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7.178 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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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187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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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日本在液晶、光伏、半导体、手机、电动汽车等几乎所有重要行业，都做到了技术领先，甚至世界第一。
然而，技术领先的日本，却仿佛被诅咒了一般，在全球产业竞争中，不断失去对终端的话语权。
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中国企业，又有着怎样的警示意义？
失落的技术大国
溃败，大溃败！
这恐怕是2021年，中国市场留给日本车企最惨痛的记忆之一。
就在特斯拉、蔚小理等一众新能源车企爆卖之际，日系车在华销量却断崖式下跌，单月跌幅一度超过20%。
比销量下滑更扎心的是，日系车在中国乃至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几无存在感。
2021年1-11月中国新能源轿车销量排行榜，前20名没有一款日系车。
事实上，整个2020年，在燃油车时代横扫全球的丰田，只卖出去1.1万辆电动汽车，全球占比不到0.6%。
排名最靠前的日系车——Nissan，也差点被挤出前十强。
如此惨淡的格局，让所有人几乎都快要忘了，日本才是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引领者。
早在1997年，丰田就量产了世界上第一款混合动力轿车。2010年推出的日产Leaf，一直是世界上最畅销的电动汽车。
直到今天，丰田依旧拥有全球最多的电动汽车专利，遥遥领先于特斯拉。
不仅如此，以丰田为首的日本车企，几乎垄断了油电混动、氢能源汽车等技术，在动力电池领域也实力不俗。
就连自动驾驶专利，丰田也仅次于通用汽车，位居全球第二。
然而，拥有强大技术的日本，并没能将这种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过去二十年，日本像是被诅咒了一般，在全球产业竞争中节节败退，不断失去对终端产品的话语权。
电动汽车也只是旧伤未愈，新添一块伤疤而已。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几乎垄断了全球液晶面板产业。东芝、夏普等企业手握的专利，比其他国家加起来都要多。
但在中韩两国企业的奋力追赶下，今天，日本企业几乎退出了这个产业。
光伏产业最早在日本和德国兴起，以京瓷、松下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曾是全球市场上最强大的存在。
但如今，随着中国光伏产业的崛起，我们已经很难听到日本企业的声音。
再看眼下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中美两国可谓大放异彩。但鲜为人知的是，日本才是世界上第一个提供手机上网服务的国家。
早在1999年，日本电信运营商NTT Docomo便推出了i-mode手机上网服务。
不仅如此，日本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移动支付的国家，索尼的FeliCa技术，比苹果Apple Pay早了整整十年。
甚至，连我们天天扫的二维码，也是日本人原昌宏发明的。
只可惜，技术上领先的日本，在今天的全球手机市场上，却毫无存在感。
2008年，东京大学教授小川俊一在研究了日本企业20年间的全球市场份额变化后，曾失落地绘制出下面这副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短短二十年间，日本企业在DVD、液晶面板、电池、光伏等众多产业中的世界份额，便从100%跌至20%以下。
对此，连《纽约时报》也曾发文感叹，“为什么日本的手机没有走向全球？”
这个问题，连同日本在其他产业上的惨败，成为一道困扰众人的世纪之问。
被诅咒了的日本产业
关于这个世纪之问，日本人自己有一个著名的解释：加拉帕戈斯化！
加拉帕戈斯是一个孤悬于南美大陆的太平洋群岛，因为长期与世隔绝，进化出一套独特的生态系统。
比如，独有的海龟、蜥蜴、企鹅，等等。
日本的手机产业，几乎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翻版。
日本总是在选择一个行业后，恨不得把其中的技术吃干榨尽。这样做的好处是，从一开始就获得对竞争者的领先优势。
但坏处也很明显。
它极易滋生自满，最终走向封闭。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在汽车、家电、半导体等产业上的成功，无疑助长了这种情绪。
彼时，全球市值排名前五的企业，均为日本企业。而坊间也流传着一个神话：日本把最好的产品留给自己，不好的才卖到国外。
这一度让中国人很羡慕，但背后，恰恰反映了日本从自满到逐渐封闭的心态。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许多初次到日本的外国人，都会感到取款不方便，因为日本虽然有19万台ATM机，但大部分不支持国外发行的银行卡。
日本手机从一骑绝尘到日暮西山，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满导致封闭的结果。
早在功能机时代，日本便以i-mode为核心，发展出一个移动生态，支持手机上网、看电视、移动支付，等等。
因为发展太超前，日本企业坚持发展自己的一套标准。
比如，手机制式，别的国家用GSM，日本有PHS；移动支付，别的国家用NFC，日本有FeliCa。
这使得日本手机，慢慢进化成一个稀有物种。
用东京庆应大学教授竹下太郎的话来讲：“日本的手机就像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遇到的特有物种——进化得奇妙，与它们大陆的表亲不同。”
这种专门为日本设计的手机，很难在国外生存，最终导致日本手机厂商的集体沦陷。
封闭的研发，再加上对细节的偏执追求，常常导致日本对产业未来的误判。对此，日本科技专家长谷川公一曾痛心疾首道：“日本企业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他们在更宽泛的战略上往往出现滞后。”
通俗点讲，就是显微镜用多了，就不会用望远镜了。
以手机为例，尽管日本人最早开发了上网、支付等功能，但最终将手机带进更多场景，并引领全球手机革命的却是美国人。
或许，还有一个佐证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对研发女性机器人倾注了如此多的热情。
日本人对细节的偏执，有时简直到了令人抓狂的程度。
比如，日本有一种叫Kadokeshi的橡皮擦，由犬牙交错的棱角组成。据说，是为了让用户获得更多“用棱角擦字”的感觉。
这种对细节的偏执，让日本人总是能在产业发展初期，斩获大量的专利，并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壁垒。
但这种技术优势，有时候反过来，会变成一种包袱。
一方面，投入越多，就越难以割舍，也就是所谓的沉没成本；另一方面，如果你太强大，就没人陪你玩了。
以汽车为例。
丰田本来拥有全球最多的电动汽车专利，但对造电动车这件事却很消极，其社长丰田章男甚至多次炮轰电动车。
原因之一是，丰田在燃油车和混合动力上的优势太明显了。
更重要的是，丰田章男乃至日本整个国家，还有一个如意算盘——豪赌氢能源！
日本对氢能源的迷恋，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
资源匮乏的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有个夙愿——建立一个以氢为基础的社会，并为此投入了大量钱财。
只可惜，氢能源技术至今尚不成熟。另一方面，日本人掌握全球60%的氢燃料技术专利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吓退了其他玩家。
最终，中、美、欧，全球三大市场，齐刷刷选择电动汽车，把日本晾在了一边。
加拉帕戈斯式的研发，给日本产业界带来的最大伤害，也许是偏执的硬件思维。
在日本，人们可以花50年时间，不断打磨、完善一款产品，比如丰田卡罗拉。甚至，连软件也沦为制造业的一部分。
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库苏马诺的话来讲，在日本，软件即制造。
如果说，这种强调零缺陷的硬件思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帮助日本横扫全球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变了。
从手机到汽车……软件开始定义产品，快速迭代取代精益生产，成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新的大时代，曾给日本带来无数荣耀的硬件思维，正反戈一击，成为绞杀日本制造业的致命绳索。
开放，才能拥抱全世界
在一个封闭系统里，熵（entropy），即无序和混乱程度，总是增大的。
这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早在1865年就提出的理论。后来，它成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核心。
如何对抗熵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放，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
事实上，选择封闭还是开放，最后结局的差异，可能大到超乎你想象。
夏威夷地处太平洋中部，作为世界上最孤立的群岛，这里历经亿万年沧桑，只进化出2.1万种生物。
与之相比，面积稍大的哥斯达黎加，拥有50万种生物。
两者的区别在于，哥斯达黎加地处中美洲，贯通了南北美洲大陆。开放，使得哥斯达黎加的生态链欣欣向荣。
自然界如此，一个产业或组织，也同样如此。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过：“管理学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对抗熵增。”
在对抗熵增这件事上，夏威夷本身没得选择，但日本产业界曾面临很多机会。
以显示产业为例。
等离子原本是一种比液晶更先进的显示技术，而手握核心技术的松下等日企，原本有希望做大这一产业。
然而，贪心的松下，想独吞蛋糕，拒绝向其他企业开放技术，而其出售的等离子面板，一度占到整个等离子电视成本的70%以上。
整个产业链，最终用脚投票，纷纷转投液晶阵营。
令人惊讶的是，十几年后，在氢能源产业链上演的一幕，与等离子几乎如出一辙。
手握全球最多氢燃料技术专利的丰田，长期严守机密，直到2019年，眼看电动汽车就要改天换地，才急匆匆宣布开放技术专利。
此时，距离特斯拉开放电动汽车专利，已过去整整5年。
尽管丰田高级副总裁鲍勃·卡特曾表示：“在丰田，我们相信，当好的想法被分享时，伟大的事情就会发生。”
但这怎么看，怎么都像是被逼之下的无奈之举。
面对新的格局，日本人尽可以抱着保守的心态，活在过去的辉煌中。但这丝毫阻挡不了浩浩汤汤的历史大势。
当今的天下，互联网让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生态圈的扩大，加速了产业迭代的周期。
过去，产业迭代周期短则几年，长则数十年。如今，只要一两年，甚至几个月。软件定义产品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游戏规则的改变，从根本上改变了竞争态势。
在硬件时代，美国人被日本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他们也因祸得福，更加重视软件开发。
最终，美国人在更加强调开放和快速迭代的互联网时代，迎来史诗级的反转。
日本人则在半导体、家电、手机、电动汽车等终端产品上，不断遭遇重挫，逐渐退守上游原材料领域。
在那里，产业变革相对没那么剧烈，他们依旧称雄世界。
但代价是：全球市值排名前五的公司，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企业，变成了美国企业。
这场日美之间气势恢宏的产业大战，对中国企业同样具有警示意义。
最近几年，以FAAMG为代表的美国科技企业，市值不断飙升。相比之下，中国科技企业的市值却严重缩水。
这背后，一方面是全球资产定价权的争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际资本更看好美国科技巨头。
毕竟，美国企业坐拥全球市场，而中国企业更多立足于国内。万物互联的时代，平台和生态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开放，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尤其深远。
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最强盛的时代，无论西汉还是大唐，都是在开放中走向辉煌。前者打通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后者上演了万国来朝的盛况。
最近40年，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同样建立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
尽管今天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很多时候，外部环境并不友好，在半导体等行业，我们甚至还面临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打压。
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走向封闭的理由。
事实上，即便被打压最狠的华为，也反对封闭式的自主研发。
在任正非看来，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什么都要自己做，除了农民，其他人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这方面，日本人已经用无数的产业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惨痛的教训。
荷兰ASML之所以能造出顶级的光刻机，乃是集全球智慧于一身的产物，而日本佳能和尼康之所以出局，主要败在了封闭上。
殷鉴不远，中国企业不该重蹈日本的覆辙。
c2.219 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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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资本不中用。
2021年刚刚过去，科兴生物在这个疫情之年大赚特赚！
根据科兴生物公布的财务，仅2021年上半年，科兴生物就完成了营收110亿美元，净利润5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30亿，日赚1.8亿。赚钱的原因很简单，科兴疫苗卖了25亿剂，成为了全球疫苗超级供应商。
像土耳其、巴西、智利、阿联酋、印尼等国，都是科兴疫苗的引进方。科兴疫苗在海外的畅销为科兴生物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科兴生物不仅成为了全球抗疫中的关键性企业，也成为了2021年利润顶尖的医药企业之一。
那么，科兴生物赚到的这么多钱，该怎么分呢？科兴生物背后的股东有哪些？科兴生物到底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
经过查询科兴生物的股权结构后，队长发现，科兴生物是一家非常国际化的医药企业。科兴生物的第一大股东是在中国早已大名鼎鼎的软银集团，占股15.07%。第二大股东为科兴生物CEO尹卫东，持股8.89%。
第三到第五大股东分别是持股8.39%的鼎晖投资，持股8.25%的永恩国际以及持股8.25%的维梧资本。除尹卫东、鼎晖投资之外，软银集团、永恩国际和维梧资本都是海外资本机构，海外资本机构共持股31.5%。
若按照股东分红来算，科兴生物上半年的330亿净利润中有约104亿属于外资。大家要注意，这只是上半年的净利润。按全球疫情的走向，下半年科兴生物净利润仍有翻倍的可能。
日本软银作为科兴生物最大股东，自然也将是科兴生物的最大受益方。看到这里，可能就有人不服了。为什么一家中国疫苗公司的最大股东会变成软银？
队长说句公道话，别看软银占科兴生物最大股，可软银却是2021年全世界亏损最惨的集团。在投资界，向来是九败一胜。
在没有研发出新冠疫苗之前，科兴生物只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烂公司。最高光的时刻，就是赴美上市的时候，成为中国第一家赴美上市的疫苗企业。然后，科兴生物就陷入了乱七八糟的股权斗争和法律纠纷。在2020年时，科兴生物的总营收仅6770万美元，还亏掉了1265万美元。
科兴生物自2004年登陆美股，16年来从来不分红。不分红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是不赚钱，第二是股权斗争，高管层对公司实施毒丸计划，迫使科兴生物停牌交易。就这么一家公司，谁能瞧得上？
软银瞧上了，不仅瞧上了，还不断加注成为了科兴生物第一大股东。原来的第一大股东中国强新资本，股权降低至4.69%，接盘方主要就是外资机构。
如果没有疫情，以软银为代表的外资机构必然栽倒在科兴生物身上，回本遥遥无期。但外资在风险投资方面，更敢，更舍得，也更有耐心。风险投资本就是九死一生，九败一胜。
只能说，这一次，软银在科兴生物的身上又赌赢了。你要是问，为什么科兴生物的股权结构中，外资占比如此高？那么，同样的问题也可以放在腾讯、阿里的身上。
当初，马化腾想把QQ以200万的价格，卖给雷军，雷军不要。
后来，卖了20%股权给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钜，可李泽钜小赚一笔，就套现跑路了。唯有南非报业集团数十年如一日，坚定持有，最终换来万亿市值。
在马云初创阿里时，马云拜访了数百个投资人，其中也不乏国内的本土投资机构。可最终只有孙正义相信马云，给了马云2000万美元，助力马云做大阿里。同样，软银持有阿里集团十多年如一日，直到2020年才略微减持。至今，软银仍是阿里第一大股东。
中国资本机构是没有机会吗？并不是，相反，这些机会最开始都优先选择了本土的资本机构。但本土资本机构眼光太差，不敢冒险，傲慢而短视，把这些机会都拱手让人了。
风险投资的最大特点就是，风险巨大，回报巨大。软银在阿里身上赚到的钱，在科兴生物身上赚到的钱，却在滴滴、优步、Wework、满帮集团等中美互联网企业的身上， 亏了个底朝天。
软银乃是2021年，也是日本有史以来，最能亏的企业。根据软银财报，软银在2021财年，日亏近4亿。每天睁开眼，孙正义就亏掉近4个亿。科兴生物日赚1.8亿，软银占15%，也就是0.27亿。
像科兴生物这样的公司，软银需要同时投中15家，才能保证不亏损。可是，科兴疫苗也只能在百年一遇的大疫情中，才能抓住时代的机遇。我们所看到的是，软银押中了阿里，押中了科兴，可实际上，科兴半年赚到的钱也只够软银亏12天。每次软银巨亏数百亿时，软银都不得不去卖阿里的股份来救自己的命。
在科兴生物的身上，我们就能看到，不是外资太强大，而是本土资本不中用。本土资本割韭菜，个个都是一把好手，可在价值投资上，却常常是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c1.150 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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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与新周期》
为什么要把新时代和新周期放在一起呢？我认为这两件事情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的确确联系在一起。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两年间，大家对于市场和行业的一些整顿，都有些疑惑，再加上我国2021年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大家对未来就产生了一些疑问。所以通过这个链条，新时代和新周期就联系在一起了。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新时代？只有当我们认识清楚了这个新时代，我们才能够对于我们过去几年，乃至十八大以来，中央所做的一些措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怎么认识这个新时代？我觉得我们看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回顾一下这40年的历史还是重要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里面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觉醒，中国经济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才有了过去40年超长的经济增长，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肯定的成绩。
但是，有了成绩不等于没有问题。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当时就有一个判断：中国正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什么叫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像菲律宾那样的国家，菲律宾在60年代，你知道他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多少倍吗？5倍，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是菲律宾的3倍，也就是说五十多年，中国和菲律宾的财富反转了15倍，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
菲律宾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菲律宾的领导人不知道怎么搞经济吗？那不太可能，我是个经济学家，我相信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里，他学的经济学和在中国学的，和在美国学的基本上是一样的，经济学的知识是很普及的。但为什么有些国家经济搞得好，有些国家经济搞得不好呢？政治影响。菲律宾的政治不仅腐败，而且没进入现代化。
我国经济学界还有一些人说，中国之所以有高速经济发展是因为中国允许腐败，因为有了腐败，你好办事，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刘志军是个很重要的腐败分子，他的背后只有一个商人丁书苗，丁书苗掌握着当时货车的车皮，丁书苗明确过手的货物征3%-5%的税，少说赚了十几亿，这是当时（法院）判他时候说出来的。丁书苗的腐败对他是有好处的，但对别人是什么？是重税。腐败不可能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官商勾结不可能对经济增长有好处。
还有收入分配，周其仁老师说过一句话，我们新世纪头十年水大鱼大好赚钱，但是财富集中到了有产者的手里，老百姓收入占比是在下降的。我国基尼系数到了2008年的时候，按照北大数据已经到了0.52，官方数据大概是0.49。这难道不是问题吗？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搞共同富裕，我们现在一说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忘了小平同志后面还有一句话：“我们还是要搞共同富裕”。
这些都是问题，新时代要做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新时代第一件事反腐，要反腐啊，第二件事和反腐连接起来的，要打破官商同盟，第三件事，要整顿市场，我们现在揭露出来的问题，市场的一些畸形发展，对于国家真正的市场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就像我们现在揭出来的一些问题，在中国高额负债，把钱全转移到海外去了，他不是在掏空这个企业，他是在掏空整个中国，我们能够容忍吗？不能容忍，我们要消除绝对贫困，我们要搞共同富裕。
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只是点到为止，如果你站在这样的高度你就能理解新时代发生的这些事，是个纠偏的过程。大家不要误解我，好像我一提纠偏就是姚洋反对改革开放，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绝对不可能反对改革开放，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一定有不好的一面，没有一件事情都是好的，没有负面的东西，不可能。那我们新时代就要保持我们改革开放的这种态势，与此同时，要纠偏，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好多事情，你的理解就迎刃而解，再不会打问号。
有了这个铺垫，我们再来看未来。我非常赞同魏部长前面讲的，在我们中国目前这种状态下，好像企业家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国际资本在给中国投下YES票，刚才魏部长说，今年的外资直接投资1800多亿，估计不止这个数。
上半年按照OECT统计，中国已经吸收1770亿美元的资金，直接投资占到世界五分之一，中国重新变成世界最大的外资吸引国。也就是海外资金已经在说中国还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国家，我觉得他们的判断是对的，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判断？我敢做一个判断，未来30年是中国千年以来最好的30年，上一次还得回溯到北宋，宋仁宗时期那40年。
我相信技术决定一切。因为我看到，中国又重新回到世界技术的前沿上面，在一般的技术领域、中等技术领域，你去看一看，我们在计划经济时候搞的那些在当时自认为有潜力的行业，今天重新又活过来了。我们在中等技术这个层面对于发达国家的替代已经是非常非常深入了。
我举一个例子：山东，大家老觉得山东在衰落，好比我们老说美国在衰落。美国没衰落，只是相对的。中国跑得快，美国跑得没有中国快而已。
山东和沿海地区比也是这样，沿海地区跑得快、都是高精尖互联网，山东搞中间技术，但是你去山东看看，仔细去那些企业转转，你就会发现，很多山东企业都是“隐形冠军”，比方说我们的校友赵燕做玻尿酸，产量世界第一，技术世界第一，所有的玻尿酸的标准全是赵燕他们公司给的。
我们一定要拿标准，有了标准就有了一切，现在我们实现了。我们还有一个校友企业，做轮胎都是用橡胶做，他们是纳米材料做，寿命延长30%、节能10%，而且还减排。
PM2.5很大一部分是轮胎磨损造成的，10%的能源节约，还有30%的寿命的延长，对于减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中间技术领域中国已经是可以在世界上形成一种，不说碾压之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极。
在高技术领域，中国也重新回到了世界前列。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AI自动化，中国人现在用AI习以为常，不觉得是个事。比如我们在网上订货，我看老太太拿手机一点，点完之后过了一小时看这个货到了哪了，我们可以精确到每一分钟、每一秒。
但是在美国，现在还停留在打电话阶段，中国AI的发展之所以这么快，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应用场景太大了，速度之快好像一夜之间突然普及了AI，我不知道大家在北京注意到没有，现在在街上停车井井有条，为什么？
AI在帮忙，以前都有收费员现在看不到收费员了，偶尔看一个人骑个摩托车，车后面有360度摄像头在不停地摄，背后AI计算谁停对谁没停对，马上要罚单。
尽管我们在所谓的最核心算法层仍然落后于美国，但我相信，5年，最多10年，我们绝对超越硅谷，因为中国的应用场景大。技术进步要靠应用，没有应用技术进步速度就会降下来，所以深圳绝对有望最后替代硅谷，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
再看新能源，我们在太阳能领域、风能领域，对世界是碾压式的优势，因为75%太阳能的元器件在中国生产，中国掌握最核心技术，以前我们不掌握，现在我们掌握了，我们出口还要受到一定限制，内部元器件。
我是个经济学家，当年政府大规模补贴太阳能的时候，我们都有疑问，但是15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太阳能成了中国的一个支柱产业。也为世界带来了福音，全世界减排降碳，当然，你可以把煤换成天然气，但天然气是有限的，天然气还有排放，最终能源还是太阳能，中国把太阳能的成本大大降低，现在太阳能的成本和火电一样，5年之后可能还要降三分之一，这是为世界做的一个巨大的贡献。任何技术进步都会产生泡沫，没有泡沫就不可能形成技术进步，在今天没有资本市场的泡沫，也不可能有技术进步，所以我们得容忍技术泡沫存在，水至清则无鱼。
下一个就是电动车，我国大概从2011年开始补贴，这个做的比太阳能要成功得多。太阳能补贴多少？我一位同事算了一下，15年补贴2万亿，但是电动车补贴下了一个数量级是2000多亿，这个补贴相对比较小，我们成功了没有？
成功了，去年我们的电动车销量占到世界40%，今年我们的电动车销量大概会达到250万辆，占世界的60%，是美国的6倍，我们的电动车不光低端电动车卖得很多、很好，我们高端电动车也卖得很好，这是个奇迹，蔚小理价格非常高，比特斯拉还贵，而且形成蔚小理的铁粉，支持蔚小理要买一个情怀，蔚小理的销量每个月现在开始过万。
他们也许没有实现完全盈利，但是他们至少可以生存下去，这是个巨大变化，因为中国人过去很少买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豪华轿车，但是现在蔚小理是豪华轿车，中国人开始买了。
这个当然有产业政策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开放的原因，蔚小理的销量大增就是去年开始，去年特斯拉开始在中国生产，特斯拉销量非常高，每个月超过4万辆，特斯拉引进之后的确造成了鲶鱼效应，增加了竞争，促进了国内电动车的发展，我想大胆地预测一下，10年以内，中国的电动车要重复日本汽车在上世纪80年代走过的路，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出口海外市场，这个会对于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我刚刚说的这三个产业都是前后相联系，产业链条非常长的，它会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而且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城市化还是有潜力的，未来的15年，我国大概还有2亿人要进城，那就要盖房子，人口还要集中，“十四五”规划里面头一次承认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市区域集中，是符合规律的，而且第一次使用城市化这个词，而不是城镇化。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承认了人口和经济活动要集中，过去10年，也就是这么发生的，我预计未来中国就会形成七大城市圈，珠三角、长三角、武汉、长沙、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京津冀地区，这七大城市区域完全可能集中中国人口的60%-70%。
经济增长无外乎这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进步，第二个资本积累，有很多人说我们中国资本积累已经到头了，不会再积累下去了，我不这么认为，只要有城市化过程，资本积累就不会停下来。
我自己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是抱有信心的，我的预判到2028年-2030年之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49年，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时候，中国人均收入至少达到美国的45%，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2倍，我觉得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自己计算过，只要是我们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增长速度1.5个百分点，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我刚才说了未来30年是中国的又一个，中华文明又一个高光时代。
说了远期，我们再说近期。刚才邱晓华局长已经谈了一些，我比他乐观一些，我为什么比他乐观？我是这么看的，中国经济本身没有问题，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问题，你跟老外谈中国经济的问题，老外说你中国经济都有问题，那我们怎么活。中国经济本身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下半年经济增长减速了呢？
这是政策造成的，第一个，就是疫情反复防疫政策，冬奥会我们要想开成一个没有感染的冬奥会，吴尊友老师要谈防疫的问题时，可以详细谈这个。
我认为冬奥会是我们2021年下半年防疫加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防疫加强就会影响消费，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下半年我国消费不振，这是搞冬奥会一个必要付出的代价，而且正因为它是个短期的措施，所以不会影响到长期的，比如说2022年的经济增长。
第二方面是房地产政策，从去年开始经济复苏，房地产的贡献非常大，我粗略计算一下，房地产恐怕贡献了我们复苏的三分之一，出口三分之一，房地产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当然了，这样也造成了房地产的过热，所以从2021年中开始我们开始调控房地产，这一调控又调控得过猛，房地产整个热点应该是冷下来了。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电力紧张，这个当然和减排有关系，去产能也有关系，所以国家对于很多煤矿的生产有所限制，但是全社会用电量激增，2021年上半年用电量哪怕和2019年上半年相比也增长15%，这么大幅度用电量增长，煤炭需求会上去，我们知道煤炭供给没有上去，所以造成用电紧张。
中央已经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所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那些措施，都是有针对性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稳增长，有了稳增长这个词之后，明年经济政策就会相对宽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会相对宽松，特别是在财政政策领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有些项目，地方政府的项目要先上，要超前上，不要再等了。
所以我预计，2022年政府投资会上调；在经济工作会议文件里面也提出来，对合理的商品房的需求不能再打压，要支持房地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是要支持商品房有序和健康的发展，所以我的判断是明年的房地产政策会有所松动。
正因为我们2021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减速是由于政策造成的，2022年的政策再调整过来，所以2022年经济增长速度不会低，我的判断比邱局长的判断还要略高一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就是在5.5%-6%之间，而且政策又相对宽松，所以回到中国潜在增长率上面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c1.149 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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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初，宁波市北仑区突发新冠疫情，全球服装代工巨头“申洲国际集团”不幸被卷入其中。
1月10日，申洲国际在港交所公告，自2022年1月10日起，除处于疫情管控区和封控区的制衣工厂、染整工厂等仍暂停生产外，集团位于疫情防范区的工厂包括织布工厂、染整工厂、印花工厂和辅料工厂以及防控区域外的鞋面工厂开始恢复生产运营。
资料显示，申洲国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纵向一体化针织制造商，同时也是耐克、优衣库、阿迪达斯以及彪马等国际知名服装品牌的第一大供应商，集团全球员工逾9万人，年产自用高档针织面料逾20万吨、针织服装约5亿件，被媒体誉为“纺织界的台积电”。
作为申洲国际的掌舵者，低调的马建荣以820亿元财富排名《2021胡润百富榜》第60位。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说：我相信，只要静下心来干一件事，坚守自己的主业，铭记自己的初心，就一定能干好一件事情。申洲一定能当好宁波时尚纺织服装产业的主角。
“我是一名童工出身的企业家，我们马家两代都是13岁就参加了工作。我虽然不爱读书，但非常喜爱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对我来说，做精一件事足矣。”马建荣说。
马建荣的父亲马宝兴是针织行业的专家，曾任上海针织二十厂技术副厂长兼余杭临平针织厂副厂长，并在日本接受过培训，技术能力出众。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帮助上海纺织业解决了棉毛衫松弛和缩水的问题。
受父亲的影响，马建荣从小就对服装特别感兴趣，七八岁的时候就梦想自己长大后要把服装行业干得比父亲还好。
在一次演讲中，马建荣讲到：我跟我的妹妹都在农村长大，由于户口问题，做不了工人。我父亲年轻的时候终日为事业打拼，一晃眼一双儿女都长大了，他答应宁波北仑区政府的邀请，帮忙组建纺织工厂，唯一的要求就是帮助我们兄妹俩解决户口问题。于是，1990年，我们举家搬到了宁波，我跟着父亲投身创业。
当时，宁波申洲织造有限公司由宁波当地政府在内的三方进行投资组建，马宝兴家族并没有股份。结果当马建荣跟父亲拖家带口地来到宁波后，发现三方投资都未全部到位，厂房建设还欠下了债，那时候碰巧又赶上针织行业市场萧条，父子俩苦不堪言。但没有办法，要想一家人生活得更好，只有把这个工厂建起来。没有退路的马宝兴费尽周折从银行贷了一些款，才使得申洲织造真正启动。
解决完资金后，马宝兴又把上海针织厂里的技术专家请到宁波来给员工培训，重要的员工都是他亲手带。慢慢培养起技术团队的同时，马宝兴父子就开始开拓市场。那时候中国纺织品的出口主要依托外贸公司，品质低且竞争同质化。为了打开市场，马宝兴父子明确了公司定位：走中高端路线。
申洲公司刚创办不久，第一份日本婴儿服的订单就出现了质量问题。由于设备、技术以及生产的不过关，这批婴儿服用水一淋就会掉色。当时申洲的企业规模只有200万元不到，而这笔订单就价值300万元，如果赔偿就意味着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
即使是这样，当时马宝兴还是坚持收回了这批婴儿服，当着全体员工的面一把火烧掉了。虽然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申洲挺过了这个难关，但这件事给马建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是父亲这一辈浙商身上的那种诚信，而他对质量、对科技、对技术无比的重视也由此开始。既然做了这一行，就要把它做到最好，这是马建荣从父亲这里传承并一直坚守的情怀与精神。
马建荣曾回忆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当时出了很多洋相，也烧了许多不合格的衣服，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磨炼过来的。到1995年时，公司在行业内已小有名气。
1997年，马建荣从父亲手中接过申洲公司的指挥权。
在一次采访中，马建荣回忆说，“1997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申洲赚到了3000万元净利润，我用全部的钱做了一个污水处理厂，这在当时所有人的眼里就是一个笑话。如果说购买高端设备是为了生产，那处理污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当时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做企业，不能给社会添麻烦，不能给老百姓造成伤害。”
做完污水处理这件事后，1998年，马建荣又顶住董事会的压力，坚决不分红，把公司所有的利润都用来购买新设备。结果机器引进后，由于客户对申洲生产的新型面料信心不足，没有人下订单，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一度面临倒闭。苦熬两年之后，这种新型面料成为公司最大的主打产品。由于设备先进，申洲的印染准确度能达到99%，同行最高只能达到70%，光减少次品每年就能节省六千万。
从那时起，马建荣尝到了技术改造的甜头，此后一发不可收。在公司上市前，马建荣平均每年把企业60%-70%的利润用于技改。
在接受采访时，马建荣曾表示：1997年到2004年，申洲快速发展。考虑到我们家族为公司的付出，股东三方决定将股份逐步转卖给我们。关于这个做法，我当时其实挺委屈，人家的企业股份都是赠送的，为什么我们要买？我父亲说，“买比送好，买下来才能理直气壮正正当当地做下去！”
2005年，申洲国际在香港成功上市。马建荣更是大手笔，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当时融资得到的9亿多港元全部花了出去，把厂里的老设备统统换成国际上最先进的机器。马建荣说：申洲用技术创新要达到三个目的——高效化、舒适化、去技能化。
当时，有人问马建荣做企业有什么秘诀，他说：我和父亲都是13岁就开始打工，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很多人说申洲的成功是运气，但我跟我的父亲知道，支持我们一路走下来的唯有再朴素不过的两个字——“诚信”。对客户诚信，对员工诚信，对供应商诚信，答应的事情百分之百做到。现在的申洲，做到“诚信”二字，靠的是技术化、标准化和模块化。
虽然企业在迅猛发展，但马建荣不是没有烦恼。2008年上半年，马建荣一度以为企业要完蛋了，在中国搞纺织业没有希望。他甚至开始考虑把企业卖掉，去收购造船厂或者造五星级宾馆。因为在马建荣看来，宁波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工业已经具备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纺织业是落后产能、淘汰产业，人多、污染也多。
重压之下，马建荣带队去了东南亚以及中国中西部省份考察投资环境。经过分析得出：中国中西部落后地区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这些人必须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带动家乡进入工业化社会。因此，马建荣坚信中国纺织业的制造优势二十年内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赶上。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主动放弃这种优势，让给东南亚国家，那太可惜了。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服装企业两极分化十分明显。像申洲这样一直专注主业的公司，产业升级不但没有停步，还过得非常滋润。出现问题的纺织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前两年眼红房地产、股市和期市来钱快，去赚快钱，最后导致资金链断裂的。
经过转型升级后，申洲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客户群也逐渐壮大。到2012年，优衣库、耐克、阿迪达斯和彪马成为了申洲的四大主力客户。马建荣的经营策略主要有这几点：以日本市场为核心，逐渐将业务拓展至欧美市场；调整产品结构，专注于利润率较高的运动类产品；服务行业头部客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长期坚持技术研发。
值得一提的是，申洲国际独特的企业实力在于发展纵向一体化的业务模式，将所有生产工序，从面料织造、染色与后整理、印绣花、裁剪及缝纫集中在同一工业区内，有效提升工艺技术与制造水平，策略性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优质服务。
为了满足全球化市场的需求，自2013年起，申洲海外步伐不断加快，马建荣策略性地在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建厂。
他曾表示：我们去境外办厂，目的并不是要把落后的生产输送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去，而应该本着奥运精神，去做第一名，去带动当地的生产和消费，要将最先进的技术最漂亮的厂房建到这些国家，去帮助他们进步和发展。企业家需要具备这样的意识和远见去办厂，如果仅仅是为了贪图廉价的用工，我劝大家千万不要将工厂办到境外去。
2018年，中国服装纺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毛利润率15.1%，净利润率5.89%，而申洲的毛利润率31.6%，净利润率21.4%。都说富士康是世界上最牛的代工厂，但工业富联2018年的净利率只有4%。
对此，有媒体评价道：申洲国际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将看似简单、低端的服装代工，改造成了一个规范的、利润率更高的、有国际竞争力的生意。这家公司的发展史，也是中国纺织服装制造业穿越巅峰和低谷的过程。
如今，申洲国际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纵向一体化针织制造商，拥有从研发、设计、生产、物流及品牌的完整运营体系。
在2021年的一次论坛上，马建荣讲到：为什么我没有向多元化发展？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笨”、比较“土”，只会做纺织，如果我拥有很多能力的话我也会向多元化做。我的运气比较好，视野不是很开阔，只能做纺织。
纺织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爸爸从事了一辈子的纺织，我爸爸经常说，“做好纺织，衣食住行，衣放在第一位。”研究部门认为纺织是夕阳产业，是低门槛进入的行业，这是根本不了解纺织和服装。
在30年的纺织服装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核心事情是“拥抱创新，拥抱高科技”。如果今天去运动、去跑步、做瑜珈穿的衣服还是和30年前一样，那这个企业一定是死的。
服装要做到面料的功能化，操作的去指令化、高效化、数字化，这是我30年一点一点积累和坚持的。突破面料的功能化，研发出很多爆款，最好的一款一年销量1亿件以上，净利润25%。服装通过高效化、去指令化、数字化提升自动化水平，服装效率比同行高25%-30%，这才是企业常青的基因。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时，马建荣一连好几天焦虑得睡不着，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说：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两手都要硬，尤其，防疫是重中之重。申洲不仅是全体员工避风的港湾，更是每位员工的家。
在马建荣看来，申洲最大的资产是员工，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应该为员工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据媒体报道，每年，申洲投入改善员工生活环境的资金都高达数亿元。他曾说：我始终认为，一名员工如果能在一家公司里面做一辈子，这是老板最大的福气。
在申洲国际的总部大楼里，写了这样一句话：体面劳动，尊严生活。
c1.148 卖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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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地方，它被成为“中国的好莱坞“！
全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影视剧诞生于此！
它就是著名的“横店影视城“！
如今的”横店“凭借发达的影视业和旅游业已经成功跃居成为了全国500强企业！
但说起“横店“的老板，平常百姓却几乎没有几个人认识。
但在整个企业家圈子、甚至是整个商界，它的名字却十分具有威望，即便是中国首富马云这样的大人物都要冒雨为其撑伞！
他是谁呢？
他就是靠“收粪便“起家、3年赚取5倍利润、如今已经84岁高龄的”横店“创始人——徐文荣！
壹. 1935年徐文荣出生于浙江省东阳的一个小商贩家庭中。
徐文荣的父辈以上都是靠卖糖葫芦这样的小生意来糊口。也是因此，从小徐文荣就对做生意耳濡目染，十分感兴趣。
60年代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徐文荣看到的商机，因此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当时，安文山区的农民们正在发愁找不到种玉米的肥料，而恰恰徐文荣知道一种肥料，不仅肥力超过了尿素，而且还很容易找到，那就是“马桶砂“。
用俗话讲，“马桶砂“只不过就是粪便积在马桶壁上的固体晶状体。但利用此信息优势，徐文荣便找到了当地的公社称愿意用这种肥料来换取粮食。
通过与公社的多次协商和试用后，公社答应了徐文荣的请求。
于是，徐文荣便挨家挨户的去收取“马桶砂“，没多久后就收积了超过1500斤的”马桶砂“。
而利用这些“马桶砂“徐文荣最后也换来了1000多斤的玉米，除此以外更是净赚1200元！
但徐文荣并未将这些钱全部占为己有，而是拿了一部分分给了村里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
即便如此，徐文荣赚钱的事情仍然让很多心理不平衡的人抓住了把柄，举报了徐文荣。
因此，徐文荣也被安上了“投机倒把“的罪名。
但还是好在大多数受了恩惠的乡亲们相继出来替他求情，徐文荣才躲过了这次牢狱之灾。
经历过卖“马桶砂“这件事后，徐文荣也彻底长了教训，从此为人十分低调，再也没有干任何与生意上有关的事情，而是安安分分、踏踏实实的种地。
但也是经历过那件事情后，徐文荣在乡亲们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慢慢的徐文荣也被推举成为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1975年，经过组织决定把时任“横店”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徐文荣派到了“横店”一家濒临倒闭的螺丝厂任厂长一职。
而对于已经40岁的徐文荣来说，这次机会也算得上开启了他第一次创业的路程！
最终，与生俱来就有商业天赋的徐文荣确实也没让领导们失望。
一年下来，这家螺丝厂就从濒临倒闭变成了一家盈利的工厂，还赚了6.7万！
当时，眼看挣钱了，不少凑钱组建工厂的乡亲们就想把钱分了。但知道了此事的徐文荣却极力反对，他认为应该把这些钱继续投入进去，才能让工厂真正的走上正轨。
虽然因为这件事，徐文荣遭受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但徐文荣还是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为此，徐文荣还和大家打下了第二年翻一倍的包票！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徐文荣真的做到了！
第二年，工厂就赚了15万！第三年，更是赚了35万！而所有投资的乡亲们也因此都赚了好几倍的收益！
很快，徐文荣就成为了“横店”商界威望最高的人物，只要他指出的投资领域，所有乡亲们都会支持他。
也是因此，在徐文荣的带领下，生意越做越大，先后做起了废铅提炼、磁性材料等领域，继而将生意的版图扩张到了医药、汽车、草业等大领域！
据统计，在徐文荣的带领下，横店集团不断扩张，先先后后办过的企业超过了700多家。
到了80年代时，横店的经济急速飞涨，从当初的穷乡僻野变成了一个著名的“世界瓷都”和“江南药谷”！
贰. 而“横店”的影视产业发展要从1995年说起。
当时，著名导演谢晋准备拍摄一部香港回归献礼大片《鸦片战争》，但对于取景地，谢晋却一直都没找到满意的选择。
当谢晋到东阳看景时，也恰好认识了徐文荣。当时的徐文荣正在考虑发展横店的文化产业，因此对于这部电影也十分感兴趣。
为此，在酒桌上徐文荣便向谢晋自荐称：“别人用3年造的景，我用1年就可以给你造好。”
但当时谢晋认为这只是徐文荣酒后的胡话便没有放在心上，第二天便回了北京。谁知，最后徐文荣的助手却一路追回了北京，找到了谢晋谈合作事宜。
至此，谢晋才知道，原来徐文荣对这事是真有诚意，双方便签下了合同！
接下了单子以后，为了3个月内完成“南粤广州街”的建设，徐文荣展现了他超高的指挥能力和团队的执行能力。
接单后的第二天徐文荣就实地考察了地形，第三天就当即决定炸掉了三座山开始施工。
对此，徐文荣下了个死命令：“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下雨还是下雪都不能停工”。
也是因此，3个月后徐文荣成功交出了包括官府、民宅、当铺、赌馆、妓院、烟馆在内的160座建筑。
不仅如此，每一个建筑制作都十分用心，相当逼真！
为了达到做旧的效果，每一个材料都是四处去收集的老材料，甚至因为老砖瓦不够，去挖野坟。
这也是为什么《鸦片战争》播出后，“横店”会一炮而红的关键原因！
随后，准备拍《荆轲刺秦王》的陈凯歌拿着绘制好的秦王宫图纸找到了徐文荣，希望徐文荣建造一座仿真的秦王宫。
徐文荣二话没说，拿了1个亿，炸了5座山便开始建造秦王宫。
最终原本1年工期的秦王宫8个月时间就建成了！
据说陈凯歌第一次见到完工后的秦王宫便喜极而泣，和他预想的简直一模一样！
之后，“横店影视城”的发展越来越快速，相继建好了清明上河图、明清宫苑、香港街、江南水乡、华夏文化园等13个影视基地，一跃成为了中国最大，最完整的影视基地！
据说，为了建造这些影视基地，炸掉的山就超过了百座！
而随着“横店影视城”的发展，当地的影视业和旅游业也一跃而起，成为了“中国的好莱坞”！
叁. 据悉，到了2016年横店集团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600亿，但即便如此，徐文荣依旧保持了他做生意的一贯风格——“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993年股改中，徐文荣独创了社团经济模式，所有的资产都放在了社团名下，其个人不占任何一股。
也就是说，“横店”的所有收入徐文荣没有一分钱的分红，只靠领取工资生活。
至今为止，徐文荣从未公布过自己的资产，也拒绝所有的富豪榜排名。
2001年66岁的徐文荣正式宣布了从横店集团退休。
徐文荣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恢复圆明园的样貌，制造一个新的圆明园！他希望新的圆明园能让中国人不忘记历史屈辱的同时，见证中国传统文化曾今的辉煌！
退休后的徐文荣便把此事提上了日程，开启了自己第三次创业之旅！
但徐文荣的这次创业经历并未像想象中那么顺利，毕竟首先他已经离开了横店集团，其次他年龄比较大银行也不愿意给他贷款，甚至被举报非法用地。
但即便如此，徐文荣并未放弃心中的理想，最终经过10年的波折，终于于2017年成功实现了新圆明园的愿望！
肆. 可以说徐文荣的一生是传奇的，依靠白手起家他缔建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而在最成功之时却功成身退。
他改变了一个贫穷小山村的命运，让全世界人都认识了“横店”！
他的一生都秉持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商业法则，成功帮助家乡人民富裕了起来。
c7.177 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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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信息对称”到“价值对等”
在探讨商业未来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理清互联网的三个阶段：
1. 信息互联网（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2. 物体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
3. 价值互联网（区块链）
第一个阶段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再被区隔，把那些以特殊渠道获得信息并谋利的二道贩子淘汰掉了。
第二个阶段解决了物体不衔接的问题，物体由静止不动变成能和人类互动；产品型号和设计由一刀切变成了定制化、个性化。
第三个阶段解决了价值不对等的问题，分配方式不再依靠职位、年薪、奖金等，每个人创造的价值都能得到精准记录并随时兑现。
打一个具体的比方：
现在对于一个公司的员工来说，它的收入往往是这样产生的，除了约定的工资之外，公司再从利润里拿出一部分按照职位、贡献的不同，给每个人发一笔年终奖，这种分配方式是很粗放的，每个人最终能拿多少钱，一方面要看公司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还要看领导或老板对你的认可度。
但是这并不能真实而精确的反映你创造的价值，所谓价值互联网，就是让价值互相联通并自由流动，如果这里有人为性、行政性、第三方性的因素干扰或阻隔，都不足以称得上是价值互联。
而区块链的诞生，却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它的本质就是人类开创的一种精准记录价值的方式。既然是精准记录，就必须有一种更加客观记账方式。区块链既可以实现全民参与记账，还可以实现点对点直接记账，价值互联网正在诞生。
2. 从“买卖关系”到“服务关系”
再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
比如一家传统的菜场，上面有很多家菜贩子在卖土豆，他们的土豆都是从批发市场以2块钱/每斤的价格批发过来的。但是他们在这家菜场里卖的价格却不同，老实的人只敢卖2.3/每斤，胆大的人可以卖到卖3块钱/每斤。
戏剧性的是，老实人卖得便宜却不太会吆喝，胆大的人卖得贵却很会吆喝，所以胆大的人赚的钱更多。后来胆大的人还学会了如何包装和营销，所以赚的钱越来越多，后来干脆承包了菜场，脱离了菜贩子这个阶级。
阶级和贫富分化就是这样产生的。
未来的菜场是这样的：
所有的菜贩子依然会以2块钱/每斤的价格从批发市场进货，但是他们卖的时候价格是规定好的，比如就是2.5/每斤，但是每一个前来买菜的人，都是默认这个价格的，不会有讨价还价这个环节，而且他们的钱都是付给菜场的，拿了就走。
肯定有人要说，那菜贩子怎么赚钱？
菜贩子赚的钱只跟他卖的土豆的多少有关系，由菜场事后统一结算，每个菜贩子那里都有一个记账本，每一个菜贩子每做一次生意都会喊到：我又卖了三斤、我刚才卖了五斤等等。由于所有生意都被大家看在眼里，所有很难作弊，大家都会统一记账，然后即使你的账本丢了，别人那里也有你的账。
如果菜场想除去运营的费用之外，还想再多留点私房钱也是很难的，因为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账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赚了多少钱，隔壁老王赚了多少钱，多少钱应该交给菜场管理运营，这是一笔公开账目。
所以未来的一切生意都是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每一笔订单都是众目睽睽之下产生，你想坑蒙拐骗，门都没有。
这就是一种可以分布、各自记账的技术。
那么OK，这时肯定又有人说：有的菜贩子勤快，有的菜贩子懒惰；有的菜贩子聪明，有的菜贩子愚笨；难道我们不鼓励多劳多得吗？
当然是你卖的土豆越多、赚的钱就越多，每一个菜贩子都应该把自己的聪明勤劳放在吸引更多顾客上。当然传统的忽悠是肯定行不通了，因为太公开透明了。
这时传统竞争就会升级成一种服务竞争：
比如有的菜贩子会这样对买菜大妈说：你买了我的土豆，我会帮你把削干净。
其它菜贩子就不服了：你买了我的土豆，我不仅帮你把皮削干净，还帮把菜你送到家。
而真正聪明的菜贩子会这样干：
大妈，我这里不仅有土豆，还有牛肉，您可以再买一点做土豆炖牛肉，另外我还可以再送您两根葱，送给您一份菜谱，把菜都给您洗干净打包……
看明白了吧，这就是消费升级。
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正在从“买卖关系”升级成为“服务关系”，未来比拼的是你的深度服务能力。
产品的事交给厂家去完成，售后和客服也是另外一块单独的内容，商家要做的是产品的衍生，它决定着你吸引消费者的能力，也是商家最有价值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这种商业逻辑之下，就不存在暴富的方式和暴利的产品了。这才是在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具备的特征。
3. 你只管努力，上天会安排好一切
上述举例也可以引申出商业变革的基本逻辑：
传统商业是一环吃一环，在产品经过的各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会加价，然后再出货，这其实是一种单向的赚“差价”模式。你的上游环节究竟赚了你多少差价，你是不知道的，当然你也不知道你的下游环节究竟能赚它的下游环节多少钱，所以大家都是在互相保密。
显然，上下游环节是一种侵吞的关系，此消彼长，你赚的多我就赚的少，你赚的少我就赚的多，所以每个人都尽量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而未来，由于互联网的公共性和链接性，消费者有机会直接跟各种品牌方接触，于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能够直接付钱给品牌方（生产方），这就导致现金会不增不减地直接到了品牌方手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层层盘剥。
那么渠道方和服务方该怎么赚钱？品牌方拿到钱之后，再按照事先的协议把价值分配出去，（当然每个环节的价值回报是和其贡献作用直接对等的），于是大家以契约条款为约束，组成了一条新的价值链，然后井水不犯河水。
于是，你的回报是由你提供的价值决定的，你的服务能力越强大，能吸引的人就越多，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多。而且未来你能产生多少价值、能赚多少钱，都是公开、透明的，而不像以前被捂着，这就是点对点的价值链。
这冥冥之中也应了另外一句话：你只管努力，不求回报，上天会安排好一切的！
所以未来只有现金流，没有利润率。
4. 未来你靠什么而活？
未来的社会只有三种企业角色：
1. 负责国计民生的资源型企业（国企、央企）
2. 负责商品流通的平台型企业（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
3. 在各种细分领域里有独特产品或深度服务的小公司（价值主体）
除此之外，就是各种游离在各种平台上的个体，比如：网店主、自媒体、律师、设计师、会计师等等（价值个体）。
如果以上这些都没有你的位置，你就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定位了。
在社会不断向“平台+个体”的结构转变过程中，平台先淘汰掉了一部分人：各级经销商、中介、经纪人、销售等二道贩子等。
与此同时平台又需要很多新人：技术、美工、客服、采购、策划等运营人员。
每一个平台都需要一个规模化团队去运营。也就是说，虽然大量中间商不存在了，但是大量服务人员出现了。
比如由于产品越来越趋向定制化，所以大量产品设计师出现了，比如由于产品的后期服务越来越重要，所以大量售后人员和客服出现了。
平台的价值，就是通过运营能够精准地将接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接起来，你想要的那一个，就在这里。
于是定制化、个性化产品越来越多，并且都在千方百计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这就是点对点的服务。
而之前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无法直接对接的，所以只有让大量的中间商去充当，但是这些中间商只充当了信息桥梁作用，并没有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也就是说：原来的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反经济周期、低买高卖等差价思维，正在被一种创新、与众不同的创造性思维取代。
所以未来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成为一个价值放大者，即：你要使产品或服务流经你这里时能把它的价值放大，这样流体才有流经你这里的价值。而不是成为一个传统的阻隔，让人家必须从你这里流通，然后去收个买路钱。
在未来的价值链里，你要想获得价值，自己首先得有存在价值。
未来社会，产品、信息、货币、人群的流通会越来越快速，而中间所有的阻碍，也就是传统那些存在却不产生价值的节点，都会被冲击掉，比如那些加价的代理商、经销商、利用信息不对称赚钱的商家、囤货的投机者等等。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和动荡的世界；
没有一种商业模式是长存的；
没有一种竞争力是永恒的；
没有一种资产是稳固的。
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或者合伙人你有没有想过中国股权投资时代已经来临，正是中小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最佳时机！
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不仅企业的生命周期短，能做强做大的企业更是廖廖无几。企业做不长、做不大的根源当然很多，但核心根源却只有一个——企业的股权出了问题！
真格基金创始人提出：合伙人的重要性超过了商业模式和行业选择，比你是否处于风口上更重要。
企业的死亡不是死于外部的竞争，而是死于企业内耗。
c4.209 边缘…
需 2 分钟
无论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说到底，这是个英雄辈起的时代——
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离不开大时代。
在计划经济年代，各种人间喜剧，各种哭笑不得的事情，沐猴而冠，比比皆是。“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那个主观的时代，根本没法鉴定人才。而改革开放40年，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社会和时代这把巨大的筛子，终于筛出了人才，是米是糠还是沙子，一清二楚，各归其位。这是40年来，伟大的意义和价值。
比如说牟其中，比如说任正非，比如说柳传志，重庆力帆的尹明善，包括卖水的宗庆后。当时，他们都是边缘化的人，都是40年代生人，在当初的体制内不被认可、不被着意培养的人。这些不是主角，也不是核心人员，是说不行就不行的人，最后成了风云人物，搅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前进，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1. 任正非自己也承认，没想到会有今天。
他曾被当作废品，“处理”掉了：40多岁的人，被转业了。当时，邓小平百万大裁军，打仗的都精减编制，更不用说不能打仗的部队。任正非是工程兵，上不了战场，首先被裁了。那个年代，40多岁，人到中年，没有专业，也没有官衔，而且被下放，基本上是个废人。
任正非被下放到深圳，在人海茫茫的时候进了一个国企。在体制里面，任正非又不是主角，得去找饭吃，所以去做了生意，结果不懂生意，被人家骗了。最后体制也不要他，认为他是个废物，而且有原罪。
谁能想到，被连续踢了两脚的任正非，今天成为一个惊天地泣鬼神、改天换地的人物。虽然任正非本来就是筛子里面的吹尽黄沙始见金的金子，但他不知道自己潜力有这么大，他也不知道自己是金子。时代让他散发了光芒。
15年前，任正非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父亲母亲》。他讲到，自己浑身是病，能活多久都不知道，一辈子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但是最愧对的是自己的母亲。
当时，任正非陪着总书记到国外访问。突然传来消息，他母亲在昆明车祸。因为转机耽误了，等回来时，母亲已经离世，任正非悲天跄地嚎啕大哭，惊觉这一辈子，子欲养而亲不在。
非常感人泪下的一篇文章。当时给人的感觉是，任正非伤痕累累，能走多远，根本不清楚。没有想到，将近15年过去，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一个新的任正非出来了，将近80岁的人，还能带领三军，高喊口号，冲锋陷阵。不仅精神抖擞，而且新招频出，真是不可想象的潜力。
时代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一个人是米是沙还是糠，由不得自己鉴定，是命运来鉴定，时间来鉴定，时代来鉴定。三年五载看不清楚，十年八年甚至是借其一生，才分辨得清清楚楚。
2. 原来我跟宗庆后打过交道，他也是典型的边缘人物。
娃哈哈饮品最早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笑。1991年，娃哈哈第一次冒出来，那时最火的是广东的太阳神。我和太阳神的老板也打过交道。太阳神的饮料，是盖子一撕掉，打开就能喝了，很舒服很人性化的。当时的娃哈哈口服液，用的却是相当于早年穷困时在医院打青霉素的那种瓶子。医生先拿一个砂轮，把安瓿瓶前头划个圈子，然后啪地敲掉，再用针筒把青霉素吸出来打。
今天这已经成了历史，农村都不可能这样做了。那个时候娃哈哈的包装，就是这么干的，划一个圈，啪地敲碎，上面还犬牙交错，把嘴巴吃破都有可能，然后用吸管吸一口。
宗庆后37、38岁才开始进入江湖，是中国最早的知青，1978年才回城，顶替自己的母亲，在小学里面当老师。可到小学里面教书又不行，怎么办呢？正好这个时代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叫做学校的第三产业——生产自救。结果这一生产自救，没想到就做出了所谓的娃哈哈。
1992年我去杭州的时候，宗庆后接待我。当时我就发现，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非常有意思。宗庆后拿个支票跑到杭州宾馆，所有活动都自己安排。他不相信别人，不假以他人之手，严谨缜密，一丝不苟，甚至略有点抠。这可能和他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
但就这么一个人，最后做成了整个中国最大的饮料大王和水王，曾经是中国的首富。
3. 柳传志本身也是个边缘化的人物。当年柳传志虽然混到中科院，但是他搞科研并不出众，不见容于中科院。因为当时整个政策口子开了，柳传志就去干了没人干的“倒买倒卖”，也就是所谓的经商。那个年代，搞经营的，都是属于大家讲的街头混混，做不了业务的人才搞经营，中科院更是这样。后来倪光南作为联想的首席科学家，跟柳传志发生巨大的争论。
因为倪光南是天之骄子，他认为自己是首席科学家，应该科学家说了算。但没想到倪光南遇到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并不是科学家说了算，是商人说了算的新时代。而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讲，倪光南只是他的一个大将。最后的结果也以倪光南的败北，而宣布了这场争论的结束。这里面并不是谁好谁不好的问题。在那么一种时代里，所遵循的，就是这么个规则。
4. 更典型的就是尹明善。2001年我们第一次见面，距离现在将近二十年。他当时58岁，刚开始创业，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尹明善的人生经历，我非常了解。这个人天资聪明，中学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当年反右都是大学生，哪有中学生？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中学生能打成右派，说明这个人当时特立独行到什么程度？他17岁被打成右派，放逐了将近20年，生活在苦难当中。
1978年才给他改正，改成一个高中生。那时候大学生改正都不一定有好工作，尹明善改正以后还算不错，去了一个出版社。在打杂的过程中，以他的眼光看来，他发现这个国有企业的体制根本不行。由于尹明善是个边缘人，人家没在意他。最后不甘寂寞的尹明善，自己把书拿来倒卖，慢慢地成为了重庆市第一代市场化的书商，通过倒书，完成了原始积累。
那个时候，重庆是一个机械制造业和军工制造业的重镇。当时大量引进日本的铃木摩托这些东西。尹明善就发现，摩托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把五金组合起来，最关键是发动机。谁能够把摩托发动机把握住，谁就掌握了核心技术。
这个人就敢想敢干，居然就成立了重庆，也是中国第一个摩托车发动机研究所。鼓捣了几年，尹明善真是把发动机给做出来了！没想到尹明善这个人，从60岁开始起航，后来用了20年时间，做出来所有人根本都想象不到的事情。
第一个是摩托车研究所，第二个就是生产摩托车。尹明善的摩托车，一度在越南、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大行其道。但现在我再去东南亚的时候已经踪影全无了，还是日本的本田和铃木摩托车。为什么？就是中国人聪明归聪明，但很难做到持久。
尹明善这个人太聪明了，他做摩托车，刚刚站稳脚跟，就做汽车去了。汽车还没做好，他又收购足球队去了。足球队还没整完，他又做酒去了。后来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跟我谈准备在香港上市。在跟证券公司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在旁边偷师学艺，发现证券公司原来这么简单，而且还收他将近五六千万的中介费，还不如自己来。他就把证券公司一脚踢掉，自己做了证券公司。
这个人太聪明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做什么，基本上都能成，最后就形成了一种不相关的多元化，看见什么做什么。有一次我在中央台的《对话》见到他。在上台之前，我们一起聊天。他口袋里面揣了三个手机，三个手机来回接。尹明善有一米九，像一个仙鹤一样。我当时给他开玩笑，说：“尹老板，我真担心你哪一天脖子会折断的，太累了。你现在还算好，现在67、68还精力旺盛，到了77、78怎么办？”他笑了笑，说：“我有精力，这个问题不用担心。”但就这么一个人，很遗憾，他儿子在重庆市是很有名的一个太子爷，酷爱名车，前20年重庆最好的法拉利、布加迪威龙，像收藏玩具一样。前些年开party也是出了名的，美酒美人，香车宝马一应俱全。到今天尹明善身体不行了，准备交班的时候，孩子根本接不了。所以今天他的企业能不能够继承下去，真的是一个打问号的事情了。但即使这样，也能说明这是一个传奇人物。原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不为社会所称道，最后展现出了巨大的才能和能力。时势造英雄，这个时代给他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机会。
‘5. 曾经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叫科斯，在90多岁高龄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变革中国》。分析研究中国这几十年，他得出的结论叫边缘突破。
整个中国，从个人也罢，从区域也罢，从行业也罢，从阶层也罢，甚至从国家也罢，所有的突破，都是在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在最边缘的部分，实现突破。农村是统治最薄弱的，所以产生了农村大包干和改革。民营经济、个体户是统治最薄弱的，最后它填补了经济以后，就长成了国家经济的主力军。
人也是这样的，这批人就是属于边缘突破最典型的例子。在传统的体制下，在传统的时代里，他们都是边缘人，都被看作废物，是被废弃掉的。最后，在市场经济这么一个大时代中，他们从不相信神仙和皇帝，只信仰自己改变自己命运。
他们都有一种草根的力量，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先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然后改变了家庭的命运，改变了他们周边的朋友和员工的命运，最后他们改变了时代的命运。
6. 我一直是一个极为坚决的市场派，跟我所看到的这些事情、这些人有巨大关系。
除了这一代以外，第二代就不用说了。60后到70后，互联网时代出现的这批人，像雷军也罢，还有像李彦宏也罢，特别像马云这样的人，也是一个风云人物。但是，他们是在环境相对稳定时，开始进入丛林并风生水起的。比起老一代的披荆斩棘，他们的传奇更多在于对未知的探索，而不是与命运的抗争。
不过，红军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传奇，八路军也有八路军的传奇，《亮剑》里面也有李云龙这种英雄人物。
第三代，是现在的80后、90后。我接触到的这些年轻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富二代。一类就是小镇青年。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这一茬人，我接触得比较多。非常遗憾，这帮孩子，往往成了迷惘的一代。
因为父母有了钱，或者建了厂，或者开了公司，都有巨大的遗产，都希望基业常青，希望孩子来接手接班。但是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是个山西的煤老板，那孩子怎么可能去接煤呢？现在去广东，有很多做陶瓷、做家具的老板跟我诉苦，他的孩子根本不愿意接这个班，觉得太苦太累。他们有的想搞艺术，有的想当明星，有的想搞时尚，有的甚至是想开蛋糕店、开咖啡店，就这些东西。
你很难说他对还是不对。但这个群体最大的一个现象是，普遍处于一种娇弱、焦虑、迷失方向的状态。
最近我去日本比较多，他们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愿结婚，更别提生孩子。日本人告诉我，不愿意结婚的人，已经占了将近三分之一；不生孩子一族，占了一半。所以现在日本人口锐减。“生两个政府养，生三个政府奖”，这些政策，日本政府全出来了！
可能这是社会过度成熟的后果。今天中国也面临这种问题。“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中国告别了几千年的饥饿，相当一批人开始吃饱了，也处于一种迷茫状态，搞不清楚明天向何处去。
7. 中国有句古话，非常精彩。“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管子说的。但中国还有另一句话，“饱暖思淫欲，家贫起盗心”。这就是这个时代非常值得人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你很难用好和坏来说它。
但是，中国还有一批乡村的孩子，小镇的孩子，希望能在北上广深站住脚跟，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父辈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余荫。这批人有豪情，有改变命运的动力。就像刘强东，虽然最后摔了些跤，可能会影响他的大事业。但最终平心而论，一个苏北的孩子，什么都没有，就是为了改变命运，没想到蹦这么高。这种乡村的孩子，依然不可小看。
改变命运，就相当于一个饥饿的野兽在后面追着你。光脚的孩子，跑得最快。这批没伞的人，以后将会冒出很多像马云这样的人物出来。我非常看好这批人，寄希望于这批人。
无论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说到底，这是个英雄辈起的时代。
c1.147 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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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的本质是资源优化配置，是体制机制的创新，重组的奥义在于“随心所欲不逾矩”，在于“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企业家而言，掌握了这个工具，就多了一种运筹财富，摆脱危机的本事；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掌握了这个工具，就多了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01.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重组”二字真是奇妙。“千里为重”，意指空间的转换和历史的邃远；“组”，“糸”旁指“丝绳”，“且”部为“加力”，寓意抓住主干，理清乱麻。两个字组合起来，就是站在历史和战略的高度，发挥聪明才智，抓住问题主线，对事物构成要素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形成最优解决方案。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写到：“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其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站在这样的哲学高度理解重组，就是通过改变事物的联系方式和运作条件，使其内部结构优化，进而使运动的方式、运动的轨迹朝着理想的方向和预期的目标转化。
无论是词源学考证，还是哲学辩证思考，都告诉我们，重组是一个广泛适用的概念，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可以重组的。
深化改革需要重组。
所谓改革，就抓住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牛鼻子”，通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方式来提升综合效率。实际上，改革就是重组，重组也是一种改革，改革与重组异曲同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个概念。
我们处在一个深刻转型的时代，原有体制弊端尚未根除，新生市场机制有待发育，如何破解长周期、大面积、反复出现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如何依托现有条件，着力解决现实的问题，实现预期目标？
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重组的思维和办法，通过边界条件的调整变化，使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支“看的见的手”协调配合、相得益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离不开重组。
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本质上都是通过经济要素、创新驱动、资产结构、股权结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经营运作，促进资源配置最优化和整体功能最大化。这里面包含诸多重组操作，包括资产重组、组织重组、管理重组、资源重组、要素重组、权利重组等等。其目的，都是通过重组达到“1+1>2”或“5-2>3”的效果。
可以说，人类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都会涉及到重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不可以重组。
重组的道路千万条，重组的方式千万种，但困难面前，如何抽丝剥茧、条分缕析，迅速找到最合适的重组路径，从而实现问题的解决、发展的突破呢？这就需要把握重组的一般规律，明白重组的目的、条件、方法和注意事项。
02. 重组的五种目的
一个企业负责人或者政府官员日常需要处理的事项中，绝大部分用常规方法就可以处理，不需要重组。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想重组，为了重组而重组，那是自寻烦恼。重组历来是问题导向的，是有明确目的的。一般在五种情况下，要启动重组思维：
一是实现超常规发展，需要重组思维。
企业要想迅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获取战略机会，地方要想加快发展、弯道超车，一般的方法往往是不行的，这时候需要转换思路，考虑重组的方法来推动。
二是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要有创新的重组思维。
一些问题由来已久，长周期存在，你的前任、前任的前任都没有解决，一定是在传统的坐标体系内无解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用重组的办法解决它。
三是解决广泛存在的问题，要有独特的重组思维。
因为既然是一个普遍问题，甲想解决，乙也想解决，大家都想解决，但又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就说明常规的办法解决不了，应该创新重组。
四是遇上爆发性、危机性、冲撞性的尖锐问题时，也需要重组思维。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新时期、新形势、新条件下谋求新的突破，延续并不断增强竞争力，就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尤其是金融危机之时，常规的办法一般不大管用，必须用重组来摆脱危机，用重组来抓住机遇。
五是全球化背景下优化资源配置，需要有重组的思维。
经济全球化使资源配置的范围超越了国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要素的最佳组合和资源的最优利用。一个地方要想分享全球化红利，就必须运用重组的思维，在全球化范围内对资源要素进行优化配置，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化发展。
以上是从方法角度讲了五种抽象的归纳，具体到了你生活、工作中你稍微想象一下，哪些是属于这一类，哪些是属于那一类，总之跟这五类有关的有时间的、历史的、空间的、广泛的方面，有突发的、超常规的，有整个国家边界条件变化了、开放了，这时候你都需要有重组的思维，想清楚怎么解决问题。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关于重组绝不是抽象的无事找事，为重组而重组，一定是问题导向的，围绕着解决某个问题而去重组，而问题有五种性质，这五种性质问题碰上了你就要启动重组的思维。
03. 推进重组的五种方法
遇上了上述五种问题你怎么去解决呢？重组的手段、方法，从哲学意义上或者方法论意义上有哪几类方法呢？大体有五种：
第一个边界条件法。
调整边界，调整你工作的环境、边界。毛主席说过，事物一切都是矛盾的一种运动，任何一种矛盾有内因和外因。内因起主要作用，外因起转化的作用。一切的矛盾都因为外因条件的变化带动了内因的调整，内因随着外因而变化，最后使矛盾这种运动转为那种运动，这就是事物运动的基本规则。
在这个意义上，你这个公司也罢，单位也罢，你要解决的某个事项也罢，它在某种边界条件下它是这么样的运动。当你把边界条件一改变，那么很重要的经济结构也好，企业运行状态也好，都会变化。
我们现在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当你把供给侧的边界条件、供给条件调整变化了，经济运营的质量、效益和结构也会变化。
比如说“三去一降一补”里面有一个“降”，降什么？降成本，降成本降哪个成本？降物流成本、税费成本、融资利息成本、劳动力供应的成本，还有降各种资源要素的成本。当你把这五种成本都降低了，那整个经济结构就会变，运行质量和效益都会提高。
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运行的，调整边界条件往往能改变企业的运营环境，实现优劣的转化。
比如，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冗余人员多，负债率高、社会负担重等问题，一个企业可能有90%以上的负债率，50%以上的冗员，还承担着各种社会负担，这样的企业老总肯定不好当。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企业发展边界的调整，通过实行下岗再就业，消除企业冗员、剥离企业债务等方式、使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实际上，国企边界调整后，许多优秀企业就脱颖而出了。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
即在市场情况下，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各种要素的利用效率，取得更大的收益。包括企业上市，垃圾股重组，各种大小集团合并强强联合，或者优势企业与弱势企业的合并，这不是为合并而合并，而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资源优化重组，很重要的是要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参与配置资源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好处，实现多赢。
第三，利益分配法。
简单的讲，就是切蛋糕的方法，通过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比例来进行重组，提高效率。利益蛋糕本来是这么分配的，现在为了局面和新目的，把这个蛋糕重新划分后形成分配格局，从而实现资源重新整合，化解一定的矛盾，解决一定的问题。
第四，机制变革法。
就是对企业内部或者系统内部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组不仅仅需要外部条件的改变，同样需要内部体制机制的优化。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事业单位改制等都属于这一类重组。
第五，管理措施调整法。
比如对不适应工作要求的管理层进行调整，启用懂市场、会管理、善经营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对管理方法进行更新，或者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企业高效规范运营。
在经济领域有一系列体现上述重组方法的案例场景，比如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即对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及其资源进行重组整合，表现为产业链条上的纵向合并或并购。
又比如企业业务流程的水平整合，也就是将企业的研发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加工，物流配送的某一个环节外包出去，搞“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搞软件开发和外包服务等等。都表现为企业的横向合作或并购，现在惠普，IBM等跨国巨头，都是自己控制研发设计、营销网络等核心环节，把零部件加工、物流、结算环节外包给各种代工企业、物流企业和财务公司，自己的业务不到30%。
再比如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之间的整合重组。包括上市融资、股权转让、招商引资、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权投资等等，主要体现为资本结构的变化。企业债务重组也属于这种范畴。
再比如组织结构的调整重组。包括管理链的整合重组，如精简管理环节以提高管理效率，包括管理层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更换，乃至整个领导管理团队的更换。
还有依托信息化的产业链重组，比如，我国正在推进的“互联网+”行动，通过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来创造新的发展生态。比如，“德国工业4.0”，借助先进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管理等关键环节渗透应用，加快推进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延伸。这些业务流程再造和产业链优化升级，实质上也是重组。
以上说的是重组的五种方法和一些应用场景，下面介绍一个具体的案例，京东方重庆液晶面板的项目。
2014年的时候，当时我考虑到重庆有6000万台电脑，还有2亿台手机，消耗大量的液晶面板，但是这个液晶面板重庆一平方米也不生产，液晶面板跟集成电路一样是高科技核心产业。我们中国在2014、2015年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2000多亿美元，每年进口的液晶面板1700亿美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搞好这个项目，对重庆、对整个国家都是有战略意义的。
当时，中国最好的液晶面板企业就是北京京东方，我跟王东升2014年9月晚上通了一个电话，我说你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液晶面板企业，你这10年艰苦奋斗形成了上万个专利，在世界前10位的液晶面板企业你已经排在第四、第五位了（2014年），现在他已经到了第二、第三位了。我说你有技术，我这儿有市场，我们合作是资源优化配置，你到我这儿来生产液晶面板100%就在重庆销掉了，运都不要运。
他说，你有市场，我有技术，也能生产出来，但是一个项目要340亿的投资，我现在这个公司筹不起这个钱。
我说你是个上市公司，你这个钱我们可以向重庆企业定向增发的方式来解决。由市场化方式来解决资金，当时他的股价是2块多一股，我说你增发100亿股，由重庆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出200亿予以购买。你拿到了200多亿后，再从银行这边贷款140多亿就形成340亿，这个项目资金就有了。所以我们这么商量完以后，三个月内把这个资金都解决了。
2014年底就开工，到了2016年竣工。340亿的钱一年多时间就把它竣工了，然后投产。这个企业厂房是1平方公里，施工的场景是非常壮观。这个项目竣工后能够带动几百亿的产值，也有几十亿的利润。它还会推动上游，液晶面板贴在玻璃上，玻璃也要生产，上游产业可带动上百亿，下游方面，一块面板出来了就是一个电视机70%的价值，稍微配套一下就是上百万台电视机的显示器终端等消费品出来了。所以他形成一个产业链，一个项目可以带动六七百亿。这个项目显然是成功的。
2016年初，领导人去视察重庆的时候看了这个项目，表扬这个项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典型案例。
我讲这个案例里面使用重组的方法，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实现了招商引资，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一个地方一个产业链集群的诞生。
这里讲了三种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
你有技术，我有市场这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
资金不足，我这边出钱，但是用了你的上市公司资源定向增发，一旦增发完毕以后，重庆这个项目是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政府那些企业只不过是买了100亿股，，买了200亿股的股票，这是又一种资源配置。
这200亿股票过了两年、三年全流通可以退出，退出时京东方的股价提高了，企业收回了本金还能赚一百多亿元，市政府决定拿赚来的钱又跟京东方搞一个柔性液晶面板的项目，这个项目要460亿。这个项目就不搞定向增发了，因为把这赚来的一百多亿元和京东方作为投入共同出资300亿，总投资额460亿，最近开工了。这是第三个资源优化配置。
我讲这段话意思，现代招商引资也好，收购兼并也好，或者产业结构调整也好，要有重组的思维，要有资源配置的思维，要站在顶层进行设计。设计了让对方、合作方和自己能够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家大欢喜，这个时候与其说招他的商，也可以说他在利用你的条件，大家互相合作，合作两赢。
04. 重组的五个注意事项
不管遇到哪种情况，也不管用什么方法进行重组，都要把握五个要点：
其一，不能把重组搞成群众运动。
一定要明白，重组是领导者的事情，不是群众运动。重组是有一定权利、资源、资金、实力的领导人之间相互默契的行动。你的企业去收购另一个企业，一定是你这个企业的领导跟那个企业领导讨论，资源优化配置一定是有权利的人做的决策。
其二，重组要讲时机、讲机遇。
可能这个时点重组能够成功，而且成本低。那个时点重组虽然也能成功，但是成本可能提高一倍。再换一个时点重组，同样的方法，没准就失败了。所以要择机而行，果断处置。
其三，重组一定要尽可能照应方方面面的利益，重组的各方应该是多赢的。
在讨论ST重组时，我谈过一个“四边形法则”。
简单讲，ST企业的重组一定涉及四类主体：一是把企业搞的一塌糊涂的原大股东；二是新的战略投资者、新的大股东，或者说战略重组方；三是散户股民；四是ST公司的债权人。
这四个方面要利益互补，四方共赢。不能把全部坏账叫战略投资者背，否则人家就不愿重组了；不能赖账，让银行消化，那银行不会干；也不能欺负股民，影响社会稳定。当然也不能让原来的大股东净身出户，股权受冲击。这里面，有各个方面积极性的调动问题，要义在以“多赢”为行为准则。
其四，重组必须是在阳光下作业，合乎法律，合乎市场规则，合乎社会公共利益，
否则变成几个有权利的人搞阴谋诡计，然后赚了一把钱，把社会给坑了，利己害人，这是行不通的。
其五，重组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你有三元钱的资本，可以杠杆三倍做九到十元钱的重组，但若拿出全部老本，1：10的高杠杆、高负债去做一件事，就得不偿失了。很容易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把你拖到另一个问题中去。甚至陷入到意想不到的债务危机中，这个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应该冷静再冷静，审时度势。
05. 重组者需要具备五个方面的素质
如何熟练掌握并运用这个重组法则呢？
我的体会，一个好的重组推动者，要有五个方面的素质：
一是善于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
一个好的重组者，一定要有较为全面的知识素养，知晓我们身处这个世界各种现象内在的逻辑关系。还要受过案例的训练，而不是死记硬背，重组是不能有框框的，根据遇到的问题来想措施，想方法，想哪个方法最好，想有没有后遗症。如果有后遗症，用什么措施来预防？有时很可能和其他案例异曲同工，但是正如苏格拉底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二是善于化繁为简。
古人说：“大道至简”。把复杂的问题切割成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一个个地解决，解决以后，叠加起来又互为前提。最后，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但是简单化并不是去违反游戏规则。比如我们谈到银行重组的案例，如果把银行资本金充足问题跟不良资产问题搅在一起，把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搅在一起，就会理不清，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因为不良资产不处理，资本金算不清，战略投资者也不会来。
但如果资本金不到位去处理不良资产也很难，因为资本金到位后，银行存贷规模可以扩大，100亿做成200亿，同样30亿不良资产在100亿里占30%，在200亿里占15%，银行的信用状况就出现了优化。所以资本金充足是使银行可以合规合法做大做强的基础，但不良债务的处理又是资本金补充，吸引战略投资者的前提和条件。
由此看，重组要善于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几个简单问题，这几个简单问题是一个不能分割、互为前提的整体，每个简单问题都要用有力的措施去实施到位，最后组装起来，就把复杂的问题解决了。有些重组不成功，往往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或者把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三是运用国家各类政策。
重组必须善于把国家各类政策、各类金融工具用足、用好、用活。也就是说，必须把国家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根据实际情况用到恰到好处。
这些游戏规则就像万花筒。这个案例这样转，那个案例那样转，每转一次就是一个不同的图案。其实，原理差不多，区别在组合的方法不同。
比如股权分置改革，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政策有十几条，实际操作中，我们不能把股改跟这十几条政策完全脱开，就股改论股改，那是不容易的。反之，如果股改前后国家许可的资本市场各种制度，方法和工具弄清楚，想想当时当刻的股改状况，再提出合理的操作方案，就会使股改得到三个好的预期：
一是股改后上市公司的发展肯定要好于股改前。
二是股改后的总市值绝不会低于股改前的总市值。
三是企业业务、管理更有前景。
如果股改方案给人的感觉是有这三个好的预期，那就是成功的。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和股改方案中各种政策工具是否用足、用好有关。
四是善于用身边的条件、资源。
重组要从身边做起。任何一种重组，都是基于问题的解决，困难的解决。你的身边往往就有现存的各种资源、信息和关键因素。就看你是不是慧眼独具，能否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进而通过事物发展边界条件的调整，抓住关键环节，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用最大化。
重组这件事，不靠天、不靠地、不靠外力、不靠运气，靠的是管理者系统的思维、正确的判断、有效的决策，因为重组的资源要素就在管理者身边。
五是善于在重组中把握底线思维不留后遗症。
要防止在重组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引发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要防止在重组中把现在的问题推向未来，现在的问题好像解决了，却又引发了未来的另一种性质的更严重的危机；要防止在重组中以邻为壑的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别人。
例如，2000年美国为解决房地产不景气的问题，把房地产中的问题贷款重组成次级债，引发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而后，为解决金融危机问题，大量的财政透支又引发了2010年美国政府债务危机，这些都是反面教材。
总之，用重组、整合的心态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碰到难题、解决难题后，你常常就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重组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已经把中央许可的政策、法律限制的问题、手中可以操作的杠杆资源、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条件，都放在脑子里形成一个框，在这个框里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任意地组合，但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到了这一步，组合出来的方案，就能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和认同。
以上就是我的重组心得，概括起来一句话，重组的本质是资源优化配置，是体制机制的创新，重组的奥义在于“随心所欲不逾矩”，在于“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企业家而言，掌握了这个工具，就多了一种运筹财富，摆脱危机的本事；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掌握了这个工具，就多了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c5.186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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