是不贰过。

现在来看，革命年代的成功方法论，在“朱毛会师”以前，毛泽东就在井冈山独自摸索出来了，以后需要做的，无非是兼纳其他人的经验，并且提升为理论。

毛泽东能成为五千年来第一伟人，肯定有极强的学习进化能力，但学习进化的方法论，也是重要的工具。

我们做为普通人，没有他的天赋和学习能力，但用“不贰过”的方法论进化一些，还是没问题的。

毕竟，这也是他想做教员的根本原因。

很多人喜欢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其实他们未必喜欢黑格尔，只是想用这句名言，给自己的惰性和惯性开脱，让自己在“错误死循环”中聊有慰藉罢了。

真正能做到“不贰过”的人，从来不会用这句话做挡箭牌。

因为他们学习进化的方法论，就是从宏大的国家历史中总结教训，从个人的错误经历中总结教训，而这些教训成为他们用之不竭的燃料，驱使他们驶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