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 建设统一大…
建设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关键性举措。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印发，我想从这个文件谈起，谈一点我的认识和心得。
第一，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中国的突出优势
从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14.1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无法自给，要靠进口，就可以立刻产生20%人口的市场需求。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自己自给自足，就相当于覆盖了全球人口20%的市场份额，再加上一部分产品出口海外，假设出口份额占全球10%，就等于中国供给了全球30%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欧最发达的国家，比如说德国、法国、英国，他们人口都在6000-8000多万人，只占全球人口总量的1%左右。
日本1.26亿人，美国3.3亿人，整个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也就在12.15亿人，而中国一个国家就有14亿人，对于全球供需格局的影响比整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规模还大。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大市场，所谓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单一市场。
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汉族人口在中国人口民族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占中国总入口的91.1%。各民族和谐稳定，均衡发展，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全国通用，商业规则和市场环境是大体一致的。
这一点中国和印度很不一样，印度说起来也是一个拥有14多亿人口的大国，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散装市场。印度是一个有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和一个国家首都构成的联邦制国家，每个邦都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在宪法之外还有各自的法律体系和商业规则，各邦之间的要素商品的流动，面临重重壁垒。
印度有100多个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也仅占总人口的46%，印度的宗教信仰种类繁多，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等。各个宗教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印度还通用多种语言，仅官方通用语言就多达22种，有121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在1万人以上。此外，印度还传承着等级森严的种性制度，将人分为五等，不同的等级人群之间也不是统一的市场，可以说印度是由20多个大大小小的散装市场构成。
正是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工业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会对全球供需格局造成巨大的影响，进而带来原材料价格全球分工，产业配套等一系列的剧烈变化。
最终体现在产品价格上，出现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现象。一国产业竞争优势大致有以下几种，有因为技术领先形成的技术优势，有劳动力供给充足，成本低廉，形成了劳动力比较优势，也有某种资源禀赋优质，而具备的资源优势，以及油、电、煤、气、运等各类要素成本上的比较优势等。
中国工业制造业最大的竞争力就在于规模优势，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劳动力成本，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上劳动力成本往往在制造业总成本中，占比在10%左右。劳动力成本高一点，低一点，只能影响总成本几个百分点，而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就能够大幅摊薄制造业的各项成本。
一是研发成本，二是固定投资成本，三是物流成本，四是市场开发成本，五是原材料采购成本。而且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劳动力成本也会被摊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规模又是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左右。一类产品只要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够大幅度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
美国一些专家和政客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产品这么便宜，所以老是对中国企业搞所谓的反倾销调查，实际上他们不理解中国市场的特征，倒是那些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他们尝到了甜头，一直看好中国市场，即使在疫情冲击下，还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在这个意义上讲，那些鼓吹与中国脱钩的想法是短视的，是不会成立的。
第二，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仍然在持续发育形成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四个具体的问题，需要持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不是天生就有的，也是一个发育发展的过程。刚才说的这种优势，并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这个大市场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短板，或者缺陷。
一是地区间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学界，地区间的相互竞争比拼经济增速和规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这的确也是一种客观的现象。
对此，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钱颖一教授有深刻的观察和著述，这种地区竞争有如市场经济一样，是一个无形的指挥棒，驱动着地方政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和招商引资等，这是地区竞争带来的积极效应，好的一面。但是地区竞争也有负面效应，各地为了本地GDP和税收，拼命上项目，加上产业总体上处于低端环节，以至于出现了较大范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
因为同样的逻辑，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地的企业，甚至保护落后产能，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产能过剩此起彼伏。近年来，生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第二，城乡二元更加导致的市场分割，这个表现在要素市场各个方面，劳动力在城乡的流动，区域间的流动仍然受制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农村建设用地像城市建设土地那样同地、同权、同价的机制还在探索，在商品服务方面，受制于监管能力的差异，一些地方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城市同类商品，看上去很像，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部分甚至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市场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第三是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尽管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但仍然在一些领域计划和行政色彩浓厚，制约着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比如在能源领域，油气进出口仍然高度管制，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却在能源定价上，在全球上缺乏话语权。
这与我们高度管制政策有关。再比如在电力领域，直到去年出现大规模电荒，煤电上网电价才逐步放开。此外还有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再换一个地方就不行等。
第四，资本在部分领域无序扩张，甚至形成市场垄断。比如说近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不仅扰乱了城市规划，还绑架了中国经济，以至于宏观调控投鼠忌器，被动应战。
再比如说金融业脱实救虚，畸形发展，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大量资本争夺牌照资源，银行表外业务急剧膨胀，大量资金空转在实体经济之外，一些资本打着金融创新旗号，大搞老鼠仓，哄骗老百姓，前几年盛行的P2P就是典型。
再比如说互联网行业赢家通吃，野蛮生长，出现了限制竞争，赢者通吃，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坏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所有上述现象反映了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仍需要进一步规范，进一步改革。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实质，就是要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推动中国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总体要求，市场基础规则，市场设施，要素和资源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监管和市场秩序，组织实施保障等方面，一共提出了30条意见。我理解其核心意图就是要进一步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性堵点，推动形成全国大致一致的市场环境，推动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
这里有三个要点，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其中之一，如果说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在要素层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一大市场，这是从市场主体所处的营商环境层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在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中似乎很清楚。
有句俗话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似乎政府与市场之间各有分工，泾渭分明的。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进行改革，而逐步形成的，经历了一个发展发育的过程，尽管经过多年改革，市场经济四梁八柱，已经竖起来了。但离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仍有不小的差距，更何况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的理解是有为政府才能催生有效市场。
中国这样的超大市场转型中的经济体，必须发挥政府在提供基础性制度，基础性市场设施，要素资源市场化方面的积极能动作用，与市场制度的有效供给，促进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活力，完全释放出来。
第二是促进区域良性竞争，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意见》的一个意图，是要对区域竞争负面效应进行系统的矫正，而实施这种矫正，从目前看已经具备了技术条件，也是顺势而为。从技术上看，近几年各地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要做的是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统一接口，让市场主体在哪里都能享受到一样的制度供给。
从趋势看，随着中国市场的发育，地区之间竞争日益从过去围绕低端产业的同质竞争，向依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深度分工的差异化竞争转变。
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全面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背景下，各地的比较优势正在深刻的调整，过去昆明的鲜花只能在本地消纳，需要人们到昆明去赏花，现在得益于冷链技术的进步，航空运输的便捷和电商平台的加持，昆明的鲜花隔日甚至当日，就能送到上海、北京和深圳的家庭，这是因为技术的扩散，比如深圳的冷链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杭州的电商平台的推广，带来市场覆盖范围的扩大，把昆明鲜花配送范围由本地扩展到了全国，这是一个典型的故事。
这个故事没有统一的大市场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故事也让欠发达地区获得了新的比较优势，换言之，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正是要让更多这样过去不可能的故事成为可能。
第三是畅通内外双循环，强制中国引力场的内在要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方面源于加快形成供需互相促进，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需要，是以国内大循环的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来牵引国际大循环，进而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需要。
当前，ACEP已经生效实施，未来超90%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大幅度放开，非关税壁垒大幅度减少，中国还提出了申请加入CPTPP，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参与的FTA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高，中国与国际大循环交易成本将趋于下降。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国内的市场还是分割得低效，要素资源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流动的成本还比较高的话，就失去了开放的意义。换言之，做好国内市场的功课，是我们更好参与国际大循环，国际竞争，形成吸引集聚全球要素资源引力场的根本所在。
随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众多企业发展遇到瓶颈，市场份额逐渐被侵蚀，公司经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如何解决？
在这样的年代中，一个企业想要做大做强，除了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之外，还需要有一套成熟有效的经营模式，才能让企业获得更有效的发展。
人性的特点是不喜欢为别人做事，却愿意为自己做事。如果一个管理者还是把过去几十年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的员工，那只会把员工管跑。
2008年10月，在日本京瓷公司总部，44岁的马云前去拜访了76岁的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马云表示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模式让他受益匪浅，并深深地影响了他。
c6. 珍惜现金流
从2019年末到今天，疫情已经三年，这些年，我感悟了很多，接下来将从人生选择，工作，家庭，资产配置等方面说一下我的体会。
01 更聪明地工作
年轻人刚毕业的那几年，一般都会频频跳槽、换城市。但是今年的形势，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做。
因为疫情到来，很多企业面临倒闭，即使不倒闭也会裁员，如果你贸然离职跳槽，很可能大半年都找不到工作。
疫情之下，现在最惨的是中小企业的老板，停工期间的房租、人工工资、货品积压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而职工呢，算是比较好的，假期延长了，工资也没少很多，日子照过。
关于职场，建议大家：
1、尽量少换城市
一个人在城市所积累下来的客户、兄弟、闺蜜、社保、公积金、居住证、积分、户口、医疗、教育、车牌等等，都是生活工作的刚性必需品。
单身的时候觉得没什么用，年龄上去了你就知道这些刚性的东西有多重要。
2、尽量少换行业
我见过不少人，非常喜欢追热点行业。本质上，如果不是在这个行业深耕多年的老鸟，即使你跟风也很难赚到钱。
某些行业稍高点的平均工资，扣完税，其实也就多顿饭钱。轻易放弃过去长期从业的行业，就是放弃你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洞见。
做成一个赚钱的事儿的前提是不踩雷。长期的经验和洞见，就可以让你比别人少踩很多坑。行业多年的经验可以秒杀短期的小聪明，换行业是要穷三年的。
如果经常换行业，可能永远都在中下层打工，来回晃悠，一是收入总不见得有提所升，绝大多数人冲不出50万的税前收入的天花板；二是年纪越大风险越高，35岁以后就开始发现合适的岗位越来越少了，近乎无路可走。
普通的职位缺少经验和技术含量，会被一茬又一茬的新人很快的替换掉。你的经验、资源、洞见没有积累或者工作中用不到，应届大学生来了，不淘汰你淘汰谁？
3、时刻记住积累资源
真正能拉开差距，赚更多的钱，永远不是手上的技能变现。PPT 做得再好，Excel 算得再明白也是发不了财的。资源变现的力量永远大于技能的变现，你在工作中注意积累资源了吗？
无论是供应商、上下游的合作伙伴，还是同业人脉资源，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这个社会有技能的人在老板眼中只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工具”而已，而有资源的人才有资格与老板一起整合资源，共同发展。
最后啰嗦再提醒一次：经济没有强势回暖，不要轻易辞职，就待在原公司，三年不动！如果你的亲友想离职，一定要劝劝他，暂时不要动，那是现在安身立命的地方，以后形势好了再换不迟。
02 提升认知，未雨绸缪
生活很现实，你穷的时候，没有人看得起你，借钱都没有人理会，说话也不敢高声，走路都担心倒霉。没钱的日子，才是病恹恹的，连自己都讨厌自己。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20岁到30岁，会过得比较“慢”。
因为在这阶段，人的压力是最小的。
考试的压力刚刚被甩到太平洋了，职场打怪游戏又才到第二三关。消遣方式也多得数不清。这个年龄，夜生活的知己很容易组队。
每天被推荐的娱乐目的地比楼下餐厅还多。刷卡的满意度也主要以自我意识为主要KPI。运气好的小伙伴还有“啃老”的理由和资本。
但30岁过后。你就会感觉到迅猛地“提速”了，因为从这个时候起，家庭需要分担的责任，逐渐就摆上台面。无论是精神付出还是消费支出，倒逼你考虑越来越全面。从分配效率上讲，这个时候才开始升级自己的认知，就比较匆促了。
因为众所周知，打地基永远是最耗费时间的，所以在你很年轻的时候，每天都要挤出一小时来思考。30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假如30岁前没有把「爬阶」内功练好，你35岁的时候吃再多补药，也很难维持极速的发展速度，于是就出现了中年危机。
人只会看到自己能够看见的部分，也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所以，人群会本能的按照自己的状况去拥抱契合自身现状和诉求的观念。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以语海。
成年人最大的自律除了早睡就是克制纠正别人的冲动——这些俗语都是在强调被不同观念俘获的群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哪怕提供一千个证据，列举一万个事实，也无法说服那个与没有处于同一个是非判断原点之下的人。那些鸿沟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我选择的结果。
那些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鸿沟，恰恰是他们深信不疑的东西。人的自我遮蔽性，无论是个体还是由个体构建而成的共同体都无法完全避免，说到这里，你大概明白了，对于某些人而言，你不提升认知，自我改变，贫穷就是无法摆脱的宿命。
03 你的房子比你更能赚钱
疫情来了，倒闭的是企业，上涨的是房产，千万不要傻到卖房去创业，炒股。房产是家庭的压舱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的，否则一旦出事，妻儿子女就要搬出去租房住了。任何一个家庭，永远要记住下面两点：
1、不是投机天才不要炒股
中美经济的本质差异藏着普通人赚钱的秘密：
中国是“债权经济”，而非“股权经济”。像中国这种经济，如今改革改了40年，我们还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为主，而银行就是一个债权。这个“债权为主”的经济，就是上去、下来都会放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债务是一个杠杆。
经济热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未来看好的，借贷需求非常的旺，因为物价都是在涨，物价减掉以后，真实利率是负的，谁借钱谁合算。借了钱买房，房价涨的都会超过利息，很多家庭都懂得这个道理。
借钱买资产，资产涨得快，是很合算的。这个杠杆作用在好的时候会放大，而坏的时候，物价指数一下来，名义利率哪怕不变，真实利率就迅速转正。这是现在很多企业和地方困难的根本原因。
股权为主的经济体，没有这个问题。股权这个东西，放进去不能退，好就是分红，不好就是一起赔，这是“股权为主”经济的特征。所以在中国要买房，在美国要炒股才能大概率赚到钱。
再告诉大家一个真相：
股票：前面三天赚钱，最后一天全部亏回去，只要你不走，桌上的钱都是庄家的。
基金：赚了要跟他分，亏了算你的。
炒外汇：汇率不波动的时候，你没钱赚；过度波动会被强行平仓，长线必输。
买房：有钱的时候不买，等你想买的时候，首付不够了。
2、不要轻易创业
你创业这些年，谁赚钱了呢？
房东
广告公司
原料供应商
店铺装修公司
一帮员工
那么谁亏钱了呢？
你自己
总是有人是认为自己能力很强，公司榨取了他，于是跑去创业证明一下自己，结果亏到底裤都没了。
一个人在公司上班只需要懂一种活，创业要的不是单项冠军，而是10项全能：跑市场，搞财务，做人员培训，成本核算，营销，拉客户等等，全部你都要懂。有一项你没有做好就失败了。
从大数理论来讲，创业为什么大部分情况下会失败？
因为老板本来就是稀缺物种，就像200万的城市，会产生一个市长一样，1万个人最终才会出现一个成功的老板。如果人人创业都这么容易成为老板，谁来做工人呢？
人的一生，平庸是必然的，富有都是意外，能力再强的人也要赶上风口才能快速积累财富。所以一旦你赚到钱了，就要想办法守住它，不要参与炒股创业这种低概率成功的高风险事情。
时机适合的时候，一定要多买房，把财富沉淀下来，注重家族传承，做到后代持久富贵。（香港四大家族为什么可以长久富贵）
这个社会很多人不愿意稳稳可以赚到，但回报率较低的钱，于是他们去冒更大的风险，折腾炒股创业什么的，结果连本钱都丢了。
04 努力存钱，克制消费
消费主义是中产的标配，却不是富人的习惯。在富人的眼中，钱是用来投资创造价值的，每一分钱都有资本的作用，只有暴发户才会大把大把地把金钱消费挥霍掉。
其实很多富人不是不喜欢花钱，而是挣钱带来的成就感和愉悦感远超消费能带来的，因为消费所带来的快感是短暂的，人要追求一些具有意义的东西才不会迷失自己，所以他们平时更多的是琢磨如何挣钱，而不是花钱。
因为时间都花在了如何挣钱上，因此他们的财富就相对稳定。
他们通常只在需要的时候才会花钱，因为不想花钱试错，所以买东西的时候会在能力范围内选大品牌，以节约时间和试错成本。
而这在穷人眼里看来却是，富人有钱，都是买品牌，买奢侈品的，所以如果我要看起来像富人，就要买品牌和奢侈品。这应该是穷人对富人的最大误解。
很讽刺，穷人以为大把花钱就变成了富人，殊不知，富人才是最理性消费的人。这是两种不同的三观，无法调和。穷人要想变成富人，得先毁掉三观。
这次疫情教会我们最多的就是学会省钱，在你有钱时你是不会觉得钱的重要性的，但是在你发现你没有钱的时候，一元钱都会变得很重要，所以在有钱的时候其实要为没钱的时候留出余地，人在顺境的时候往往都会高估自己。
我们父辈都有囤粮节俭的习惯，哪怕一个针线他们都舍不得丢，有时他们这些抠门的做法我们甚至无法理解。疫情这几年我们终于明白
c6. 中国经济 …
为什么这次会议让这么多人关注，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昨天中午的政治局会议，到当天下午三四点钟，三大指数全线上涨，两市超4300只个股上涨
阿里巴巴涨超12%，美图、哔哩哔哩涨超11%，腾讯控股、京东健康等涨超9%
所以昨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底说了什么，我为大家梳理了10个重点
房地产、货币政策、资本市场、基建、稳外贸、平台…都被提及，按照以往的会议内容分析节奏，我一定逐字逐句分析这些字句
但是围绕这次会议，我更想分析这段时间以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迹象
一场规模庞大、势不可挡的全国层面的一些动作、一些信号
01 首先就是，房地产
昨天中午的这次政治局会议
很重要的一部分关于房地产的表述最受人关注，原文是
▷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我们说大的背景一定是“房住不炒”不动摇，但是连用“支持”这样的定调是极为罕见的
这意味着各个城市可以有更多楼市政策的主动权
更重要的是，希望房地产发展的更好，这样的基调很明确，这段话意味着市场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看完这条消息不一会，不少中介转发到朋友圈
到了晚上，中介们转发这句话的时候，还会带上另一个图
为了响应中午的政治局会议，央行上海总部就表示，会重点加大对首套、小户型、新市民购房信贷支持，就是这么迅猛
这样迅猛，并不新鲜
全国范围来看，这个3月-4月，我们不断听到各个城市的楼市放松消息
我整理了下目前已知上海和上海周边城市发布的楼市相关政策
还有全国其他城市的
而这些只是开始
围绕“要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未来更多城市会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更相适宜的楼市政策
确实，无论是从全国政策制定层面，还是从经济体量占比，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这个特殊时刻，地产对于经济起到的是更好的支撑，可以进一步加大经济的稳定面
02 金融领域，动作频频
近期金融方面举措，也是难得一见的密集且大力度
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看，第一就是“总量政策”
我们可以理解为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出发的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
自2022年5月1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9%下调至8%
降准这类大的调控，可以有效帮助经济稳增长
但是并不是一味单一的降准，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物价稳定
所以配合“结构性货币政策”很重要
这部分可以理解为，贷款优惠、利率优惠这种的，它们对经济影响是局部性的，但贵在够精准，而这方面最近也是动作频频
4月18日，央行印发一份通知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
被金融界称作金融23条，这其中用好普惠小微贷款这类金融工具，这就是结构性的金融措施
而全国层面出台这类金融政策，还有很多
4月26日，证监会发布了一份意见
《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这部分主要想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以期发挥长期资金可以克服市场短期波动的优势，最终维护稳定
这类政策最近出现频率有点高
为了什么
03 无论多复杂，企业才是那个“拼”的理由
昨天的政治局会议重提了，要稳住市场主体
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
其实，在2021年11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走出困境，解决它们的燃眉之急，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纾困帮扶的政策措施
在这个基调之下，你就看到3月-4月
各个地方密集出台各类疫情纾困措施，我统计了一部分
从上海、深圳、杭州开始，分别出台21条、30条、40条，后面还跟着福州、安徽等城市
可以说你能想到的方方面面都在被拿着放大镜观察
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新机会，创造更多收入来源，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而这类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真金白银的支持，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
尤其是其中的留抵退税部分，这是用最快的速度，把现金流交到企业的手中
还有一种，就是尽全力帮扶
这里面就是政府利用好各类金融、政策等相关工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比如说现在国际上原材料的涨价压力正在影响中小企业，而且中小企业基本都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只能被迫涨价
这时候为了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可以推动期货公司帮助中小企业运用期货套期保值工具应对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风险
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小企业的纾困
要知道中国1.5亿的市场主体种，企业有4600万户，这里面绝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企业
这个体量的发展状况，影响经济、就业、民生
所以保护市场主体，就像保护战场上的生力军
04 不过还有一点，让人没想到
如果说企业是最终保护对象，但终极目的一定是
消费
在全国战略层面，消费是最终需求，被定性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
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而且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就已经明确提出“全面促进消费“
真正让我认识到这件事的迫切性的是
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一份文件
《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
▷ 3条疫情下的经济恢复措施
▷ 5条创新消费的措施
▷ 4条消费体系的支撑措施
▷ 还有4条稳步执行措施
各位有时间可以点开看看国务院那份关于刺激消费的文件，完全是重新梳理了社会大生产的各个条线
以前说金融就是金融，物流就是物流，现在是物流、县域经济、消费中心城市、线上+线下消费…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句
挖掘县域经济潜力
从未想过经济发展之迫切都已经要到刺激县域经济的层面
但其实这种想法是我的短视，就像当年我看不懂一带一路一样
可是你看看现在
现在从西安到土耳其马尔马拉海沿岸城市伊兹米特，一带一路上的中欧班列货运列车12天就能走完6437公里，运输时间比海运缩短了近一半
同样的，中国县城又有怎样的潜力
截至2019年,中国有1346个县城，县域户籍人口占全国的63.9%，这个人口占比，足可见其潜力背后的经济意义
说到这，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是一个画面，房地产里有金融举措，金融里很多都是围绕企业扶持，企业下游是为了刺激消费
而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近期信号的部分，还有关于平台、基建、稳外贸等系列信号的出现
不过所有的政策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相互之间都重度关联
站在行业端就是房地产行业；站在刺激手段就是着重使用金融渠道，站在市场主体层面就是中小企业纾困，站在经济刺激闭环里就是刺激消费环节
这也再一次印证一点，现在的改革更偏向常说的供给侧，也就是从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
这就是深层次的优化，不是哪里缺什么补什么，或者哪里直接的大水漫灌，而是一种动态中的平衡
05 为什么要关注这些信号
此时此刻我们正面对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压力
眼下一季度上海GDP数据出炉，同比增幅3.1%，低于全国平均增幅4.8%，然后呢？疫情当前，接下来的经济导向又是怎样的
在这个极容易情绪弥漫特殊时间点，好像一点点星火都像可以照亮前路的火把
而这些信号更本质的含义，是信心
今天提到的全国范围释放的各类刺激经济信号，最后都会一点一滴汇聚成更多的信心
而对我们来说这种信号可能只是一方面
未来更关键的是，可能是如何落地、如何不打折扣的执行。
根据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资料，中国大约有半数企业在创业后5年内消失。而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7年，生存期限极为短暂。由此可见，要让企业长期持续发展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c6. 德不配位，…
南怀瑾说：人生的道路变幻莫测，我们都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但是一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能改变自己的运气。
一个人如果触犯了以下这两条天规，一辈子灾祸不断，所以越早知道越好！
– 01 –不懂感恩
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有多可怕？
17年的杭州保姆纵火案，可谓是轰动全国。
保姆7500元的月薪已不算低了，而且主人待她非常好，出入有车接送，还二话不说就借了10万元钱给她。
但是尽管如此，保姆莫焕晶还是一把火，把主人家四口人的性命给剥夺了。
“人心不足蛇吞象”，说的就是像案中保姆这样的人，不仅不懂感恩，反而因为别人对你好，你就想得到更多。
一旦别人不能满足自己，便爆发出了狠狠的恶意。
不懂感恩，是人性中最大的恶。
尤其是不懂感恩的孩子，最让父母寒心，成人后比狼更可怕！
前段时间，南京一对父子因为互殴登上了热搜榜。
大概情况是，父亲老王花了几百万供养儿子出国留学，本想着儿子学成回国，可以做一番大事业，结果儿子回国后非但不工作，还理直气壮在家啃老。
为了惩戒儿子，老王在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卖掉了全款给儿子买的车，儿子非常生气，砸了父亲的车。
老王气不过：”怎么会养了这么个白眼狼”？直接跑到儿子家砸东西。
于是父子两人就打起来了，儿子还放出狠话要砍死父亲。
王符说：“生活需要一颗感恩的心来创造，一颗感恩的心需要生活来滋养。”
为人父母，千万别养出不懂得感恩的孩子，使他成为家庭最大的悲哀。 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情存如血。
孩子懂感恩，才能拥有有血有肉的人生。
懂得感恩并且知恩图报的人，才是天底下最富有和快乐的人。
– 02 –德不配位
这些年，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那些赚钱很容易的人，慢慢很多人都会散尽了家财。”
仔细想想身边，是不是还有这种事情：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英年早逝？为什么有些官员一升官就得重病？为什么有的人家里刚盖完房子，人就出车祸了？……
我们所有的财富、智慧，地位，老祖宗用一个字来代表叫：物。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福报。
厚德方能承载万物，才能引来福报。这就是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
相反是那句话“德不配位”。位就是我们的待遇，就是我们的德行不配我们的福报。
打个比方。有一张桌子，它能承受十斤重的份量，但非得给它放上15斤、20斤、50斤的重量，那我们看这个桌子怎么样？
它就开始发抖，它就开始变形了，出现崩溃之前的先兆。
而金钱、权力、名望都是自己的福报，都是压自己的物。
靠什么承载？靠的就是你的德行，靠你给社会创造的价值。
我们所能享受的一切，也都是自己的福报。中国人讲惜食、惜衣。你得珍惜自己的福报，而不是轻易去消耗它。
《了凡四训》上有一句话：“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
一个人如果无故享受福报，或者无限制的消耗自己的福报，总有一天福报会殆尽，于是祸患就会到来。
为什么很多越有钱的人，生活的越是简单？你看马云几乎永远是一双布鞋。
李嘉诚的西铁城表，市价1000港元，带了几十年。 扎克伯格比李嘉诚还有钱，个人生活更是简单。
因为他们内心丰盈，而内心越丰盈，生活越是素与简。
相反，很多资历尚浅的年轻人，喜欢动辄就是名牌包包，动辄豪宅豪车……
但在享受这些之前，你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给社会的贡献，撑得起这些享受吗？如果不，那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福报。”
你给社会做了多少贡献，你就可以安心的享受多少福报。
还有现在的学生、孩子，不管自己的家庭条件如何，就管父母什么都要最好的。自己是学生，现在还没有赚钱，凭什么就要最好的？
孩子不知道享福太多了会怎样？但是家长要知道，孩子的福报是一定的，你越溺爱，孩子越容易出灾祸。
人有千算，天则一算。
一个人的命没有好不好一说，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但是如果你触犯了上面两条天规，人生之路定会充满坎坷。
因为不懂感恩的人，注定没有未来；
德不配位的人，必有灾殃！
得人才者，得天下！古往今来，大凡成就大事业者，无不深谙人才的重要性。对于优秀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来说，更是如此。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谁拥有更多的人才，谁重视人才的培养，谁就能占有更大的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怎样选好人、用好人，构建强有力的人才团队，是摆在每一位企业经营管理者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也是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乘风破浪、快速前行的关键。然而现实却是，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在选人、用人方面存在很多误区，甚至更多是依赖于老板、总经理、HR个人的经验或喜好。这样的企业就很难做大做强，走得很远。
那么，作为企业掌舵者，尤其是90后新生代领导者，到底该如何慧眼识人，招到适合自己企业的人才？怎么发掘并培养内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又如何留住优秀人才，打造高效团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表面上看，是企业的选人、留人、育人问题。《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柯林斯说：“所有卓越的企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功，不是市场，不是技术，不是竞争，也不是产品，而是招聘并留住优秀的员工。”招人和留人，成为了很多老板的必修课。
华为，90年代实行新的管理模式，激发全体员工狼性，从4万元发展为1000多亿美元，最终成为世界500强！
韩都衣舍，2008年导入管理制度，连续10年在互联网服装品牌排名第一名，业绩突破20亿。
旭辉地产，2012年导入管理制度，连续6年业绩保持70%增长，成为地产行业超级黑马。
爱尔眼科，2014年导入管理制度，5年成为眼科连锁医疗第一名，市值达到800亿。
碧桂园，2014年导入管理制度，在时代红利下，通过管理制度迅速突围，3年成为中国地产第一名，业绩突破5000亿。
以华为、阿里、碧桂园、旭辉地产、海尔、韩都衣舍，爱尔眼科为代表的著名企业纷纷导入“利益共同体”为核心的管理制度，越来越多中小型企业纷纷导入新的管理模式，培养核心人才，与公司形成利益、事业、命运共同体！
而管理制度的核心：就是招人用人留人育人！
老板不懂管理，如同埋下地雷！
2022年，老板最应该问自己的五个问题：
1、我公司有没有一套吸引人才的晋升体系？
员工到一家公司不完全是为了钱！更会关注自己能成为什么（发展空间、希望）！员工最害怕的就是没有“前路”，好的晋升体系能让员工清晰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设计晋升机制就是规划公司的未来！
2、我公司有没有一套拉动员工内心动力的分配体系？
员工关心我在公司是否有钱赚？老板对员工最大的奖励，就是通过薪酬机制让员工有钱赚！必须让员工付出有回报！必须让员工付出有官当！
3、我公司有没有一套孵化人才的培训体系的建立？
很多公司元老太多，反倒成为公司的障碍！要想持续孵化出优秀人才，必须建立自己公司的培训体系！必须重视建立员工信念系统的培训、员工感觉的培训、员工压力释放的培训、孝道的培训等！
4、我公司有没有一套完善的自动运转的会议管理体系？
如：开会前会，引导、引爆中高层，再让中高层带动基层员工！晨会打气，夕会补胎等！
5、我公司有没有一套员工自我成就、自我操练的成长系统？
『业绩下滑，利润萎缩，人才离职，高管焦虑，老板挣扎，市场恶化，竞争残酷』
★ 2022年如果还不改变，后果不堪设想:
商战,风起云涌;决胜,顷刻之间!
如何快速打破僵局？轻松完成今年目标？“学习力=竞争力”
你可以拒绝学习，但你的竞争对手绝对不会！——杰克韦尔奇
经营企业有太多的心酸与痛苦，但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无需在彷徨，因为《人道术目标管理微课堂》让你明白经营企业原来这么简单！业绩倍增这么容易！老板解放这么轻松！！
c1.曹德旺
不想当“玻璃大王”的曹德旺，真的被人取代了。
取代曹德旺的男人，是“信义系”掌门人李贤义。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他手中握有信义玻璃、信义光能、信义能源与信义储能这四家上市公司，是一枚低调的闽南大佬。
▲李贤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1年，李贤义的信义玻璃业绩“爆表”，营收和净利润都遥遥领先于曹德旺的福耀玻璃。这也是信义玻璃自2005年上市以来，经营业绩首次超越福耀玻璃。
同时，据2022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曹德旺以245亿元的身价排名第900位，李贤义则以510亿元位列第356位，是曹德旺身价的2倍。
这个低调又神秘的新晋“玻璃大王”，究竟什么来头？
1./ 辍学开拖拉机起家 /
与曹德旺一样，“信义系”掌门人李贤义，也是闽商中的代表人物。但与曹德旺出身富贾之家不同，李贤义的起点则低得多。
1952年，李贤义出生在福建泉州石狮的一个农民家庭。李贤义15岁的时候，因生活所迫辍学打工。他起初在泉州开拖拉机，后来与亲朋好友组建了车队，专门给人拉货。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地区经济发展如日中天，李贤义也想去香港闯荡一番。
1982年，李贤义与几个伙伴来到香港，创办了一家小型汽配维修店，开始做汽车零配件的生意，生意越做越红火，这家汽配店也逐渐变成汽车综合服务公司。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深圳吹起，在深圳创业有很多政策红利，李贤义决定来到这里搏一把。于是，李贤义来到深圳继续做汽车配件、汽车修理，他很快发现，深圳一家汽车玻璃厂都没有，自己只能向中国台湾和日本购买玻璃。
那时候，思路活泛的李贤义转念一想，为什么不做自己的汽车玻璃厂呢？我们自己生产汽车玻璃，就能一改过去必须从日本、台湾等地进口的境况。
于是，1985年，李贤义决定在深圳龙岗投资设厂，筹建港资企业“信义玻璃”，随后开始筹备厂房、买机器。1988年，李贤义东拼西凑，终于搞定了开厂的钱，信义玻璃成立后迅速投产。
▲信义玻璃第一条超白玻璃生产线点火投产 图片来源：网络
一开始，李贤义的厂房只有几十名员工，办公和吃住都在高温酷热的厂房里，条件非常艰苦。李贤义买的是台湾地区的机器，对方会派技术人员来指导，所有人从零开始跟着学。
同时，李贤义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销售很困难。后来，李贤义灵机一动，决定打广告试试。于是他在马路边上，做了两三百个广告牌，吸引客流。
当时，信义玻璃是深圳第一家汽车玻璃厂，许多经销商看到广告后，纷纷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上世纪90年代的信义玻璃厂房 图片来源：网络
为了造出好玻璃，李贤义不惜砸钱买先进设备、烧钱进口生产技术，还送员工去国外进修，回来以后自己研究。
比如落地玻璃，普通的玻璃在太阳直射的时候，热度就会透进来，李贤义研发的玻璃就能大幅减少热量传递，实现降噪、隔热、防紫外线的功能。
经过一番折腾，李贤义的深圳工厂做得不错，他后来又在广东东莞、虎门、江门，安徽芜湖以及天津等地建起了新基地，信义玻璃逐渐走向正轨。
上世纪90年代，李贤义又在深圳成立了信义地产，在深圳横岗、布吉、坂田等地逐步开发地产项目。自此，李贤义开始一手玻璃、一手地产的多元化经营之路。
2./ 被眼红的美国玻璃厂告了 /
李贤义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内地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后，他又跑到香港打广告，开拓海外市场，捷足先登与国外的维修配件公司做起了生意。因为物优价廉，信义玻璃逐渐与许多国际著名汽车厂商达成了合作。
2001 年，信义生产的汽车玻璃便实现 70% 以上的出口，业务遍及北美、大洋洲、欧洲和中东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时候，李贤义已经成功为美国福特汽车提供配套服务，成为其全球供货商之一。
不料没多久，信义玻璃就被盯上了，李贤义遇到了大麻烦。当时，因为李贤义的玻璃在美国售价便宜，销量很大，几个眼红的美国玻璃厂，就跑去告李贤义倾销。
2001年2月，美国有关方面以中国企业倾销为由，决定对中国出口汽车挡风玻璃加征3%~124%的关税，包括信义玻璃在内的14家中国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牵涉其中。
一开始，李贤义很着急，因为美国市场太重要了，信义玻璃20%业务来自美国市场。但没多久，李贤义就冷静下来，请了很多律师，决定“死磕”到底。“不应诉，等于主动放弃！”李贤义决定正面“迎敌”。
当时，美方派了几十个人到信义玻璃查账，那伙人在李贤义的厂里住了一个星期，每天算账查账，查得极其细致，从信义玻璃建厂到2001年，每一年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核。
李贤义身正不怕影子斜，信义玻璃运营规范，账目也非常清楚，没有偷税漏税。最后，查账的美方代表不仅找不出差错，还高度评价李贤义的管理运作，认为信义玻璃的产品质量、账目制度符合国际标准。
最终，这场反倾销战以李贤义的胜利告终。这件事结束后，李贤义原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没多久，加拿大的企业又来搞事情。这一次，李贤义有了过去的经验，更没再怕的了。
当时，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没多久，包括信义玻璃在内的14家中国挡风玻璃企业，又接到了加拿大反倾销的立案调查通知。对此，信义玻璃迅速成立应诉小组、组建专业团队全面应诉。
经过繁复的审查，2002年8月，信义终于等到了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终审裁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玻璃对加拿大国内玻璃工业没有造成损害，也没有形成威胁。”
这一次，李贤义又取得了中国入世后第一宗“反倾销案”的胜利。李贤义表示：“重信义，按市场规律和 WTO 规则办事，就是我们在市场竞争中最有力的武器！”
这两次的反倾销案，也得以让李贤义在国际上成名，李贤义也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海外大单。当时，信义玻璃的价格是国外本土玻璃价格的8.5折。信义玻璃因为物美价廉，受到许多外国厂商的追捧。
2003年，信义玻璃海外销售额，相比1999年增长了5倍之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出口商。
此后几十年来，李贤义的信义玻璃市场主要在国外，70%的产能都送往了世界各地，销售网络遍布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斩获了全球第三大“玻璃王国”的名头。
相比之下，曹德旺的福耀玻璃主要深耕国内市场，连续多年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
3./ 坐拥4家上市公司，身价远超曹德旺 /
多年来，李贤义通过收购和自建，使信义玻璃的产品也从单一的汽车玻璃延伸到建筑、浮法、光伏等各个领域。
与此同时，李贤义也不断切入新的热门业务，并通过连续分拆上市，展示了卓越的“财技”，逐渐建立起庞大的“玻璃王国”。
早在2005年，信义玻璃就成功在港交所上市，成为李贤义手中第一家上市公司。
两年后，信义玻璃以2.34亿元全资收购了南玻玻璃。彼时， 南玻玻璃是中国夹层汽车玻璃的三大出口商之一。这是汽车玻璃行业少有的大型收购事件，通过这次收购，李贤义的版图得以扩张，他在资本运作方面也崭露头角。
彼时，李贤义认为，这项收购完成后，信义玻璃能扩大汽车玻璃的生产规模，同时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能让信义玻璃加快汽车玻璃业务的增长速度。
2006年，李贤义看到光伏玻璃的前景后，决定入局光伏领域。2008年，“信义光能”作为独立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产品即光伏玻璃组件。同时，信义的东莞基地首条超白光伏原片玻璃生产线得以量产，象征着信义玻璃正式踏入光伏玻璃领域。
2012年，李贤义的信义光能在拿到国家支持的金太阳项目后，迅速进入了光伏电站领域，原有光伏玻璃组件厂也顺势成为了其电站业务的主要供应商，以此形成了闭环和协同效应。
次年，李贤义迎来第二家上市公司，信义光能正式从信义玻璃拆分上市。信义光能主要生产太阳能光伏玻璃，为太阳能应用系统提供配套产品，属于光伏产业链的上游。
3年后，信义玻璃又分拆出信义香港上市，李贤义借此斩获第三家上市公司。信义香港主要在香港提供汽车玻璃维修及更换服务，以及锂电池的开发和销售业务。
2017年，李贤义看到新商机后，又推动信义香港进军锂电池行业，拓展叉车贸易，引入风电业务，被认为是“时髦的选择”。2021年，信义香港更名为“信义储电”，这一年，信义储电业绩迎来大爆发，归母净利润4.63亿港元，同比大增2225.76%。
时机成熟后，2019年5月，信义能源也登陆港交所，它由李贤义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信义光能分拆而来。上市之时，信义能源也成为香港首只股息型绿色能源公用股，拥有多个大型太阳能发电站项目，主要位于安徽省、天津市、河南省、湖北省及褔建省等地。
如今，李贤义手中握有的信义玻璃、信义光能、信义能源与信义储能这四家上市公司，资产版图涉及玻璃行业、房地产等领域，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东南地区。颇为引人注意的是，李贤义还是深圳同心俱乐部常务副主席。
作为李贤义最看重的资产，信义玻璃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建立了大型国内生产基地，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建立了海外生产基地。
2021年，李贤义的信义玻璃营收达到304亿港元（约合246亿人民币），净利润达到115亿港元（约合93亿人民币）。
同期，曹德旺的福耀玻璃营收236亿元，同比增长18%；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汽车玻璃贡献了福耀玻璃约九成的营收。
不难发现，信义玻璃的营收比福耀玻璃多10亿元左右，净利润更是福耀玻璃的3倍。而信义玻璃约六成收入来自于浮法玻璃。信义玻璃透露，公司业绩在去年大幅提升，主要是由于浮法玻璃等产品销量增长及售价提升。
2022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李贤义以510亿元、2倍于曹德旺的身价，位列第356位。
多年来，因为福耀玻璃都是国内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曹德旺也被称为“玻璃大王”。
有一次，曹德旺在接受凤凰卫视节目专访时，曾说不喜欢别人叫他“玻璃大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你现在叫我‘大王’了，以后叫什么？‘大帝’？”
彼时，曹德旺虽然是谦虚的说法，但想必也有一直雄霸玻璃领域的野心。
只不过，除了做好企业外，曹德旺这两年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似乎更加上心。
一直以来，曹德旺被称为“中国首善”。今年3月，2021中国捐赠百杰榜单出炉，曹德旺捐款金额为101亿元，位居榜单第二名，这些捐款金额主要用于福耀科技大学的建设。
曹德旺做企业坚持为中国制造代言，没有染指其他赚快钱的行业。李贤义凭借诚信合规的经营，独到的眼光，使得“信义系”得以在行业“大洗牌”中发展壮大。
超越和被超越，对于坚持做实业的他们而言，内心应该都很淡然。
3月22日，福耀玻璃董秘李小溪回应公司业绩被信义玻璃超越时称，目前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汽车玻璃，市场份额仍是全球第一。祝贺信义玻璃在其所处领域取得的成绩。
c6.未来30年投…
对于今后30年来讲，我认为现在是个很关键的时刻，尤其是在各位的人生当中。而且现在是一整个概念的转变，我们要包容这个概念的转变。我想先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这是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左边那张是1900年的，你看到一辆汽车，和九十九匹马车。而右边的，同样的地方，13年后，你看到的是九十九辆车，和一匹马车。
发现了吗，仅仅过了13年，街道上，车辆取代了马匹。这就是一个概念的转变，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时期，就是一个伟大的概念转变时期。这种伟大的概念转变，不是每年都发生的。而是一百年，少有的百年才会发生的转变。
那再看我们现在，2000年纽约的第五大道上还是一番车水马龙的情景。但到了2035年会发生什么？
2035年，自动驾驶汽车会取代过去的汽车，占领我们的街道。人工智能（AI），会取代人力，就像当初汽车取代马车一样。这就是一个，百年才会发生的转变。
好，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史：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一个过程，伟大的改变也是一个过程。但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呢？因为他们：
因为这些企业家，他们带领了工业革命，因为企业家的精神造就了工业革命。所以改变世界只需要几个人，他们都是英雄，当时的英雄。
亨利福特的量产汽车工厂，将大量汽车带入我们生活。但汽车要大量使用，需要大量石油，于是洛克菲勒的企业供应了石油。
这两个人的结合，才会有汽车产业的雏形。
爱迪生的电力企业，让电走入千家万户，这世界没有电，还能运转吗？所以一个人的热情，足以改变世界。
J.P摩根，这人就更重要了，他为所有的企业提供大量的投资和贷款。正因为有了他的资金支持，大量推动革命的企业，才得以继续发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1960年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
第一名，汽车
第二名，石油
第三名，汽车
第四名，电力能源
第五名，钢铝
接下来的也都是石油公司。
换句话说，1960年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基本上是两类：汽车和能源。在那个年代，投资这两类公司，你就投资了未来。
当年，美国64%的人是农民，在日本，90%的人是农民。而现在，美国的农民是2%。所以工作的定义也随着工业革命为之改变了。
当年很多人对于工作的定义，就是好好种地当农民。而现在98%的人，对于工作的定义，是工业和服务业，农业已经被改变掉了。
改变是持续进行的。而人类继工业革命后的下一步革命。毫无疑问的，是信息革命。再来看下一张图：
这是全球网络的流量，横坐标是年份。红色的线代表流量。从最早的1995年到2018年，网络的流量，增加了100万倍。我们再来看另一条蓝色的线。蓝色的线，表现的是23年来全球互联网公司的市场价值（市值）。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线和红色线，高度重合。网络的流量和网络公司的市值，完全成正比的等同暴增。这足以证明，过去这二三十年来，互联网是最大的投资趋势和发展方向。
各位，做投资必须要宏观看待问题。赚钱不难，赚钱真的不难，只要你有宏观概念。我告诉大家，我投资的公司，每年的净利润，是44%，而且还在不断成长。我更看重宏观，我只是个简单的人物，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这就是我简单的想法，投资宏观。
而今天，2019年市值十大的公司：微软、亚马逊、苹果、谷歌、脸书、阿里巴巴、腾讯，全都是网络公司。全世界市值十大的公司里，有七家是网络公司。
30年前，投资网络就行了，哪有那么复杂，你太复杂的话，反而赚不到钱。做事情简单化，去了解那个追根究底的原理。所以各位，不要太复杂。那下一个蓝海在哪里？未来30年，或者说30年后，世界排名前十大的公司都有哪些？各位不用想的太复杂。30年后，世界市值排名前十大的公司里，一定有大量的AI公司。
就像今天，排名十大的公司里，有7家是网络公司一样。未来，是AI的未来，是人工智能的未来。亚马逊、谷歌、阿里巴巴、腾讯，这些正在不断朝AI发展的网络公司，30年后还会不会有他们的身影？
人工智能（AI）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之一。AI革命，将比过去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全都要来的更大更广泛。
各位，处理器的运算能力，记忆体的储存能力，互联网的传输能力，在这30年来，都成长了100万倍。30年来，成长的幅度是这样，那再过30年呢？
再过30年，再成长一百万倍。也就是说再过30年，AI将比现在再聪明一百万倍。
但我们人类30年后，会比现在聪明100万倍吗？显然不可能嘛。但是30年后的人工智能，就会比现在的人工智能，聪明100万倍。你别不信，电脑会超过人脑，AI智慧会超过人类的智慧。
上面这张图，人类正常的智商（IQ），都在100左右，罕见的天才爱因斯坦190，达芬奇205。那么请问，未来AI的智商，会是多少呢？
30年后，AI的智商将会是10000。你们有谁听过哪个人的智商是10000的？人不可能，但是“人工智能”可能。一万智商的AI，再天才的人都没法比。
当然人类与AI最大的差别不在智商，而在情感与创造。情感与创造是智商再高的AI都无法做到的。但未来在很多方面，AI都将比你，比我，都做得更好，或者说好得多。
这是必然发生的，而且AI最强的能力，其实是预测。将AI用在预测领域，前景非常好。很多AI预测的领域，都比人类好，尤其是精准预测。AI就是未来的精准预测水晶球。
接着我们再来看机器人的成长：
这些机器人不止是数量会成长，他们里面的AI也会随之大幅成长。而机器人并不一定就长得像个“机器人”，有时候一个盒子，一个智能音箱，也能发展一个“机器人”，来为人类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未来你去麦当劳，都将是机器人点餐，麦当劳里不会有人。而且这些机器人都是高度智慧的，他们会对你进行，进行我上面说的，精准预测。当你走进这家店时，他就知道你的“大数据”，他就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是要咖啡还是热巧克力？或者你刚打完篮球，走进麦当劳，AI会直接给你冰冻饮料。
当然还有另一种更棒的情况是，当你坐进无人驾驶车里时，只要说一声去麦当劳。随后AI会帮你处理好一切，当你的车停在麦当劳窗口时，你的东西就已经送到了。
AI，并不是单个的个体，他是一个结合大数据的万物互联的整体系统。所以我可以很大胆的告诉大家：2040年之后，机器人的数量，将超过人类的人口数量。
如果有更多聪明的机器人，来帮助你们生产产品，就不必做工厂那些工人工作。只要做设计就好了，生产工作交给机器人来做。如果你们机器人使用效率够高，参与设计的人数够多，就能够在一定的领域取得领先优势。需要AI来帮助你们，需要超级智慧来帮助你们。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趋势。
接下来另一个趋势，物联网（IOT，Internet of Things）。
未来世界，一切的东西都是IOT，都是彼此相互连通，相互关联的。这样让处理的效率更高，更快速。但要达成这样的高效率生活，需要多少晶片来帮助你？需要多聪明的AI来帮助你？
未来不止是你和物品的沟通，物品和物品间也会相互沟通。是的，物品间的相互沟通也会在物联网的时代成为很普遍的事。物联网的市场，到了2035年，规模将比现在大1亿倍，那么你说，什么是未来？
未来在这里：
竖轴代表价值，横轴代表时间，底部的黄色，代表农业，其价值与时间的比例一目了然；灰色代表工业，紫色代表互联网，也就是我们正处的时代；而未来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属于蓝色的，是属于AI的。
各位，如果你是投资人的话，无论你手上是有十万、一百万，还是一亿、十亿，你要投资什么呢？你要投资未来。很简单的概念，一点也不复杂。
如果你投资一家公司，两家公司，你可能投资对了，也可能投资错了。但你投资的是趋势的话，你一定会赢的。投资趋势，比投资公司更重要。你或许会觉得我孙正义比其他人厉害，但并不是，我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投资趋势。
所以我的软银公司，现在在干什么呢？主要做三件事：
1、主攻人工智能（AI）
2、投资独角兽公司
3、创造协同价值
当年我创建了软银，来投资马云的阿里巴巴，投资了雅虎，我是有获利，但我也犯了很多错。
我没有投资亚马逊，这是我的错啊，我一个很大的错。我曾经和杰夫贝佐斯，一对一，面对面的谈过。我出价一亿美元收购亚马逊30%的股份，但杰夫坚持1.3亿。就因为这3000万美元，我们没谈拢，我错过了亚马逊。今天亚马逊的市值是8700亿美元，30%的股份就是2600亿。我因为3000万美元，而错过了2600亿美元。我没有投资他，我犯了一个大错。但投资趋势，永远不会错。
所以我准备了1000亿美元，作为一个愿景基金，一个未来基金，去投资趋势，投资未来。
目前软银已投资的企业，其中也不乏中国企业：作业帮、瓜子、字节跳动、滴滴等。软银希望带给世界的，是AI的革命。而他们，就是引领AI革命的伟大企业家，他们正在改变世界。就如同上个世纪改变世界的企业家们一样，新的变化即将到来。
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安全高效，车祸大幅降低：
未来的世界，AI帮助我们解决疾病问题：
AI机器人参与的救援与救护行动，AI同样也可以做到陪伴与照护老人：
AI所提供的安全食物，让食物生产变得更安全，更可追溯：
AI所带给我们与众不同的快乐，智能算法将会知道你更喜欢哪种快乐：
AI不是要和人类竞争，AI是要帮助人类让生活变得更好更安全，这个就是未来的世界。软银，也致力于打造这样一个世界。
c6.商界地震！
今年开始的这波裁员波及所有互联网大厂，连腾讯阿里据传也要裁员，裁员比例据传10~30%不等，最狠的有赞据传裁了50%。
如今你上网搜一下裁员这个词，弹出来的全是互联网大厂。
这些图冲击力过强，短短时间刷屏网络，甚至因此酝酿诞生出了一个新词汇，叫“开猿节流”。
阿里员工超过25万，被传裁员比例30%，腾讯员工超过10万，被传裁员比例10~30%，仅仅这两家就会裁掉几万程序猿，还有其他所有的大厂也都在裁，总人数相当惊人
为什么互联网行业要突然大规模裁掉这么多人？
很多人说，这说明经济形势恶化的太厉害，互联网大厂扛不住了。
这个结论是错的，因为经济形势确实不太好，但也没有坏到这个份上。
互联网大厂人数不少，但相对于中国总就业人群来说九牛一毛，大家都有工作，都身处某个行业，感受到经济没前几年好这个是正常的，但你要说这几个月突然恶化到要按百分之几十的比例全行业裁人那还真不至于。
你自己的行业你自己清楚，很明显没有互联网行业那么夸张。
为什么互联网大厂要突然大比例裁人？
互联网大厂员工被裁后应该怎么办？
这是两个问题，不过可以一起回答。
首先大家要知道，互联网行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离谱比例的集中裁人，绝不是单纯因为经济不行，而是因为以前的日子过的太好，所以哪怕只是恢复正常都显得很难受，如果要收缩，那更难受。
先从宏观上给大家分析下互联网行业员工的收入来源，然后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大厂要裁员了。
过去20年，是互联网行业的黄金20年，前十年电脑端互联网异军突起，更改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后十年移动互联网异军突起，再次更改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
改变社会的同时，互联网企业也发了大财，赚的盆满钵满，日进斗金。
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大厂很赚钱，而且是躺着赚钱，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大厂赚的钱去哪了？
天天都说互联网大厂赚钱，但整个互联网除了腾讯和阿里还能有点利润，其他全部亏损累累。
滴滴完成市场垄断后，大幅提升了抽成，理论上应该能赚很多很多钱，而且是躺赚。
但事实上，滴滴的财报是亏损的，还亏很多。
这种亏损不是财务造假，是实打实的亏，你怎么查它都是亏。
类似的还有京东，规模很大，赚钱不少，但一直亏损，亏了很多很多年。
反正这些互联网企业，赚规模，赚估值，就是没赚钱。
其原因，在于互联网企业一直处于急速扩张期，而且还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这20年来，互联网企业赚钱太容易了，扩张也太容易了。
京东的刘强东曾经公开演讲，说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
如今的京东确实在开除兄弟，但以前的京东说自己不想开除兄弟我觉得应该也是真心话。
因为当初刘强东认为京东未来还有10~20倍的增长空间，然后才得出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的结论。
如果京东未来还能增长10~20倍，如今的兄弟自然不用开除，人都还不够用呢。
但是，中国的GDP每年增长6~7%，今年定个5.5%的目标都有人说可能达不到，刘强东是哪来的底气认为京东能增长10~20倍的。
按5.5%的速度增长个20年，也就1倍多吧，10~20倍是个什么概念，京东凭什么增速要远远超过中国平均值？
但实际上，不仅是京东认为自己未来还有10~20倍的增长空间，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认为自己未来有10~20倍的增长空间。
要是小互联网企业，张嘴就喊100倍增长都很正常，说10倍那都是保守了。
说吹牛也不完全算，毕竟过去的互联网企业增长就是这么夸张，动不动几十倍增幅确实是常态，远超普通企业的想象。
增速快，扩张容易，赚钱简单，但互联网企业的技术门槛却很低。
几乎所有互联网企业都不存在太高的技术门槛，你做的产品别人都会做，你之所以那么大那么赚钱，无非就是先行一步把市场占了而已。
因为用户习惯的依赖性，谁先占市场谁就是半无敌状态，其他人很难挑战，先发优势特别明显。
比如说你习惯了用微信，那就很难接受其他聊天平台，你习惯了用百度搜索，就会一直用这东西。
虽然先行者其他人很难挑战，但却有可能被一个莫名其妙的新兴领域给掀翻。
零几年的时候，百度是无敌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之首，一直到最后百度也没有被其他搜索引擎给击败，但如今却萎靡不振。
掀翻百度的，是移动互联网，是智能手机，是诸多APP带来的信息孤岛。
别说百度想不到这个结果，整个地球都没人能想得到百度搜索会废在智能手机这里。
取代QQ的，也不是另一个电脑聊天软件，而是微信，万幸微信是腾讯系自己孵化出来的，不然今天的腾讯会比百度还要艰难无数倍。
从表面上看，微信也是无敌的，但字节跳动却利用今日头条和抖音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和社交软件完全不搭界的东西，对微信形成了强大的威胁。
身在互联网行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被谁击败。
而互联网行业高度增长的特性，会让那个击败你的人能在短短两三年之间从一个小虾米成长为巨无霸，等你反应过来已经彻底晚了。
虽然看起来互联网巨头都是躺着赚钱，但其实躺平是不存在的。
他们确实可以选择躺平，但只要敢躺平，也许不到十年这个企业就没有了，被一个想都想不到的新企业给掀翻。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为了让自己的江山永固，所有的互联网大厂都在疯狂的扩军备战。
互联网是典型的轻资产行业，需要的投资很少，主要成本就是发工资。
每年挣那么多钱没地方花怎么办？自己企业没有技术门槛，很没有安全感怎么办？
很简单，大量招人，在能沾上边的领域全部都做一个APP，各自安排一个团队去搞。
只要有可能对我构成威胁的领域，我都派人去冲锋陷阵，用我强大的资金优势和人力优势先去搞起来，这样我就永远不可能被人取代。
滴滴提高抽成后为什么还亏损？
因为它把利润拿去搞货运板块，搞生鲜贩卖，搞同城快递，搞了很多很多新业务，这些额外的团队招了很多人，发了很多工资。
阿里巴巴主营业务是淘宝，但阿里巴巴弄了很多很多东西，搞出来了整整一个动物园的APP，其中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利润，年年亏钱，但阿里宁可不断拿淘宝的利润去补贴也要保留这些团队。
这些团队弄出来的APP，是互联网巨头的外围部队，是这些大厂给自己挖的护城河。
虽然烧钱，但买了个安心。
这些年来，互联网大厂几乎所有的盈利都砸在了这上面，有钱就招人做APP，有钱就发工资。
这种做法发展到极致，互联网企业甚至出现了把大量闲人招过来养着的做法，明明没什么活干也要招，让他们每天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消耗时间。
这么浪费钱的唯一目的，居然只是为了不让竞争对手招到这些人，减缓竞争对手开发APP的速度。
既然这种事都做得出来，那开发很多无意义APP的行为就更做得出来，只要有一点点用，可能有用，那就做，先做出来再说，总比让员工闲着强。
什么利润，什么效率，这些都不是互联网企业考虑的重点，只要能增大一点点自己的护城河，什么代价都值得。
这种畸形的军备竞赛，导致了大量的人才浪费。
过去20年里，互联网企业所有的利润几乎都拿来给员工发工资了，除此之外还有所有的投资款，也拿来给员工发工资了。
不管给了多少投资款，赚了多少利润，互联网企业永远亏，除了租办公室和买电脑花的那点钱，其他的钱基本都花在获客和发工资上面了。
理论上说，员工的工资应该是自身创造价值减去老板利润之后的差值。
但在过去20年里，互联网行业的员工创纪录的实现了全行业领取的总工资大于全行业创造的利润，把剩余价值剥削给硬生生的搞成了负值。
一家互联网企业的融资额动不动就是几十亿乃至于几百亿，年年还赚那么多利润。
最后这些钱去哪了？
都在军备竞赛中变成人员工资了。
这种奇葩现象是互联网行业独有的，任何正常行业都不可能有老板干这种事。
互联网企业的超高增长，让所有的投资人和老板都只看未来，不看现在，而互联网企业高度的不稳定性，也让互联网企业极度重视军备竞赛，招了无数的人做了无数的亏钱项目。
互联网大厂搞这种军备竞赛，纯属浪费人力，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如果这种厮杀持续下去，在浪费无数人力之后，最终会有一家互联网企业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完成惊天突破，最终一统天下，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垄断巨头，从而带来天量的利润，弥补投资人前期付出的一切。
从资本的角度，他们希望诞生这样的超级垄断巨头，但从人民和政府的角度，这种超级垄断巨头的存在真的有意义吗？
如果超级垄断巨头的诞生没意义，那现在的这种厮杀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政府认为这种军备竞赛和厮杀属于互联网的“过度扩张”，认为这种行为不应该存在。
2021年，政府动用了反垄断法对几家“过度扩张”的互联网巨头给予了警告。
2021年12月23日，腾讯直接把手头几乎所有的京东股票全部分发给了股东，价值1042亿人民币。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事件，让所有的互联网大厂下了裁员的决心。
众所周知，阿里一直想在社交领域逆袭腾讯，而腾讯一直想在电商领域逆袭阿里。
不想在社交领域被阿里干掉，最好的办法就是突进阿里的电商领域，分割阿里的市场，削弱阿里的力量，让阿里没有精力对腾讯进攻。因此京东股权对腾讯极为重要，可以说是整个商业版图中仅次于微信和QQ的战略级存在。
如果腾讯连京东股权都愿意放弃，那腾讯搞那么多外围阵地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连腾讯这样的巨头都不搞军备竞赛了，那其他互联网企业还搞军备竞赛干嘛呢？
输了，这么多投入全部白费，赢了，你也成不了垄断巨头。
既然如此，那互联网企业就只能看利润了。
开企业就是为了利润，这本是商业的基本原则，但在互联网行业这个原则失效了接近20年，如今恢复了正常。
一旦决定以利润为主，那互联网企业自然会选择把那些不赚钱的项目砍掉。
很多项目在以前是有存在意义的，哪怕不赚钱也能牵扯对手精力，还有一丝希望掀翻对手，但现在这个商业逻辑不存在了，那就只能砍掉。
在过去的“过度扩张”中，互联网行业产生了很多不应该存在的岗位，如今恢复正常，这样的不盈利岗位自然要消失，这就是2022年初所有互联网大厂开始裁员的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判断出，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就算经济恢复到疫情前也不可能逆转，除非国家放弃反垄断法，鼓励互联网行业厮杀出一个超级垄断巨头。
我认为这只是互联网冬天的开始，后面几年会越来越冷
所有的行业本质上都是普通行业，无非就是哪个行业暂时踩了风口而已，没有任何行业的平均工资会永远超过其他行业。
以前的机械行业是这样，现在的土木行业是这样，以后的互联网行业也会是这样，谁还没辉煌过呢。
在行业辉煌的时候，一定要留好资金储备，一定不能默认行业永远上行。
互联网终归要恢复正常，你可以拒绝做这样的心理准备，但一定要做好这样的物质准备，不要给自己上太大杠杆，给自己留足够的安全余地。
疫情结束后，其他行业会恢复到以前，但互联网永远回不去了。
因为互联网大厂这波大裁员的本质原因，和疫情无关。
放弃幻想，用平常心看待整个行业，才能做出对自己未来人生最有利的决策。
随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众多企业发展遇到瓶颈，市场份额逐渐被侵蚀，公司经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如何解决？
在这样的年代中，一个企业想要做大做强，除了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之外，还需要有一套成熟有效的经营模式，才能让企业获得更有效的发展。
c6.对新冠病毒的…
从基因争夺到新冠疫情：一个新闻人的记录和思考
这个事情本来我都已经忘了，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肆虐，我又想起了这段经历。
基因争夺，是指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机构，以基因研究的名义，在我国各地大规模采集人体基因样本。我只经历了其中一段，远不是全过程。
我接触的其中一个很小的局部，就是美国哈佛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安徽进行的所谓基因研究项目。
我有一幅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上个世纪90年代，在全球采集基因样本的一个地图。图中很多点，是他们的基因采样现场，全球各大洲都有，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在中国的项目地区也有不少，但是安徽比较集中。
其实从1990年以后，在中国进行所谓基因研究，也就是基因采样的不止哈佛大学一家，哈佛也不止公共卫生学院一个机构，欧洲和美国不少研究机构在中国都有项目，采样地点也不限于安徽。
比如1998年3月，由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也就是著名的NIH出资、美国杜克大学和欧洲一些研究机构参与，中国老龄委协助，在中国开展一个所谓长寿老人健康调查的项目，在各地收集1万名80岁到100岁中国老人的基因样本，试图破解所谓长寿基因的秘密。
这老龄委一位工作人员童增，参加这个调查的培训时，一个欧洲专家指导他们如何采集老人的血样，教他们把那些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的手，先在热水中浸泡，再搓热，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用针管从老人手指取血。
第一滴血不能用，要求从第二滴血开始，从每位老人手指上取的血，要能充满直径为12毫米，或一枚一分硬币大小的5个圆圈。
这种取血办法引起了童增的怀疑。
起初他担心这样采血，对高龄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利。
后来他发现，培训的中文资料和说明，都似乎有意识地回避英文资料中的基因字样。
他认为，“这是在猎取中国的基因资源！”因此童增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方面把这事儿告诉媒体，呼吁警惕中国基因资源的流失。
结果，已经采到的4000份血样，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封存，不许出境。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出境的，我们不知道。
项目好像是终止了，童增则因为得罪了他的顶头上司，受到严厉处分，被老龄委辞退。
当时来中国采集基因样本的事儿不止这一件。这些项目没有一个公开说是采集基因样本的。都是打着健康调查或者体检的旗号，采集血样。
在童增公开质疑长寿老人健康调查前后，国内很多专家也提出同样质疑，媒体上就发出了很多警惕中国遗传资源流失的报道。
然而很快，又有人向有关部门提出这样的报道是炒作，干扰了正常的科学研究和国际科技合作。
于是，这种质疑的声音在媒体上就看不到了。这方面的报道也一度成了禁区。
与此同时，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开始联合起草《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专门为管理人类遗传资源制定的一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起草的过程中，国家下令暂停一切涉及血样等生物制品的出口，有关国际研究项目也暂时中断，这就引起了国际生物学界的哗然，有人说，中国要把这个领域的门关上了。
这时美国《科学》杂志的新闻编辑就跟我们联系，希望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一篇报道，解释一下中国的有关政策。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接触了人类遗传资源方面的问题。
这篇报道在《科学》发表后，国内外反应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基因方面的报道。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凡是涉及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项目，必须层层报批，最后向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方可正式签约。
这个办法是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6月10日颁布施行的，它明确规定，文件出台之前，已经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国际合作项目，必须按规定补办报批手续。
不管这个办法现在看来如何不完善，也不管它实际执行的如何，它好歹是给了这个领域一定之规了。这是我们后来调查哈佛项目的一个利器。
我注意到哈佛大学在安徽的那些基因项目，是2000年12月，美国《华盛顿邮报》连发了两篇揭露哈佛项目问题的长篇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据说哈佛项目在中国的血样采集将“达到”2亿人 。《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相当深入，但是通篇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地方官员贪婪，罔顾人权，联手哈佛的华人副教授，把中国偏远贫困山区老百姓的血样卖给了美国的公司。
报道中提到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个比较关键的人物。一个是美国的吹哨人葛文，Gwendolyn Zahner，她当时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葛文在1996年这个项目刚出台不久，就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投诉，说这些基因项目没有经过足够的生命伦理评估，有违背生命伦理之嫌。
这是公认最早质疑哈佛基因项目的人。美国卫生部也根据她的投诉对这些项目开始调查。
但是在调查开始之前，或者在说调查得出任何结果之前，葛文就被哈佛解聘了。
另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负责哈佛在安徽这些基因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徐希平。
徐希平是安徽人，当过赤脚医生，后来就读安徽医科大学，成绩优异，毕业后先后到日本、美国留学，成绩也很突出。
我们当时了解到：截至2001年1月，中国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批准的，由徐希平领导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等美国机构，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合作项目一共是3个。其中没有一个哮喘方面的项目。
但是，2001年美国NIH网站上列出的2000年财政年度，徐希平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得他们资助的项目就有9个，全部涉及在安徽采集基因样本。
他们实际进行的项目是我们政府批准数量的3倍。其中两项是与呼吸系统有关系。而2002年美方公布的调查是15个项目，是我们政府批准数量的5倍。
有多少血样到了美国，至今还是未知数。仅哮喘病一项，徐希平本人承认拿到美国的基因样本就有16000多份。而NIH批准给他的是2000份。
所以，他们总共拿走多少样本，我们都不知道，拿走的样本做什么用了，我们更不知道。
哈佛项目的大部分采样现场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为什么是安徽？为什么是安庆？
徐希平来自安徽，在安徽有深厚的根基，各方面人脉极广。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拿不上台面。
他1996年在向NIH申请资助哮喘病基因项目时，写了这样的理由：剖析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这类气管疾病中的基因“需要独一无二的人口资源”。安徽、安庆的人口资源。
独一无二在哪里？在于人口众多，是同种，他们绝大多数没有用过药物，因为常用药物会使研究受到影响。
此外，“现场操作的费用低，使我们可以非常便宜而且迅速地筛选几百万受试者”。他还特别提出，“目前还没有以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为基础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
与徐希平说的筛选几百万人可以“非常便宜”形成对照的是，在NIH资助之前，1994年12月，徐希平的哈佛团队与1993年成立的美国千年制药公司达成协议，由千年制药资助哈佛100万美元，他们向千年制药提供中国安徽500个哮喘家庭的基因样本。
仅仅5个月之后，瑞典制药公司阿斯利康Astra就给千年制药投资5300万美元，对呼吸道疾病的遗传基因进行研究。
100万美元的基因样本换来5300万美元的投资。
后来阿斯利康又追加投资5000万美元给千年制药做其他几项基因研究，样本还是来自安徽。到2002年时，千年制药的雇员已从最初的100来人发展到超过千人，资产已达数十亿美元。
2001年初，我们准备去安徽实地调查，看看这些项目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项目有没有问题，当然要待调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但是我们既然要调查，就要选择一个侧重点，主要调查什么？
这些项目，调查重点的可选项有N多，诸如是否涉及国家利益的流失？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项目运作是否有黑幕？是否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给人的印象，腐败的中国政府官员联手来自美国的华人研究人员，坑害贫苦的中国农民等等。
但我只选择了一个重点，就是看看这些项目是否违规。
一个是，是否违反我们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法的规定，再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是看它们是否违反了美国和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准则。简而言之，这些项目是否做到了知情同意。
2001年1月，我从北京到合肥，会同我们安徽分社的资深记者汪延一起调查。
我们的调查从徐希平的母校，也是哈佛项目的主要中方合作伙伴之一的安徽医科大学开始。
安医大主管科研的一位副校长说，当强调合作“必须经国家批准才能做”时，人家很快就能拿来批文。管理办法出台后，就因为样本带不出去了，所以徐才把实验室建在安徽。
但是，是否能控制住，他觉得不好说。而且，他以前究竟拿走了多少材料，谁也说不清。
这位副校长感觉到这些项目跨的单位太多，没有一个单位能和他完整合作。而且，在这些项目上，中方力量比较弱，项目又分成几块，“我们的利益不容易得到保护”，中方合作者“没有一家可以全程监控”。
对于美国千年制药公司仅仅因为可以接触安徽的基因资源，便在哮喘病等几个基因项目上获得投资一亿多美元的事，副校长毫不知情。
他感到，合作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接下来驱车从合肥到安庆再到岳西，了解被采过血样的农民，是否知道他们是在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作“贡献”。
在路上，汪岩接到我们安徽分社一位领导的电话，说省委宣传部有人向分社查问我们采访的事，好像有阻拦的意思。这位分社领导对汪岩说：你们好好调查，这个项目肯定有问题！
我们的目的地岳西县头陀镇在大别山深处。在路上，县医院办公室主任就告诉我们，1996年是安医大在这里做体检，目的是“探讨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新模式，与徐希平和哈佛没有关系”。
可是他又说，当时以头陀为试点，抽了1400多份血样。
1997年，徐希平让他做哮喘病人的筛选，条件很严，要一家三代同堂，至少两代有病人的家庭才能入选。头陀镇只挑出4户。全县40万人口，只挑出50户。主任还给了我们当初体检时发给农民的“健康卡”和“知情同意书”样本。
到了头陀镇，我们提出找一户当时抽过血样的农民。
他们说，这些农民不住在镇上，最近的一户要走十几里山路，那里不通车。山高路远，雪后路滑，“你们上不去”。
我当时就有些犹豫，看向汪延。汪延患有心肌炎，走平路都常常会喘不上气。我觉得这样的山路会要了他老命！
可是汪延毫不犹豫而且很平静地说，你们找个向导来，我们走上去。不听听农民怎样讲，我们心里不踏实。
我当时非常感动。最后他们找来一位向导，我们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小时，到了松山村那位农民家。
这时我们赫然看到一条宽阔的车道直通村边，虽然是土路，但是走拖拉机完全不成问题。
向导很不好意思地说，可以开拖拉机上去的，但是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们。我和汪延都没说什么。这些基层干部的担心，我觉得也能理解。
我们找的那位农民老汉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在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参加了两次“体检”。
他们每人有两本当年发的健康卡，分别记录了两次检查的项目。抽了血，第二次比第一次多，但“不知有多少”。
他说，“胳膊从一个小洞伸进布帘里，医生在布帘后面，看不见”。两次都给了误工补助，头一次每人10元，第二次20元，外加两包方便面——而NIH给哈佛项目的资助说的很明白，每个抽血人员的补贴标准是10美元。
第二次“体检”是有选择的，村里只有他们一家被挑上，而且不要儿子和外孙女，只要老两口和两个女儿去。他们愿意去，“因为大女的病情比较重，一到春天就咳喘得厉害，希望她能得到治疗”。
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治疗。只给了一个健康检查报告单。另外说老汉有高血压，给了两瓶降压药。
他们一家都非常肯定地说，没有人给他们看过、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也不知道与哈佛的合作。
我们拿出给我们的那个知情同意书样本给他们念，他们听了，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血样送到哪儿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老汉记得签过字，不过是为了领误工补助。
回到合肥，与哈佛合作的中方负责人、安医大一位教授还是说，当年在岳西的体检是他主持的，与哈佛的项目“没有关系”。
那“不是为哮喘来摸底”，而是“基线调查”，“基线调查是预调查”，“主要是看老百姓对合作医疗的恢复是否满意”。
我们问这位教授这个调查是谁资助的？他说“是卫世项目（即卫生部与世界银行搞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项目）的钱”。
我告诉他，世界银行的项目是有记录的。他马上改口说，不记得钱是哪里来的了，因为“也没花多少钱”。
为什么搞合作医疗的调查要抽血，而且要抽两次，而且第二次专挑有呼吸道疾病的家庭？他答不上来。两次调查有什么结果，有没有研究报告？他依然是“不记得”，只是一再说，“那是个很小的课题”。
回到北京，我们询问了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答复是，世行在中国从没有资助过需要抽血体检的卫生项目。
从安徽回到北京，我收到了安医大生物医学研究所、岳西县医院办公室主任等同时发来的四份传真，主要内容是说岳西县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的两次“体检”都“与哈佛大学无关”。
如在岳西县，支喘课题是1997年9月9日签定的协议，所以9月前的地方工作与哈佛大学无关。
这也是我们安徽调查一个很奇葩的地方：凡是你发现的问题，就会有各种否认。
农民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抽了血的。他们就否认这个违规抽血是哈佛项目。抽血之后才与哈佛签约，所以签约之前的抽血与哈佛无关。
1999年12月一期《美国呼吸保健医学杂志》的论文，《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肺功能族群》，有8个作者署名，徐希平、安医大那位教授、安庆市卫生局长都在其中，参加单位有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群体遗传研究计划及哈佛和波士顿大学的几家机构，还有几家中国单位。
文中说明，这项研究的“现场调查是与中国安徽医科大学和安庆卫生局合作完成的，特别写到采样的地点：“哮喘病指标家庭是通过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在8个县（枞阳、怀宁、潜山、桐城、太湖、望江、宿松和岳西）收集的。”
岳西赫然列在上面。而且论文写得明明白白：现场调查是在1994年7月1日到1998年1月26日完成的。
这能说岳西的“体检”与哈佛大学的项目没有关系吗？
当时，我感觉更应该提高我们国内的认识，决定还是先写一篇对国内的报道，除了披露项目违背生命伦理的问题，还侧重利益方面的问题，不是宏观的国家利益，而是中方作为合作方的利益和农民的权益。
最后，我和汪延的这个调查报道，以《令人生疑的国际基因合作项目》为题，发表在2001年3月26日出版的当年第13期《瞭望》周刊。
我们在文章中，对安徽方面有些人不遗余力否认明显有失误的工作，同一个研究项目的外国主导机构和主要负责人有关系的做法，提出疑问：
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机构在中国偏远农村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没有完全遵守生命伦理原则，我们为什么要帮着他们来遮掩和否认？
我们这篇报道后来被《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多家报刊和网站转发或引用。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有关领导也表示，新闻媒体的这些报道，对普及知情同意的生命伦理原则，起了积极的作用。
纳粹用集中营囚犯做了很多人体实验
日本法西斯也一样。它们的资料全部被米国占有
这个事情到了2002年3月，出现过一个小高潮。就是美国政府发表了对这些项目的调查通报。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2002年3月28日，分别致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通报了初步的调查结果说：
哈佛大学徐希平所主持的12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确保参与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广泛而严重”的违规 。
哮喘病项目在进行三年之后，才提交哈佛有关机构进行伦理审查。那就是先斩后奏了。
美方的调查通报公布之后，应《瞭望》周刊之邀，我和汪延就此再次做了一篇报道，题为《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基因研究违规》。
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再次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些最终被证明违规的研究项目，为什么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无阻？
中国方面正式批准的项目与实际进行的项目数量能够差出这么多，说明了什么？
怎样保护我们在基因研究中的权益？
我感到，虽然美国政府调查承认哈佛项目违规，但是他们主要把板子打在研究者个人的身上，而回避了机构的责任。
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在2002年4月29日的《中国日报》再次发表了一篇英文评论，我原来的题目是“Institutional Indecency”，批评美国有体制性的不良行为。中国日报的编辑把题目改成了Harvard project violates farmers’ rights。
哈佛项目践踏农民权利，委婉一些，但也很尖锐。
我在文中说，我们在中国，看到来自哈佛大学这样著名机构的研究人员，从事有违生命伦理原则的项目长达十年之久，深感震惊。
我提出，这么大范围的违规，不能仅仅追究项目负责人个人的责任。美方有关机构的不道德也应追究。
比如以审核严苛著称的NIH，为什么会批准一个人这样多的项目？徐希平所在的哈佛大学，最早给项目投资的千年公司，作为管理方和出资方，难道没有责任？
中国一有什么问题，美西方的媒体报道都会归咎于政府。而哈佛大学的基因项目有问题，美国媒体的报道一开始还是把板子打在中国政府身上。
到我们介入调查了，我们才看到这样的事实：美国存在严重的机构性或者制度性违背生命伦理的问题。而他们对此却置若罔闻。
我在《中国日报》的这篇文章，美国人体研究保护联盟网站全文转发，并在按语中认为我的质疑有道理。
这也说明我一开始选择的调查重点是对的，调查哈佛项目是否违背生命伦理原则，更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共鸣。
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新闻人对美国的机构在我们中国猎取遗传基因的一个记录。
这个基因争夺和现在还没有结束的新冠疫情有没有联系呢？
直到2003年非典以前，我对这些基因项目的关注角度，除了它们违规，践踏了我们的知情权之外，就是谁得利？谁受益？
他们做基因采样的目的好像很明确，就是将来形成治疗有关疾病的专利药物。
中国老百姓提供了这么多血样，中国方面能否从这些专利药物中获利？最终成果能否惠及提供基因样本的中国老百姓？
而利益分享，就是benefit sharing，也是生命伦理的一个原则。我们拿这条在国际上讲，是很能讲得通的。
但是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使我和很多国人不能不更多地把关注点放了生物安全方面。
生物安全在英文中有两个表达，中文都是生物安全，但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biosafety，基本上是指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安全性，比如生物实验室是否安全，有害物质是否会泄露，所产生的结果比如疫苗是否安全，不要有严重的副作用。
另一个是biosecurity，那就是国家安全层面的意思了。
我认识的生物学家，都否认非典病毒是人为制造，否认它是实验室产生的。
但是2003年非典爆发后我见到一位生物学家，他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非典不是一场生物战，但是它完全达到了生物战的效果。
非典的诡异，就在于非典病毒的针对性太强了，感染者绝大多数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亚裔。
非典之后，童增在2003年10月出版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
他以美国那些科研机构那些年猎取中国基因样本的事实，结合华人对非典病毒特别易感的现象，提出一个假设：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他因此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对此，童增说：“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我有怀疑的权利。”
我个人认为，童增提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中国人应该保持这样的警惕。
科学研究当然需要证据。但是像基因武器这样的问题，真要拿到证据才可以怀疑，那什么都晚了。
如果美国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炸中国的大使馆，童增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非典的来源提出怀疑？
这次的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有人说，这就不是仅仅针对华人的了吧？但是我依然有怀疑。
首先，世卫组织直接把它和非典病毒联系在一起，说它是类SARS病毒。
其次，它和非典病毒一样，主要还是针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让我们窒息。
想想哈佛拿走了我们多少哮喘病基因的样本吧。
反过来，中国拿过哪个国家的基因样本？所以美国说新冠病毒是我们武汉的生物实验室制造的，简直就是笑话。
对于新冠病毒，主流的观点当然否认它是人为的。
但是那位生物学家又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这个新冠病毒是最流氓的病毒，颠覆了我们对已知病毒的所有认知。
经历过那场基因争夺，我始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有怀疑。
至于它为什么从类似只针对华人到全球流行，那可以说它失控了，有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病毒没有按照既定的剧本演。
而中国有了非典的教训，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成功抗击了疫情。
而那些玩儿火的人，本来想着隔岸观火，根本没有防备。结果引火烧身，杯具了。
对于受疫情折磨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的确深表同情。世界不安宁，我们也不得安宁。
但是有一句话应在某些人身上，就是玩火者必自焚。
还有一件事，让我对基因项目和新冠病毒的联系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还是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有一个药物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就是达菲，Tamiflu。
当时有专家说，世界还没有针对非典的特效药，但是比较有效的是达菲。
2006年，又闹起了禽流感H7N9，虽然还是没有特效药，但是世卫组织推荐了一款针对禽流感最有效果的药物，又是达菲。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当时在北外讲课，上网搜集材料的时候发现，早在2005年10月，加拿大一个网站就发表了美国Joespeh Mercola博士的调查：《谁拥有达菲的权利：拉姆斯菲尔德将从禽流感闹剧中获利》。
据Mercola博士揭露，达菲的生产厂家是瑞士的罗氏集团，但是开发这个药的是美国的Gilead Sciences公司，它仍然是达菲知识产权也就是达菲专利的拥有者。
Gilead公司创办于1987年，它的创始董事当中，有一个人，叫拉姆斯菲尔德。
闹禽流感时候，也就是世卫组织说达菲是禽流感特效药的时候，拉姆斯菲尔德任美国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在出任国防部长一职之前，从1997年起一直是Gilead公司的董事长。
公司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说拉姆斯菲尔德在帮助建立这家公司和确定其方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Gilead公司在1996年把达菲的独家销售权卖给了罗氏集团，但是作为达菲的开发者和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它仍然会从达菲的销售中获取巨额利润。
拉姆斯菲尔德在就任国防部长之后，依然是Gilead公司的大股东。
仅2005年第一季度，达菲的销售额就达3亿3千万美元。达菲给他带来的财源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位国防部长拥有一种传染病的特效药意味着什么，再没有常识的人，也应当有点感觉了。
到了今年新冠病毒疫情刚刚爆发，就冒出来又一款特效药，瑞德西韦。
瑞德西韦是谁家的？还是Gilead公司。
左一个右一个谁都没听说过没经历过的新病毒新疫情，他们家老有特效药。他们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呢？这里要是没有猫腻，那真是活见鬼了。
这样一个背景，美西方很多大媒体一直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着，我们中国的媒体也是从来不闻不问。
如果我们只注意美西方媒体注意的东西，却忽略人家忽略的东西，我觉得就不大对头。
此外，美国在生物战方面，不是没有前科的。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就向北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放过细菌弹，他们还不承认。
我1984年在美国进修时，曾在课堂上问一位很liberal的历史教授，朝鲜战争时，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向中国发动细菌战？他竟一口否认，说没有此事，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我告诉他当时国际红十字会曾派人到现场调查，搜集到充分的证据，证实美国在中国境内投放细菌弹是千真万确的。他听了仍然半信半疑。
说到这里，基因争夺和新冠病毒有没有关系，我就觉得我不用再说什么了。
不管怎么说，2019年7月1日，我国第一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开始实施。2020年10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安全法》。
一共10章，其中第六章专门为“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立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享有主权；
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应当符合伦理原则，不得危害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境外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不得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从国家安全、生物安全（biosecurity）的层面回顾哈佛基因项目，很有必要。
回顾20年前的那场基因争夺，再看眼下的新冠疫情，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一、西方不是老跟我们讲人权吗？其实他们所谓的人权是虚伪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基因组宣言明确和人权联系在一起。
你研究人体的生命科学，拿人体的遗传基因样本，要做拯救生命的药物，那参与其中的人的基本知情权，当然就是人权，是非常具体而不是虚幻的人权。
我们在哈佛项目当中，看到哈佛大学、NIH这些机构以及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我们这些权利的尊重了吗？
没有。
在他们自己承认项目违规的情况下，调查依然只是走过场，根本没有对项目涉及的中国农民公开认错的意愿。
他们始终漠视我们的知情权，怎么可能会真正关心我们的人权？
二、对哈佛，NIH这些大名鼎鼎的机构，我们不要太仰视了。应该像孟子说的那样，“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毛主席说的更好：粪土当年万户侯。
当然我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否定人家的全部，这些机构也确有其了不起之处。
但是必须看到他们的光辉背后也有很多阴暗和龌龊，起码在猎取我们的基因资源方面是劣迹斑斑，所以这些机构并不值得我们那般推崇。
不要因为拿到哈佛的录取或者奖学金就感觉多么了不起了，一来就什么哈佛女孩了。
哈佛出来的有精英，也有混蛋啊！
三、争夺国际话语权问题。
既要有宏观的考虑，也不要放过像知情同意权这样似乎微观或细枝末节的问题。
正是在许多这样的具体的问题上，美西方一些机构更能暴露他们虚伪的嘴脸。
而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就要以事实为根据，用国际公认的准则据理力争，还是能够痛击某些人的要害的
四、对专利和所谓知识产权要有分析。
哈佛等机构在中国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广泛猎取基因资源，除了可能的生物武器的考量，还是瞄准了形成专利药物之后的巨大利润。
比如抗艾滋病药物，利润空间有多大？
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如果一单位药的生产成本是3块钱，他们的卖价会达到300元。”
所以国际上有很激烈的批评，矛头直指那些制药公司，说它“贪婪杀人”。
艾滋病有这个问题，其他疾病，尤其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罕见疫病，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巨额利润的背后，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不少抗病毒药物的基础研究，最初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之后才开发成抗病毒药物。
包括NIH，它的资金属于公共资金，所谓纳税人的钱。
它投给了很多基础研究项目，像前边提到的基因组学一个项目的资金达到6530万美元。
可是这些基础研究形成专利以后，利润全部归了企业。
投入基础研究的公共资金数以亿计。但是这些公共资金赞助的基础研究后来，怎么就成了私营公司的专利，很少有人去探寻究竟。
很多人认为，制药企业对研发抗病毒药物还是有很大投入的，所以理当获利。
但是，它们的利润是否应当有个边界，或者底线？人命关天，利润是否应当向人的健康权，或者说向人权，做一些让步？公共资金的投入对研究所做的贡献应当怎么算？这都是我们应当不断叩问的问题。
五、对资本的力量，必须有所警惕。
我在调查哈佛项目之前，接触过很多科研工作者，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土壤学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水利专家……
绝大多数可以说非常纯洁，对科研的态度严肃认真。哈佛项目让我第一见识到还有这样不讲科研伦理的所谓科研工作者。
我比较了他们与那些真正意义的科学工作者的不同，感觉是资本的力量扭曲了这些人的灵魂。
资本的力量，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的确具有毁灭性。
真正的吹哨人童增以及美国吹哨人葛文为什么没有像李文亮医生那样成为“网红”？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在运作。
资本，特别是西方资本，需要否定我们这个政权合法性的吹哨人。资本不需要童增和葛文那样真正的吹哨人，他们就被漠视，被炒鱿鱼，被边缘化。
我们对哈佛项目的调查追究，其实是和资本力量的一次短兵相接的较量。
我们新华社的记者、瞭望周刊的编辑、中国日报的编辑，凭着本能和资本小小博弈了一把，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录。
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资本的力量，所以那次较量，更多的是出于本能地顺势而为。
如今，我们主管部门的领导，已经很清醒明确地提出不能让资本的力量控制我们的媒体。
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加深，随着我们在国家层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有可能在同资本的较量中更加主动。
c6.疫情的“懒蚂…
1 疫情期间，很多人居家办公几天就憋得受不了，还说这样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要知道，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每周都要静一天，这一天什么都不干，只能在家祈祷看书。即便这样，犹太人也没有被世界甩在后面。
相反，犹太人照样是最会赚钱的民族，也是拿诺贝尔奖最多的民族；犹太人的科技水平依然稳居世界前列；
现在被隔离的都是一线城市，像深圳、上海，深圳号称最会搞钱的城市，很多人整日忙忙碌碌，却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大家需要明白一个道理：并不是最忙的人，就是最会搞钱的人。相反，有很多赚到过大钱的投资人，他们并没有这样快节奏。
他们反而比较佛系，也特别放松，生活节奏慢，说话节奏慢，思考周期慢，看上去游手好闲，实际上他们在做一个思考：什么才是最正确的事。
他们99%的时间都像一只木碗，安安静静杵在那里，静如处子。但是一旦找到那个最正确的事，立刻行动，绝不再徘徊。用剩余1%的时间去捕捉猎物，动如脱兔。
如果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能不能学会像他们那样去思考和行动？
2 日本北海道大学的进化生物研究小组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对三组黑蚁群进行追踪，以观察它们的分工情况。结果发现，大多数蚂蚁都很勤快，日夜不停忙碌奔波。然而，却有少部分蚂蚁整天无所事事一样，整天东张西望，悠哉游哉。
这种蚂蚁被成为“懒蚂蚁”，生物学家对他们很好奇，为了观察它们未来的命运，就在它们身上做了标记。
实验中有一个环节断绝掉蚁群的食物来源，当专家刚刚完成这个动作，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那些平时都很勤快的蚂蚁立马乱成了一团，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而那极少数“懒蚂蚁”们竟然不慌不忙，带领蚁群向新的食物源转移！
生物学家终于发现一个真相：原来这少数的“懒蚂蚁”们不是懒，而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侦察”上。它们看起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但脑子里没有停止过思考，它们始终在关注蚁群的“战略性”问题。
这就是著名的“懒蚂蚁效应”：大部分蚂蚁昼夜不停的奔波，但仅能得到解决温饱问题，而且对群体的贡献一般，而那些游手好闲的懒蚂蚁，在关键时刻却可以带领大家走向希望。
3 如果赚钱是一个砍柴的过程，富人和穷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富人至少花80%的精力去磨刀，然后只需要花20%的精力去砍柴。他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要么不出手，只要一出手就倒下一大片。
这就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而穷人却基本上把100%的精力都用在了砍柴上，他们拿着一把钝刀，每天都只盯着眼前的柴，却从来不想去磨刀，再怎么拼命砍柴成果都是有限的。
大部分人每天都在砍柴，却从来不磨刀。每天疲于奔命，满地寻找金子和面包，他们两眼放光，却始终看不到那把能够打开自己“思维牢笼”的钥匙，而只要他一转头就可以看到这把钥匙，这就是人最大的可悲。如下图：
爱因斯坦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给我1个小时解答一道决定我生死的问题，我会花55分钟来弄清楚这道题到底是在问什么。一旦清楚了它到底在问什么，剩下的5分钟足够回答这个问题。”
人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总是企图用“行为”上的勤快，来弥补“大脑”上的懒惰；总是企图用“战术”上的勤奋，去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一切机械式重复努力的背后，不过是一种行为上的惯性运动。看起来勤勤恳恳，其实是大脑偷懒的结果。
这就是高手跟普通人的区别：高手只在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事上，而普通人是不分轻重缓急的乱努力，他们总是在战术层面不断的纠结，却无法在战略层面突破自己。
高手是深刻而轻松的，普通人却肤浅而痛苦。
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公司，最可怕的文化，就是倡导“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在鼓励大家每天疲于奔命，于是很多人都成了“不能深度思考且勤奋刻苦”的人，我虽然能力不够强，但是我在能用时间来弥补啊。
这种文化一旦弥散开来，公司或者社会将会成为一个忙忙碌碌却又效率低下的机器，而且大家的幸福感低下，因为又辛苦又赚不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