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篇156.别再…
如果我们听到真理，却一直拒绝或忽略心中顺服真理的感动，这就是在阻碍我们里面的生命；如果这样持续下去，就会使圣灵忧伤，甚至使他沉默。
你曾多少次听到人说“我只是想知道上帝对我的一生到底有什么旨意”？我以前也很喜欢这样说，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种想法有点儿问题。
圣经中没有几个人能事先从上帝那里知道自己的人生规划（他们甚至不能预知自己的下一个五年计划）。比如亚伯拉罕，上帝告诉他带着全家老少和一切财物离开。他出门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不知道任何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细节——去哪里？花多长时间？有什么成本或报酬？会不会得到一个401计划（美国一种特殊的退休储蓄计划，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或健康保险？上帝要他走他就走，他只知道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要忘掉“上帝对你一生的旨意”这句话。上帝更关心我们今日、此刻对圣灵的引导有何反应，甚于关心我们明年想要做什么。事实上，明年要作的决定，取决于今日、今时的决定中多大程度上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们很容易用“上帝对我们一生的旨意”这种话来做不行动甚至不顺服的借口。比较起来，思考上帝对你将来有什么旨意，比问他要你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做什么容易得多；承诺“有一天”要跟随上帝，也比“今天”就跟随他安全得多。
老实说，我相信我们之所以想“知道上帝对我一生的旨意”，部分是出于恐惧，这种恐惧会使人不敢行动。我们害怕犯错，因此焦躁不安，想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很想知道按照他的旨意活着到底会怎么样，但又不敢去弄明白。我们忘记了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一个20年行动计划，但是，上帝在圣经中多次应许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也不丢弃我们。
上帝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每时每刻，在遇到困难和处理琐事时寻求圣灵引导。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寻找“上帝对我一生的旨意”，而是学习去努力寻求“圣灵今日在我生活中的引导”。学习祈求上帝给我们开放的心，顺服圣灵引导，现在就将自己的朋友、孩子、配偶、人生中一切境遇和决定，都交托给他。
上帝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弄清楚“上帝对我一生的旨意”。这并不是说，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没有目的或计划，也不是说他不在意我们的一生都用来做什么。不是的。不管旧约还是新约，上帝都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重点是，上帝从来没有应许会一次性地、预先将这些目的都启示给我们。
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上帝呼召我们跟随圣灵。保罗在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中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5:16、25）
“跟随圣灵”，“顺着圣灵而行”，这些话你可能不陌生，但是它们有没有对你的生命产生实际影响呢？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思想上帝对我们未来的计划”往往是我们的借口，让我们今天无法信实地活着，一生奉献给主。它可以营造出一个看上去安全的地带，让我们坐在那里，进行一些“属灵”的谈话，聊聊上帝“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做出何等安排。思考、提问和谈论可能会取代让圣灵完全主宰我们即刻的行动。上帝希望看到他的孩子们将一切的赌注都压在他身上，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完全倚靠他的能力和他的同在。
我没有发现圣经中哪里说过，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平衡的生活”：什么都有了之后，再加一点点“上帝”来锦上添花。可是环顾我们的教会，我看到的却正是这种生活。许多人是把耶稣加入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从某种意义上——邀请耶稣加入他们的生命之旅，不管他们觉得应该去哪里，耶稣都要跟从他们。而我们所受的命令却是：要跟从耶稣。上帝是全宇宙的神，不是某种对我们整体生活没什么影响的附属品。叫耶稣死里复活的圣灵，也不是生活中需要一点额外能力时才去呼求的东西。耶稣被钉死不是为了要跟随我们。他死而复活是为了让我们忘记一切去跟随他，走向十字架，走向真正的生命。
人们将生命交给上帝，换取一张离开地狱的门票——这是一条不归路，不能回头，也不能中途改变方向，这就是悔改的定义。如果你只想要“一点点”耶稣，让你的生活“属灵化”一点儿，额外加“一点点”的上帝来避开地狱，那你就错过了上帝创造你时要赐给你的丰盛生命。
还不仅如此。如果你只希望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能经常去教会，那你并不需要圣灵。你会发现，各样宗教中各色人等都有，他们没有圣灵也可以活得非常好。只有真想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才需要圣灵的引导和帮助；只有想“遵守他一切的命令”并且教导别人也这样做的人，才需要他（参太28:18-20）；只有真正悔改相信的人，才需要圣灵；只有理解自己是被呼召来分享基督的受苦、受死和复活的人，才需要圣灵（参罗8:17）。保罗说明了这一点，他写道：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林后4:7-11）
当你真的相信，并已从你原来的死路上回转，走上了一条生命之路时，你才极其需要圣灵。你才知道：若没有圣灵在你里面，你就不能效法基督。
见证篇155.“高…
30岁赚不到100万不配做人，25岁没车没房，不配生活？为了过上“高配”人生，人们总在追求更多更好，想在众人羡慕的眼神中收获自己的荣耀，最终却被赝品包围，以徒劳的方式满足内心的欲望。真正的“高配”绝不只是水平方向事物的堆积。欠缺高度，何谈“高配”？
“毕业三年，月薪三万，30岁赚不到100万不配做人，25岁没车没房，不配生活……”真的是如此吗？自6月17日上线以来，《圆桌派》第四季以轻松聊“犀利话题”的方式，在众多热播网络节目中脱颖而出。
本季第二期节目围绕“高配”展开讨论，4位嘉宾所探讨的主题，就是现在年轻人普遍存在的高消费、透支消费等话题。该期节目播出后，吸引了大批观众，被网友称为“最扎心”的一集。
不优秀，不配活？
主持人窦文涛在节目开始，转述了一篇网文——“一些少年成名赚大钱的例子被无限放大，搞得很多人感觉没有这些你就不配活、不配婚、不配有女人或者男人、不配过得体面、永远无法摆脱失败者的标签。”现在的年轻人将生活的高配变成了标配。
在嘉宾梁文道看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年轻人要贷款装配自己，搞到破产，有时候只是想要达到进入某个群体的最低门槛。“我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些日本白领上班族，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之前，都要买漂亮的高尔夫球杆，准备一套拿得出手的装备。很可能你今天是个小职员，还没进过高尔夫球场，但你要准备万一有一天社长叫你去打球、去社交。而且还要和同事比较，你的球杆是哪个厂牌的……最后变成了一个不断提高的门槛。”
其实追求“高配”的根源是想要被人认同，但是高配却能使人上瘾。现在下单的速度比给快递员开门的速度都快，即刻的刷脸消费带来的满足感比商品送到手里更大。梁文道说：“现代人用什么东西来证明和界定我的存在呢？是用我拥有的东西来证明我是谁，‘我购买所以我存在’。”
在嘉宾武志红看来，这种消费心理源自人的自恋。当人失控地去追求自己的财力根本无法支配的东西，其实他是在寻找最原始的“全能自恋”的满足。对于“全能自恋”，武志红在其《巨婴国》一书中解释：全能自恋是婴儿期正常的心理特征，因为婴儿不能分辨自己与世界，他饿了一哭就有人来喂他，他觉得自己一动念头，世界就应该按照他的意愿给予回应，好像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神。
如果人在婴儿期的基本生存需求没有得到照顾，他心中的全能自恋没有被满足，心理阶段就会一直停留在那里，寻找得以满足的机会。这种人会追求完美，好像有“卓越强迫症”，认为“不优秀，不配活”。遇到事情，他会过度自责：“都是我的错。如果我是完美的，事情就可以彻底被我掌控了。”
爱自己胜过爱任何人
自恋是对自己过分的自爱和对自己形象和声誉的过度关注。“自恋”其实不同程度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自恋者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外貌和重要性，不惜一切代价。
美国心理学教授简·M.腾格（Jean M.Twenge）在《自恋时代》（The Narcissism Epidemic）一书中，提到了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奥斯汀的公司Celeb A Day。该公司的业务就是帮助顾客打造出明星和名人的感觉，包括为客户提供狗仔队整夜跟踪他们的服务，为客户安排约会对象或随行人员拍照。客户在晚会结束时会收到一本假的名人杂志，封面上有他们的照片。情节很像葛优主演的电影《私人订制》。令人惊讶的是，这项服务非常受欢迎，许多人甘愿为这项服务支付三千美元。
我们的社会痴迷于自爱的概念，坦白地说，爱自己胜过爱任何人。自恋的人只有粉丝，没有朋友；只有别人的赞赏，没有真正的亲密。他们想和那些认可他们、肯定他们、向他们保证他们很好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和真正的朋友相处。自恋者倾向于利用他人来建立自己，却不会在人际关系中付出。
漂亮的外表和健美的身材是获得文化认同和社会资本的途径，人们在杂志封面和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无数经过喷绘和PS的超级模特照片。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虚荣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成了一种美德。许多人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自己的身材和外表，整容、隆胸、肉毒杆菌注射和脱毛手术的大幅增加，揭示了这种对外表的痴迷。
基督徒身处这样的文化，随时可能被影响而失去信仰带来的新身份。马克·塞耶斯（Mark Sayers）在他的书《垂直的自我：圣经信仰如何帮助我们在一个自我迷恋的时代发现自我》中，向我们展示了周遭的文化是如何同化基督徒的。正是自恋导致的虚荣心，迫使基督徒通过世俗的身份来定义自己，建立一个水平的自我，失去了在垂直方向上与神的联系。
在这种文化里，我们的欲望有增无减。“其实我们的需求没那么高，但是一旦涉及到欲望，就很不一样了。我们的欲望就是我要最好的。”
我们喜欢从人而来的荣耀
为了过上“高配”的人生，人们总是在追求更多更好，期待新的高度、新的满足感。用作家黛安（Diane Mastromarino）的话说，爱自己意味着知道自己有多伟大，不让任何人、任何地方或任何事情成为你爱自己的绊脚石。我们不断地传播自己的名声，这种冲动归根结底来自于自恋。归根结底，我们本性里的欲望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
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饥渴般的欲望，但这种欲望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梦想，伴随着人们的关注和掌声，我们想要脱颖而出。当我们从儿时的梦想中长大，我们对荣耀的欲望只会加剧，并进入更成熟的领域：社会地位、学术成就、职业发展、财富、婚姻和家庭。所有这些都成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实现目标是为了满足我们对荣耀的欲望。
我们向他人寻求哪怕一丝暗示我们被视为重要人物的迹象。我们渴望得到掌声。伴随着这种渴望而来的是对拒绝的恐惧，我们鄙视被忽视、不被欣赏或不被爱的想法。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读到一个关于渴望荣耀的人寻求自我荣耀的悲惨故事。许多宗教领袖开始相信耶稣，然而，他们若把信耶稣的事公开出去、承认耶稣的名，就意味着要被赶出会堂。在当时被赶出会堂就意味着失去公众地位和社会资本，不只是丢面子的问题。一旦你失去了你的荣誉，成为一个局外人，你就不可能重新获得。
约翰让我们一瞥他们内心的活动，“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来自神的荣耀”。他们喜爱从水平方向而来的人的荣耀。为了保持主流文化对他们生活的良好评价，为了可以留住自己的“高配”生活，他们“放弃”了耶稣。
爱从人而来的荣耀就是如此，我们的生活会束缚在赞成或反对的目光之下，就好像我们能感觉到别人的目光在向我们逼近，迫使我们表演，以赢得他们的掌声。当我们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掌声时，我们常会在偶像林立的社会中拒绝承认耶稣，拒绝实践我们的信仰，害怕自己会被打上狭隘偏见的烙印，成为阻碍所谓“文化进步”的绊脚石。
今天的我们愿意做一些事来维护我们在“文化会堂”中的位置。自恋的人总是会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荣耀宝座。我们渴望自己的名被高举。当我们对荣耀的渴望落入失控，就渴望自己成为如神一般的存在。其实因为骄傲而堕落到最深处的撒但，欺骗亚当和夏娃的办法就是诱惑他们成为自己的神，从此罪和死就进入这个世界。
什么是真正的“高配”人生？
《约翰福音》第12章向我们揭露出，那些追求荣耀的人得到了他们所能得到的荣耀，但却只是一个廉价的赝品。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把足够多的荣誉、成就、财产、美貌、体格、智力串在一起，我们就能过一个“高配”的人生。我们试图以徒劳的方式来满足内心的欲望，为自己创造一个别人眼中的完美形象。
就像亚当和夏娃把无花果叶缝在一起以掩盖他们失去的荣耀一样，我们继续缝无花果叶，希望能弥补我们失去的荣耀。我们盼望因无花果树的叶子被人称赞，但无花果树的叶子会有枯干的一刻，我们所以为的“高配”始终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
美国作家杨腓力写道：“压抑欲望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为了找到喜乐的途径，我需要把欲望和超自然能力的源头联系起来……神要我们接受欲望作为礼物而不是财产，作为爱的象征而不是爱本身。”我们对享受和喜悦的渴望，只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众多祝福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我们常常变得懒惰，躺在礼物上迷失了自己。甚至崇拜这些礼物，而忘记送礼物的神。
这些欲望像蛛网一样蒙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在一个被自我满足填满、充斥着个人荣耀的世界里，耶稣向我们展示了通往生命之路。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祂的邀请是让我们先舍去对荣耀自我的追逐，放弃我们对自己的过度关注，让上帝的荣耀成为我们新的渴望。
在不同的胡萝卜之间变换追求的目标，并不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满足和幸福。当我们把生命的焦点集中在自己之外且比我们更大的存在上，当我们把自己与高处的超越性事物相连，丰沛的意义自然浇灌下来，人生的幸福与充实反而充满我们。
神为我们选择了一条道路，让我们发现我们真正是谁。这条路不是把我们的生活建立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是逃避我们的欲望，而是把我们的希望、梦想、破碎、欲望，都带到基督的统治之下。
福音有能力把我们从贪图自我的荣耀里面释放出来。真正的“高配”绝不只是水平方向、同类事物的堆积。扁平化的配置最欠缺的就是高度，何谈“高配”？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最终的荣耀。我们在祂里面，得了神所赐的永恒地位。敢于在这个世界上追求这样的“高配”人生，才能彰显自我真正的意义，才能让自我迸发出璀璨夺目的光。我们得以拥有不被其他人的评价所辖制的自由，我们无需再向谁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祂就是我们的价值。
家族基金会-高回报…
”无论是东方和西方，都追求高回报、低风险。
差异来自于家族对风险的具体定义。对于东方家族，集中投资在相同或相近行业的风险较低；因为他们了解这些市场，清楚行业动态，也更有心理准备迎接机遇——这种状况的成因是，东方家族办公室创始人往往是家族的主要投资决策者。
在西方，家族办公室一般由家族外部人员管理 ；投资风险控制更多地依赖于资产多元化，而非行业专业知识。然而，具体采取哪种方式，会取决于家族对哪种方式比较放心，东西方都是如此。随着相对年轻的东方财富从创始人手中转移出去，后辈逐渐疏远家族传统产业，新一代继承人可能会寻求与西方更接近的配置结构。而随着新兴市场本身变得更成熟，也可能影响资产配置。
方法摘要
• 随着家族财富的增加以及历经数代人的财富变化，资产配置通常会增持上市股票的比例。
• 家族对财富目的的根本理念是投资策略的关键驱动力。
• 投资年期、增长目标等一系列因素塑造了具体的家族办公室关键绩效指标，并决定了资产分配。
• 财富来源（商业界别）对资产配置的影响很大。
• 政治风险是促进地理布局多元化的驱动因素。
• 与西方家族相比，东方家族更有可能收购与家族原始收入来源相同或相近行业的资产。
新贵与旧富
遗产的历史有多久对家族办公室的投资策略也有直接影响。Rosplock 女士表示 ：“服务第三代家族的办公室与服务新时代科技企业家的办公室，通常有不同的授权范围。”前者可能专注于财富保值，后者会侧重于财富创造。
对于第一代财富创造者来说，如何投资是最重要的。”
Merry 先生说 ：“对于第一代财富创造者来说，如何投资最重要。”他补充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的长久性变得越来越相关。
在亚洲，对财富创造的信心和可能更大的风险偏好并存，这可能会带来对更高回报的预期。
同样，财富的年龄及其所在地是影响因素 ：亚洲家族企业聚集大量私有财富，暴露在公开市场的程度较低。比如在中国，家族办公室市场还处于早期阶段，更加注重创造财富。新冠疫情是否会对此产生任何影响，还有待观察。然而，由于中国是少数几个可能在 2020 年实现GDP 增长的国家之一，但疫情继续扰乱其他经济体，因此资本长期流出中国的现象（因为中国富人寻求地域多元化）可能会放缓，甚至逆转。
私人资产
由于非流动资金的溢价和回报都较高的，导致多年来利率处于历史低位，让家族办公室一直处于私人资产需求激增的最前沿。
Falanga 先生表示 ：“许多 [ 居住在非原籍国 ]海外家族在私募股权中寻找机会，因为当中涉及的中间人较少。”他也提到房地产广受欢迎，“因为这是人们认知里的有形资产”。Ritossa爵士也观察到投资房地产的“持续偏好”。他说：“房地产仍然是家族办公室最受欢迎的投资策略之一，因为它被视为财富创造和财富保值的基石性资产。
Falanga 先生发现美国国内客户更偏向流动股本资产，但他强调，无论在哪个地区，流动性都很重要。他说 ：“流动性对所有客户都依然很重要，特别是在当前市场波动的情况下。我们鼓励在任何时候都要有流动性。”
最近对 111 位家族办公室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的家族办公室可能会加强对私人资产的偏好，59%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在未来6 个月内再增加一名投资人，那么此人将专注于非流动性投资。调查还显示，13% 的可投资资产是直接投资，98% 的受访者预期在未来三至五年内维持或增加这一风险敞口。21 随着美联储降息并向美国金融体系注资，以此对抗新冠病毒对金融的影响传染，投资者普遍利用了这次机遇。《华尔街日报》报告称，2020年第二季度，私募股权投资的公司发行了超过310 亿美元的垃圾债券，22 这也说明，当美联储以任何方式购买垃圾级债券时，这种资产也变“
我们确实看到英国和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呈增长趋势。”
高先生说，此前在东方，私募股权投资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资产类别，“因为私募股权投资有高增长，企业家家族的首脑都了解这些增长引擎”。然而，在过去两年中，随着增长减缓，这类投资的风险变大。“人们也日益认识到它们的流动性不足和较长的投资年期，我们已经看到随之而来的趋势，更多人转向流动资产。”
然而，尽管私人资产和直接投资在东西方越来越受欢迎，但原因各不相同。西方家族办公室除了看中较高的回报，更通常是为了寻求多元化，而东方家族办公室则是为了寻找与家族企业契合的机遇。
Merry 先生表示 ：“东方投资者更有可能将主要投资于自己的公司，并寻求直接投资其他公司。”他补充说，家族办公室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西方兴起。Chompan 女士在泰国的经历也类似。她解释说，她的办公室寻求“与我们有密切关系的企业，通常是位于泰国或东南亚其他地区。我们进行全面关注，而不仅仅是由回报驱动”。
本土偏好
东方的家族办公室往往有行业配置，而且与西方相比，其风险集中度与家族的收入来源更一致。Chompan 女士说 ：“家族办公室与家族得更具吸引力。可以想象，已经参与私人债务和股权的家族办公室，将会根据这些变化制订计划，跟随美联储的方向。
Ritossa 爵士是一家位于迪拜的家族办公室的主席，，他说自己的办公室正在“探索直接投资而不是私募股权的选项。这使我们能够利用投资组合的多元化、管理控制和更高的回报”。
他表示，在利雅得、蒙特卡洛和迪拜的会议上遇到的“国际家族”也在遵循这一趋势。
Fleming 先生说：“我们确实看到英国和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呈增长趋势。”他认为，此类资产尤其符合家族长期投资的目标，投资年期通常为 10 年或 20 年，而且“很契合私募股权机遇的成熟度”。他的观点也得到实际情况的印证 ：美国上市公司数量在下降，过去 15 年中减少了近 50%。
高先生表示，较老的家族企业一般现金流充沛，但增长较低，因此他们的家族办公室“倾向于在风险资本、私募股权、直接投资和新经济方面寻找高增长的机会”。这种方法还可以消减集中风险。已经出售了家族业务的家族更偏好金融资产 ；而那些领导新的高科技业务的家族“由于其业务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所以他们会寻求投资其他国家的其他资产类别以降低这些风险”。
这种动态的影响会越来越深，因为那些希望更接近亚洲投资机遇的家族会招募亚洲的投资经理。Choong 女士指出，这进一步加深了新加坡作为家族办公室的卫星中心地位，因为新加坡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拥有区域投资专业知识和机遇。
高先生也发现，这种现象出现在拥有不止一个家族办公室的中国家族中，他们的一个办公室在中国，其他的在国外。他说，以前香港是首选的离岸办公室目的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但现在对新加坡的偏好已经超过香港，因为新加坡拥有同样熟悉的文化，但现在“被中国家族视为更安全的财富目的地”。
业务之间会互相转化。例如，经常会有人因为有很适合家族业务的投资机会而来接触我们，我会把这些机会传递给家族首席投资官。”
Choong 女士表示 ：“虽然很多人可能说家族办公室正在各个国家和行业进行投资，实现多元化，从而降低家族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但实际上，他们似乎仍是围绕熟悉的领域进行。”这通常导致相当比例的亚洲家族办公室的资金投到了国内或周边低区。
当涉及到新的投资时，东方家族倾向于利用私人商业关系。因此，相比于西方的家族办公室，他们可能更乐于投资初创期的企业，尤其是该企业是由与他们有私人关系的人管理。正如 Rosplock 女士强调，这与家族财富的年龄密切相关。她表示 ：“中国的亿万富豪的财富是文革后积累起来的，他们往往是第一代财富创造者和企业家。”典型的观点是，财富的核心功能是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因此，典型的东方家族办公室似乎更具创业精神，而西方家族办公室则采取与之疏离的公共投资。
“中国的亿万富豪往往是第一代财富创造者和企业家。”
Kirby Rosplock，Tamarind Partners 创始人慈善事业是全世界亿万富豪最关心的问题。
Wealth-X 表示，在超过 50 亿美元身家以及10-50 亿美元身家的富豪群中，分别有 65% 和50% 的富豪将捐赠列为首要任务。这对美国富豪而言尤其如此，他们把非营利组织和社会组织作为自己投入精力最多的第三大行业。24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相关性是财富效应 ：对慈善事业的兴趣随着财富兴隆而增加。
慈善事业也是家族将核心价值观传承给下一代的重要方式。Merry 先生说 ：“不只是针对狭义的财富，而是从财富的所有方面——金融、知识、文化和社会——来支持家族。我们的家族办公室提供与财富相关的整体服务。在我们联合家族办公室的中心是第六代家族。”
此外，Merry 先生解释说，“还有公众期望，就与盖茨基金会等倡议的一样，人们应该为自己的财富作出合理的解释”。社会责任投资是另一种证明方式。
ESG 投资脱颖而出对社会负责任的投资，而不是单纯捐赠资金，正成为富豪家族实现慈善目标的重要方式。环境、社会和管治理 (ESG) 投资本身已成为一种受人尊敬的策略，也是养老基金和大型资产管理公司采用的策略。ESG 不仅成为主流，而且经常在动荡的市场中保持弹性，例如这次新冠肺炎导致的市场动荡。
以本次疫情为例，截至 2020 年 4 月初，跟踪全球市场表现的 MSCI ACWI 指数下跌了 16%，而 MSCI ESG 领导者指数仅下跌了 14.6%。
Merry 先生表示 ：“在最近的 [ 疫情 ] 危机中，SG 表现不错。当股票跌时，一切都与业绩有关。ESG 已经证明自己不是一种时尚，而是投资好公司的另一种方式。”家族希望把做善事与有效的财富管理结合起来，ESG 正显示出其价值。
代际传承
最近，东西方都发生了财富目的的代际传承。Fleming 先生说：“下一代人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要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成为一股永恒的力量。”他说，ESG 是千禧一代在家族办公室中的重中之重。Merry 先生评论说，这种现象在过去两到四年中尤其明显，“下一代人想知道他们的钱在做什么。”
高先生指出，在中国，第一代人非常热衷于参与传统的慈善事业，并倾向直接捐赠。“下一代人有不同的视角，希望建立更现代的模式，对社会或环境产生长期影响。”
于先生认为，家族办公室的作用对于帮助第二代理解慈善事业的重要性至关重要。他说：“慈善事业是传承的关键，它让他们[第二代]明白，金钱可以传播爱和温暖。我们投资股市，做其他业务，让公司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这种态度的改变是家族办公室中 ESG 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ESG 投资也往往比传统慈善事业更加可以量化，投资回报率（ROI）和使命回报率（ROM）等指标有助确定实质的影响。
打造影响力
超越 ESG 投资的是影响力投资，它更强调可量化的社会结果，而不是简单地排除负面影响。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影响力目标设定了框架。
Ritossa 爵士的家族企业始于 600 年前的橄榄贸易，他的家族办公室设在迪拜。他表示，他已经观察到了这种影响力投资的趋势，“在我们的全球网络中，至少 50% 的家族在十年前自认为是慈善家，现在自认为是影响力投资者。”
Ritossa 爵士说 ：“由于可以采取长期方法管理我们的资产，因此我们的限制较少，在选择投资时更灵活。这种思维很适合作影响力投资。”
在全球范围内，家族办公室在影响力投资方面广为人知的是，它采用直接且非常契合个人兴趣的方式。根据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2019年影响力投资者》调查，家族办公室比其他组织更有可能成为直接影响力投资者，其 57%的资本用于直接投资，相比之下，养老金资本只有 2% 用于直接投资，银行资本为 24%。25家族办公室对用于影响力投资的总管理资产额（AUM）的贡献越来越大，2018 年达到 7800万美元，2019 年增长至 1 亿美元。根据 2020年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研究，家族办公室计划今年将影响力投资额倍翻，达到 1.98 亿美元。
该研究的资产管理者也认为，对用于影响力投资的管理资产额而言，家族办公室是其重要的资金来源。
尽管如此，这种热情似乎在西方更为明显。
Rosplock 女士表示 ：“在欧洲和北美有大量的影响力投资。”Choong 女士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她虽然承认看到越来越多关于影响力投资的报道，“但直到最近，也没有多少亚洲家族办公室把 ESG 投资作为家族使命宣言和家族投资策略的核心锚点。
高先生对于中国的展望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影响力投资“是很多人谈论的，但并没有太多案例”。他指出，这里面可能有争议，“一些家族认为，应该把家族业务和慈善事业分开，以防止利益冲突。”
然而，陈女士认为，虽然“人们对影响力投资的确还有不少怀疑，但在过去两三年里已经有所改变，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世界已经不再是‘常态’”。自从新冠肺炎以来，“常态”就更难定义。
慈善工作
随着“新贵”财富的优势越发明显，东方的家族办公室开启了慈善之旅的早期阶段。
Choong 女士说 ：“至少在目前来说，我不确定亚洲家族是否真的认为投资和慈善相互联系，但这并不是说亚洲家族不注重慈善事业。”
陈女士的 RS 集团就是一个例外。她解释说 ：“我们作为一个家族办公室，愿景不只是专注于投资或赠款。”她补充说，RS 集团在投资组合结构中采用了整体投资组合法（TPA）。她说，这意味着将投资组合的全部资本进行部署，“投资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包括金融投资和赠款投资，并确保两者之间产生协同效应和协调效果”。这与 Chompan 女士的经验相吻合。她位于曼谷的家族办公室管理着一个以奖学金为导向的基金会，她说 ：“我们还在考虑扩展到家族关心的其他领域，比如青年和教育。我们在 ESG 投资方面做得并不多，但我确实帮助 [ 家族企业 ]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并将其融入运营中。”
“一些家族认为，应该把家族业务和慈善事业分开，以防止利益冲突。”
随着塔塔信托（Tata Trusts）、韩礼士基金会（Hinrich Foundation）和一丹奖基金会（YidanPrize Foundation）等团体在其特定领域投入大量资金，东方的家族慈善事业正在不断发展。高先生形容这种转变“在统计学上很重要”，而 Choong 女士表示，她的公司也帮助许多家族建立了基金会或慈善信托。
Choong 女士说，亚洲家族通常将慈善事业看作是一个家族的努力，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他们愿意聚在一起听听其他人在做什么，更好地了解该地区的需要，并学习如何更有策略地、更可持续地捐赠。”但他们避免采用西方常见的高调声明或多家族合作。
Grubman 先生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和谐”型家族如何将他们的捐赠融入到企业慈善事业中，因为家族和企业之间更加模糊。他说 ：“他们寻找家族企业能做出贡献的领域，而不是建立家族基金会。”
结语
家族办公室遍布全世界，而且也为越来越多的全球流动和具有全球意识的客户群提供服务。
参与本报告采访的许多家族办公室代表已涉足跨国业务，其他人也跃跃欲试。家族办公室当然不会孤立于全球资本趋势以外。
“向国际同行学习非常重要。”
Rosplock 女士说 ：“新世代有着空前的全球意识 ：从环境问题到社会正义问题、性别不平等、地缘政治全球不稳定，以及现在每个人都关注的健康问题。”她的观察基于新冠肺炎危机，这也是 2020 年无论贫富都最关心的问题。
Choong 女士说 ：“新冠危机可能提高家族的意识，将有意义的投资作为家族使命的一部分。
最近，我们看到有更多关于家族慈善活动正规化的授权，也有很多关于影响力投资的讨论。”
这次疫情的压力终将消退。与所有投资者一样，家族办公室的事业需要超越眼前。Rosplock 女士表示 ：“许多家族办公室将继续走在变革的前沿，投资于早期的新技术、人工智能，当然还有制药和医疗保健。”她还强调，与其他投资机构不同，家族办公室具有治理灵活、透明、流动性高和资本耐性强等优势——这些都是投资界的宝贵属性。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财富转移都在增多。然而，东方的增长速度一直在加快。整体较为年轻的东方家族正在调整自己的方式，以便管理财富并传承给后代。他们借鉴西方，以自身经验和文化作为发展的基础。
于先生解释说 ：“向国际同行学习非常重要。通过向海外学习，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位置，从而确立发展方向和方式。”
按照 Grubman 先生的三重文化模式（“荣誉”、“和谐”、“个人主义”），融合东西方的第四种模式正在形成，体现出现代财富的全球化属性。
Grubman 先生说 ：“家族会评估哪些文化背景元素需要保留，哪些需要舍弃，以及新文化的可取之处。‘第四文化’家族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多于他们的起始文化。”他们强大而国际化，未来属于他们。因此，家族办公室的发展不应着眼于东西方的差异，而是注重东西方的融合。
关键信息
1. 文化差异的确影响了东西方家族办公室的结构；但最大区别在于两者在实现投资目标时，对外部专业人士的依赖程度各有不同。西方家族办公室的依赖程度较高。随着东方出现更多的代际财富转移，两地的区别逐渐减少。
2. 相比于文化、地理位置或捐助资金的规模，家族财富的年龄对家族办公室结构的影响更大。传承的代际越多，家族成员愈加远离起家业务，甚至是自己的祖国。随着新兴市场日益成熟，资产配置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3. 在东方，由于可以与决策者直接沟通，家族办公室能更快速对投资机会采取行动。在西方，家族办公室较多依赖投资专业人士，增加了管理层级。
4. 过去十年来，各方对私募股权的投资热情普遍增强，东西方的家族办公室都一致倾向这类资产，尽管原因各有不同。西方可能为了追求投资组合多元化；而东方则优先考虑业务协同效应，表明东方家族更愿意在熟悉的行业进行早期投资。
5. 房地产被认为是财富创造和财富保值的基石资产。
6. 影响力投资作为慈善事业的扩展或替代，似乎在西方更受欢迎 ；长远来看，ESG 投资似乎在全球具有更普遍的吸引力，而长期利益正是家族办公室的使命核心。
7. 财富全球化正在缩小东西方家族办公室在运营和理念上的差异 ；剩下的区别似乎更多的是与慈善理念有关，而不是与投资哲学有关。
全球财富结构-金杜
导言：全球财富结构的变化资料来源
家族办公室的数目难以准确计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家族办公室的定义各有不同。然而，近年来的增长趋势显而易见，全球的家族办公室数量已超过 10,000 家。
美国家族办公室研究员兼顾问 Kirby Rosplock 表示 ：“全球十分之四的家族办公室成立于近十年内，新增数量之多令人惊讶。”
咨询公司 Wealth-X 指出，2018 年全球亿万富豪人数为 2,604，比同期下跌了 5.4% ；但这只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年度缩减。尽管如此，亿万富豪的数量及财富总额仍然远远高于前两年。2Wealth-X《2020 年亿万富豪普查》显示亿万富豪群体的财富出现反弹：2019 年，他们的财产总额暴增 10% 以上，达到 9.4 万亿美元（其中，亚洲的亿万富豪人数增幅最大）。
然而，发展壮大的不只是亿万富豪阶层。根据企业管理和咨询公司凯捷 (Capgemini) 制作的2020 年版《世界财富报告》，高净值人士（即资产超过 5000 万美元）的数量也出现增长：北美增长了 10.9%，欧洲 8.7%，亚太地区 7.6%。
凯捷表示 ：“2019 年，全球高净值人士的人数和财富增长率均接近 9%”。3 该群体的财产总额达到 74 万亿美元（见图 1）。该报告还指出，亚洲连续第五年蝉联全球最富有地区。
许多亚洲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快速增长，中国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全球第一经济体）。然而，美国仍然是亿万富豪的中心地区，因此也是家族办公室行业的中心。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占全球的 27%，财富占全球亿万富豪财富总额的35%。据 Wealth-X 统计，尽管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下降了 16%，但全体 285 位中国亿万富豪的总财富占全球亿万富豪财富总额的 12%，远高于排名第三的德国。
亚洲家族财富的增长完全依赖家族企业的快速发展 ：超过 70% 的中国和印度家族企业表示，其 2019 年的增幅预期为两位数。4 鉴于中国的财富增长集中在本世纪，中国的财富数据尤其耀眼。尽管世袭财富在西方的地位受到了挑战，白手起家的新晋亿万富豪在亚洲的比例更高。其中，95% 的中国亿万富豪是白手起家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亿万富豪第二大居住国）。
研究表明，全球白手起家型亿万富豪的比例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有很多来自科技领域，他们的平均净资产接近 60 亿美元。全球十大富豪中，有五位的主要财富源自科技领域，远远领先其它行业。然而，科技富豪的财富高度集中在顶端的少数人群，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 · 贝佐斯 (Jeff Bezos)，他在 2019 年的净资产估值为 1240 亿美元。6 随着跨国科技集团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等亿万富豪的崛起，这种长期的全球科技创富趋势在亚洲也很明显。
科技富豪群体具有流动大、国际影响力强和增长迅速的特点，无疑将影响家族办公室相关的投资策略。例如，贝佐斯将财富投入太空探索；而他的前妻在离婚成为亿万富豪后，则更专注于慈善事业。这种分化也在不同性别的亿万富豪之间出现，因为女性往往比男性更热衷于慈善事业。因此，家族办公室除了有东西方的管理差异，还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文化如何构建家族办公室的任务
任何家族 办公室的结构和举措都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一项研究将家族办公室结构的成败比作婚姻 ：“长期配偶不是只结一次婚就够了，而是要由不同的婚姻阶段将彼此紧紧连结。”7与婚姻关系一样，家族和家族办公室需要了解彼此不断变化的观念和设想，才会合作成功。
文化在构建设想方面有它的角色，而文化差异则是家族和家族办公室关系的核心。然而，文化虽有着重要作用，却未必得到充分理解或加以运用。
Rosplock 女士解释说 ：“在亚洲，父权家族制度的影响依然强大，对老一辈人更加尊重和崇敬。西方文化则更注重民主，可能导致家族[成员们 ] 质疑或测试家族办公室的设想——这种做法并非总能得到对方的欣然接受，有可能导致冲突，更有甚者会提起诉讼。”
泰国迈奴控股公司投资部副总裁 ChompanKulnides 解释道 ：“家族首脑认为最好设立一个单独的办公室来处理家族事务和投资。随着资产增长，有必要把一切集中起来，委托家族办公室联同银行、会计师等人士处理相关事宜。”设立家族办公室是确保家族利益和商业利益分离的一种方式，有时还可以帮助族长正式贯彻其理念或愿望。Chompan 女士解释道：“家族办公室与家族企业之间可能存在交集 ；但权力和利益划分得很清晰，并不重叠。”
专门从事家族办公室研究的北京学者高皓表示 ：“儒家文化塑造了人们对财富传承的态度，
态度则影响了家族办公室的结构。”他认为传承与家族传统紧密相连，而第一代财富创造者尤其看重两者的关系。若家族传统相对显赫，也可能导致家族成员抗拒出售家族业务，也影响了家族办公室的运作。
相比于简单的东西方划分，美国家族财富顾问James Grubman 归纳出三种文化模式——按照“荣誉”、“和谐”、“个人主义”的框架划分家族结构，用于区分家族办公的行事方式。
• 个人主义 ：（北欧、北美）：价值观包括任人唯贤、交代责任和个人奋斗。沟通直接、果断、意思明确。
• 和谐 ：（北亚、南亚和东南亚）：强调尊重权威和家族，推崇和谐，避免冲突。新理念的评估基准是其对社区和家族的影响。年轻人必须等待强大的首脑人物来分配角色。沟通的目的在于维持关系，语言谨慎含蓄。
• 荣誉 ：（南欧、东欧、南美洲、北亚、中东和印度）：家族是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焦点。家族企业的文化以当权者为中心。沟通风格介于个人主义与和谐模式之间。
Grubman 说 ：“三重文化模式相当精细复杂。比起简单化的东西方模式，前者对监管和财富转移的事宜解释得更细致。”从三重文化模式来看，世代或家族分支之间的观点差异很可能是文化冲突的体现，而不是出于个性差异——了解冲突的根源有助于解决冲突。
家族办公室必须就文化冲突制定计划，以便控制最坏的场面。对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家族，Grubman 还指出：“这些地区的家族企业建立在复杂、不透明的交叉控股之上。由于企业的本质，如果必须遵守披露持股受益方的规定，注定会困难重重。”
因此，西方的家族办公室在透明度被视为规范制度的地方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东方的家族办公室可能在这方面面临更多挑战。原因是不透明运作可能只是流程的特点，而不是漏洞，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业务关系或投资策略。
无视地区和文化差异而采取一刀切，可能引起问题。除了 Grubman 先生，新加坡卫达仕凯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Stacy Choong 也举出一些例子解释，西方财富顾问采用直接和技术性的方法，可能会忽略文化上的细微差别，产生不理想的结果。Choong 女士解释说 ：“你所需要的顾问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认识到并非所有事情都要经法律程序进行。他们必须了解家族的背景文化，帮助家族为了集体利益而凝聚在一起。
她指出，新加坡作为著名的东西文化熔炉，尤其能够理解文化差异。
Grubman 先生如是评价 ：“这是它的优势之一。”他表示，新加坡结合了某些个人主义特点——例如，欢迎理性分析和直接表达——和传统的亚洲行事方式。“如果你在新加坡和香港工作，必须精于处理跨文化和跨司法管辖区的问题。”
随着财富日益国际化，家族也分散在全球各地，家族办公室必须提高能力，应对金融机构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复杂情况。
”传承：管理财富转移有时意味说不可说的
传承是富裕家族及其家族办公室的首要任务。Wealth-X 的数据显示，到 2030 年，净资产超过 500 万美元的家族将有 15.4 万亿美元的巨额代际财富转移，当中包括企业所有权、财产和其他资产，以及更广泛的家族财务问题，如慈善基金会和艺术藏品。
转移过程经常出现失误 ：70% 的富裕家族在第二代传承时损失财富，90% 在第三代传承时损失财富。管理财富转移要求家族办公室拥有多领域技能。但根据家族办公室倡导组织家族财富联盟 (Family Wealth Alliance)，这方面的人才严重短缺。
Choong 女士说 ：“据我们了解，许多资深私人银行家获邀请加入家族办公室。”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依靠家族内部。总部位于英国的联合家族办公室沙艾尔首席执行官 JamesFleming 表示 ：“家族通常希望教导下一代——或者说引导年轻后代进入家族的慈善基金会，为他们提供指导、安排职位。”
跨国联合家族办公室斯通海格 (StonehageFleming) 的首席执行官 Chris Merry 指出，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据他解释，中国市场更注重产品；家族首脑们会问：“凭什么要花钱请人给自己讲解传承？”因此，银行赢得顾客的方式是将建议与有形产品捆绑成服务。
正是因为传承规划促使前制药企业家于洪儒先生成立了单一家族办公室——博泽家族办公室。他表示 ：“中国有很多公募和私募融资，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也不少。但要为家族办公室找到合适的人才仍是一个挑战。”高先生说 ：“独生子女政策使情况雪上加霜，因为传承的选择更少了。”
财富转移是东方和西方家族办公室之间的分水岭之一。鉴于北美财富的价值及其家族首脑的平均年龄相对较高，当地将在未来十年出现史上规模最大的财产转移，其规模可能占全球财富转移总额的半数以上（8.8 万亿美元）；同期，欧洲的财富转移额可能占全球的五分之一（3.2万亿美元）。
Rosplock 女士表示，“此现状是家族下一代审视资产部署的巨大驱动因素，”“家族需要因此考虑受益人是否准备充分、能否接管财富，以及是否有必要加强财富教育。”另外，她将财富教育称为“让家族办公室高管头疼到睡不着的热点问题之一”。
财富教育需求促使许多家族办公室——特别是负责多个家族的家族办公室——建立以创业、慈善和投资方式等为主题的金融教育项目。
部分家族办公室还会组织退省，旨在建立家族共识，为继承人提供金融教育。
年轻富豪东西方的财富传承存在显著差异，但主要原因不在文化，而是人口特征——财富持有人的年龄才是差异的根源所在。作为东方大部分亿万富豪的发源地，中国的亿万富豪比西方要年轻得多。前者的平均年龄是 56 岁；50 岁以下的人数占比超过 20%，全球平均水平则为10%。11 印度亿万富豪的人口特征与中国相似，平均年龄为 63 岁。12 同理，3000 万美元以上的印度高净值人士平均为 59 岁。财富持有人处于更年轻的人生阶段，关系到家族“财富旅程”的位置，进而影响到相关家族办公室的运营和未来规划。
东方财富相对年轻，因此有时间进行传承规划。然而，正如经济学人智库的另一份报告所强调，将传承规划规范化的过程很艰巨。聚焦亚洲家族企业（相当一部分属于高净值人群）的研究报告《规划繁荣》显示，大多数企业所有者都声称有传承规划。但行内专家认为，所谓的规划只停留在口头。到了实际执行，传统和文化才是重要考量。一方面是老一套的传承准备，另一方面是新一代接受现代规划，造成明显的世代冲突。”
未来十年内，亚洲的代际财富转移接近 2 万亿美元，全球则超过 15 万亿美元。15 因此，世代继承规划的冲突亟待解决。虽然家族办公室正是为了解决传承问题而设，但传承往往不是首要关注的目标。Rosplock 女士解释道，东方家族办公室似乎不太注重架构，“因为第一代财富创造者仍在积累财富。”
因此，亚洲的传承规划问题受到人口构成和文化的共同牵引。Merry 先生表示 ：“亚洲家族办公室才刚开始考虑接班问题。”
家族财富传承的价值…
家族基金会对家族财富传承的价值何在？
“一个家族基金会的建立能够为家族注入一种精神，让家族的后人把家族的荣誉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不断地追求卓越，从而使家族从富一代变成创二代、善二代、善百代。家族基金会是家族精神和财富传承的不二之选。
家族基金会，要把现代慈善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一个联系。中国在传统文化当中有非常强的慈善基因，在《易经·坤卦》当中就提到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在红十字总部和《圣经》、《古兰经》的经义一起挂在大厅里。讲到仁者爱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春秋时期，还有一位范蠡，三次创业成功，三次散财做慈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榜样。
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
现在很多人在研究慈善的时候，说中国慈善不行，因为中国缺少宗教的文化传统。
家族慈善、一个家族基金会的建立能够让家族的后人把家族的荣誉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会继承先人的光荣和梦想，不断地追求卓越，创造新的辉煌。所以，家族基金会在世界的慈善领域是引领潮流的。家族基金会、家族慈善能够让家族更和谐，让后人更幸福。父亲留下一笔财富，建了一个不大的家族基金会，因为有了这个基金会，几个兄弟姐妹每年都要在一起开会，讨论家族慈善怎么做，而且现在正在选后人接班，让后人选择最幸福的道路。
光是财富的传承可能富不过三代，或者只有财富而没有精神的话，财富的传承是很困难的。慈善将给财富的传承注入一种精神，这样一种精神能够使家族从富一代变成创二代、善二代、善百代，可以说，家族基金会、家族慈善是家族财富和精神传承的不二之选。
成立于500年前的德国富格尔基金会，这个家族建的老人社区现在还保留着61栋建筑。这个家族最有意思的是，500年前建立了这样一个老人社区，现在还在运行，租金500年来一直没变。而且有一个传统，入住的老人一定在道德方面比较好。
中国的财富从现在起可以讨论成就百年基业，建百年老店。很多财富家族不光是为家族留下东西，给人类也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财富多了要办教育，办文化，办艺术。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是财富家族留下来的。
家族基金会和公司基金会相比，它没有市场利益的诉求，更加纯粹。家族基金会有财产的独立性，可以为社会创新承担风险，风险慈善搞的是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药物的研发，药厂不愿意做，政府不会做，家族基金会来做。他可以自己决定钱往哪里投，如果有风险自己承担，这是基金会在推动社会创新方面的价值，所以慈善的财富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说到家族基金会，有些人误解，家族搞慈善，家族自己拿钱做慈善，自己再拿回去，你会干这种事儿吗？这是不合逻辑的。所以家族基金会一定是腐败率最低的，几乎是不会有腐败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已经给家族基金会做了铺垫，在基金会的理事当中可以有1/3是家族成员。
美国的慈善家族：
1871年时，芝加哥发生大火，家族企业完全烧掉了，付之一炬。工人一个不辞退，共度难关，不要政府一分钱救助，因为政府也很困难。到JP摩根借钱，JP摩根听说他来借钱，马上无条件借给他100万美元，不要任何条件。现在这个家族传承到第四代。这就是这个家族能够兴旺的原因，因为他们有这么好的文化基因、社会责任感。
说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慈善王国在改变世界。他们家族有72家公益机构，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3年成立时一共做了10个项目，其中9个在中国，包括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当时认为中国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更了不得的是，在这100多年里，洛克菲勒家族慈善为人类创造了112个诺贝尔奖——成立于1891年的芝加哥大学获得87个诺贝尔奖，成立于1901年的洛克菲勒大学，主要在生物工程学类获得24个诺贝尔奖。另外洛克菲勒基金会推动绿色革命，被诺贝尔奖委员会称为拯救了10亿人的生命。
福特基金会由家族基金会发展为现在的独立基金会，在社会创新领域有无数的丰碑。他们在70年代发现了孟加拉的尤努斯，尤努斯颠覆了扶贫的理念，过去扶贫只是给钱，从他开始实验小额贷款，穷人拿到贷款不仅要还本还要付息。现在孟加拉有900万家庭受惠于尤努斯的小额贷款。
比尔·盖茨基金会：一是做风险慈善，通过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过去那些给钱式的慈善是浪费钱，对改变社会一点帮助都没有。那种滥行布施的慈善，不仅不是功劳，甚至是罪恶，因为实际上你在养懒穷人。比尔·盖茨在风险慈善的第一线，不断地投入，他可能失败，但是只要成功就会改变人类的命运。第二个是比尔·盖茨建立了双治理结构。比尔·盖茨基金会没有钱，它得到的捐款全在比尔·盖茨信托，通过比尔·盖茨信托赚钱，再把钱的收益返到比尔·盖茨基金会，基金会仅仅是花钱的机构。这种模式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也正在学习。
曹德旺，几年前捐出35亿福耀玻璃的股权，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河仁基金会，因为财产的转移涉及到税的问题，现在还欠国家6.72亿元。
陈发树，承诺捐赠83亿股权，因为涉及到税的问题，还没有实现转移。但是陈发树已经投资5亿建立了新华都商学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于公益信托，通过信托的方式，资产不要马上转移，但是可以锁定这个资产用于慈善。
卢德之，注册2亿成立了华民慈善基金会，他宣布要建立百亿级基金会，现在由于制度的原因，资产不能顺利地实现转移。
王健林，承诺将捐出万达公司90%的个人财富，成立王健林基金会。
牛根生，于90年代初研究慈善，2011年捐出14.2亿港币，建立了慈善信托。这个信托资产已经增值到40多亿，每年有几个亿的收益捐到老牛基金会，主要用于生态保护和建立儿童博物馆等等。老牛家族要原汁原味地学习洛克菲勒家族，所以他的儿子和女儿成立了老牛兄妹基金会。
马云，马云已经采取了基金会+公益信托的模式，基金会已经在浙江注册，去年在新加坡设立了公益信托基金，以后的收入捐赠到马云基金会。马云基金会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最大的家族基金会。
何巧女，何巧女刚刚宣布捐赠30亿的东方园林的股权给巧女基金会，这是一个家族基金会，以公益信托的模式，或者逐步把捐赠的股权收益转移到基金会。她提出要和比尔·盖茨及另外几个企业家捐资设立中国公益慈善学院，推动中国的公益慈善教育。
宗庆后，2011年我们一起开了家族基金会的国际研讨会，这个会上宗庆后宣布会建立家族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将来要设立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奖项。当年比尔·盖茨到中国劝富人捐款时，宗庆后没有参加，他说我现在还要做企业，要把企业做大，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建企业，解决那里的就业问题，给当地带来税收，这实际上也是在做慈善。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
比尔·盖茨提出到中国劝捐的当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中国富人不急于学美国富人捐财产，中国企业家应该先做好企业家，再做慈善家”。中国企业家现在做出来的东西还让我们不放心，还存在那么大的食品安全问题，马上成为慈善家，恐怕是拔苗助长，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家族基金会的目标应该是小型化、普及化，这会成为家族基金会的主流。在现行的法律环境、税收制度等等条件不是很有利的情况下，只建一个200万注册的基金会就可以了，然后加上公益信托。
公益信托是说不要马上转移财产，这个财产锁定将来的收益变现，逐步转移到基金会。采取这样的模式。美国现在有98000家基金会，企业基金会很少，只有2700家，中国现在的企业基金会比较多。美国的社区基金会有700多家，类似于公募基金会。美国的基金会90%以上是独立基金会，主体是家族基金会。关于美国家族基金会的研究，大家会看到，美国的家族基金会估计有8万家左右，5万美元以下资产的占50%，50万美元以下资产的大概占了将近90%，美国的家族基金会从1990年到现在，将近70%成立于最近20多年。美国的家族基金会关注的领域，教育和健康这两个领域超过了50%。
2011年我到比尔·盖茨的办公室，他说了一个观点，他说在中国劝说富人捐赠财产比在美国更容易。我问此话怎讲？他说，因为中国的富人大部分是财富第一代创造者，他们可以比较自主地决定财富怎么安排，但是美国的富人除了最近二、三年有一些新富阶层以外，大部分都是传承者，财富捐赠与否需要集体决定。后来我到美国和其他慈善界人士讨论这个话题，他们都同意这个观点。
财富专一-彼得·魏…
从捐赠者融资到收益者融资
让我们再次来看看财富专一的四个连结：
这个连结显示，财富开始于「供应者」，结束于「；英语执行者」，在继续往下讨论之前，我想我们对这件事有一只的看法是很重要的：这些「领域执行者」是谁？或他们不是谁？
在第一章，我引用了ecclesia（教会）这个希腊字。教会的功能是作为有治理权和立法的机构，关于这点有许多可以介绍也应该介绍的，但在此，我要单纯强调教会的组成。当「教会」这个名词在圣经中提及时，就是指那里是由神的百姓所组成的，你在哪里发现有神的百姓，那里就是教会。有时候神的百姓聚集在会堂里或在地方教会里；有时候，他们分散到职场去，无论他们聚集或分散，他们都是教会。如之前所提到的，我喜欢用「核心教会」这个词来指出它是神的百姓聚集在会堂里，用「延伸教会」这个词来说明神的百姓在职场。
教会的另外一种常见形式，是神的百姓齐集在一起来完成国度的活动，通常不是核心教会或延伸教会特征的型态。有些闻名的例子，例如学园传道会是在白立德的领导之下；青年使命团在罗伦·康宁汉的领导之下，像这样的机构被称为「旁支教会服事」（或译福音机构事工），我个人对这样的名称感到有些遗憾。
因为「旁支」的意思是「在正规之旁」，例如护理人员这个字，护理人员可以做很多医生所能做的事，但一天工作下来，他们并不是真的医生，「旁支教会服事」这个词，也隐含这个服事不是真的教会。这是个错误的结论，这些服事是教会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由神的百姓所组成的。
话虽如此，为了沟通之便，也许同样遗憾地有必要将它们引用为「教会」和「服事团体」这样区隔的说法。我们在讨论财富转移的最后接收入——领域执行者。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领域执行者，他们在最前线扩展神的国度吗？尽管会有例外，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在传统地方教会中发现领域执行者，传统地方教会的带领牧师是羊群的牧人，他们的工作是照顾神的百姓，牧师鼓励和教导人、医治情绪创伤、巩固婚姻关系、在属灵上喂养人、帮助引导他们的儿女、主持丧礼和安慰忧伤者、为新人决志受洗，以及带领会众敬拜神，通常一个牧者的工作项目是谈不完的。牧师鼓励人传福音，虽然大部分他们自己并非布道家，当然有些是例外，牧师和使徒是相当不同的。
如果领域执行者不是在传统教会中被发现，他们是在哪里被找到的呢？我想这问题的答案有四个部分：
*领域执行者在使徒性中心被发现。
*领域执行者在使徒性网络中被发现。
*领域执行者在宗派的宣教机构中被发现。
*领域执行者在基督徒事工团灵中被发现。
使徒性中心
你也许对使徒性网络、宗派宣教机构，以及基督徒事工团体会比较熟悉，然而，「使徒性中心」对你来说也许是个新名词。使徒性中心在2001年第二次使徒性运动之后兴起，在全美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似乎是神在安排一个转变，从传统教会进入到使徒性中心。传统教会和使徒性中心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不同是领导地位和教会治理。地方教会是由牧师主导的，使徒性中心是由使徒主导的。
牧师通常是由教会聘任，他的服事必须取悦执事会或是长老和会众。相对地，使徒们对使徒性中心的未来或外展有绝对的决定权，甚至有一些教会和宗派目前尚未认识使徒的职务，大部分他们会发现自己当中有这样的领袖，实际上以使徒的身份在运作。
另一点不同是所专注的焦点和异象。地方教会的焦点放在健康、生命力和会众的增长上面；使徒性中心的专注点是神的国度与社群。地方教会感兴趣的是吸引人到教会里面；使徒性中心着重在将人从教会中差派出去。
我在此的目的不是要写一篇有关使徒性中心的论文，而是要指明一些一般的观念，幸好现在关于这个主题有一本优秀的书：亚兰·卡隆所著的《使徒性中心》。通常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由传统型态的地方教会转变成使徒性中心，卡隆在两年内就完成了这个壮举，且没有人从中离开。
由于使徒性中心专注于将人差派出去扩展神的国度，他们就与自己所培养出来的领域执行者保持良好的接触。
从分配者到领域执行者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财富连结，领域执行者从分配者那里接受到资金——特别是从窄带分配者，就像我在前一章所定义的。这些窄带分配者可能是宗派中掌管宣教机构的高阶主管、基督徒机构的领导人，和监管使徒性中心或使徒性网络的使徒们。
宗派的宣教机构通常是由属于同宗派的教会所资助的。宗派治理权有各种鼓励的办法，或有时甚至规定，定期且慷慨地从各教会的捐献中分配给他们宗派的宣教工作。宣教机构的预算，必须按照教会所捐献的资助额逐年调整。偶尔，也许有大量的捐献从富有的供应者或从遗产而来，但这也不是通常的模式。这样的型态系统已行之有，它也产生了极好的结果，在全球布道方面，透过领域执行者，宗派的宣教工作得以进行并找到资金。
使徒性网络是一种比较新型的运作，相当于宗派。理论上，教会和服事团体与网络的使徒一起，监督捐献给网络作宣教外展事工的资金。然而，在实际上，这样的作法不一定都能行得通，通常我喜欢称他们为「微软使徒」；相较于几个世纪前的「二次世界大战使徒」，他们致力于维持网络关系上的特质。
为避免落入律法主义，因此，他们没有规定要有多少的百分比或特定的金额要给网络的总部。是的，他们是需要有一个财务上的绑定，但额数多少要视与使徒一起的人而定。虽然没有研究可以证实，我个人的观察是，大多时候，捐献给网络的额数绝对是不够慷慨的。这会限制使徒的能力，作为一个窄带分配者来说，是要提供资金给与网络有连结的领域执行者，因此这系统是需要改善的。
使徒性中心就类似一个地方教会，有一群人会固定十一奉献和其他的奉献，会众越多，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可供领域执行者运用，支持他们出去扩展神的国度。领导那个中心的使徒便担任分配者的角色。
捐赠者融资
基督徒事工固体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外来的，事工团体倚靠的是「捐赠者融资」，我喜欢这么称之。通常任何可能的管道，事工团体鼓励信徒拥抱他们的异象、外展传福音、扩展神的国度，也透过慷慨捐献和固定的奉献展现他们的支持。当一个机构能被建立，且鼓励信徒奉献，这事工团体就能扩展神的国度，透过各种恩赐和特别的才能，例如翻译圣经、向迷失的人传福音、照顾孤儿寡妇、透过电视传扬神的话语、进入尚未得救的族群，喂养饥饿的人、提供灾害补助、支持策略性祷告中心，或支持一些注重外传福音的事工团体，是比较传统型的教会也许无法有效地提供支持的。
有些事工团体尝试透过讲道的酬金或销售书籍，录像带和其他产品来增加捐款。然而，这些收入来源通常只构成该事工团体年度预算的一小部分。
我相信基督徒事工团体已经在进行，且会继续地实行，对于履行耶稣的大使命有所贡献。大致上，支撑他们活动的来源主要是依靠捐献者持续慷概的捐献，然而，对一些事工团体来说，这是个坏消息，因为近来财物捐赠者人数减少，第一次减少是2001年，就在9月11日世贸中心的恐怖攻击之后；第二次下降是始于2008年的经济不景气，很多事工团体必须取消一些活动，因为捐献锐减，有些已经被迫解散关门。
研究报告结果指出，从捐献者而来的收入减少，对于较小型的事工团体有很大的影响。福音派财政责任委员会的公告，比较了2011年和2012年的捐献，发现捐献给福音派财政责任委员会的一些机构，年预算收入超过500万美元者，在2012年增加了4.6%，然而，那些预算低于100万美元的事工团体，则看着捐献减少了1.3%。大部分我所接触的事工团队领袖都是属于较小型的类别中，我保留了一些我这些事工团体朋友所寄的来信，在此引用其中的一些内容，不提及人名和机构的名称：
*「今天我知道我们一位最忠心的支持者已没有能力再帮助我们了，我和太太都承受着满大的压力，得知我们两个当宣教士的儿子在类似的状况下，也失去了他们大部分的收入。如同乌云遮住了太阳，事情看起来令人绝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资助能支撑开销！」
*这个事工团体的领袖生病了，对这个以捐赠者为主的团体来说，在财务上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他这样写着：「是的，我的脚步已经慢下来，且取消了一些既定的行程。在接下来的四到六个月中，我会在祷告中察验，看我必须如何作出回应。而这立刻影响到我们的经济，我们服事的团队没有从地方教会接受薪水，只倚靠神的良善与祂百姓慷慨的奉献，和销售一些产品。当我没有到处巡回讲道，就没有酬金，结果是，资源销售减少，供应的管道也减少了。这不仅影响我们来自地方上基本的资助，且影响全球我们所帮助、支持的外展事工！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遗憾的是，在这之后不久，那位领导人必须解散他的使徒性网络服事，出售事工团队所在的产业、解雇大部分的员工。）
*「尽管我们想忽略这个事实，任何商业机构或教会都需要钱去服事列国，特别是，每小时要花42.96美元，一天廿四小时，一星期七天，我们的事工团队才能做我们所要做的。我们没有会众，也没有任何基金会支持我们完全倚靠神供应，透过与我们心志相同的神的百姓。我们不是觊觎你们的金钱，我们是在寻找和我们有相同渴望的同伴，会与我们一样作出牺牲，以完成神要使万国作主门徒的呼召。」
在最后这个个案，这个事工团队的领袖无法纰续支撑，必须去从事房地产买资的工作。
开发捐赠者
面对这样令人伤心的事件，最常见和立即的回应是这个服事团队的领袖要进行一个新的「开发捐赠者」计划，意思是说领导者必须尽可能地增加对这个团队捐赠者的人数，也增加每一位捐赠者奉献的数额。这完全合理，事实上，如其所述，团队的领袖们多年来已开始试着这样做。既然领袖们必须承认他们无法达到所渴望的结果，有些就往外寻求开发捐赠者的工作，他们很快就发现不乏有许多愿意帮助他们的咨询机构。
开发捐赠者可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如何做取决于那个主责的机构。我搜集了一些真实的例子并稍加简述以阐明我所说的。
*这个事工发展出四个层次的捐赠者：「基础型捐赠者」（每月认捐或一次性地给予，每年250至999美元）；「决策型捐赠者」（每月认捐100至499美元或一次性地捐赠1,000至4，999美元）；「总裁型捐赠者」（每月认捐500至999美元，或一次地捐赠5,000至9,999美元）；「投资型捐赠者」（每月认捐1,000美元以上，或一次性地捐赠10,000美元以上）。每一种等级提供逐渐升级的福利作为一种诱因，例如打折、保留座位、更新数据包、特别晚餐，或个人可以与该机构的执行长有直接的个人接触。
*我们正在进入一种团队同工事奉，因为我们若没有忠心支持的捐赠者，就无法带出事奉，我们相信被指定的「同工伙伴」，那些委身于团队的人，这样做是很合宜的——每月或每季捐赠，不论金额数目大或小。我们也认为「同工伙伴J在机构内应该要能享受特别的「福利」，因此，我们提供给所有的「同工伙伴」20%的特会减免并且只收建议捐献的材料费。
*选择委身于支持我们事工的朋友们，可以有六个层级的选择：「战士级」（每月1美元）：「白银级」（每月25美元)；「黄金级』（每月50美元）；「白金级」（每月100美元）；「决策白金级」（每月500美元）；「总裁级」（每月1000美元）。每一个不同的等级同样享受不同的福利，总统级的成员会每年被邀请一次与领导人共进晚餐。
我并未努力去取得这些开发捐赠者的结果，虽然他们当中有些是我认识的。我很抱歉地说，我并未看到任何事工团队，藉着向外开发捐赠者而大量地增加其收入来源。事实上，当我和桃乐丝在带领全球丰收事奉团时，有三次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去请求专业开发捐赠者咨询帮助我们增加捐赠来源。我们每一次都很失望，因为付给那三个资金开发公司的费用相当可观，甚至高于事工团队短期或长期的额外收入。
思想模式的转换
我已努力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来描述捐赠者资金不健全之处，为要展现出这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本章的主题是「从捐赠者融资到收益者融资」，我相信要为基督徒团体找到长期的解决之道，提供充足的资金的方法，需要的不只是对于过去所实行的作改善，而是要有一个彻底的思想模式转换。我相信我们这些团队带领者，和使徒性网络以及使徒中心的带领人，需要拓宽我们的思想，跳出宗教山的框架，开始运用一点商业山的智慧。
我从不明白为什么实用主义对于宗教山有如此恶性的影响。我大学的学位是科学学士，科学家是很固执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不断地做实验，好知道什么管用、什么不管用。当他们设立一个目标，便尽其所能地要去达成，在这意义上，结尾证实了方法的合理性。我不是在指道不道德的问题，而是果效的问题。例如，在1970年代时，我被宗教山的领袖们大大地批评，当我介绍用数字来帮助判断一个教会是否健康。因为我在这方面太务实了，甚至变成了一本书中的罪魁祸首，受到那些宗教山作家的谴责，把我们看成是「以福音为耻」。
直到现在，我还不认为有需要为我所称为的「奉献的实用主义」道歉，我的渴望是要应用这样的接触来服事融资问题。传统用来为事工团队募捐财物的方法，是捐赠者基金，这已不实用，让我们来谈谈改变接触的方式，其结果是一样的——为基督徒事工募款。若某一种方法不能达成任务，让我们发现另一种可行的方法，若需要思想模式的转换，让我们转换吧！
收益者融资
我给事工团队募款基金建议的新模式是收益者融资，我喜欢这个词：「收益」，因为它其中的一个意思是：一笔定期进来的款项，为了某一特定的用处。收入来源不取决于一个或一个以上捐赠者的想法或财务偿付能力，而是一种商业主张来产生固定的金钱来源。
收益者融资的机制，是要鼓励事工团队建立一个「团队收益基金」，收益基金可以委托给一位管理者——财富转移中的第二个连结。管理者会保留资本，将所赚取的释放给服事团队当收益金，靠着管理者的专业技巧，这笔收益金也许可预期的足够支付事工团队一般正常运作的预算，年复一年，当这笔基金存在，它的贡献可以持续地用来支付特别的方案或扩展神所引导的事工。
很多读者也许会观察到我所描述的听起来很像留本基金，通常是用来为全国很多机构募款的，这是很棒的观察。它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我选择改变它的说法，称之为「团队收益基金」，一方面是，我想用一个名词，特别与宗教山有关联的。再者，也许可以避免一些针对较为传统的留本基金所限定的治理方法和规章限制。
建立收益基金的想法对很多事工团队领袖而言是新的观念，多年以前，当我开始传递这个异象，我联络一些使徒性团队领袖，问他们是否准备接受外来的基金来成立团队收益基金，没有人给我正面的答复，因为他们不了解是否会承继什么问题。事实上，他们大部分都被设定成这样的思想：若他们真的很属灵，且有足够的信心，他们用完了所有进来的资金，神就会应供更多。尽管这不令我讶异，但却加强了我需要在这方面更多的教导和以身作则，这是我写这本书和建立汉密尔顿集团的意图。但我个人是有限的，因我根源于宗教山，我需要与商业山的团队同工，他们拥有我所缺乏的专业——特别是职场使徒的管理者，不论他们是否有「使徒」的头衔。
在此之前，我提到了财富转移中的第二个连结——管理者——是最弱的一个连结。将收益者融资的募款方式带至前线，且建立团队收益基金，尤其需要技术性的管理者，若没有拥有国度观的管理者，我所建议的这个新理念也是无法运作的。长年下来，希望环节中的第二个连结会成为最强大的连结，且财富大转移也将会加速。
团队收益基金
为要获得关于团队收益基金的第一手经历，在2007年，我和桃乐丝把我们个人的退修金提领出来，在全球收事工团队里建立了团队收益基金。在这过程当中，与我们机构的辩护律师密切地同工，我们学习到很多法律上的机制，如何在一个非营利机构合宜地做这些事情。然而，我不能说那是一个成功的实验，其一，它的生命很短，因为在2010年，我们将全球丰收事工转交给恰克·皮尔斯，为了清算团队收益基金，来支付一些未清的帐目，所以我们才可以黑字（译注：不是赤字）移交这个团队。其二，基金的管理正是从2008年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开始的，每年的回收不到10%。我们所收到的基金，不足以平衡事工团队的支出预算，有一段明显的差异。
若你考虑要建立一个团队收益基金，请参考书末附录中的一些法律程序指引，来协助你付出的努力。
在往下谈之前，我觉得应该给予一些事前警告，当你宣布你要建立一个团队收益基金，要从捐赠者融资转变成收益者融资，也许你会听到团队中一个在商业山的朋友提出这样替代性的建议：他（她）要开始一桩新的生意，把获利投资在由他（她）管理的一个基金，之后再将这些实收额捐献给事工团队。这是多么热情的友谊，渴望使团队兴盛富足，提出这么一个建议几乎让人无法回绝。但我建议你最好要小心，若那个生意人拥有这生意或基金，你就开始在一个捐赠者融资的型态上运作。事实上，若这位生意人很成功，那捐献最终可以涵盖年度大部分的预算。这是危险所在，它是「蜜糖干爹并发症」，或许这位给糖的干爹很受欢迎，成为团队的祝福，但有太多的前车之鉴，甚至是因为合法的原因，这些资金枯竭不再供应了，这会给团队带来一个严重的财务危机，使得一些机构突然走到了尽头。我的建议是要避免蜜糖干爹并发症，发展一个由事工团队所拥有的收益者基金。
由于曾有一些建立团队收益基金的个人经历，也许我可以提供一些实务上的指引。如同我所说过。我的目标是看见团队收益基金可以支持事工团队年度预算的运作。那么，我们应该要规划多少基金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回顾第五章，当中我说明了财物管家的比喻，在这些比喻中，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那忠心良善的管家，至少有百分之一百的获利（应是每年），而最高的回收率是百分之一千。这些比喻是真实的吗？耶稣知道祂自己在说什么吗？我认为在耶稣的想法中，这些报酬率不是荒谬的，而是真实的。
在今天的财经世界，每年百分之百的报酬率是不寻常的，但不是不可能的。例如在2013年，共同基金股市中最扬股的是前进生化基金高到114.6%²，虽然我无法证实，但我猜测，在商业机制中，财物管家的比喻可以善用在外汇交易的买卖。我刚好有些外汇交易市场的知识，且我可以无惧地指出，目前有些外币兑换的买资每年有百分之百的利润，我可以说得更明确，但要避免跨越了政府关于这些情事的设限。
再回到团队收益基金需要的额数，若我们进入每年百分之百回收的那个范围，那将是每年团队运作的全部主基金额数。一个小的事奉团队，每年就以30万美金来说吧，也是很常见的。在这情况下，那位主导人就必须设定一个客观的累积团队收益基金30万美元，没有动用主基金，而是用每年回收的30万美元来作为支出，他们也还会有捐赠者为一些方案和拓展费用捐献，但他们就会从捐赠者融资，转移到收益者融资。
我知道，要说服我们的头脑相信百分之百的财务回报是不容易的，事实上，我翻阅到《慈善纪事报》，并列出了某些从美国经济衰退之前捐赠基金的回报。最高的利率是麻省理工学院，有23%的回收，如果那样的回收是我们假想的30万，团队收益基金就应该是130万，而不是使很多团队领袖失望的30万了。当财富大转移成形时，我相信神会兴起一批管理者——职场的使徒——知道如何达到耶稣比喻的标准，也就是，至少每年百分之百的收益。
当这些事实现时，我们就可以向团队财务缺乏的时代说再见，进入一个团队财务兴盛的新时代。希望那日很快来到，领域执行者就能够发挥他们完全的潜力，因为不再有财务上限来阻止他们。
财富转移四个连结-…
国度财富循环的四个连结
当我们想到「财富转移」，简单的逻辑告诉我们，财富必须从某一处转移到另一处。一个有效分析和描述财富转移的程序是，画一个有四个互相连结的锁链：供应者，管理者，分配者，及领域执行者。财富是如何从供应者转移至领域执行者的？
四个连结
可以推理出，那些符合链结中前面两种类别（供应者和管理者）的人，会是那些倾向于符合「职场使徒」描述的人。最后的两个链结（分配者和领域执行者）大部分是来自宗教山的人，例如使徒性中心、宣教团体，也许是核心教会的领域。为了促使最佳的财富转移发生，四个类别都必须被启动。延伸教会的使徒和核心教会的使徒，彼此需要，没有任何一个群组可以独立运作。
你可以看见在彼此连接的链结有互相交叠的部分。这是故意的，因为在真实生活中，有些人会偶尔履行一个以上的功能，那些连结彼此之间是不可分离的。事实上，也有可能一个人承担所有四者的角色，虽然这样的现象并不常见。一个供应者可能也是管理者，而有些例子，供应者本身又是分配者，有些分配者也可能是领域执行者，视情况需要。这样的连结可以看成是一个方针，并非是个严格的律法规章。
综上所述，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每一个连结。
供应者
供应者是那些神把大量的财富托付给他们，为了扩展祂在地上的国度的人。如果他们是财富转移循环的一部分，他们就会如慈善家一般，而神允许他们有超额财物的一个原因是，祂相信他们对这些财物负责。在某些情况下，供应者也许是非基督徒，如同出埃及记时的埃及人，耶路撒冷重建时的塞鲁士王和亚达薛西一世；但有一个原则，他们都是倾向于对神委身的仆人。有国度观的供应者，适度地活出申命记八章18节所说：「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祂给你的。」供应者并不会受制于贫穷的灵，他们知道如何服事神，而不是服事玛门，为了扩展神国度的缘故，他们累积大量的财富。
供应者对于财富有完全的掌控权，他们通常发现可以选择好几种释放财物的方式。我尝试列出四种大致的类别，有些供应者会信守其中一种方式，而有些会使用不只一种方式。
*资助喜爱的项目：大部分的供应者都会与分配者、或甚至是领域执行者建立起个人关系，他们有一些人持续地委身于供应特定的服事团队。同时，他们也是某服事团队董事会的成员，因此，感觉在财物上要带动一个服事团队有首要的责任。它发展出一个有趣的模式，就是一个企业家要开始一桩新的生意之前，百分之百的委身，未来的获利归于一个特定喜爱的事工。有些供应者展现出对一个以上喜爱事工的忠诚度，而他们爱的奉献会大量的固定支持这些事工。资助喜爱事工的方式有利有弊，我稍后会讨论。
*响应捐赠呼吁：有些供应者捐赠金钱的方式是，有人邮寄讯息给他们、口头宣传、网络或透过个人接触，他们有所感动而捐赠。也许是一次性的奉献给特定的事奉团队，或是当捐献的请求到来时，作一个定期性的奉献。当有需要时，他们也许帮助一些方案去募款，但自己并不委身于持续的捐赠。在所提到的这些选项类别中，这是最短期的方法。
*建立分配机制：有些供应者渴望个人参与在某种程度的资源分配，为了达成这样的机制，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建立基金会。供应者通常雇用一个或多个分配者来运作这个基金会，根据供应者的指引供应。比尔盖兹和比尔与梅琳达·盖兹基金会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事实上，在2008年，盖兹放弃在微软全职总裁的工作，为了投注心力在他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套用财富转化四个连结的用语，盖兹从供应者转移到分配者的位置。
*外包分配：有些慈善家想要以一种更广泛且有系统的方式提供资源，但他们不太想监控资金的分配，只要确定自己的资金直接到他们个人所支持的地方。最备受瞩目的例子就是华伦·巴菲特在2006年奉献近430亿美元的资产给比尔与梅琳达·盖兹基金会。根据报导，巴菲特宣称：「若我要增加我的金钱，我要找一个比我更会交易的；若我要花用我的金钱，我要找一个比我更知道如何去给的人。」关于这四个连结，巴菲特在这个例子中，选择维持供应者的角色，将资源外包给盖兹作为分配者。
管理者
财富转移的第二个连结是管理者，我要说，不只一次，我相信管理者常是在连结上被遗忘的一个连结。我们已经有供应者、分配者和领域执行者，尽管我们不愿意这样想，但管理者呢？相对来说几乎很少！然而他们是重要的，因为在将资源传递到下个连结之前他们倍增供应者的财富。
我强烈的怀疑，神迟延释放财富大转移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有国度观的管理者在其岗位上。为什么神要释放财富在多半时候可能会浪费掉的一个黑洞坑中？是的，财富更该使用在好的目的上，但一旦使用，就没了。很少有分配者或领域执行者（通常是核心教会的领袖）会具备生意的技巧，从供应者接收资金，能够好好处理，不会很快耗尽的。管理者居于供应者与分配者之间，所以国度的财富得以维持，成为持续供应的管道，扩展神的国度。
让我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不久以前，我的朋友丹·卡列斯，一位成功的科罗拉多泉市房地产开发商告诉我，他是逐家布道会董事会的顾问，他曾向主席狄克·伊士特曼抛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他说：「狄克，你愿意我给你一次性的100万美元奉献？或是每年25万？」迪克当然回答，他两者都要，可惜那不是选项之
一。迪克会利用那100万元，因为他是我所认识最合格的分配者，他与很多有果效的领域执行者有直接联系。但更有智慧的选择是每年25万，因为四年就会有100万元，再另外一个四年，就达200万元了。
丹·卡列斯的想法是在管理者的职位上运作，而不是直接捐赠那100万元，他会以每家归主的名义，以那笔钱投资，每一年得到25%的收益。
这是我们要加强的一个连结，关于管理国度资金，我还有更多要说的，我们待下一章再继续说明。
领域执行者
你也许注意到了，我跳过一个连结，在分配者之前先来谈领域执行者。因为若我们首先清楚领域执行者的身份，就会更容易了解分配者的角色。
我们的领域执行者大部分都已在其岗位上，他们当中很大的比例是成千上万的全职宣教士，目前在其岗位上或被按立要差遣到全世界去。领域执行者知道如何医病、赶鬼、拯救灵魂、造就信徒、倍增教会、喂养饥饿的人、照顾孤儿寡妇和转化社会。
例如我在非洲的一位使徒朋友，目前每天开拓5到10间教会；另外一位，是受我按立到印度的使徒，去年监督了拓植的3,500间教会。没人需要教导这些领域执行者，如何使用金钱来广传福音，他们已发展出高度的专业，加上无挑剔的个人信用。然而，这些领域执行者和其他执行者—样，都在一个最高限度下运作，这个最高限度对他们所能做的施加了限制。大多时候，这个最高限度在本质上就是指财力。如果他们有更多的金钱，就能更有效地扩展神的国度。
这金钱是由哪里来的？领域执行者用来扩展神国度的金钱是由分配者而来的，因此，让我们更清楚地来看一下国度财富中的第三个连结：
分配者
分配者就是那些被呼召和装备去监管领域执行者的人，供应他们资源、监督他们如何使用所收到的资源。全世界基督的肢体中，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分配者，以不同的方式来执行他们的活动。在我之前所接触过的部分教会，分配者通常履行使徒的角色，不论他们自己是否宣称有使徒的头衔；不管其头衔是什么，很多有使徒恩赐的人都是分配者。
我作了一些分配者角色的研究和分析，发现若把财富转移中的第三连结分为两种类型会很有帮助——窄带分配者和宽带分配者，让我一一说明：
*窄带分配者：通常专注于神所量给他们的某种任务，他们尊重整个基督的肢体，渴慕与其他的使徒们连结，但这些是次要的，他们把心思和体力主要用在自己的服事上。和他们的对话很可能始于大的主题或理论性的概念，但几乎无可避免地，所讨论的主题，常会变成他们和相关领域执行者为完成神的国度所进行的事迹。
很多窄带分配者，都是我们时常泛称为「福音机构事工」的领袖，不论他们是宣教组织或是基于某种运作方式的事奉团体。我之前提到的狄克·伊士特曼，他引导逐家布道会雇用外籍人士，传播基督徒文字事工给他们那一地区的每个家庭，且用这种接触的方式去形成「基督群组」或「家庭教会」。多年以来，西雅图的珍·侯雅带领了同际发光团契，主要鼓励，强化基督徒妇女，帮助她们完成神在她们身上卓越的命定，国际发光团契的会所目前在全世扩及170个国家。奥克拉荷马州的约翰·班尼福尔兴起了热爱领土使徒祷告网，在全美50州和其他50个以上的国家都有专员，他们启动了成千上万的代祷者，以祷告连合在一起、作策略性层次的属灵争战，为扩展神的国度开启大门。
我已简单扼要地介绍我那三位使徒朋友，他们都是窄带分配者，为了要发问这个问题：当伊士特曼、侯雅，或班尼福尔拥有财物资金时，他（她）们会如何处理？他们不是开始祷告，想着他们的财物是不是应该奉献到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中心或世界展望会，还是奉献给航空宣教团契，他们知道资金该往哪里去，他们送去帮助兴起神已委托他们监管的领域执行者的事工。另外一种窄带分配者是一种纵向联合式的使徒——他们领导的是使徒性的网络，这令我想起祈安，他的丰收国际事工在50个国家中，包含了25,000个教会。也想起艾德·史福索兴起的国际转化网络，将好几千位有国度观的职场领袖集合一起，转化他们所在的社会领域，所以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祈安收到资金，他大概不会给史福索，如果史福索收到资金，他大概也不会给祈安，他们两个人都是窄带分配者，做他们该做的事。
*宽带分配者：我对这种型态的分配者充满热爱，因为我觉得神给我的其中一个服事就是宽带分配者。不像窄带分配者所做的要监督领域执行者，我与很多的使徒们齐集服事，他们大部分都是窄带分配者。我监督一个彼此关系亲近，有着25个使徒的园体，我对他们提供主要的使徒性齐集——也就是老鹰异象使徒团队（EVAT），我也是国际使徒性领袖联盟（ICAL）的主席，连结全世界好几百名的使徒，这些是我使徒性的领域。我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建立财务分配的基本设施，以将国度财富引导至与我同工的窄带分配者，而他们会将资金转移给领域执行者，且负责供应他们使用。
在老鹰异象使徒团队的同工协助下，2005年我开始发展一种基本设施提供给宽带分配者，因而成立了「汉密尔顿集团」。正如我的职业生涯所遵循的其他途径一样，为汉密尔顿集团栽种下那样的思想是从预言而来的。长久以来，我一直都相信阿摩司书三章7节所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祂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句话语是2004年底，我在纽泽西州的汤姆斯河带领的一场先知特会中神所给我的。翟辛蒂开始预言我应该在纽约市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墓园采取预言式的行动，她说这会帮助打开那道属灵上是一个为财富的分配、神所托付给我的一个新事工的门。
辛蒂知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我的曾祖父，四代以前，在我母亲家族那一边，神告诉她，汉密尔顿（美国第一位财政部长）与我未来要扮演的财富大转移的角色，将会有一个重要的属灵连结。恰克·皮尔斯也在那场特会中，他站出来印证翟辛蒂的预言是正确的。
我认真地看待这件事，也得到纽约州我们祷告网络的专员乔和凡尼·爱斯肯的帮助，从几个州召集了35人团队的代祷者，聚集在座落于纽约华尔街尽头三一圣公会园区的汉密尔顿墓旁，翟辛蒂和恰克·皮尔斯与我们在一起，同行的还有南夏安人杰伊·史瓦洛，他遵守协议经过原先据守在那地区的本地原住民的同意，在这先知预言的行动中代表他们。
在我们抵达那里之前，我们接收到另一个预言，就是必须到乔治亚州的哲基尔岛，也是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诞生之地，所以纽约的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就前往哲基尔岛作策略性层次的代祷事工，当时是2005年7月。
我们之间的共识，就是我们都置身于前所未见的强烈攻击中，那是仇敌为了要阻止财富大转移而立的坚固营垒。神用全能的方式向我们显现，且带领我们走上新的信心层级，我们感觉到在灵界有一个激进的转换。还有更多其他事情，若没有那些预言的行动，我和其他几位伙伴绝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我觉得神差遣我做的是宽带分配者的服事。
汉密尔顿集团
这个故事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宽带分配者的组织「汉密尔顿集团」，会使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名字来命名。为了预备自己能尊荣祖先的产业，我买了几本汉密尔顿的自传，且广泛地阅读。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两个人都是在十几岁时重生得救，且都渴望生命被神使用，此外，汉密尔顿是美国少数开国始祖中不是共济会的会员，这点使我备感安慰。
当我读得更多，也能够撷取出汉密尔顿的四个特征，看起来与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是相吻合的：
1、汉密尔顿是一个变革代理商。他持续有一些新的思想，将别人从舒适圈里拉出来，通常使得人们严厉地批评他，但这些都产生了正面的结果。罗恩·切尔诺写着：「汉密尔顿几乎已在他所资助的每一个主要方案中得胜了——不论是银行，例如资助公共债务，纳税系统、海关，或是海岸防卫队——尽管饱受多年的抱怨和苦毒。」
2、汉密尔顿透过他的写作影响他人。他的写作比他的演说要来得好，使他成为开国元勋中作品最多产的。乔治·华盛顿大部分的演讲稿和个人书信都是他执笔的。他的主要贡献是《联邦党人文集》，历史学家乔安·弗里曼曾说：「《联邦论》可说是美国政治科学的最重要著作。」我可以找到与汉密尔顿的共同之处，因我也一样，我的写作比我的演讲影响了更多的人。
3、汉密尔顿帮助建立政府。历史学家称华盛顿是美国的「国父」，杰佛逊是「独立宣言之父」，麦迪逊是「宪法之父」，汉密尔顿是「美国政府之父」。1993年开始，我其中的一个呼召就是建立（或是重新建立）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方式。神使我能够用「新使徒性改革」这个术语，以及我的一些书，如《教会大地震》（中文版由飞鹰出版社出版）和《今日使徒》，在帮助这事得以成真。
4、汉密尔顿被兴起来设计处理财务的架构。他是首位财政部长，他的肖像也印在10美元的钞票上，罗恩·切尔诺称他是个「使徒」：「他对于美国明日的经济有独至到眼光，提出了许多诱人的愿景，有些尚未能落实，但最后终将奏效。」我是否吻合汉密尔顿这第四个特征还有待时间证明，但我尝试着要效法他的榜样，当我创立汉密尔顿集团以及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是汉密尔顿集团的创始主席，我也希望董事会能够网罗老鹰异象使徒团队的伙伴。董事会很快就变得太过庞大，所以我将董事会人数减少至一个比较好经营的团队，之后在2010年，汉密尔顿集团成为我九个事工团队中的一个，在我80岁时，我将它交给我的属灵儿子和女儿们管理，我为汉密尔顿集团选择的女儿是吉儿。欧布莱恩，德州休斯敦的国度连结团队。汉密尔顿集团是一个非营利的财团法人机构，吉儿是总裁，而我本身担任副总裁，彼此合作无间，我们被定位在国度财富宽带分配者的代理人位置。
寻求者和服事者
我相信察觉分配的基本设施——不论是基金会（最常见的就是慈善基金会）或是使徒协会（比较不被规章条例所限制）——会是准确的，通常会选择其中一种模式运作，当然也许有人两者都选。以下是我对他们的描述：
*寻求者的模式：很多慈善捐献机构会去寻找基金，设立捐赠基金的方案。在他们的机构内，他们通常会设立一个筹款单位，有目的试着去寻找有意愿支持代理人所选择方案的供应者。他们也会有一个单位来寻找符合他们宣教理念的方案，以吸引供应者圈。他们也有员工来处理授权请求、执行尽职调査，和优先资助请求。
当然，有些供应者会有自己喜爱资助的方案，他们也认为分配者会负责任的全权处理。我很抱歉地说，有些分配者并未严格执行这些资金运用的后续工作，包括衡量其产生的效果。我说的是「有些」，因为令人欣慰的，其他多数的分配者确实有做到必要的监督工作。
*服事者的模式：服事者本身并没有筹款单位，因为他们存在的目的是服事已存在的供应者，他们也不用去寻找需要资助的方案。分纪者是为使徒们而存在，通常都是拥有一个异象或更多方案需要寻求资助的。汉密尔顿集团把自己定位在服事者，不是寻求者，汉密尔顿集团的座右铭是「为使徒分配的策略性慈善事工」，我会在第八章作更详细的说明。在服事者的模式下，汉密尔顿集团服事供应者，他们委任我们分配兴资金。
我们也服事使徒，为他们的方案提供其在等候的资金。一个重大的附加福利在于这样的接触方式，汉密尔顿集国就不用监控和审计那些方案，使徒必须做这些事并且报告其结果。
以上这四个连结代表国度财富的循环：供应者、管理者、分配者和领域执行者，四者都重要。在本章我特别强调第三个连结——分配者，下一章，我想要更进一步来看看第二连结一管理者。
释放财物的预言-彼…
1、超自然的财富转移：是由神发起的，许多行动是由神而来的，也许是祷告所引发的，但不一定都是。神也许有祂自己的考量，将财富由一个区域转移至另一区域；但不论是哪一个情况，财富的转移不是由接受者起始或产生的。
当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要前往应许之地时，许多方面指出，当他们在旷野时是富足的，他们的财富很显然不是来自他们没有草料，却又要做苦工做砖块的结果。他们的财物到底是哪里来的？
「（神说：）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出3: 21-22）
2、创造财富：是由接受者发起的，并非由神。最后得着财富的人是产生财富的人，不论他或她选择用什么方法。有三方面：
*神赐给他们技巧、经验和点子——与生倶来的能力可以去创造财富。
*神增强他们的技能和点子，人不会永远静止，他们一直在动作。神移动他们的脚步，改善他们原有的技能；神赐给他们新的经验，帮助他们学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好留住财富，每一年他们都越做越好。
*神赐给他们新的技能和点子，不仅改善他们原有的技能，也赐给他们「知识和谋略」（箴8: 12），使他们有创造力去发展以前所没有的能力。
所有这些的结合，与许多人看为重要的经文，都讨论到财富的转移：「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祂给你的，为要坚定祂……的约。」（申8: 18）
我们在亚伯拉罕（之前叫亚伯兰）的生命中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圣经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创13: 2）之后又说，他去到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创13: 4）为了与他立约，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创17: 1-2）。
3、财富的再度拥有：使接受者有能力，去得到原本就属乎他的财物。所罗巴伯从波斯王塞鲁士收到礼物，他是代表以色列收到该收的礼物。这是以前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以色列夺取的（斯1: 1-11）。
4、我们能找到的例子，记载在书24: 13，当约书亚引导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时，以色列所得到的是：「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
*神主动要赐给他们那地土——非他们所修治的。
*约书亚必须使用神给他的技能和点子去争战，来赢得那地。
*以色列百姓再度得到亚伯拉罕的地土，这本应是他们的。
我提到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时，是财富转移的一个例子，但进一步察验，就会发现这种转移的方式是联结其他各种方式的模式。为什么呢？就在神告诉他们不可空手离开后，祂差遣妇女去「夺取埃及人的财富」（出3: 22）。在那件著名的事件中，妇女实在是财物的创造者。
重建耶路撒冷
社会转化，或神的国度来到地上，一直是我们渴望财富转移的既定目标。我们时常提到的城市转化就是其中一面。当主前582年，以色列人被掳，尼布甲尼撒王毁灭了耶路撒冷。七十年后，塞鲁士王开始做恢复的工作，首先重建圣殿，接着再重修城墙。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有好几种主要的混合机制，带来了财富的大转移。
重建圣殿
这个财富的转移很显然是超自然的，因为是神发起的，祂没有照我们所以为的，对以色列的先知说这件事，祂直接对外邦的王塞鲁士说话。他命令他的国人「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斯1: 4）。
因为「塞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斯1: 7）。
重修城墙
那次事件后大约七十年，以色列人尼希米与波斯的新王亚达薛西非常亲近，尼希米发现耶路撒冷正在走下坡，因为没有城墙可以保护城市，相当悲惨。需要有金钱重建城墙，这次神并没有直接发起财富转移，是尼希米发起的，他祷告完就去见王。在这次事件中，重建城墙所需的财物以木料的形式实时来到，是王免费给予的（尼2: 8）。尼希米欣然扛起责任，看见城墙重建，且历时数世纪之久。
为什么财富的转移迟延了？
我们实在尚未预备好接受这些资金，虽然我们自认已经预备好了。
操练耐心
在等候中，一种看不见将来益处的挫折感在我心中升起，其他人也是，这使得我们在等候中变得更成熟。我们的确据来自雅各书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1: 3-4）大致上，我所认识的使徒，都显示出有从神而来的耐心，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林后12: 12）耐心是使徒固有的品格。
虽是如此，失去耐心的试探仍是常有的。其中要避免掉入的陷阱就是，有强烈的冲动想使用你还没拿到手的钱。财富看起来真的会来，至少你是这样想的。你也许更进一步地给别人一些财物的应许。然后，无法预料的情况突然发生，所预期的财富仍未被释放，你觉得自己要独自面对困难！你有信心，知道财富就要被释放出来，现在你的信心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挫折与没有耐心。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对，就得了所应许的。」（来6: 13-15）
不论财富的转移需要多久时间，让我们都一起承认要「恒久忍耐」。
迟延的原因
同时，我们来分析一下财富迟延的原因。我并不认为神要我们被动，若我们过去曾犯过错，祂期待我们去面对、了解和更正，若我们忽略了祂要我们去做的一些事，祂期待我们发现并完成它，若有新的事物要学习，祂期待我们敞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随时准备改变。
对财物迟延有七大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1、我们还没有正确的治理观：大量财富被释放出来，要扩展神的国度，圣灵向这些教会说话——那些已是新皮袋要领受新酒的教会。我知道不是所有读者都同意这一点，但是，重申一下我的立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才完全明白合乎圣经的治理方式，带出第二波使徒性连动。虽然如此，在那时财富的转移也还没开始。
2、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神的目的：直到最近，在比较了解灵恩派的福音派基督徒领袖都同意，神对我们的至高旨意是灵魂得救、教会倍增，我们也了解，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帮助贫穷的和受压制的，但却只有极少数人与神的渴望对齐，要看到所有的城市和国家根据神国度的价值观而转化。我们现在明白，神要祂的百姓去做的，就是拿回撒但在伊甸园所篡夺的社会治理权。在第一章，我把它称作「治理权」。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更成熟，但我觉得我们目前对于神设计财富的目的，和祂要释放并预备我们去承接它，已有足够的认识。
3、我们还没有正确的态度：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到中世纪之后，教会大大地受贫穷之灵所侵害。一般教会领袖都对物质的财富抱持怀疑的态度，且把贫穷和敬虔混为一谈。为什么神要释放财富给对它持这么负面看法的人？幸运地，我想我们渐渐从这样的谬论走出来，我会在下一章多加阐述。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已开始改变传统苦行修道士的想法，进入财物丰盛的观念，这帮助预备我们履行国度慈善家的角色。
4、我们缺乏完整的教会观：大部分人们对教会的观念，一直是礼拜天一群人在会堂聚集，按着牧师和长老是引导而运作。直到最近，我们的观念才扩展到，认识神的百姓才是真正的教会，从星期一至星期六，不论他们在哪里——在职场、在家里，或其他地方。有一个教会叫核心教会，星期天聚集，但还有一个延伸教会，是在其他六天运作的。如果我们要建立策略、拿起治理权，和接受财富就必须要了解这个观念，我们在这两方面已有良好的进步。
5、我们缺乏对职场使徒的认知：教会需要全面化的主要原因，是它会为职场使徒连带核心教会的使徒开路，使他们被众人承认和启动。教会要转化社会，没有职场使徒的全力参与是不能达成的。记得第一章的社会转化图表吗？唯一用箭头指示行动的要素，就是「职场使徒」。只有职场领袖才具备技能和知识，来影响除了宗教以外的六座山的文化。这个策略还有更多需要阐明和履行的部分，但我想我们已行在正确的路上。
6、对于资金的安排，我们缺乏足够的基本设施：我感觉这可能是财富转移的最后一个障碍。之后，我会阐明在国度领域上，资金安排的必要性。财富迟延转移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所需要的经理人才尚未就位。
7、我们缺乏合宜的行政架构来实施分配：在最近这几年，我有荣幸与数名使徒同工，尝试建立一个我称之为「使徒分配制的慈善事业策略」这样的机构，我相信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显然地，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之后，我会在如何分配所得的财富上，更深入地说明。
财富大转移就要来到，多快呢？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人能说出一个确定的日期。然而，和过去相比确实是最接近的了。同时，我们也记住神在申命记八章18节的命令：「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祂给你的，为要坚定祂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