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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坚持十年，会发现什么？

从2011年9月开始，在经济学教授李伟的指导下，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每月都会固定执行一项问卷调查。

调查的对象是长江商学院历年以来校友企业中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中小企业。而在外界看来，这些企业代表了中国中小企业中的中坚力量。

在问卷中，企业会被询问在销售、利润、融资环境、库存等经营指标上，未来6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改善”，“不变”或“恶化”。而最终搜集来的一手数据，每月会形成“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CKGSB 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下称BCI指数），为中国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态势提供参考。

由于数据的前瞻性，指标设计的科学和样本的特色价值，这一指数在十年中逐渐被彭博、万德所关注，已经成为了券商投资人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必备参考数据。

与此同时，李伟教授与团队也在指数中读到了十年间中国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较大改善，读到了民营中小企业正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今天的文章，带你走进“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十年背后的故事，带你了解中国民营中小企业真正的关切所在。

一组来自商学院的“非官方数据”，却经常成为市场机构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投资参考，它不仅被收入了彭博数据，同时也极为常见地出现于中国券商分析师们的报告里。

这一指数名为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指数的样本集中在长江商学院历年以来校友企业中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中小企业。而在外界看来，这些企业普遍都是中国中小企业中的中坚代表力量。

此前有媒体这样评价，长江的校友企业长期关注融资环境，由于样本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中小企业，而且这些企业的效率较高，因此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看点。

李伟是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长江案例中心主任、长江中国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7月开始，在李伟教授的指导下，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了前期的问卷制作和测试等工作。2011年9月，第一次问卷调查顺利展开。

而十年之后的2021年9月，这一前瞻指数的最新数据向人们提示宏观经济前景的可能变化：

2021年9月BCI指数为54.5，与2021年8月的50相比有明显反弹。9月企业销售前瞻指数、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企业融资环境指数、企业库存前瞻指数四个分指数出现了全部上升的局面，终结了此前6个月连续下滑的局面。

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还在持续。作为印证的是，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15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减少1.5%；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890.61亿元，同比减少4.7%。

对于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到底最关切什么？

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时，李伟说，这个复杂的问题有时候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一个简单的答案。从2011年至今，在他的对样本企业的调研中，他发现，“融资环境，一直是融资环境。”

核心问题

BCI指数所面向的这部分企业群体，其实与近期频繁出现在官方文件和讲话中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具有相当的重合度。“7·30”政治局会议专门提出，要“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月2日，证监会负责人就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答记者问时表示，将“着力打造符合中国国情、有效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专业化发展平台”。

从2011年开始，十年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李伟都会出现在BCI指数的披露讲台上。

在接受MIR采访时，李伟说这十年来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对于融资环境极为敏感。

我们调研的这些校友，基本上都是中国非常优秀的私企，所以他们可能对于政策的敏感度会比较大。

中国经济增长的时候他们会增速更快，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软着陆的时候他们的指标萎缩也会更大，因此我们把这些企业叫做中国经济的前沿企业，具有领先性的指标。

他同时也指出，当下对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调整，对普惠金融的反复强调，也在不断优化着他们的生存环境。

但另一面，中小民营企业中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这种两极分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城市的层面。

那些已经形成城市圈的区域，地方财政状况也相对良好，加之近年来一直以来对中小企业金融贷款的政策支持，使得这些区域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较好。

但在那些本身地方财政就面临考验的区域，对于企业的支持就容易是有心无力。

在李伟看来，融资环境之外，另一个核心问题是企业家的预期问题。

“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政策调整比较快，比如双碳、节能减排、教培改革这些，这种迅速的调整，会影响到企业家们的投资预期，大家不知道未来哪一个行业又会出现比较大的这种政策的调整。”

李伟说，他能够理解当下许多政策的长期价值，“比如双碳的落地，这些都是全球趋势，也是为了我们的长远考虑。”

他认为，对于企业家们来说，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是企业家认知更新的重要方面。作为商学院教授，“我们也会不断地向我们的校友解释这一趋势的必然性。”

但他在调研诸多民营企业之后最大的感受是，尽管能够接受“大势所趋”，但在政策落地的过程中，他还是期待能够做好预期管理，“还是希望能把企业和消费者必须承受的监管遵从成本尽可能降下来。”

BCI十年

长江商学院BCI指数是由4个分指数以算术平均的方式构成，这4个分指数分别为企业销售前瞻指数、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和企业库存前瞻指数。

指数以50为分界点，50以上代表改善或变好，50以下代表恶化或变差，这与PMI指数的标准相同。

李伟说，当时的初心是为了教学需要，“在我讲授宏观经济的过程中，校友们也会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对他们来说有参考价值的数据。所以当时我们在想，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个调研。”

报告所涉指数中绝大部分为前瞻指数，因此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在问卷中长江商学院还会询问企业的产品是面向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同时会询问企业其主要产品的价格在未来6个月的变化趋势。

但后来，由于指标设计的科学和样本的特色价值，这一指数开始超出长江商学院课堂的范畴，开始被彭博、万德所关注，随后成为了券商投资人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必备参考数据。

相比于其他指标和调研，李伟认为BCI的价值正在于它的简单。

“我们希望让数据变得简单易懂；所以我们问的问题更加简单，这样的话，董事长们可以在5分钟内把问卷都填完，我觉得这样的话，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事实上后来看，它的价值反而是更高的。”

按照李伟教授团队最新披露的数据，2021年9月份BCI为54.5，与2021年8月的50.0相比有明显反弹，终结了BCI此前半年的连续下滑，但后面的趋势将会如何演变还有待观察。

民营企业的趋势：两级分化

MIR: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十年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李伟：当下我觉得出现了一定的两极分化现象。

一个是在民营企业都关心的融资环境层面，这个出现了较大的改善。特别是在此前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之后，企业家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是能够从我们的指数中体现出来的。

本届政府以来，我们在金融政策上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一方面是对影子银行的规范；而对应的另一面，最大的调整就是在民营经济不能贷到款的时候，那么我们的银行就必须挺身而出为民营经济贷款放款。

这种政策导向的改变的结果是，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就开始要找民营企业中小民营企业里面的头部企业。而中小民营企业里面的头部，基本上是长江的校友，所以他们融资环境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但是本来这部分企业是中国中小银行的主要的客户。因为政策的调整，当大型银行开始下沉，开始找中小企业了；那么随之中小银行也进一步下沉，他们下沉的结果就是地方城商行等区域银行又得继续下沉，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中国的融资环境从中小到小微都得到了改善，这是规模上的状况分化。

另一个是在区域、城市方面。比如说大湾区和和长三角、武汉、成都、西安这些城市圈，我觉得都还做得相对不错。但是在其他的地方，确实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困难，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均衡发展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减税问题，地方政府要落实为民营企业实实在在减税的要求，但是遇到了财政问题的话，有的地方能够实现，有些地方就确实实现不了。

比如说2020年我去珠海考察的时候，就发现珠海的企业抱怨最多的不是融资环境问题，而是招工难。

所以对于民营企业的关切点变化，在企业规模上、区域上都会有一些差异。

风暴的核心：财务风险

MIR：如何评估当下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

李伟：给民营企业贷款的话，金融机构也面临一些问题；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民营企业的风险确实大，因为他们体量小，而且民营企业的胆子也很大，有些运营的规范性也比较弱。

可是怎么说呢？企业家本来的价值，就在于他们敢于冒险，这种艺高人胆大的，才能成为企业家。而且他们的成长环境，也迫使他们必须胆子大。

短融长投的话就意味着他们面临两个风险，一个他们经营本来就有风险，比如他们的客户可能不给他们下订单了，比如他们的原材料涨价了、出口的运费也涨价了，这些都是运营风险。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财务风险。比如宏观环境变了，信贷不支持他们那个行业等等，他们就可能立马面临着流动性危机。而这种流动性危机，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长期基本面很好的企业在短期因为无现金偿还到期的负债而面临破产清算。

所以这些问题对于民营企业是比较尖锐的，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的民营企业他们风险特别高的原因。因为除了正常的运营风险之外，他们还有比较高的财务风险。

政策的角色：自动稳定

MIR：对于这种状况，在政策上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应对？

李伟：我觉得预期管理非常重要。

我们大部分企业家，对于未来的经济走势也比较迷茫，所以我觉得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决策过程中，我觉得最好能够和企业家和公众多沟通。

我觉得需要让大家理解到，未来我们为了经济长期增长，我们可能短期就要做一些调整，让大家有一个预期，也就是说，让风暴有较高的可预测性，正确的事情要做，同时可以考虑给大家一个预告，大家可以你提前做一些准备，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对未来经济的波动起到一些稳定的作用。

这方面的话，我们商学院也有责任，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多多讲一些，为什么有些政策总是会来的，大家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我们在收入不平等持续这么长时间之后，甚至在扩大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要预料到，未来的政策一定会是鼓励更加平等的、更加公平的分配。这样的话，让同学们有一个预期，我觉得应该更好。

MIR：具体到政策工具上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

李伟：以大宗商品为例。未来可以考虑让人民币有更加大的活动空间。因为人民币的变化，大部分时间它是和美元相反的；而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动也和美元也是相反的，这样一来的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化就能够一定程度上对冲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带来的波动，它事实上能够扮演一个稳定器的作用。

以此为例，我觉得我们未来的话可以多使用一些这样的工具——我们把它叫做自动稳定器，让这种自动稳定器起到自动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

这种自动稳定器还包括很多工具，比如说我们的社保，比如说现在有可能有不少人由于对教培机构的整顿，暂时处于待业状态。那么我们的自动稳定器，就包括了我们的一些就业保险。有了这样一些自动稳定工具之后，我们在做产业、行业调整的时候，就可以比较大刀阔斧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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