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推算最迟2008年，我应已瘫痪在床，但2010年，8年来无法扶膝站立的我竟赫然站在客厅。我从死亡边缘回来，带病上完重点大学，找到在家上班工作。十年后当我得知身患渐冻症真相，虽知无药可治，但加在心里的力量，让我平安面对，并感恩灵魂的复苏。

当你不能再欢笑时，你才会意识到，能微微翘起嘴角就是一种恩典；当你不能再举手梳头时，你才会意识到，能轻轻抬起手臂就是一种恩典；当你不能再跑步时，你才会意识到，迎风奔跑原来是一种恩典。

太多的理所当然，让我们都在麻木中活着，是上帝为我打开认识生命的窗户，让我明白，我们活着不是理所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命运的底线被击穿

2003年，我住进了西安最大的军区医院——西京医院，医生解决了我们全家人一年以来心中最大的疑惑：“我到底是得了什么病？”

一年前我开始发现自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跑步，慢慢上楼也很吃力，每次都要抓着扶手使很大力气才能爬上楼梯，后来走平路也开始摔跤。母亲觉得这不光是身体素质不好，或许我生病了。

中考结束后，母亲带着我跑遍市里县里大大小小的医院，可是没有一个医生能确切说出诊断结果。直到住进西京医院，那里的老教授怀疑我得的是免疫系统类疾病，但是他们光凭现有的化验不能确认，我需要再做一次肌肉活检。

第二天，手术如期进行，当医生把麻药针扎进我的大腿，我狠狠咬着牙齿，麻药就像千万只蚂蚁在咬我，难受极了。腿渐渐麻木，医生用刀子在我大腿上划出一道4厘米长的口子，当时我还听到主治大夫一直在叮嘱开刀的医生：“她是个女孩，你尽量开小点。”

做活检的肌肉必须是最靠近骨头的肉，所以当伤口一层层剥开后，医生发现之前切口太小，肌肉样本取不出来，而当他正要再切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疼痛，我哭了，可是不敢出声，因为我知道站在门外的妈妈已经虚脱了，如果我再哭出来，她会受不了的。我不知道支撑我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终于有医生看到我在流泪，才知道原来我已经有痛感了，或许是因为麻药打少了，所以越往下面疼痛会越明显，他们又给我注射了麻药。直到出院后的五六年里，我伤口处的肌肉都没有知觉。

终于没白受苦，检验报告出来，显示是肌肉炎细胞浸润，最后诊断为多发性肌炎。医院用大剂量激素冲击疗法帮我治疗，可是直到出院前，我没有任何好转，整个人却胖了一大圈，以至于后来回学校看书的时候，只有把书举到眼前才能看到字，因为我的脸肿得已经挡住了俯视的视线。

出院回家后，母亲并没有放弃我的治疗，她找各种各样的医生，各种各样的药方，不断针灸，不断按摩，中药更是每天必有，我经常苦中作乐地对同学说：“我每天都不用喝白开水了，每天两大碗中药足以补充我体内的水分，治病又解渴，一举两得。”我经常以为并且已经默认我一辈子可能就是这样了，不好也不坏。

可是到了2008年，连这个想法也显得幼稚，命运的底线再次被击穿。我的身体开始逐渐消瘦，之前虽然因为激素的缘故胖了一圈，但是很快就瘦回去，而且越来越瘦，力气也大不如前。那年暑假回家，刚到楼下，就看到匆匆下来接我的母亲，我并没有注意母亲的表情，就随她上楼了。后来她才告诉我，当时她看到我第一眼就倒吸一口凉气，因为我胸大肌已经严重萎缩，她知道医生跟她说的时间快要到了。

2003年诊断结果出来，医生说如果没有疗效的话要做好思想准备，假如将来胸大肌出现萎缩便可能会窒息而亡。母亲把这句话压在心底整整五年，她总觉得还有希望，因为医生并没有说这是绝症，哪怕终身服药也行。可是看到我那副模样，她心里的最后防线也快要崩溃了。

整个暑假，母亲在家里每天都跟我说，要不去北京协和医院，要不去成都华西医院。我心里认定再治也是白花钱，反正一辈子这样过也行，我就以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为由，拒绝了母亲的提议。

我的性命终于保住了

一位同学提醒我，可以上网查查有没有相关的先进治疗。我在网上找到一家石家庄的医院，他们那里专门治疗这种病。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母亲打了电话，结果母亲隔天就赶到学校，帮我办好请假手续，带着我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经过一夜颠簸，我们来到那家医院门口，看到那家医院后，我的心就凉了，那是一家又小又旧的医院，我心里想，西京医院那么大，都治不好我，何况这小医院呢！当时我就想着进去看看，了了心愿就回家吧。但是当我们走进门诊大楼的时候，导医台的护士一看见我，就猜到我大概是什么病，要挂什么科。我当时很惊讶，以前遇到的许多专家都没听过这种病，或许这家医院真的很专业，我心里燃起一线希望。

等我们见到之前联系的免疫科主任时，他告诉我们，因为我病史比较长，所以建议我们做“间充质骨髓干细胞移植手术”，骨髓用我自己的，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父母的排异性很大，所以只能用自身的骨髓，每次大概要抽二十毫升的的骨髓，总共抽3次，不过假如哪一次抽的骨髓凝固的话，就要重新再抽。

蒙上帝的眷顾，我的骨髓每次都抽的很顺利，而且培养的时间从来不会延期，都是如期回输的。这次手术之后胸大肌基本没有萎缩的迹象，并且慢慢开始长肉了，我的性命终于保住了。

回家休养的那段时间里，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些植入体内的干细胞修复我损伤的肌肉，等待着有一天我也能想正常人一样，行走自如。人比之前胖了一些，肌肉没有再萎缩，但是力气仍旧没有恢复。我再次灰心想要放弃，我知道能保住性命已是万幸，或许不该再奢求什么。虽然没有等来身体的完全康复，但就在我最失望的时候，一扇新的窗户为我打开了，尽管当时的我那么悖逆。

还记得那天的阳光特别温暖，冬日里少有的晴朗，母亲陪我一起去院子里晒太阳，同院的阿姨看见我们就走上前打招呼。我们跟她并不是很熟，只是交电费打过几次交道而已，但是那天阿姨主动跟我们攀谈，说过几句之后，才知道我们是去做手术了。她什么话都没说，就只问了一句：“你们信耶稣吗？”然后她就跟我母亲谈了很多教会的事情，大意是让我们信耶稣，因为耶稣能医治人。她还送给我们一个牧师讲道的MP3，我不屑一顾地揣进兜里。

母亲只要听说哪里可以治我的病，无论如何她都要去看看的，即使当时她并不认识这个信仰。每个星期天，她都会跟着那个阿姨去教会。有一次弟兄姊妹唱诗歌的时候，母亲突然哭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内心被很深地触碰到，她根本不会唱，但眼泪却止不住流下来。聚会结束后，讲台上有人问谁愿意相信耶稣，母亲一下子冲到台前，把我和她的名字写在上面。

谁能准确知道我们的缺乏

从那之后，教会知道我家的情况，她们一行五六人同来家里看望我。她们大都是五十多岁的教会同工，其中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她们并不知道我家的具体位置，但就凭着一个地址一路打听着来到我家。

那天，天气特别冷，大白天我都钻在被窝里，但她们却是顶着凌冽的寒风来到我家。她们跟母亲聊了一会之后，就说要为我祷告，那时我并不知道祷告是干什么，我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听她们祷告，突然有几个长辈哭了，而且哭得特别伤心，仿佛那痛苦就是在她们身上一样。

自从我得病一来，尝尽了人情冷暖，就连亲戚也与我们疏远，我能依靠的只有我的父母，更多的是依靠我的母亲。但是她们的到来，她们的祷告，让我看到了一群不一样的人，一群被爱包裹，又用真诚的爱去爱别人的人，当时的我就是被这种爱深深地吸引。

后来渐渐地我去教会聚会，而且我发现我高中的数学老师竟然是那里的牧者，上高中时，我就觉得他与其他人不一样，他的谦卑柔和就像是从骨子里生出来的一样，到教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信耶稣可以使人在生命中养成这样的品质。

那段时间虽是回家休养，但每天还是要继续吃药，继续打吊针。每个月高额的医药费，成了家里最大的难题。

有一次在寄钱买药的前两天，母亲把家里的硬币都拿出来凑数，也只凑到200多元，足足差了两千多块钱。母亲那时候还不怎么会祷告，而且母亲每次有什么事都是自己担着，从来不跟我和爸爸说，免得增加我们的负担。

就在寄钱的前一天，教会的长辈们又来家里看望，我们一起祷告完后，他们准备离开。走的时候，母亲发现一位长辈正往我们家的沙发缝里塞钱，她就拽着长辈的手，婉言谢绝，因为能来探望，我们已经很感激了，再拿钱实在过意不去。但长辈说这是神给她们的感动，说我们家需要这些钱，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从神领受就好。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虽然不是很懂，但只能先接下来，因为确实很需要这笔钱。等大家走后，母亲把塞的钱找出来，加在一起不多不少刚好是差的医药费！

刚开始，母亲觉得是巧合，并没有多想。但到后来只要我们药费一紧张，寄钱的前一天就一定会有人来看望，每次给我们的都不多不少，正好是我们所需的！这下母亲开始相信了，因为没人知道我家的需要，而且每次的药费都不同，医院配好药算好钱后才临时通知我们。如果说有谁能准确地知道我们的缺乏，那就只有上帝！是他把感动放在弟兄姊妹的心里，赐给我们这一切所需的。

把自己完全交在他的手中

那段时间我的高中老师一有机会就来家里看我。有一次他说，教会一直为我和另一个小男孩一起祷告。那个小男孩是肾病患者，而且已经很危险了，但教会为他祷告一段时间之后，小男孩奇迹般地好了，等他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都不敢相信化验结果，他的肾脏一个加号都没有，与常人无异。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兴奋，我想只要我好好信耶稣，我也一定能好起来。

我殷勤地去参加主日，教会无论大小聚会，我都去参加，我那时候完全是把主耶稣当成可以让我痊愈的医生来信祂。每次聚会我都不愿意也不敢听见“奉献”这个词，因为我不知道我把自己奉献之后要付怎样的代价，或许要去偏远的地方，或许……总之，各种奇怪的念头好象被塞进来充斥着我的脑袋，令我害怕“奉献”。我不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因此无法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终于，上帝藉着一次青年聚会教导我。在那次聚会中，我看到全国各地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上帝的家里，述说上帝的恩典。我觉得很惊奇，我一直以为信耶稣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或者象我这样是因为自己有需要才来的。可是他们每个人都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为什么要信耶稣？而且一看就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发心内心的喜乐。

当我看到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小男生，在讲台上真诚地讲圣经故事的时候，我的眼眶由湿润到“决堤”。我终于在心里开始认识到这位神是生命的主！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跪在客厅里，一个人痛哭流涕地祷告：“主啊！我只有感谢赞美你！即使是这样的我，你也不嫌弃，让我听到你的真理。孩子竟然还不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除了亏欠，还是亏欠。只有把自己以后的日子都交在主的手中，惟求主带领孩子走过。”这样祷告之后，心一下就开了，像是从捆绑中释放出来，骤然轻松。从那天之后，我才开始认真读圣经，认识这位神。

可以承受的重担

有一天，母亲在电视上看到，原来西安323医院2003年就已经能做骨髓干细胞移植手术，母亲后悔这么晚才知道这个消息。其实，我原本是一个以为做任何事情只要自己尽最大努力就一定能行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病，我很难真正伏下身来跟主说：“孩子只有依靠你，孩子只有交托你。”

2010年，在我准备复学之前，有一天我在客厅里站着，觉得双腿特别有劲，我试着蹲下去，想扶着膝盖站起来，之后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真地站起来了！要知道，八年来我都无法扶着膝盖站起来，但是那天我赫然站在客厅里。

父母瞪着眼睛看着我，他们也不能相信这个事实，因为那时已经过了恢复期，医生说半年里会有效果，如果没有的话，之后基本也不会有了。我们一家人都哭了，一起在客厅里唱诗祷告赞美主！因为神知道我回学校所需的力量，就如此加给我。

我顺利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工作，到2013年的时候，我得病整整11年了，可能因为工作很累的缘故，我的状况又开始变差。

7月，我再一次踏进西京医院住院部，想尝试一下免疫球蛋白的疗效。2003年医生建议过，但因为经济原因我们放弃了。入院后，情况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所有的医生和教授都认为十年前误诊了，我的病不是多发性肌炎，而是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就是俗称渐冻症的遗传性疾病，无药可治！

听到这些，希望轰然倒塌，多年来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来，压在我们身上。我以为我会就此消沉，再也爬起不来，但是上帝知道一切，我内心竟出奇的平静。我可以很坦然地跟弟兄姊妹诉说我的病情，虽会流泪，但并不悲痛欲绝。

如果2003年我就知道这个诊断，说不定我已经活不到现在。一纸误诊，维系了我们一家十年的希望，我上完了大学，找到了工作，像所有同龄人一样体验着平凡生活。当弟兄姊妹知道消息后，他们来看我，都觉得我住院前与住院后情绪变化不大，我还是那个幽默爱笑的我，主耶稣把平安放在我里面。

想想真是感恩，神知道2003年的我和家人，担不起那副重担。当十年后我们得知真相，我们已经强壮得可以接受。

更奇妙的是，当母亲拿到我第二次肌肉活检的化验单，给2008年做手术的石家庄的医生打电话时，她毫不惊讶地告诉母亲，当年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怀疑我是肌营养不良，只是那时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但用药时都在朝这个方向用。虽然是误诊，但其实我的治疗并没有耽误。

就在西京医院说无药可治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还有一种药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而这种药就是石家庄的医院之前已经给我用的药。当母亲跟西京医院的医生提起时，医生都不知道有这种药。

而且，他们已经觉得我是个奇迹，因为按他们的推算，最迟到2008年我应该已经瘫痪在床了，但直到现在我还能走路，虽然走得不好看，但我还能走，这真是解释不通！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有感恩，只有赞美！因着我还能呼吸还能走路，我感恩；因着我还能写字还能唱歌，我感恩；因着我还能上班还能参加聚会，我感恩；因着神赐下对我不离不弃的母亲和细心教导爱护我的属灵长辈，还有那么多爱我的弟兄姊妹与帮助我的朋友，我感恩。

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