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 与 和以…
“一带一路”城市合作发展研究
在许多人眼里，以色列是一个神奇的国度。犹太民族数千年历尽苦难，却不失辉煌。《圣经》中言，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是上帝对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是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夏秋季节，人们可以在树阴下伸手采摘、享用无花果和葡萄，尤如神仙般的日子。其实，与地球上任何地方相比，以色列的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都极为恶劣。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流着血和汗的地方。
历史上三次大流散，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先后被毁，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耶路撒冷几无犹太人存在。以色列建国后，多少次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战争让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仅仅在政治上，宗教纷争也让人们饱受困苦和战乱风险。自然环境呢，从北到南，地图距离430多千米的狭长地带，美丽的红、褐、黑、黄、白五色土壤绝大部分是丘陵和沙漠，寸草不生。为了改变贫迹荒凉的面貌，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卸任后就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南部沙漠地区，带头植树造林。历届政府从此耕耘不息。如果你从飞机上在以色列上空俯视，下面形成了一条绿色长廊。科学种植让以色列人在南部阿惹沃沙漠地区奇迹般地开辟出了约120平方公里的连片大棚区，冬天可定品种、定量向北欧诸国供应相当规模的新鲜果蔬。我曾数次应佩雷斯总统之邀前往参访并一起栽树种花。
科创兴国是以色列发达的主要成功秘笈。众所周知，犹太人荣获各类诺贝尔奖项独冠全球，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可谁又能知晓个中的艰辛，许多教授和科研人员的办公室非常简陋。我曾拜访过一位海法大学教授，他和团队的许多人竟是在走廊上办公，一待就是十几年。一位朋友曾对我说，中国有众多的光荣历史可以庆祝，而以色列却没有多少这方面的资源和机会。为了生存，为了强大，只有读书，再读书。对以色列人来说，知识就是生命，科创就是力量。享誉全球的滴灌技术、海水淡化技术、太阳能利用技术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变环境压力为动力，并进而升华的成果和收获。在2005年以色列召开的一次亚洲发展论坛上，时任工贸部长后来成为总理的奥尔默特告诉我，世界500强企业多数在以色列设有研发机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所有名牌手机至少都有一两个零部件系以色列开发。概括起来，以色列重视科创有以下几点值得借鉴: ①从学校到社会，从儿童到老人，人均读书量全球最高；②高校研发理论紧密联系实际，专利成果引领全球；③有完善的首席科学家制度专司科创。24家孵化器遍布全国各地；④产品创新启动资金安排明确，申请人需通过严格审查，视情获得2至6万美元不等。这笔费用早年由政府承担，后来逐步过渡到企业支持。发明成功后归还本金，不用付利息，政府概不提取任何新产品产生的利润。若新产品创业失败，则启动费用一笔勾销。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两国都曾遭遇外部列强欺凌，两国人民相互同情、相互爱慕、患难与共由来已久。早在中国宋朝年间，就有不少犹太人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而且很快融入当地社会。其中一些犹太后裔，甚至还通过科举考试，成功地入仕为官。近代犹太人第一次大规模来到中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万犹太人不堪沙皇迫害，从西伯利亚辗转来到中国。他们在哈尔滨、天津等地兴企业、开银行、办医院，颇受当地中国民众欢迎。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由于希特勒的反犹政策，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大施屠杀暴行，遇难者达600万之众。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先生及其助手夜以继日，冒着政治和生命危险为三万多犹太人签发了宝贵的 “生命签证” 。有了签证，犹太人就可以离开集中营转赴异国他乡，其中约有两万五千人左右来到中国上海。当时的中国正遭受日本法西斯蹂躏，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安置了相同处境的犹太人。时至今日，他们的后人对中国常怀感恩之情。2005年，以色列政府追认何凤山先生为国际主义义士并为其立碑纪念。来到中国的犹太人虽多为经商者，但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罗森特医生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是一名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00天，以色列政府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于当时的地缘政治考量，两国未能马上建交，直到1992年，两国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无论建交与否，两国人民的友谊和认知都未受地缘政治太大的影响。1958年，本·古里安总理就曾告诫西蒙·佩雷斯等青年政治家，他预言50年之后，中国必成世界性强国。勉励青年人要关注中国、重视中国。旅居中国的犹太人后裔欧慕然先生(曾任以色列驻华使馆农业公参) 对我说，他和许多人都是受两种文化熏陶的人，犹太文化让他们明确人生方向，中华文化教他们懂得为人之道。中以两国人民的认同足见一斑。
两国建交后，中以关系不断升温。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家副主席王歧山等多位领导人先后访以，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总理内塔尼亚胡、议长埃德尔斯坦等来华访问。高访引领中以关系稳定前行。2014年，中以双方签署了《关于成立中以创新合作委员会的备忘录》,2018年10月，王岐山副主席和内塔尼亚胡总理在联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共同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1)》。中以之间形成的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将成为双方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进行合作的开拓之举。
中以两国经济优势互补性很强。目前，中国是以色列在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仅次于美国和欧盟) 贸易伙伴。以色列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经贸合作伙伴之一。两国贸易已从建交初的不足5000万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39.2亿美元。中以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广受欢迎，亮点纷呈。中方已连续五年在以色列举办 “欢乐春节”活动。2005年以色列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后，圣城耶路撒冷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中以之间留学生一年比一年增多，友城合作也有声有色。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犹太人来华的又一次热潮，那么 “一带一路” 倡议更是为两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两个古老文明正在谱写新的时代合作进行曲。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推进，进一步了解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眼前这部关于以色列国情研究的作品，正是我们了解以色列的一扇窗口。和其他学术作品相比，这本著作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较为突出的跨学科研究特色，本书撰稿人分别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具有不同的研究专长和知识背景。全书以当代以色列作为主线，从经济、政治、宗教、人口、外交和安全等不同角度切入，使我们对以色列国情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二是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特征。本书虽然是一部关于以色列国情研究的作品，但主编和作者们并未停留于简单的情况介绍，而是在与以色列相关的一些重要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比如，在巴以冲突、中东变局、境外犹太人、科技创新、以色列反恐战略、中以关系、科技创新合作等重要议题上，本书都设有专门章节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述。
在我担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期间，王震博士曾于2005–2006年在特垃维夫大学东亚系访学，跟随谢爱伦(Aron Shai) 教授从事中以关系等领域的研究。那时他还是一位刚出校门不久的小伙子，如今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研骨干。这本著作是王震博士近年来主持的一项课题的结项成果，也是一项集体智慧的结晶。他邀请我为这部新著作序，我愿借此机会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希望王震博士和他的团队能有更多新的成果展现给读者，也希望未来中以两国之间的关系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一本拥有1817个预言的书
《圣经》是一本关于救恩的启示，其中出现了很多预言，有关城市、国家和人类历史的预言，但最重要的是有关耶稣基督生平和再来的预言（参考《约翰福音》5:39、46；《路加福音》24:44）。
预言具体、清晰、明了，丝毫不含糊其辞。这些预言与根据自然现象规律进行的科学性预测完全不同。
根据潘巴顿所著的《圣经预言百科全书》记载，《圣经》中的预言共1817个，其中旧约圣经中有1239个预言，新约圣经有578个语言，它们包含在8352个句子中。这些预言占圣经内容的27%，它们没有任何误差，都一一地应验了。
《圣经》是一本特别精准的预言书，世上的任何预言书都无法与之相比。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旧约圣经里就已经记载了大量有关他即将要到来的内容。耶稣基督降世的7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正确地预言了弥赛亚将通过童女诞生（赛7:14），以及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将要背十字架（赛53章）。耶稣降世的1500年前左右，《创世记》3章15节里预示了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意思是没有接续男人的血统，藉着童女的身体降世。
【关于以色列的预言】
约2700年前，对于犹太人将会漂流于世界各地以及终将回归，以赛亚发出了惊人的预言。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赛60:8）这里的代名词“谁”指的是犹太人。《圣经》里预言说他们将“飞来”，照预言所说，1950年9月身居也门的5万名犹太人乘坐飞机返回，1951年7月身处伊拉克的122000名犹太人也乘飞机返回。
1903年，美国的奥维尔（莱特兄弟中的弟弟）乘坐自制的飞机在基蒂霍克花十二秒的时间成功飞行了36米，这是人类第一次借助动力成功起飞。可是2700年前，《圣经》中就已经预言说将会有很多以色列人飞回自己的故乡。以色列三面为敌，一面潮海，如果要从海外回到以色列，只能依靠飞行工具。惊奇的是，1948年，以色列子孙乘坐740架飞机从海外飞回了自己的故土。2700年前还没有“飞机”这个名词，故此形容为“如鸽子向窗户飞回”。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在位期间是英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是国际化殖民地竞争进入白热化的时代，是革命与战争的漩涡席卷全球的时期。历史上，使大英帝国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人也是维多利亚女王。
大英帝国的首相中最有才能、最严谨的是本杰明·迪斯雷利首相，他拥有他着犹太血统。正因为他，当时英国才拥有了安定的政治环境。一天，女王对他说：“迪斯雷利，你能拿出神活着的证据吗？”迪斯雷利回答说：“女王陛下，只要看看犹太人人的历史就足够了。”
犹太人在帝国主义与天主教的迫害下顽强地存活下来，在浪迹天涯的命运中向世界人民展现着坚韧的生命力！这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犹太民族精神！犹太人的存活与回归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样的奇迹如果没有《圣经》作为依据，是解释不清楚的。
【对末世的预言】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生活的世代就是末世，并且预言末世要发生很多事情。这些预言无人能否认，如今都一一地成就在我们眼前。
《圣经》中预言，末世时到处有地震、饥荒与瘟疫，福音会传到地极，犹太人的圣殿会被重建，因着可怕的核战争会有很多人凄惨地死去（亚14:12）。在以往任何一个世代，《圣经》中的预言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应验过。
【核危机】
虽然现在全世界都在严禁核扩散，但还是存在着非常严峻的核危机。1945年8月，世界首枚原子弹投到了日本的广岛与长崎，B-29号在广岛上空9600米处投下了原子弹，一道刺眼的橙色光划破天空，巨大高热的火团随之极急速降落、蔓延，瞬间，一座30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紧接着，刮起了每秒200米冲击力的暴风（超过普通台风100倍的超强暴风）。以爆发地段为中心，13平方公里以内的48000栋房屋惨遭破坏，至少有78000人死亡或受了致命伤。看到这样的场面，战斗中担任副驾驶的罗伯特A·路易斯飞行员说：“噢，神啊！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啊？”丘吉尔称此次战斗为“神第二次降下的愤怒”。
当时，被放射线辐射的人们站在原地肉就溃烂了，特别是身体中湿润的眼睛和舌头先溃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争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眶中乾瘪，舌在口中溃烂。”（亚14:12）这句圣经话语原本地成就了。若不是亲眼见到这场面，谁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灾殃呢？可是，历史见证了神口中的话必定成就。据说，如果现今地球上的核武器一并爆炸，八个地球都会被炸得面目全非。
【瘟疫】
《圣经》中预言：“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路21:10～11）按照这话语，现在世界各处人种、宗教、民族之间的矛盾正日益激化，而且地震频发，饥荒肆虐，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各种新型疾病也在威胁着人类。
1928年，美国的弗莱明研制出青霉素时，人们觉得所有的疾病从此都可以征服。但是不久出现了对青霉素产生抗体的细菌，于是研发了药性更强的头孢菌素。紧接着又出现了对头孢菌素产生抗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于是1958年人们又研发了药效更强的万古霉素抗菌剂。但是1996年，在日本又出现了对万古霉素有耐性的超级细菌。迄今为止，任何抗生素对这种超级细菌都没有效力。专家们指出，目前新抗生剂的研发速度始终跟不上耐性细菌的出现速度，将来人类会面临细菌感染的危险，任何抗生素都将束手无策。近期，本来一般抗生剂能轻易制服的细菌逐渐衍生出耐性，医生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对策。因而对于威胁生命的重度感染性疾病，抗生剂在选择使用上有了很多限制。
不仅这些，《圣经》中还预言说耶稣再临时会有大地震、饥荒、瘟疫（路21:11）。显而易见，《圣经》中的预言正在一一应验，谁能否认呢？
【兽印“666”印记】
不久的将来，利用芯片监视和控制人类的时代就会来到，那时候敌基督会出现，在众人的右手和前额上植入微型芯片（启13:16～18）。专家们指出，《圣经》里预言的“666”是指在所有人的右手和前额植入印记，有些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向宠物实行了。
198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条形码，最初以磁带的形态发展，后来发展为超微型芯片，现在发展成了可以告知所有情报的用无线波长输入系统的RFID的芯片的形式。
最近，又出现了把超微型芯片最大限度缩小后放入胶囊里的芯片。这种芯片植入人体里，相当于确认身份的电子身份证，也可代替信用卡、医用人体芯片。这个贝里芯片安装了人工卫星追踪装置，可以通过人工卫星追踪人的位置，获取其姓名以及血糖指数等。那么小的芯片，只要粘贴在人或物品上，就能随时掌握其移动情报，不仅能促进物流业的改革，还可以帮助追踪调查非法资金。
如今，这种印记以条形码的形式印在了所有商品上，也印在了一些动物身上，在人体内植入电波识别装置确认身份的事情也在悄然进行中。这些事情赫然预示：耶稣乘坐云再来，带走所有得救的圣徒的日子已经临近。
通过人造卫星几乎可以确定地预测天气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假如人们可以预见未来，就绝对不会随便地生活，更不会茫然地生活，人们之所以盲目地生活，是因为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圣经》比人造卫星更准确地预言了人类以及世界的未来。
如果有个人一直诚实守信，那么我们肯定会信赖这个人，凭着这份信赖，也会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基督徒确信天国和地狱存在的理由也是如此。
科学再发达，人们还是无法预料眼前要发生的事情。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拥有强大的情报机关和尖端武器，但是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时他们也没有办法预测或阻止双子大楼被恐怖分子摧毁的惨事。
可是，《圣经》所预言的数千年之后的事情竟如此准确地成就了，这多么令人惊讶啊！由此可见，《圣经》是藉着全知全能的神的启示记录的。神可以得知过去，也可以预见未来，因为神是“今在，昔在，永在的。“
耶路撒冷有没有巴以两国共管的可能性？
以色列是欧美打下中东的棋子，美国在北美，远离亚欧世界岛，适合偏安一隅，一旦美国衰落，资本就会出逃。那么资本选中的地方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未来的欧罗巴合众国（欧盟最终一体化），欧罗巴需要消化俄罗斯。而中东大多政权分离，穆斯林世界各自为战，是东西方逐鹿世界岛的博弈势力。从历史上来看，中东出现一个强大的政权，那么他们必然会垄断商贸（收过路费）。所以，某种意义上，中东很难联合的。
相比欧美西方的霸权，中国还是比较厚道的。既然西方支持以色列，那么中国肯定要支持穆斯林世界来达到中东平衡的。未来中国逐鹿中东，对抗西方，也需要穆斯林各方的仰仗。当然，除了中东，经营非洲也是如此。至于巴以共管耶路撒冷，不太可能。以色列目前生育率比较高，而国土狭小，肯定要扩张。
巴以民间高度对立，特别是以色列是中东小霸王，以色列是国际犹太人的棋子，一个鼓吹锡安复国主义，一个鼓吹多元文化主义，本质上还是唱双簧，用复国主义团结自己内部，用国际化多元文化主义分化对手，让对手原子化，搞双标。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对这一套白左颜色革命其实比较有经验了。所以说，那些打着为民请命的东林党，其实还是党同伐异，排除异己，普世价值那一套已经破产了。既然普世价值忽悠不了人了，那当然赤裸裸的打拳了。
耶路撒冷并不是中东的核心问题，中东的核心问题就是伊朗核问题。伊朗搞核武器，对手是以色列（穆斯林世界的死敌），还有沙特等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内奸，又是什叶派的死敌），伊朗主要有中俄做后台，但伊朗内部有妥协派，就是目前的鲁哈尼政府，这些人和欧美来往比较密切，比较认同大中东计划，我前面说过，美国未来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类有史以来，世界的强权中心是东亚的中国，中东的波斯，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还有西方的罗马帝国，这都是在亚欧世界岛诞生的强权。所以美国衰落，资本要保持保值增值空间，就必须要依附新的大国强权。
欧盟的目标是欧罗巴合众国的建立，而欧罗巴建立，就必须消除俄罗斯威胁，所以欧盟的左翼资产阶级政府和拜登资产阶级左翼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拜登的背后是跨国资本集团（资本无国界） ，现在白左当道，主要还是欧盟和美国民主党推动的。而共和党的基本盘是红脖子，他们是本土派，他们也不想离开他们祖辈经营的北美，所以民主党和共和党党争是利益不同，美国衰落，跨国资本大不了转移阵地嘛，去哪吸血不是吸呢，中国肯定对资本带上紧箍咒的，否则资本无法无天了。至于国际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目标则是建立世界政府（操控世界政府，让世界各国听命于他们，凯勒奇混血计划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社会越多元，原子化底层行不成合力，自然反抗不了精英的统治），大多数底层大多就是躺平的角色了，内卷那是肯定的，因为精英自诩为精英，不把底层当人看，而是工具而已。伊朗和沙特埃及土耳其其实争的是穆斯林世界的号召力，在中东建立强权，当然穆斯林世界肯定会反犹太锡安复国主义的，排挤以色列。中国的目标是，以掌控东南亚一体化来反过来促成东亚一体化，然后中国通过上合组织在中亚和中东搞贸易，把力量投射到中东和非洲，这样必然要和欧盟美国以及以色列国际犹太人作对，而且以华夏的观念，是不认可世界政府，顶多就是国际合作，中国人不容许异族在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听命于人的。
那些鼓吹世界政府世界央行世界新秩序世界公民世界大同的，基本是犹太人传播的。这点还是要清醒的，霸权走不远的，贪心不足蛇吞象，蒙古帝国，英国，都是这样，地盘太大，人口太小，只能分而治之，但是总有一天，原住民肯定会报复的。
中国人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几千年都过来了，也不急于一时三刻。
【末日号角声专栏】从圣经看「一带一路」对福音的影响
什么是一带一路？它的起源、发展和基督徒末世宣教有关吗？是否打开福音硬土？
2012年11月，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中国梦」的构想；百年积弱的中国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12月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不断的变身、站起。且不论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如何？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裡，中国果然站起来了，让世界不敢忽视它。「中国梦」开始有萌芽的机会，既然可以作梦，如何才能梦想成真呢？
中国梦的内涵
习近平的中国梦提出了叁个十年的计画：
2015~2024中国要成为製造业大国。
2025~2034中国要成为製造业强国、特别是自动工业化、高科技的产业。
2035~2045中国要超越英、美、日、德，成为世界经济第一的强国。
身处现今大变动的世界、需要具有大翻转的思维、大格局的发展行动；中国知道要张开手掌、不是握紧拳头，中国才能走出去。因此，当中国在思考往何处走的时候，向北是俄罗斯乃至北极大陆，是不具诱因的市场；向东、面对的是几道太平洋岛链、强大敌对势力的拦阻；只有向西及向南，中国才有可以走出去的路径。
中国在思考，往西行是与中国友好的穆斯林世界，更西是生机蓬勃的欧洲大陆，更西南是与中国像铁哥儿们似的非洲；往南则是深具地缘关係，相依相存、共荣的东南亚。
中国若要循向西及向南这两条途经走出去，在歷史中已经有过与欧洲相通的陆上古丝路(一带)、和与罗马帝国相通的海上古丝路(一路)，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一带一路的源起
用一张图来看一带一路：
歷史中的陆上古丝路(一带)与海上古丝路(一路)，是东方与西方的：
(1)贸易路线：商业、经济、旅游。
(2)文化路线：途经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华四大古文明。
(3)宗教路线：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
陆上古丝路始于两汉：西汉张骞、东汉班超。盛于隋唐、源续明清。海上古丝路始于东汉，根据歷史记载，东汉与罗马帝国即有商业往来、罗马循海上丝路东来、其后中国歷代各朝与海上丝路各国通商往来兴盛、迄至今时亦然。
一带一路的发展条件
中国审慎自己的条件后发觉：
一、它是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十四亿的人口红利需要发展起来。
二、它是全球最大生产工厂，深深扼住各国经济的产业链。
叁、它有全球最大的外匯存底，流窜的资金需要有通路。
四、它希望将人民币升格成世界主要结算货币。
五、它期待掌握世界政治经济枢纽，发展大国崛起的影响力。
六、它希望能抗衡美苏成为世界舞台的要角。
中国希望从亚洲到欧洲、以至到全世界。连结这两条路线上的国家、向他们提供一个经济贸易、通商旅游、文化、宗教等，可以交流、融合、融通的舞臺。让中国与各国利益深度融合、始能共同合作、发展、并带来共赢；中国希望以经济为推力，让自己站在世界的顶端，它才能发挥世界顶尖大国的的影响力。因此、习近平向世界提出「陆上一带、海上一路」的中国梦。
一带一路的发展能量
一、沿线连结65个国家。
二、人口总量30.8亿人、占世界人口44%。
叁、GDP总规模目前12.8兆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17% 。
四、连结的国家多数属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后续经济发展优势强劲。
五、与中国经济有良好的互补性。
终极发展要掌握：全球逾63%人口、逾35%的全球贸易总量、逾30%全球生产总值。
一带一路有没有风险呢？
当然有、它有各方面的风险：
一、经济风险
投资风险：基础投资多、外部收益大都归各国。
外匯风险：可能迅速消耗中国的外匯存底。
结构风险：中国本身经济结构能否持稳调整？
国际货币与金融风险：目前全球债务高于GDP、考验各国外币稳定性。
二、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世界各区域、联盟、秩序等、正在重整中(川普的单边主义影响很深)。
政局变化与军事：各单一国度的政权或军事更替时，对商贸影响的风险大增。
叁、跨文化与移民风险
全球跨文化与宗教的衝突、移民结构的改变，都会带来风险。
有了这些显而易见的风险，中国还作不作一带一路呢？作！而且不计代价的作！看起来，中国将跃居世界舞臺、成为富国强权之一、恭喜中国！ 但是，对基督徒而言好像少了什么？对了！这事出于神吗？神的心意是什么？圣经怎么说？基督徒该怎看？
基督徒末世宣教的关係
没有一个宗教的经典敢预言人类歷史的发展与走向、唯有圣经；从始祖亚当夏娃被造开始、人类歷史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圣经清楚的被预言、并且如实的应验、如果这些预言都是真的、那说这预言的神又岂能是假的？
我们已经从很多圣经预言的论述中，知道如今已是末世，我们已经接近耶稣基督第二次快再来的时间。
什么是末世？
广义的末世： 耶稣升天后，万民就在等候耶稣再来，这个世界已进入末世。
狭义的末世：以色列復国以后，教会被提之前的时间。
耶稣在升天以前讲叁段话：
约翰福音十章16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裡的、我必须领他们来。」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AD70年开始，以色列人陆续被罗马政府丢到地的四极，应验但以书九章26节「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以色列人在世界开始荒凉，四千多年的歷史彷彿一首华丽的乐章骤然休止。
但是另一首活泼轻快，生趣盎然的宣教乐章开始响起。同时、也是基督教传向世界的开始：神拣选使徒保罗、带着他的宣教团队、从耶路撒冷→安提阿→欧洲→非洲→美洲→亚洲、现在走到了中国的新疆，停在这裡。
从中国的新疆往西望向耶路撒冷，中间隔着福音最硬的硬土—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穆斯林的国家；向南望去耶路撒冷，也是福音的硬土—东南亚佛教区、印度教区、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的回教穆斯林区，非洲各种信仰都有的混杂区…等。
1948年以色列復国！世局真正进入「狭义末世」的阶段、「耶稣第二次再来」开始进入倒数计时！但是福音呢？传回耶路撒冷了吗？传向地极了吗？耶稣交代的事情完成了吗？如果还没有完成，全世界的基督徒当如何完成？
近30几年前，台湾教会曾经有过「2000年福音运动」的异象，要建立一万间教会、差派二万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传福音。到了2000年的时候，异象达标了吗？非但未曾达标，还遭遇到「1995年润八月」的乱流，关掉很多教会。可见徒具口号，没有上帝开路，没有策略与方法，难以完成异象。
末世将有福音大復兴
圣经提到耶稣再来之前，末世必有福音大復兴。虽然这段时间也是世界环境灾难的产前阵痛期，但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也是群星最闪耀的时刻。
一、哈该书二章6-9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和华说的。」
「这殿」预言的双重指涉：
a.所罗巴伯重建的第二圣殿
b.末世的教会(神的殿)
二、约珥书二章28-31节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僕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末世大灾难前必有福音大復兴。
叁、以赛亚书四十九章9-13节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注：「秦」塬音作「希尼」）。诸天哪，应当欢唿！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
预言的双重指涉：
a.以色列復国，百姓的回归
b.末世的福音大復兴
中国会是末世福音广传的推动者吗？
圣经中有关中国的预言如下：
一、中国是末世世界强权之一，有足够的影响力
圣经预言末世强权与国际局势如下：
1.舞臺：中东
主角：以色列
配角：西方王—欧盟北约、北方王—苏联集团、俄罗斯联盟、南方王—阿拉伯联盟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东方诸王—中国、印度、日本、印尼
各区域中唯独东方没有强势的政、军区域联盟、只有鬆散的经济联盟。但中国无疑在东方诸王中站在最有影响力的位置。
2.启示录九章15-16节：东方要有二亿军队到以色列打仗。(含中国)
3.启示录十六章12-16节：那从日出之地(东方)所来的众王…跨过伯拉大河。（含中国）
二、中国将为末世福音开大路
以赛亚书49章9-13节：「…这些从秦国来（「秦」塬文作「希尼」）。」
希伯来文「秦（SINIM）」，译成中文就是「秦国」，意译则可以是「中国」。犹太人至今仍称中国为秦国SINIM，称中国人为秦人SINA。从希伯来文到拉丁文，再从拉丁文转到法文。英文「CHINA（中国）」一词源自法语的CHINE，又CHINE的法语读音是英语的SHEEN。而英国人对CHINE的读音，演变成了现代的CHINA。
谈到末世的属灵大復兴，神从远方、北方、西方都要差派福音大军收割禾场。其中特别提到「秦」，它将为福音开大路，使众山成为大道。(有关「秦：希尼」是否解作中国，众多学者有正反累牍的论述，本文以综合论述，赞成解作中国，读者若不同意、彼此尊重)
也有很多人问；先知以赛亚根本不知道有「秦」这个国家，所以「秦」根本不是指中国。同样的，以赛亚也不认识150多年后的波斯王古列大帝，他怎能预言如此精确？连姓名都对。但以理也不知道巴比伦之后有玛代波斯、希腊、罗马、乃至末后的欧盟。不要忘了，上帝都知道！先知只是上帝手中的笔。
叁、一带一路打开福音硬土
1.北纬10~40度福音硬土带
地区：本区域东边从台湾开始，横跨中国、中亚和西亚、印度、中东、北非。
区内国家：共有68个国家
人口：41.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近60%。
未得之民：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约30亿
福音未及之国家：55个国家
福音未及之部落群体：890个
不容许宣教士入境的国家：62个
另外，这些地方也多是世界贫穷、落后地区，全球有一半人口被列为赤贫之民 (每年平均收入500美元以下) ，其中24亿人住在此窗之内。
2.一带一路穿过这些硬土区
用一张图来看一带一路经过的区域，正是在福音硬土带上：
路上一带：每一条都穿过最硬的穆斯林地区。
一、中国经新疆乌鲁木齐穿过中亚、俄罗斯到欧洲(波罗的海)
二、中国经新疆霍尔果斯穿过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
叁、中国经新疆喀什穿过巴基斯坦、南亚到欧洲
海上一路：中国沿海港口 、过南海、麻六甲海峡、到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至欧洲、非洲。途中经过佛教区、印度教区、穆斯林教区。
当经济的力量贯穿那些福音最难进入的地区，宣教士将可以用各样的经济身份，突破政治或宗教管制，透过商业行为将福音传入这些地区如果。无法打通这些地区，则过去福音对这些地区一筹莫展的情况将依然如旧。
3.中国基督徒已经準备好了
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经过70多年，中国的基督徒经歷极其艰难的岁月，困苦的环境熬炼他们对于上帝的信心。很多的基督徒将他们的全人都献给神，愿意为福音的缘故而殉道。他们都被预备好了，就像144,000个大灾难当中的犹太殉道士一样，他们都在为福音西行耶路撒冷而预备自己。笔者可以见证极多这类的基督徒，每每与他们对谈，内心总是充满感动、并对神感恩。
温州是中国大陆基督徒比例最多的城市，非常多的温州商人基督徒更是宣教的使者。许多基督徒夫妇总是一个当传道人，一个当商人，商人养活传道人。他们经常在祷告中领受异象，然后整个家庭为福音移民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在那裡扎根不再离开，像一棵种子深埋进去。
温州商人的团契跟他们所开拓的教会，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中。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进到了福音最难传的穆斯林硬土区裡，正在那裡扎根传福音，愿神保护看顾他们。
当一带一路大开大合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準备好了，台湾的基督徒準备好了吗？
结语
圣经没有预言在末世国际重要的区域战争中有中国、却预言北方王—俄罗斯联盟，南方王—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西方王—欧盟北约，都会在末世区域战争中兴风作浪，掀起战争。中国有军事实力、但不是野心外侵的军事强权(海峡两岸的争议除外)。中国在末世是经济强权、中国以其经济力量影响世界。
上帝是歷史的源头；祂规划人类歷史、以预言推动歷史的进程、应验预言及结束人类歷史、引进永恆的未来。
歷史告诉我们：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任何一个强权政府都是神手中的工具；约瑟的法老、摩西的法老、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波斯的古列大帝、亚达薛西王、近代的希特勒、英国首相贝尔福、20世纪的歷任美国总统…
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英国影响世界，它存在是为了以色列復国而预备。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美国影响世界，维持世界秩序，支持及保护以色列。二十一世纪呢？它应该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影响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带动末世宣教。
全世界的华人都该领受世界宣教的最后一棒—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是上帝给全球华人的共同异象。台湾的基督徒，我们準备好了吗？过去的几十年，台湾若跟中国相比，台湾是站在以斯帖的位份上，这时候更该是我们付代价的时候，不要让我们的位份蒙尘。
如今，上帝向习近平说话：打通路上一带、海上一路、让地上的王权开路、将福音的最后一哩路北纬10~40打开、遍传福音、迎接主来！
王长瑞
现为基督教台湾贵格会龟山教会主任牧师，为基督教台湾宣教神学院资深特约教师，主授末世神学、预言神学、启示神学。
通胀，还是通缩？ …
一、大央行主义
过去，美联储一直执行沃尔克和弗里德曼奠定的对称式通胀目标。自1990年代以来，欧美不少国家以2%的通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2012年美联储首次确认通胀、就业与利率三大目标，其中首要的是将对称式通胀目标控制在2%以内。
这次，美联储用平均通胀目标替代对称式通胀目标的区别是，允许“一段时间内”物价涨幅超过2%。这说明美联储对待通胀的态度更加宽容，更倾向于推高通胀而不是抑制通胀。
货币主义的观念是“通胀猛于虎”。大疫之年，美联储大规模发行货币，大洋彼岸的人对美国的通胀感到担忧，为什么美联储还倾向于推高通胀？
从1984年到2008年，美国持续了20多年的增长，通胀一直维持在低水平。这被认为是货币主义的胜利。但是，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胀率长期低于2%，被认为处于通缩状态。
这时，通缩焦虑替代了1970年代的通胀后遗症。凯恩斯主义认为“通缩比通胀更可怕”。大疫之年，美联储发了很多货币刺激经济，但是依然通缩。10月美国CPI同比增长仅1.2%，美联储关注的核心PCE价格指数10月同比增长仅1.4%。
鲍威尔不修改目标，但暂时摆脱通胀率目标的束缚，以加大货币刺激的力度。周小川关注的问题则更进一步，指出通胀指标的度量有问题。他在文章中指出，“近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转向了平均通胀目标。如果按过去的度量方法得出的通胀很低，而资产价格上升得比较多，会出现不可忽略的结果，货币政策的设计和响应难以坚称与己无关。[1]”
在经济学中，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导致贬值的一种经济现象，其表现为市场价格上涨，通常以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衡量指标。理解通胀需要注意两点：
一是通胀是由货币超发引起的，表现为市场价格上涨，但是市场价格上涨不等于通胀。比如，因突发灾害导致粮食短缺引发物价上涨，这不被界定为通胀。
二是CPI只是反映通胀水平的一面“镜子”，是一面不完整的镜子。反映通胀的镜子，还包括资产价格、劳动力价格、公共用品价格等等。
货币超发引起房价、股价及资产类价格大涨，但物价没有大幅上涨，这也说明市场发生了通胀。所以，目前以CPI为核心的通胀指标未能真实地反映通胀水平。甚至，这种狭义的通胀指标，还导致了资产价格上涨。为什么？
央行以物价指数作为通胀率目标，相当于给商品市场设置了一条价格高压线，这引导货币更多地流向房地产、股市、虚拟货币等资产市场。这就造成两种糟糕的预期：一是实体经济低通胀预期促使央行进一步加大货币刺激（像当前的鲍威尔）；二是资产价格膨胀预期，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
如果央行以控制物价为通胀目标，并且屡屡拯救房地产及金融市场，就会出现实体通缩、资产通胀的两极化问题：货币在通胀高压线的驱使下流向资产市场，当资产价格出现风险时，央行又一次次救市。这就催生了道德风险，建立了资产价格只涨不敢跌的预期，更多的资金涌向投资周期短、流动性好的资产市场。资产价格上涨，富人财富增加，更多的资金进一步配置在资产市场上；中产购买刚需房，真实债务增加，房地产、金融等市场“外溢”出来的资金又回流到房地产；穷人真实财富缩水，消费趋于谨慎，消费市场进一步萎缩。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上升，资金经由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又流向资产市场。
当然，美国的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比中国更大，资金容易流向家庭及消费市场。大疫之年货币超发，通胀预期也增加，美联储提前给市场做思想工作，放宽对通胀的容忍度。
所以，央行的以物价为核心的通胀目标以及干预政策（大央行主义），导致了资产通胀、实体通缩的二元局面。
现在提出的问题是：通胀指标是否应该涵盖资产价格，一篮子价格指数是否更真实地反映市场的通胀水平？
一篮子价格指数，涵盖物价、资产价格、劳动力价格、公共用品价格等，更能够反映真实的通胀水平。这是一面更真实的镜子。
这个做法有统计学意义，但没有经济学意义。为什么？
不论是CPI还是一篮子价格指数，作为通胀指标，都无助于央行制定更科学的货币政策。大央行主义的思路是，通过国家（央行）信用，为经济基本面兜底，建立“大而不倒”的商业银行体系，实施稳定的利率政策，以维持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基本盘稳定。CPI通胀指标的坏处是失真，其好处是更准确地反映物价水平，更有助于央行稳定物价。所以，CPI作为通胀指标，已是大央行主义最佳选择（当然也是糟糕的）。
如今时过境迁，经济基本面的风险早已从物价转移到资产泡沫，于是，央行试图将资产价格纳入目标加以控制。一篮子价格通胀指标更具真实性，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资产通胀、实体通缩的两极化。但其坏处是对物价稳定不够灵敏，结果通胀率不高，但物价可能大涨（如调权重，则自欺欺人），对普通民众伤害更大。更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经济的市场价格被央行控制，趋于失灵状态。结果是，如我前面文章所说的“全球经济通往计划之路”。
所以，调整通胀目标，像“人丑怪镜子”。一篮子价格通胀目标是“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问题在“人丑”，而不是镜子。问题在大央行主义的计划干预，而不是具体的指标与目标。
这是货币制度的问题，更是经济学思想的问题。
二、底层双循环
接下来，我们沿着“资产通胀、实体通缩”的思路，分析中国经济通胀-通缩的基本格局。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发文指出：“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2]
房地产泡沫，只是通胀问题的一面镜子。它还有另一面镜子，那就是低制造（价格低、工资低、技术低）。
通常，随着常年大规模的出口，制造业快速增长，工人收入增加，外汇收入增加，消费力增强。这时要区分不同的汇率制度：如果是自由汇率制度，民众会增加商品进口，经常项目趋于平衡，生活水平和财富在不通胀或温和通胀中上升（优选）；如果是结汇制度，主要消费停留在国内市场，商品价格和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也随之上涨——财富与通胀共同增加（次选）。
但是，以上两种情况，中国都没有发生。目前的情况接近于第二种，但不是物价、工人工资上涨，而是房价大规模上涨。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的物价、工人工资没有上涨，只是这两者的涨幅远不如房价，也不如货币增长。十年前一个麦当劳麦辣鸡堡套餐15元，现在是29元，涨幅近一倍。而这十年，M2增长了近3倍；深圳住房均价上涨了4倍左右，其中南山区、福田区上涨幅度超过6倍。如果以实际价格来算，制造商品及劳务是“通缩”的。再与国际相比，中国北上深的房价比肩国际大都市，但是商品的价格与工人工资，与国际水平相去甚远。
这是为什么？
在货币、土地及金融制度的作用下，高房价与低制造存在逻辑关系。简单逻辑是，房价大幅上涨吸收了大量的家庭收入，削弱了消费市场，抑制了商品价格及工人工资上涨。
如果加上“外汇”这一维度，我们就会发现，中国高房价、低制造的通胀-通缩格局是一种内外“双循环”：最开始大规模廉价劳动力制造了大量廉价商品，商品出口创造了巨额的外汇；央行通过结汇制度以外汇储备发行人民币，外汇很快成为人民币最大的“锚”；依托外汇占款发行的大量人民币进入房地产，房地产价格膨胀，反复吸收家庭财富，削弱了消费能力，商品价格和劳动力价格涨幅偏低；房地产泡沫出现，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增加，美元加大买入廉价商品，外汇市场稳定，中国出口创汇增加……
我有以下三组数据论证上面的内外“双循环”：
1）外汇占款
1993年，中国央行的“外汇占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仅为10.5%。此后，伴随着外贸出口暴增，外汇占款持续攀升，到2013年12月，达到了峰值83.29%。
换言之，外汇是人民币第一大“锚”，我国基础货币的价值是由劳动工人的体力与创造支撑的。
依托外汇占款发行了大规模的人民币，可能引发国内通胀，但是物价并未大幅上扬。这些钱去哪儿了？
2）银行贷款
2008年到2017年，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行累积投放信贷规模为252.76万亿，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为68.84万亿，占比27%，制造业贷款49.34万亿，占比为19%。再加上房企贷款，十年内四大行投向房地产的贷款规模总计达87.96万亿，占比34.8%。
从变化趋势来看，2012年，个人住房贷款历史性地取代制造业贷款，成为四大行贷款的第一大投放方向。
换言之，我国信贷货币的价值主要是由房地产及土地支撑的。尤其是自2012年以后，更多的货币投入到房地产中，而非制造业。
货币流向房地产加剧了“高房价、低制造”的趋势。高房价抬高了家庭负债，打击了家庭消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报告显示：在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
高房价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资金脱实向虚，制造业维持在低价格、低工资、低技术的水平。当房产泡沫加剧资本外流时，低制造又在外汇市场上形成对冲。
3）国际收支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数据，今年第三季度，经常项目顺差942亿美元，资本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逆差849亿美元（上季净流出911亿美元）。这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是外流的，但是商品出口大于进口，从4月至10月，出口已连续正增长，支撑了汇率上涨。
通常，房地产泡沫增加，资金外流加大，外汇市场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中国大规模低廉的商品出口持续支撑了外汇市场。今年下半年，欧美国家疫情严重，生产受阻，供应能力被削弱，依赖于向中国进口，加上美元相对疲软，推动人民币持续升值。最近几十年，支撑中国人民币汇率的并不是资本项目，而是商品出口。
这就相当于：出口创汇为高房价兜底，高房价为出口创汇创造便利。但是，这是一种市场扭曲。市场扭曲程度越大，越是积重难返，越是陷入被动。
假如（只是假如）更多的货币进入消费市场，物价上涨，制造的出口优势被削弱，结果可能导致：出口制造减少，工人工资反而下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双重冲击外汇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比房地产泡沫更可怕的存在。
是否有机会形成“更多的货币进入消费市场”这种假设？
当前，中国还有6亿人月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同时家庭杠杆率高，所以国民不高的收入、不足的消费、较高的杠杆、不完善的社保，无以支撑消费扩张，推动物价上涨。
房价全面下跌是否会挤出大量的货币进入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周期是房地产周期，如果房价全面下跌，市场预期趋于悲观，消费与投资更加谨慎，家庭收入减少，经济短期内更可能通缩而非通胀。
剩下似乎只有一个条件：超发货币，消费信贷扩张，引起物价上涨。但是，以当前对蚂蚁的监管态势，消费信贷趋于收敛。
不过，依然存在一种通胀风险，那就是货币的“锚”贬值。
上面我们讲到，外汇是中国央行最核心的资产。2013年12月外汇占款达到了峰值83.29%，之后持续下降到2019年的58.7%，下降接近25个百分点。
下降部分被什么资产替代？答案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即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比重在2014年只有6.4%，到2019年上涨至31.5%，增加了25个百分点，正好覆盖了外汇占款的降幅。
这说明什么？人民币对应的抵押资产正在从美元外汇（制造商品与劳务）转向缺乏实体支撑的金融票据。这是通货膨胀隐性风险。这种风险与国民收入无关，与消费市场膨胀无关，与资产价格跌落无关，直接由货币失锚（贬值）触发。如果触发，更可能是滞胀。
三、国际经济学
通常，通胀“掠夺”财富，通缩“清洗”财富。
如何摆脱这种风险？
中国经济存在一些二元结构，所有的二元结构都可以追溯到国内外二元结构这个问题上。目前高房价、低制造的通胀通缩二元结构，是国内外市场没有完全打通的结果。所以，需要在货币、银行、金融、土地等制度上形成内外一体的经济循环。
国际宏观经济学中有个三元悖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美国采取的是货币政策独立、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自由流动；中国香港采取的是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不完全独立；中国内地目前不完全符合“三元悖论”。
假设货币政策独立、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自由流动这种政策，国际资本对房价泡沫和通货膨胀形成抑制。当国内房价上涨，风险出现时，资金加速外流，房价会自动回落。所以，国际市场给国内市场带来外溢性风险，也会对货币政策形成约束，平抑国内市场风险，起到“削峰填谷”的调节作用。这也符合蒙代尔-弗莱明模型[3]。但是，国际市场仅仅起到约束作用，根本上还是要内部改革。
1）国际资本与土地制度
中国香港是开放经济体，国际资金自由流动没能平抑其房价。为什么？问题在香港土地制度。香港的土地供给被垄断，供给规模小，渠道单一，更有助于国际资本爆炒。土地垄断制度叠加国际资本形成更加扭曲的房地产市场。
2）国际资本与汇率制度
1988年，中国处于价格闯关的关键时期，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正好来中国给出的建议是：放开外汇管制，有助于物价平稳。他还指出，外汇管制更削弱了国家的对外竞争力。
什么样的汇率制度风险更低？固定汇率还是自由浮动汇率？
汇率制度与资本流动是相结合的。如果是固定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组合，资本流动有助于平抑内部通胀，但前提是这个国家具备足够的外汇与经济实力以维持固定汇率。如果是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组合，资本流动有助于约束货币滥发（“世界货币”美元除外）。在这种制度下，个人持有外汇可以进口商品，可以对外投资，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如此，巨额的外汇不会转化为本币形成“外汇占款”的货币超发，可以避免类似于当年西班牙的“价格革命”，抑制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
3）国际资本与货币制度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奉行大央行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本质上也是大央行主义，只是干预最少的大央行主义。弗里德曼试图使用国际资本、浮动汇率对货币政策形成约束。但是，弗氏忽略了货币的外部性（网络效应）。
为什么国际资本对美元滥发的抑制作用非常有限？因为美元是首屈一指的“世界货币”，对国际资本构成垄断。当然，对于普通国家来说，国际资本对货币政策构成约束。但是，这种约束也是扭曲的。普通国家只能跟随美元周期来实施宽松或紧缩政策，从而酝酿了周期性的国际外汇风险。
所以，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与大央行主义的货币制度是冲突的，根本问题不在国际市场，而是大央行主义。
本质上，货币供应，是由个人（央行）和政策目标决定，还是市场（银行）与自由竞争决定？
大央行主义支持前者，试图通过科学的宏观指标来确定合理的货币供应及利率。凯恩斯主义试图根据货币流速的不同而匹配相应的货币供应量，以达成诸多宏观经济目标。弗里德曼把问题简化了，他拉出历史数据证明货币流速长期是稳定的，货币供应量起决定性作用。弗里德曼认为，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实现物价平稳，是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
凯氏、弗氏都是大央行主义，都强调人为控制货币供应，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其实，任何宏观经济指标，如CPI、GDP、PPI等，都不具有经济学意义，只有统计学意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宏观指标违背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若用于价格调控，则破坏了经济规律与竞争规则。
大央行主义越是追求稳定，市场反而越不稳定，更可能爆发通胀、资产泡沫，亦或陷入低效的稳定。如果使用CPI作为目标调控货币，物价稳定但资产价格膨胀；如果一篮子价格作为目标调控货币，经济陷入长期低效。
当今世界应该废除大央行主义，采取另外一种思维构建货币框架。
在之前的《债务经济是“巨婴经济”》等文章中我讲过，重塑货币及银行制度，建立自由竞争的货币供给制度：央行作为公共机构只负责设定货币制度及履行监管职责，商业银行负责货币发行，让市场决定货币供给和利率。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央行对银行监管极为重要，但监管不涉及到货币的价格与供给。正如法与经济学家波斯纳所强调的：契约法不干涉交易价格与供给。央行与商业银行是契约关系，前者不能干涉利率及货币供应。
其次，央行重在建立货币制度，高价值的“锚”是货币稳定的基础，以此替代无休止的价格及供应干预。
什么才是好的“锚”？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由国际市场定价、价格稳定、流动性好。有些人提出采用国内资产，如基础设施、农村土地、生态资源，替代美元成为人民币的“锚”。不是不行，但必须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国内资产必须是证券化的，这样流动性才好，最关键的是经由国际市场定价，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
所以，开放经济体反而不需要储备那么多的外汇，这种国家可以使用一些经由国家市场定价的优质资产作为本币的“锚”。非开放经济体需要储备大量的外汇，构建很宽的护城河。但这个护城河还未必保险。与大海联通的内陆河反而更平稳，而内陆湖容易堆积成“堰塞湖”。最近几年，25%的外汇占款被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债权替代，是否可行？这其实是考验中国商业银行的实力。如果中国商业银行的实力在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中受到认可，其价值被确认，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商业银行的实力是个未知数，则会增加人民币的未知风险。
第三，货币的供应及价格交给商业银行。
很多人担心，商业银行追逐利润，是否会盲目性借贷，引发通胀和资产泡沫。
货币价格稳定等同于货币质量，避免通胀其实是为了确保货币质量稳定。在央行监管和自由竞争之下，央行不给商业银行兜底，商业银行要追逐利润目标，就必须控制风险，进而必须谨慎放贷，进而促使利率和货币供给稳定，最终维持高质量货币和低通胀水平。在这一制度中，商业银行自由竞争等同于高质量货币与低通胀水平。
最后，套用弗朗西斯·福山的一句话来结尾：大海啸时代的每一滴水，落到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
加息
通胀持续“高温”逼迫美联储紧急“救火”。3月以来，美联储连续七次加息，包括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在不足一年内从接近零快速升至4.25%至4.50%之间，创下美联储自上世纪80年代初遏制高通胀以来最为激进的加息行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今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后表示，截至目前，货币政策快速收紧的全部效果“尚未显现”，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美联储官员继续认为通胀风险偏向上行，预计继续加息将是适当的。
美联储在通胀问题初现时未及时出手饱受诟病，为“纠错”而激进加息则大幅扰乱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坦言，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为恢复价格稳定而实施的集中宏观经济紧缩政策，可能会产生外溢效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将最为严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在报告中指出，本轮全球经济经历高通胀最初是由过度需求和供应链中断导致，而非工资和物价水平的螺旋上升所致。因此，美联储货币紧缩政策可能无法根本解决此类通胀问题。
衰退
时至今日，美联储大规模加息不仅未能有效缓解通胀势头，反而对本国经济增长构成阻碍。根据美联储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截至11月底，美国物价水平继续攀升，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
报告显示，利率上升和通胀高企继续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纽约、堪萨斯城等辖区经济已经出现小幅萎缩。展望未来，各辖区普遍认为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也有所加剧。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布里埃尔·霍多罗夫—赖克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前景已经显现，只是衰退程度大小的问题。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表示，高通胀和美联储加息正在“侵蚀一切”。随着美元走强，石油等能源产品价格将继续走高，“很可能使（美国）经济脱轨，引发轻度甚至严重衰退”。
据彭博社11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经济学家普遍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从10月份的60%升至65%。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或在2023年上半年上涨3.7%，明显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长期通胀目标。
美国经济及相关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持续外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报告中警告，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主要央行继续加息和出售资产造成企业借贷成本不断上升。鉴于非金融企业目前的高杠杆率，不良贷款或急剧增加并引发破产潮。报告敦促发达经济体改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向，避免全球经济遭受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更严重的损失。
网络游戏中的网络赌…
网络游戏中的网络赌博可能会对玩家和社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伤害。
网络赌博是指在网络游戏中进行的赌博活动，其中玩家使用虚拟货币或真实货币进行赌博。这种形式的赌博与传统赌博相似，但它发生在虚拟环境中，玩家通过网络进行交互。虽然网络赌博可以为一些人提供娱乐和社交的机会，但它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伤害。
首先，网络赌博可能导致玩家面临财务风险。赌博是一种有风险的活动，参与者很容易陷入赌博成瘾。一些玩家可能会不断进行赌博，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网络赌博中，这可能导致他们经济上的困境。特别是当赌博活动涉及真实货币时，玩家可能会冒着巨大的财务风险，可能会面临债务累积、金融破产和其他严重后果。
其次，网络赌博可能导致玩家的心理健康问题。赌博成瘾是一种认知和行为障碍，会对个人的心理状态和情绪产生负面影响。赌博成瘾常常与焦虑、抑郁、自杀倾向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相关联。网络赌博的便利性和匿名性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因为玩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赌博，而无需承受面对面交流和社会压力的负担。
第三，网络赌博可能导致社会问题。赌博成瘾可能会对玩家的个人生活、家庭关系和社交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玩家可能因为沉迷于赌博而忽视学业、工作和家庭责任，导致人际关系破裂和家庭破碎。此外，网络赌博还可能导致犯罪行为，例如欺诈、网络诈骗和盗窃，以获取更多的资金进行赌博。
另外，网络赌博也可能对游戏本身产生不利影响。赌博活动可能破坏游戏的平衡性和公平性，使游戏环境充斥着赌博行为，导致玩家不再关注游戏本身的乐趣和挑战，而是追求赌博的经济回报。这可能会导致游戏的价值观和社区精神的破坏，影响到其他玩家的游戏体验和社交互动。
为了减少网络赌博的伤害，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游戏开发者应该加强对游戏平台的监管，确保禁止和打击网络赌博活动。他们可以采取技术手段来检测和阻止赌博行为，例如监控交易记录、限制虚拟货币的流通和交易，以及建立举报机制来报告赌博行为。
其次，教育和意识提高也是减少网络赌博伤害的关键。玩家应该被教育和警示赌博的风险和负面影响，包括财务风险、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游戏开发者、家长和学校可以通过提供信息、资源和培训来加强对赌博问题的认知和理解，以及如何寻求帮助和支持。
此外，政府和相关机构也需要加强监管和立法措施，以遏制网络赌博的蔓延。它们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对网络赌博进行明确的定义和禁止，并加强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和执法力度。同时，政府还应该提供咨询和治疗服务，以帮助那些受到网络赌博问题困扰的人们。
总而言之，网络赌博可能对玩家和社会产生多种伤害，包括财务风险、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了减少这些伤害，需要游戏开发者、教育机构、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加强监管、教育和意识提高，以及提供支持和治疗服务，以遏制网络赌博的扩散并保护玩家的利益和福祉。
在讨论基督徒对网络游戏中的网络赌博的立场时，首先需要理解基督教对赌博的整体观点。基督教教义强调个人责任和道德原则，鼓励人们根据爱和公义的原则生活。在这个背景下，许多基督徒认为赌博是一种问题行为，因为它涉及到金钱、欲望和可能导致上瘾的行为。
对于网络游戏中的网络赌博，基督徒的观点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财务责任：基督徒强调财务责任和管理，认为金钱是神所赐予的资源，应该用于满足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并用于支持教会和慈善事业。网络赌博可能导致财务风险，许多基督徒认为赌博与财务责任和管理不相容。他们认为赌博是一种贪婪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导致金钱的浪费和其他不良后果。
- 上瘾和控制：基督徒关注赌博活动可能导致上瘾和缺乏自控能力。赌博成瘾是一种行为障碍，可能导致个人沉迷于赌博并失去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基督徒强调对自己的节制和自律，并认为赌博可能违背这些原则。他们认为，赌博的上瘾性质可能导致玩家追求即时的快乐和物质回报，而忽视更重要的价值观和目标。
- 诱惑和诱导：基督徒认为赌博活动可能对个人的品德和灵性产生不利影响。赌博可能成为人们贪婪、不公平和不道德行为的诱因。网络赌博可能通过奖励和激励机制来诱导玩家参与赌博活动，使他们追求快速的金钱回报，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和社会责任。基督徒强调遵循正直和道德的生活方式，并认为赌博可能与这些原则相悖。
- 社会影响：基督徒关注网络赌博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赌博可能导致社会问题，包括家庭破裂、犯罪活动和心理健康问题。基督徒倡导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福祉，认为网络赌博可能破坏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他们强调社会责任和关怀他人，认为应该采取措施来减少赌博的负面影响。
在应对网络游戏中的网络赌博问题时，基督徒可以采取以下行动：
- 避免参与：基督徒可以选择避免参与网络游戏中的赌博活动。这包括避免使用虚拟货币进行赌博，不参与赌博游戏或功能，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游戏的其他方面，如探索、挑战和社交互动。
- 教育和意识提高：基督徒可以通过教育和意识提高来帮助他人了解网络赌博的风险和负面影响。这可以通过分享经验、提供信息和参与社区讨论来实现。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可以发起活动和举办讲座，以帮助人们了解赌博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法。
- 支持和援助：基督徒可以提供支持和援助给那些受网络赌博问题困扰的人们。这包括提供心理咨询、寻求专业治疗、建立支持网络和分享个人故事和经验。基督徒强调关怀他人和帮助需要的人，这也适用于网络赌博问题。
- 法律和监管：基督徒可以支持加强法律和监管措施，以遏制网络赌博的蔓延。他们可以通过参与政策制定、呼吁合适的法律和监管机制，并与政府和相关机构合作，以确保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福祉得到保护。
总结起来，基督徒对网络游戏中的网络赌博持有关注和谨慎的态度。他们关注赌博的财务风险、上瘾和控制问题、诱惑和诱导，以及赌博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基督徒可以通过避免参与、教育和意识提高、支持和援助以及法律和监管的方式来应对网络赌博问题。他们强调个人责任、道德原则和关怀他人，以追求公义、爱和社会的整体福祉。
谈通胀预期-·凯恩…
今天的通胀简直无处不在。我们无法避免于抱怨涨价的人交谈，也不可能在阅读金融媒体时看不到关于通胀的文章，也不可能有一个客户会议不讨论通胀问题。正如詹姆斯·艾特肯最近指出的那样，只有当没有人谈论通胀时，通胀预期才会被固定下来，而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胀预期正变得明显飘忽不定。
正如Credit Suisse团队中一位资历较浅的成员最近向我解释的那样，”在后疫情流行时期预测通胀的准确性令人汗颜，每个人的预测都有很大偏差，包括美联储的预测。
现在，哪怕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也都明白，在一个充满随机性的世界里，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被大流行病和无限制的经济战随机地抛来抛去，通胀是不可能预测的，那么为什么市场对通胀即将见顶如此自信？
美联储最近的预测记录非常差。而如果市场对美联储的预测不屑一顾的话，美联储加息周期何时结束也会出人意料。杰罗姆·鲍威尔主席的FOMC决议取决于数据，而不是预期，点阵图可能非常稀疏的。
一些市场参与者喜欢在今天的环境中徒劳地抓住一丝希望，认为今天的能源价格并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性命攸关，因为美国当前的服务密集型经济的能源密集度较低。
这是无稽之谈。
当比尔·杜德利（纽约联储前主席）说，在他四十年的金融生涯中，他从未见过如此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我想他的意思是，服务业经济正在经历其“欧佩克时刻”。每次客户会议，都有人在问：工人都去哪儿了。
但是，也许将当下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相提并论所造成的最令人不安的误解，是美联储和市场的大胆假设，即对抗通胀只需要以前任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决心和毅力拼命加息即可。
保罗·沃尔克无疑对80年代初的深度衰退负有责任，但我们不应该假设加息和衰退是将通胀从宏观经济系统中剔除的充分条件。衰退可以有所帮助，但可能还不够。特别地，按照雷·达利欧和拉里·芬克所说，我们将走向滞胀，即无论是否有增长，通胀都会持续的长期状态。
两个有助对抗通胀的考虑发展。
首先，在欧佩克价格冲击和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主要能源公司为新的能源项目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北海以及挪威海油田与美国本土的油田得到大力开发。所有这些新的石油供应，加上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导致了石油价格的崩溃，这无疑是保罗·沃尔克惊人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二，1981年里根总统解雇了参加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此后工会力量一蹶不振。将工资增长与通胀率挂钩的制度性因素灰飞烟灭，这可能是沃尔克在实践中“重新稳定”通胀预期的方式，并不是靠巫术，只是一些强硬的政治干预。
此时此刻与彼时彼刻的状况完全不同。
首先，与20世纪70年代不同的是，当时石油巨头们持续十年增加投资以开采更多的石油，而过去的十年我们几乎没有投资过油田——这是环境社会管治（ESG）政策的遗产。是的，由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原油价格正在下降，但它并没有崩盘。石油市场的供应是紧张的，从战略石油储备（SPR）中释放的石油不会无穷无尽。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大量投资石油业，今天，我们正在耗尽石油储备，而开发新油田需要很多年。在美联储目前的紧缩运动中，石油市场压力将会上升，而不是像沃尔克时期那样变得更宽松。拜登总统最近对利雅得的访问并没有促成快速增产，只是承诺到2027年将利雅得的生产能力提高到1300万桶/日，高于其目前1200万桶/日的石油生产能力，“之后（利雅得）将没有任何额外的能力来增加产量”。这就是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在五年内最多增加100万桶/日，而美国目前仅仅从SPR中释放的量就达到了100万桶/日。
美国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快速下降
第二，在20世纪80年代，打破工资·通胀螺旋相对容易，因为只需要政治意愿就可以做到。里根总统的上述行动和工会的众叛亲离证明了这一点。但今天，我们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在服务业。这是由于各种因素的混合，如旨在安抚本土主义者的严厉移民政策，以提前退休和其他由新冠疫情驱动的劳动力市场变化，以及极端的财富净值增长。财富增长一方面削弱了劳动力参与（感觉富有，减少工作），另一方面推动了对服务的需求（感觉富有，花费更多）。局面混乱不堪，处理制定工资的政治问题比培养新劳动力更容易，即使在《黑客帝国》中，这也只能在一段时间后才能起效。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前，我们陷入了劳动力短缺的困境。而与此同时，拜登总统的高级劳工律师是反里根主义的，她鼓励从亚马逊到星巴克的工人加入工会，同时反对任意开除他们。
考虑到今天的通胀背景，以及现在和当时的异同，让我们来谈谈美联储减缓通胀的紧缩行动。
“紧缩周期”是与“商业周期”相对应的东西，而商业周期是关于央行管理供应和需求之间的短期错位。《圣经·创世纪》中所述的潮起潮落。
“七个丰年一过，七个荒年随着就来了。”
正如上文所述，美联储从结构性地创造需求以吸收廉价商品的过量供给，到结构性地抑制需求以调整短缺。这些都是所谓精简规模措施，或者叫勒紧裤腰带。以上措施都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因此，美联储目前进行的不是一个货币的紧缩周期，而是一个结构性紧缩行动。紧缩行动是必要的，因为廉价劳动力、大宗商品和能源的供应已经结束，而需求水平太高，没有对低供给水平做出足够快的反应，而这些又是通胀的基本来源。还记得货币供应与名义GDP相匹配的政策吗？我们仍在这样做，但现在方向相反了。
当前的总供给水平不是在追赶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总收入增长趋势，而是在追赶后自然环保主义、后疫情和后乌克兰的需求骤增趋势。经济增长水平需要L型下调。否则，我们将面临更严重的通胀。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衰退/不衰退的争辩是可笑的。如果供应曲线在多个方面（劳动力、货物和商品）的左移是今天通胀的主要驱动力，如果需求需要大幅抑制以减缓通胀，如果总需求的大幅减少意味着经济的L型下滑，为什么你们意识不到，我们需要的正是，也只可能是一场深度衰退来解决通胀问题？ 而不是心存侥幸地考虑为了抑制通胀我们究竟需要多深的经济衰退。
正如比尔·杜德利最近在彭博社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美联储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既没有预期经济衰退，也没有预期失业率大幅上升，却预期通胀会放缓至目标。这种预测的不一致是很难理解的，尤其是在当下，除国内工资水平之外，其他的通胀来源（食品、能源和商品）都不在美联储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劳动力市场非常紧张，通胀已经开始影响工资。
即时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新增的通胀，通胀也不可能在明年3月前恢复到目标水平
在一场全球经济战中，每个主要国家都在总动员，美国不可能置身事外，如果杰伊·鲍威尔高擎保罗·沃尔克的旗帜，进行加息总动员，他还需要开始针对美国消费者的总动员，让他们大大减少消费。换言之，美国的总动员是一场衰退总动员。我们需要一场深度、持久的衰退，清除《超大号的我》的心态，代之以吉米·卡特的节俭生活主题。这不仅涉及抑制经济中对利率敏感的部分（住房和耐用消费品），还涉及减少服务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后者正如我们所论证的，是一系列资产（住房、股票以及加密货币）蕴含的财富水平的一个函数。藉此，我们必须从系统中清除“感觉富有，多花钱”和“感觉富有，少干活”的心态。当美联储矢口否认两个季度的GDP负增长时证明了衰退已经发生时，它告诉我们的是，它并不像过去那样关注经济中对利率敏感的部分。相反，它更关注服务业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而这两个市场仍然保持强劲。这也是对市场中一种认识的警示，即预计美联储在对抗通胀的过程中会对经济增长感到担忧而停止加息。基本上这就是市场已经在交易美联储在一年后会放松银根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一厢情愿地认为通胀已经见顶……
美联储有一个双重任务：通胀和充分就业。现在考虑一下，今天的通胀率远远高于目标水平，而就业远远超过充分水平。职位空缺越来越多，而没有人去填补它们，超级充分的就业是通胀问题的一部分。完成美联储的这两项任务需要减缓增长，不是在可衡量的商品方面，而是在不可衡量的服务方面，我们通过工资和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衡量该部门的健康。而今天，对服务和劳动力的需求仍旧过于强劲。
市场可以随意谈论“软着陆”，但正如上文所解释的，我们需要一个L型衰退，首先是一个T型的自由落体，一场深度衰退，之后是“_”型的平台期，一场经济停滞或滞胀。
2s10s利率倒挂愈发严重
关于第一点，没人会把经济自由落体当作软着陆。
关于第二点，没有什么能保证在经济自由落体后联储会选择降息。停滞，特别是当与通胀配对产生滞胀时，意味着利率可能会保持在高位一段时间，以确保降息不会导致经济反弹，从而引发新一轮的通胀。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从FOMC那里听到任何暗示美联储希望避免经济衰退——鲍威尔的原话是“会很痛苦”，或者美联储会在我们出现经济衰退和高通胀的情况下急于降息。原话是“我们会在确信降息不会使通胀率回升的时候降息”。
在一个随机性日益上升的世界里，经济预期概要只是个预期而已，而且预期会随着地缘政治事件的发生而改变。在美联储结束对加息的持续评论，减少过多的前瞻性指引之后，下一步可能是停止公布SEP和点阵图。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市场将如何为最终利率和中性利率定价？
准确地说，现在是时候跳出框框，欣赏截至目前我们走过的漫漫长路了，美联储从“通胀是暂时的”到“通胀不是暂时的”，从不加息到加息，加息到一连串加息，一连串25个基点到一连串50个基点，一连串50个基点到一连串75个基点，有前瞻性指引的一连串75个基点到连前瞻性指引都没有的一连串75个基点。
比尔·杜德利和拉里·萨默斯（美国前财长）在认为当下已经迎来了沃尔克时刻，但他们并不是管事的，他们也不必驾驭加息的潜在政治后果。但杰伊·鲍威尔必须驾驭，这就是为什么他虽然前进缓慢，但确实在也动，而且他正在悄悄地迎来他的沃尔克时刻，只不过是一次滚动的“期货沃尔克时刻”。看看上面的衰退图景，听听他说“会很痛苦”，听听他说“通胀不死，利息不降”。虽然我们只是在部分地转述他的话，但这一点也不夸张
如果你认为紧缩政策的峰值是3.5%的联邦基金利率，因为通胀已经见顶（上文我们已经论证了这十分可疑），而且明年就会降息，因为经济衰退已经临近，股票现在处于熊市的边缘（也许不是，因为我们需要的正是经济衰退，而资产价格下降是通往经济衰退的途径），你可能大错特错。比尔·杜德利和拉里·萨默斯对加息方向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事实比他们认为的更严重，而不是更轻松），但最终设定加息节奏的是杰伊·鲍威尔，因为他要对国会负责，而杜德利和萨默斯则不然。但不要搞错我的意思：美联储加息到5%或6%的风险是非常真实的，同理，尽管经济和资产价格受到负面冲击，但利率仍会达到峰值。市场和美联储的SEP，或者说，被联储SEP洗脑的市场，正在告诉我们，我们将通过一个十年一轮的加息周期来遏制五十年不遇的史诗级通胀爆发，而除非你认为到明年通胀会缓和到目标水平，也就是2%，那么明年加息周期的峰值水平依然是负实际利率。
鲍威尔将竭尽全力抑制通胀，甚至不惜以经济萧条和不再连任为代价。
在深度衰退和损害美联储声誉之间，深度衰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前者是在服务公众，后者是在侵害公众。前者是央行行长的问心无愧，后者是终生的负担。杰伊·鲍威尔是否会成功地击垮通胀不是问题关键，在全球经济战的背景下，我们认为这一点非常可疑。相反，问题是他是否会不惜一切代价与它搏斗。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如果我们对通胀的性质和经济需要一个“L”形衰退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如何在不产生通胀的情况下从“L”的那一横回升？如果东方掌握着供给侧的钥匙，而经济战意味着供给侧被掐断，那么西方将不得不发展自己的供应链体系，使“L”变成 “U”。就像目前的加息周期不是一轮正常周期，而是一次紧缩运动一样，这种复苏亦不会是一个由降息驱动的正常复苏周期，而是由财政刺激产业政策驱动的复苏。
圣经谈借钱-查尔斯
提起借钱，大家肯定有太多的感受，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词汇，存在很多声音，牵扯着复杂的利益。期间，借钱的低三下四，被借的提心吊胆。除了本金之外涉及着利息，也是其中一部分。借钱是介于艺术和战术之间事情，围绕着利率浮动，借方和贷方是持续着长期博弈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发展必然的过程。在经济史学中，由于借贷而产生的利息，对于这个衍生出来的‘利息’有它自己的前世今生，有它自己从无到有的故事，有它华丽转身的蜕变，有它继续延续的传奇。
我们先看下复利本息的计算公式
F=P*(1+i)^n
F:终值(Future Value)，或叫未来值，即期末本利和的价值。
P:现值(Present Value)，或叫期初金额。
i:利率或折现率
N:计息期数
复利计算的特点是把上期末的本利和作为下一期的本金，在计算时每一期本金的数额是不同的。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并使用这个计算公式，在理财投资，住房贷款都涉及到复利。但是关于复利这个特殊的借贷衍生品却经历了重重考验，从抵制的重利，高利贷，到可以接受的复利计息，它在漫长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同时代的利息所处的地位及它对国民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和改变。
一、借贷的前世—利息是否等同高利贷
几个世纪以来，围绕借贷行为而衍生出的利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法律框架，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争议和限制。对于万恶之源的利息，在中世纪的古希腊，古罗马，围绕着借与贷所产生的利息是否为高利贷，重利，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基督教的教会法《哈德良法典》也规定教徒不可以放贷和收息的活动。自然法规定明确禁止高利贷，确保借贷双方公正，公平。 《重利法》的出台，规定了利率的标准，借贷所发生的利息有了官方制定的准则。这个时期，借钱收息与重利、利滚利，还是混沌不清的时期，处于原始阶段。
犹太人，典当行和金融业的崛起带动了借贷经济的迅猛发展。 这期间以消费型贷款为主，利率超过50%，同时催生了新型的金融机构，也推动了个人金融革命。于内，国家的放贷机构和私人放贷并行的时期。于外，国际贸易合作开始，汇票也开始出现历史舞台。各路放贷神仙粉末登场，犹太人，伦巴第人，卡奥尔人争夺着放贷市场。这一时期，教会出台的《迪奥西多法典》仍然占据上风。
《格拉提安教令》出台后开始讨论了借贷之间的关系，以现实社会需要为基础，民法和教会法可以共存。民间也已股份制的形式躲避放贷收息的禁令，贸易和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赤裸的挑战教会法的权威。其次，数学的发展也带来了利息计算的革命。斐波那的《计算之书》带动了整个欧洲的复利计算改革。催生了‘利率牌’的问世。这个时期，教会法已经开始妥协。总之，中世纪的商业缓慢而匍匐的前进，无论教会如何打压放贷行为，信贷机构也无视警告而崛起。
二、借贷的革命—利息华丽转身合法化
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之初，贸易的发展导致了商业革命，金钱被视为贸易的合法手段，人们意识到利息在商业发展的重要地位。教会允许了公共放贷机构的成立。记账方法 《算数，几何，比例总论》 开始被广泛使用，它推动了财会的复式记账法。新兴银行家族的崛起，奠定了国家银行体系的初始发展。
1852年斯特芬出版了《利率表》，表格中提到年金的折现值，和年金的终值，利率的额度。此表对利息和重利有了判定的标准。同时代的格劳秀斯将“利息”解读为对贷方所要承担风险的一种自然补偿。萨尔玛西斯撰写了《论高利贷》首次提出了利息和高利贷的区别。这三位世俗学者为了早期的利息改革给予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中世纪后期，欧洲推行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导致《重利法》的自由化和重商主义并行。东印度公司海上贸易的发展促使发行了风险股票，联合股份制公司诞生。利息逐渐得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认可。
荷兰政府发行了债券，1609年又创办了贴现银行，成立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金融产品创新中，银行，证券交易所，国债市场，代理人，信用制度，有限责任公司，交相辉映，奠定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
年金的横空出世，是唯一避免了利息影响的金融产品。年金也是欧洲用于筹集长期资本的首次尝试。在统计学和精算学的支撑下，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合理的利息和高利息已经开始泾渭分明，资本主义的精神开始主宰着利息的走势。
三、借贷的新契机—战争带来金融新产品
英国内战及英法战争，导致英国财务危机重重。此时小型银行逐渐昌盛，同时也出现了债务人监狱，迫使英国出台了《破产法》来保护债务人权益。与此同时，由于战争贷款，急需设立国家银行，以发行国债的方式筹集资金。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将国家货币和国家永久债券捆绑一起。由于《重利法》的限制，成立了发行股票的南海公司，政府也推行唐提式养老金和年金，开始筹集战争资金。漂洋过海的殖民地也纷纷效仿英国，继承着《重利法》 采纳计息计算方法。 随着新的金融产品和年金的出现，利息的发展又迈向新的一步。《百科全书》的出版对利息进行了接近现代的解读，同时也解释了单利和复利，为高利贷的判断提供技术上的支撑。 在高利贷问题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区分了现金和长期投资基金。这些理论基础把利息引入了商业投资层面上。偿债基金正式被政府财政部采纳。
四、借贷新形势的崛起—现代信贷体制的形成
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工业时代，对资金的需求大大超出了高利贷的限制，废除 《重利法》 呼声日益高涨。 举债经营已经登上金融舞台，大量私人银行出现提供了贷款来源。 1954年英国废除 《重利法》 。美国由于复杂的处境，仍旧纯在诸多争议。借钱开始面临新浪潮，从投资借贷转向消费借贷，小额贷款随之出现，同时期也出现了“鲨鱼贷款”，“发薪日贷款”性质高利贷。 投资企业利用杠杆借贷也处于巅峰时期，投资信托是当时的金融手段。一战后经济的复苏，个人对人寿保险和养老金的需求剧增，分期信贷开始崭露头角。
1952年，富兰克林银行发行了首张信用卡。在学术界，米勒和莫迪提出了“MM理论。哈利马可维兹提出 “投资组合选择性和多样性理论”。威廉夏普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理论，爱德华 阿特曼提出了“Z得分”理论。 这些学术理论让资产不在孤立，被纳入了投资组合，债务的概念也转变成信贷，成为正面的象征。
消费贷款转向消费主义，消费者信贷已采用组合化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融资技巧，推动了信贷民主化进程。证券化将消费债务的革命进入了成熟期，首先是政府将住房抵押证券化，然后银行将信用卡应收账款和汽车贷款短期资产证券化，证券化过程中创建了“信托”金融工具。证券化为各方带来了效益，同时也埋下了次贷危机的种子。
五、借贷的风险 —金融市场的危机
继南海泡沫和1929年经济崩溃之后，2007年信贷市场危机已经凸显了消费债务的对金融体系的威胁。大量的债务工具叠加，过度的杠杆借贷，宽松的金融监管，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塌。
投资银行身陷囹圄，信贷违约掉期，面临破产和重组。同时也冲击其他投资机构，次级按揭违约，金融股票缩水，住宅按揭信贷也一落千丈，同期的私营住宅按揭证券化一败涂地。金融市场泡沫危机四伏，消费者信贷和住宅按揭信贷受到危机重创。金融危机导致 《重利法》又再次浮现。在商品化信贷世界，自由市场意识占主导的时候对高利贷的认定更倾向于实用性。
总之，爱因斯坦曾将复利描述成世界第八大奇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尽管计算方法和放贷政策发生了些许的变化，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利息还是一如昨日。过去三千年里，“利息” 尤其是叠加利息既“复利”永远包含着正反两面：中世纪它是显著的罪恶，今日它彰显了蓬勃朝气的财富。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它也仍旧困扰着现代人。
家族基金会-高回报…
”无论是东方和西方，都追求高回报、低风险。
差异来自于家族对风险的具体定义。对于东方家族，集中投资在相同或相近行业的风险较低；因为他们了解这些市场，清楚行业动态，也更有心理准备迎接机遇——这种状况的成因是，东方家族办公室创始人往往是家族的主要投资决策者。
在西方，家族办公室一般由家族外部人员管理 ；投资风险控制更多地依赖于资产多元化，而非行业专业知识。然而，具体采取哪种方式，会取决于家族对哪种方式比较放心，东西方都是如此。随着相对年轻的东方财富从创始人手中转移出去，后辈逐渐疏远家族传统产业，新一代继承人可能会寻求与西方更接近的配置结构。而随着新兴市场本身变得更成熟，也可能影响资产配置。
方法摘要
• 随着家族财富的增加以及历经数代人的财富变化，资产配置通常会增持上市股票的比例。
• 家族对财富目的的根本理念是投资策略的关键驱动力。
• 投资年期、增长目标等一系列因素塑造了具体的家族办公室关键绩效指标，并决定了资产分配。
• 财富来源（商业界别）对资产配置的影响很大。
• 政治风险是促进地理布局多元化的驱动因素。
• 与西方家族相比，东方家族更有可能收购与家族原始收入来源相同或相近行业的资产。
新贵与旧富
遗产的历史有多久对家族办公室的投资策略也有直接影响。Rosplock 女士表示 ：“服务第三代家族的办公室与服务新时代科技企业家的办公室，通常有不同的授权范围。”前者可能专注于财富保值，后者会侧重于财富创造。
对于第一代财富创造者来说，如何投资是最重要的。”
Merry 先生说 ：“对于第一代财富创造者来说，如何投资最重要。”他补充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的长久性变得越来越相关。
在亚洲，对财富创造的信心和可能更大的风险偏好并存，这可能会带来对更高回报的预期。
同样，财富的年龄及其所在地是影响因素 ：亚洲家族企业聚集大量私有财富，暴露在公开市场的程度较低。比如在中国，家族办公室市场还处于早期阶段，更加注重创造财富。新冠疫情是否会对此产生任何影响，还有待观察。然而，由于中国是少数几个可能在 2020 年实现GDP 增长的国家之一，但疫情继续扰乱其他经济体，因此资本长期流出中国的现象（因为中国富人寻求地域多元化）可能会放缓，甚至逆转。
私人资产
由于非流动资金的溢价和回报都较高的，导致多年来利率处于历史低位，让家族办公室一直处于私人资产需求激增的最前沿。
Falanga 先生表示 ：“许多 [ 居住在非原籍国 ]海外家族在私募股权中寻找机会，因为当中涉及的中间人较少。”他也提到房地产广受欢迎，“因为这是人们认知里的有形资产”。Ritossa爵士也观察到投资房地产的“持续偏好”。他说：“房地产仍然是家族办公室最受欢迎的投资策略之一，因为它被视为财富创造和财富保值的基石性资产。
Falanga 先生发现美国国内客户更偏向流动股本资产，但他强调，无论在哪个地区，流动性都很重要。他说 ：“流动性对所有客户都依然很重要，特别是在当前市场波动的情况下。我们鼓励在任何时候都要有流动性。”
最近对 111 位家族办公室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的家族办公室可能会加强对私人资产的偏好，59%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在未来6 个月内再增加一名投资人，那么此人将专注于非流动性投资。调查还显示，13% 的可投资资产是直接投资，98% 的受访者预期在未来三至五年内维持或增加这一风险敞口。21 随着美联储降息并向美国金融体系注资，以此对抗新冠病毒对金融的影响传染，投资者普遍利用了这次机遇。《华尔街日报》报告称，2020年第二季度，私募股权投资的公司发行了超过310 亿美元的垃圾债券，22 这也说明，当美联储以任何方式购买垃圾级债券时，这种资产也变“
我们确实看到英国和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呈增长趋势。”
高先生说，此前在东方，私募股权投资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资产类别，“因为私募股权投资有高增长，企业家家族的首脑都了解这些增长引擎”。然而，在过去两年中，随着增长减缓，这类投资的风险变大。“人们也日益认识到它们的流动性不足和较长的投资年期，我们已经看到随之而来的趋势，更多人转向流动资产。”
然而，尽管私人资产和直接投资在东西方越来越受欢迎，但原因各不相同。西方家族办公室除了看中较高的回报，更通常是为了寻求多元化，而东方家族办公室则是为了寻找与家族企业契合的机遇。
Merry 先生表示 ：“东方投资者更有可能将主要投资于自己的公司，并寻求直接投资其他公司。”他补充说，家族办公室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西方兴起。Chompan 女士在泰国的经历也类似。她解释说，她的办公室寻求“与我们有密切关系的企业，通常是位于泰国或东南亚其他地区。我们进行全面关注，而不仅仅是由回报驱动”。
本土偏好
东方的家族办公室往往有行业配置，而且与西方相比，其风险集中度与家族的收入来源更一致。Chompan 女士说 ：“家族办公室与家族得更具吸引力。可以想象，已经参与私人债务和股权的家族办公室，将会根据这些变化制订计划，跟随美联储的方向。
Ritossa 爵士是一家位于迪拜的家族办公室的主席，，他说自己的办公室正在“探索直接投资而不是私募股权的选项。这使我们能够利用投资组合的多元化、管理控制和更高的回报”。
他表示，在利雅得、蒙特卡洛和迪拜的会议上遇到的“国际家族”也在遵循这一趋势。
Fleming 先生说：“我们确实看到英国和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呈增长趋势。”他认为，此类资产尤其符合家族长期投资的目标，投资年期通常为 10 年或 20 年，而且“很契合私募股权机遇的成熟度”。他的观点也得到实际情况的印证 ：美国上市公司数量在下降，过去 15 年中减少了近 50%。
高先生表示，较老的家族企业一般现金流充沛，但增长较低，因此他们的家族办公室“倾向于在风险资本、私募股权、直接投资和新经济方面寻找高增长的机会”。这种方法还可以消减集中风险。已经出售了家族业务的家族更偏好金融资产 ；而那些领导新的高科技业务的家族“由于其业务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所以他们会寻求投资其他国家的其他资产类别以降低这些风险”。
这种动态的影响会越来越深，因为那些希望更接近亚洲投资机遇的家族会招募亚洲的投资经理。Choong 女士指出，这进一步加深了新加坡作为家族办公室的卫星中心地位，因为新加坡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拥有区域投资专业知识和机遇。
高先生也发现，这种现象出现在拥有不止一个家族办公室的中国家族中，他们的一个办公室在中国，其他的在国外。他说，以前香港是首选的离岸办公室目的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但现在对新加坡的偏好已经超过香港，因为新加坡拥有同样熟悉的文化，但现在“被中国家族视为更安全的财富目的地”。
业务之间会互相转化。例如，经常会有人因为有很适合家族业务的投资机会而来接触我们，我会把这些机会传递给家族首席投资官。”
Choong 女士表示 ：“虽然很多人可能说家族办公室正在各个国家和行业进行投资，实现多元化，从而降低家族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但实际上，他们似乎仍是围绕熟悉的领域进行。”这通常导致相当比例的亚洲家族办公室的资金投到了国内或周边低区。
当涉及到新的投资时，东方家族倾向于利用私人商业关系。因此，相比于西方的家族办公室，他们可能更乐于投资初创期的企业，尤其是该企业是由与他们有私人关系的人管理。正如 Rosplock 女士强调，这与家族财富的年龄密切相关。她表示 ：“中国的亿万富豪的财富是文革后积累起来的，他们往往是第一代财富创造者和企业家。”典型的观点是，财富的核心功能是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因此，典型的东方家族办公室似乎更具创业精神，而西方家族办公室则采取与之疏离的公共投资。
“中国的亿万富豪往往是第一代财富创造者和企业家。”
Kirby Rosplock，Tamarind Partners 创始人慈善事业是全世界亿万富豪最关心的问题。
Wealth-X 表示，在超过 50 亿美元身家以及10-50 亿美元身家的富豪群中，分别有 65% 和50% 的富豪将捐赠列为首要任务。这对美国富豪而言尤其如此，他们把非营利组织和社会组织作为自己投入精力最多的第三大行业。24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相关性是财富效应 ：对慈善事业的兴趣随着财富兴隆而增加。
慈善事业也是家族将核心价值观传承给下一代的重要方式。Merry 先生说 ：“不只是针对狭义的财富，而是从财富的所有方面——金融、知识、文化和社会——来支持家族。我们的家族办公室提供与财富相关的整体服务。在我们联合家族办公室的中心是第六代家族。”
此外，Merry 先生解释说，“还有公众期望，就与盖茨基金会等倡议的一样，人们应该为自己的财富作出合理的解释”。社会责任投资是另一种证明方式。
ESG 投资脱颖而出对社会负责任的投资，而不是单纯捐赠资金，正成为富豪家族实现慈善目标的重要方式。环境、社会和管治理 (ESG) 投资本身已成为一种受人尊敬的策略，也是养老基金和大型资产管理公司采用的策略。ESG 不仅成为主流，而且经常在动荡的市场中保持弹性，例如这次新冠肺炎导致的市场动荡。
以本次疫情为例，截至 2020 年 4 月初，跟踪全球市场表现的 MSCI ACWI 指数下跌了 16%，而 MSCI ESG 领导者指数仅下跌了 14.6%。
Merry 先生表示 ：“在最近的 [ 疫情 ] 危机中，SG 表现不错。当股票跌时，一切都与业绩有关。ESG 已经证明自己不是一种时尚，而是投资好公司的另一种方式。”家族希望把做善事与有效的财富管理结合起来，ESG 正显示出其价值。
代际传承
最近，东西方都发生了财富目的的代际传承。Fleming 先生说：“下一代人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要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成为一股永恒的力量。”他说，ESG 是千禧一代在家族办公室中的重中之重。Merry 先生评论说，这种现象在过去两到四年中尤其明显，“下一代人想知道他们的钱在做什么。”
高先生指出，在中国，第一代人非常热衷于参与传统的慈善事业，并倾向直接捐赠。“下一代人有不同的视角，希望建立更现代的模式，对社会或环境产生长期影响。”
于先生认为，家族办公室的作用对于帮助第二代理解慈善事业的重要性至关重要。他说：“慈善事业是传承的关键，它让他们[第二代]明白，金钱可以传播爱和温暖。我们投资股市，做其他业务，让公司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这种态度的改变是家族办公室中 ESG 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ESG 投资也往往比传统慈善事业更加可以量化，投资回报率（ROI）和使命回报率（ROM）等指标有助确定实质的影响。
打造影响力
超越 ESG 投资的是影响力投资，它更强调可量化的社会结果，而不是简单地排除负面影响。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影响力目标设定了框架。
Ritossa 爵士的家族企业始于 600 年前的橄榄贸易，他的家族办公室设在迪拜。他表示，他已经观察到了这种影响力投资的趋势，“在我们的全球网络中，至少 50% 的家族在十年前自认为是慈善家，现在自认为是影响力投资者。”
Ritossa 爵士说 ：“由于可以采取长期方法管理我们的资产，因此我们的限制较少，在选择投资时更灵活。这种思维很适合作影响力投资。”
在全球范围内，家族办公室在影响力投资方面广为人知的是，它采用直接且非常契合个人兴趣的方式。根据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2019年影响力投资者》调查，家族办公室比其他组织更有可能成为直接影响力投资者，其 57%的资本用于直接投资，相比之下，养老金资本只有 2% 用于直接投资，银行资本为 24%。25家族办公室对用于影响力投资的总管理资产额（AUM）的贡献越来越大，2018 年达到 7800万美元，2019 年增长至 1 亿美元。根据 2020年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研究，家族办公室计划今年将影响力投资额倍翻，达到 1.98 亿美元。
该研究的资产管理者也认为，对用于影响力投资的管理资产额而言，家族办公室是其重要的资金来源。
尽管如此，这种热情似乎在西方更为明显。
Rosplock 女士表示 ：“在欧洲和北美有大量的影响力投资。”Choong 女士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她虽然承认看到越来越多关于影响力投资的报道，“但直到最近，也没有多少亚洲家族办公室把 ESG 投资作为家族使命宣言和家族投资策略的核心锚点。
高先生对于中国的展望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影响力投资“是很多人谈论的，但并没有太多案例”。他指出，这里面可能有争议，“一些家族认为，应该把家族业务和慈善事业分开，以防止利益冲突。”
然而，陈女士认为，虽然“人们对影响力投资的确还有不少怀疑，但在过去两三年里已经有所改变，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世界已经不再是‘常态’”。自从新冠肺炎以来，“常态”就更难定义。
慈善工作
随着“新贵”财富的优势越发明显，东方的家族办公室开启了慈善之旅的早期阶段。
Choong 女士说 ：“至少在目前来说，我不确定亚洲家族是否真的认为投资和慈善相互联系，但这并不是说亚洲家族不注重慈善事业。”
陈女士的 RS 集团就是一个例外。她解释说 ：“我们作为一个家族办公室，愿景不只是专注于投资或赠款。”她补充说，RS 集团在投资组合结构中采用了整体投资组合法（TPA）。她说，这意味着将投资组合的全部资本进行部署，“投资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包括金融投资和赠款投资，并确保两者之间产生协同效应和协调效果”。这与 Chompan 女士的经验相吻合。她位于曼谷的家族办公室管理着一个以奖学金为导向的基金会，她说 ：“我们还在考虑扩展到家族关心的其他领域，比如青年和教育。我们在 ESG 投资方面做得并不多，但我确实帮助 [ 家族企业 ]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并将其融入运营中。”
“一些家族认为，应该把家族业务和慈善事业分开，以防止利益冲突。”
随着塔塔信托（Tata Trusts）、韩礼士基金会（Hinrich Foundation）和一丹奖基金会（YidanPrize Foundation）等团体在其特定领域投入大量资金，东方的家族慈善事业正在不断发展。高先生形容这种转变“在统计学上很重要”，而 Choong 女士表示，她的公司也帮助许多家族建立了基金会或慈善信托。
Choong 女士说，亚洲家族通常将慈善事业看作是一个家族的努力，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他们愿意聚在一起听听其他人在做什么，更好地了解该地区的需要，并学习如何更有策略地、更可持续地捐赠。”但他们避免采用西方常见的高调声明或多家族合作。
Grubman 先生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和谐”型家族如何将他们的捐赠融入到企业慈善事业中，因为家族和企业之间更加模糊。他说 ：“他们寻找家族企业能做出贡献的领域，而不是建立家族基金会。”
结语
家族办公室遍布全世界，而且也为越来越多的全球流动和具有全球意识的客户群提供服务。
参与本报告采访的许多家族办公室代表已涉足跨国业务，其他人也跃跃欲试。家族办公室当然不会孤立于全球资本趋势以外。
“向国际同行学习非常重要。”
Rosplock 女士说 ：“新世代有着空前的全球意识 ：从环境问题到社会正义问题、性别不平等、地缘政治全球不稳定，以及现在每个人都关注的健康问题。”她的观察基于新冠肺炎危机，这也是 2020 年无论贫富都最关心的问题。
Choong 女士说 ：“新冠危机可能提高家族的意识，将有意义的投资作为家族使命的一部分。
最近，我们看到有更多关于家族慈善活动正规化的授权，也有很多关于影响力投资的讨论。”
这次疫情的压力终将消退。与所有投资者一样，家族办公室的事业需要超越眼前。Rosplock 女士表示 ：“许多家族办公室将继续走在变革的前沿，投资于早期的新技术、人工智能，当然还有制药和医疗保健。”她还强调，与其他投资机构不同，家族办公室具有治理灵活、透明、流动性高和资本耐性强等优势——这些都是投资界的宝贵属性。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财富转移都在增多。然而，东方的增长速度一直在加快。整体较为年轻的东方家族正在调整自己的方式，以便管理财富并传承给后代。他们借鉴西方，以自身经验和文化作为发展的基础。
于先生解释说 ：“向国际同行学习非常重要。通过向海外学习，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位置，从而确立发展方向和方式。”
按照 Grubman 先生的三重文化模式（“荣誉”、“和谐”、“个人主义”），融合东西方的第四种模式正在形成，体现出现代财富的全球化属性。
Grubman 先生说 ：“家族会评估哪些文化背景元素需要保留，哪些需要舍弃，以及新文化的可取之处。‘第四文化’家族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多于他们的起始文化。”他们强大而国际化，未来属于他们。因此，家族办公室的发展不应着眼于东西方的差异，而是注重东西方的融合。
关键信息
1. 文化差异的确影响了东西方家族办公室的结构；但最大区别在于两者在实现投资目标时，对外部专业人士的依赖程度各有不同。西方家族办公室的依赖程度较高。随着东方出现更多的代际财富转移，两地的区别逐渐减少。
2. 相比于文化、地理位置或捐助资金的规模，家族财富的年龄对家族办公室结构的影响更大。传承的代际越多，家族成员愈加远离起家业务，甚至是自己的祖国。随着新兴市场日益成熟，资产配置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3. 在东方，由于可以与决策者直接沟通，家族办公室能更快速对投资机会采取行动。在西方，家族办公室较多依赖投资专业人士，增加了管理层级。
4. 过去十年来，各方对私募股权的投资热情普遍增强，东西方的家族办公室都一致倾向这类资产，尽管原因各有不同。西方可能为了追求投资组合多元化；而东方则优先考虑业务协同效应，表明东方家族更愿意在熟悉的行业进行早期投资。
5. 房地产被认为是财富创造和财富保值的基石资产。
6. 影响力投资作为慈善事业的扩展或替代，似乎在西方更受欢迎 ；长远来看，ESG 投资似乎在全球具有更普遍的吸引力，而长期利益正是家族办公室的使命核心。
7. 财富全球化正在缩小东西方家族办公室在运营和理念上的差异 ；剩下的区别似乎更多的是与慈善理念有关，而不是与投资哲学有关。
全球财富结构-金杜
导言：全球财富结构的变化资料来源
家族办公室的数目难以准确计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家族办公室的定义各有不同。然而，近年来的增长趋势显而易见，全球的家族办公室数量已超过 10,000 家。
美国家族办公室研究员兼顾问 Kirby Rosplock 表示 ：“全球十分之四的家族办公室成立于近十年内，新增数量之多令人惊讶。”
咨询公司 Wealth-X 指出，2018 年全球亿万富豪人数为 2,604，比同期下跌了 5.4% ；但这只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年度缩减。尽管如此，亿万富豪的数量及财富总额仍然远远高于前两年。2Wealth-X《2020 年亿万富豪普查》显示亿万富豪群体的财富出现反弹：2019 年，他们的财产总额暴增 10% 以上，达到 9.4 万亿美元（其中，亚洲的亿万富豪人数增幅最大）。
然而，发展壮大的不只是亿万富豪阶层。根据企业管理和咨询公司凯捷 (Capgemini) 制作的2020 年版《世界财富报告》，高净值人士（即资产超过 5000 万美元）的数量也出现增长：北美增长了 10.9%，欧洲 8.7%，亚太地区 7.6%。
凯捷表示 ：“2019 年，全球高净值人士的人数和财富增长率均接近 9%”。3 该群体的财产总额达到 74 万亿美元（见图 1）。该报告还指出，亚洲连续第五年蝉联全球最富有地区。
许多亚洲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快速增长，中国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全球第一经济体）。然而，美国仍然是亿万富豪的中心地区，因此也是家族办公室行业的中心。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占全球的 27%，财富占全球亿万富豪财富总额的35%。据 Wealth-X 统计，尽管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下降了 16%，但全体 285 位中国亿万富豪的总财富占全球亿万富豪财富总额的 12%，远高于排名第三的德国。
亚洲家族财富的增长完全依赖家族企业的快速发展 ：超过 70% 的中国和印度家族企业表示，其 2019 年的增幅预期为两位数。4 鉴于中国的财富增长集中在本世纪，中国的财富数据尤其耀眼。尽管世袭财富在西方的地位受到了挑战，白手起家的新晋亿万富豪在亚洲的比例更高。其中，95% 的中国亿万富豪是白手起家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亿万富豪第二大居住国）。
研究表明，全球白手起家型亿万富豪的比例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有很多来自科技领域，他们的平均净资产接近 60 亿美元。全球十大富豪中，有五位的主要财富源自科技领域，远远领先其它行业。然而，科技富豪的财富高度集中在顶端的少数人群，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 · 贝佐斯 (Jeff Bezos)，他在 2019 年的净资产估值为 1240 亿美元。6 随着跨国科技集团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等亿万富豪的崛起，这种长期的全球科技创富趋势在亚洲也很明显。
科技富豪群体具有流动大、国际影响力强和增长迅速的特点，无疑将影响家族办公室相关的投资策略。例如，贝佐斯将财富投入太空探索；而他的前妻在离婚成为亿万富豪后，则更专注于慈善事业。这种分化也在不同性别的亿万富豪之间出现，因为女性往往比男性更热衷于慈善事业。因此，家族办公室除了有东西方的管理差异，还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文化如何构建家族办公室的任务
任何家族 办公室的结构和举措都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一项研究将家族办公室结构的成败比作婚姻 ：“长期配偶不是只结一次婚就够了，而是要由不同的婚姻阶段将彼此紧紧连结。”7与婚姻关系一样，家族和家族办公室需要了解彼此不断变化的观念和设想，才会合作成功。
文化在构建设想方面有它的角色，而文化差异则是家族和家族办公室关系的核心。然而，文化虽有着重要作用，却未必得到充分理解或加以运用。
Rosplock 女士解释说 ：“在亚洲，父权家族制度的影响依然强大，对老一辈人更加尊重和崇敬。西方文化则更注重民主，可能导致家族[成员们 ] 质疑或测试家族办公室的设想——这种做法并非总能得到对方的欣然接受，有可能导致冲突，更有甚者会提起诉讼。”
泰国迈奴控股公司投资部副总裁 ChompanKulnides 解释道 ：“家族首脑认为最好设立一个单独的办公室来处理家族事务和投资。随着资产增长，有必要把一切集中起来，委托家族办公室联同银行、会计师等人士处理相关事宜。”设立家族办公室是确保家族利益和商业利益分离的一种方式，有时还可以帮助族长正式贯彻其理念或愿望。Chompan 女士解释道：“家族办公室与家族企业之间可能存在交集 ；但权力和利益划分得很清晰，并不重叠。”
专门从事家族办公室研究的北京学者高皓表示 ：“儒家文化塑造了人们对财富传承的态度，
态度则影响了家族办公室的结构。”他认为传承与家族传统紧密相连，而第一代财富创造者尤其看重两者的关系。若家族传统相对显赫，也可能导致家族成员抗拒出售家族业务，也影响了家族办公室的运作。
相比于简单的东西方划分，美国家族财富顾问James Grubman 归纳出三种文化模式——按照“荣誉”、“和谐”、“个人主义”的框架划分家族结构，用于区分家族办公的行事方式。
• 个人主义 ：（北欧、北美）：价值观包括任人唯贤、交代责任和个人奋斗。沟通直接、果断、意思明确。
• 和谐 ：（北亚、南亚和东南亚）：强调尊重权威和家族，推崇和谐，避免冲突。新理念的评估基准是其对社区和家族的影响。年轻人必须等待强大的首脑人物来分配角色。沟通的目的在于维持关系，语言谨慎含蓄。
• 荣誉 ：（南欧、东欧、南美洲、北亚、中东和印度）：家族是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焦点。家族企业的文化以当权者为中心。沟通风格介于个人主义与和谐模式之间。
Grubman 说 ：“三重文化模式相当精细复杂。比起简单化的东西方模式，前者对监管和财富转移的事宜解释得更细致。”从三重文化模式来看，世代或家族分支之间的观点差异很可能是文化冲突的体现，而不是出于个性差异——了解冲突的根源有助于解决冲突。
家族办公室必须就文化冲突制定计划，以便控制最坏的场面。对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家族，Grubman 还指出：“这些地区的家族企业建立在复杂、不透明的交叉控股之上。由于企业的本质，如果必须遵守披露持股受益方的规定，注定会困难重重。”
因此，西方的家族办公室在透明度被视为规范制度的地方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东方的家族办公室可能在这方面面临更多挑战。原因是不透明运作可能只是流程的特点，而不是漏洞，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业务关系或投资策略。
无视地区和文化差异而采取一刀切，可能引起问题。除了 Grubman 先生，新加坡卫达仕凯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Stacy Choong 也举出一些例子解释，西方财富顾问采用直接和技术性的方法，可能会忽略文化上的细微差别，产生不理想的结果。Choong 女士解释说 ：“你所需要的顾问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认识到并非所有事情都要经法律程序进行。他们必须了解家族的背景文化，帮助家族为了集体利益而凝聚在一起。
她指出，新加坡作为著名的东西文化熔炉，尤其能够理解文化差异。
Grubman 先生如是评价 ：“这是它的优势之一。”他表示，新加坡结合了某些个人主义特点——例如，欢迎理性分析和直接表达——和传统的亚洲行事方式。“如果你在新加坡和香港工作，必须精于处理跨文化和跨司法管辖区的问题。”
随着财富日益国际化，家族也分散在全球各地，家族办公室必须提高能力，应对金融机构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复杂情况。
”传承：管理财富转移有时意味说不可说的
传承是富裕家族及其家族办公室的首要任务。Wealth-X 的数据显示，到 2030 年，净资产超过 500 万美元的家族将有 15.4 万亿美元的巨额代际财富转移，当中包括企业所有权、财产和其他资产，以及更广泛的家族财务问题，如慈善基金会和艺术藏品。
转移过程经常出现失误 ：70% 的富裕家族在第二代传承时损失财富，90% 在第三代传承时损失财富。管理财富转移要求家族办公室拥有多领域技能。但根据家族办公室倡导组织家族财富联盟 (Family Wealth Alliance)，这方面的人才严重短缺。
Choong 女士说 ：“据我们了解，许多资深私人银行家获邀请加入家族办公室。”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依靠家族内部。总部位于英国的联合家族办公室沙艾尔首席执行官 JamesFleming 表示 ：“家族通常希望教导下一代——或者说引导年轻后代进入家族的慈善基金会，为他们提供指导、安排职位。”
跨国联合家族办公室斯通海格 (StonehageFleming) 的首席执行官 Chris Merry 指出，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据他解释，中国市场更注重产品；家族首脑们会问：“凭什么要花钱请人给自己讲解传承？”因此，银行赢得顾客的方式是将建议与有形产品捆绑成服务。
正是因为传承规划促使前制药企业家于洪儒先生成立了单一家族办公室——博泽家族办公室。他表示 ：“中国有很多公募和私募融资，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也不少。但要为家族办公室找到合适的人才仍是一个挑战。”高先生说 ：“独生子女政策使情况雪上加霜，因为传承的选择更少了。”
财富转移是东方和西方家族办公室之间的分水岭之一。鉴于北美财富的价值及其家族首脑的平均年龄相对较高，当地将在未来十年出现史上规模最大的财产转移，其规模可能占全球财富转移总额的半数以上（8.8 万亿美元）；同期，欧洲的财富转移额可能占全球的五分之一（3.2万亿美元）。
Rosplock 女士表示，“此现状是家族下一代审视资产部署的巨大驱动因素，”“家族需要因此考虑受益人是否准备充分、能否接管财富，以及是否有必要加强财富教育。”另外，她将财富教育称为“让家族办公室高管头疼到睡不着的热点问题之一”。
财富教育需求促使许多家族办公室——特别是负责多个家族的家族办公室——建立以创业、慈善和投资方式等为主题的金融教育项目。
部分家族办公室还会组织退省，旨在建立家族共识，为继承人提供金融教育。
年轻富豪东西方的财富传承存在显著差异，但主要原因不在文化，而是人口特征——财富持有人的年龄才是差异的根源所在。作为东方大部分亿万富豪的发源地，中国的亿万富豪比西方要年轻得多。前者的平均年龄是 56 岁；50 岁以下的人数占比超过 20%，全球平均水平则为10%。11 印度亿万富豪的人口特征与中国相似，平均年龄为 63 岁。12 同理，3000 万美元以上的印度高净值人士平均为 59 岁。财富持有人处于更年轻的人生阶段，关系到家族“财富旅程”的位置，进而影响到相关家族办公室的运营和未来规划。
东方财富相对年轻，因此有时间进行传承规划。然而，正如经济学人智库的另一份报告所强调，将传承规划规范化的过程很艰巨。聚焦亚洲家族企业（相当一部分属于高净值人群）的研究报告《规划繁荣》显示，大多数企业所有者都声称有传承规划。但行内专家认为，所谓的规划只停留在口头。到了实际执行，传统和文化才是重要考量。一方面是老一套的传承准备，另一方面是新一代接受现代规划，造成明显的世代冲突。”
未来十年内，亚洲的代际财富转移接近 2 万亿美元，全球则超过 15 万亿美元。15 因此，世代继承规划的冲突亟待解决。虽然家族办公室正是为了解决传承问题而设，但传承往往不是首要关注的目标。Rosplock 女士解释道，东方家族办公室似乎不太注重架构，“因为第一代财富创造者仍在积累财富。”
因此，亚洲的传承规划问题受到人口构成和文化的共同牵引。Merry 先生表示 ：“亚洲家族办公室才刚开始考虑接班问题。”
家族财富传承的价值…
家族基金会对家族财富传承的价值何在？
“一个家族基金会的建立能够为家族注入一种精神，让家族的后人把家族的荣誉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不断地追求卓越，从而使家族从富一代变成创二代、善二代、善百代。家族基金会是家族精神和财富传承的不二之选。
家族基金会，要把现代慈善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一个联系。中国在传统文化当中有非常强的慈善基因，在《易经·坤卦》当中就提到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在红十字总部和《圣经》、《古兰经》的经义一起挂在大厅里。讲到仁者爱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春秋时期，还有一位范蠡，三次创业成功，三次散财做慈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榜样。
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
现在很多人在研究慈善的时候，说中国慈善不行，因为中国缺少宗教的文化传统。
家族慈善、一个家族基金会的建立能够让家族的后人把家族的荣誉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会继承先人的光荣和梦想，不断地追求卓越，创造新的辉煌。所以，家族基金会在世界的慈善领域是引领潮流的。家族基金会、家族慈善能够让家族更和谐，让后人更幸福。父亲留下一笔财富，建了一个不大的家族基金会，因为有了这个基金会，几个兄弟姐妹每年都要在一起开会，讨论家族慈善怎么做，而且现在正在选后人接班，让后人选择最幸福的道路。
光是财富的传承可能富不过三代，或者只有财富而没有精神的话，财富的传承是很困难的。慈善将给财富的传承注入一种精神，这样一种精神能够使家族从富一代变成创二代、善二代、善百代，可以说，家族基金会、家族慈善是家族财富和精神传承的不二之选。
成立于500年前的德国富格尔基金会，这个家族建的老人社区现在还保留着61栋建筑。这个家族最有意思的是，500年前建立了这样一个老人社区，现在还在运行，租金500年来一直没变。而且有一个传统，入住的老人一定在道德方面比较好。
中国的财富从现在起可以讨论成就百年基业，建百年老店。很多财富家族不光是为家族留下东西，给人类也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财富多了要办教育，办文化，办艺术。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是财富家族留下来的。
家族基金会和公司基金会相比，它没有市场利益的诉求，更加纯粹。家族基金会有财产的独立性，可以为社会创新承担风险，风险慈善搞的是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药物的研发，药厂不愿意做，政府不会做，家族基金会来做。他可以自己决定钱往哪里投，如果有风险自己承担，这是基金会在推动社会创新方面的价值，所以慈善的财富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说到家族基金会，有些人误解，家族搞慈善，家族自己拿钱做慈善，自己再拿回去，你会干这种事儿吗？这是不合逻辑的。所以家族基金会一定是腐败率最低的，几乎是不会有腐败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已经给家族基金会做了铺垫，在基金会的理事当中可以有1/3是家族成员。
美国的慈善家族：
1871年时，芝加哥发生大火，家族企业完全烧掉了，付之一炬。工人一个不辞退，共度难关，不要政府一分钱救助，因为政府也很困难。到JP摩根借钱，JP摩根听说他来借钱，马上无条件借给他100万美元，不要任何条件。现在这个家族传承到第四代。这就是这个家族能够兴旺的原因，因为他们有这么好的文化基因、社会责任感。
说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慈善王国在改变世界。他们家族有72家公益机构，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3年成立时一共做了10个项目，其中9个在中国，包括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当时认为中国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更了不得的是，在这100多年里，洛克菲勒家族慈善为人类创造了112个诺贝尔奖——成立于1891年的芝加哥大学获得87个诺贝尔奖，成立于1901年的洛克菲勒大学，主要在生物工程学类获得24个诺贝尔奖。另外洛克菲勒基金会推动绿色革命，被诺贝尔奖委员会称为拯救了10亿人的生命。
福特基金会由家族基金会发展为现在的独立基金会，在社会创新领域有无数的丰碑。他们在70年代发现了孟加拉的尤努斯，尤努斯颠覆了扶贫的理念，过去扶贫只是给钱，从他开始实验小额贷款，穷人拿到贷款不仅要还本还要付息。现在孟加拉有900万家庭受惠于尤努斯的小额贷款。
比尔·盖茨基金会：一是做风险慈善，通过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过去那些给钱式的慈善是浪费钱，对改变社会一点帮助都没有。那种滥行布施的慈善，不仅不是功劳，甚至是罪恶，因为实际上你在养懒穷人。比尔·盖茨在风险慈善的第一线，不断地投入，他可能失败，但是只要成功就会改变人类的命运。第二个是比尔·盖茨建立了双治理结构。比尔·盖茨基金会没有钱，它得到的捐款全在比尔·盖茨信托，通过比尔·盖茨信托赚钱，再把钱的收益返到比尔·盖茨基金会，基金会仅仅是花钱的机构。这种模式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也正在学习。
曹德旺，几年前捐出35亿福耀玻璃的股权，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河仁基金会，因为财产的转移涉及到税的问题，现在还欠国家6.72亿元。
陈发树，承诺捐赠83亿股权，因为涉及到税的问题，还没有实现转移。但是陈发树已经投资5亿建立了新华都商学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于公益信托，通过信托的方式，资产不要马上转移，但是可以锁定这个资产用于慈善。
卢德之，注册2亿成立了华民慈善基金会，他宣布要建立百亿级基金会，现在由于制度的原因，资产不能顺利地实现转移。
王健林，承诺将捐出万达公司90%的个人财富，成立王健林基金会。
牛根生，于90年代初研究慈善，2011年捐出14.2亿港币，建立了慈善信托。这个信托资产已经增值到40多亿，每年有几个亿的收益捐到老牛基金会，主要用于生态保护和建立儿童博物馆等等。老牛家族要原汁原味地学习洛克菲勒家族，所以他的儿子和女儿成立了老牛兄妹基金会。
马云，马云已经采取了基金会+公益信托的模式，基金会已经在浙江注册，去年在新加坡设立了公益信托基金，以后的收入捐赠到马云基金会。马云基金会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最大的家族基金会。
何巧女，何巧女刚刚宣布捐赠30亿的东方园林的股权给巧女基金会，这是一个家族基金会，以公益信托的模式，或者逐步把捐赠的股权收益转移到基金会。她提出要和比尔·盖茨及另外几个企业家捐资设立中国公益慈善学院，推动中国的公益慈善教育。
宗庆后，2011年我们一起开了家族基金会的国际研讨会，这个会上宗庆后宣布会建立家族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将来要设立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奖项。当年比尔·盖茨到中国劝富人捐款时，宗庆后没有参加，他说我现在还要做企业，要把企业做大，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建企业，解决那里的就业问题，给当地带来税收，这实际上也是在做慈善。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
比尔·盖茨提出到中国劝捐的当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中国富人不急于学美国富人捐财产，中国企业家应该先做好企业家，再做慈善家”。中国企业家现在做出来的东西还让我们不放心，还存在那么大的食品安全问题，马上成为慈善家，恐怕是拔苗助长，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家族基金会的目标应该是小型化、普及化，这会成为家族基金会的主流。在现行的法律环境、税收制度等等条件不是很有利的情况下，只建一个200万注册的基金会就可以了，然后加上公益信托。
公益信托是说不要马上转移财产，这个财产锁定将来的收益变现，逐步转移到基金会。采取这样的模式。美国现在有98000家基金会，企业基金会很少，只有2700家，中国现在的企业基金会比较多。美国的社区基金会有700多家，类似于公募基金会。美国的基金会90%以上是独立基金会，主体是家族基金会。关于美国家族基金会的研究，大家会看到，美国的家族基金会估计有8万家左右，5万美元以下资产的占50%，50万美元以下资产的大概占了将近90%，美国的家族基金会从1990年到现在，将近70%成立于最近20多年。美国的家族基金会关注的领域，教育和健康这两个领域超过了50%。
2011年我到比尔·盖茨的办公室，他说了一个观点，他说在中国劝说富人捐赠财产比在美国更容易。我问此话怎讲？他说，因为中国的富人大部分是财富第一代创造者，他们可以比较自主地决定财富怎么安排，但是美国的富人除了最近二、三年有一些新富阶层以外，大部分都是传承者，财富捐赠与否需要集体决定。后来我到美国和其他慈善界人士讨论这个话题，他们都同意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