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富结构-金杜

全球财富结构-金杜

导言:全球财富结构的变化资料来源

家族办公室的数目难以准确计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家族办公室的定义各有不同。然而,近年来的增长趋势显而易见,全球的家族办公室数量已超过 10,000 家。

美国家族办公室研究员兼顾问 Kirby Rosplock 表示 :“全球十分之四的家族办公室成立于近十年内,新增数量之多令人惊讶。”

咨询公司 Wealth-X 指出,2018 年全球亿万富豪人数为 2,604,比同期下跌了 5.4% ;但这只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年度缩减。尽管如此,亿万富豪的数量及财富总额仍然远远高于前两年。2Wealth-X《2020 年亿万富豪普查》显示亿万富豪群体的财富出现反弹:2019 年,他们的财产总额暴增 10% 以上,达到 9.4 万亿美元(其中,亚洲的亿万富豪人数增幅最大)

然而,发展壮大的不只是亿万富豪阶层。根据企业管理和咨询公司凯捷 (Capgemini) 制作的2020 年版《世界财富报告》,高净值人士(即资产超过 5000 万美元)的数量也出现增长:北美增长了 10.9%,欧洲 8.7%,亚太地区 7.6%。

凯捷表示 :“2019 年,全球高净值人士的人数和财富增长率均接近 9%”。3 该群体的财产总额达到 74 万亿美元(见图 1)。该报告还指出,亚洲连续第五年蝉联全球最富有地区。

许多亚洲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快速增长,中国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全球第一经济体)。然而,美国仍然是亿万富豪的中心地区,因此也是家族办公室行业的中心。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占全球的 27%,财富占全球亿万富豪财富总额的35%。据 Wealth-X 统计,尽管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下降了 16%,但全体 285 位中国亿万富豪的总财富占全球亿万富豪财富总额的 12%,远高于排名第三的德国。

亚洲家族财富的增长完全依赖家族企业的快速发展 :超过 70% 的中国和印度家族企业表示,其 2019 年的增幅预期为两位数。4 鉴于中国的财富增长集中在本世纪,中国的财富数据尤其耀眼。尽管世袭财富在西方的地位受到了挑战,白手起家的新晋亿万富豪在亚洲的比例更高。其中,95% 的中国亿万富豪是白手起家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亿万富豪第二大居住国)。

研究表明,全球白手起家型亿万富豪的比例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有很多来自科技领域,他们的平均净资产接近 60 亿美元。全球十大富豪中,有五位的主要财富源自科技领域,远远领先其它行业。然而,科技富豪的财富高度集中在顶端的少数人群,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 · 贝佐斯 (Jeff Bezos),他在 2019 年的净资产估值为 1240 亿美元。6 随着跨国科技集团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等亿万富豪的崛起,这种长期的全球科技创富趋势在亚洲也很明显。

科技富豪群体具有流动大、国际影响力强和增长迅速的特点,无疑将影响家族办公室相关的投资策略。例如,贝佐斯将财富投入太空探索;而他的前妻在离婚成为亿万富豪后,则更专注于慈善事业。这种分化也在不同性别的亿万富豪之间出现,因为女性往往比男性更热衷于慈善事业。因此,家族办公室除了有东西方的管理差异,还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文化如何构建家族办公室的任务

任何家族   办公室的结构和举措都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一项研究将家族办公室结构的成败比作婚姻 :“长期配偶不是只结一次婚就够了,而是要由不同的婚姻阶段将彼此紧紧连结。”7与婚姻关系一样,家族和家族办公室需要了解彼此不断变化的观念和设想,才会合作成功。

文化在构建设想方面有它的角色,而文化差异则是家族和家族办公室关系的核心。然而,文化虽有着重要作用,却未必得到充分理解或加以运用。

Rosplock 女士解释说 :“在亚洲,父权家族制度的影响依然强大,对老一辈人更加尊重和崇敬。西方文化则更注重民主,可能导致家族[成员们 ] 质疑或测试家族办公室的设想——这种做法并非总能得到对方的欣然接受,有可能导致冲突,更有甚者会提起诉讼。”

泰国迈奴控股公司投资部副总裁 ChompanKulnides 解释道 :“家族首脑认为最好设立一个单独的办公室来处理家族事务和投资。随着资产增长,有必要把一切集中起来,委托家族办公室联同银行、会计师等人士处理相关事宜。”设立家族办公室是确保家族利益和商业利益分离的一种方式,有时还可以帮助族长正式贯彻其理念或愿望。Chompan 女士解释道:“家族办公室与家族企业之间可能存在交集 ;但权力和利益划分得很清晰,并不重叠。”

专门从事家族办公室研究的北京学者高皓表示 :“儒家文化塑造了人们对财富传承的态度,
态度则影响了家族办公室的结构。”他认为传承与家族传统紧密相连,而第一代财富创造者尤其看重两者的关系。若家族传统相对显赫,也可能导致家族成员抗拒出售家族业务,也影响了家族办公室的运作。

相比于简单的东西方划分,美国家族财富顾问James Grubman 归纳出三种文化模式——按照“荣誉”、“和谐”、“个人主义”的框架划分家族结构,用于区分家族办公的行事方式。

• 个人主义 :(北欧、北美):价值观包括任人唯贤、交代责任和个人奋斗。沟通直接、果断、意思明确。

• 和谐 :(北亚、南亚和东南亚):强调尊重权威和家族,推崇和谐,避免冲突。新理念的评估基准是其对社区和家族的影响。年轻人必须等待强大的首脑人物来分配角色。沟通的目的在于维持关系,语言谨慎含蓄。

• 荣誉 :(南欧、东欧、南美洲、北亚、中东和印度):家族是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焦点。家族企业的文化以当权者为中心。沟通风格介于个人主义与和谐模式之间。

Grubman 说 :“三重文化模式相当精细复杂。比起简单化的东西方模式,前者对监管和财富转移的事宜解释得更细致。”从三重文化模式来看,世代或家族分支之间的观点差异很可能是文化冲突的体现,而不是出于个性差异——了解冲突的根源有助于解决冲突。

家族办公室必须就文化冲突制定计划,以便控制最坏的场面。对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家族,Grubman 还指出:“这些地区的家族企业建立在复杂、不透明的交叉控股之上。由于企业的本质,如果必须遵守披露持股受益方的规定,注定会困难重重。”

因此,西方的家族办公室在透明度被视为规范制度的地方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东方的家族办公室可能在这方面面临更多挑战。原因是不透明运作可能只是流程的特点,而不是漏洞,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业务关系或投资策略。

无视地区和文化差异而采取一刀切,可能引起问题。除了 Grubman 先生,新加坡卫达仕凯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Stacy Choong 也举出一些例子解释,西方财富顾问采用直接和技术性的方法,可能会忽略文化上的细微差别,产生不理想的结果。Choong 女士解释说 :“你所需要的顾问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认识到并非所有事情都要经法律程序进行。他们必须了解家族的背景文化,帮助家族为了集体利益而凝聚在一起。

她指出,新加坡作为著名的东西文化熔炉,尤其能够理解文化差异。

Grubman 先生如是评价 :“这是它的优势之一。”他表示,新加坡结合了某些个人主义特点——例如,欢迎理性分析和直接表达——和传统的亚洲行事方式。“如果你在新加坡和香港工作,必须精于处理跨文化和跨司法管辖区的问题。”

随着财富日益国际化,家族也分散在全球各地,家族办公室必须提高能力,应对金融机构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复杂情况。

”传承:管理财富转移有时意味说不可说的

传承是富裕家族及其家族办公室的首要任务。Wealth-X 的数据显示,到 2030 年,净资产超过 500 万美元的家族将有 15.4 万亿美元的巨额代际财富转移,当中包括企业所有权、财产和其他资产,以及更广泛的家族财务问题,如慈善基金会和艺术藏品。

转移过程经常出现失误 :70% 的富裕家族在第二代传承时损失财富,90% 在第三代传承时损失财富。管理财富转移要求家族办公室拥有多领域技能。但根据家族办公室倡导组织家族财富联盟 (Family Wealth Alliance),这方面的人才严重短缺。

Choong 女士说 :“据我们了解,许多资深私人银行家获邀请加入家族办公室。”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依靠家族内部。总部位于英国的联合家族办公室沙艾尔首席执行官 JamesFleming 表示 :“家族通常希望教导下一代——或者说引导年轻后代进入家族的慈善基金会,为他们提供指导、安排职位。”

跨国联合家族办公室斯通海格 (StonehageFleming) 的首席执行官 Chris Merry 指出,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据他解释,中国市场更注重产品;家族首脑们会问:“凭什么要花钱请人给自己讲解传承?”因此,银行赢得顾客的方式是将建议与有形产品捆绑成服务。

正是因为传承规划促使前制药企业家于洪儒先生成立了单一家族办公室——博泽家族办公室。他表示 :“中国有很多公募和私募融资,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也不少。但要为家族办公室找到合适的人才仍是一个挑战。”高先生说 :“独生子女政策使情况雪上加霜,因为传承的选择更少了。”

财富转移是东方和西方家族办公室之间的分水岭之一。鉴于北美财富的价值及其家族首脑的平均年龄相对较高,当地将在未来十年出现史上规模最大的财产转移,其规模可能占全球财富转移总额的半数以上(8.8 万亿美元);同期,欧洲的财富转移额可能占全球的五分之一(3.2万亿美元)。

Rosplock 女士表示,“此现状是家族下一代审视资产部署的巨大驱动因素,”“家族需要因此考虑受益人是否准备充分、能否接管财富,以及是否有必要加强财富教育。”另外,她将财富教育称为“让家族办公室高管头疼到睡不着的热点问题之一”。

财富教育需求促使许多家族办公室——特别是负责多个家族的家族办公室——建立以创业、慈善和投资方式等为主题的金融教育项目。

部分家族办公室还会组织退省,旨在建立家族共识,为继承人提供金融教育。

年轻富豪东西方的财富传承存在显著差异,但主要原因不在文化,而是人口特征——财富持有人的年龄才是差异的根源所在。作为东方大部分亿万富豪的发源地,中国的亿万富豪比西方要年轻得多。前者的平均年龄是 56 岁;50 岁以下的人数占比超过 20%,全球平均水平则为10%。11 印度亿万富豪的人口特征与中国相似,平均年龄为 63 岁。12 同理,3000 万美元以上的印度高净值人士平均为 59 岁。财富持有人处于更年轻的人生阶段,关系到家族“财富旅程”的位置,进而影响到相关家族办公室的运营和未来规划。

东方财富相对年轻,因此有时间进行传承规划。然而,正如经济学人智库的另一份报告所强调,将传承规划规范化的过程很艰巨。聚焦亚洲家族企业(相当一部分属于高净值人群)的研究报告《规划繁荣》显示,大多数企业所有者都声称有传承规划。但行内专家认为,所谓的规划只停留在口头。到了实际执行,传统和文化才是重要考量。一方面是老一套的传承准备,另一方面是新一代接受现代规划,造成明显的世代冲突。”

未来十年内,亚洲的代际财富转移接近 2 万亿美元,全球则超过 15 万亿美元。15 因此,世代继承规划的冲突亟待解决。虽然家族办公室正是为了解决传承问题而设,但传承往往不是首要关注的目标。Rosplock 女士解释道,东方家族办公室似乎不太注重架构,“因为第一代财富创造者仍在积累财富。”

因此,亚洲的传承规划问题受到人口构成和文化的共同牵引。Merry 先生表示 :“亚洲家族办公室才刚开始考虑接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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