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生命的起源

在生命起源问题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观点也截然不同。创造的模式认为从原始到高级的各种生物都是由大能的神各从其类造出来的；生命只能源于生命，各种生命皆来自永生的神。但进化模式却认为生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由有机物演化出氨基酸、蛋白质，最后演化为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产生了生命。和宇宙的起源一样，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已经完成，无法重复，故已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无法直接用科学方法阐明。现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模式在生命起源方面的合理性。

　　米勒的实验

　　一九五三年，生物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发现了去氧核醣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另一件事是米勒（Stanley L. Miller）从无机物中制造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须的物质，被认为是支持生命由无机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的重要科学证据。

　　米勒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他模拟人们认为的在生命出现以前的原始地面气层的成分，在一个烧瓶中加入氢气、甲烷和氨等还原性气体和水蒸气。将烧瓶密闭后插入两支电极，通电后可以产生电火花。七天后，他从烧瓶中收集到一些有机物，其中竟有几种氨基酸！他的实验结果轰动了科学界。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按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有了蛋白质，生命的产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人们以为米勒的实验所揭示的也许就是生命从无机物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证明生命是进化论而来的。四十多年来，米勒和其他人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如紫外光、高温、震动波等，从还原性气体中获得了更多种类的氨基酸、葡萄醣、核醣、以及核酸所含的几种硷基等生物体内的重要有机物。

　　然而米勒的实验并不象当时许多人预想的那样，拉开了创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对米勒的实验的意义，人们提出愈来愈多的质疑。比如，关于反应物的浓度问题。米勒实验中所加入的反应物（各种还原性气体）的浓度远远高于原始气层中这些气体的实际浓度。反应物浓度低，则这种由无机物生成有机物的合成反应就难于进行，或者一旦合成后立即又会分解。

　　有人指出，按米勒和他的同事们所假设的原始气层环境计算，米勒实验中制成最多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因此在原始大气层中形成的甘氨酸的97%在抵达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的少量甘氨酸要扩散到三十英尺深的深海中才不致被紫外光破坏。

　　再则，有人推算，米勒实验中的电火花在两天内提供的能量相当于原始地球表面四千万年所接受的能量的总合。也就是说，米勒在烧瓶中观察到的化学反应，在实际原始气层中是难于发生的。

　　李志航博士指出，“怪不得连从事此项研究的Brooks与Shaw两人都得承认：‘这些实验宣称是无生物的合成结果，实际上却是借著有高度智慧与活生生的人精心设计而成功的。’” 坚持进化论观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一本书内也坦承地说道：“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进化过程？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就算一个活细胞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仍不能证明自然界在数十亿年前采用同样的步骤”1。

　　另外，许多生命所需的物质都有旋光性(光通过这些物质时会被折射)。醣类都是右旋的，生物所必需的二十种氨基酸全是左旋的。但米勒等人得到的氨基酸却是右旋和左旋各占一半。由对等的左、右旋的氨基酸变成全部左旋的氨基酸，很难用随机机制来解释。

　　然而，米勒实验遇到的最严重挑战却是关于原始大气层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存在。由无机物合成氨基酸等的实验也是在无氧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有氧气存在，这种合成作用或者不能发生，或者分解作用超过合成作用。

　　近一、二十年来关于原始岩石及太空研究的资料指出，地球的大气层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气等还原性气体，而且有含氧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人驾驶的海盗号（Viking）太空船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没有生物存在，但火星却有氧化性的气层。因此，地球的原始气层中含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虽然对于大气中含多少氧气才能完全阻止氨基酸等有机物的形成尚无定论，若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中确实含有氧气的话，米勒等人的实验的意义就当完全重估了。

　　DNA的形成

　　退一步说，即使米勒等人的实验确实在原始大气中实际发生过，也就是说，假定氨基酸等能在原始大气中由无机物产生，这离生命的起源仍然还有遥远的距离。生命有许多特点，最主要的是要有新陈代谢（metabolism）和繁衍后代（reproduction）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来自于DNA的功能。生物的新陈代谢是由基因调控的。基因是DNA的片断。除少数原核生物（主要是植物病毒）靠RNA繁殖外，绝大部分生物都由DNA的复制进行繁殖。所以，要产生生命，首先要产生DNA（或RNA）。最简单的生物噬菌体（专门吃细菌的病毒）就主要是由一个外壳和内含的DNA分子组成的。但DNA的自然形成面临著两大难关。

　　DNA本身并不复杂，是由四种不同的核亘酸相联而形成的长链。复杂的是DNA分子中这几种核亘酸排列的顺序（Sequence）。DNA正是借著这四种核亘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蛋白质及其他生命所必须的化合物，进而发展出不同的生物性状。正如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样，这四种核亘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这些巨大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随机产生这一正确组合的可能性之小就不难明了了。

　　梁斐生博士曾引用过一九六七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爱根博士（Manfred Eigen）的演讲中所说的话：“一个含有221个核亘酸的分子，其复杂程度的数学量等于这些核亘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总和一共是4221（4的221次方）或者是10133（10的 133次方）”，而“10105 个这样的分子就足以充满整个宇宙！”这10133次随机组合之中，只有一次组合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让这10105个分子随机组合，令组合的速率为每秒一万次（104），假设宇宙的年龄为三百亿年（1018秒），那么，从宇宙形成到现在，一共可以产生的组合方式是10127次（10105x1018x104），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有正确核亘酸排列组合序列的DNA分子2!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最简单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至少含有四百个氨基酸。也就是说，需要至少由一千二百个核亘酸组成的DNA分子使该蛋白质能够产生。人们在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DNA分子，含有几千个、而不是221核亘酸。可见，无论宇宙的年龄有多长，“进化”速率有多快，单靠随机组合而产生第一个生命所必须的DNA分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其次，DNA分子形成时，需要各种霉的参与;而霉是一种蛋白质。但是，蛋白质要在DNA链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合成。象“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在第一个生命产生之际是先有DNA分子呢，还是先有这种DNA形成时所必须的蛋白质（霉）呢？答案是，必须两者同时形成，缺一不可。凭机遇单是形成DNA分子已几乎无可能，更何况还要靠机遇同时形成各种霉聚合。如果一定要用进化的、随机产生的观点来解释第一个DNA分子的形成，未免太牵强了。

　　化石的证据

　　如果生命真是从无机物逐渐进化而产生，然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话，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这种进化的证据。可是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的观点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质和古生物学界，把寒武纪早期（约5.7亿年前）作为“隐生宇”和“显生宇”的分界。因为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几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Phylum）的动物的化石突然同时出现，被称之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进化论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

　　詹腓力博士（Dr. Phillip E. Johnson）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化石记录问题之中使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痛的难处是‘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大约在六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Phylum）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必须有的祖先的痕迹。正如道斯所说，‘这些动物化石就好象有人故意放进去的一样，完全没有进化的历史可以追寻。’达尔文在世时还没有证据显示寒武纪之前有任何生物存在。他在《物种起源》中承认‘这现象目前仍未能解释，而且的确可以用来作为有力的证据打击我现在要讨论的观点。’达尔文又说，如果我的学说是确凿的话，‘寒武纪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满各种活物’” 3。

　　但古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正与达尔文所预期的相反。本世纪以来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发现的伯基斯（Burgess Shale of British Columbia）动物群，澳大利亚弗林斯德山脉发现的埃迪卡拉（Ediacarans）动物群和一九八四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澄江县发现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进一步证实，在寒武纪，大量的动物门类同时突然出现，展示了地球上生命的形式的爆炸性的突变，无进化痕迹可寻。一些古生物学家报导说，他们在古老的岩石中（被认为在三十亿年以前）找到一些原核生物（如细菌、蓝绿藻等）的化石。此类化石有时是难以分辨真假的。即使这些化石是可靠的，这些原核生物与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复杂的真核动物之间无任何进化关系。

　　进化论者的一种推测是，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软体动物，很难形成化石。但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伯基斯页岩中有很多软体动物的化石。在澄江化石群中，许多动物的软体组织如胃肠、口腔、神经等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

　　一九九五年四月在中国南京召开了“寒武纪生命演化大爆炸、环境和资源国际讨论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我国澄江化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同时，《人民日报》（海外版）于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发表了纽惟恭的题为〈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瞩目〉的评论文章。文中写道：“近十年来，该所（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笔者注）对澄江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个动摇。”

　　接著，《人民日报》（海外版）在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又发表了另一篇署名为丁邦杰的评论文章：《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文章说，“十九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认识。”

　　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在头版新闻报导说，中国古生物学家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昆明鱼”和“海口鱼”。报导说：“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地球三十八亿年生命演化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生物创新事件，它在不到地球生命发展史1%的‘瞬间’创生出了 90%以上的动物门类。”(可详见Nature杂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号所载的专文)

　　多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视为不容质疑的科学真理。今天这种“闯禁区”的文章能在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登载出来，意义深远。这说明，一批诚实、严肃的科学家基于研究结果，已开始冲破各种思想束缚，勇敢地向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权威理论挑战。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

　　地球的生命来自外星球？

　　由于生命由无生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或“生物自生论”的观点遇到上述许多无法逾越的难题，不少科学家开始放弃了这种观点。李志航说：“怪不得因发现核酸DNA结构而世界闻名的Crick氏这样说：‘每次当我写一篇关于生命来源的文章后，总发誓以后绝不再写这类文章，因为猜想的东西太多，确知的事实太少了。’ (可惜，发了誓以后他还继续写！)”4但其中一些人仍不愿接受神创造生命的创造模式，转而提出“生物外来论”（Panspermia）的假说。Francis Crick也说过：“若生命没有藉自然程序来开始，除非我们赞成特别创造的论点，否则生命必始于他处，并将地球殖民地化”5。科学家们一直在陨石中找微生物，但至今没有成功。原以为火星很可能有生命，但无人驾驶的太空飞船一九七六年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是生命的荒漠，连水都没有。美国太空总署并不灰心，又先后向月亮、金星、水星、土星和海王星等发射了飞船，结果仍使人失望。即使如此，科学家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太阳系以外的外太空。不少人相信，外太空可能有高级智慧生物，并由他们把原始生命送给地球的。美国国会于一九八九年拨款一亿美元，用以“寻找外太空智慧”（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的计划。

　　寻找外太空智慧并非无稽，笔者对UFO等也有浓厚兴趣。但是，如果在诸多事实面前仍坚持排除生命有超然起源的创造论的观点，转而求助于外太空生物，并不能解释生命起源的终极原因。即使有一天科学家真的证明了地球上的原始生命来自外星球，我们仍会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难题：外星球的原始生命又是如何起源的呢？

四、宇宙的起源

虽然起源问题无法直接用科学的方法重演，但科学家们仍在观察、推理的基础上对宇宙的起源提出各种假说。现在，大爆炸论被广泛地接受。李志航博士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 1 和梁斐生博士在《真金不怕洪炉火》2两本书中对此都有引人入胜的论述。

　　宇宙不是永恒的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德国医生奥伯斯（Olbers）从一个简单的观察中提出宇宙不是处于衡定状态的假说。大家都知道星与星之间的夜空是完全黑暗无光的。奥伯斯首先想到，这说明宇宙中星球的数目是有限的，不能使宇宙的每个角落都发光。其次他假设，由于星球之间的万有引力，星球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小；或者由于什么尚不清楚的原因，万有引力会被抵消，使星球间的距离不断加大，即宇宙可能在膨胀。但这种假说未引起当时科学界的注意。

　　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天文学家观察到了红移现象（red shift）。他们发现距地球很远的星球或星系射到地球的光比离地球近的星的星光弱而且较偏红色，即偏向可见光中的长波光谱。在声学上有一种现象叫做都普勒转移（Doppler Shift）：当一个运动物体接近我们时，我们收到的它的声波频率偏高；当它远离我们而去时，我们收到的它的声波则偏向低频。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是，当火车驶进站时，站在月台上的人听到它的鸣笛十分高亢；当它离站驶去时，笛声则变得低沉。因此天文学家们把红移现象解释为：远处射出红光的星球正在以高速度远离地球。

　　几年后，爱因斯坦于一九一七年发表了著名的普遍相对论，震动了科学界。一些科学家发现相对论的公式包含有宇宙不恒定的结论。但爱因斯坦不同意此见解，他当时以为自己的计算有误差，于是在方程式中又加进一个常数，以抵消宇宙有不断澎涨或收缩的可能性。

　　一九三一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博（Edwin Hubble）用当代最大的二百寸天文望远镜惊奇地发现在银河系外还有千千万万个天河系，而且这些天河系明显地不断迅速向外扩张。在事实面前，爱因斯坦承认他在相对论公式中所加的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尽管他感到有些刺激，并认为不尽合理，仍勉强地接受了“宇宙有个原始的必须性”的假说。由于理论和观察都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此后科学界再不怀疑宇宙确实是在膨胀了。

　　大爆炸理论的确立

　　基于宇宙在不断澎涨的事实，早在四十年代，旅美俄裔物理学家伽莫（George Gamow）等科学家就预测说，只有一个从近于无限高温迅速冷却的宇宙，才能合理解释质子和中子的融合，以致产生今天这个含73%的氢、24%的氦、和3%的重元素的宇宙；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产生的，在整个宇宙都可以测量到绝对温度-273oC以上约五度的微光3。只是，他们的预测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当时，一般实验室没有足够精密的仪器在如此低温下来侦测这种微波。

　　一九六四年，美国电讯公司的贝尔（Bell）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彭兹雅（Arno Penzias）和威尔逊（Robert Wilson）用一种敏感的天线装置测量银河系的电波时，记录到很多杂音。他们一直以为天线有毛病。但天线经过彻底检查、确保无误后，这些杂音仍然存在，而且从各个方向测量的结果完全一样。这种杂音的强度所代表的温度是-270oC左右。

　　与此同时，以狄克（R. Dicke）为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群物理学家也在寻找太空微波。他们理论计算的结果是，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而来，其遗留的爆炸微波所代表的温度应是-263oC左右。有趣的是，这两个研究小组并不相通，而且他们都不知道伽莫等人在1948 年所作的计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得知了彼此的研究情况，并认为彭兹雅和威尔逊接收到的杂音正是大爆炸后余留至今的微波幅射！当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天文物理学报上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其他科学家随后所从事的观测和计算，也完全一样。由于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彭兹雅等获得1978年诺贝尔奖。美国太空总署发布的宇宙背景探测卫星(COBE)在大气层以上测得的数据表明，宇宙是一个完全的幅射体，与大爆炸论相符。

　　此外，根据大爆炸理论，宇宙中最先形成的元素是原子量小于7的元素，主要是氢和氦。氢和氦在宇宙中的比例的理论推算与现今在宇宙中测定的是吻合的。二十年来，物理学家用核子加速器研究不同核子、粒子高速碰撞的结果，用以推测宇宙形成过程中不同核子的比例，其推测结果也与今天实际观测的比例一致。

　　大爆炸理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需要进一步被检验；宇宙是否有百亿年的历史，也值得商榷；该理论在细节上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因它合理地解释了宇宙的膨胀，找到了大爆炸的直接证据；加之，按此理论推算的结论和在加速器中得到的数据，大都与在宇宙中观测的实际情况相符。因此，大爆炸理论已成为现今被广泛接受的理论。

　　大爆炸理论的超然性质

　　大爆炸理论的观点、推论和实际观测结果中，包含了许多奇特、不可思议和超越自然律的部分。对此，梁斐生博士在《真金不怕洪炉火》一书中有详尽论述。我这里只简要地举出几点。

　　第一，现在多数宇宙学家都认为，在大爆炸之前，只有虚无，连时间和空间也没有。可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爆炸怎么会发生呢？而且，宇宙这种“无中生有”的起源是与热力学第一定律不相符的。

　　第二，前面提到，当一个过程处于初始阶段时，冷热不均衡，熵质很低，然后冷热趋于均匀，熵值不断增高。但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彭罗斯（Roger Penrose）却提醒人们，原始爆炸的火球原是处于热膨胀平衡状态，具有极高的熵值。这又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尖锐地对立。

　　第三，根据宇宙新膨胀论，在大爆炸发生后的10-23秒的一瞬间，宇宙膨胀了10倍，其膨胀速度可高达1031米/秒远远地超越了相对论中的光速极限(3×109米/秒)。

　　第四，现在大多数学者对大爆炸后10-35秒以后的过程已有不少共识，但对大爆炸后10-35 秒之内的情况却根本无法窥测。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温度极高，可达1032℃，一切自然律都失去了功效。换句话说，宇宙是在超自然的状况中产生的。

　　另外，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如此剧烈的大爆炸的结果，一定是杂乱无章的，就象炸弹的爆炸一样。然而实际情况却大出人的预料。美国太空总署为侦测大爆炸遗留的背景微波幅射而特别发射的卫星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升空后两年内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几乎完全一致，只相差万分之一凯尔温度！到一九九二年，科学家从该卫星收集到的几亿个测量数据中发现，它们只相差万分之三度！也就是说，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细浪是出奇地均匀、平滑！这是大大超乎人们的想像的。更奇妙的是，正是从这极微小的不均匀中，各种元素、星云、星系得以产生，形成今日的宇宙！

　　加拿大天文学家Hugh Ross指出：科学家们发现，为在宇宙中形成生命所需的必须物质，宇宙中的很多特徵一定要被精细微调。他在书中列举了人们已发现的二十五种特徵。这些特徵之精确，使人瞠目。比如，宇宙的膨胀率不能与现今的膨胀率相差1055分之一！又比如，宇宙中电子与质子数目相等的精确度的误差是1037分之一，否则宇宙的电磁力就将克服各种引力，使星体不能形成。1037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呢？Hugh Ross有一个形像的比喻。把十亿个北美洲大小的面积铺上硬币，从地球一直铺到月亮那么高，其硬币的总数就约为1037 。把其中一个硬币涂上红漆后，再混到硬币堆里去。在这个堆里找到这枚红漆硬币的可能性就是1037 分之一！随著对宇宙精妙的不断认识，科学家们不能不面对宇宙的创造者。“某人精调大自然”、“超智慧”、“耍弄”、“无可抗拒的设计”、“上帝的手”、“最终的目的”、“ 上帝的思想”、“优美的秩序”、“非常精密的平衡”、“超然聪颖”、“超自然结构“、 “超自然机制”、“合身裁剪”、“超然存在者”、“神工斧凿”等等，已成为天文学家们描述这位造物主的常用语4。宇宙必有一个开始，一个超越自然律的开始。这个结论与进化的模式无法协调，却与神创造宇宙的创造模式完全吻合。

　　宇宙的起源和科学家的信仰

　　笔者过去以为，并相信现在很多学生、学者仍然以为，科学研究的结果是最客观、可靠的，因为科学家是不偏不倚、完全公允地从实验、观测数据中得出结论的。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里姑且不论那些不时被曝光的伪造实验数据的丑闻。对一般科学家而言，由于世界观和信仰不同，在科学研究中总会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重视或偏爱自己所预期的结果，会接受和坚持那些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但符合自己世界观和信仰的假说或理论。真正要做到客观、公正，敢于在真实面前修正自己的观点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在宇宙起源的研究中也看得很清楚。

　　不少受人文主义影响的科学家坚持宇宙永恒、自然演化的无神论观点。在红移现象被发现、推测宇宙在不断膨胀的假说提出后不久，爱因斯坦推出相对论。当别人指出相对的公式中含有宇宙膨胀结论时，爱因斯坦不接受，以为自己的计算有误，所以特引进一个宇宙常数以消除宇宙膨胀或收缩的可能性。虽然现在有些科学家认为，作为一种反重力的因素，爱因斯坦的这个宇宙常数是可能存在的（参见《Reason’s to Believe》,Third Quarter/1999, Vol/l No/3, P. 3），但当年爱因斯坦加上这一宇宙常数，并非出于科学的洞见，而是信仰的支配。因为他不愿意相信宇宙有个开始。所以，在他公开承认失误，接受了宇宙在膨胀、宇宙必有个开始后，心里仍感到别扭。他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说：“宇宙膨胀之说，对我有点刺激。”“承认这些证据的可能性，似乎不合理。”不过，这位科学巨匠是值得钦佩的，他毕竟有承认错误的勇气。

　　宇宙膨胀获得充分证据后，伽莫等科学家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大爆炸论的假说，但不受科学界青睐。一九四八年三位英国天文物理学家邦迪(Herman Bondi)、高特(Thomas Gold)、和荷尔(Fred Hoyle)提出宇宙衡态论（Steady State），认为宇宙虽在膨胀，但宇宙可以从一个尚不知晓的地方不断产生新物质（可能是氢），以填补宇宙膨胀后留下的空间，使宇宙的平均密度保持不变。此假说并无充分的事实依据，但因它既能解释宇宙的膨胀这个事实，又表明宇宙不需要有个开始，因此立即获得科学界的广泛支持。可见，世界观有时比事实更重要。

　　现在，大爆炸理论已站住脚跟，衡态论已失去优势。但仍有科学家不愿接受宇宙有个开始的结论。于是又有人提出一种新的假说：循环论（Oscillating Theory）。这个假说承认宇宙是由大爆炸而来，宇宙在膨胀之中；但由于万有引力，有一天宇宙不再膨胀，进而开始收缩，密度和温度不断增高后，复变成原始火球，于是又发生大爆炸。如此膨胀、收缩，周而复始，所以宇宙仍然不需要有开始。循环论也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李志航博士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循环论面对两大难题。第一，除非宇宙的物质再增加十倍，否则没有足够的万有引力可以阻止宇宙的膨胀。第二，根据物理学和热力学的理论计算，如果宇宙真有不断膨胀收缩的周期，每一周期中光子对核子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如果宇宙无尽地膨胀–收缩循环，今天光子对核子的比例应是无限大，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当然，也确有不少科学家在研究宇宙起源中进一步认识了神。因发现大爆炸余留的微波幅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彭兹雅（Penzias）就公开表示，《圣经》的记载和当前天文学的最佳科学佐证不谋而合。当美国著名的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的科学家于1992年发现大爆炸遗留的微波幅射是那样均匀雅致，那样精美绝伦时，他们说这好象是亲眼看到了神一样！如第五章所述，戴维斯(Paul Davies)、荷尔(Fred Hoyle)等科学家的无神论世界观正在改变之中。神一直藉著《圣经》和大自然向人们启示他自己。凡真诚寻求真理的科学家都能认识他。

三、热力学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是科学界公认的宇宙普遍规律。能量守恒定律是说，能量可以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但其总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是恒定的。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发现能量和质量可以互变后，此定律改为能质守恒定律。这个定律应用到热力学上，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一定律指出物质和能量既不能被消灭也不能被创造，一度曾被无神论当作宇宙永恒的根据。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描述热量的传递方向的：分子有规则运动的机械能可以完全转化为分子无规则运动的热能；热能却不能完全转化为机械能。此定律的一种常用的表达方式是，每一个自发的物理或化学过程总是向著熵（entropy）增高的方向发展。熵是一种不能转化为功的热能。熵的改变量等于热量的改变量除以绝对温度。高、低温度各自集中时，熵值很低；温度均匀扩散时，熵值增高。物体有秩序时，熵值低；物体无序时，熵值便增高。现在整个宇宙正在由有序趋于无序，由有规则趋于无规则，宇宙间熵的总量在增加。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不是在进化，乃是在退化之中。曾长期在美国西北大学执教的物理学家贝克博士（Dr. Edson Peck）指出，“我们的宇宙中熵值有增高的倾向”，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象一个发条逐渐慢下来的大时钟” 1。诚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些暂时逆热力学的自然现象，如生命现象。动、植物由受精卵开始，从简到繁、从不分化到分化，最后成为一完整的动物或植株。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这些动、植物最后也要衰老和、死亡和解体。

　　暂时逆热力学的生命现象需要两个必备条件。第一是要有蓝图或指令。这就是在精子和卵子的DNA中所携带的来自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在这些基因的调控下，一颗绿豆发芽长成一株绿豆苗，鸡蛋孵化后成为一只小鸡。第二是要一个能量转化系统，以供给发育时期所需的能量。光合作用、消化作用、血液循环和呼吸作用等都是这样的转化系统。

　　进化论者认为，地球是开放系统，可以不断从太阳吸收能量以弥补在熵增高的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因而进化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但是，他们把能量的多寡与能量的转化相混淆了。问题不是太阳是否有足够的能量维持进化过程，而在于太阳的能量怎样用来维持进化过程。如果把一头野牛放进一家瓷器店，野牛用它巨大的能量在店内作功的结果只能是一场破坏。同样，如果盖一座楼房没有设计图纸，没有建筑师统一指挥，乃是让各种机器自由运作，让人们把水泥、砖头随意堆砌，楼房根本无法盖成。

　　如果进化是宇宙的普遍现象，那么在宇宙中一定有宏大的指令系统和能量转化系统，使万物能逆热力学第二定律，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但是，人们在宇宙中找不到这样的系统，故进化的模式是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直接相冲突的。

　　创造的模式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吻合。起初神创造天地时，“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一4）。这告诉我们神起初创造的世界是冷热分开的低熵世界。世界被创造后，即慢慢开始退化。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提出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但《圣经》早在两千多年前清楚地指出了宇宙中熵不断增高的自然趋势，“天地都如外衣渐渐旧了”（诗一○二 26）；“天必象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赛五一6）。

　　热力学第二定律还告诉我们，宇宙不是永恒的。因为按此定律，宇宙的熵值在不断增高；总有一天，当宇宙各处的温度完全均匀一致时，熵增到最大值，一切能量都不再能作功，只剩下分子的随机运动。此时宇宙就到达等温热死阶段，一片死寂荒凉。这就是宇宙的终点。现在宇宙还没有进入最后阶段，说明宇宙的过去还不够长；即，宇宙必有一个起始点。宇宙必有起点和终点，不是永恒的。创造模式相信宇宙是神创造的，故宇宙不是永恒的。

　　如果把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结合起来，可以引伸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第一定律说：质能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也就是说，宇宙不能自己开始；热力学第二定律却说宇宙必定有一个开始。这样，宇宙只能有一个不受第一定律支配的超然的开始。这样的开始不可能是自然进化而是神超然的创造。

二、两种模式

既然进化论和创造论不能用科学方法证明或否定，关于起源的看法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建立的。这并不意味著我们不能客观地、合乎科学地来讨论起源问题。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应该是凭主观意愿或轻率、盲从的，而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和思考而建立起来的。基督徒接受创造论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圣经》明白地教导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一1)。同时，他们也确信，神启示人类的两本书 — 《圣经》和大自然决不会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随著科学的发展，人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而非无目的地依机遇进化来的。

　　为便于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建立两种关于起源的模式，即进化模式和创造模式。进化模式是：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其中有自生自长的律，使一切可以由简到繁、由紊乱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发展；这种进化、发展至今持续不断。创造模式是：宇宙万物由超然的造物主所创造和维护；现在，创造过程已完成，进入了护持阶段。本章将著重讨论有关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等方面的科学观察及成果。现代科学的资料更符合哪一种模式，那么，该模式可以作为较正确的模式予以接受。

一、进化论是尚未被…

前面几章已经提到，自从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后，进化的思想象野火一样迅速在思想界、科学界蔓延，对《圣经》所启示的创造论提出空前的严重挑战。虽然《圣经》的历史性已被考古学的证据充分证明，不少人仍把进化论当作科学真理，认为创造论不符合科学，是无法接受的。进化论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接触、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阻拦。在谈论信仰时，不能不涉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论战。

　　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中，潘柏滔博士所著的《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对进化思想的发展史、达尔文进化论的证据、基督徒对进化论应有的态度等都有详尽、全面的论述，资料丰富，分析中肯，值得认真阅读。由于创造论和进化论涉及面很广，本章仅就笔者自己在思考过程中认为比较重要的层面加以阐述，与大家分享。

一、进化论是尚未被证实的假说

　　进化论被写进很多书里，不少学校也在课堂上宣讲进化论。人们自然会认为进化已是事实（the fact of evolution），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定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进化论并不是科学规律，它只是达尔文基于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并没有被证实，目前正受到严重的挑战。

　　上一章谈到，科学研究(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对象所必备的一个条件是重复性。宇宙、生命、人类的起源是已完成的事情，无法重复，故已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宇宙是进化来的还是由神创造的这一问题，科学无力作答。对此，进化论学者和创造论学者都有相当的共识。

　　亨利’莫瑞博士（Dr. Henry M. Morris）指出：“最近再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序言里，英国进化论领导人之一的生物学Mathews教授承认：‘相信进化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 — 两者都被信者确定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能加以证实’”1。

　　所以，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一种没有被证实、也无法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以证实的假说。这一点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三、基督教信仰既符…

　　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

　　有人常问，像上面提到的那些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是否因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而信主的？按手头现有的资料，笔者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到家庭的薰陶而信主的。笔者认为，这些朋友所提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这些科学家因家庭的影响而信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否只是自然而然地随大流而已？此种观点可以理解，但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

　　不少基督徒的后代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徒的，有的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知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小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成年之后，他对中国圣哲思想极为爱好，逐渐疏远了基督教。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后才又回到主耶稣的怀抱里。他在《信仰之旅》的绪言中说：“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他和上帝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与’” 15。

　　张文亮博士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记录了许多科学大师经过长期认真、甚至痛苦的寻索才归依基督的动人故事。“化学之父”波义耳的父亲是爱尔兰最有权力的李察(Richard)大公爵。在英国内战中，他父亲、哥哥先后死去。他发现，政治革命死了那么多人，却未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是为了几个热血沸腾的口号。他从此变得反叛、苦毒和愤世嫉俗。后在布朗医生的启发下，二十八岁才成为基督徒。法国科学家巴斯噶二十三岁以后，在《圣经》的启示下，方冲破理性主义的束缚，实现了信仰的飞跃。曾任英国科学皇家学会会长的斯托克(Sir George Gabriel, bart. Stockes)是牧师之子，常因信仰受他人责难，所以他上学后就开始反对父亲的信仰。但因信仰而使他常问自己的话“在时间无穷的列车里，我将置身何处？”却挥之不去。在他成名以后，正是这句话使他降服在耶稣面前。他曾与无神论者休膜 (David Hume)力辩，也曾向造访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传福音。“热力学之父”凯尔文是十岁就上大学的天才。十六岁时，他读到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的心路历程：“这位德国的科学家从小就以天才著称，但是愤世嫉俗，与世格格不入。……后来，他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内心深处在寻找必须的永恒。于是，他不再看地上的人、事，转而研究天上星辰运动，因此宣告神的作为在那里！”这个短短的见证，把凯尔文引上信仰之路。从此，他把科学和信仰紧密结合起来。他不仅力挽狂澜，决不随声附合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常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提到信仰。发表热力学第二定律时，他引用《圣经》的话：“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诗一○二26)，表示自然过程中熵的增高。他二十八岁发表热动力理论时，在报告中写到：“上帝在这个时代还行神迹吗？是的！科学知识来自上帝，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他把异象放在先知的梦中，现在他把知识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建立理论以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人的理解心智，是上帝创造的” 16。

　　不可否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少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不会有太多的理性挣扎，比较容易接受基督信仰；也确有人是在这种环境中“糊里糊涂”地成了基督徒的。然而很难想像，那些有高度智慧、理性、逻辑思辨能力、在科学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督徒科学家，会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轻率态度。事实上，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努力搞科学研究，一面严肃地思考、寻求信仰。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知道为何要信。

　　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霍顿（John Houghton）在谈到自己的信仰时，这样说过： “有了很强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的个人关系。那么，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像使徒保罗，突然看见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心田。

　　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锺情到底比较少，多数人是逐渐地认识到神的真实的。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包括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再加上我个人的体验，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成立。正如使徒保罗在初期教会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十五14）。历史的基础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7。 这番话颇能反映历代基督徒科学家们在信仰问题上所持的严肃、审慎和执著的态度。

　　此外，不少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中认识神、完成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思想飞跃的。

　　英国科学家虎克(Robert Hooke)因制造第一台显微镜、第一台真空抽气机、第一支水银温度计、第一架天平等等，而家喻户晓。但虎克的信仰之旅却很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岛上的牧师，家境贫穷。加之，他是天生残疾，从小就在苦中挣扎。他不理解，像他们这样为上帝全然摆上的家庭，反而得不到神的眷顾！他二十岁时写道：“我要逃避上帝，如同逃避瘟疫一样。我恨上帝，我要对上帝说：我是无法被他感动的一位。”十年后的一天，他把一只被捏死的跳蚤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啊！我不禁赞赏跳蚤的美，”事后他写道，“ 跳蚤毛的结构，排列次序，不只是一种艺术的美，我看到一种神圣的美，一种信仰的美。” 藉著一只跳蚤，这个自称是“圣灵的绝缘体”的人，回到了上帝面前 18。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则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时找到神的，尽管他的有神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他曾经说过：“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他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对现代科学进步有重大贡献。米勒（Francis Trevelyan Miller）在《爱迪生传》（Thomas A. Edison）中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舵手’，没有一个引导的力量，爱迪生决不会有一个科学的和数学的精密头脑来领悟宇宙的奥秘。天体行星在一定轨道上转动不息，千万年如一日；种种造化的奇妙，生活的繁殊，以及动物、植物、矿物的神奇不可思议，使爱迪生相信宇宙间必然有上帝。”爱迪生自己说过：“我认为每一个原子必由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千变万化，成造化之妙。这种智慧乃是从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上帝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以用化学来加以证明的。”他虽未归依于任何正统的信仰，但敬畏上帝。他在自己的实验室曾写了一篇座右铭，其中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

　　赫乔父子威廉（William Herschel）和约翰(John Herschel)都是大天文学家。威廉发现了双星和天王星，约翰发现了五百多个星云。宇宙的奇妙使他们敬畏神，他们常说宇宙是神精巧杰作的证据。证据是那样明显，以至威廉认为，不信神的天文学家的神经一定有点问题19。

　　曾任牛津大学大气物理系系主任、英国国家气象局兼太空中心国家地球观测计划董事会董事长的霍顿博士深有感触地写道，“我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藉著耶稣启示神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页的彩色天文图片，看著那些通过望远镜或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色彩变幻的地球时，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20。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美国阿波罗十一号太空人阿姆斯壮(Neil A. Armstrong)和同事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斯松尼太空博物馆(National Air-space Museum,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欢聚一堂，并接受高尔副总统颁发的蓝利金质奖章，表彰他们三十年前首次登月谱写的人类历史新篇章，把人们又带回难忘的六十年代。对那一段太空研究发展史，在韩伟等著的《科学理智与信仰》（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一书中有精采描述。下面的三段记载就摘自该书。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Yuri A. Gagarin），驾驶载人人造卫星沃斯托克一号（Vostok 1），用八十七分钟成功地绕地球的轨道运行一圈后，太空时代宣告开始。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挟太空优势之威，在同年的联合国会议上的蛮横态度使美国大为震惊。朝野一致努力，美国的太空事业迅速发展。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旬，美国阿波罗八号的三位太空人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然后又冲破月球的引力回到地球，为登月铺平了道路。圣诞节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创世记〉一章1～10节。美国邮政局为了纪念这次飞行曾发行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央赫然印著四个字“In the beginning God……（起初，上帝…）”。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十时五十六分，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阿姆斯壮的左脚踏上月球，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和另一位太空人艾德林（Edwin E. Aldrin）在月球表面漫步两个多小时，艾德林在月球上通过卫星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吁：“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他们朗诵了〈诗篇〉第八篇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将〈诗篇〉第八篇留在月球上。

　　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施高特（David R. Scott）和欧文（James B. Irwin）第四度登月，并驾驶耗资近四千万美元的月球车在月亮上探测六十七小时，搜集了大量资料，被誉为“首次真正的月球探险”。正处在事业巅峰的欧文上校在完成此次飞行后，突然向太空总署递交了辞呈，进入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到各处传讲神的福音。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四个小时后，地球却小得像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神既然应许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共享一件事情：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见神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21。

　　前面曾提到的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勃克博士，在美国第一位太空人格林被发射到太空的那一周（1962年2月），仍在带领教会的查经班，因为当时他正担任教会主日学的校长。在甘乃迪角主持太空船发射后第二天，他便搭飞机回到圣路易斯城，当天晚上仍带领查经班不误。对此，他说：“说实在的，我现在把如何为主而活的事情看得比我参加月球登陆计划的工作更为重要。”

　　在回答记者关于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采访时，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的确给予人许多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读经更勤。以前我常有’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所想的已变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我如何才能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在我和许多科学家的交往中，还没有见到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后，我觉察到许多同事们更加深了他们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听到人们谈及灵性问题。在以往数月里，我意识到太空人员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地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甚至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22

　　近年来，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重新为人们重视，很多人开始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是大爆炸的结果。支持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科学家发现了存留至今的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辐射。为了协助解开宇宙起始之谜，美国太空总署特别设计了宇宙背景探险号（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COBE）人造卫星，专门用以测量此种微波辐射。这个卫星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开始工作。其后两年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宏观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完全一致，均匀到万分之一凯耳温度（Kelvin）！

　　一九九二年四月，从诺贝尔奖得主群集的美国著名的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传出惊人的信息，太空物理学家史莫特博士（George Smoot）发现，COBE卫星所搜集的三亿六千万个测量数据中，只有万分之三的差异！有人称此发现为“若非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便是世纪性的创举！”史莫特自己则公开宣称：“我们所找到的是宇宙诞生的证据，”“这好像睁开眼睛看到神一样。其中的秩序如此精美，如此均衡雅致，使我们想到宇宙的背后必然有其设计，”“神可能是它的设计者。”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称此发现为“神的手笔” （the handwriting of God）。美国著名史学家博汉（Frederic Burham）也发表评论说：“ 现时这最先进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这一观念，成为近百年来最受推崇的设想。”

　　不难看出，科学家对神的认识也经历著曲折的过程。二、三百年以前，实验科学处于萌发时期，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他们把科学研究看作是“适合礼拜天作的”神圣活动。他们的灵感来自于对神的创造的探知的渴求。牛顿、凯普勒这些科学大师在谈到他们的成功时都说，他们只是“思想神要他们想的事”，是“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虎克给牛顿的信中写道：“发明的灵感，有时就像圣灵的气息一样，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它往哪里去。它忽然来了，吹经我们多年努力、熟悉的窗口，进入我们意想不到之处。发明有时就需要这种幸运的一触，这种偶然巧合的一推。在千头万绪缠绕的中心，忽然看清那位大创造者的本意。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蓄意的或不经意的，都是在上帝的影响下，因此我们更该竭力地去做”23。 为著认识神而从事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更认识神；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灵感，使科学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因而更敬畏神。《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一7，九10）。耶和华是宇宙万物和自然规律的创造者，是生命、真理、智慧和知识的源头。敬畏、亲近他，可以得到更多的灵感和洞察力。认识、追随这位至圣者的人，是有真智慧的人。上述科学大师们，用自己的科研实践和心灵更新，为这句经文作了很好的注释。

　　当现代科学取得瞩目的成就后，有人再度骄傲起来。随著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抬头，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科学界不少人开始抛弃神，反对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宇宙的永恒性，视人是这永恒宇宙的主宰。人们再次利用科学研究向上帝争权，将科学研究与敬拜神相分割、相对立，陷入无知、迷惘之中。

　　当科学家有重大发现时，会受到各种奖赏和称赞，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也应该想到，他们只是发现了这些规律而并非创造了这些规律。崇敬规律的发现者而冷漠规律的创造者是很不符合常理的。比方说，有一位造诣极高的画家，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并将它精心裱帧，装入镜框，挂在客厅的墙上。一天一位客人在客厅见到此画，为之倾倒，立即叫亲朋都来欣赏，大家都赞不绝口，并热烈地祝贺这位客人竟然有幸发现此画。但此画出自哪位画家之手却无人问津，以为该画也许是自然形成并自己挂到墙上去的。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个比喻在生活中会真正发生，因为太不合逻辑。但是，一些很有理智的科学家在科学与神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却正是这样不合逻辑，不合理性。

　　当科学再度向纵深发展时，复杂、浩瀚、精妙的宇宙，使不少人不得不再一次去思考、面对宇宙背后的设计者。这在天文物理学界尤为突出。加拿大天文学家Hugh Ross说：“我和很多研究宇宙特征的人谈过话，也读过许多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其中，没有一人否认宇宙不多不少是为适合生命而斧凿出来的。天文学家很自然地倾向独立和抨击一切信仰。只要有机会否定，他们就会把握。但宇宙的精雕和细琢，证据确凿，到如今我还未听过任何异议。 ”他列举了许多天文学家有关的谈话24。

　　因发现宇宙背景辐射而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彭西亚(Arno Penzias)说：“天文学带领我们看到一件独特的事件，那就是：一个从无有中被造出来的宇宙；这宇宙有精密的平衡，供应著容许生命存在的条件；同时，这宇宙背后是有一个根本计划，也可以说是一个超然的计划。”

　　宇宙学家罗夫曼(Tony Rothman)在一部著作的结论中写道：“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定睛仰望夜空时，他们看见是天使使宇宙和谐运作。今天，现代宇宙学家则象爱因斯坦一样，他们凝视著同样的天空，却看见上帝的作为透过大自然的常规表露出来，而非透过天使……当我们面对宇宙的规律和美丽，以及自然奇妙的巧合时，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冲动，要用信心跨过科学进到宗教去。我肯定很多物理学家曾这样想过，我只希望他们会坦白承认。”

　　英国天文学家戴维斯(Paul Davies)逐渐从无神论转而承认：“物理学定律本身似乎已是非常高明设计的产品”；“对我来说，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背后必有玄机……好像有人把大自然的数字精调来创造宇宙……这设计给人的印象实在是震撼性的。”

　　原宣称“宇宙就是一切”、毫不犹豫地反对基督教的英国天文物理学家荷尔(Fred Hoyle) 现也无奈地说：“一位超智慧者在玩弄著物理、化学及生物学。”天文物理学家基福(Robert Griffiths)则风趣地说：“如果我们要找无神论者辩论，会到哲学系去，物理系派不上用场”。

　　科学的发展虽还没有使每一个人看到神，但确实有一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研究中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科学与《圣经》的吻合而真正谦卑下来。

　　天文学家凯普勒说：“我们天文学家们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25。 热力学家凯尔文说： “人类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是科学最关键的原理”26。

　　因用油滴实验证明电子的存在，和其所携带的电荷，而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米立根（Millikan）说得更加清晰，“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类智慧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类智慧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27。 霍顿博士形象地把科学与信仰（《大自然》与《圣经》）喻为人的双眼，“当我们将神的两种启示，揉合一起来看事物，好像用两只眼睛看见的立体感，新的深度和真实就出现了，新的属灵境界也显而易见了”28。科学能使人们从敬拜受造之物的迷信中醒悟过来，转而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

　　有人说，科学的终点就是信仰的起点。此话富于哲理。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NASA）、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Robert Jastrow），在《神与天文学家》(God and the Astronomers)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像是个恶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29。

　　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

　　何谓科学主义？　　有人会想，如果按前面论及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每一个科学家都应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才对，为什么现实并非如此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其答案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是阻碍一些科学家认识神的一个重要原因。什么是科学主义呢？何天择博士在《人从那里来》一书中，对科学主义这样描述说： “将科学局部的知识视为人类全部的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视为唯一的境界，将科学相对的学说视为绝对的真理，并以为在科学之外的其他学问都没有研讨的价值。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所以高唱’科学万能’。这便是科学主义”30。笔者认为这是很中肯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可置疑、有目共睹的。不幸的是，自从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开始抛弃神后，科学家对神这位造物主的崇拜，便逐渐演变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的人的理智的崇拜。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把科学方法看著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成了二十世纪的新宗教，被无数人盲目地顶礼膜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科学家举办讲座，听众不管是否听得明白，都无条件地接受；而且，往往越听不懂越是自叹不如：这道理太高深了，这个科学家的知识太渊博了！从不对科学家所讲的东西置疑。相反，如果是一个神学家讲道，无论他讲得如何清晰易懂，如何有根有据，人们也会疑云满布，百般挑剔。

　　科学主义的产生除了摒弃神这个主因外，也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源。前面已经谈过，现代实验科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和归纳法。归纳法以观察、实验开始，从大量数据中找出规律来。演绎法虽以假设开始，却一定要以观察、实验的数据加以验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十分重视实证，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如果把这种重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不恰当地由物质世界扩展到灵性世界、由研究被造的自然界扩展到探知造物主时，就成了谬误。

　　科学的局限性　　科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局限性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以重演的（reproducibility）、被动的（manageability）和可以量度的（observability）。我们得到的实验结果必须可以不断地重复。如果我们公布一个新发现，而他人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相同的结果，这个新发现是不会得到公认的。但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如辛亥革命），个人一生中只发生过一次的经历（如初恋）和业已完成的事情（如生命的起源），都无法重演，因此不能用科学加以研究。

　　所谓被动性是说，当研究者改变一个实验条件，被研究的对象一定要作出相关的反应。这样，人们才能发现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果，无论我们如何改变条件，被研究对象或无动于衷或乱变一通，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神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而且远远高于人，所以我们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神。

　　另外，被研究的对象一定可以量度，如长度、大小、重量、强度等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到此点时，我说：“爱是无法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因为爱无法量度。”他立即反驳说：“ 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据说科学家已经发现，当人表现爱时，会发出一种波。”我说：“至今为止，我尚不知道爱可以用波来测量。即便真是如此，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论点：只有可量度的东西，科学才能研究。”对方听后先是一楞，尔后哑然失笑。研究对象的限制，使科学研究不仅是有范围的，而且范围是狭窄的。科学研究得到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

　　其次，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科学成果，如化学物质、细菌培养、原子能等，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武器。而且科学发展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科学研究对灵性世界鞭长莫及。在第一章里已谈到，和物质世界一样，灵性世界是一个客观实体。灵界中有神，有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和部分天使堕落后变成的魔鬼撒但等邪灵。灵界存有的智慧远远高于人类的智慧。科学中有一条“铁律”：证明、研究者，一定要大于或等于被证明、研究的对象。相对于灵界，人类既无量度标准可用，其智慧又远所不及，科学只有望洋兴叹。“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四24）。心灵和诚实是认识神的唯一途径。

　　第四，科学无论如何发展，也无法解决人心和道德问题。纵观人类历史，科学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近二、三百年尤为显著。但是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随科学发展而相应地提高。相反，科学愈发达，人心愈诡诈，道德愈沉沦。

　　当今的美国就是例子。难怪在美国太空事业取得辉煌成功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在就职典礼和国情咨文中多次大声疾呼：“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太空方面需要更大的抱负，同样地，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人类的内在心灵。”尼克森是受人尊敬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幸的是，他因水门事件下台，在内太空征服战中败阵下来。然而，征服内太空的必要性是随时可见的。

　　一篇文章曾谈及纽约的公共汽车问题。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十分拥挤，等车的人拼命想挤上车；一旦上车后大都堵在车门口，希望方便下车。为了使更多的乘客能上车，司机请车门口的乘客向空著的中间移动，但不管他如何劝说，毫无功效。司机不禁长叹， “我们已经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却无法让人从车门口向车中间挪一步……”。

　　第五，科学研究的结论并非总是客观、可靠的，因它们必然为科学家的道德水准和信仰体系所左右。由于各种私利的影响，科学界作假的事屡屡发生。虽然被揭露的仅是少数，但这类丑闻仍常常曝光，中外科学家皆不例外。更重要的是，从假设、实验方法到对数据的取舍、得出结论，无不受到科学家信仰、世界观的影响，甚至扭曲，没有人能够超脱。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是著名的例子（详见第六章）。

　　科学与神迹 科学是研究神的正常作为；当神不按所造的自然律行事时，神迹就发生了，科学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有人将科学和神迹对立起来，但这是大可不必的。有神就必有神迹。其实，自然规律和人自身，就是我们看惯了的神迹。按《圣经》记载，大洪水之后，“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著恶念)，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八20-22)。正是神的这个恩典和应许，从那时起，除主耶稣再来时将要发生的普世性超然现象外，别的神迹都在有限的时、空中发生；在绝大部时、空中，自然规律照常运行，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

　　人类与上帝 上帝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之主，人类是受造之物。人类的科学研究只是探测神所“授与”的宇宙，无法直接了解神，因他可以介入宇宙，也可以超越宇宙。科学研究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但不能见神自己；可以知道有神，却不知神的特征(一神、多神？自然神、泛神还是与人类密切相交、有位格的神？)和旨意。这些只能从神的特殊启示–《圣经》中才能明白。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划清造物主和受造物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类处在四度时空中。一度一条线，两度一个面，三度是立体，多一度就多很多内涵。神在几度空间呢？有科学家推算，宇宙的空间可能有十一度到二十六度之多。五度空间现在就难以想象了，十一度、二十六度更无从想起。何况，神还在二十六度之外呢！所以，神与人之间的差距之大，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的。然而，人们常常抹煞神和人的区别。要不，人要升到神的位置，甚至比神还高，对神品头论足，妄加评论，要把神圈在人的理性的圈子内，否则不能信他；要不，把神拉下来和人一样高，认为人做不到的事，神也做不到：因为人不能童女生子、不能死而复活，所以耶稣为童女所生并从死里复活就根本不可能。然而，一个简单的真理是：人是受造物，必须伏在自然律下面，不能超越；神是自然律的创造者，是可以随己意改变、超越他所造的自然律的。如果能回到自己受造的本位、谦卑地仰望神，那人们离认识神就不会很远了。

　　实证与信心 “拿出证据来！”不信神的人常常理直气壮地这样说，“我是搞科学的，如果有充分的数据说明有神，我就信！”大家习惯于“ 眼见为实”；搞科研的人更强调实证。所以，对五官不能感受的神的真实性总是心里存疑。这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便是实验学科，定律也并非仅仅是数据、资料的归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两个前设并不是基于实证，而是后来才被证实的。数学是极为严谨的学科，但数学的很多公理的前设都是未经证明、甚至无法证明的。如果要求首先证明这些前设，数学研究就不可能进行。更重要的是，所有实验科学的共同大前提是“自然划一原则”(Principle of Uniformity of Nature)，即，自然规律是宇宙性的、不变的。这个原则早已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没有这个原则，一切科学研究都不能进行。但这个原则是未经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巴斯噶说：“如何证明人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如何证明明天太阳一定会再度升起？这种深入我们下意识的，就是一种说不出的信心。”自然划一原则正是源于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的信仰，源于人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没有信心，寸步难行。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盲目的。《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十一1)。信心是一种确据。我们信神的确据就是：《圣经》都是神的启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以及千百万基督徒的生命见证。有了这种确据，我们就可以产生信心飞跃，相信那“看不见”的神。

　　理性与灵性 人不仅有感性、理性，更有灵性。人是有灵的活物。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神是要用灵性去悟的。很可惜，人们常常不是用灵性提升理性，反而用理性压抑灵性。有时，有人的心灵已悟到圣灵的启示，要相信耶稣，但理性马上泼冷水：“别头脑发热！想清楚了再说！”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是包含理性、超越理性的。有人坚持说，要弄清楚了才信，看见了才信。殊不知，在信仰问题上，逻辑恰恰相反：信了才能明白，信了才能看见！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14)。 “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林前二10-11)。不信耶稣时，我们都是属血气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弗一13)。每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因得到圣灵进住，成为属灵的人。许多基督徒都见证说，信耶稣后，过去很多无法弄清楚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博士走过了超越理性的信仰路程后，他在一本书里谈到一个生动的例子。外太空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人们在太空船里回头望，可以看到耀眼的太阳；如果转头向前看，不是片灿烂阳光，而是异常的黑暗。因为外太空没有粒子，不能将阳光折射或漫射到人们眼里。但是，如果你相信外太空的黑暗里充满了阳光，马上就能看见：只须把手伸出船舷，手就闪闪发光。如果你什么也不做，非看见才相信黑暗中有光，那就永远看不见31！

三、基督教信仰既符…

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是和谐一致的，它不仅符合科学而且大大地超越科学。这是基督徒对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所持的观点。笔者现在从几个侧面来阐述这一观点。

　　《圣经》中的科学预见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专著，乃是一本论述神的创造、神对人类的救赎和神的国度、神所默示的巨著。然而，《圣经》中确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预见，远远地超前于人类的认知，日益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令人惊叹、折服。神并非刻意藉《圣经》向人们传授科学知识。《圣经》中的科学预见乃是创物主在启示人们时一种自然的流露。正如诗人所赞叹的那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诗十九１～２）。莫琴博士（Jean Sloat Morton）在《圣经中的科学》1、余国亮博士在《物理学家看圣经》2 等书中，对此都有集中的论述。我仅举几个例子以飨读者。

　　地球的形状、浮动和转动 　　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球体，悬浮在宇宙中，不停地自转和绕太阳公转。但古代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古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四周被大水围绕，只要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大地的边缘；同时，当时认为地球是被支撑和固定不动的，太阳系的所有星辰都以地球为中心旋转。地球是如何被支撑的呢？印度人认为在地面之下，有力大无穷的四只大象支撑著，大象则站在象征力量的乌龟的背上，乌龟又卧在首尾相衔的眼镜蛇上面。至于眼镜蛇又被何物托住，就不得而知了。巴比伦人则把地球当作在海上浮著的一座空山，并相信地球内部十分黑暗，是人死后的住处。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但古代能提出如此的假说已是相当杰出的了。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第一个提出地球是圆的这个观念是希腊人。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说地球是圆的，但他这种概念源于他认为圆球在所有几何形体中最完美，并没有任何客观的事实根据。其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地球是球形的第一个科学依据：月蚀时月面出现的地影是圆的。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htenes) 第一次算出地球的周长。一五二二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 Ferdinand)领导的环球航行，证明地球确为球形3。《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二节明确写道，“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为幔子，展开诸天为可住的帐棚。”“大圈”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是指一个立体的球面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弧形，《圣经》清楚地启示了地球的形状。〈以赛亚书〉写成于公元前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先于毕达哥拉斯的假说二百年，早于麦哲伦的航行两千多年。

　　地球静止不动的“地心说”观点，直到哥白尼于公元一五四九年提出“日心说”后才被动摇。十七世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方可解释地球之所以能悬浮在太空，乃是地球和太阳之间引力相互平衡的缘故。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关于地球的悬浮和转动，《圣经》早就指明了。〈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经卷之一，成书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书卷的主人翁约伯是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人物。不少学者认为〈约伯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于摩西五经（成书于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写于以色列民族被掳回归之后（公元前六世纪）。不管怎样，〈约伯记〉起码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早两千年以上。〈约伯记〉早已指出地球是悬浮在太空的，“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伯二十六7～8）。

　　由于地球的自转，才有昼夜之分，这是几百年前人们才懂得的事情。而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新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主耶稣谈到何时再来审判世界时就提示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 ……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十七30～35）。两个人在田里干活，是指白天；两个人在一个床上是夜里；女人推磨多在清晨和傍晚。为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刻既是白天又是夜里，既是清晨又是傍晚呢？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刻，在全球不同的地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是中午，在美国却是午夜，在其它地方可能是早上或傍晚。主耶稣这样说，明确地启示人们：地球是不断转动的，神的救恩是普世的，神的审判是全球性的。

　　地球的风向系统　　太阳的照射和地球的旋转是形成地球风向系统的两个主要因素。乔治’哈德里（George Hadley）于十七世纪第一次提出空气在赤道与两极回流的理论。赤道的空气受热上升，两极的冷空气因此会向赤道移动；赤道上升的热空气流向两极，受冷后下降。如此循环反覆不已。这种风向模式被称之为“哈德里窝”。到十九世纪，科里奥利斯（G. G. Coriolis）发现，一个在旋转体表面移动的物体的运动方向，会向右或向左偏斜，被称之为“科里奥利斯旋转力”（The Coriolis Force）。其后费瑞尔（William Ferre）证实科里奥利斯旋转力也适用于地球的风向系统，即费瑞尔定律：由于地球的自转，北半球的风向右偏斜，南半球的风向左偏斜。哈德里窝是由太阳的直射和斜射引起，费瑞尔定律则因为地球的自转。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地球形成了东南、东北季风带，南、北回归线无风带，南、北西风带等一套复杂的风向系统。

　　然而，早在公元前，《圣经》就指明这个风向系统了。传道书一章六节写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风往南刮，又往北转”是指哈德里窝（赤道–两极回流）；“不住地旋转”即指费瑞尔定律；“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说明这样的风向是有规律的。这一节经文仅二十一个字，却高度准确地概括出地球风向系统的主要特点。

　　水文学　　水文学研究水的蒸发、凝结和化为雨、雪下降等现象，是关于水循环的科学。这种水循环的理论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才被接受。为水文学理论作出贡献的伯罗（Pierre Perrault）和马利奥特（Edme Mariotte）发现，法国塞纳河的流量与雨量有密切关系。后来，天文学家哈莱（Edmund Halley）的资料也支持水循环的理论，认为雨、雪的下降和水的蒸发是彼此制衡的。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圣经》已明确地记载了水循环的理论：“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一7）。何等隽秀、优美的诗歌语言，多么简洁、准确的科学描述！

　　气压　　压力是物质所给予每个接触面的重量。空气是气态物质，有重量，也必然产生压力。物理学家伽利略在十七世纪，从观察中已猜测到空气有重量。他的学生托里拆利（Torricelli）于公元一六四三年，用实验证明空气确实有重量。他把一支真空的唧筒插到井里，井水可顺唧筒上升，但不能超过三十三尺的高度。他想是井水上面的空气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把井水压入唧筒的；因空气的重量是一定的，所以产生的压力也是一定的。他用比重比水约重十三倍的水银做实验。他取一支48寸的玻璃管，玻璃管一端封闭，一端开口。他将水银注满玻璃管，然后将开口一端倒插入水银槽中。此时，玻璃管中的水银下跌了18寸，留下18寸的真空，水银柱的高度保持在30寸。这样，他不单证明了空气有重量，而且证明空气的压力所产生的重量相当30寸水银的重量。第一支气压计就这样诞生了。

　　早在托里拆利数千年前，《圣经》就指出空气有重量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伯二十八23～25）。 “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诗六十二9）。显然，《圣经》中启示的空气有重量，既有道德方面的喻意，又有真正的科学内涵。

　　洋流及海洋航道　　从古至今，许多人都以为海洋是不流动的“一潭死水”。其实，海洋是一个循环流动系统。底层海水的流动被称之为洋流。直到二十世纪，人们仍以为海洋深处没有洋流存在。后经一系列研究，证实南大西洋海底有洋流存在。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仍被怀疑。六○年代中期，科学家们藉助于现代摄影技术，发现海洋深处有涟漪和被冲刷的现象；透过涟漪，观察到洋流冲击海底沉积物的现象，海底洋流的存在才被最终证实。

　　美国科学家毛瑞（Matthew Fontaine Maury）是海洋航道的发现者。他从航海志中详细研究海上的风向和洋流情况，从中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公认的航道的基础。毛瑞所著的《海洋物理学》，仍是当今研究季风与洋流相互关系的基本教科书之一。是他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和洋流的相互作用，使海洋成为循环不息的系统。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毛瑞关于海洋航道的灵感是来自《圣经》的启示。有关毛瑞生平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毛瑞卧病在床，每天晚上由他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天晚上当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8节，“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时，他猛然联想到海底航道问题。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中有航道存在，那么我病愈后，一定要把它们找出来。”毛瑞于一八七三年去世。毛瑞的故乡维吉尼亚州于一九二三年在首府 Richmond为他建立纪念碑，碑文载明毛瑞的灵感源于《圣经》。

　　电磁波　　一八二○年，哥本哈根的物理学教授奥斯特发现，如果让电流从一支悬挂的磁针旁通过，磁针会发生转动。他的发现传到巴黎后，法国物理学家安培(Andre Marie Ampere)立刻想到电流与磁铁应是同等的。他用实验证实了他的想法：两条通电的导线会因它们电流方向相反或相同而吸引或排斥。安培的实验又启发了英国科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他想，既然电流有磁性作用，磁铁也应该产生电流。经过十载的努力，他的实验成功，为日后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问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八六四年，数学家马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用数学证明，任何电或磁的改变，都会向空间放出能量，此能量以波的形式传递，其中电的方向与磁的方向相互垂直，而它们又都与前进方向垂直，并证明它们在真空中传递的速度等于光速，此波被称为电磁波。一八八七年，赫兹（Heinrich Hertz）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支持了马克斯韦的光电理论。一八九六年，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hese Guglielmo Marconi）首次用人造电磁波传递信息，建立了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和接收电台。

　　在古代，人们对电、磁的知识是相当贫乏的，直到一七四九年，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才提出闪电是电荷流动的假说，并于一七五三年做了他那著名的风筝实验，藉连接风筝的铜线把云层中的电荷引进实验室。可是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圣经》就预言了无线电通讯的科学成果：“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伯三十八35）？那个时代的人描述电磁波，唯一的可能是闪电；事实上，闪电所放出的电光就是电磁波！〈约伯记〉的这句经文，也可解释为用电和磁来传递信息。比马可尼早数十年，摩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于一八四四年成功地藉有线电报传递了信息。人类首次用有线电报所传递的话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谁不知道那是耶和华的手作成的呢”（伯十二9）？

　　随著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约伯记〉三十八章第35节这句经文包含著更深的意义。电磁波可用电子加速的方法制造，也可由原子内部的电子发出。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决定了核外电子轨道的半径；在不同半径的轨道上运行的电子所具有的势能各不相同，激发电子由一个轨道跳到另一轨道时，所放出的电磁波的波长也不相同。分析其波长，就知道是什么元素了。科学家们正是通过分析其他星球所放射的电磁波来了解该星球有何种元素的。

　　另外，红移现象（Red Shift）告诉我们，当一个星球远离地球而去的时候，它所放射到地球的可见光的波长会变长，即向红光方向移动，反之亦然。这样，测定其电磁波波长的变化，我们便可知道该星球是以何种速度离开或接近地球了。所以，物体所发射的电磁波，不仅可以告诉我们它们是谁，而且告诉我们它们正向什么方向运动。

　　想想电磁波在宏观和微观上的这种“指示”功能，再来读〈约伯记〉35节这句经文，“ 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时，神的智慧是多么令人赞叹啊！

　　割礼　　割礼是《圣经》中记载的仪式，男婴出生后第八天，要割去生殖器的包皮，作为以色列民族与神建立誓约的标记（创十七10～13）。《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行割礼。“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著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创二十一4）。割礼不仅有属灵的意义，要除掉以色列人及其后裔心中的污秽，而且在医学上也是有益的。包皮垢菌与女性子宫颈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有人统计过，非犹太妇女得子宫颈癌的机率比犹太妇女高近百分之十。

　　但是，割礼为何要在出生后第八日进行呢？《圣经》没有解释理由，只说是神的吩咐。直到近年，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本世纪五○年代初期，科学家在食品中发现一种物质，被称为维生素K，可以防止婴儿出血，因为维生素K可以促进血凝素在肝脏合成。维生素K可由人体小肠内的细菌合成。由于新生婴儿小肠内的细菌不多，缺乏维生素K，血凝素含量相对减少，故易引起出血。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婴儿在发育过程中维生素K的合成情况时，发现婴儿出生第三天，血液中血凝素的浓度只有正常值的百分之三十，而第八天达到百分之一百一十，然后再降回到正常的浓度。考虑到三、四千年前那种缺医少药的远古年代，婴儿出生第八天是行割礼的最好时机。神对世人的爱是这样地无微不至。

　　《圣经》中关于科学的预见，从天文到地理，从陆地到海洋，从动、植物到人类，涉及面广，丰富多彩。以上我仅举出几项大家所熟知的事实作为例子。每当我读到、想到、讲到这些例子时，内心都一次又一次地深深被激动。像地球的浮动和转动，地球的风向系统和水的循环都是极为宏观的现象，非高踞于地球之上，不得窥其全貌。电磁波的特性、血凝素的功能也只有物理学、医学发展到今日方能阐明。然而，几千年前，人们既无飞机、雷达，也不能发射卫星、飞船，更不知细菌、维生素、电、磁为何物。在那个时代写下的《圣经》，怎么能如此清晰、准确地揭示这些自然现象的本来面目呢？这再次无可辩驳地说明《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灵感的源头。

　　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温床。英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一、二百年内，科学突飞猛进，远远超前于其他国家呢？人们从社会、经济、政治、实验方法等诸方面寻找原因。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促进英国现代科学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一元论世界观及由此产生的理性主义，中世纪在西方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一元论的世界观在理智方面抹煞造物主与被造之物的差别，认为人的理智的实能部分与神的理智相同。因而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智和思想可以洞察宇宙万物的奥秘，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默想，在理智中设立大前题，然后以此前提推演出去，用以解释各种事物，这叫演绎法（Deduction）。他们注重理智思维，忽视人对事物的观察分析。

　　按此世界观、方法论，亚里斯多德认为宇宙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球组成，最中心是地球，向外分别为水、气、火、天空星体等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所有的圆球之外，对各圆球产生吸引，因而带动宇宙各圆球运转。中世纪的教会及科学界，普遍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认为神是终极因，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4。在理性主义的束缚下，以实验、观察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不可能得到发展。

　　公元一五四三年，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学，并得到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凯普勒从实际观察中得到的数据的有力支持，推翻了地心说。从此，经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开始抬头，强调观察外界事物的重要性，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分析、发现规律，即所谓归纳法（Induction）。经验主义哲学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伽利略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怀疑主义，只相信经验过的东西，不承认因果关系确实存在，认为科学只是经验的归纳，无法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休谟（David Hume）是代表人物。

　　此外，随著亚里斯多德宇宙观的被推翻，神是终极因的观点，也和地心学一起被许多人抛弃了。人们开始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不再追求自然定律的终极因（why），而只是描述和形容自然规律（how）。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占上风，认为一切事物皆由物质组成，提倡物质的永恒性，否定其被造性；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时、空之外的任何客观实体；高举人的理性，相信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认为宇宙乃机缘巧合的产物，否定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自然主义否定神后，在宇宙和人类起源问题上留下的空缺，为日后进化论的崛起提供了适合土壤（详见第六章）。

　　然而，基督教坚持一神的世界观，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人可以凭藉由神所赋予的理性去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进而认识神、荣耀神。也就是说，人可以从观察大自然开始（经验），藉著归纳和演绎（理性）提出假设，然后再用实验来证实、修正或推翻这种假设。有人称此为经验的理性主义。很明显，当今实验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正是源于基督教倡导的理性经验主义5。

　　科学研究有一个大前提，即相信宇宙万物是按一定的规律运作的，这种规律不随时间、地区和研究者而改变。这一前提被称之为自然划一原理。这一原理也是直接来自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无神论演绎不出这一原理，使宇宙此起彼伏的多神论也无法使自然规律在整个宇宙和谐统一。过去在欧美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为科学研究建立了大前提，提供了正确、有效的方法论，使现代科学孕育于西方成为历史的必然。

　　基督徒是发展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　　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护持者，人是神按自己的形像造的。基督徒相信，因神赋予的理性，人有能力接受神的启示去认识宇宙，进而认识神、荣耀神；同时，神要人治理环境、管理各种鱼类、飞禽、走兽（见〈创世记〉第一章）。只有对所要管理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当好神的管家。为了认识、荣耀神，为了不负神的重托，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以极大的热忱献身于自然科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各现代学科的奠基人。现代科学发展初期，英国社会的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在英国早期皇家学会中，基督徒的比例却高达百分之九十！

　　牛顿是这一大批基督徒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这位英国科学家二十七岁即出任剑桥大学教授，发明微积分法，确定运动三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光学和天文学也有颇多建树。后被推为皇家学会会长，并被加封为爵士。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牛顿的父母是虔诚的清教徒。但他出生前三个月，父亲病逝。面对这个濒于死亡的早产儿，他母亲向上帝祷告：“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撒上一11)。所以牛顿从小敬畏神。牛顿成长过程中留下的最早记录，就是他在课堂笔记的空白处记下的祷告。牛顿常常到花园祷告与默想；苹果掉在地上，使他想到了万有引力。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Manuel)说：“近代科学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6。牛顿身为杰出的科学家，又常常公开表示自己的信仰，加上不擅交际，故遭到许多无端攻击。“当时宗教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科学，却有三流的神学；科学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神学，却有三流的科学；政治分子攻击他的科学、神学、人际关系都属三流；有人看他孝顺母亲又终身未婚，就中伤他心理不健全，现今还有人说牛顿有恋母情结；有人看他对学生好，就说他有同性恋”7。这些攻击使牛顿几乎发疯，也造成了他漫长的信仰动摇期(169 8-1707)。直到英王任命他为英国皇家协会会长，攻击才消失。牛顿于一七二七年谢世，他晚年写道：“不管任何环境，要守住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和最大的诫命──爱人如己”8。

　　波兰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哥白尼经二十几年研究，发表《天体运行》（De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巨著，首先提出日心学，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哥白尼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早年学习神学和医学，一生悬壶行医，后又担任牧职传道。支持证实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凯普勒也都虔信神。伽利略虽遭到天主教教廷的迫害，他本人仍相信《圣经》，相信〈日心说〉与《圣经》并不矛盾。凯普勒是基督徒，曾在神学院进修两年。当凯普勒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发现了行星运行三大定律后，他将荣耀归给神：“我感谢你，造物主和上帝，因为你已在你的创造中给了我这份喜乐，我在你手作成的工中喜乐。现在，我已完成我蒙召应作的工作。在其中我已尽用了你赋予我心智的一切才能。以我狭窄的心智对你无限丰盛的理解，我将向那些将要读到我的话语的人彰显你的工作的伟大” 9。

　　电解原理发明人法拉第虔信《圣经》，并是伦敦一教堂的兼职传道人，每周讲道多次，遗留至今的讲章有一百五十篇之多。他临终时，别人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心灵很平静。”并引用《圣经》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后一12）。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卡尔文（William Thomas Kelvin），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一次，有个学生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有说是第二定律，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10。

　　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再三强调，科学研究的整体目标，是要显示《圣经》和自然规律的合理性及和谐性。他本人研读原文《圣经》，对基督教护教学甚有研究。在美国发行的第一本印地安语《圣经》是由他资助出版的。波义耳二十八岁后前往牛津，他与有“清教徒之父”之称的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建立了深厚友谊。针对当时有人以为对神虔诚就必须反对科学的谬误，他们宣称：“人得救的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在波义耳的牛津科学阵营里逐渐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并由此形成了“英国皇家科学会” 11。

　　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氏（Karl Von Linnaeus）对现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极大贡献，尤以植物分类法闻名。他将自然界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三大类，再细分为纲、目、科、属、种，成为现代自然分类法的基础。林奈氏一生敬畏上帝。据说某日他外出散步，偶见一艳丽夺目的花朵，深感上帝创造的奇妙、伟大，便立即跪下，感谢造物主的恩典。

　　法国化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世界公认的微生物学的创始者。他发明消毒法，对人类医疗卫生贡献极大。又在防治瘟蚕病、促进法国蚕丝业的发展立下丰功。他对上帝和福音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过，“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敬拜了。”他常在实验室里，一面工作，一面祷告。在巴斯德的时代，有人认为生命可以由物质产生，即“自然发生论”。出于他对神的信仰，他不相信物质可以产生生命，相信只有神才是生命法则的作者。经潜心研究，他发明了消毒法，证明了物质不能产生生命。年老时，他回母校讲演时说，他一生面对极大反对、却能节节胜利的两个原因是：“信心，相信神的启示……信心是一条绳子，维系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与你内心的呼召，成为一个和谐的关系。热心(enthusiasm)，这是最好的字，由En及Theo合成：En是里面，Theo是神。真正持久的热心是因为上帝住在我的心里” 12。

　　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英年早逝，离世时仅三十九岁。他十六岁时就完成了有关投影几何的名著，并先后发明计算器、晴雨表和水压机等，为旷世天才。然而，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却无法满足他灵性的需求，他甚感痛苦，遂研读《圣经》。一天晚上正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时，神忽然向他显现，当年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伟大先知摩西所见的荆棘中的火焰，充满整个房间，同时上闻主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非哲人之上帝，非学者之上帝。”使之顿时开悟，单靠科学、哲学，不能通神。面对真神后，他大获平安、喜乐。他将神的启示笔录、缮正，缝于襟内，终其一生，未告诉任何人。直到他去世时才被发现，现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巴斯噶悟道之后，尽弃骄淫之气，谦卑自律，判若两人。后著《沉思集》（Ponsees），为主证道，脍炙人口。他在《沉思集》中写道：「有两种人会认识上帝，一种是身处尊贵或卑微，内中常存谦卑的心；第二种是，只要真理，不管反对的人“13。

　　到目前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能先用数学推导物理现象的存在、尔后由后人证明其正确性的，只有四位：牛顿、哈弥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曾推导出“光在双轴晶体的折射会呈现圆锥状”)、马克斯威尔和爱因斯坦。前三位是虔诚基督徒，第四位相信有上帝 14。

　　以上只是部分实例。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建立了丰功伟迹的基督徒科学家还有很多。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的建立到基督徒的实际参与，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称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现代科学发展史清楚表明，那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对立、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的观点，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笔者也为自己因无知而曾持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而暗自红过脸。

二、神只存在于缝隙…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神只存在于未知领域之中，即当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时，需要把神抬出来作挡箭牌；随著人们认知的增加，未知领域越来越小，神存在的空间也随之减少。当人们完全认识宇宙时，就再也不需要神了。人们常常以牛顿的一个故事作为例子。牛顿能用万有引力定律，准确地算出月亮绕地球转动的运行轨道，但他不能解释地球为什么会自转。他写信给剑桥大学老师的信中说：“地球为什么能自转，我不能用万有引力推算，所以要用神的手去转动它。”（神创造一切，牛顿的话并没有错，但一直受到嘲讽和曲解。）随著科学的进步，抬出神来解释未知之事的机会越来越小了。几年前一位颇有名气的科学家在牛津大学演讲时说：“宗教是不必重视的，宗教已渐渐被科学推翻了，科学方法证明极有效能。”医学的进步，使得求神治病的人越来越少。有人说：“药物的效力可以等于大量的祷告了！”这种认为人类仅凭自身的智慧和努力就可以认识宇宙的观点被称为“天真实在论 (naive realism)”。周功和牧师写道：“天真实在论认为科学理论是绝对客观的，认为人类可以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观察宇宙；且观察所得即为绝对正确的宇宙真理。这种理论已为近代物理所推翻”1。

　　阿基米德和拉普拉斯的宣称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常常暴露出人的骄傲。“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 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大声地这样宣告说。他的依据是杠杆原理。但他尚不懂得动能和位能互变的原理，否则便不至如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被确立之后，不少人以为宇宙的一切都可以用物理公式来表示。十九世纪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即为一代表人物。他认为，给定了方程和初始条件，宇宙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据说，有一次当他把一本天文学著作献给拿破仑大帝后，拿破仑问道：“神在你的学说里还有什么位置呢？”他回答说：“皇上，我不需要神这种假说！”2 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确立了相对时空观。除光速保持不变外，时空的一切量度都会随观察者的运动速度和参照系的不同而改变。此时，拉普拉斯的豪言便显得浅薄了。

　　勃克感言

　　首次登月成功是人类科技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划时代大事。此时又有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报纸上鼓吹说：“这次登月成功证实《圣经》〈创世记〉的记载，也成为神话。 ……证明了人类合作的力量，人类高度的智慧，提高了人类的地位，确定了人类更高的价值，人类从此开始可以无愧地说：‘我们不只是万物之灵，更是宇宙的主人’” 3。

　　相比之下，美国太空计划的一位关键人物、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华特.勃克博士（Dr. Walter F. Burke）的头脑，却冷静得多。他说：“我喜欢用尝试征服的字眼，而不单用征服一字，人将永无完全征服太空的一天，只要想想离开我们最近的星球的距离。你若在基督降生时，就以每小时一百五十万哩的速度旅行，到今天为止，你还没有到达那里。再想想约翰’格林的飞行，他飞行的最大高度为一百五十哩，而我们地球的直径为八千哩，因此，我们第一位太空人所飞的高度与地球的大小相比，不过是刚离地而已” 4。

　　我曾更直观地画了一个图，将地球缩小为一个直径十厘米的球，格林的最大飞行高度仅离开地表一点八毫米！勃克的结论是：“不论人已有的这些太空发展，人想在他的一生中越过我们自己的天河的机会，极为微小。就是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十万年去跨越地球所属的银河，而我们知道太空中有无数的银河存在著。这种由速度乘时间而得的距离，简直大得难以想象。如果把星际间的距离和人的寿命相比的话，人以一生的时间也不可能在宇宙间走得很远；换言之，人活得还不够长，旅行得还不够快去侵犯神的宇宙。以现有的知识看，人只能在一小部分的太空里作有限的探索而已”5。　

　　人们原以为，当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越多时，未知的领域就相应地越来越少。然而，随著科学的发展，人们惊异地发现，我们对宇宙的知识越来越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变得更多！现仅以几件事为例。

　　人能造一个活细胞吗？

　　本世纪五十年代的生物学基本还是宏观生物学。一提及生物学，人们立即想到捕蝴蝶、采花草。电子显微镜的应用，使人们可以研究、观察到细胞的各种结构和变化；六十年代，生物学发展为细胞生物学。到七十年代末期，由于基因重组等技术的问世，人们已可以在分子水平研究各种生命现象了。分子生物学的崛起，为生物学、医学、农业带来革命性变革，生物工程已成为若干前沿学科之一。有人预测，二十一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尽管生物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人们仍无法造出一个活细胞来。不少人认为，人造活细胞是遥遥无期的。一九九八年初，Ian Wilmut等用克隆(Clone)的方法，用成年羊的乳腺细胞复制出小羊桃莉(Dolly)，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复制人”的呼声震耳不绝。Dolly的诞生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然而，“日光之下无新事”，它没有创造什么，只不过是将现存的细胞重组而已。更有甚者，正当人们为复制人可能引起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时，近日却传出年龄仅一岁多的Dolly已出现衰老症状的消息，给复制工作投下了阴影。

　　光的本质

　　三百年前，牛顿根据他长期研究的结果，认为光由粒子组成。虽然与牛顿同时期的荷兰科学家海更斯（Huyghens）的实验，证明光由光波组成，但因牛顿名气很大，科学界没有重视海更斯的学说。

　　一八○一年，杨多马（Thomas Young）发现，光穿过两条狭缝会发生干扰现象。光的这种衍射现象强烈地支持光是波的理论，但那时光波性质仍未被充分认同。

　　一八六四年数学家马克威尔（Clerk Maxwell）从理论上证明光是一种电磁波；一八八七年，赫兹（Hertz）在实验室中成功地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证实了马克威尔的理论。此后，欧洲大陆的科学家才接受了光的电磁理论，牛顿的光粒子学说被认为是错误的，光波学说高于一切。

　　到十九世纪末期，光电效应的发现又对光波学说提出挑战。当光撞击一个金属面时，会把金属面的电子打击出来，这叫光电效应。电子流的强弱，取决于入射光的强弱和波长。当入射光的波长大于某一个值时，则无论怎么增强光的强度，也不能产生电流。光电效应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因为光子的能量与它的震动频率成正比，只有频率大于某个值的光子，才有足够的能量击打电子，使之脱离金属面而形成电流。同时，入射光越强，表示入射的光子越多，打击所产生的自由电子也越多，故电流越强。所以，光电效应与光波理论不符。

　　一九○○年，蒲朗克（Max Plank）推出量子光学。这种认为光是由量子（Quanta）组成的理论，才解释了光电效应。于是，人们对光的认识又翻了个儿。到底光是粒子还是波，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现在科学家承认光有两重性，既是粒子又是波。光的反射和折射既可用粒子学说，也可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光的衍射现象只能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光电效应则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

　　光是如此重要，又如此奇妙，令人感叹不已。人们目前对光的性质只能用颇为矛盾的两重性来解释。但光的这种两重性已被科学界凭信心接受。笔者联想到，我们读《圣经》时，也同样面对很多难解的地方，比如，道成肉身的耶稣，既有人性又有神性，既是人又是神。我们是否也可以象科学家接受光的两重性一样，谦卑下来，凭信心接受耶稣的神、人两重性呢？耶稣一再宣称，称他自己是光、是世界的光！真是太美妙了。

　　非线性三体系统的可测性

　　我一位研究物理的同学告诉我，目前在自然科学界兴起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叫“浑沌” （Chaos）。这一研究揭示出，一些极简单的系统，有惊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自十八世纪以来，很多科学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研究由太阳、地球和月亮组成的三体系统的稳定性问题，但至今未得到答案，对这样一个体系，有两种对立的见解。一派以庞加莱（Poincare）为代表，认为其系统是不可预测的。另一方则以拉普拉斯（Laplace）为首，他说：“如果我们知道宇宙每一颗粒子，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准确位置和速度，便可以计算出宇宙的过去和未来。”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认为整个宇宙都是受机械律支配的。现在科学的发展和量子力学的确立，证明庞加莱的观点是正确的。

　　任教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卡达诺夫(Kadanoff)，一九九一年在《今日物理学》 (Physics Today)上发表的一篇通俗文章上写道，当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非线性三体系统的运动时，如果仅仅忽略了银河系外一个电子对该系统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后，这个简单系统的行为也将变为不可预测！

　　我的同学极为感慨地说：“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自身，我们所掌握的科学武器，面对这类问题时，人类显得多么有限！多么苍白！多么脆弱！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是有限的，在无边无涯的未知世界中，我们始终只是一个稚童。在深奥无比的宇宙中，上帝才是原动力、创造者和主宰！”

　　人体特异功能

　　大约在一九七九年，报载四川省有一个叫唐雨的孩子可以用耳朵认字，但后来又说是弄虚作假。但到了一九八○年，北京又传出小学生可以用手认字的消息。而且，北京大学生物系和心理系正在对北大附小的学生进行有关的测试。联想到一九六五年我曾看到的一则关于一个苏联孩子可以隔著玻璃板摸字的报导，我虽对用手识字一事十分狐疑，但仍抱著开放的心态，专门拨出了一天的时间到北大的测试中心去，想看个究竟。

　　我去那天，主持测试的是一位我认识的学长。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邀我参加测试。测试工作十分严谨、细致，有防止作弊的各种有效措施，全备科学研究的特点。主持人介绍说，小学生们用手识字已有三种不同的等级。直接把字、画握在手上识别是初级的；把字、画先放入一个密封的塑料盒，然后用手隔著塑料盒识别的是中级；用手识别已曝光、但尚未冲洗的照象底片是最高级的。他问我要测试哪一级。我说，只要能亲眼见到初级识别，就心满意足了。于是他分派了两个男孩子给我。我分别把一张看图识字的画片放到他们手中，然后用一个厚布套子从他们的左胳臂一直套到右胳臂，使之无偷看图片的可能。我目不转睛地盯著他们，寸步不离（连厕所也没敢上）。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其中一个男孩儿说他识别出来了。我问是什么？他说：“一条蛇！” 我追问一句：“真的是一条蛇吗？”他有点含糊了：“让我再想想！”于是他又闭目聚精会神地想了片刻，说：“是一个人在游泳。”我不放心地问：“确实了吗？”他说：“没错儿！” 于是我动手取下大套袖，从他手中拿过图片。果然，是一个人在游自由泳！游泳者的左臂已向后划出水面、正上举要挪到前方。弯曲的胳臂和手腕真与蛇的形状相仿。难怪他一开始说是一条蛇呢！我惊诧莫名。

　　这时另外一个男孩儿说他也认出来了。他说他手中的图片是一个孩子在打羽毛球，白衣白裤，戴著红领巾。我问：“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他毫不犹豫地说：“男孩儿！”除了性别以外，图片上的图象与他的描述完全相符。这个打羽毛球的小孩儿，在后脑勺露出一支很短、扎著头绳的小辫，是个女孩儿。这个学生误认为是个男孩儿。但我已相当满意了。真可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了。

　　到晌午时分，被测试的学生们都陆续回家了。我见一个女孩子还坐在测试中心，一脸的不高兴。原来她平时识别中级的图片又快又准，那天却一次也没有识别出来，因而非常失望。我兴致勃勃地鼓励她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别灰心。来，我让你摸一个初级的。”于是从房间的另一端的一张桌子上，随手拿了一张图片放在她手里。她两手紧紧握住，高举过头，仅仅几秒钟，她就对我说：“有了！”“什么？”我问道。“一匹马。”“什么马？”“ 斑马。”结果是一匹深棕色的马，不是斑马。由于投影关系，马的身体有明、暗、深、浅之分，被她认为是斑马。但她能识别出是一匹马（是驴也无妨），就完全满足我的要求了。

　　测试中心的人告诉我说，我一个同学的女儿是摸底片的高手。于是我打电话给我同学，她热情邀我到她家吃晚饭。饭前我对她女儿说：“青青，听说你摸字摸得挺好。今天表演给我看看吧！”她面有难色。她母亲告诉我，现在很多人不相信特异功能，认为孩子们在弄虚作假。我安慰青青说：“我相信这是真的。再说，又是在自己家里，给叔叔表演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她同意摸一个中级的。我把一个火柴盒的火柴倒出来，把一个东西放进火柴盒里，让她隔著火柴盒摸。不一会儿她就说：“是一个小男孩的照片，还戴著红领巾。”我不禁脱口而出：“对呀！那是我小学毕业时的照片！”

　　手何以能识别图象呢？我问了很多被测试的孩子，他们的说法基本一致：当手接触到图片后，只要闭目凝思，脑子里就会闪现出各种图象，像放卡通片一样，变幻无常。如果其中一个图象在脑子里频频浮现，这就是手中那图片的图象了。这是孩子们识别的实际过程。但这些过程是如何发生呢？为何手一接触到图片（有时，其间还隔著盒子），大脑就会浮现出图象呢？看来，手似乎具有与眼类似的功能。但眼有视觉细胞、晶状体、视网膜、视觉神经等一整套精密、完善的组织结构，而手又是如何完成这个“看”的过程呢？测试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只要稍加训练，使孩子们学会集中自己的意念，大约三分之一的小学生都有这种识别功能。这也许不叫特异功能，而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第六感官”。

　　物质是由物质组成的吗？

　　二十世纪初叶，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动摇了牛顿时代的绝对时空观，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大大地深化了一步。尽管相对论的一些论点仍超越人们的常识，不易于理解，而到二十世纪中叶，量子力学提出的论点，不仅常人不著边际，连爱因斯坦都难以接受。

　　前面提到的杨多马的双狭缝实验中，如果把光源减弱到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地射出，双狭缝后面的感光胶片仍得到干涉条纹。一个光子怎么可以“同时”经过两个狭缝呢？于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波尔（Bohr）等的结论是，一切物体皆由能量波组成；只有在物体被观察的那一瞬间，才从能量波凝聚为有本体的物质。

　　比如，我们看一个物体时，光波被所看之物表面的电场反弹到我们眼里，在视网膜上凝聚成光子，方产生视觉。又如，一个物体只有在被触摸的那一瞬间，才由波动凝聚成由原子组成的实体，从而产生触觉。虽然这并不意味著我们的感受是幻觉，因为能量和物体都是真实的，且能互变（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2，E：运动物体具有的能量，M：物体质量，C：光速），但总觉得够玄的。

　　一九二七年海森堡（Heisenberg）发现“测不准定律”（Uncertainty Principle），表明微粒（如原子）的位置和速度不可兼得，越准确地测出其位置，则越不准确地知道其速度，反之亦然；因此微粒的动态无法用方程式精确计算，只能用概率加以预测。因为，测位置的误差与测速度的误差的乘积等于一个常数。换句话说，如果测一个粒子的速度很准确(误差趋于零)，则测位置的误差就会趋于无穷大，根本不知道这个粒子在哪儿！这种看似“不科学”的量子力学，使科学更加符合实际，从而更加科学。

　　往往是“半瓶水”摇得最响，有深厚造诣的科学家常常最谦卑自律。因为他们站在最前沿，直接面对浩瀚无际的宇宙，深切知道人的渺小、有限。只有站在中间、后面的二流、三流或没流的科学家才不知“天高地厚”！牛顿说，他是在海边沙滩上玩耍的孩子，有幸拣到几个好看的贝壳。爱因斯坦则说，他只在真理的海洋边徘徊，一无所获。他还说，他一生最大的感受之一是：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不过是儿戏！人徒凭自己的理智要完全认识宇宙是不可能的。基督徒相信，“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申二十九29）。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是无力认识宇宙的。退一步说，即使有一天人们认识了宇宙的一切现象，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神了呢？不是的。神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维护者，“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来一 3）。正像一切律法必须由权威制定，并在权威的监督下才得以贯彻、执行一样，神所创造的宇宙，一切规律也只有在神的护持之下，才得以正常运作，否则，宇宙早就分崩离析了。人即使可以认识宇宙，却绝无力维持宇宙。所以，无论科学如何发展，人类永远需要神。

一、科学与信仰水火…

现代科学与信仰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涵盖深广的课题。但就科学与信仰的关系而言，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信仰绝对对立、排斥，水火不容；第二种观点认为信仰可以存在于科学还无法企及的地方；第三种观点是基督徒的观点，认为基督教信仰既超越科学，又不与科学相悖。此外，有人以为科学与信仰完全互不相干，离开实验室时把科学留在那里；从教堂出来后，信仰也随之留在教堂里。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严格地说，此种信仰并非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必完全贯穿于人的整个思维和行动过程。我将不对此种观点多费篇幅。作为一个崇尚科学的知识分子，我原在科学与信仰方面有过长期的挣扎。本章拟就对前三种观点，在我曾困惑和思考过的一些层面上，作些剖析和论述。

一、科学与信仰水火不容吗？

　　不少人认为，科学是基于事实的，是客观、真实、可靠的，而信仰则是出自心念，是主观臆测和不可靠的。因此，追求科学者必须扬弃虚无飘渺的信仰；虔信上帝的人则无法搞科学。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两者尖锐对立，不能兼蓄包容。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两条强有力的依据。第一是中世纪的教会对天文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逼害，表明信仰对现代科学的阻碍作用。第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怎　可能接受神用泥土造人的说法呢？我过去视这种观点为天经地义，现在却有了新的看法。

　　教会对哥白尼等人的迫害被当作教会因循守旧、反对科学的佐证，深深地印在许多人心上。大陆《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哥白尼》，是我国一位著名老科学家写的。文中说： “哥白尼的学说不只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文章的结尾是，“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1。文中的观点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是颇具代表性的：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哥白尼、伽利略受到压抑和迫害是事实，但从这一事实中导出的这种结论却有待商榷。对这些事实的经过及诱发因素，作较详细的了解和公正的分析，有助于澄清问题。

　　日心说的确立历经了漫长的时日。地心说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首先倡导的。由于他有许多“理由”，所以地心说雄踞西方科学界、思想界一千多年，直到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发表《天体运行》一书才受到挑战。在哥白尼思想的影响下，泰革(Tycho Brahe, 1546-1601)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哥白尼式的地心说：地球以外的行星都绕太阳转；但太阳及其行星都绕地球转！泰革的助手、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用归纳法分析泰革二十年积累的数据，提出了 “行星运行三大定律”，支持了日心说。同期，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 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星体，看到许多前人未见的现象，也支持日心说。但是，直到牛顿 (Isaac Newton, 1642-1727)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日心说才从理论上被确立2。

　　庄祖鲲博士在《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载于《海外校园》第二期）一文，对日心说与地心说争论的实质，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哥白尼是第一个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但他本人并未遭受什　迫害，因为他有意在临终前才将他的书印妥出版。长时期来人们以为他这样做是怕受教会的迫害；近代历史学家却发现，哥白尼真正担心的对象不是教会，而是那些持亚里斯多德宇宙观、坚信地心说的天文学家。事实上，极力鼓励哥白尼出版著作的人士中就有一名枢机主教和一位基督教（新教）的天文学家。身为波兰裔天主教徒的哥白尼，则在书的开端将此书献给当时的教皇。

　　第二，真正受到迫害的是伽利略。他于一六一○年用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后，当即受到其他大学教授的围攻和教廷的警告。但因他的一位朋友继位成为教皇乌班八世，他便有恃无恐地于一六三二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结果他被定罪，被软禁在意大利弗罗伦斯一座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庄文指出，伽利略被定罪的主因并不是日心说（对此他事先已私下取得了教皇的默契），而在于他对教廷权威的挑战。他坚持认为神同时用《圣经》和大自然启示　自己，因此《圣经》中有关自然现象的经文应从科学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大大激怒了一直拥有解释《圣经》的最高权威的教廷，被定罪就在所难免了。

　　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中，有人攻击他是异端；后人中也有人以为伽利略支持日心说，表明他认为《圣经》有错误。伽利略本人，对此都有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 他又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3!

　　我个人认为，伽利略受迫害的主因是否是日心说并不十分重要。当时地心说被科学界和教会人士普遍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并非是《圣经》的启示，而是来自天主教的教义，是当时人们坚持的理性主义思潮的结果。《圣经》中根本没有关于所谓地心说的论述，连一点这方面的暗示也没有。所以，伽利略的受害与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无关，乃是当时统治教会的人的失误。与伽利略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凯普勒同样公开支持哥白尼观点，但他却未遭到任何迫害。因为他住在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即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之内，天主教鞭长莫及。伽利略和凯普勒的不同境遇是很能为基督教信仰在哥白尼、伽利略事件上的无辜申辩的。所以，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错误的科学观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天主教教义中的错误的胜利，而不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

　　毋容讳言，一些科学家歧视、误解基督教信仰和《圣经》，确与一些神学家的失误有关。除了哥白尼、伽利略事件外，金新宇博士在《科学与基督教》一书中还列举了一些例子。比如，爱尔兰主教乌雪（James Ussher, 1581～1656）根据《圣经》中人类的家谱推算说，神造人发生在公元前四○○四年，但《圣经》中并没有这样说；当避雷针被发明时，一些教会曾予以反对，认为这是不敬，打雷时应敲教堂的钟；一八七○年当莱特主教（Milton Wright）访问美国一所基督教大学时，对该大学校长的“我相信在未来五十年内，人能像鸟高飞天上” 的预想大为震惊：“能飞翔天空的只有天使，请你千万不要再提此事，不然你就会亵渎神了！” 但三十年后，正是莱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在美国北卡州的上空飞行。……金新宇指出，过去一些教会领袖对科学缺乏认识，怀有成见，以为科学是反对《圣经》的，因此科学与基督教之间便有了不必要的鸿沟4。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随著现代科学的兴起，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人文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他们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他们崇尚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以为科学是认识真理的唯一方法；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一切于物质世界以外的客观实体，不承认任何超然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孕育下，达尔文的进化论迅速崛起，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整个科学界、思想界。他们以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向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提出严重挑战，酿成了科学与信仰两军对垒之势。

　　“五四”运动时期，先驱者们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进中国的同时，把“科学主义”也引进了中国。至此，我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把科学当作认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被科学证明了的才可信；一切不能被科学证明的皆可疑；所有不合科学的，不是假的就是错的。他们虽然欣赏《圣经》的道德准则和基督徒的品德，但因神的存在及神迹奇事无法被科学验证，故不能接受基督教信仰。

　　由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期，一系列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的支持，《圣经》的历史性、无误性，至今不可动摇。可是，在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对峙中，迷惑者、困惑者却不乏其人，笔者就曾是其中之一。如果进化论是真理，《圣经》必为谬论。如果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必然反科学。如果唯有科学才可靠、可信，基督教信仰必然不可靠、不可信。这是我过去深信不疑的逻辑推理。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当人们对进化论的立论、根据作一番比较深入的了解后，就不难发现进化论一直面临著理论上、实践上的许多难题，并不是科学真理，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说。现代科学的许多重要发现都支持创造论而不利于进化论。这些，在第六章〈进化论与创造论〉中将详细讨论。

　　如果不是因一些神学家的失误和一些科学家的武断，越过自身的领域和能力彼此干预的话，科学和信仰的和谐一致本是显而易见的。神藉著大自然和《圣经》启示　的奥秘，科学则是研究神为大自然制定的各种规律。从根本上说，科学与《圣经》应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据盖洛甫统计，前三个世纪的三百位著名的科学家中，百分之九十二是神的信徒，其中几乎囊括了人们熟知的所有大科学家，如牛顿、焦尔、欧姆、法拉第、孟德尔、巴斯德、马克士威尔、蒲朗克、爱因斯坦等。在当今，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也不乏虔诚的基督徒。事实胜于雄辩。虽然一些科学家、甚至一流的科学家仍不信神，但盖洛甫的统计清楚显示，科学和信仰是完全可以和谐、一致的。

　　所以，认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的观点，虽有一定事实依据，而且在当今的知识界相当流行。但此种观点流于表面，并未触及事物的本质。

七、选 择

杰出的剑桥大学学者魏思科（Canon Westcott）的话，可以作为这一章的小结：“实际上，把所有的证据集合起来，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又更多样的证据。除非你先存成见，认为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复活缺乏证据”1。

　　复活的证据是如此充分、确凿，但有的人仍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原因何在呢？我个人以为，那些对耶稣复活的事经过深入、详尽的研究、了解后仍不相信复活的人，并不是证据不足使他们不能相信，而是由于理性、意志和道德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相信。道德层面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论及，这里只探讨有关理性和意志的原因。

　　有人认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符合科学，纯属无稽之谈，因而根本不重视复活的证据。这种态度本身恰恰不是科学的态度。R. T. France在《认识主基督》（Jesus the Radical）中指出：“如果你认为，任何凭我们已有的知识，至少在原则上不能用自然科学解释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的话，那么你已经采取了一条不合科学的思想途径，就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解释的时候，拒绝证据所清楚指出的结论”2。我们学自然科学的人都有很多事与愿违的经历。在研究前我们有一套假说、设想，当实验的结果与我们的设想不合时，于是我们怀疑结果是否有误。但如果反覆实验都得到同样的结果时，我们只好接受这些结果，开始考虑如何修正、甚至推翻我们原先的假设，以合理地解释实验数据。如果仅仅因为不喜欢数据可能导致的结论，而置实验数据于不顾，依旧坚持自己的假想，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起码品格。对耶稣的复活一事所应持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再说，耶稣死而复活的真伪是无法用自然科学逻辑来验证的。我在第一章已谈到一些关于科学与神的关系（在第五章〈现代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中还将详细讨论）。自然科学是研究宇宙的自然规律的；所有的受造之物（包括人类）都须伏在自然律之下。但作为自然律的制定者、维护者的神，当然是超越其上的。他可以按他所创造的自然律办事，也可以不按其律行事，这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如果耶稣也受限于死人不能复活的自然律，他就不是神而是与我们无异的人了。神自己宣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么”（创十八14）？耶稣也明确地对门徒说过：“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可十27）。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人也是神，他有超然的来踪去迹是理所当然的。他的出生顺乎自然，他的成胎却是超然的；他的死是自然的，他的复活却是超然的。正是超自然的童女生子、死而复活，充分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基督教信仰是有许多事实为依据的。孟沃伟(John W. Montgomery)说：“基督教不必靠神学，单靠历史考证就能成立”3。所以，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思辩。然而，信仰是超越理性的。信心是理性与信仰的桥梁。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藉著信心飞跃，才能确立信仰。离开信心，只凭理性是不能认识神的。耶稣的复活虽然已有极充分的事实依据，但毕竟不像数学、物理公式那样得到绝对的证明，因为多数人没有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所以，人们必须在充分证据的基础上，踏出信心的一步，才能接受复活的真理。可是，很多人企图用理性代替信心，以为只要证据充分就能信。事实是，离开信心，信仰就无从谈起。对耶稣行的同一神迹，人们的反应却完全不一样：有人信他是神，有人不信，还有人诬告他。耶稣复活后，要门徒到加利利见他。“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马太福音二十八16-17)。见到了复活的主，仍然疑惑！痛哉！惜哉！哀哉！法兰士 (R. T. France) 说得好：“当历史的证据需要一种超然的解释时，我们就面临一个十分困难棘手的抉择，就像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及他神迹性的诞生所带给我们的问题一样。就是这个基本的抉择，将拥有信心的人与世俗的思想划分开来”4。　　法兰士还指出，“从雅典的哲学家到今日的世俗思想家，一直有许许多多的人拒绝相信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不是因为证据不够（它们已经够明确了），只是对有些人而言，再多再好的证据都无法让他们愿意照著耶稣所要求的，重新调整他们的世界观” 5。 大卫华生 (C. K. David Watson)说过：“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不相信的原因，是他们不想信” 6。尼采(F. Nietzsche)也坦陈：“我们反对基督教不是因为论证的理由，而是一个好恶的选择” 7。 是的，你如果接受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你就可以接受《圣经》中的一切神迹。你就必能放弃无神论，把神引入这个世界。那么，宇宙就变得有目的、有意义。人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这样，你就必须彻底地重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岂止仅是“调整”，简直是大破大立、脱胎换骨！然而，这正是许多人不能面对的事情。认识自己进而否定自己，是十分困难和痛苦的。可是，只有修正错误才能把握真理。我们应该有在事实面前降服、在真理面前低头的勇气，应该有按认定的真理重新塑造自己的决心和毅力。无论是科学的追求者还是信仰的探索者，诚实、公允、执著、坚韧都是必备的品格。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十四6）；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十一25～26）。我们愿意自觉地经历痛苦、磨炼而踏上永生之道呢，还是甘心昏昏然、舒舒服服地坠入永远沉沦呢？这是一个永生和永死的根本选择。耶稣一直将这项选择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无人能回避。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是如此，他的复活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