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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为武器,或者被政治力量所用,最终都会在市场上付出代价。
前天,是美国要求台积电等半导体企业提交商业机密数据的最后期限日,台积电“妥协”了,上交了数据,同时强调“一如既往地保护客户的机密”。
在全球缺芯的大背景下,为了强化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掌控力,9月24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半导体供应链风险公开征求意见”,要求台积电、三星等在内的多家芯片相关企业交出被视为商业机密的库存量、订单、销售记录等数据,期限为11月8日。
虽说征求意见文件写着“自愿”,不强制。但实际上,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们的工具箱里还有其他方法(援引《国防生产法》或其他法律)……我希望我们不要走到那一步”。这番话可谓政治威胁。
美国此举被各国网友斥责为“强盗逻辑”“吃相难看”,是搞数据勒索。
根据美国商务信息,台积电、台联电、高塔、美光、日月光、西部数据、环球晶圆等多家企业已提交数据,部分文件涉及机密不对外公开。
昨天,据韩联社报道,市场份额仅次于台积电的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商三星在最后时刻“投降”,提交了半导体供应链数据,不包括客户信息等敏感信息。三星方面称,依据合同保密条款,客户信息不能对外公开,因此在与美国商务部进行协商后将其省略。
而此前,三星还是拒绝的态度,三星有关人士表示,与美国共享数据将会极大削弱韩国芯片制造商的价格谈判能力。
美国搜集各家芯片公司的商业机密,目的何在?
外界普遍猜测美国可能将台积电、三星等公司的商业机密数据告知美国自己的半导体厂商英特尔,以扶持本国企业。
这跟当前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困境有关。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数据,全球75%的半导体产能集中在东亚。美国半导体制造产能在全球的份额,从1990年的37%一直下滑,跌到了如今的12%。
据该协会估计,未来只有6%的全球生产中心将设在美国。与之相对的,未来十年,中国大陆预计将增加约40%的产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基地。
为此,美国试图将更多芯片生产转移到本土。其中,台积电就是美国半导体制造本土化的支持者之一,不过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也承认,建厂为“政治驱动”,因为其成本远高于台积电预期,美国建新厂的成本将比中国大陆高出37%至50%。
美国的这一举动在半导体教父、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看来,难以重回荣光。
10月26日,张忠谋公开表示,台湾半导体制造业未来仍相当有竞争力,至于美国推动半导体产业本地化制造,不可能成功。就算花上百亿美元在美国重建半导体供应链,最后仍然会发现成本太高,缺乏竞争力。
但显然美国不会轻易放弃,继续“作妖”,包括这次伸手向多家半导体企业索要机密数据。
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台积电,它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商,据行业分析机构集邦咨询统计,今年第二季度,台积电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份额高达52.9%。
更关键的是,半导体行业是美国政府遏制中国高科技崛起的“核武器”,而台积电恰好被推到了大国博弈的刀尖之上。
问题来了,台积电的妥协意味着什么?美国引发的半导体产业战局有解吗?下面,就来看看大头的分析。
这两年,被顶在中美科技战最前沿的除了华为,就是台积电。尤其是2020年以来持续的芯片短缺现象,以及欧美政客针对中国台湾使出的各种伎俩,更将台积电推向大国政治博弈的刀尖之上。
美国高新技术曾经的成功,是遵循了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顺应了市场和创新的规律。今天,美国政府幻想以政治力量强行改变半导体行业的市场趋势和全球格局,而历史不会以其意志为转移。
移动互联网浪潮以后,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市场,成为全球半导体的主导性驱动力量,也引领了全球半导体行业的格局之变。
当今引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台积电和英伟达,是由张忠谋和黄仁勋两位华人缔造,创造AMD逆袭奇迹的苏姿丰也是华人。
看似偶然的故事背后,有着历史的必然性。2020年开始,亚洲网民数量突破25亿,已经占据全球网民的半壁江山。而在决定未来网民增量的近30亿全球未上网人口中,有近60%在亚洲。
半导体行业是美国政府遏制中国高科技崛起的“核武器”,台积电首当其冲。为了实现其战略目的,美国政府可谓不遗余力,“胡萝卜”和“大棒”双管齐下。
一方面通过政府补贴吸引半导体企业在美国建厂,一方面通过政治影响力不断施压,要将中国半导体压制在落后美国“两代”的区间。当然,迄今效果并不理想。
处于历史夹缝和漩涡中的台积电,也面临历史性的抉择。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显然是企业的最优选择。进一步延缓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崛起,显然也契合台积电的战略目标。
但是,大陆市场是台积电最大的收入来源,也是未来最大的增长点所在。所以,台积电时而得就着美国政府的指挥棒顺水推舟,时而也得摆出“窦娥”的姿态。
面对美国方面关于提交“商业机密”的要求,台积电最可能的办法就是,该给美国政府的数据如数呈交,但是,有可能隐去具体的客户名称等,以达到“两边各表”“两全其美”。
在技术和市场大潮面前,美国政府显然不会甘心轻易放弃努力,还会进一步抱定“人定胜天”的政治意志,强化对中国高科技的遏制。台积电也会立足自身的利益,见机行事打好自己的太极拳。
全球半导体的政治力量与市场力量搅和在一起,挺乱,相当乱,但是底层的逻辑,长远的趋势,技术与市场的本质,终究决定未来。
中国半导体产业,只有放下幻想,脚踏实地,再苦再难,别无选择。无路可走就是胜利之路。
刀锋上行走的台积电,左右逢源的游戏可否长久?以政治为武器,或者被政治力量所用,最终都会在市场上付出代价。
美国此举,短期因素是当下全球缺芯的大背景,长期看,本质上是个政治问题。
这与美国政坛和社会各界近年来就所谓“战略产业”形成的政治舆论氛围有关。过去,美国历来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制定任何产业政策。
近年来,随着与中国等国的竞争日趋白热化,通过制定产业政策、采取保护性措施来维护美国未来的“竞争优势”,似乎已经成为美国上下的一种共识,而民主党的上台执政则更加强化了这一认知。
为此,美国觉得应该加码半导体等“战略产业”的“本土化制造”,保证“芯片安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自然首先要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进行摸底,准确掌握各方面的信息。
所以说,这只是第一步。
关键在于,现在还不清楚美国政府未来打算如何制定关于芯片的“产业政策”,因此我们暂时还比较难判断这件事情对台积电以及其他中国企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多大的影响。
本质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每隔一段时间,美国国内就会产生一阵关于竞争对手“碾压美国”的集体性情绪失衡。上一次是3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对“日本制造”的恐慌,对象主要是家电电子制造等产业。这一次的对象是中国,芯片、新能源等产业。
目前来看,这一轮也许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归根结底还是要在政治上达成新的平衡。
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或者合伙人你有没有想过中国股权投资时代已经来临,正是中小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最佳时机!
「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林前10: 16】
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作。 我们对于任何传道人的道理教训,应当学习庇哩亚人的榜样,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哥林多人既然以智慧为荣,自认为是明白人,就应当学习庇哩亚人,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关于祭过偶像之物 ,我们吃喝甚么,就有分于甚么。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我们若不小心吃喝,就会不知不觉地有分于不该有的情形。 信徒是借着擘饼喝杯,交通于基督的血和身体,不仅与主联合而为一,也与众圣徒合而为一;众圣徒是在与主的合一中,也与其他的圣徒合一。 基督的血代表救赎,基督的身体(饼)代表生命;我们不仅是一同蒙恩得救,而且也一同在生命中有亲密的交通。
擘饼聚会中的饼,不论参加的人数多少,总是一个饼。这是表明,我们信主的人联合起来,就是基督属灵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我们彼此的关系,是何等亲密,不容分开。 基督徒的合一是主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属灵事实,我们的责任是持守;我们不容易制造合一,但我们有随时破坏合一。
所祝福的杯,是「福杯」,指犹太人逾越节筵席上四杯酒的第三杯。主耶稣用这杯设立圣餐,杯里的葡萄酒代表立约的血,杯本身代表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
所擘开的饼,指逾越节筵席第一杯酒之后藏起来的半块无酵饼,代表主耶稣无罪的身体,擘开象征主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
吃祭过偶像的物,就是『与鬼相交』;使徒保罗不愿意我们信徒与鬼相交,因为这会损伤了我们与基督的交通。 我们吃甚么就与甚么有分,以色列人吃祭物就与祭坛有分;我们信徒吃饼喝杯就与基督有分;同样的道理,吃祭鬼之物就是与鬼相交。
主耶稣在主的筵席上坐主位,鬼也在鬼的筵席上坐主位。因此,祭偶像之物不是不可以吃,偶像本身也算不得什么,但在异教庙宇里鬼的筵席上坐席、与鬼相交,却是得罪主、惹主的愤恨。
得救以前,行事以自己为中心;得救以后,行事以别人为中心。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重生得救的信徒已经得着了真自由,超越了犹太教的律法主义, 不是靠着遵从一套规条而得救,所以凡事都可行。但另一方面,不影响我们接受基督权柄的,才是基督里的真自由,所以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如果某件可行的事不能造就人、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就应当自由地避免不做,而不是被自己的合法权利和欲望所捆绑,这才是基督里的真自由。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学习体会 : 肢体在身体里生活高举元首基督,甘心脱离自己。因此,肢体之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不可体贴自己;而要体贴神的心意,只求别人的益处,只要我们是「爱神的人」,必然会在「求别人的益处」时,因着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而得着满足。蒙主恩典!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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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作为家家户户厨房里的必需品,藏在酱油瓶里的财富,能有多庞大?
这个问题,大概可以从海天味业的风光中找到答案。早在2014年上市当天,海天味业股价涨幅近30%,就有30多名自然人股东,变身为亿万富翁。
此后,海天味业一路高歌猛进,股价接连翻倍上涨不说,巅峰时总市值逼近7000亿大关,超越中国石化、上汽集团、美的集团等众多名企。
根据财报显示,2011年~2020年,海天味业的营业收入从60.91亿元增长至227.92亿元,复合增长率14%;归母净利润从9.56亿元增长至64.03亿元,复合增长率21%,远超同类上市公司,强者恒强。
有人烟处,必有海天。截至目前,海天味业的销售网络已覆盖32个省级行政区域,320多个地级市,2000多个县份市场,以5.3亿消费者,73%的渗透率,位列中国消费品品牌第4位。
聚水成海,从最初由广东佛山的多家酱油小作坊合并而成,到几十年后成长为调料品行业的“航天母舰”,海天酱油的上位史,比商战片还要精彩。
01. 从崛起到引领,内功修炼打下护城河
海天味业的诞生,发源于1950年代广东佛山地区的一场“酱园改革”。
彼时,佛山当地25家酱园酝酿合并计划,决定以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海天(古)酱园”为领头者,改制后的新酱油厂因此被命名为“海天酱油厂”,虽在当地颇有名气,但也只是偏居一隅。
直到1994年,在国企改革的浪潮下,海天启动股份制重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改为“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公司”,时任总经理的庞康,决定借此契机,来场对传统行业的大颠覆。
很快,庞康力排众议,豪掷3000多万,引进一条国外生产线,厂房生产能力大大提升,有了硬件基础作支撑,庞康立刻马不停蹄地启动品牌战略。
1992年,海天推出企业识别系统,对不同等级的酱油申请商标与专利,从源头避免山寨侵害,同时推行瓶装酱油,包装上印有海天的LOGO,强化品牌意识植入;1999年,海天成为首个在央视黄金时段打广告的酱油品牌,频繁出现在《新闻联播》整点报时环节,海天名声大噪;到2001年,海天味业的销售收入已突破10亿大关。
为彻底解决供不应求的被动局面,海天做出了很多“史无前例”的大动作。2003年,海天引进国内第一条全自动包装生产线,包装速度达24000瓶/小时,效率有了质的飞越;2005年,海天在佛山投资10亿元,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调味品综合生产基地——海天高明生产基地,年产能超过100万吨;2008年,海天建起80万平方米的阳光晒池群,从德国引进10条自动生产线,119道工序全部自动完成。
产能上的更新换代,让海天势如破竹。从2007年的一张产量对比图中,可以看到巨大的差距,前十名里的2-9名全部产量加起来,才勉强大于海天。
强大的规模效应下,海天的成本优势明显,对上游享有议价话语权,得以保持较高的毛利率和净利率水平,形成良性循环。
食以味为先,业界戏言,中国调味品市场有三大未解之谜,其中之一就是海天老抽的上色效果——用其他酱油炒菜,会变黑变暗,而海天草菇老抽炒出来的菜,却仍可保持透亮。
在做酱油这件事上,海天是真的拼。早期,为了利润最大化,有些厂商低价收取劣质头发以提取动物性蛋白液,勾兑成酱油以次充好售卖,导致不良风气盛行。
不破不立,海天先于同行通过了ISO、HACCP等国际通行标准认证,不惜从美国进口气相、液相色谱仪等仪器,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开展农药残留检测的生产企业,从原材料到加工环节,设有494个监测点层层把关,保证品控。
此外,传统酱油制曲环节依靠环境中自然沉降的菌种发酵,口味极不稳定,杂菌的混入也会生产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为达到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的平衡,海天专门成立了菌种研发中心,通过反复筛选、优化,最终研制出独家机密——“海天菌”,这也成为海天的“杀手锏”之一。
在海天内部,还有则传闻:每7名员工中,就有一名与研发工作相关。这并非空穴来风,单单2020年,海天味业的研发费就高达7.12亿元,相当于195万/天,在60家A股上市企业公司中,排名第一。
但酒香也怕巷子深,有先发优势,并不足以真正赢得市场。曾被誉为中国酱油第一股的加加食品,就是前车之鉴,行业高速成长时产量未及时跟上,产量上去后受限于渠道和产品差异化程度,市场份额迟迟打不开。
面对厨邦、李锦记、欣和等层出不穷的竞争对手,海天未雨绸缪,布下一盘大棋。
02. 渠道做到极致,打酱油成“超级生意”
在各大竞争对手纷纷杀入各大一、二线城市的时候,海天反其道而行,冲入下沉市场。
事实上,早在2003年,海天就确定并启动了“全面开发县份市场,启动农村销售”的销售政策。
与此同时,海天秘密培训了一支超过1000人的销售队伍,把海天的渠道覆盖到全国300多个地级市、1000多个县,产品遍布各大连锁超市,批发农贸市场、城乡便利店、镇村零售店等终端业态,在行业中真正实现了全国布局。
截至2020年底,海天的经销商总数达7051家,直控终端网点超过50万个。相较之下,中炬高新旗下的厨邦品牌,还处在区域突破的过程中,同期经销商数量仅有1400家,区县市场累计开发率只有51.04%。
千禾味业的渠道虽也能覆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但网点密度相对较低,主要还是聚集在川渝地区以及北上深的商超渠道。
而在经销商方面,海天对单个经销商的依赖程度很低。据公开资料显示,海天会在每个区域会设置多个经销商,采取分封诸侯式的“分封制”进行管控,使经销商之间产生相互竞争的赛马效应。
海天还会将全年的目标细化到每月,一旦超过库存红线,则停止回款乃至退货,从根源上杜绝异地窜货、压货。
不但如此,海天对经销商采用“先款后货”的雷霆政策,之所以没有引起大规模反抗,关键在于海天充分顾及经销商利益,保持着每隔2~3年一次的终端提价,留足利润空间。
除了家庭端,对于餐饮端,海天也有针对性地“出牌”。通过与新东方厨师技校合作,培养厨师使用海天酱油的习惯,为了口味的稳定,厨师几乎不会贸然更换品牌,这种“从娃娃抓起”的方法,让海天顺利打破李锦记引以为傲的餐饮渠道,到2020年,海天在餐饮端的占比已提升至50%。
由于渠道建立起来旷日持久,所以一旦建成就很难被超越,这最终成为海天另一个强大的核心优势。
2020年,海天酱油占比市场份额19%,中炬高新为4.6%,千禾与加加均为1.5%,海天味业的酱油产销量连续24年稳居全国第一,令对手望尘莫及。
反映在业绩规模上,2020年海天味业的净利润为64.03亿元,中炬高新仅有8.9亿元,与海天在2010年时的水平相当,也就是说,在企业发展的时间维度上,海天领先中炬高新有10年之多。
然而,海天的的厉害之处并不止于此,虽然酱油在海天的收入结构中占比最高,但其他产品同样可圈可点。
比如,作为海天“三驾马车”之一的蚝油,原本在2000年以前,蚝油市场都是李锦记的天下,随着蚝油化水技术的突破,海天以不到李锦记一半的价格在自家渠道迅速铺开低价产品,打得对手措手不及,到2016年时,海天蚝油实现收入18.6亿元,已经是第二名李锦记的4.35倍,弯道超车。
但即便强如海天,盛名之下,亦有危机涌动。
03. 行业天花板触顶,如何破局续写新故事
先是今年1月以来,海天味业股价持续下挫,后有8月发布的2021年半年报,业绩不如预期,营收同比增长6.36%,归属净利润同比增长仅3.07%,首次跌破个位数。
并且,从业绩增幅来看,海天味业半年度整体表现竟未跑赢第一季度,二季度单季甚至罕见地出现了负增长,单季实现营收51.74亿元,同比下滑9.39%;净利润14亿元,同比下滑14.68%。
大环境同样严峻,前瞻产业就研究的统计数据显示,从调味品使用渗透率来看,各大品类中,酱油的渗透率达到99%,行业发展进入存量竞争,中低端酱油的需求量已顶到了市场的天花板,消费升级势在必行。
但直到2013年10月,海天才推出了高端酱油海天老字号系列、有机系列,比起已渐成气候的欣和、鲁花与千禾,海天在高端市场起步虽有所滞后,却再次后来居上。
针对“减盐”、“零添加”这些眼花缭乱的噱头,海天坚持认为,调味品的核心诉求是好吃而不是盲目追求零添加,微量合格的食品添加剂,对人体并没有影响,真正决定酱油风味的,是原材料的选取、充足的发酵时长和工艺。
上兵伐谋,为瓦解“零添加”的迷信,海天对外开放企业博物馆,将藏在工厂的核心竞争力直接传达给参观者,凭借自信和实力,海天在高端酱油的市占率重回领先。
为了改变品种单一的处境,自2014年开始,海天逐步尝试拓展其他调味品类别,相继收购开平广中皇、收购丹和醋业、控股合肥燕庄,进军腐乳、食醋和芝麻油等传统调味品行业。
与此同时,海天也积极进入大热的复合调味品市场。2020年8月,海天在其天猫旗舰店推出“@ME”火锅底料新品,为避开川渝火锅品牌的锋芒,专门主打韩式部队锅、新疆番茄锅等清淡口味。
2020年,海天先后推出了“快捷方式”复合调味料、“雪里糖”白砂糖等产品;2021年,海天味业天猫旗舰店推出了盐焗粉、日式拌饭汁、日式捞面汁、小蒜蓉辣酱等新品。今年1月,海天还推出了新的食用油品牌“油司令”,正式进军食用油行业。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其他收入”对业绩的贡献已在持续转好。其他占总营收的比重,从2018年的不足5%,到2020年已增长至13.65%,利润率也从10%提升至30%的水平,已超越酱类细分业务,新品培育初见成效。
无论竞争格局如何风云变幻,海天始终稳稳地走着自己的路。正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厚积薄发,让海天在产能、渠道和技术等诸多方面,建立了极高的竞争壁垒,得以屡屡立于潮头而不败。
对于未来,海天曾许下豪言,要做全球最大的调味品生产王国,将所有品类都做到同行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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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谈论“风口”这个词汇,还有一句话也随着流行:找到了风口,连猪都能飞起来。然而,当风口消失的时候,结果又如何呢?摔下来的还是那些猪。
今年以来,那些摔下来的“猪”和还想飞到天上的“猪”们,普遍谈论另外一个话题:如何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在这里,我想说一句:对企业发展而言,经济复苏还是萧条,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如果非要让它们扯上关系,我的观点是: 经济越萧条,越是企业发展的好机会,不存在所谓的“应对”。
好企业从来不会“靠天吃饭”
一个月前,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去北京的一家温泉度假村过圣诞节,感觉到这个曾经赫赫有名的度假村却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硬件设施老化,员工态度冷漠,很多服务,要么干脆没了、要么滥竽充数,整体体验非常糟糕。
我问他们的服务人员:“你们山庄以前挺好,现在出了什么事?”
有位服务员跟我说:“因为反腐,官员们都不来山庄消费了,所以公司收入少了一半以上,只好缩减开支,裁减员工,服务当然就跟不上了。”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不仅为这个度假村的命运而叹惜,更是为那些像这个度假村一样“靠天吃饭”的企业而担忧。
因为反腐,所以衰落。这个理由,可以成立吗?
如果这个理由要是成立的话,最应该倒闭的是那些奢侈品品牌,因为他们的产品比那个度假村的消费还要高,不仅自己用还是送给领导用,非常有面子。
然而,反腐已经好几年了,我们也没有听到LV倒闭、PRADA倒闭或巴宝莉生意不好。他们在中国的日子,照样很好过。
这又说明了什么?
说明: 好企业从来不会“靠天吃饭”。
如果一家企业要是把自己的命运与官员的腐败联系在一起,那根本就不是一家合格的企业。可谓“活得可怜,死得悲哀”!
经济萧条带来的四大机会
当时,我和我的同事聊天时说,我们应该给这家度假村提供一套咨询建议,建议他们赶紧转型。因为,北京多数温泉度假村,差不多都是这个现状,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这恰恰是绝地重生的好机会。
经济萧条,消费吃紧,对于一个有眼光的企业来讲,是机会,而不是压力。具体来看,经济的萧条至少会带来以下四大机会:
01. 竞争强度降低
在经济萧条时期,多数企业会采取上面那个度假村的做法,暂停投资、削减费用,节约开支。
这样的行为带来的结果,就是市场竞争的强度大幅度降低,给那些平时没有能力与大企业抗衡的公司提供机会。
目前,多数行业都同质化,竞争非常激烈。尤其在主流市场,大型企业扎堆儿,中小企业根本没有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有一天,市场竞争的强度降低了,竞争不像那么白热化了。对于那些千方百计寻找市场切入点的企业而言,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吗?
02. 市场杂音降低
在经济萧条时期,正因为多数企业压缩费用,企业的促销活动也会随之减少,市场环境变得比较安静。
品牌传播,怎么传播?就是把品牌的最大价值通过一个清晰而干净的信息传达给目标顾客,让他们在第一时间记住我们,消费我们。
在一个广告满天飞、促销满地飞的市场环境里,当你扔进1000万元,可能连一点浪花都看不见,真的是打水漂了。
然而,当市场环境突然变得相对安静的时候,你再扔进去1000万元会如何呢?效果会大大不同。
所以说,经济萧条恰恰是传播品牌的大好时机,尤其对新品牌而言,可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了。
03. 增值服务降低
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温泉度假村,是典型的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降低服务标准的企业。我相信,在经济萧条时期,连服务业都这样,制造业就更不用说了,大幅缩减增值服务是多数企业必然会采取的措施。
然而,当那些企业这么做的时候,平时被“娇生惯养”的消费者会答应吗?我想不会。当他们的消费体验被大打折扣的时候,不满情绪就会接踵而来。
什么是机会?消费者不满就是天大的机会。当你翻开中外营销史,你会发现,多数新品牌的崛起都是他们利用消费者对老品牌的不满而做起来的。
早期的日本家电,服务不行,消费者不满,海尔抓住这个机会崛起了;
近期的电商,配送不行,消费者不满,京东抓住这个机会崛起了;
而现在,多数行业都将出现消费者不满,是不是一批新品牌崛起的大好机会呢?
答案应该就在你心里!
04. 新品曝光降低
经济萧条时期,多数企业还有一个共同采取的措施,就是暂缓新品上市。也就是说,所谓的“时机不对”会让这些企业取消或推迟新产品上市计划。
对那些“审美疲劳”的消费者而言,这又是一个“噩耗”。天天在商场、超市,居然看不到一款新产品了,促销小姐再也不给他们赠送试用装了,电商们也不提供新品红包了,天天看到的都是老产品、老广告,甚至是大日期产品,他们会寂寞的!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企业新品亮相,把他们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价值端到消费者面前的时候,是否会让消费者眼前一亮呢?
想想“网约专车”是怎么起来的?就是人们对出租车行业的长期不满和审美疲劳而导致的。
出租车给人印象是,一个满嘴本地化的老头,开着一辆破烂不堪的车,高兴了就拉你,不高兴就走人。面对这样的行业,全国人民的审美早就疲劳了。
正在这个时候,一批年轻而帅气、言谈举止文明又得体的帅哥们和他的配置良好的高级轿车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寂寞的人们被唤醒了,愿意接受这个“新鲜东西”了。网约专车,也因此而一举拿下半壁江山,对整个出租车行业形成了威胁。
逆向思维,成就大业
继续谈跟车有关的事儿。现在人们开车都喜欢用手机地图。因为,无论是高德,还是百度,都有强大的“躲避拥堵”功能。
躲避拥堵,是什么思维?就是典型的逆向思维,跟那些主干道上拥挤的车辆反着走、绕着走。
在市场上,这种思维同样适用。当人们都一哄而上的时候,你要撤退;当人们都等待观望的时候,你要出手。相信,效果一定会很好。
1994年,墨西哥遇到了经济危机,当时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缩减在墨西哥的投资,但是可口可乐却恰恰相反,趁机加大在墨西哥的投资力度,赢得了前所有为的业绩增长;
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多数企业也同样减少投资,缩减开支,但是三星却恰恰相反,逆势而上,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一举成为多个品类的龙头老大;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毫无例外,多数企业也同样做“削减”的事儿,但是肯德基却恰恰相反,他们反而加大在华投资,吸引消费,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快餐老大的地位。
看来,敢于逆向思维,敢于反着做,确实能够成就大业。因此,我想在这里说:我们的企业家朋友们,不要畏惧经济萧条,更不要因为所谓的“萧条”而缩减企业的营销费用。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你成就大业的时候。一个好的企业不需要风口,无论有没有风口,他们都能展翅飞翔,遨游蓝天。因为,他们是“鹰”,不是“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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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家中国工厂变革
中国的工业设计已经排到世界第一。因为1万家的中国工厂正在经受着万物互联、智能工厂的新变革。新的物联产品是由中国的工业设计带到全球的。
洛可可早期也是一家工业设计公司,经历了中国工业15年的发展。这15年我们曾为国家设计项目,从奥运地铁设计到神六、神七的设计,包括大飞机,包括从VR到AR,从机器人到人工智能,从医用医疗到家用医疗。
成立到现在,洛可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养设计师,养了1000个设计师。
突然发现10年的时间里,洛可可变成了全球最大的一家工业设计公司。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涨不上去了,1000个人太难管理了。
我就问了好多人,这怎么办呢?
这时Uber出现了。他们没有一个司机,但他们是全球最大的出行公司。所以我们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破界创新。
我们要用社会化创新干掉原来的自养设计师模式。
今天中国有1800万设计师,全球接近上亿的设计师都在设计新的东西。100亿物联网产品将要诞生了。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最重要的是40亿的用户、消费者开始介入了智能消费的领域。从信息时代到消费互联网,今天全球终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巨大的梦想和趋势,就是产业互联网。
我们和北汽合作造了一辆车。5万多个用户和上百个全球设计师参与。今天的新能源电动车像我们家里的一个普通电器一样,可以由用户来造。
这是一个群体创造概念。今天海尔为什么用小微的逻辑做产业?其实也是在做群体创造。
3亿用户造音响,一年卖出250万台
除了给北汽做,我们还用这种方式,给奥迪、宝马,乃至中国80%的新能源电动车做设计,把用户拉进来。
产业互联网把消费者、用户、智能工厂和设计师,乃至科技,结合到一起。社会化产品创新平台诞生了。用户发起设计的机会产生了。群体创造的机会产生了。
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叫“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今天最大的群体创造是消费者更有想象力了。
除了造车还能干什么呢?喜马拉雅有3亿用户,我们动员他们一起来造智能音响。未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语音来控制,包括家里的扫地机、窗帘,都可以语音来控制。
我们和3亿用户合作,把全球的设计师导进来,一年就卖了250万台智能音箱。这几年洛可可就是在构建一个群体创造模式,包括用户、设计师、品牌、供应链,和整个研发机构。
群体创造时代将是未来的一个全新的时代。不只有创造性,而且效率很高。
产品从原来的170天的研发,直接变成了11天。因为调研不需要了,用户直接参与。有几十万用户在里面说我想要什么东西。其实群体创造是品质与速度两个维度的创造。
消费者比企业更有想象力。今天的智能工厂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由工厂产生想象力的模式。
原来的工业时代是把消费者看成买卖。今天想象力时代其实是从消费品到想象力服务,从消费者到用户的整个过程。
海底捞开始用智能盘子干掉餐厅服务员
一个企业要不断地破自己的界,不断地干掉自己。这两年我们突然发现智能的出现,那就继续破界创新,用智能的工厂加智能设计师。
2019年洛可可平台上将做1万款产品,60%是万物互联的智能产品。
今天一个企业找我们做一个米桶,我们说不要做米桶了,做一个智能米桶。这个米桶没有米了,一键可以直接采购,装什么米都知道。今天我们一个月能做30款智能牙刷。
其实人们已经从功能时代进入了智能时代,因为智能不是一个技术,大数据也不是一个技术。
智能和数据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未来会变成一种文明。
10年前洛可可就开始跟海底捞合作设计智能餐厅。我们帮海底捞做的每一个盘子都是智能的,底下有芯片,放了多少菜都知道,包括用智能臂来驱动盘子。还可以用智能口味去匹配不同用户的习惯,包括360度的智能场景。
海底捞开始用机械臂来干掉厨师,用智能盘子来干掉餐厅的服务员。这是现在的餐厅,到北京就可以看到一个从产品智能到场景智能的过程。
我们以前消费的是一个产品,今天消费的是一个全新的场景。智能是整个数字化逻辑,包括:
数字化用户体验
数字化在线交互
数字化的透明接口
数字化的协同网络
万物互联时代是一个必然,但是今天新物种还是偶然。当新物种也变成必然的时候,智能时代就真的到了。
时代给了年轻创造者全新的机会
洛可可到现在只有15年,但是已经经历了三破界创新,从自养设计师,到社会化设计师,到智能设计师。
我们从一家传统的设计公司到一个CBD的众创模式的平台,再到智能创造的一个模式,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在做一个数字化世界。
原来的世界只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脑子中的理念世界,一个是我们干出来的现实世界。如今出现了数字化新世界。
在数字孪生世界里面,第一有群体创造,第二有万物智联,第三有破界创新。企业必须完整地把组织破界,用智能和数据的逻辑连接用户、企业、设计师,才能真正构建一个破界的美好世界。
今天的企业比原来的企业更难做,因为今天时代的变化更大。原来的企业可能30年可以不变,但是今天的企业如果一年不变、三年不变,就可能被时代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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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上市,王卫马上就成了快递行业的首富;上市3天,顺丰股票连续涨停,市值一度突破3000亿,王卫以坐火箭的速度晋升中国财富榜第三,王卫在那段时间差点成为中国首富。
1. 王卫谈员工管理
对于管理几十万人的公司,我没有特别独到之处,只是将管理回归到人性的本质上来。
2013年,顺丰员工曾一度增长为21.5万人。要在全国范围内管理如此多的员工,流程化、制度化是“外功”之外,还有自己的4道“心法”:
心法是什么?只练外功而不练心法的人,往往很容易“走火入魔”。比心法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它真正落地。
1.管人,先用“心”
1)爱心
爱心的前提是真心。以家人似的感情关心、关爱身边的员工和同事,这尤为重要。
作为领导者,一旦有了爱心,就会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他们辛不辛苦、工资够不够、是否需要加薪和福利、是否需要晋升——这些都是领导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2)舍心
很多老板也许会想:“凭什么呢?为什么要跟我分钱?他又不是我的孩子。”
而我自问:人们可以对自己的孩子“舍得”,为什么不能对员工“舍得”?如果领导者对员工的爱心是虚伪的,那么面对很多可以给予、慰劳员工的机会,他们也不会与其分享。
领导者只有具备了真正的爱心,才会有对员工的舍心。
3)狠心
管理员工并不是“有福同享”这么简单。好比父母对于子女的期待,领导者也会让员工接受历练,其中过程可能尤为辛苦。这样的狠心并非出于痛恨,而是爱心与舍心的结果。
4)恒心
只有坚持围绕着制度,一层层真正地执行,才有机会将管理做好。这四道心法缺一不可,环环相扣。如同练级一般,要将前面的心法练好,方能完成后面的程序。“如果半途而废,那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恒心作为最后的心法,让你保证整个过程的连贯性,这样才会成功。比心法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它真正落地。
2.生命的本质是修行
员工的命运并不掌握在他的上级手里,也并不掌握在某一个人手里,而是由整个组织的机制决定的。
在我看来,人从出生开始可以控制的东西很少。是男是女、何地出生、身高长相、家庭背景均由不得人来决定,运气的好坏更无从掌握。对他而言,人生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控制,那就是态度。
积极与消极态度之间有着很大差距,如果将人比喻成一辆跑车的话,好的出身可能意味着前方有一条通畅的高速公路,然而,如果不加油,这辆车永远只能停止在路上。
态度也有正念与邪念之分。在高速公路上以积极的态度加满油去开,这就是一种正念;邪念好比是喜欢逆行、在高速公路上飙车的做法。
我坚信,因为有着正向的态度,顺丰才可以做到现在这个规模。我在管理企业、甚至自己人生中一直努力保持着平常心。
当你看得越远,你对很多日常的事情就会变得更不在意,会想,它们有那么重要吗?当你有了平常心,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换位思考就是其中的一种,把员工当作你的家人,真心关爱他们,以后也会获得回报。
3.回归到人性上管理员工
快递员是顺丰的核心资产,也是最可爱的人,他们日复一日地送包裹铸就顺丰物流帝国。所以我们要对快递员保持尊重。
管好20多万员工的方法,我是用一种“土鳖式“的管理方法,即回归到人性上进行管理。
人性需要什么,你就给员工什么。员工需要公平,你给他公平;他需要多劳多得,你要帮他算得清清楚楚。
尊重、照顾和发展机会都要给到他。不过,这样的给予要有底线,如同父母不能过度宠爱孩子,有时也要“狠心”。
我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赞同用刻板的机制管理员工,我觉得自己平时舍得下,也有一股狠劲儿。
增加可能出现的偷窃成本,是顺丰抑制员工盗窃行为的方法之一。然而一旦出现非黑即白的事件,我们也是“打得狠狠的”——顺丰内部用“奖金猎人”的方式调查员工是否有偷窃的行为。
人就是这个样子,追求快乐、逃避痛苦。你只要掌握人性,以人性化的思维设计管理方法,其实并不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不论是21万人还是40万人,只要按照人性化的方法去管理,就不会存在问题。员工的命运并不掌握在他的上级手里,也并不掌握在某一个人手里,而是由整个组织的机制决定的。
外功、心法和信仰一脉相承、尤为重要。有了心法,可以为员工一舍再舍,把公司利润一降再降。这些都是顺丰打造稳定团队、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
把一切都回归到面临什么、需要什么的本质问题上就是我的管理方法。
在我看来,生命的本质是一种修行,而修行中最大的敌人恰恰是自己。人是过不了自己的心魔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是我修行、修炼提升的对象。
2. 从王卫看创业者应具有的特质
1.看到机会并抓住机会
我走上物流的道路是偶然且必然的。
九十年代初,我经常往返于香港与大陆的,有时会受人之托捎带货物出入境。我觉得这是一个商机,开始筹划办快件公司。
2.胆气
我从父亲那里借到10万元港币, 1993年3月,我22岁,与6位伙伴在广东省顺德市注册成立了顺丰公司。
3.豪气
敲钟上市那段时间,给员工们发红包这件事,在很多人了看来是是种豪气,要知道,顺丰最重要的其实是快递员,我对员工的管理是一定要用心的。
笔记君注:在敲钟前夕,顺丰老板王卫低调现身并豪气给40万员工发红包,金额从1888到15000不等。有网友在微博晒出了获得红包的图片。
4.霸气
曾有一次,我的员工,一位北京的快递员在工作中被连扇耳光,我不低调了,我觉得不能接受打人者的调解请求,必须追踪到底。
笔记君注:2016 年,王卫曾在顺丰快递员被扇耳光事件期间在朋友圈声明:“如果这事不追究到底,我不再配做顺丰总裁!”
5.言传身教
马云曾说,“很多人认为创业就是为了赚钱,可是我创建阿里巴巴却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让自己以后有更多的经验教给学生。
大学生的学习不光是学书本的知识,还有社会实践。不论我创业成功与否,将来我再回到讲台的时候,至少我会比大学里其他老师多了一些经验。”
我现在是总裁,时常也在做着搬运工作,并且还很有劲头,一直保持每天工作15个小时。
为什么顺丰发展如此之快?我想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速度快。
在国内,顺丰是第一家真正把快递做成“快“递的物流公司,信函今天从北京寄出,次日早上到达上海,快速服务带来用户口碑。
所以,当四通一达痴迷于价格战时,顺丰仍坚守20元。
二是布局快。
我知道,同行们时刻关注着顺丰的一举一动,因为顺丰今天做的事可能是同行明天要做的事。
比如,2009年经济危机,顺丰陷入历史上少有的亏损状态,但依然申请成立航空公司、购买飞机,等经济危机一过,顺丰就又迎来一波涨势。虽然现在也有通字辈的同行开始拥有了货运飞机。
三是创新快。
在传统行业转型互联网的大风口下,顺丰在近几年动作频频,进军电商、布局嘿客等。
一方面通过转型探索未来出路,另一方面希望员工不轻易掉队。尽管嘿客被吐槽四不像,我们、团队的创新精神走在行业前列。
我觉得会做这些创新,很大程度上源于我是一个危机意识很重的人。
我意识到未来会有风险。不能等到穷的时候,再考虑改变。在还有本钱,还可以任性的时候,就要去试错、去尝试。在这个创新的过程里,10样东西有1样成功了,可能就是规避未来风险的重要业务。
积极乐观,敢于去尝试,敢于去学习,才是迎接危机的正确态度。你既想马上改变,又想完全准备好,不犯半点错,对不起,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不会给任何人这样的机会。
坦白说,在一些新业务领域,创始人有时候都是半桶水。能力不够没关系,积极去做,努力去学嘛!
就我自己而言,这20多年里,难道我是接受了大公司的熏陶锻炼才做成顺丰的吗?每一年,公司的体量都在增长,你认为是有外面其他大企业的CEO提供了借鉴或帮助,我们才做好管理的吗?
如果真有这样的好事,我也乐得清闲。
恰恰相反,这些年完全是由我们自己独立操刀来完成的。这一路,我们都是通过“边走边看,边看边学“来不断提升自己的。
所以我认为,不要再问有没有准备好、是否完全具备某项能力……对于公司发展和变革来说,时不我待。
现在的企业都是边走边看,边看边学,边错边改,这就是迭代。不是说一下子就要你拿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或产品来,而是要有敏锐的嗅觉和快速纠错的能力。这就是我想你也听得耳朵要起老茧的互联网思维。
如果一款产品你要等研究到完美状态再推向市场,可能属于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面世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
四是坚持价值观。
如果不是始终把客户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如果没有坚定的价值观,始终是把员工、客户摆在非常高的位置,我和顺丰走不到今天。
3. 顺丰快递的新招牌——“科技”
目前,顺丰正在向外界展示更多的“科技范“,因为我认为,在现在形势下,科技才是一家物流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未来发力重点。
1.从无到有的顺丰科技
顺丰在单一业务的背景下希望有相关 IT 技术部门去做职能业务,比如财务系统开发,于是就成立了科技公司。
目前顺丰科技拥有超过 2000 人的 IT 专业技术队伍,自主研发获得专利、软件著作权四十多项。
顺丰内部的一些产品,比如无纸张运单和私密运单等,都由顺丰科技去参与或者主导,后续推广落地和运营的事情也都由顺丰科技负责。
数据是物流管理的基础,数据化是粗放型管理与精细化管理的首要区别,物流企业首先要建立数据的标准和规范,完善数据的采集与管理,把所有业务的过程变成数据,实现有数据,到用数据的转化。
一家优秀的物流公司一定是通过数据、计算来规划和运行。如果物流公司放弃计算,就是放弃未来,放弃自己的生存权。
我们认为,未来的物流具有互联互通、数据驱动,深度协同、高效执行等特点。
互联互通、数据驱动就是所有物流要素互联互通并且数字化,以数据驱动一切;深度协同、高效执行就是跨集团、跨企业、跨组织之间深度协同,调度整个物流系统中各方高效分工协作。
2.探索平民化的技术
近两年,无人机、无人驾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在快递物流行业不断应用,我们顺丰科技更关注技术是否能够落地,是否能够帮助业务解决问题和创造价值。
顺丰探索一种更加平民化的技术,因为顺丰科技是要把最好最实用的技术整合到业务场景中,新技术只有在全面论证和试验可行的前提下才会大规模推广和部署。
在某些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环境和条件还不明确和明朗的情况下大肆宣传可能会毁掉这个行业。
顺丰一直在努力打造“科技武装下的数字化快递小哥“,如果给小哥装配更多更好的穿戴式设备,他们不仅在传递包裹,更是在传递数据。
实际上,纵观从无到有的中国快递业,从原始的手拉肩扛,到机械化应用,再到如今的大数据挖掘,中国的快递业的科技含量正不断提升,行业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全新的转型阶段。
引领这场升级转型的不仅仅是模式和资本,更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
4. 物流行业新趋势
我在物流行业20多年了,从“黑速递”到“黑马”,快递行业整体营商环境的变化,我的感受尤为明显。
我认为,快递发展到现在,大的环境可以分成3个阶段:
第一个是“潜龙在渊”,也就是刚开始进入市场时被认为是”黑速递”;
第二个是“见龙在田”,在2007年重组后的国家邮政局推动下得到认可,获得身份,形成规模;
第三个是“飞龙在天”,也就是在政府支持下,快递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和突破。在这方面,科技就是需要下大力度思考结合方式的一环。
我也认为,快递企业遇到问题不能只靠政府,最根本因素还在企业自身。比如不能依赖单一的发展动力,要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变化,立足快递但不能为快递所困,迈向大物流的更高层面。
每个企业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只能靠自己变革、自我修炼。中国快递人有自己的坚守,会承担应当担负的责任,什么都不能阻挡我们的脚步。
欲成大事者,先要学会做人,懂得为人处世之道。2008年10月,在日本京瓷公司总部,44岁的马云前去拜访了76岁的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马云表示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模式让他受益匪浅,并深深地影响了他。
2013年1月,马云决定把阿里巴巴集团拆分为25个事业部,如天猫事业部、阿里云事业部、聚划算事业部等,每个事业部独立经营。这个想法与阿米巴经营模式如出一辙,就是将阿里巴巴划分成各个阿米巴组织,每个阿米巴都有一个负责人来带领其经营,发挥全员的潜力。通过经营权利的下放,也开始培养了员工的经营意识,挖掘员工的经营潜力,快速地培养了一批人才。
通过事业部组织的独立运营,每个事业部都可以独立应对激烈的外部市场竞争。当遇到销售寒冬时,各个事业部必然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出应对措施,此外各个事业部之间也存在内部竞争,互相促进,这样不仅可以为阿里带来新的经营思维,也使得阿里内部充满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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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是一个普遍现象
人们对商业活动的仇视和对企业家(商人)的偏见和敌视,在今天被称为「仇富」,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现象。从古代到现代、东方到西方、宗教到世俗,概莫例外。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鄙视商业活动,孔子对商人的评价也不高。圣经里说,爱钱是万恶之源;让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商人不能从政,也不能被封为贵族。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商人在底层,更有「无商不奸」的说法。现代西方媒体上,「贪得无厌」似乎是针对企业家的专有形容词;电影里的企业家形象,大部分是负面的;当有金融危机发生时,甚或讨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时,企业家经常被指控为罪魁祸首。因此,「仇富」不是一个文化现象,中国人「仇富」,西方人也「仇富」。「仇富」也不是一个历史现象,落后地方的人「仇富」,发达国家的人也「仇富」。
为什么人类历史上存在普遍的仇富、仇视商业行动、仇视企业家的现象?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仇富」的背后一定有更深的根源。
有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做过探讨,其中有几位学者的观点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很有帮助。第一位是路德维希·米塞斯,他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反资本主义心态》(The Anti-capitalism Mentality)就是专门研究人们的仇富心理的。第二位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是米塞斯的学生,也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有好几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 1988 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这本书的第 6 章「贸易和货币的神秘世界」就是解释人们为什么仇视商业活动。第三位是美国杰出的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他写了《知识分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书,这本书对知识分子的分析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的仇富心理,因为现代社会的仇富心理很大程度上是一些知识分子灌输出来的。第四位是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雷纳·齐特尔曼,他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作家,出书 20 多本,其中有两本对我们理解人们的仇富心理特别有价值,一本是《资本主义的力量》(The Power of Capitalism),另一本《公众舆论中的富人》(The Rich in Public Opinion),分别出版于 2019 年和 2020 年。这两本书目前还没有中文版。
《资本主义的力量》、《公众舆论中的富人》
基于以上四位学者的观点和我本人多年来的思考,我将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归纳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心理学的;另一个原因是认识论的。心理学的原因是嫉妒心,认识论的原因是对知识的误解。
2. 敌视企业家的心理学原因:
嫉妒心
嫉妒心在中国被称为「红眼病」。嫉妒别人就是眼红别人。嫉妒扎根于人性中,每个人都有嫉妒心,尽管许多人羞于承认自己有嫉妒心。嫉妒心超越历史,古代人会嫉妒,现代人也会嫉妒。嫉妒心也超越人种和国界,超越文化。白人会嫉妒,黑人会嫉妒,黄种人也会嫉妒;纽约人会嫉妒,北京人也会嫉妒。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德国学者赫尔穆特·舒克(Helmut Schoeck)的经典名著《嫉妒:一个社会行为理论》(Envy: 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于嫉妒心的程度不同,以及控制嫉妒心的力度不同。
嫉妒心可以定义为:一个人看到别人有但自己没有并且渴望有的某种东西时,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受,甚至心生怨恨。引起嫉妒的东西包括财富、名声、社会地位、美貌、才能、考试成绩等。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差别都可能引起嫉妒。比如说,别人的孩子上了好学校,你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就会心生妒忌。
嫉妒不同于羡慕。羡慕是自己想得到;而嫉妒是希望别人失去,无论自己是否能得到。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嫉妒心很强,当他看到富人破产,或名人出丑闻,或美女被毁容时,他会幸灾乐祸。(有学者区分了善意的嫉妒(benign envy)和恶意的嫉妒(malicious envy)。以此定义,本文针对的是恶意的嫉妒。但多数学者不赞同这种划分。)
嫉妒心让当事人感到不舒服。按照米塞斯的理论,人之所以行动,是基于对现状的不满。因此,为了释放这种不舒服,人们就会采取行动。总结起来,嫉妒大致有五种解法:
第一,谴责社会不公平。当嫉妒者看到自己处于劣势时,首先产生的是一种不公平感。我比你穷,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努力或者没本事,而是社会游戏规则不公平。凭什么我的孩子不能上好学校?凭什么你长得漂亮就受人关注?于是我就产生改变游戏规则、改变社会现状的想法。(现实中不公正确实存在,但与嫉妒者谴责的「不公正」不同。)
第二,寻找替罪羊。人类普遍具有的一个心理特征是,自己的不幸都是别人所造成的,自己没有责任。这个「别人」,就是自己不幸的「替罪羊」。替罪羊必须是少数人群,因为把特定的少数人作为替罪羊,容易集中火力,博得大众的同情和支持。比如希特勒就把犹太人作为德国所有不幸的替罪羊。任何社会,富人总是少数,所以富人容易变成贫穷的替罪羊。我之所以穷,是因为那些有钱的老板(企业家)把钱赚了。
第三,占据道德制高点。财富有相对客观的标准,容易度量,但道德却没有客观标准,不容易度量,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道德高尚。由于这个原因,失败的人很容易占领道德制高点:我之所以穷,是因为我道德高尚、为人正派、心地善良、看重感情;那些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冷酷无情、损人利己、不讲道德、欺诈、说谎、为富不仁。一句话,财富与道德是成反比的。我们常听到「为富不仁」这个词。但穷人就一定仁义吗?不一定。就我的观察,为富不仁者有,但为穷不仁者更多。那为什么有「为富不仁」这个成语,没有「为穷不仁」的成语?答案与仇富心理有关。
第四,改变比较的领域。化解嫉妒心的另一个办法是强调自己有优势的领域,贬低别人有优势的领域。因为不同领域通常是难以比较的,改变比较域有助于减少心理不平衡。比如你有钱,我不与你比财富,而是与你比幸福:钱不一定能买来幸福;你能力比我强,我不与你比能力,我与你比善良:善良比能力最重要;你长得比我漂亮,我不与你比相貌,我与你比智力:漂亮的女人通常都比较笨;如此等等。
第五,归结为运气。运气是个人无能为力的东西。当一个人将别人的成功和自己的失败归结为运气时,通常就不会那么难受了。比如赌博或者买彩票,我输钱了是因为我运气差,这样一想内心就释然了。
以上五种解法,前三种解法导向主动的、进攻性的行为,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甚至引发「打土豪分土地」式的暴力革命;后两种解法导向被动的、和平的行为,个人修身养性,不会对社会产生大的影响。
嫉妒心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影响远远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平均主义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嫉妒心的产物。计划经济就是改变传统的游戏规则,满足很多人均贫富的心理,因而也是嫉妒心的产物。每个人都吃一样的、穿一样的、住一样的,谁也别有优越感。你比我富有,钱比我多,房子比我大,社会地位比我高。我的财产充公,我乐意,因为毕竟,你比我失去的更多。
贫富是个相对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每个人的生活多么富裕,富人总是少数。所以,嫉妒总是有对象的,平均主义在任何社会都有民意基础。但平均主义的制度安排只能「杀富」,不可能「济贫」,因为财富是创造出来的,你可以没收已有的财富,但不可能没收本来可以创造出来但没有人愿意创造的财富。其实,「济贫」本来就未必是目的。
嫉妒心也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心理学基础。看到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被拉下马,被批斗、游街,被关进监狱,许多人会获得一种心理满足。
接下来的问题是,传统社会也有富人,但他们并不遭受普遍嫉妒;相比之下,商人和企业家最遭人敌视。为什么?很大程度上与市场的运行特征有关。
嫉妒是基于相互比较产生的,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而比较就会有范围,即你跟谁比。一般来讲,人总是倾向于跟同类比较,比如跟同班同学比,跟左邻右舍比。可比性越强,嫉妒心就越大。所以嫉妒通常发生在同类之间,比如中国人会嫉妒中国的富人,但不太会嫉妒美国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人也不嫉妒城市人,因为出生在农村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
能成为比较对象的人们之间一定不能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身份社会,一个人的等级和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获得的,所以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不可比较。中世纪的贵族是历史形成的。同等级贵族之间相互嫉妒,但平民不会嫉妒贵族,因为他觉得自己穷是命中注定。米塞斯就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如一名妇女对她丈夫抱怨说,「看你这个窝囊废!如果你是一位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丈夫的回答让她哑口无言:「如果我是公爵,我就不会娶你了」。正如米塞斯所说,「贵族的财富不是一种市场现象」,但企业家是市场现象。在市场经济下,别人赚钱了但你没有,这时候你在太太面前就会自卑。
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钱成了通用的财富度量单位,所以可比较的范围就大大扩展了,不会像传统社会或者小乡村那样限制在同等阶层内。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人员流动以后,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和任何人比较,哪怕是陌生人之间,过去没法比,但现在可以比较了。于是人们就会想:「那个富人,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和我一样,甚至他的家庭条件还不如我,为什么他变得那么富有?」如果他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笔财产,那倒也罢,说明他不是靠自己。恼人的是,他白手起家变富了,而我没有,这就会让人很不舒服。因此,现在的企业家也更容易被人嫉妒。
市场经济下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做企业家,当企业家没有制度障碍,但成功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也就 1% 左右,而杰出的企业家只会占人口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因此,企业家是社会问题「替罪羊」的最合适人选。骂企业家,说他们「贪得无厌」也好,「为富不仁」也好,即使不能得到多数人的喝彩,至少不会得罪多数人。
嫉妒的认知基础是零和博弈思维。零和博弈意味着社会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一个人所得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所失,有人变富就一定是有人变穷。如果社会是正和博弈,那么嫉妒也就失去了大部分基础,因为富人并没有侵害穷人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致富的机会,别人能得到的你也有希望得到,只要你努力就行。人们为什么一直保持着零和博弈的思维呢?这与人类的演化有关,美国经济学家保罗·鲁宾(Paul Rubin)在《大众经济学》(Folk Economics)一文中,对此有过论述。在数百万年历史中,人类社会没有什么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资源非常匮乏,土地作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资源,面积有限,这块地你种了我就不能种,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就形成了零和博弈的思维,直到今天也没从根本上改变,即使真实世界是正和博弈。
3. 敌视企业家的认识论基础:
对知识的误解
敌视企业家的第二个原因与人们对知识的理解(误解)有关,或者说与人们的「无知」有关。
人类进行很多生产活动,其中有些活动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农民种地,春种秋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工人做工,从早到晚,出力流汗,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这些劳动付出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毫无神秘性可言。
然而,一般人搞不明白企业家为什么赚钱。企业家既不像农民那样下地干活,也不像工人那样出力流汗,凭什么腰缠万贯?特别是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对物质形态的产品没有做任何改变,为什么就能赚钱?唯一的答案是,他们靠贱买贵卖赚钱,既欺骗卖者,又欺骗买者。
有一个解释是,人们不理解「知识」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你是体力劳动,我是用知识进行劳动。如果人们能认识到企业家是用知识来赚钱倒也可以消除一些偏见,但问题是人们对知识的理解有偏差。
古今中外,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读书人都受尊重。中国人的说法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通常人们理解的知识是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的知识、需要花时间积累的知识。哈耶克称这些知识为「科学知识」,博兰尼称之为「显性知识」,索维尔称之为「程序性知识」,我称之为「硬知识」。
实际上,还有一种不同的知识,哈耶克称之为「实践知识」,博兰尼称之为「默性知识」,索维尔称之为「平常知识」,我称之为「软知识」。这种知识不是来自书本或老师,也没有办法在科学上得到证明,甚至与你花多少时间学习无关。这种知识的最大特点是不容易编码和传播,只能拥有者自己使用。
对企业家来说,决定其成败最重要的是实践知识、默性知识、平常知识,或者说是软知识,而不是科学知识、显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硬知识。后一种知识虽然重要,但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因而与此相关的工作甚至可以委托给专业人员去做。企业家的软知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独特的企业家能力,包括想象力、直觉、警觉性、视野、判断、潜意识、交流能力、说服别人的能力、组织能力等。这种能力大部分人不具有;即使有,也不突出。
因为大部分人理解不了软知识的重要性,所以企业家赚钱似乎就成了「无中生有」、「空手套白狼」,背后一定隐藏着魔法、欺诈和不道德的行为。于是,当看到那些小时候调皮捣蛋、从学校辍学的同学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时,有人就会心里不服气:「我从小就是好学生,还留学读了博士,但他反而赚得比我多。岂有此理!」
4. 西方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
把心理上的嫉妒和认识论上的无知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西方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这里讲的「知识分子」,是指知识分子的主体,不是所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更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学者。
按照托马斯·索维尔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指生产和传播理念的人,他们的最终产品是理念。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但医生和工程师不是,因为后两者工作的最终产品是治病或完成某项工程,而不是理念。但像张文宏这样的医生,当他开始向大众讲授新冠防疫路线的时候,就成了知识分子,因为他在传播理念。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还包括媒体人,他们主要是向大众传播理念。
知识分子是理念市场的主导者。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舆论空间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塑造的。一般人比较崇拜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有知识,但我这里要泼点冷水。英国作家、《 1984 》的作者乔治·奥威尔说过一句话: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些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这些理念。事实也是如此。比如,上世纪 50 年代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农民都觉得不可行,但一些知识分子觉得可行,大力鼓吹,事实证明在这件事上,他们比普通人蠢得多。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来自某些知识分子坚信不疑但确实非常愚蠢的理念。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导致这么大的灾难,按照索维尔的解释,是因为:第一,对理念的评价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内部做的,不是由外部人做的。因此,即使很荒唐的理念,只要有足够多的同行认为它能自圆其说,接受它,附和它,就会流行起来。第二,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无须对自己理念的实施后果承担责任,甚至在他们的理念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他们在学术界的声誉也不会受到影响。比如,萨特在德国学习哲学后于 1939 年回到法国,然后他告诉这个世界:法国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区别不大。但即使在纳粹德国垮台后,萨特照样是学界教主,受到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崇敬。萨特不是一个特例。上世纪 30 年代大肆吹捧希特勒的著名知识分子很多,但很少有人后来向公众道过歉。
这与企业家形成鲜明对比。企业家出售的是产品(或服务),他们的产品的评价者不是企业家个人,也不是企业家集体,而是他们的客户。如果他们欺骗了客户,即便不遭受牢狱之灾,也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客户不买账,企业破产了,企业家损失的不仅是金钱和财富,而且还有他的声誉!
知识分子的理念可能不正确,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影响力。直到今天,大部分西方知识分子是市场经济的批评者,对企业家没有好感。或者可以说,西方知识分子总体上是偏左的。社会上许多关于企业家的负面形象都是左派知识分子精心塑造出来的。企业家与工人对立的理念就是知识分子灌输给工人的,而不是普通大众想出来的。按照雷纳·齐特尔曼的说法,反资本主义是西方很多知识分子的「世俗宗教」。
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敌视,既与人类的嫉妒心有关(米塞斯,齐特尔曼),也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误解有关(哈耶克,索维尔,齐特尔曼)。
读书人一直是自负的。所以索维尔引用丹尼尔·富林的话说:「知识分子容易因为他们自己拥有的智慧而妄自尊大」。他们认为自己是「知识精英」,理应获得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受人敬重。历史上也确实如此。中国的读书人好多经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做官,有的可以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应了那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但在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有了竞争对手——「商界精英」。商界精英读书没他们多,但赚的钱比他们多,所以知识精英对商界精英有一种本能的嫉妒、反感和怨恨。
知识分子倾向于认为,他们拥有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唯一的知识,他们所不知道的就不能算作知识。他们看不上企业家所拥有的软知识、平常知识。市场经济中,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更不会用科学方法证明自己的观点。即使有些企业家受过正规教育,也不大可能是班上的优秀学生。市场经济中,这些硬知识不硬的企业家,比那些硬知识很硬的知识分子更富有、更神气、更能呼风唤雨,社会地位也不低。如果企业家再表现得财大气粗,让知识分子感到捉襟见肘,甚至像个要饭的,这就更让知识分子心理难以平衡。社会一定出了问题!
罗伯特·诺齐克指出,知识分子优越感的种子从儿童开始就种植下去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好坏等级都是按照考试成绩排序的,奖牌总是授予尖子生。怎么来到社会上,奖牌与学习成绩无关了?为什么著名哲学教授的收入居然没有一个杂货店老板的收入高?研制导弹的居然不如卖茶叶蛋的?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乾坤大颠倒,市场经济一定不公平。而一旦这样的舆论多了,也会导致企业家开始自卑。这也是许多企业家想再读个学位的原因之一吧!
进一步,如哈耶克所说,知识分子有一种「致命的自负」,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构建一个理想社会,有资格充当社会进步的向导。知识分子不喜欢自发秩序,因为自发秩序让他们感到无用武之地。市场经济是自发演化而来的,不是知识分子设计的。相反,计划经济是少数知识分子设计的,然后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传播给大众,同时靠强权施加给社会。因而毫不奇怪,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有一种基于「非己所出」的疏远感,但对计划经济有「视同己出」的亲近感。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市场经济在与任何现存制度的比较中总是胜出,所以知识分子不愿意把市场经济与其他的现实制度相比较。相反,他们总是想象一个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然后把现实的市场经济与他们的理想社会相比较,结果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不如理想的乌托邦。这成了他们批判市场的依据。如索维尔指出的,左派知识分子有辞令技巧的天赋,擅长语言腐败。他们用「关心穷人」「关心弱势群体」「承担社会责任」等一大堆词汇圣化自己的理念,以显示自己的道德高尚。当然,即使对左派知识分子,我们也不应该怀疑他们的真诚,他们的错误更多地来自无知。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他们既不负责政策的实施,也不对政策实施的后果承担责任。他们制造的灾难总是让许多其他人付出惨重代价,他们自己却毫发未损。
据我的观察,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的敌视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么普遍和强烈。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下生活过,计划经济下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让他们记忆犹新,而西方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体验过计划经济下的生活。
企业家的知识化会改变人们的偏见吗?这个问题也值得思考。今天的企业家与 30 年前的很不一样,与 200 年前的就更不一样。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上过大学甚至拥有博士学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中有不少人成为了杰出的企业家。
但这是否能改变许多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也许不能。因为同样读过大学的人中,成为企业家的通常是那些在读书时并不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都去当教授或从事其他需要程序性知识的工作了。比如,物理学博士中有些人弃学从商,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学术上没有前途,而那些学术上有前途的同学都去做科学家了,但他们赚得收入可能还没有从商成功者的零头多。因此,即便企业家拥有了更高的学位,知识分子也很难改变他们对企业家的偏见。
5. 经济学家的贡献和责任
经济学家对人们正确认识企业家的最大贡献,就是经济学有助于将人们的认知从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其中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贡献至今无人企及。在亚当·斯密之前,普遍的认知是利己一定损人,赚钱就是不道德的行为。亚当·斯密让人们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利己不仅不损人,而且是利人的最有效方式;赚钱多少与道德无关,靠商业致富的人不再背负道德枷锁。
但对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经济学家也是有责任的。主流经济学假定企业决策就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是一个计算问题。这实际上又把财富解释为一个由给定技术和资源决定的固定的量。进一步,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任何可欲的财富再分配都不会影响给定分配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如此一来,效率和平等可以分开处理了,最理想的模式是市场负责效率,政府负责平等。这样的模式听起来是很诱人的!
进一步,在经济学的理性决策模型里,所有人拥有同样的信息和知识,所有人可以获得同样的技术,所有人同样聪明,实践知识是没有价值的,企业家是多余的,企业家所做的工作计算机就可以完成,经济增长与企业家无关。在新古典市场范式里,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是等价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坏。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办法解释长期利润的存在。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里,利润是市场不均衡、经济无效率的表现,与企业家精神无关;长期利润一定是因为存在垄断,而垄断是损害效率的,反垄断不仅可以改进效率,而且有助于收入公平。
正因为如此,尽管经济学家中反市场、敌视企业家的比例远小于其他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懂得经济学并不一定能免除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写的文章和书基本都是反市场的。在他看来,任由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一定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靠政府干预。
6. 结束语:如何减少对企业家的敌视?
人类的进步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也就是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企业家精神要想得到有效发挥,人的嫉妒心必须受到抑制和化解,不能让嫉妒之心变成嫉妒之行。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与人们的嫉妒心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有关。如果一个人做的蛋糕所有人有福同享,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做蛋糕。如果一个人做企业家,成功了就遭众人嫉妒,每个人都可以瓜分他的财富,失败了大家就幸灾乐祸,那还会有多少人愿意做企业家呢?
如何抑制和化解嫉妒之心?可以从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从制度上抑制嫉妒。私有财产制度和法治是抑制嫉妒心最有效和最根本的手段。眼红可以,但掠夺不可以!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嫉妒之心就会变成掠夺之行,企业家精神就会荡然无存。
有必要强调,尽管嫉妒心经常披着「社会公正」的外衣,但这不意味着「公正」本身是不重要的。恰恰相反,公正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公正,就没有市场经济。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公正?在我看来,真正的公正是法律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这样定义的公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法律上的平等是每个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和自由,没有任何人享有他人无法同等享有的特权。人格上的平等是每个人的人格得到同等的尊重,没有人在人格上受到歧视。无论是保证法律上的平等还是捍卫人格上的平等,对私有财产的有效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侵害财产权是最大的不公正;赋予某些人特权也是不公正的。这样的不公正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不相容。尽管个别企业家可能利用特权赚钱,但企业家群体同样是特权的受害者,不应该成为「不公正」的替罪羊。嫉妒者要求的「公正」,才是真正的不公正。
二是通过道德规范抑制嫉妒。《圣经》将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规劝人们应该尽量避免嫉妒。许多不同的文化都有抑制嫉妒心的戒律,如中国人讲的「无功不受禄」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这样的戒律。
我们必须认识到,平均主义是嫉妒的表现,不是解决嫉妒的办法。用平均主义的再分配解决嫉妒就如同火上浇油。赫尔穆特·舒克早就指出,嫉妒过程一旦启动,就不会停止,嫉妒者总能发现嫉妒的新理由;越是平均主义的社会,人们的嫉妒心越强;你给予的越多,越是证明你的优越性,你失去的是多么微不足道。中国有句古语「升米养恩,斗米养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观察表明,在福利国家,一个人想得到的总是大于他实际上能得到的;如果失败了,他责怪的是父爱主义的国家,而不是自己。因此,福利国家一定是怨声载道的国家。
为了减少人们对企业家的敌视,除了抑制嫉妒心,我们还必须改变认知局限导致的无知。这也有两个方面的事情可做:
一是改变人们的观念。在 1985 年发表的《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一文中,我列出十大观念转变,其中讲到财富观和劳动观的改变对我们理解企业家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认为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零和博弈)而不是一个可以创造的量(正和博弈),就容易把别人发家致富当作自己贫困的原因,容易得「红眼病」,热衷于搞阶级斗争;如果我们认为劳动就是出力流汗,不把企业家精神的使用当作特殊形式的劳动,我们就很难理解企业家为什么赚钱。很遗憾,将近 40 年过去了,我当时讲的观念变革还远没有完成,所以前一段时间我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并改题目为《未完成的观念转变》。
二是建立一个正确的市场理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因而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经济学家有责任建立一个正确的市场理论,即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市场理论。这样的市场理论才有助于减少基于认知局限造成的对企业家的偏见以及反市场心态。为此,经济学必须有一个范式转变,把知识的分散性和主观性当作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分散知识的有效利用当作经济的基本问题。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企业家是如何创造财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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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山西暴雨#屡次冲上微博热搜。
却始终,排在数名之外,无人问“晋”到令人心疼。
10月3日以来,山西突降强劲暴雨。
太原、阳泉、临汾、吕梁等18个县(市、区)降水创下累计降雨记录。
受连续降雨影响,山西多地出现内涝、地质灾害。
暴雨成灾,一片洪泽。
4名交警不幸遇难,27座煤矿停产!
山西省已启动地质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10月5日,山西省乌马河清徐县、祁县段发生多处决堤,多个村庄进水。
当地组织8个村庄,约1.5万人连夜撤离至安全地带。
奔涌的山洪一泻而下,瞬间湮没了房屋,汽车瞬间变成了“玩具”。
山西昌源河大桥桥台被冲垮,枕木悬空,岌岌可危。
停运的旅客列车增至10对,800余名救援人员紧急赶赴现场,全面抢险。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平遥古城,第84号内墙发生局部坍塌。
坍塌长度约25米,场面曝光,令人揪心。
没人援助,卡车公交车,直接投河堵住堤口。
可屋漏偏逢连夜雨!
最近的山西,气温骤降,也让人的心也凉了个彻底。
据网友爆料,山西介休宋安村被洪水围困,受困群众约2000人。
他们统统都被泡在水里,积水最深可达2米,可只有一个冲锋舟。
山西阳泉男子驾车被洪水冲走,只好爬上隔离墩。
生死攸关之际,消防员趟过滚滚洪流,跪地救援。
抗洪战士连续奋战20小时,躺在泥地里都能睡着,而当时的气温只有2°。
救援人员喝水,手都在不停地打冷颤,浸湿了多少人的双眸?
不敢想象,这么多人在水里泡着,是多么刺骨的疼?
谁能想到,当我们在外游山玩水,正有人在水下抢救家园。
他们一边自救,一边还在为保障14省的煤炭供应。
此刻的山西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艰难。
01. 说实话,山西人的朋友圈,我不忍心去看。
当山叔点进“山西暴雨”的话题,到处都是“求求大家看看山西吧”。
而不是“山西加油”。
更有甚者,山西暴雨的情况下,还有人只关心山西能不能按时供煤!
那一声“十四省的火炉,烧的是我们的故土”的无奈,振聋发聩。
那一句“山西太乖了,每次都是自己爬起来,低头看看伤疤,
说一句加油,然后推起自己的小煤车”,憨厚的让人心疼。
山西的煤,可以点燃每一处需要光的地方。
却照不亮自己的天空,热不了自己的土地。
有人会说,委屈什么?
那么你看看山西疫情下做的其他事情。
2020年新冠疫情危急之时,各地出动医疗队支援湖北。
只有山西以一援三,一省之力援助天门、仙桃、潜江。
然而知之者,甚少。
因为在山西人心里觉得,都是自家亲人。
蒙难受困之时伸手相助,是理应如此,何足挂齿。
上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山西的煤炭曾照亮了全国一半的灯。
可是灯光照亮了他乡,污染却留给了故乡。
山西因煤炭长期开采带来的经济结构问题、环境污染问题。
郑强教授说过:山西给中国这个国家做了太大的贡献,山西挖煤挖了近代几百年。
尤其是这70年,山西就像一个美丽的少女,献血啊,抽到中年,继续抽。
现在抽到一位老妇人,血管都要被抽干了。
可她,还要帮!
前段时间,多地限电,煤价上涨,数亿人民一筹莫展。
山西,又颤颤巍巍地走来了。
上月底,山西与河北、山东等14个省区市当机立断签订煤炭中长期合同,保障能源供应。
可这背后,意味着,山西放弃了高价,抽血供煤,只为全国人民度过一个暖冬。
寒冬即将来了,只有山西做到了字面意义上的“雪中送炭”。
推至到近日暴雨,煤炭大省的山西人却要报团取暖,格外让人动容。
真的,我们总不能让山西一直吃亏吧!
02. 没错,山西一直来以粗犷的形象示人。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山西就等同于煤炭、煤老板和暴发户。
其实,山西这座城市最大的特点,是有担当,有温度,让人心安。
他们有委屈,但他们从来不说。
他们有瑰宝,却从来不炫耀。
山西作为全国古建筑最多的一个省份,有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平遥古城
世界最大最古老的照壁:大同九龙壁
世界最大的皇家祠堂:晋祠
在古时,运城是尧舜禹的中心区域,所以这里也是我们华夏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这里更是最早叫中国的地方!
俗话说的好:三千年文明看陕西,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 。
他们没有北上广深的繁华,却仍然努力保存着老祖宗的智慧。
可以让子孙后代看到先人的智慧,为自己中华民族的后代而骄傲。
可如果不是这次暴雨,我们永远想象不到,他们光鲜亮丽的背后,满是荆棘。
山西,十一个地级市,除去省会太原,剩下都是四线五线。
我们不知道,山西连基本县都还没做到通高速、通火车。
就连通国道还是近一年才修好,太原仅仅开通一条地铁线。
矿上的工人,每年都有很多在井下工伤残断腿断胳膊甚至瘫痪失去劳动力。
山西1/7的土地因开采地下采空导致村庄、房屋裂缝、地下水下降、粉尘污染严重。
网友说: “小的时候,很多次爸爸和我说,你知道吗其实你脚下踩的很多地方,都是空的。
所以经不起很大的自然灾害,那个年纪还不是很懂,这次暴雨看到很多地方的塌陷。”
这次持续暴雨更是说明山西的生态环境有多么的触目惊心。
暴雨已经导致汾河超过98年水位了,其他村庄的现状更是触目惊心,桥被冲断,没有信号。
青壮年劳动力出门,村子像座孤岛。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写了这么多遍,才惊觉。
这,说的就是山西。
滴滴司机总开玩笑说山西省就是奉献的命,自己还被说是煤黑子。
山西总是这样燃烧自己,奉献别人。
十四省的万家灯火,照的是我三晋大地的满目疮痍。
可我们,不能一直索取,不给回报吧。
03. 其实,我们都欠山西一个热搜。
这座城市,在疫情危急之时,冲在前方;
这座城市,做了太多的实在事还始终如一;
他承担了太多,又牺牲了数年。
然而,它一直没有主动去宣扬,符合它一贯沉稳低调的气质。
可我们要放在心上,记在心里: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为众人供暖发电者,不可使其溺于风雨。
目前,山西急需救援物资,在他需要我们的时候,请大家竭晋全力去帮助。
温暖过我们的山西,这一次,轮到我们,照亮它的寒夜。
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生命周期短,能做强做大的企业更是廖廖无几。企业做不长、做不大的根源当然很多,但核心根源却只有一个——企业的股权出了问题!
人生最大的悲伤,莫过于将一辈子的聪明都耗费在战术上。当你抬头一看,却发现你精益求精的事情,所在的行业己经衰落,战略大方向也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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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大对华为的限制措施,
宣布出口新规定: 所有使用美国技术或设备的芯片制造商, 必须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特别许可证, 否则禁止向中国华为供应芯片产品。
于是台积电不得不宣布, 不再接华为的订单, 提起芯片制造,一直是华为最大的痛, 而这家让华为望尘莫及的公司,
世界上最大半导体制造公司: 中国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台积电) 包括苹果、高通在内的, 全球70%高科技巨头的“芯片制造”, 都是由它完成的, 可以说,全世界的高科技, 没有台积电就做不出来。
而这家伟大公司的成功, 离不开它背后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 他年过半百时, 从一家小公司将台积电做成了世界第一, 颠覆了整个世界半导体的芯片行业, 他是当之无愧的“半导体教父”。
他,就是张忠谋。
1931年7月10日,他出生于浙江宁波, 父亲张慰观是宁波财政局局长, 时逢战乱,一家人经常, 随父亲的职务调动而居无定所, 先后迁移于南京、广州、香港、上海. 直到1940年抵达重庆后才暂时稳定。
那时才9岁的他,已走遍大半个中国, 读过十几所学校,吃尽颠沛流离的苦头。 而苦难的生活磨砺了他的意志, 更催生出他勤奋好学的斗志。
1944年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 音乐、体育、文学无不涉猎, 尤其对《水浒传》、《西游记》、 《三国演义》等名著更是爱不释手。
他文采出众,还天真地说: “将来我要当个作家。” 可梦想还未及践行,
就被父亲的一声警告击了个粉碎: “儿子,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 当作家是要饿肚子的。”
于是高中毕业后,他只好从父意愿, 考入父亲的母校沪江大学银行系, 可没过多久内战就爆发了, 国民党渐显败势, 为防万一,父亲决定送他去美国读书, 将来好在美国安生立命。
1949年初, 18岁的他孤身一人前往美国哈佛大学, 踏上异国土地,他的心情难以言喻, “旧世界已破灭,新世界正待建立, 必须鼓足勇气走下去。”
当时哈佛大学1000多名新生, 他是唯一 一个中国人, “绝不能让人看轻自己,”
强烈的自尊驱使他百般的勤奋, 日夜苦读,第一学年结束, 他的成绩就位列全年级的前10, 可他在哈佛的第一年,也成了最后一年。
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 父母也逃难到了美国, 沉浸在回不去中国的悲观中, 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父亲分析了当时华人在美的就业的情况, 要求他转学到麻省理工机械系。
就这样,他又来到了麻省理工, 在机械系学习的他成绩依然优异, 但实际上他并不快乐, 对机械他始终兴趣不高, 对麻省“虽有十分的敬,却只有五分的爱”, 教授仿佛看破了他的心思, 当他硕士毕业后去申请博士连读时, 竟连续两次落榜。
从小到大在学业上顺风顺水的他, 连遭打击, 挫败感让他长久以来的自信瞬间崩塌: “我何以对父母,何以面对未来?”
那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去别的大学读博,
二.是步入社会去找工作, 也许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 他带着雪耻的怒火, 把简历寄去了美国好几家公司, 不久,两家公司同时向他抛来橄榄枝, 一家是大名鼎鼎的福特汽车, 专业对口,待遇不错, 另一家是并不知名的“希凡尼亚”半导体公司, 虽然专业不对口, 但待遇比福特高出一美金。
他认为自己更擅长福特的工作, 理应获得更高月薪, 于是给福特打电话,谈薪水问题, 他恭敬地说:“我很想来福特, 可不可以请你们考虑提高我的月薪?” 结果面试时曾和他谈笑风生的人事经理,
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你要来就来,不来,就请便。”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年轻气盛的他一听,顿时十分恼火: 难道我不敢冒险做没把握的事吗?!
于是1955年5月, 因为一美元待遇差产生的“负气”, 他去了“希凡尼亚公司”。
这区区一美金的差别, 竟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后来他曾屡屡感叹: “人生有时竟是这么的不可预期, 短短的一个电话, 加上一时冲动的青年感情, 就让我和半导体结了一生的缘!”
而对半导体几乎完全不熟悉的他, 开始了艰辛奋战, 别人三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 他要耗费一天的时间, 可为了不落人后,他常常加班到深夜, 回到住所再继续埋头苦干; 为了尽快熟悉半导体知识, 他几乎所有的工作外时间就泡在图书馆里, 大量学习行业内最新、最权威的学术成果, 那些晦涩难懂的资料, 他如蚕食一般“一字字、一页页”的慢慢读, 其艰难程度,有如阅读荷马史诗, 可他就硬是这般咬牙坚持了下来, 拼命的学习、玩命的工作。
而他不但主动学习, 更善于举一反三,一通百通,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就折腾出改良传统铅焊的技术, 被全公司推广,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之后的短短一年, 他又从一无所知的员工, 变成了能力出色的小主管, 手下有4个小兵,这让他很受鼓励: “学校外面的世界,并非那么充满荆棘。”
他的执拗刚强,既是他冲锋的动力源头, 可也成了他后来离开公司的导火索。
一次,新来的上司因为他的研究一直烧钱, 要求辞退他手下两个勤奋上进的小兵, 他不服,也不能把上司说服, 于是辞职跳槽到美国德州仪器公司, 德仪虽是小公司,但通过发明硅晶体管, 已是半导体业内生猛成长的新势力,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又一次走对了路, 这是他荣耀未来的开始, 更是他改变世界的开端!
一进德仪,他就被公司的气氛完全惊到了, 每个人都在忙碌,简直不知何为“疲倦”, 加班是不成文的规定,可员工们全都自愿, 在德仪,你可以在项目上受挫, 但受挫者必须重来直到成功, 公司决不允许失败, 大家一起赌,一起输, 一起赢,一起往前拼。
公司的拼搏文化深深影响着他, 而这时, 一个同事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更彻底激发了他的宏图大志。
一次公司大会上, 一位叫杰克•基比的同事提出一个想法, 把自己计划好的几个电晶体、两极体,
加上电阻, 组成一个线路放在同一颗硅晶片上, 制成一个集成电路。 他一听,如此制作闻所未闻, 简直“匪夷所思”, 可让他十分意外的是, 没多久杰克就付诸实践, 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锗集成电路。
最后,杰克•基比因锗集成电路,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电子业因此掀起一股惊涛骇浪的革命, 这件事震撼整个半导体世界, 更深深震撼了他, 从此他奋发图强,成了“疯狂工作者”, 更向着世界最前瞻的技术发起冲击!
来到德仪不久, 德仪替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生产四颗电晶体, 其中一颗电晶体在原公司的良率10%,
但德仪做出的产品却无一过检,领导咆哮道: “做的这是这什么?全都是垃圾!“
他主动请缨,要求接下这个最难的任务, 然后每天他都是最早一个来公司的员工, 不研制到半夜绝不会回家, 他下到生产线和工人一起讨论产品的缺陷, 有时好几天都吃住在实验室里, 甚至连休息日都是在钻研图纸。
就是经过这样的艰苦努力, 在他带领下,德仪电晶体良率全部过关, 最高达到惊人的20%, 完全超过原制造公司本身的良率。
那时27岁的他,也因此获得了, 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管理职位: 锗开发部门主管。
之后在德仪的第三年后,他的勤恳付出, 又得到一个公司从未给过别人的机会: 去斯坦福带全薪读博,公司负担一切学杂费。
1964年, 在成功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后, 他马上被提升为研发经理。 年仅33岁的他, 读遍了美国最牛的三所大学: 哈佛、麻省、斯坦福, 在上个世纪的那个年代, 能把本科、硕士和博士都读完的并不多, 而又能把美国三所最好的大学, 都读了的更是寥寥无几。
之后的他统领德州仪器近3000人的队伍, 斗志昂扬的朝更高峰一路狂奔。
1965年,飞速壮大的新秀英特尔, 将内存业务做到世界第一, 德仪在其攻势下,渐显颓势, 面对这个最强劲的对手, 公司很多人都想避其锋芒, 唯独他不肯认输,坚定地说: “德仪不但要大干内存业务, 还要夺下英特尔内存领域的世界第一, 彻底打掉它的这个象征!”
可他的豪言壮志却吓坏了众人, 大家纷纷阻止他的疯狂行动, 可他态度十分坚决: “不让我做,那就开除我。”
最后在他坚持下, 公司通过了他的全部策案, 动员大会上,他斗志昂扬的说: “混科技产业的大企业,要想掌握主动权, 就非得干成世界第一不可!”
之后在他带领下,德仪与英特尔之间, 轰轰烈烈的“半导体争夺战”开始了, 当时整个国际市场的服务器主板都是1k产品, 为夺取第一,他直接向4k技术机冲击, 这个大胆的决策又一次遭到公司的反对, 但他以更强的力量勇往直前, 日夜奋战的他最终抢在英特尔之前, 研发出4K新品,迅速占领了国际市场, 英特尔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成为了他的手下败将, 此后英特尔在内存市场的辉煌一去不返, 直到彻底退出,转型做CPU。
就是这样,在他带领下的德仪, 在半导体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而他不但力求在技术上领先世界, 还率先冲破高科技不能讨价还价的老规矩, 主动发起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
他跟客户签订协议: 每当德仪公司开发出新产品, 必每季降价10%, 他说到做到,亏本也坚持, 这一“价格战”具有超强的杀伤力, 同行的客户纷纷转向德仪, 和他“一起赌,一起赢”。
而这看上去“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策略, 实际是一箭双雕, 不但使德仪迅速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市场, 更逼迫德仪以生死时速加快产品和技术更迭, 真正成为了引领国际半导体产业向前的标准。
靠着技术以及价格的进攻, 在他执掌德仪半导体业务的8年里, 世界半导体市场上,只要是他主打的“战争”, 没有任何公司可以凯旋, 他打得产业同行们一听张忠谋又出招了, 就一脑门的汗,丢盔卸甲主动认输。
1972年, 有着辉煌战绩的他,登顶事业新高峰, 年仅41岁的他,出任德州仪器副总栽, 德仪在全球6万名员工,其中一半都归他管, 他成为了最早进入, 美国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层的中国人, 在世界高科技激烈竞争的新时代下, 他让全世界看到了, 拼搏其中的中国人的风采!
然而世事难料, 就在他事业在德仪登顶最高峰的时候, 公司的一个错误决定,却令他黯然离场。
1978年,德仪新任总裁决定, 加大由半导体向消费性电子产品的转型力度, 他被安排出任消费电子集团总经理, 而他认为,转型是一个错误决定, 性格刚烈的他不愿妥协, 几次要求加大投资半导体,而高层置若罔闻。
1983年,他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了德仪, 他离职消息在业内一被传出, 很多大公司的老板都亲自找上门来, 力邀他的加入,而他觉得, 在美国再重复职业经理人的道路, 对他而言毫无愉悦, 他的中国心驱使他要开始一个更新的挑战, 可惜那时大陆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 压根就无法开始这种高科技的产业。
而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孙运璇, 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他被邀请出任: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院长。
1986年,在台湾, 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 全世界半导体企业都是一样的商业模式, 英特尔,三星等巨头自己设计芯片, 并在自有的晶圆厂生产, 完成芯片的测试与封装, 他想:“为什么我不能试试代工生产呢?”
他决定创办一家公司,并且想法极狂, “开创世界首个晶圆代工模式, 我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做一个世界级的公司。”
可在他之前,IC业没有人讲代工, 每一个IC公司,都从未把制造晶圆的生意, 外包给任何人去做,而他却十分笃定: “今后的方向,IC设计一定会和IC制造分开。”
1987年,56岁的他, 在台湾建了全球第一家专业代工公司: 台积电, 他说:“我的公司不生产自己的产品, 只为半导体设计公司生产晶圆片。” 而他的创业之路, 不但前无古人,更难于登天, 半导体设计技术最难, 半导体制造也最烧钱, 没有客户源,他就四处去寻找合作公司, 他找到老东家德州仪器, 见了两次面后遭遇拒绝, 德仪觉得这个商业模式不会成功, “你简直是异想天开。”
而他不死心,又去找曾经的对手英特尔, 又是屡遭拒绝,可他仍锲而不舍, 他说:“我生产CPU的成本是你的一半, 我的品质比你的好两倍, 你们完全可以专注于设计,把制造交给我。”
之后在他的不断游说下, 英特尔终于决定试试, 而在他高标准下,1989年, 台积电的产品通过英特尔认证, 并接下大量订单。
当时市场上的竞争者, 如东芝、日立等日本企业都十分强大, 而他瞄准了对方在市场上和客户竞争的弱点, 定出两个策略:对外不和客户争, 对内尽量配合客户需求, 很快,他的客户源源不断涌来, 日本企业被他打的一败涂地。
自此台积电一路高歌猛进, 迅速发展成为了台湾半导体业的领头羊, 而他开创的半导体代工模式, 带动了高通等 IC 设计业者的兴起, 年过半百,从零开始, 他又一次登上了人生的另一座高峰, 更是带来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之后的台积电,经过10年的发展, 他创业之初的梦想已经完全实现了, 2002年,台积电成为全球最赚钱、 市值最大的半导体企业, 他一个人就定义了一个产业, 一个人的决策就颠覆了整个世界!
2005年,已74岁的他, 辞去了台积电总执行长的职务, 任命得力干将蔡力行接任, 然而这次交班,却以失败收场, 而他又临危受命。
当时因为赶上2008年金融危机, 蔡力行不但未能领导台积电应对好形势, 反而一度滑向深渊, 2009年第一季, 台积电的营收就比上一季跌了40%。
而比蔡力行无能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蔡力行破坏了他最为重视的诚信守则, 人才和团队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 曾经台积电推行一项人力优化计划, 每年针对绩效考核最后 4% 的员工特别管理, 这原本是为了提高人力素质, 但蔡力行上任后搞成变相裁员, 将排名最后的 5% 员工辞退, 一位为台积电服务10多年的优秀员工, 因为妻子怀孕要处理家务, 被部门假借考核列入“淘汰”5%的名单中,
他知道情况后十分恼怒: “这完全是有违诚信的错误做法!”
于是在了解事情真相的10分钟内, 他就做出了决定,撤掉蔡力行, 在金融风暴侵袭的危机时刻, 78岁的他重回台积电再任CEO, 此举当时震惊了全球半导体行业。
而之后,台积电从“保守”转为“进攻”, 他力挽狂澜,第二年台积电全年营收, 就突破了4000亿台币,进入全球营收前三, 2011年营业收入又突破5000亿台币大关, 他震撼了国际,而更震撼的还在后头!
他一生奉行: “不做第二,只做第一”的原则, 从不按照正常贸易策略, 而是直接跳空高开、一剑封喉。
2013年,他带领台积电, 与三星争夺iPhone芯片处理器, 就将这一策略应用到了极致。
半导体发展史上, 技术更迭一直谨守摩尔定律, 电晶体按部就班发展, 从90纳米、65纳米、45纳米. 数字越小性能就越先进。
但他却突出奇兵, 不露声色的跳过应推的32纳米, 直接推28纳米技术, 一举大败三星的32纳米技术, 不但赢得iPhone 6的芯片制造, 还一举创造了台积电历史上最赚钱、 称霸时间最长的新产品。
2016年, 台积电的年利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36亿, 是华为的2倍,腾讯的2.5倍,百度的6.3倍! 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 成为中国台湾市值最大的一家上市公司, 相当于, 第二名富士康一直到第八名加起来的总和。
台积电整体市值, 历史上首次超越芯片业霸主英特尔。
同年,台积电凭16纳米技术打败三星, 独揽iPhone 7的, A10芯片处理器70%以上大单, 2017年底, 苹果已开始准备的iPhone 8的A11处理器, 依然成了台积电独家的饕餮盛宴。
而今, 全世界将近70%的芯片核心材料:晶圆体, 都是由他带领的台积电所完成的, 为全球400多个客户提供服务, 生产超过了7000多种芯片, 无论苹果还是高通,以及今天的华为, 全球绝大多数高科技巨头的“心脏”, 都被台积电牢牢握在手里, 而且根本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人。
年过半百, 赤手空拳打造世界第一的半导体公司, 花甲之年重出江湖,大败国际巨头, 这位“半导体教父”, 被业界称为“一个让对手发抖的人”, 证明了中华大地物华天宝, 人才辈出,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努力、 勇敢创新的民族。
如今美国封杀华为,又下手台积电, 但是, 中华民族永远都不害怕垄断和打击, 也永远不缺少大智大勇的英才, 遏制的越狠,我们就会越强, 无论前方是什么样的艰难险阻, 华夏儿女都有能力去战胜它! 让我们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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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 年开始,华为在集体面试当中引入了领军人才的五项素质,即主动性、概念思维、影响力、成就导向和坚韧性。而这五项素质就是华为人才基因的真正密码。
01. 第一个素质:主动性
主动性是指人在工作当中不惜投入更多的精力,善于发现和创造新的机会,提前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采取行动,从而提高工作绩效,避免问题的发生或创造新的机遇。
这种主动不只是简单地积极行动,而是强调要有结果,要有预见性,而且这种预见性要产生好的结果。
主动性可以分成四个等级。
主动性零级的人不会自觉完成工作,需要他人的督促,不能提前计划和思考问题,直到问题发生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主动性一级的人能主动行动,自觉投入更多的努力去工作。
这类人不需要别人督促,只要分配的工作在他的工作范围内,他就会自觉地投入时间去做。很多企业家羡慕深圳这块创业热土。在深圳南山的科技园里,每天晚上10 点之后还有很多大厦灯火通明,陆陆续续有人从大楼里走出来下班回家。其实这种场景的出现是因为企业选择了一大批主动性一级以上的人才。如果不想整天催促员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选择主动性高的人。
主动性二级的人能主动思考、快速行动,及时发现某种机会和问题并快速做出反应。
二级建立在一级的基础之上,主动性二级的人不光能快速自觉地工作,还会主动思考,预判某一种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果你手下有这样总是“蠢蠢欲动”的人,那真是捡到宝贝了。
主动性三级是最高等级。这类人不会等着问题发生,而是会未雨绸缪,提前行动,规避问题,甚至创造出机会来。
任总曾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说,华为不仅5G 做得好,微波也做得好,这两个合起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华为做得最好。
而华为微波产品的开发所带来的成功就是主动性三级人才打造的。
华为微波产品的诞生有这样一段历史:
早年任总认为微波没多大用,提出把微波这条产品线砍掉。
但微波产品线总裁彭智平根据自己对市场的嗅觉,觉得这是一个好产品,就偷偷在他的人力预算中挤出了几十号人研发微波产品。两年以后,在非洲市场发现埋光纤不现实,建基站成本太高,而微波是最低成本的通信工具。
正在任总万分后悔的时候,彭智平说,任总,没问题,我们的微波产品已经可以交货了。
这个故事体现的就是主动性三级人才未雨绸缪的能力。
总结一下,从零级的没有主动性到一级的主动行动,再到二级的主动思考、快速行动,最后到三级的未雨绸缪,每一个提升都是一次飞跃。
华为的用人标准是至少达到主动性二级,也就是说,只有能主动思考、快速行动的人才,公司才会录用。
02. 第二个素质:概念思维
我们常说要找聪明人,那么聪明和不聪明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概念思维,换言之就是思考方式。
概念思维是一种识别表面上没有明显联系的事情之间内部联系本质特征的能力,也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现象的时候,能找到里面的要害,高屋建瓴,一语道破。
这是一种大的思考结构,要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全面的判断。能做这种结构化思考的人就是聪明人。
概念思维也分成四个等级。
概念思维零级的人不能准确而周密地去思考问题,碰到问题想不清楚,弄不明白。
概念思维一级的人可以进行简单的类比。
所谓简单类比,就是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对某个行为进行类似的复制。比如说我会打篮球,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也能通过简单类比,很快学会其他相似的球类运动。
概念思维二级的人能触类旁通。
触类旁通就是指运用复杂概念的能力,通过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点带面地思考问题。
比如我是厨师,菜炒得很好,同时我也可以做管理,用炒菜的方式来管人。
有一些做营销的人跨界做人力资源也做得很好,去做财务也能胜任,那是因为每个职位背后的深层规律是相通的。
更厉害的人甚至可以跨行业,在不同的行业间游刃有余地切换。
这不是因为他们是天才,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做到了触类旁通。
概念思维三级的人懂得深入浅出,他们不仅能将复杂事物一眼看破,还能高度总结成简单易懂的概念,让别人也能理解。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过一句话,叫作“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是治理一个大国这么复杂的事情其实就跟做一锅菜是一样的。
03. 第三个素质:影响力
影响力就是指施加影响的能力,是试图去说服、劝服、影响他人,留下印象,让他人支持自己观点的能力。
影响力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场。这个场是一个人魅力所构成的天然资源,是一种人和人相互影响的方式。
影响力的难点在于,主观上我们想让别人接受我们的观点,但是客观上我们又没有权力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
影响力同样分成四个等级。
零级的人影响不了别人;
一级的人用简单的道理说服他人;
二级的人能换位思考,情商高;
三级的人有一种智慧,我根本不要你做什么,但是你得听我的,这就是未来领袖该有的潜质。
04. 第四个素质:成就导向
成就导向指的是拥有完成某项任务,或在工作中追求卓越的愿望。也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位是小富即安,还是愿意从事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成就导向高的人在工作中会强烈地表现自己的能力,并且不断地为自己树立标准。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自驱力。
成就导向也有四个等级。
成就导向零级的人安于现状,不追求个人技术或专业上的进步。
不少管理者经常抱怨,用了好多绩效管理的方法,就是没办法让某个员工提高积极性,反而要花很多精力盯着他工作。这样的人就是成就导向零级的人。
对待安于现状的人,给他设立更高的目标,承诺给他更高的奖励,他不会动心,因为他觉得一年赚30万元就很好了,不想承担年薪100万元的压力。
成就导向一级的人追求更好,努力将工作做得更好,或努力要达到某个优秀的标准。
导入绩效管理已经这么多年了,但是国内各类企业当中践行成功的寥寥无几,根本原因就在于成就导向一级的人很少,具有工匠精神、追求更好的人很少。安于现状的人太多,绩效管理难以发挥作用。
成就导向一级的人天生就喜欢将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达到上级设定的标准,因此绩效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充分发挥出它的作用来。
成就导向二级的人会自设富有挑战性的目标。
他们压根儿不需要上级设定目标,而是会自己给自己设立富有挑战性的目标,并且为达到目标而努力。
有些偏执狂甚至会说,你设定的这个目标不行,我要为自己设计的更好的目标而奋斗。这样的人是不需要你去驱动的,他会自我驱动,不断追求前进,能达到这一级的人已经非常稀缺。
成就导向三级是最高级,这类人会在仔细权衡代价和收益之后,冒着经过评估的风险做出某种决策,他们为获得更大的成功敢于冒险,这也是我们经常讲的企业家特质之一。
成就导向三级的人,天生偏好高风险。所以不需要去赌某个人以后是否会成功,而是可以通过观察他的成就导向是否达到三级,来判断他有无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余承东2011年临危受命,负责华为终端公司的日常管理。
当时的华为终端公司营收不过一两百亿元,而且手机产品都是运营商定制,没有品牌,质量一般。
面对这种情况,他毅然决定断臂求生,宣布不再给运营商代工,要做自己的品牌。这是需要冒极大风险的,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有这种敢冒风险的精神,才能敢于大刀阔斧地改革,紧紧抓住市场的需求。
所以他不仅在大家都能玩的互联网领域玩得转,在以小米为代表的互联网营销企业玩不了的黑科技领域,也可以充分发挥优势。最终在他的领导下,消费者业务提升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
他的成就导向达到了三级。
05. 第五个素质:坚韧性
坚韧性是指在艰苦或不利的条件下能克服自身困难,努力实现目标;面对他人的敌意,能保持冷静和稳定的状态,忍受这种压力。
聪明人往往韧性不够,韧性够的人冲劲又往往不足,但最终能成功的人不一定要极为聪明,却一定要能坚持。
因此,坚韧性是成功的基础。一个人只有坚持才能成功,没有经历过困难,没有经历过磨炼,是不可能走向成功的。
坚韧性零级的人经受不了批评、挫折和压力,稍微遇到点压力就选择放弃。
坚韧性零级的人很难做成什么事情。一个人很聪明,成就导向很强,概念思维也很强,但要是受不了一点挫折,那对不起,这个人根本不可能成事。
坚韧性一级的人叫“压不垮”。这类人在工作中能够保持良好的体能和稳定的情绪,能顶住压力工作。
坚韧性一级的人能像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地工作,任劳任怨,但是不能对结果负责,也不一定能把事情做好。
坚韧性二级的人叫“干得成”。这类人不仅能在艰苦的环境中顶住压力,重要的是一定能把事做成。
华为内部在给新员工培训的时候,曾讲过一个“把信送给加西亚”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19 世纪美西战争中,有一封具有战略意义的书信,急需送到古巴盟军将领加西亚的手中,可是加西亚当时正在丛林中作战,没人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年轻的中尉罗文挺身而出,接受了这个任务,不提任何条件,不惧任何困难,为达成目标排除万难。
他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徒步跑了三个星期,最终成功把信交给了加西亚。
故事中的罗文这种不管多大困难都一定要把任务完成的表现,就达到了是坚韧性二级。
坚韧性三级的人能通过建设性的方式消除他人的敌意或保证自己情绪的稳定,不受制于压力,还能把压力解除。
在销售管理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好的客户资源被一些老员工占有,新人只能分到一些差的客户资源,或者没有客户资源,长此以往整个资源就会板结。
华为的历史上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1996 年,时任华为董事长的孙亚芳曾经负责策划当年的市场干部大辞职,这在华为的干部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通过让所有干部辞职的方式,公司重新挑选人才,旨在打破本位制度,构建“哪里需要人才,人才就往哪里去发展”的公司文化。
干部依据公司的发展而流动,不再板结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策划这一事件的负责人坚韧性达到了三级,因为她通过建设性的方式解除了销售干部长期板结、捆绑客户,而新的人才无法分得好的客户资源的矛盾。
坚韧性,其实就是人生的厚度。
困难是啥?
在坚韧性三级的人眼中,困难就是人生的日常。
在挑战困难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的不是痛苦,而是自我超越的喜悦。但是在坚韧性零级的人眼里,困难就是越不过的坎儿。
这就是人与人在坚韧性上的区别。
用五项素质进行人才评估
我们来分析一下华为识人的五项素质的内在逻辑。
主动性代表着一个人的一种态度、一种追求。
概念思维是一个人的本体。一个人的本体是良好的、强大的,才可能驱动成功。
影响力是一个人和外部进行能量和信息交互的场,影响力越大,场就越大,对周边的影响也就越大。
成就导向是一个人的目标追求,目标追求越远大,动力就越足。
坚韧性是一个人的底,这个底构建了人生的基础。如果这个底很厚,也就是如果一个人有很强的坚韧性,他就可以在人生的历程中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这五项素质反复锤炼,就构成了领军人才需要具备的素质:积极,聪明,有强大的场能影响他人,有远大的追求,面对挑战坚持不懈。
我自2017 年创立战略与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以来,已经对18 家企业的近1800 位中高层干部进行了这五项素质的评估。从评估的结果来看,五项素质都能在二级以上的仅有9 人。
值得注意的是,五项素质是用于评估选拔企业领军人才的,关注的是一个人在商业环境中要达成目标的素质基础。
这五项素质是一个人相对恒定的特质,因此可以用它来做预测,从他过往的素质行为表现,推测他未来能不能干成事、适合干什么事,以此实现人尽其才。
因此,五项素质的评估结果,对应了三类人才分类标准:
开创型人才:主动性、概念思维、影响力、成就导向、坚韧性均达到二级及以上。
守成型人才:主动性、概念思维、影响力、成就导向为一级及以上,坚韧性为二级及以上。
执行型人才:主动性、概念思维、影响力、成就导向、坚韧性均达到一级。
对于不同的人才,应该根据其不同特点,充分发挥人才的价值,做到人尽其才,这是五项素质应用的最大价值。
以华为为首,一批中国领袖级企业正在发起一场管理变革,从释放基层单元的活力着手,着眼于从整体上推动公司快速适应市场变化。
目前,企业界争论激烈的管理话题是什么?“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
“谁来呼唤炮火,应该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华为总裁任正非发出的声音引人深省。任直接把焦点指向大公司内部的官僚主义积弊,“机关不了解前线,但拥有太多的权力与资源,为了控制运营的风险,自然而然地设置了许多流程控制点,而且不愿意授权。”
新东方教育科技董事长俞敏洪表示,授权、分权至今仍是他最头疼的问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连看手下人贴招生广告都会觉得没有自己贴得牢固、贴得显眼”。
白领时装董事长苗鸿冰则经历了授权、收权、再一次授权来回三次的折腾,每次都带来了激烈的组织变革,“很可能要继续折腾第四、第五次”。
华旗资讯总裁冯军正在探索“总裁办”的机制,试图用“群策独力”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新华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唐骏坦言:“来自一线的很多炮声上面基本上是听不懂的”
显然,关于一线承担决策与责任的话题精确命中了一批企业家们正在面对的管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