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糧

位于柳州的柳钢冷轧厂，在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工厂建筑里，每分钟跳动着20G的数据。屏幕上、手机里，生产的每一个维度都被数字化，掌握着每一块冷轧板的生产效率和品质。

在名扬海外的“家电制造重镇”广东，有超过70%的家电品牌，在用柳钢生产的冷轧板。

中国制造供货全球的背后，是悄然生长出的数字技术，为工业互联网提供了由端入云的超级入口，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的智造之路。

柳钢冷轧厂，2位开发人员、100%的业务数字化、400个应用、每分钟20G数据交互。诞生于上世纪的传统钢厂，如今俨然变成数据大厂。

这只是中国制造觉醒的一个侧影。

在宝武钢铁、柳钢等基础工业之外，一汽、长城汽车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晶澳、东方希望、瑞声科技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姑苏实验室、海伯精工为代表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争相跨进了全链路数字化的创新竞赛，用新的生产力工具，搭起中国制造的“灯塔工厂”。

困局

6年前，在丘比食品公司工作的郭玉（化名）第一次到日本总部的生产工厂参观，眼前的全自动、零库存的生产流水线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影响：每一批产品的原料半小时前由管道送达，工厂无需仓库储备原材料。

西方国家全自动产线，让中国厂长们咽了口水。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前往德国、日本参观学习的中国厂长络绎不绝。

2005年，柳钢集团为冷轧厂采购了一条二手的热轧生产线，是当时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产线，为了安装调试设备，陆兆刚带着四十多人一起在厂里熬了三天三夜。不懂自动化设备，他就带了一个月的方便面，去德国工厂脱产学习，干净整洁的全自动产线让他眼前一亮。

“印象更深的是，他们的工人看起来都神情自若、非常轻松，”陆兆刚说，“而国内工厂的工人，当时是非常苦的。”

历经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在充满不确定性、动态变化的环境中披荆斩棘。1956年，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在长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汽集团前身）下线，为我国的机械工业抬上了一个台阶；长三角手工作坊式的制造业白手起家，从组装起步，走出了一批专精特新“隐形冠军”，让“Made In China”闻名；珠三角轻工业崛起，成为全球白色家电的生产基地，其中冰箱产能的全球占比达80%。

但是，进口自动化设备、采买进口的工业软件，中国制造从萌芽到壮大，一定程度在沿袭西方工业的既有路径。由德国电工电子与信息技术标准委员会拟定的工业4.0参考架构，是智能制造的灯塔。

一直以来，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建设主要依赖采买软件、重投入开发。但孤立的各类系统，导致数据烟囱林立，让制造企业陷入数字化浩瀚工程、人才两缺的转型窘境。

一位不愿具名的设备制造商CIO透露，“采买一套微软的解决方案，每年日常费用要付5亿，这还不包括二次开发的成本”。

参观国外的无人工厂后，大多数中小制造企业在设法付诸实践。

“如果我们像德国工业4.0那样搭建数字化架构，很快就会走进死胡同”，富得利国际贸易事业部总经理车飞感慨，以巨大人力、物力投入打造一整套数字化系统，成本大概占每年投入的40%-50%，对绝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都难以承受。

“中小企业信息化起步晚、基础较差，很难把先进经验过渡给中小企业，大制造有一些传统服务商为其提供定制，但高度定制往往带来封闭，产业链协同成为困难”，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杨春立表示。

刚走访完特斯拉、西门子“灯塔工厂”，义乌晶澳太阳能科技公司总经理李守卫认为，对于中国大多数制造工厂来说，更需要一个成本可回收、自主性更强的开放平台作为底座，在协同办公的同时，也能快速开发出适合自己的系统。

创新

柳钢冷轧厂的变化从六年前开始。

陆兆刚和团队将国内外的数字化工具都了解了一遍，看到后端有云服务稳定支撑，前端轻盈的钉钉。在花了一天时间熟悉平台之后，十分钟打出了一个审批流程。很快，钉钉低代码开发的应用从协同办公，向生产环节全覆盖。

“从最早的设备温度预警，到现在用钉钉控制厂房照明，接下来还会设计用钉钉控制天车，自动运输冷轧卷”，陆兆刚说，“钉钉可以作为全链路数字化的超级入口，随时随地调用、共享云端资源。”

除了基础工业，类似的创新发生在先进制造领域。

光伏组件出口排名全球前五的东方日升，所有工厂的生产数据，每隔1小时都会通过钉钉机器人推送到工作群，让系统替人跑腿。

由于光伏行业的特殊性，对客户订单评审要求高，而市面通用的客户管理系统，无法满足其个性化需求。为此，东方日升一位需求分析员，一个人三个月，在钉钉上低代码开发出一套定制化客户管理系统，打通了订单合同审批、招标系统、物流系统等关键环节。

“这套客户管理系统非常适合我们的业务，小投入，大惊喜，让我们觉得很震撼”，东方日升董事兼副总裁伍学纲说。

从基础工业，到先进制造。从专精特新“小巨人”，到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汽车工业。一批中国智造的先行者，尝试用新的生产力工具，实现全链路数字化，激发每个人和组织的创造力，率先尝到了数字技术带来的普惠。

中国汽车工业史上无法绕开的一面旗帜——一汽红旗，把数字技术贯穿在汽车研发、生产、营销全链条。在红旗工厂，工人们在钉钉上记录产线数据，查看生产报表。当数据在工厂涌动，一套基于数据智能的汽车数字工厂方法论也在逐步形成。

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们，也终于在采买巨型系统之外，走出了一条低成本“小步快跑”的数字化创新。

把木地板铺到克里姆林宫的富得利木业，在外贸工厂中低代码搭起了一套MES系统，打通销售、采购、生产等环节数据打通，低成本实现了数字化生产排程。

“这些年全球经济已经从增量发展到存量竞争了，要完善产品，优化管理和运营，我们需要数字化工具”，富得利国际贸易事业部董事长孟颖颖说，“业务数字化之后，生产周期从60天缩短到40天。”

生态

中国消费侧领先的数字化能力，为工业互联网积累了云端技术和移动技术。互联网与工业的跨领域融合，正在培育出新业态新模式。

在一家大型发电公司，全员参与低代码，仅两年时间，开发出超过1000个应用。从内部办公，到安全管理、生态协同，敏捷开发、快速迭代的方式帮其完成了一场基于数字技术的全链路突围。

全员参与低代码，让业务人员既是使用者、也是开发者，能够在丰富的行业场景中，创新出特色应用，甚至复制给更多企业。

此前，一款通过工信部电子五所工业软件测试的ERP系统，就诞生于福建一家制造工厂。由于工厂管理难题，该工厂尝试钉钉低代码自建ERP。一时间，周边工厂纷纷复用，这套ERP系统如今在钉钉生态中一年的收益已经超千万。

率先拥抱数字化的领军企业与其他制造商之间的差距，也在日益拉大。《2021埃森哲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显示，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正进入强弱分化的分水岭，其中转型领军企业比例持续上升，由去年的11%跃升至16%，这些企业正将数字化优势转化为营收优势，与其他企业的营收增速差距从疫情前的1.4倍扩大至3.7倍。

工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还在加速。近期，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迎来了第55批联盟成员，今年，产业联盟也开始融入钉钉、第四范式等新兴力量。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止今年3月底，中国工业互联网已基本形成“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平台体系，培育了一批平台创新解决方案和高价值工业APP。

“今天所有的行业的技术的底座在发生迁移，过去传统的、孤立的、分散的、信息化时代的各种软件系统，在不断地迁移到基于云，基于像钉钉这样一个移动化的工具上”，安筱鹏认为，中国的数字化已经走在了全球前列。

第一个就是板块轮动；第二个是风格切换，对于一些有问题的产业，给予的缓冲时间相对较少，比如教育培训行业；最后再加上带来的市场震荡。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疑问：中国经济究竟往何处去？中国的未来是否还将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

在这背后要看到它的逻辑正在变化。它所折射的是，基于时代红利的投资逻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一些不确定性；但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整个国家大的方向没有变化，依然在朝着既定的方向坚定地往前走。

国家商务部部长现在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向CPTPP提出正式的请求——申请加入CPTPP。这应该是我们在评估了大量风险后做出的决定

因为改革就是“变法”。当年我们加入WTO时修订了1万多条法律、国家和地方的法规；而要加入CPTPP，所需要修改的可能不止于2-3万条法律，这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但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加入CPTPP，预示着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三次对外开放”。

从开放的性质来看，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一次开放是被迫开放，当年我们被西方大炮打开国门；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小平同志所领导的第二次开放，是主动的开放。

而现在的第三次开放，和第一次、第二次有很大不同。它不仅是一场中国主动的开放、制度性的开放，而且诸多领域是单边开放。

第三次开放是更深层次的开放，不仅仅是解决传统上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技术升级和创新问题，而是重在竞争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我们要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因为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是今天国际竞争的核心。

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对外开放往往会成为我们国内改革的重要推动力。这里面有两条值得注意：

1. 增强改革动力

我们对外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货物、服务的机会，而且还能引进世界上更先进的管理理念、经济制度和更完善的国际规则。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助国际规则的压力来增强国内改革的动力。

2. 更多高水平的技术流入中国

另外，考虑到技术的扩散离不开资本的流动这一事实，我们更应当向外国资本开放。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以来，大部分原创性的技术均来自西方国家。这一局面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因此说句心里话，如果不开放，我们很可能就会把已经引入的西方的高端技术红利，在逐渐消耗殆尽后，可能再花10-20年才能赶上目前的世界水平。

而随着对外开放带来的是，更多的高技术流入中国。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第三次开放将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有了相当方面的单边开放。

单边开放和对等开放，英国和美国就是两个最好的例子：美国永远是讲对等开放，只有其他国家向美国开放，美国才向他们开放；英国不是，英国当年之所以成为“日不落帝国”，靠的就是单边开放，其他国家即使不向英国开放，英国也向他们开放。

单边开放，有容乃大。当然，单边开放也要讲条件，我们国家现在也不是说无条件地单边开放。但总的来说，中国开放的脚步随着申请加入CPTPP会越来越快。

那么，在市场化、开放之后，我们将面临第二个大的问题：靠什么作为动力？

大家都知道，我们之所以有现在这么快的发展，主要取决于5个方面：一是分工，二是科技发展，三是市场化，四是全球化。

再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也就是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老师一直在高举着的，“理性的理想主义”。这样的一种企业家精神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大变局时代，企业的4条“出路”

我们知道，自从有人类以来，一直到1800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停滞的”。我们人类97%的经济成就是在近250年间取得的，也就是在人类诞生以来的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增长的曲线是陡然上升的。图中红色的线是东方，黄色的线是西方。从中可以看到一组数据就是，全世界人均GDP在长期以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停滞”。

在1800年以后开始大增长，人均GDP开始直线增长，短短200多年中，人们所创造出的财富甚至超过此前数千年的总和，进入人类历史的“大增长”。市场经济制度下，人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

这背后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就是“企业家精神”。什么叫企业家？勇于承担风险、不确定性，以创新为已任的人。

在大增长取代大停滞的历史时期中，国家、地区间出现了“大分流”，在同样的250年间、如此大的经济成就下，有些国家迅速增长、有些国家却停滞不前。

这里面很大的原因就是，企业的发育程度、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和成长速度，决定了哪些国家哪些行业会停滞、哪些国家哪些行业会发展。

因为企业不仅仅是经济组织，市场经济制度也不仅仅是经济体系，它同时也是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

举个例子，胡雪岩曾经富可敌国，没有他就没有左宗棠西征的胜利。但他仅仅是商人，不是企业家。

中国近代史上的企业家有谁？我举两位，张謇、荣德生。他们不仅仅是做生意。如果企业家只是做生意，那就不叫企业家，他们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不仅仅为社会提供就业和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今天这个企业家聚会的场所，我要说，发挥企业家精神是解决中国发展挑战的关键。今天，我们正和岛的企业家聚集在这里，我们身上是有历史责任的。

西方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理论，大家都非常熟悉。他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企业家精神则是一种不断创新的精神。

而且他说：“企业家通过引入新的生产函数，从而破坏了现有的市场均衡和市场结构，实现了创造性的毁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是企业家，另一个动力则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纯科学。像刚刚公布的诺贝尔三大科学奖落地，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全都是纯科学，全都是一些人所说的“无用科学”，但无用之用才是最大的用。

我们讲，科学发展和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人类财富增长和进步的重要动力。因此，当很多企业家问我“大变局时代，该怎么办”“企业该如何选择”时，我总会告诉他们4点办法：

1. 知难而进

在全新赛道上要勇敢地面对不确定性。我以乔布斯为例，乔布斯去世得太早了，才56岁。

乔布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企业家，他要的是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他以创新为己任。

他所创新的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

Apple，开启个人电脑时代；

皮克斯电脑公司，改变整个动漫产业；

iPod，改变整个音乐产业；

iPhone，改变整个通信产业；

iPad，改变PC产业。

完全就是把过去都颠覆掉。这个人永远都在创新。

当乔布斯得知自己得了胰腺癌时，第一反应是愤怒：为什么是我？愤怒过后，他很快进入思考：人为什么会死亡？最后，这激发了他的创新欲望。

他认为死亡是大自然对人类最好的安排。乔布斯经常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会做什么？在这种假设下，人生的过法就会和别人不一样。

一直到今天，乔布斯还在影响着我们，我们还在用他的产品。

2. 在传统赛道上“专精特新”

越是传统的产业，越富有生命力；越高科技的产业，越容易被别人颠覆。

大家不要以为传统产业就没有前景，一定非得去做高科技，其实不见得。“衣食住行”最起码永远都有生命力，提供人类最基本需求的产业往往是最长寿的产业。关键是要把它做精。

这里我引用日本的一个说法“一生悬命”。为什么日本的东西能做得那么精致？因为他们把自己所做的那行与自己的生命相关。

举个例子，日本树研工业。1998年，这家企业生产出世界第一的十万分之一克的齿轮；2002年，树研工业又批量生产出重量为百万分之一克的超小齿轮。

这种粉末齿轮到目前为止，在任何行业都完全没有使用的机会，但是他们居然就是生产出来了。这就是做到极致。

中国也有好多这样的典型，比如曹德旺只做汽车玻璃，“做一片中国人自己的玻璃”；大疆做无人机，现在已经做到了世界占有率达到70%，非常了不起。

3. 做强产业链

要去把产业链拉长，把上游、中游、下游连起来做。大家知道，中国奶粉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企业叫中国飞鹤，去年销售额210亿元，今年销售额应该能超过280亿元。为什么能做到？它把上游包括土地、养牛在内的农业到最后做成奶粉的链条整个串了起来。

4. 做颠覆性技术

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你在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可能解决问题”。

这句话带有哲理的味道。站在提出问题的角度，你看待问题的维度并没有变；可能很多东西，你都考虑到了，但唯一没有考虑到的就是，你的“维度”没有改变。

有些问题，站在原地的维度上是无解的，只有进到更高的层次才能解决。

1916年，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指出：“完全竞争市场不会有利润也不会有亏损，利润的真正来源是不确定性。”

因为有不确定性才有利润。这点对企业家的考验非常之大。大家都知道的企业家马斯克，画了5张蓝图：

1. Neuralink，脑机接口。因为人永远不是机器的对手。一个有超好记忆力的人，比不上拿手机百度一下的小年轻，马上被秒杀；

2. openAI，人工智能；

3. SpaceX，星链计划。我们现在做5G，马斯克做的是星链，一个地网，还有一个天网，发射4.2万颗卫星，其中1.2万颗是低轨卫星。当地面上接不到信号时，可以接天网的卫星信号；

4. Solarcity，光伏发电；

5. Boring公司的真空隧道列车。

所以回过头来讲，经济发展，除了依靠政府的力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企业的力量。

包括刚才讲到的乔布斯。从一定意义上说，苹果甚至比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更能刺激美国经济。以iPhone 5手机为例：

苹果推出iPhone 5时，首发3天售出了超过500万台，当时所有iPhone型号的总销量达到2700万台；

仅几个月，iPhone 5的销售就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了0.5%；

苹果创造或支持的美国就业岗位达到59.9万个，与1年前相比增加了8万个。

就像那句话所说的：

“乔布斯领导的企业在清晰地，描绘这个国家冲出低谷的路径，孤独而绚丽。”

这就是企业的力量。

结语

最后，考虑到开放的潜力，加上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中国任何一个领域的开放都足以改变国际资本的流向。

事实上也是如此：

2021年1月，UNCTAD报告显示，中国取代了美国数十年来第一的位置，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吸引163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中国市场成为全球经济的“压舱石”，也是诸多跨国企业2020年业绩增长的主要市场；

2020年12月，星巴克表示，未来10年将把全球门店从3.3万家扩张至5.5万家，中国是其发展的重中之重。

2020年，BBA（奔驰、宝马、奥迪）在华销量均大幅增长，创造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的最佳销售纪录；

2021年，汇丰前海证券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全球900多家机构投资者和大公司中，将近有2/3计划把在华投资平均增加25%。

企业决策的一个基本起点是“认识你自己”，你到底是谁、你主要的资源在哪里、你最主要的能力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虽然在当前，面对着疫情的不确定性，面对着激烈的中美贸易摩擦，面对着经济下滑的形势，面对着产业政策、监管政策等方面的一些新局面。

但我还是想说，所有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时，要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

首先是关于如何解决限电问题的。

10月8日的国常会指出，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多种因素导致近期一些地方出现拉闸限电，给正常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带来影响。

为了保证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供应，提出了以下措施：

1，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纠正有的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

2，居民、农业、公益事业电价稳定的前提下，将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由分别不超过10%、15%，调整为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耗能企业可以突破20%。

3，确保发电供热用煤，特别是东北地区冬季用煤用电，适时组织“南气北上”。

4，煤电企业阶段性税收缓缴，鼓励金融机构保障煤电企业购煤融资。

此外，还要推动沙漠戈壁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煤炭、天然气、原油储备储能能力建设，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简单用十六个字概括：煤炭增产、错峰生产、上调电价、严控两高。

这意味着：保电行动，正式开始了。

过去一段时间，限电的情况有多严峻？

第一轮限电自5月开始，出现在云南、广东等部分南方省份，引发工业企业限产；

第二轮限电于9月开始，波及全国大量省市，规模更大、影响更大。

浙江、江苏等制造业大省份，纷纷针对高耗能企业乃至于普通企业进行限电、限产。

吉林、辽宁等东北多地从9月下旬开始，出现了用电高峰时段突然拉闸限电的情况，不光是限制了工业生产，还已影响到居民生活和城市运转。

之所以要限电，蓝白之前跟大家解读过。

一方面是供给侧减产，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退出煤矿约5500处，将煤矿数量减少至4700处以下，淘汰超过10亿吨/年的落后煤炭产能。

另一方面是煤电博弈机制不畅，煤炭是市场定价，但电价事关经济与民生，计划属性更强。

华东电力大学教授曾鸣说：火电需求增长过快，叠加煤炭供应受限，煤炭供需关系错配，导致煤价居高不下。高昂的燃料价格又导致煤电企业全面亏损，电厂无力买煤。

更重要的原因是：指标。

8月份发改部门发了《2021 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今年上半年，有7个省份能耗双控目标均为红色一级预警，有19个省份至少有一项是橙色预警。

现在严格进行“能耗双控”，就是因为前期太松了，各地能耗指标不降反升，超过了警戒线。

而到了年底，要进行指标考核了，这时候才开始发力，一年的任务被动集中到了年末几个月，压力自然很大。

这场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保电，保民生。

要知道，高层会议上明确电价政策，在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

长江证券电力团队认为，“电价突破”，具备跨时代意义。

虽然大家都对涨电价有预期，但对时间点、涨价形式和幅度都是完全没有清晰的预判。

当前全国煤炭价格仍处绝对高位，在原有机制下，各省火电市场化交易电价上浮上限仅为10%。

即使全额上浮，仍然无法完全反应当前供电成本，且上浮10%和下浮15%存在空间不对等的情况。

打破了涨价空间，意味着煤电博弈机制将会进一步理顺。

放开发电侧部分电源和部分用户，标志着我国电价机制由多年的“计划”和“市场”双轨并行制，开始向完全市场化的轨道探索。

除了保电，其次还要保楼。

来看一个例子。

10月10日，据哈尔滨日报报道，住建局联合财政局多个部门制订了一份意见。

1，放宽二手房公积金贷款房龄年限，由20年提高到30年，贷款年限与房龄之和不超过50年。

2，施行购房补贴政策，购房补贴以货币形式一次性发放，发放标准按照全日制博士生10万元、全日制硕士生5万元、全日制本科生3万元、大中专生（含技工院校）2万元。

3，2022年6月1日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在2022年12月31日之前，高层达到一层工程主体施工形象、多层达到二层工程主体施工形象的，企业可按栋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简单说就是：购房补贴、放宽预售、延长贷款年限。

这条意见，被不少人解读为“救市第一枪”。

购房送补贴其实并不新鲜，在2014-2015年的时候，不少城市都祭出过类似政策。

前段时间，长春发了个通知，首次购买90平方米以下商品房，大学生50元/平方米、进城农民80元/平方米额度予以购房补贴。

在2021年末段，以长春、哈尔滨为代表的城市重现购房补贴，背后是房地产市场已经冷到了极致。

房价下跌的城市越来越多，以至于不得不出台限跌政策。

张家口、岳阳、桂林、菏泽、江阴、株洲、唐山等多个城市，针对开发商降价的情况出台了“限跌令”。

违约的房企越来越多。

截至9月27日，2021年房企累计违约债券只数达到39只，较2020年增长25只，累计金额达到467.5亿元，较2020年增长159%。

土地流拍成风，直接影响到地方财政健康度。

9月份全国土地溢价率降至3.9%，创下历史新低。

三季度成交建面35347万平方米，比二季度下降36%，同比去年降幅腰斩。

9月重点城市的土地流拍率，已飙升至27%。

去年全国卖地收入8万多亿，这么多钱凭空消失，地方债怎么兑付？土地财政带来的广场、游园、夜景、宽阔街道如何维持？

所以，放宽预售，补贴购房人种种手段，既是救房企，也是在救自己。

央行前段时间连续开了两个会，分别是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季度例会，还有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召开的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住建部，证监会，以及全国24家主要银行都参加了。

在这两个会上，央行无一例外，提及了“两个维护”：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按蓝白的理解，2021年还有两个多月就过完了，如果现在政策出现边际宽松，考虑到房企融资周期、房贷发放周期等因素，到2022年1月份，银行房贷额度、开发贷额度充裕之后，房地产才可能会出现转机。

冬天来了，保电，是为了保障民生，保楼，是为了稳定房地产。

希望这个冬天，时间短一些，天气暖和一些。

2017年，正值AI+医疗行业大热，在人工智能领域沉淀了十余年的马春娥和丈夫毛新生，怀着帮助医生更高效的诊断病人的初衷，共同创立了数坤科技，一头扎进AI影像领域。

短短四年内，数坤科技获得多轮资本加持，背后站着红杉资本、远毅资本等机构，并且即将要敲开IPO的大门。

9月21日，数坤科技正式向港交所提交招股书，拟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摩根大通、美银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为其联席保荐人。

灼识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解决方案市场预期将进入爆发式增长期，从2020年的不到10亿元增加至2025年的442亿元，并预计于2030 年进一步增加至人民币1554亿元。

在这个千亿赛道，数坤科技做对了什么？又将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夫妻档创业，瞄准AI医疗影像

马春娥在毕业之后就加入了IBM从事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工作，并且一呆就是十年。

在IBM工作的时候，马春娥接触到了很多行业，医疗这个更人性化、更需要温暖和关爱的行业吸引了她，于是在2017年，马春娥就和丈夫毛新生一起创办了数坤科技，开启了人生的新阶段。

创立之初，数坤科技选择了一条差异化的发展路线，并没有切入竞争激烈的玩家众多的肺结节检测、乳腺癌筛查等红海领域，而是从鲜有人问津的心脑血管疾病入手，推出针对心血管疾病的人工智能诊断产品。

相比可见的其他影像AI产品，心脑血管AI的准入门槛更高，技术挑战更大，行业内的玩家很少，马春娥认为选择选择这类疾病切入，可以更好地满足医患需求。

中国医学影像数据量以每年约30%的速度增长，而与此同时，医生人数却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医学影像发分析复杂且耗时，人工智能的出现有望解决医疗资源不均以及医学影像分析效率低下的问题。

成立仅仅4年的公司数坤科技，正在通过产品、技术、市场占有率等方面构建核心竞争力。数坤科技借助自主开发的数字人体人工智能技术平台，读取医学影像以了解人体，分析病变并为医生生成辅助诊断报告。

通过打造数字医生产品组合，数坤科技致力于分析医学影像数据，帮助医生提升诊断效率。目前，产品在国内已获得超1200家医院使用。

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中国所有三甲医院、三级医院及二级医院分别有超过30%、超过20%及约5%采用及安装数坤科技的产品。

根据灼识报告的数据显示，数坤科技在治疗领域覆盖范围上，位居全球第一。公司数字医生管线产品覆盖大部分关键治疗领域，数字医生产品组合包括12款产品及25款候选产品，涵盖心脏、大脑、腹 部、胸部和肌肉骨骼系统，并针对若干全球最普遍及致命的疾病领域，涉及的治疗领域占医学影像使用场景的80%以上。

明星资本加持，融资超20亿

马春娥和毛新生有着多年的专业技术背景和科技管理经验，使得这家公司成立之初便被资本看好。

毛新生曾是IBM中国创新研究院高管，曾担任IBM中国开发中心的首席技术官，积累了许多语言自动识别、AI、云计算和大数据行业的经验，离开IBM后，还曾创立了幼教平台智慧树；马春娥曾荣获“Best of IBM”大奖，IBM杰出技术贡献奖，拥有多项国际专利。

从2017年成立以来，数坤科技共经历了多轮融资，展示出了强大的吸金能力，目前融资总额超20亿元。在成立当年，就获得了来自远毅资本的2200万元的天使轮融资。

今年8月，数坤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7亿元融资，投资方包括高盛资管、春华资本、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远毅资本、简街亚洲、锐智资本、WT 聚焦中国基金、未来启创基金。招股书数据显示，在本轮融资后，数坤科技的投后估值达到了94亿人民币。

这体现了资本对AI医疗赛道投资价值的认可。也验证了人工智能医疗行业的巨大前景。

“人到了40岁的时候，会觉得生命是倒过来过的，会想在接下来的生命当中，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对于毛新生而言，从IBM离职创业是一个新的出发点。

招股书显示，在IPO前，公司创始人马春娥和董事长毛新生二人共持股约34.24%，华盖资本持有数坤科技10.22%的股份，为最大机构投资方。远毅资本、五源资本、红杉中国、创世伙伴和启明创投分别持有9.12%、9.11%、8.62%、8.53%和3.64%的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招股书显示，2019年的数坤科技仅有一位客户，产生的收入才80万，依赖单一客户并且商业化缓慢；如今不到两年，客户群体得到拓展，产生收入达到了3760万元。

产生这个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数坤科技三类证的获批。2020年11月，数坤冠脉CT造影图像血管狭窄辅助分诊软件（“数坤心血管AI”），正式获批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三类证，这是心脏冠脉狭窄AI辅助诊断领域的全球首张医疗器械注册证。

这意味着数坤科技的产品真正开始大规模商用，公司迅速开启商业化，并将其产品由“AI+CTA”向“数字人体”拓宽，布局医疗AI诊断全赛道。

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显示，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及死亡率呈持续攀升态势，现患人数2.9亿，这为我国公共卫生及健康事业带来严峻挑战，数坤科技的数字心冠脉AI产品CoronaryDoc在推出后可以迅速占据市场。

身处黄金赛道，

AI医疗公司掀起上市浪潮

今年以来，国内掀起了AI医疗公司上市的浪潮。除了数坤科技，科亚医疗、鹰瞳科技、推想医疗等行业相关公司也先后递交了上市申请表。

受可支配收入增加及公众健康意识提升所推动，中国的医疗健康支出由2015年的人民币40975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人民币72306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2.0%。

AI医疗赛道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政策和资本的加持下，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

数坤科技的招股书显示，2020年以及截至2021年6月31日的六个月，公司的收入分别为2477万元、5262万元；毛利分别为2068万元、4433万元。同期，毛利率分别为83.5%、84.2%。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医疗健康服务，AI医疗赛道属于热门赛道，前景可期。不过，一方面是市场的火热，但另一方面，烧钱严重、竞争激烈也为这个赛道的玩家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去年11月，依图科技递表科创板，但由于其上市一直受阻，冲刺AI第一股无望。随着二级市场的“输血”通道关闭，烧钱较为板块严重的依图医疗自然也沦为弃子。今年8月，依图科技“断臂求生”，将旗下的医疗版块依图医疗并入深睿医疗，成为我国影像AI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并购事件。

即便有着出色的营收和完善的产品矩阵，数坤科技依然处于亏损状态。不过这也是行业的通病，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解决方案的存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目前医疗行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但由于研发成本高昂，短时间内很难实现收支平衡。

从数坤科技的招股书中可以看出，截至2019年、2020年、2021年上半年，数坤科技研发开支分别为4268.9万元、6293.3万元、8118.8万元，经调整净亏损分别为6941.6万元、7474.8万元、7516.5万元，亏损不断扩大。

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在主题演讲中曾表示：“数坤科技是全球首家获批冠脉狭窄AI辅助诊断注册证的科技公司，可以将医生原本耗时30分钟的冠脉诊断压缩至2-3分钟，他们在心脑血管CT诊断、肝脏核磁诊断方面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已进入了超过800家医院，大幅提高了影像科医生的工作效率。”

在医疗AI影像领域风起云涌的下半场，头部企业的优势将会愈发的明显，上市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也值得期待。

1 、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是一个普遍现象

人们对商业活动的仇视和对企业家（商人）的偏见和敌视，在今天被称为「仇富」，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现象。从古代到现代、东方到西方、宗教到世俗，概莫例外。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鄙视商业活动，孔子对商人的评价也不高。圣经里说，爱钱是万恶之源；让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商人不能从政，也不能被封为贵族。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商人在底层，更有「无商不奸」的说法。现代西方媒体上，「贪得无厌」似乎是针对企业家的专有形容词；电影里的企业家形象，大部分是负面的；当有金融危机发生时，甚或讨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时，企业家经常被指控为罪魁祸首。因此，「仇富」不是一个文化现象，中国人「仇富」，西方人也「仇富」。「仇富」也不是一个历史现象，落后地方的人「仇富」，发达国家的人也「仇富」。

为什么人类历史上存在普遍的仇富、仇视商业行动、仇视企业家的现象？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仇富」的背后一定有更深的根源。

有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做过探讨，其中有几位学者的观点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很有帮助。第一位是路德维希·米塞斯，他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反资本主义心态》(The Anti-capitalism Mentality)就是专门研究人们的仇富心理的。第二位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是米塞斯的学生，也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有好几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 1988 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这本书的第 6 章「贸易和货币的神秘世界」就是解释人们为什么仇视商业活动。第三位是美国杰出的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他写了《知识分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书，这本书对知识分子的分析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的仇富心理，因为现代社会的仇富心理很大程度上是一些知识分子灌输出来的。第四位是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雷纳·齐特尔曼，他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作家，出书 20 多本，其中有两本对我们理解人们的仇富心理特别有价值，一本是《资本主义的力量》(The Power of Capitalism)，另一本《公众舆论中的富人》(The Rich in Public Opinion)，分别出版于 2019 年和 2020 年。这两本书目前还没有中文版。

《资本主义的力量》、《公众舆论中的富人》

基于以上四位学者的观点和我本人多年来的思考，我将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归纳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心理学的；另一个原因是认识论的。心理学的原因是嫉妒心，认识论的原因是对知识的误解。

2、敌视企业家的心理学原因：

嫉妒心

嫉妒心在中国被称为「红眼病」。嫉妒别人就是眼红别人。嫉妒扎根于人性中，每个人都有嫉妒心，尽管许多人羞于承认自己有嫉妒心。嫉妒心超越历史，古代人会嫉妒，现代人也会嫉妒。嫉妒心也超越人种和国界，超越文化。白人会嫉妒，黑人会嫉妒，黄种人也会嫉妒；纽约人会嫉妒，北京人也会嫉妒。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德国学者赫尔穆特·舒克(Helmut Schoeck)的经典名著《嫉妒：一个社会行为理论》(Envy: 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于嫉妒心的程度不同，以及控制嫉妒心的力度不同。

嫉妒心可以定义为：一个人看到别人有但自己没有并且渴望有的某种东西时，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受，甚至心生怨恨。引起嫉妒的东西包括财富、名声、社会地位、美貌、才能、考试成绩等。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差别都可能引起嫉妒。比如说，别人的孩子上了好学校，你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就会心生妒忌。

嫉妒不同于羡慕。羡慕是自己想得到；而嫉妒是希望别人失去，无论自己是否能得到。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嫉妒心很强，当他看到富人破产，或名人出丑闻，或美女被毁容时，他会幸灾乐祸。（有学者区分了善意的嫉妒(benign envy)和恶意的嫉妒(malicious envy)。以此定义，本文针对的是恶意的嫉妒。但多数学者不赞同这种划分。）

嫉妒心让当事人感到不舒服。按照米塞斯的理论，人之所以行动，是基于对现状的不满。因此，为了释放这种不舒服，人们就会采取行动。总结起来，嫉妒大致有五种解法：

第一，谴责社会不公平。当嫉妒者看到自己处于劣势时，首先产生的是一种不公平感。我比你穷，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努力或者没本事，而是社会游戏规则不公平。凭什么我的孩子不能上好学校？凭什么你长得漂亮就受人关注？于是我就产生改变游戏规则、改变社会现状的想法。（现实中不公正确实存在，但与嫉妒者谴责的「不公正」不同。）

第二，寻找替罪羊。人类普遍具有的一个心理特征是，自己的不幸都是别人所造成的，自己没有责任。这个「别人」，就是自己不幸的「替罪羊」。替罪羊必须是少数人群，因为把特定的少数人作为替罪羊，容易集中火力，博得大众的同情和支持。比如希特勒就把犹太人作为德国所有不幸的替罪羊。任何社会，富人总是少数，所以富人容易变成贫穷的替罪羊。我之所以穷，是因为那些有钱的老板（企业家）把钱赚了。

第三，占据道德制高点。财富有相对客观的标准，容易度量，但道德却没有客观标准，不容易度量，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道德高尚。由于这个原因，失败的人很容易占领道德制高点：我之所以穷，是因为我道德高尚、为人正派、心地善良、看重感情；那些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冷酷无情、损人利己、不讲道德、欺诈、说谎、为富不仁。一句话，财富与道德是成反比的。我们常听到「为富不仁」这个词。但穷人就一定仁义吗？不一定。就我的观察，为富不仁者有，但为穷不仁者更多。那为什么有「为富不仁」这个成语，没有「为穷不仁」的成语？答案与仇富心理有关。

第四，改变比较的领域。化解嫉妒心的另一个办法是强调自己有优势的领域，贬低别人有优势的领域。因为不同领域通常是难以比较的，改变比较域有助于减少心理不平衡。比如你有钱，我不与你比财富，而是与你比幸福：钱不一定能买来幸福；你能力比我强，我不与你比能力，我与你比善良：善良比能力最重要；你长得比我漂亮，我不与你比相貌，我与你比智力：漂亮的女人通常都比较笨；如此等等。

第五，归结为运气。运气是个人无能为力的东西。当一个人将别人的成功和自己的失败归结为运气时，通常就不会那么难受了。比如赌博或者买彩票，我输钱了是因为我运气差，这样一想内心就释然了。

以上五种解法，前三种解法导向主动的、进攻性的行为，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甚至引发「打土豪分土地」式的暴力革命；后两种解法导向被动的、和平的行为，个人修身养性，不会对社会产生大的影响。

嫉妒心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影响远远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平均主义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嫉妒心的产物。计划经济就是改变传统的游戏规则，满足很多人均贫富的心理，因而也是嫉妒心的产物。每个人都吃一样的、穿一样的、住一样的，谁也别有优越感。你比我富有，钱比我多，房子比我大，社会地位比我高。我的财产充公，我乐意，因为毕竟，你比我失去的更多。

贫富是个相对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每个人的生活多么富裕，富人总是少数。所以，嫉妒总是有对象的，平均主义在任何社会都有民意基础。但平均主义的制度安排只能「杀富」，不可能「济贫」，因为财富是创造出来的，你可以没收已有的财富，但不可能没收本来可以创造出来但没有人愿意创造的财富。其实，「济贫」本来就未必是目的。

嫉妒心也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心理学基础。看到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被拉下马，被批斗、游街，被关进监狱，许多人会获得一种心理满足。

接下来的问题是，传统社会也有富人，但他们并不遭受普遍嫉妒；相比之下，商人和企业家最遭人敌视。为什么？很大程度上与市场的运行特征有关。

嫉妒是基于相互比较产生的，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而比较就会有范围，即你跟谁比。一般来讲，人总是倾向于跟同类比较，比如跟同班同学比，跟左邻右舍比。可比性越强，嫉妒心就越大。所以嫉妒通常发生在同类之间，比如中国人会嫉妒中国的富人，但不太会嫉妒美国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人也不嫉妒城市人，因为出生在农村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

能成为比较对象的人们之间一定不能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身份社会，一个人的等级和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获得的，所以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不可比较。中世纪的贵族是历史形成的。同等级贵族之间相互嫉妒，但平民不会嫉妒贵族，因为他觉得自己穷是命中注定。米塞斯就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如一名妇女对她丈夫抱怨说，「看你这个窝囊废！如果你是一位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丈夫的回答让她哑口无言：「如果我是公爵，我就不会娶你了」。正如米塞斯所说，「贵族的财富不是一种市场现象」，但企业家是市场现象。在市场经济下，别人赚钱了但你没有，这时候你在太太面前就会自卑。

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钱成了通用的财富度量单位，所以可比较的范围就大大扩展了，不会像传统社会或者小乡村那样限制在同等阶层内。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人员流动以后，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和任何人比较，哪怕是陌生人之间，过去没法比，但现在可以比较了。于是人们就会想：「那个富人，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和我一样，甚至他的家庭条件还不如我，为什么他变得那么富有？」如果他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笔财产，那倒也罢，说明他不是靠自己。恼人的是，他白手起家变富了，而我没有，这就会让人很不舒服。因此，现在的企业家也更容易被人嫉妒。

市场经济下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做企业家，当企业家没有制度障碍，但成功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也就 1% 左右，而杰出的企业家只会占人口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因此，企业家是社会问题「替罪羊」的最合适人选。骂企业家，说他们「贪得无厌」也好，「为富不仁」也好，即使不能得到多数人的喝彩，至少不会得罪多数人。

嫉妒的认知基础是零和博弈思维。零和博弈意味着社会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一个人所得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所失，有人变富就一定是有人变穷。如果社会是正和博弈，那么嫉妒也就失去了大部分基础，因为富人并没有侵害穷人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致富的机会，别人能得到的你也有希望得到，只要你努力就行。人们为什么一直保持着零和博弈的思维呢？这与人类的演化有关，美国经济学家保罗·鲁宾(Paul Rubin)在《大众经济学》(Folk Economics)一文中，对此有过论述。在数百万年历史中，人类社会没有什么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资源非常匮乏，土地作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资源，面积有限，这块地你种了我就不能种，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就形成了零和博弈的思维，直到今天也没从根本上改变，即使真实世界是正和博弈。 

3、敌视企业家的认识论基础：

对知识的误解

敌视企业家的第二个原因与人们对知识的理解（误解）有关，或者说与人们的「无知」有关。

人类进行很多生产活动，其中有些活动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农民种地，春种秋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工人做工，从早到晚，出力流汗，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这些劳动付出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毫无神秘性可言。

然而，一般人搞不明白企业家为什么赚钱。企业家既不像农民那样下地干活，也不像工人那样出力流汗，凭什么腰缠万贯？特别是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对物质形态的产品没有做任何改变，为什么就能赚钱？唯一的答案是，他们靠贱买贵卖赚钱，既欺骗卖者，又欺骗买者。

有一个解释是，人们不理解「知识」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你是体力劳动，我是用知识进行劳动。如果人们能认识到企业家是用知识来赚钱倒也可以消除一些偏见，但问题是人们对知识的理解有偏差。

古今中外，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读书人都受尊重。中国人的说法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通常人们理解的知识是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的知识、需要花时间积累的知识。哈耶克称这些知识为「科学知识」，博兰尼称之为「显性知识」，索维尔称之为「程序性知识」，我称之为「硬知识」。

实际上，还有一种不同的知识，哈耶克称之为「实践知识」，博兰尼称之为「默性知识」，索维尔称之为「平常知识」，我称之为「软知识」。这种知识不是来自书本或老师，也没有办法在科学上得到证明，甚至与你花多少时间学习无关。这种知识的最大特点是不容易编码和传播，只能拥有者自己使用。

对企业家来说，决定其成败最重要的是实践知识、默性知识、平常知识，或者说是软知识，而不是科学知识、显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硬知识。后一种知识虽然重要，但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因而与此相关的工作甚至可以委托给专业人员去做。企业家的软知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独特的企业家能力，包括想象力、直觉、警觉性、视野、判断、潜意识、交流能力、说服别人的能力、组织能力等。这种能力大部分人不具有；即使有，也不突出。

因为大部分人理解不了软知识的重要性，所以企业家赚钱似乎就成了「无中生有」、「空手套白狼」，背后一定隐藏着魔法、欺诈和不道德的行为。于是，当看到那些小时候调皮捣蛋、从学校辍学的同学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时，有人就会心里不服气：「我从小就是好学生，还留学读了博士，但他反而赚得比我多。岂有此理！」

4、西方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

把心理上的嫉妒和认识论上的无知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西方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这里讲的「知识分子」，是指知识分子的主体，不是所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更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学者。

按照托马斯·索维尔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指生产和传播理念的人，他们的最终产品是理念。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但医生和工程师不是，因为后两者工作的最终产品是治病或完成某项工程，而不是理念。但像张文宏这样的医生，当他开始向大众讲授新冠防疫路线的时候，就成了知识分子，因为他在传播理念。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还包括媒体人，他们主要是向大众传播理念。

知识分子是理念市场的主导者。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舆论空间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塑造的。一般人比较崇拜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有知识，但我这里要泼点冷水。英国作家、《 1984 》的作者乔治·奥威尔说过一句话：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些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这些理念。事实也是如此。比如，上世纪 50 年代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农民都觉得不可行，但一些知识分子觉得可行，大力鼓吹，事实证明在这件事上，他们比普通人蠢得多。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来自某些知识分子坚信不疑但确实非常愚蠢的理念。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导致这么大的灾难，按照索维尔的解释，是因为：第一，对理念的评价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内部做的，不是由外部人做的。因此，即使很荒唐的理念，只要有足够多的同行认为它能自圆其说，接受它，附和它，就会流行起来。第二，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无须对自己理念的实施后果承担责任，甚至在他们的理念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他们在学术界的声誉也不会受到影响。比如，萨特在德国学习哲学后于 1939 年回到法国，然后他告诉这个世界：法国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区别不大。但即使在纳粹德国垮台后，萨特照样是学界教主，受到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崇敬。萨特不是一个特例。上世纪 30 年代大肆吹捧希特勒的著名知识分子很多，但很少有人后来向公众道过歉。

这与企业家形成鲜明对比。企业家出售的是产品（或服务），他们的产品的评价者不是企业家个人，也不是企业家集体，而是他们的客户。如果他们欺骗了客户，即便不遭受牢狱之灾，也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客户不买账，企业破产了，企业家损失的不仅是金钱和财富，而且还有他的声誉！

知识分子的理念可能不正确，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影响力。直到今天，大部分西方知识分子是市场经济的批评者，对企业家没有好感。或者可以说，西方知识分子总体上是偏左的。社会上许多关于企业家的负面形象都是左派知识分子精心塑造出来的。企业家与工人对立的理念就是知识分子灌输给工人的，而不是普通大众想出来的。按照雷纳·齐特尔曼的说法，反资本主义是西方很多知识分子的「世俗宗教」。

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敌视，既与人类的嫉妒心有关（米塞斯，齐特尔曼），也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误解有关（哈耶克，索维尔，齐特尔曼）。

读书人一直是自负的。所以索维尔引用丹尼尔·富林的话说：「知识分子容易因为他们自己拥有的智慧而妄自尊大」。他们认为自己是「知识精英」，理应获得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受人敬重。历史上也确实如此。中国的读书人好多经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做官，有的可以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应了那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但在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有了竞争对手——「商界精英」。商界精英读书没他们多，但赚的钱比他们多，所以知识精英对商界精英有一种本能的嫉妒、反感和怨恨。

知识分子倾向于认为，他们拥有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唯一的知识，他们所不知道的就不能算作知识。他们看不上企业家所拥有的软知识、平常知识。市场经济中，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更不会用科学方法证明自己的观点。即使有些企业家受过正规教育，也不大可能是班上的优秀学生。市场经济中，这些硬知识不硬的企业家，比那些硬知识很硬的知识分子更富有、更神气、更能呼风唤雨，社会地位也不低。如果企业家再表现得财大气粗，让知识分子感到捉襟见肘，甚至像个要饭的，这就更让知识分子心理难以平衡。社会一定出了问题！

罗伯特·诺齐克指出，知识分子优越感的种子从儿童开始就种植下去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好坏等级都是按照考试成绩排序的，奖牌总是授予尖子生。怎么来到社会上，奖牌与学习成绩无关了？为什么著名哲学教授的收入居然没有一个杂货店老板的收入高？研制导弹的居然不如卖茶叶蛋的？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乾坤大颠倒，市场经济一定不公平。而一旦这样的舆论多了，也会导致企业家开始自卑。这也是许多企业家想再读个学位的原因之一吧！

进一步，如哈耶克所说，知识分子有一种「致命的自负」，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构建一个理想社会，有资格充当社会进步的向导。知识分子不喜欢自发秩序，因为自发秩序让他们感到无用武之地。市场经济是自发演化而来的，不是知识分子设计的。相反，计划经济是少数知识分子设计的，然后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传播给大众，同时靠强权施加给社会。因而毫不奇怪，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有一种基于「非己所出」的疏远感，但对计划经济有「视同己出」的亲近感。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市场经济在与任何现存制度的比较中总是胜出，所以知识分子不愿意把市场经济与其他的现实制度相比较。相反，他们总是想象一个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然后把现实的市场经济与他们的理想社会相比较，结果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不如理想的乌托邦。这成了他们批判市场的依据。如索维尔指出的，左派知识分子有辞令技巧的天赋，擅长语言腐败。他们用「关心穷人」「关心弱势群体」「承担社会责任」等一大堆词汇圣化自己的理念，以显示自己的道德高尚。当然，即使对左派知识分子，我们也不应该怀疑他们的真诚，他们的错误更多地来自无知。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他们既不负责政策的实施，也不对政策实施的后果承担责任。他们制造的灾难总是让许多其他人付出惨重代价，他们自己却毫发未损。

据我的观察，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的敌视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么普遍和强烈。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下生活过，计划经济下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让他们记忆犹新，而西方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体验过计划经济下的生活。

企业家的知识化会改变人们的偏见吗？这个问题也值得思考。今天的企业家与 30 年前的很不一样，与 200 年前的就更不一样。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上过大学甚至拥有博士学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中有不少人成为了杰出的企业家。

但这是否能改变许多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也许不能。因为同样读过大学的人中，成为企业家的通常是那些在读书时并不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都去当教授或从事其他需要程序性知识的工作了。比如，物理学博士中有些人弃学从商，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学术上没有前途，而那些学术上有前途的同学都去做科学家了，但他们赚得收入可能还没有从商成功者的零头多。因此，即便企业家拥有了更高的学位，知识分子也很难改变他们对企业家的偏见。

5、经济学家的贡献和责任

经济学家对人们正确认识企业家的最大贡献，就是经济学有助于将人们的认知从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其中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贡献至今无人企及。在亚当·斯密之前，普遍的认知是利己一定损人，赚钱就是不道德的行为。亚当·斯密让人们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利己不仅不损人，而且是利人的最有效方式；赚钱多少与道德无关，靠商业致富的人不再背负道德枷锁。

但对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经济学家也是有责任的。主流经济学假定企业决策就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是一个计算问题。这实际上又把财富解释为一个由给定技术和资源决定的固定的量。进一步，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任何可欲的财富再分配都不会影响给定分配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如此一来，效率和平等可以分开处理了，最理想的模式是市场负责效率，政府负责平等。这样的模式听起来是很诱人的！

进一步，在经济学的理性决策模型里，所有人拥有同样的信息和知识，所有人可以获得同样的技术，所有人同样聪明，实践知识是没有价值的，企业家是多余的，企业家所做的工作计算机就可以完成，经济增长与企业家无关。在新古典市场范式里，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是等价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坏。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办法解释长期利润的存在。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里，利润是市场不均衡、经济无效率的表现，与企业家精神无关；长期利润一定是因为存在垄断，而垄断是损害效率的，反垄断不仅可以改进效率，而且有助于收入公平。

正因为如此，尽管经济学家中反市场、敌视企业家的比例远小于其他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懂得经济学并不一定能免除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写的文章和书基本都是反市场的。在他看来，任由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一定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靠政府干预。

6、结束语：如何减少对企业家的敌视？

人类的进步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也就是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企业家精神要想得到有效发挥，人的嫉妒心必须受到抑制和化解，不能让嫉妒之心变成嫉妒之行。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与人们的嫉妒心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有关。如果一个人做的蛋糕所有人有福同享，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做蛋糕。如果一个人做企业家，成功了就遭众人嫉妒，每个人都可以瓜分他的财富，失败了大家就幸灾乐祸，那还会有多少人愿意做企业家呢？

如何抑制和化解嫉妒之心？可以从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从制度上抑制嫉妒。私有财产制度和法治是抑制嫉妒心最有效和最根本的手段。眼红可以，但掠夺不可以！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嫉妒之心就会变成掠夺之行，企业家精神就会荡然无存。

有必要强调，尽管嫉妒心经常披着「社会公正」的外衣，但这不意味着「公正」本身是不重要的。恰恰相反，公正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公正，就没有市场经济。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公正？在我看来，真正的公正是法律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这样定义的公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法律上的平等是每个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和自由，没有任何人享有他人无法同等享有的特权。人格上的平等是每个人的人格得到同等的尊重，没有人在人格上受到歧视。无论是保证法律上的平等还是捍卫人格上的平等，对私有财产的有效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侵害财产权是最大的不公正；赋予某些人特权也是不公正的。这样的不公正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不相容。尽管个别企业家可能利用特权赚钱，但企业家群体同样是特权的受害者，不应该成为「不公正」的替罪羊。嫉妒者要求的「公正」，才是真正的不公正。

二是通过道德规范抑制嫉妒。《圣经》将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规劝人们应该尽量避免嫉妒。许多不同的文化都有抑制嫉妒心的戒律，如中国人讲的「无功不受禄」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这样的戒律。

我们必须认识到，平均主义是嫉妒的表现，不是解决嫉妒的办法。用平均主义的再分配解决嫉妒就如同火上浇油。赫尔穆特·舒克早就指出，嫉妒过程一旦启动，就不会停止，嫉妒者总能发现嫉妒的新理由；越是平均主义的社会，人们的嫉妒心越强；你给予的越多，越是证明你的优越性，你失去的是多么微不足道。中国有句古语「升米养恩，斗米养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观察表明，在福利国家，一个人想得到的总是大于他实际上能得到的；如果失败了，他责怪的是父爱主义的国家，而不是自己。因此，福利国家一定是怨声载道的国家。

为了减少人们对企业家的敌视，除了抑制嫉妒心，我们还必须改变认知局限导致的无知。这也有两个方面的事情可做：

一是改变人们的观念。在 1985 年发表的《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一文中，我列出十大观念转变，其中讲到财富观和劳动观的改变对我们理解企业家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认为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零和博弈）而不是一个可以创造的量（正和博弈），就容易把别人发家致富当作自己贫困的原因，容易得「红眼病」，热衷于搞阶级斗争；如果我们认为劳动就是出力流汗，不把企业家精神的使用当作特殊形式的劳动，我们就很难理解企业家为什么赚钱。很遗憾，将近 40 年过去了，我当时讲的观念变革还远没有完成，所以前一段时间我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并改题目为《未完成的观念转变》。

二是建立一个正确的市场理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因而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经济学家有责任建立一个正确的市场理论，即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市场理论。这样的市场理论才有助于减少基于认知局限造成的对企业家的偏见以及反市场心态。为此，经济学必须有一个范式转变，把知识的分散性和主观性当作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分散知识的有效利用当作经济的基本问题。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企业家是如何创造财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