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糧

作 者丨华商韬略出品人 毕亚军

华商韬略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客服微信：hstlkf

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 ID：hstl8888

科技产业的竞争，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但往往也是几个人与几个人的竞争。

中国重视半导体产业不算晚，方方面面的投入也不算少。

1958年前后，美国德州仪器的基尔比、仙童半导体的诺伊斯，几乎同时做出人类史上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开启了半导体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当时已在德州仪器工作的台积电张忠谋，既和基尔比是好哥们，也和诺伊斯有很多交集。以至于他后来总是轻描淡写又诗情画意地炫耀，自己如何见证了奇迹：

“都非常兴奋，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在雪花飘摇中，唱着歌回到旅馆。”

在张忠谋雪夜回旅馆之前，中国就已高度重视半导体了。

1956年1月，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长远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拟定了57项重大任务，其中就有半导体。

非但有，而且半导体在当时就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在他老人家拍板明确的四项攻关“紧急措施”中，其中一项就是半导体。

“文革”时期，半导体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但也依然在推进。比如，1968年，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就在重庆永川建立了我国的第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研究所。

总设计师曾经说过，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是从1975年就开始了，当时他就已经重新整顿新中国科技事业，这其中也包括半导体。

其时，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半导体物理专业的黄昆被北大改了行，总设计师听到汇报后气得拍了桌子：“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部长）你查一查，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分配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很快，黄昆就真的做了这个所长。

重视不晚，投入不断，但几十年下来，我们非但没有像日本当初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样，在半导体领域取得世界性成就并推动整个科技产业发展，反而让半导体沦落成了被卡脖子、拖科技发展后腿的产业。

为什么会这样子？讨论铺天盖地，理由层出不穷。

比如，产业门槛高、先发优势重要，而我国底子薄，人才不够，投入也不够；再比如，日本是被美国扶植起来的，韩国也是，但我们却被美国打压……

我以为，这些理由各有各的道理，但却少了最根本的一条。

这个根本就是：我们的半导体产业（这里专指狭义的半导体即芯片产业）领域，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长期缺失的。

梳理中国有竞争力的每一个行业，我们都能从中看到一批优秀企业家，用10年、20年甚至大半生的勤劳智慧做大做强自身企业，也推动行业前进。

但在芯片领域，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案例。

2013年1月4日，国家发改委曾开出罚单，对韩国三星、LG等六大国际面板（液晶屏）生产商，实施了3.53亿元人民币的反垄断处罚。

这是一份迟到的罚单，也是一份值得玩味的罚单。

迟到在于，六大企业被罚是陈年旧罪：2001年到2006年，中国既缺芯又缺屏的最艰难时期，六大面板企业却抓住痛点下狠手，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53次共商会议，联合操纵市场，高价收割中国。

值得玩味则在于，2013年的中国面板业正处在最后突围的关键时刻，这份罚单也可视为对本土企业的助攻。甚至，也是因为本土企业已有突围的基础，我们才敢开出这份罚单，而不用担心罚完之后被断供“卡脖子”。

如今，依然“缺芯”的我们，则早就把“缺屏”的“耻辱”丢进了太平洋。

业内预计，2021年，中国大陆显示面板出货量将占到全球总量的60%以上。龙头企业京东方已连续两年保持五大核心品类的全球出货量第一，京东方之外，TCL科技（华星光电）等中国面板企业，也已快速崛起。而当年在面板领域卡中国脖子的，如三星、LG则已纷纷被逼退出大尺寸LCD市场。

曾经的产业之痛逆袭成产业之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支撑和引领。比如京东方和TCL，就离不开王东升、李东生长期、顽强且富智慧的抗战。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大陆面板业是踏着中国台湾地区面板业崛起的。一位企业家甚至开玩笑说，离不开一个“坏蛋”和一个“笨蛋”的“支持”——

“坏蛋”是陈水扁，他在任期内严禁中国台湾地区面板企业到大陆投资，结果让京东方趁机把握住了已成熟技术的巨大市场，并以成本优势抢占份额，站稳脚跟；

“笨蛋”是马英九，他开放了投资禁令，但却限制中国台湾企业将最新技术和产线引入大陆，进而给了已经打开局面的京东方，继续向中高端市场突袭的机会。

外部环境之外，政府的支持也对面板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京东方，2005年亏损16亿元，2006年亏损17亿……即便在最低谷时刻，政府也坚定支持其发展。

但有机会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成功，政府支持最终能转化为成果和成功，关键也还在企业自身，在企业家争气。

京东方能把握机会绝地逆袭，关键就在于以王东升为首的卓越团队，20多年来始终怀抱雄心，目标清晰，行动得力且以钢铁意志的持续战斗。

王东升曾提出一条行业生存定律：若保持价格不变，显示产品性能每36个月必须提升一倍以上，且这一周期正不断缩短。

京东方在此规律下持续追赶的漫长岁月里，曾遭遇无数的困难。王东升后来回忆说，最困难时刻，他经常失眠，感觉就像在天台上奔跑，随时会掉下去。但他和团队终是越战越勇，顽强坚持并赢到了最后。

TCL华星光电的成功，比京东方少了些惊心动魄，但也同样离不开曾经被“面板”羞辱的李东生，在最困难时刻的绝地反击。

尤其关键的是，直到京东方核心产品全部世界第一，王东升都还是京东方的一把手，TCL李东生更到今天都还在奋战。

这种连续性，也极大地保证了企业家精神乃至战略眼光的充分贯彻。

而本土芯片企业，尤其原本有机会更大更强的企业，如中芯国际、华晶电子、华虹半导体等，却与京东方和TCL的企业家精神领航形成鲜明对比。

典型如中芯国际，不但创始人被驱逐、领导人换得像走马灯，还长期陷入无实际控制人、外行领导内行、严重内耗的困境。以致于在半导体产业最黄金的10多年里，非但没有把握住彼时相对友好的产业大环境，实现追赶与超越，反倒跟对手的差距越拉越大。

中芯国际如此，一些国家支持、国企参与或主导的项目，大多也是“官僚主义”盛行，效率低下，当官文化而不是工程师文化、创新文化当道。

有些还变成了欺骗国家感情和金钱的骗局和闹剧。

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不但让中国芯片产业未能持续集中力量攻坚突围，也导致企业发展战略的失策，错过了可以更早追赶、甚至超车的可贵机会。

京东方和TCL今天已是世界领先的面板企业，不但规模领先，创新研发与盈利能力也领先。

但这个领先，是通过首先把不领先但能做的技术和市场做到极致，做到最大最强去积累出来的，是通过在成熟市场的巨大量变，实现新技术新市场的巨大质变。

这种看上去不够高科技的突围之策，事实上也是后入者，包括日韩芯片突围的根本策略。

对比之下，我国芯片产业却既没有大质变——真正技术突破，也没有大量变——在成熟市场充分做大做强，简而言之，就是长期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失策与尴尬。

去年的“芯荒”，就尤其将这种失策与尴尬明显地暴露出来。

国际上，通常以28纳米为分水岭，将芯片制造工艺分为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28纳米以下为先进制程，主要是用在手机、计算机等更新迭代快的领域；28纳米以上为成熟制程，主要用于相对成熟、迭代较慢的领域。

提到芯片卡脖子，我们听得最多的是中国落后世界领先技术多少代，这主要是指质变——也就是在芯片制程技术上的落后。比如，台积电已量产了5纳米，而中芯国际才做到14纳米。

但事实上，除了质变即领先制程技术的落后，我国芯片产业在量变——已成熟制程技术的规模实力和竞争力，也是同样落后。

比如中芯国际，早在2013年就已攻克了28纳米量产的难关，但至今也没在这个市场真正做大做强，比如像京东方那样，做到可以影响世界格局。

数据显示，我国芯片制造自给率长期不足40%，2018年还一度跌至30%。而这种不足的很大部分，就是我们已技术突破，也原本有机会自足的成熟制程。

2020年，大陆一共进口了2.4万亿元的芯片，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成熟制程，属于我们本来在技术上有条件做好的。最典型的28纳米以上的汽车芯片，我们差不多90%都要依赖进口。

去年底至今，全球陷入严重的芯片供应缺口，而需求缺口最大的产品，就是28纳米及以上，也就是中国已经有成熟技术的大尺寸芯片。

其背后原因是，最近十年来，全球芯片厂商都在追逐新制程，甚至减产、退出成熟制程，但物联网、可穿戴设备、汽车电子等需求爆发，却让成熟制程芯片需求急速暴增。以汽车为例。2000年，一辆汽车采用的芯片不到10颗，如今保守估计，也在100颗以上。而这些芯片，大部分使用成熟制程制造。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芯片能像中国面板那样，有几家甚至一家龙头企业，像京东方那样首先在成熟技术和市场做大做强，我们是有可能利用这轮“芯荒”以及此后还将继续蓬勃的成熟制程市场去弯道超车，并夯实更高基础的。

然而我们却没有。

领先技术领域，我们被技术死死地卡住脖子。当成熟技术和市场有爆炸性的超车机会到来，我们也只能因为产能不足，而望洋兴叹。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教训，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遗憾。

更戏剧的是，当“芯荒”如此，行业开始回头争夺成熟制程之时，中芯国际却又蹭热点，决定去投资153亿元扩建28纳米生产线。

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早干嘛去了？

此时追产，虽也是个机遇，但已是亡羊补牢，而且会补得很艰辛。

就在中芯国际宣布扩产28纳米之后不到一个月，曾明确看空过28纳米的台积电，就立即宣布将投资超过28亿美元，在南京扩产28纳米。

台积电早已是芯片制程的世界引领者，很多人因此认为，它在此时加码28纳米，目的就是要辗压中芯国际。

有人说，即便中芯国际等本土芯片厂像京东方那样，去大规模投入成熟制程市场，不也一样可能要长期亏钱，不也一样要被对手围追堵截吗？

这当然是肯定的，但同时也可以肯定，当时至少还可以去亏。

因为当时，对手还只打专利战和价格战，而不是举国甚至举全球产业链威力，来让你想亏都亏不成——中芯国际以及很多回过神来补课的芯片企业，迟迟买不到光刻机，甚至还会买不到光刻胶就是个例子。

再假想一下，如果我们的面板到今天还像芯片一样，参差不齐的企业一大堆，但没有一家真正能打的，美国恐怕不但卡我们的芯片，也会卡我们的屏。

虽然，用现在的眼光来检讨过往，非常马后炮，但我们还是不得不痛心地承认——

无论美国，还是其他竞争者，事实上都曾给中国芯片产业突围的机会，至少给过我们今天已求之不得的——只要能做出来，钱可以大把大把投的机会。

但很遗憾，我们错过了，虽然我们投的钱，其实也不算少。

可谓是打也挨了，肉也没吃到。

想要再吃肉，则要挨更多的打。

失去的已经失去，但教训不可不总结。

虽然面板产业和芯片产业不能同日而语，但对比其不同路径和结局，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对核心科技产业的攻坚突围是极其重要的。

而且，越是从落后开始追赶，越是产业难度高，越是重要。

高科技行业看起来日新月异，但即便是芯片发展到今天，也不过就是几波大的机遇和转折。如果机遇到来，只要能抓住其中的一波，也就有突围甚至问鼎的机会。

日本接替美国在半导体产业崛起，韩国接替日本再崛起，都是如此。而要抓住机会，突围甚至问鼎，一以贯之的企业家精神和经营管理团队是不可或缺的。

京东方、TCL在面板领域的崛起，是几十年如一日不换将，不折腾；美国、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崛起，也都是一批企业家长期而顽强抗战的结果。

人人都讲长期主义，但长期主义不能只靠情怀，更关键是要有格局、智慧和眼光，要谋定看准，心里有数，才能持之以恒。

有定见、有定力，这也正是优秀企业家可贵的地方。

王东升的姑姑是做豆腐的，检验她是否成功只需要一天时间，凌晨做出来的豆腐，如果好吃，第二天就会有回头客。王东升说，“我显然不如她幸运，但这就是我的选择。”

成败不是短期可以看到，如何过好每一天，甚至清楚每一天的成败？显然不能只靠盲目的信心和决心。京东方能几十年专注于一业并最终成就大业的关键，也是靠了对产业的长期趋势格局看得准，谋得透，然后基于此制定了一系列战略策略，才坚定地走下去。

比如，王东升在互联网时代就看到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发展对面板业的巨大需求和空间，看到了中国企业可以首先通过在成熟技术、市场的成本优势，去做大做强的现实路径。所以才敢于长期亏损，长期投入，进而在预期变成现实时，成了准备好的人。

而中国半导体产业（芯片）领域，除了近年脱颖而出的诸如华为海思等极少数企业，则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难找到真正的卓越企业家和团队。

比如，中芯国际等企业，如果能提前看到物联网、新能源汽车、可穿戴设备等未来趋势，看到成熟制程芯片市场即将爆发的机遇并且提前准备，也就不至于如今大浪打来才回头补课，甚至美其名曰抢抓机遇。

科技产业的竞争，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也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是关系到全民族利益的竞争，但落到最后，往往也是几个企业与几个企业，甚至几个人与几个人的战争。而这战局中的人，必须是企业家为核心，而不是其他。

当然，这里的企业家，绝不是只会经营管理并且善于把握一时的机会去做强做大企业的人。而是真正以创办一家伟大企业，服务民族和国家、服务人类社会为目标，既有企业家智慧和本领，也有家国情怀的大企业家。

中国芯片产业现在最缺、最需要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光刻机，甚至不是一般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而是这样的企业家。

包括在产业引导和扶持上，如果不能选对真正的企业家，甚至扶持了一些要么干不成事、要么不干正事，甚至不干人事的“官僚派”和“坏分子”。

“芯痛”恐怕只会更让人心痛。

最后想说的是，去年以来，中国企业界可谓风云激荡，并催生出不少观点和舆论。其中两点是尤其值得警惕的：一是把反资本无序扩张，简单、粗暴地理解成反大企业；二是过度解读一些富豪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而忽视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企业家精神包括产业贡献力。

对比芯片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中国企业向核心领域攻坚突围的当下，我们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企业家精神，更重视让大企业去大发展与大担当，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10来年，中国已开始出现真正的企业家引领的芯片企业，并逐步走上舞台，甚至担当重任。真心地期待我们爱护、支持好这些企业家，让他们——

坚定信念，长期抗战，赢得伟大！

只有弄清新阶段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格局，才能清晰国家的战略意图和方向。

以下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第二十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上的分享，对该问题回答地十分透彻。

用一个词语概括

您对20多年来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感受

黄奇帆：对互联网发展，我概括的关键词就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015年12月，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各国应该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并提出5点具体的主张。

第一，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第二，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

第三，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

第四，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

第五，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这5点主张以最大的格局概括了中国互联网20几年发展的思想，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深思熟虑。

总书记提出的战略目标和5点主张，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互联网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路径，所以我觉得，这是20多年来很重要的关键词。

中国互联网在发展和应用方面

有哪些特点和优势？还有哪些不足？

黄奇帆：这20多年来，中国的消费互联网的发展波澜壮阔，繁荣昌盛，涌现了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一批世界知名企业，产生了10亿网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我们的消费互联网在蓬勃发展中，还存在着至少4个方面的问题。

1. 参与者之间往往是零和游戏

消费互联网行业竞争到最后往往是赢家独吞所有市场，因此很多早期互联网企业拼命地烧钱扩大规模，以求打败对手取得垄断。

在取得了垄断优势后，又对平台用户或消费者收取高昂的门槛费、服务费。

以至于一些线上销售平台的平台费率，比线下高成本的百货商店、超市的上架费率还高，这是很不合理的。

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没有产生资源优化配置，在社会总体价值创造上贡献有限，因为过度关注流量助长了假冒伪劣商品在网上的泛滥，甚至倒逼制造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2. 利用人性的弱点设计各种产品

网络市场形成初期所主导的自由理念，使得网络上失信的违约成本极低，于是会出现很多企业利用人性的弱点设计各种产品来获取流量，罔顾消费者的长期利益和市场的良性发展。

比如一些信息服务公司，通过各种打擦边球的图片、噱头标题吸引用户点击观看视频、新闻。

这种利用人性弱点诱使用户使用产品的行为实际上是不正当的，甚至是触犯法律的。

未来互联网经济的竞争，一定是在更公平、可信的环境下进行，这些利用人性弱点设计产品的公司很难长期生存。

3. 企业数据采集没有底线

消费互联网时代缺乏数据治理规范，很多互联网企业在用户使用产品的时候要求用户提供个人数据。

但这个过程中，有些平台采集的数据、要求的授权和提供的服务明显不对等。

明明很简单的服务，仅需要几个数据，却要求用户提供几十个数据；明明只需要一项权限，却让用户把权限全部打开，从而超范围收集个人数据。

比如，有的公司获取了消费者手机麦克使用权限，通过窃听客户交谈内容获取用户习惯，看似聪明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

随着互联网产业不断成熟、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上述行为在未来将会很难行得通，消费互联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要加以避免。

4. 出现互联网杀熟行为

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互联网企业根据大数据将用户群体划分为不同类别进而收取不同的价格，这类杀熟行为有违市场公平、透明的原则，被杀熟的消费者一旦获悉后也会感到愤怒。

这4方面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消费互联网没有形成明确的各方多赢的盈利模式。

在消费互联网下，一旦确定某种模式就可以“一刀切”地全盘推进，可以通过烧钱形成规模效应、追求流量。

与消费互联网不同，产业互联网下，每一个行业的结构、模式各不相同，必须通过产生整个产业链上企业的降本效应，提高效率，形成资源优化配置，产生1+1>2 的效益。

比如，通过金融科技降低融资成本，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通过智能物流体系降低物流成本等，使得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以及中介公司、服务业公司、互联网平台各得其所、各有效益，形成明确的多方共赢的盈利模式。

产业互联网下，各个行业的这种盈利模式并不是一刀切，但总是通过降成本、提高效率、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融资成本的过程产生效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随着互联网行业的不断成熟，随着国家法治的进一步健全，今后10年在产业互联网的时代，消费互联网下一些不讲道理的盈利模式，比如通过烧钱取得规模优势、利用人性的弱点设计各种产品、数据采集没有底线、互联网杀熟等行为，是行不通的。

互联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

将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奇帆：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5G 基础上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与互联网结合形成的数字化平台自身的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会提高，简单地说就是数字经济产业化。

包括大数据服务产生的收入，人工智能的收入，云计算提供数据存储、计算、通信服务的收入，区块链的收入，数字化平台各个环节自身的效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从以前的5%、10%，提高到30%、35%。

第二，数字化平台具有颠覆性，一旦与传统产业或经济形态结合就会产生颠覆性的改造作用，也就是传统产业数字化。

大体上说，数字化平台与传统产业相结合，能够提升1%到10%的效益。

而且这个效益提升是在不额外增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赋能、提高效率产生的，这个产出就是增加值，就是利润，就是效益。

如果平均每个行业进行数字化改造能形成 5%的效益提升，那中国约100万亿的工业产值就将增加5万亿，约150万亿的服务业产值就将增加7.5万亿。

这就是党中央提出的新基建，一是数字工程，二是融合工程，三是创新工程。

数字工程就是将数字经济产业化，融合工程就是产业经济数字化。

之所以中央高度重视融合工程，因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仅仅在于数字经济各个环节自身运转产生的效益，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推动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

为什么数字经济能够对传统工业、对城市、对社会形成颠覆性的改造功能？

我理解主要是因为数字经济具有“五全”的信息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

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广泛地连成一体。

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的每一个点，全天24小时不停地积累信息。

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

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搜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

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这“五全”的信息与工业制造相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自身的发展，更要重视数字经济与传统行业、城市管理的融合，按照中央的要求，搞好融合工程。

快与慢——互联网企业发展

在脚步快和心态稳之间

如何做好平衡？

黄奇帆：一个地方的发展、一个行业的发展、一个公司的发展，怎么处理好“稳”和“快”的关系？这是一个具有哲学性的问题。

如果“快”得不稳，翻跟斗；“稳”得不走动则无法发展，所以“稳”和“快”应该是辩证的，是可以协调统一的。

具体来说，不管是一个城市、一个行业，还是一个企业，在确立目标、确定方案时应该要“稳”，应该守住初心、守住底线、守住原则，在做方案的时候要周密系统、环环相扣，稳健、完整，体现系统性、合理性等等。

但是一旦目标方案形成了，实施操作的时候还是要讲效率、讲速度、讲快节奏。

互联网行业中很多项目不像房地产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或者工业项目，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定要虚事实做，在操作的过程中体现“五个见”：

一是要见法人，看得到项目的负责人，落实责任制；

二是要见进度，实时监控项目每时每刻的进度；

三是要见效益，取得实际效益，不能总是在烧钱却看不到回报；

四是要见功能，看得到项目对于企业、对于社会产生了哪些具体功能？比如提质增效、优化产业链、降低融资成本等等；

五是要见推广，项目成功后能够不断地复制、推广。

在实现这5个“见”的环节中要有效率、要快，但在确立总目标、制度总方案的时候要稳，把“稳”和“快”结合起来，就能够干好。

互联网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黄奇帆：所谓“风口”，用通俗一点的话讲，就是一个社会的热点、重点、焦点。

俗话说“风口下猪都能飞起来”，虽然形象，但不确切。

能把猪吹起来的，往往不是正常的风，是龙卷风，但是龙卷风下的猪哪怕飞起来，也还是会非常悲惨地掉下来摔得头破血流。

总的来说，我们围绕风口，就是要围绕当今社会的热点、重点、焦点，围绕我们国民经济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围绕国民经济的主战场。

凡是能够围绕这5个方面取得发展的企业，就能够在风口上趁势而上。

当下具体地来说，就是要融入中央提出的新基建战略、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融入碳达峰碳中和、一带一路、制造强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

未来10年，只有融入这些国家战略的企业，才能在风口中趁势发展，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中流砥柱。

请用一句话

对未来互联网发展表达祝福

以人为本，诚信服务，融入发展的主战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最近，杭州的一个小动作，在房地产行业引起轩然大波。

原来是“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忽然上线了一个新功能——个人自主挂牌房源。

也就是让购房者和房东直接跳过房产中介进行交易！

所有房源都会经过政府核验，生成唯一的核验编码，保证房源的真实可靠。

购房者须在平台上实名注册才可以看到个人自主挂牌的房源，直接和房东取得联系。

登记在案的房产中介无法查看到个人自主挂牌房源的相关信息，也就无法骚扰房东。

如果购房者和房东谈妥了，还可以一起去杭州住保房管局一楼交易大厅的自主交易窗口，进行合同签约。

这个举措意味着什么？

首先，购房者和房东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实现交易过程的去中介化，自主联系、约看房，房子买卖更加地透明、简易，快捷；

其次，有了政府信用背书，信息更加真实可靠，买卖房子这么复杂的事情也可以通过傻瓜式的操作进行交易，并且没有法律风险；

再者，帮老百姓省下了动辄十几二十万的中介费。按照2.5%的中介平均费率来计算，杭州一套300-500万的二手房，中介费达到10万元左右。一套1000万以上的二手房，中介费则超过25万。这么昂贵的中介费，如今再也不用出了。

这个功能一出，房地产中介就不好过了。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绕过中介直接在政府平台上买卖房子，那房产中介还有何用？这项功能势必会对房产中介造成毁灭性打击。

于是，当天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中介贝壳找房股价应声大跌14.86%，市值一夜蒸发230亿元人民币。可见这个功能影响之深。

不过话又说回来，天下苦房产中介久矣。杭州这个动作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

人生的第一顿“毒打”，来自于房产中介

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很多人想必都经受过房产中介带来的痛。

首先是可怕的骚扰。

如果你打电话给一个房产中介打电话询问买房租房事宜，那接下来你接到的每一个骚扰电话都来自于房产中介。

据媒体报道，赣州的郭先生因为要买房联系了房产中介。结果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他陆陆续续接到几十个中介的电话；

杭州的潘师傅因为房产中介的推销电话跟对方吵了起来。挂断电话后竟然收到了67条验证码短信；

深圳的小姜姑娘通过一名房产中介租房子，却屡屡遭到该中介的言语骚扰，如“想跟你抱着睡”、“想你了”。

其次是虚假房源。

为了吸引成交，中介往往会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一些条件好、价格好的虚假房源信息，吸引用户前来租房买房。等到用户来到现场的时候，就以房子已经被租被卖的借口，给购房者推荐质量更低而且更贵的房源。

央视就曾曝光过，58同城和安居客都有过类似的租房卖房乱象。对此，有网友愤怒地说道：“真的早就该整顿了，这些平台真的太多骗子垃圾。”

再者，巧立名目克扣费用。

有些房产中介会利用合同条款给租客强加违约风险，甚至收取钥匙押金、电卡押金、维修费，为的就是掏空租客的钱包。

今年6月，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就曝光了33家无故克扣租客租金的房产中介：

更有甚者，会采取暴力手段。

2018年，就有一家房产中介被定性为“黑社会”。房东因被该房产中介公司扣留租金, 与其发生冲突，随即被赶来的十多个人殴打……

可以看出，房地产中介行业的乱象已经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对消费者权益造成伤害。

最要命的是，房地产中介还实施了垄断。现阶段，如果中国没有了房地产中介，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买房卖房，房产中介就像挡板一样阻拦了上下游的信息沟通，这造成的垄断是非常可怕的。

杭州此举正是提供了一个更加规范的信息平台，打破房产中介的垄断，造福于民。

网上卖房来了，房产中介还撑得住吗？

那房地产中介真的会消失吗？

也不一定。

房屋交易过程其实非常地繁琐，不止是简单的给钱交钱，包含很多细节，包括购房资质调查、贷款、资金托管等等。很多问题，只有房产中介才了解，能够给购房者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

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的新功能，只是提供了其中几个环节的助力而已。更详细的服务，可能还需要房产中介来帮助完成。

杭州市政府的这个举动，更多是想遏制中介费用的飙升。“官方售房平台”的出现，会使得中介行业竞争更激烈，必然倒逼中介行业严控成本，降低交易费用。

其次是想提升行业的服务水平。官方一出马，房产中介倒卖信息差的生意就不好做了，所以房产中介就更需要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以此赢得用户的芳心。

事实上，随着电商的发展，房产中介的日子越来越难。

阿里、京东和拼多多都曾试水过直播卖房：刘涛曾在天猫直播间推出10套特价房，总共补贴300万；京东徐雷曾亲自上直播间卖房，推出1000套北京房源；拼多多曾联合深圳海雅集团开启直播卖房，在开售后的4个多小时里共售出600多套房源。

网红和明星也在争相卖房：“淘宝带货一姐”薇娅曾去到杭州的复地·壹中心直播卖房，观看人数达1600万；佟大为联手恒大直播卖房，卖掉近7000张购房抵扣券和10余套特价房；大张伟和汪涵联手碧桂园，在直播期间达成认购约25亿元。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在抢房产中介的生意，这叫房产中介如何是好？

毫无疑问，随着时代的变迁，房地产中介的部分工作将被取代。届时如果他们还是只会一味地“偷蒙拐骗”，那离消失也不远了。

疫情给无数中国企业带来困难：企业迟迟不能开工，海外订单不能按期交货、客户丢了怎么办？员工工资要加倍照发，银行货款及利息要还，房租要交……现金流断了，谁来买单？疫情后的业务机会在哪里？我们如何化危为机？

面对几万家企业共同的问题，正和岛邀请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正和岛研究院院长王林教授，为大家答疑解惑。

以下是王林教授采访实录。

做最好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

很多人把当下疫情与非典时期相比，但从经济角度，当下中国与2003年有着明显不同：

首先是个好消息，2003年时，中国的经济体量较小，只有1.4万亿美金；而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高达14万亿美金。这是10倍的差距。

也有不好的消息。2003年，中国正处在加入WTO之后的市场红利期，正面向世界开启改革开放的全新篇章，再加上因为美国911事件，需要与中国携手反恐，所以当时美国对中国也是非常宽容的，中国的外贸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从2001年的7%，用了2年时间，到2003年就已高达30%。

今天与2003年完全不同。当下，逆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的主流，而且，中美贸易摩擦仍在不断进行中，有这样一组数据：

2019年，中国对外出口增长了0.5%，而对美国出口下降了12.5%。

所以，相比非典期间，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经济是比较被动的。

中国的内部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3年非典时期，中国正处于房地产周期、库存周期等产能周期的上升期，并且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也比较大，整体处于蓬勃向上的状态。所以，8个月的非典困难期，对经济影响相对较小。

与2003年相比，当下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已经高达53.9%，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57.8%，高出2003年22.4个百分点。

所以，新型冠状病毒对消费和制造业都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第一个状态是，如果钟南山先生预计准确，疫情被有效控制，在15天左右较短的时间结束，那么对经济的冲击，主要是在第一季度，大概会放缓到4%-4.5%左右，后面几个季度会恢复到5.8%—6%左右，全年可以维持在5.4%左右。

第二个状态是，如果疫情没有那么乐观，蔓延到第二季度，到了6月份，在高温的帮助下，病毒消失。（非典就是在高温下，突然消失的）在国家有力的调控下，通过大家的努力，后期增速，也会维持在5.5%-6%之间。

但是我还是非常同意陈薇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的判断：

我们要做最好的努力，但是做最坏的打算。

从最坏的角度看，考虑到病毒的潜伏期较长、传染性较强，一旦复工后，再次出现了扩散和传播，或者是一些地方的防控不到位，疫情的延长时间超出了预期，蔓延到第3季度，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速可能会降至5%左右。

企业家一定要学习中央文件！

 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首先就是餐饮，西贝、海底捞，目前都纷纷停业，星巴克也暂停了全国100多家门店。

由于存货受损失，加上租金和员工加班工资不能少，对餐饮行业几乎是毁灭性打击，2019年全国餐饮行业营业额近5万亿，今年一季度餐饮业的损失会非常大。

除此之外，还有旅游行业，旅游行业的食、宿、行、游、购、娱6个增长点全部受打击。

除了行业之外，民营企业现在正经受很大的冲击：

第一个是来自市场的冲击；

第二个是在资金链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像西贝的贾国龙说，就算贷款发工资，也只能支撑3个月；

第三个是，企业即使能够复工，现有工人能否按时返岗，都是很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中央都已经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果断的措施，企业遇到困难，接下来就很可能出现失业潮。因为企业保不住，就业就保不住，就业保不住，社会就很难稳定。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主张企业家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目前，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我们企业家一定要学习中央文件，一定要学习！

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等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共提出30条措施。以下几条就非常重要：

央行已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

并且，央行破天荒地提出，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2020年1月下旬存款准备金考核的容忍度。换句话说，现在央行已经允许银行更多地向企业放款。

如果企业现在撑不住了，可以向银行求助。当然，银行放不放贷是另一回事，央行放开这个口子，银行给你放贷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大了。

此外，央行还明确要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而且中央要求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以予以展期或者续贷。

如果企业现在资金链出现问题，到期还款还不上的，现在就赶快打报告，如果有要续贷的，现在就马上跟银行方面衔接。中央也要求金融单位保持正常的营业，可以关闭部分网点，但是要正常营业。

中央也明确规定：在疫情防控期间，对生产、运输和销售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医用护目镜、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负压救护车、消毒机、84消毒液、红外测温仪和相关药品等重要医用物资，以及重要生活物资的骨干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

人民银行通过专项再贷款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对名单内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的信贷支持。

这其实是等于一个“红名单”，大家一定要马上行动，如果有机会，争取进入这样一个“红名单”，央行和金融机构，对这块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

中央已经出手，我就不赘述了，这个公开文件网上都有，大家要认真学，中央文件一定要认真学。

大难面前，企业家有3重境界

对企业而言，面对疫情，有几个方面可以考虑。

首先是，如果你的企业原来就在艰难维持，但因为你的不忍放弃，那么现在你就按照劳动法给予员工补偿，然后关停生产线，看准新的方向，重新开始。

如果你的企业是处于“原本想转型、但又不太敢转”的情况，那么现在，到了壮士断腕的时候了。

我非常同意春花老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的观点：

在危机的时候，对业务结构做加减法，从而使得公司具有更有效的动态应对不确定性的业务能力，一旦机会来临，这种更加合理的业务结构便能让企业有机会与其他企业拉开距离。

 过去有些企业的产品是鸡肋产品，嚼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么现在你就果断的弃之。你现在不扔，将来很可能会被拖累。

 一些传统制造业，本来就卖不出什么价格，本来就非常困难，果断地转型，果断地进行重生。

 越是危机的时候，越是最考验人的时候。考验人怎么样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确定自己的理想、愿景和追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转型的机会是无穷的：

 我现在担任电广传媒的独立董事、战略与文化发展顾问，我们就在布局2个5G网络建设。5G的下一步要怎么来运用？现在5G的产业化运用和场景化应用完全是一个新的蓝海。

 你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就会觉得，对手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对手。在智慧城市、物联网等领域，拥有无穷的、宽广的发展机会。

在物联网、智慧城市方面，我们可以向日本丰田公司学习，丰田公司已经在富士山下的静海县，着手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智慧社区。在这其中，能看到巨大的商业机会，巨大的想象空间让我们去发挥。

那么你为什么还生产那么多过剩的东西，而不赶紧去进入新的蓝海呢？

 大疫面前，往往有着大机会。

 就像这两天，网上流传的“没有非典就没有淘宝”：

 2003年的时侯，阿里一个姓宋的员工去广州参加商品交易会，不幸感染非典被隔离。马上，阿里巴巴所有工作人员，包括马云在内，全部隔离。

 但马云很早就有远见，在非典在广东肆虐的时候，就有了预案，一旦被隔离，就全员在线办公。

 马云为此还找了杭州市政府的宣传部门，找了杭州市的电信公司，请求支持。因为马云知道：如果阿里面向一场灾难性的隔离时，阿里不能垮。

 随后，马云又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阿里的业务由to B转向to C。

 当时董事会都觉得不可能，因为那时的阿里，只是一个仅仅成立4年的创业公司。但马云认为是时候转型了，于是力排众议，要去建立淘宝。

 因为董事会不同意，马云秘密搞了一个小团队进行淘宝的研究。

 5月10号淘宝上线，打开页面，上面就写着纪念在非典时辛勤工作的人们。后来，马云把5月10日，定为阿里日。

 其实当时，很多倚重线下业务的企业都受到重大挫折：

 如陈天桥的盛大游戏，在非典期间基本上垮了；

 梁建章的携程，在非典期间，机票和酒店订单急速下降；

 还有俞敏洪的新东方，当时没有学生报名，原计划的培训班全部停办，后来俞敏洪靠借钱才渡过难关。

所以在这里我要讲一句，当挑战来临的时候，对于有头脑的人，对于有准备的人，很可能是一种机会。

多方数据显示，仅病毒引发的流感每年致死近60万人，病毒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顽疾，却又没有好办法治疗。早在2005年，远大科技集团就研发了臭氧空气净化机，可以在0.1秒的时间内杀灭99.22%的“非典”病毒和99.9%的其他病毒。1月31日，该公司已发运200台捐赠武汉火神山等医院，用于ICU病房，目前供不应求。

有些企业只是为了“利润”而开工，有些企业是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而开工——后者才能基业长青。

所以说，对于传统企业，应该转型的转型，应该升级的升级，如果转型不了、升级不了，那就把你的核心团队留住，保住企业。等疫情过去之后，再重新恢复。那时候，库存基本上都消耗完了，会出现一个补货的高潮期，你也会有新的商机。

 马云的成功，有机会的因素，更有格局的因素。有些人只看见了“危”束手无策；有些人通过“危”看到了“机”，择时而动；马云则认为，企业家这时不仅要看到机会，更要看到责任。

此次疫情，对所有企业都是一场倒逼

 正和岛上就有7000多家企业，各有各的困难。说心里话，没有哪一个专家是神仙，能够变出一个什么招，来让你起死回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疫情对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次倒逼：对早该倒闭的，逼你倒闭；对早该转型的，逼你转型；对曾对新兴产业观望犹豫的，逼你进入！

对于不属于以上情况的企业，我的建议只有三点：

第一，实事求是，分析情况，做最好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

第二，尽可能好地保护自己，尽可能好地保住企业的核心团队。

第三，在这段时间，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企业的未来。

 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首先就是要想方设法开工，让员工在受到严密保护的情况下进行生产。

 如果不能够保证生产安全性，劳动密集企业必须遵守政府的指令不得复工，就一定要坚持下去，疫情总会过去，过去以后，需求就会爆发性增长，所以你一定要挺住。

 有的学者和企业家提议：“对于因疫情在家休息的员工，只发生活费用。”

我非常赞同这个建议。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考验企业家的时候，也是考验员工的时候。这个时侯闹着要辞职，闹着要钱的员工，就不是一个好的员工。

 我们此时要警惕民粹主义，全社会要保护好企业。现在，苏州市政府已出台“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在中央的领导下，地方政府正在出台和酝酿出台此类措施。

企业家、员工、社会一起努力，这才叫“共克时艰”。千万不要把企业家逼得无路可走，千万不要把企业逼得倒闭。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世界一定会支持中国，中国社会将深刻转型

 WHO把中国宣布为“PHEIC”，这是第6次。但是先前5次，像西非埃博拉病毒、巴西的寨卡病毒等，都很快被扑灭。

 这一次，在中国政府强有效的组织下，我们的疫情管控也一定会在最快时间内取得成效，希望我们的企业家能够顶住。

我相信，国际社会都会和中国携手对抗疫情。因为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占全球份额的17%，而2003年时这一数据仅为4%。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经济下滑坡度太大，对全球的溢出效应也将会更大。

 中国的亚洲邻国，已经深深扎根在区域供应链中。原本受益于中国游客的地区，比如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等，都会出现经济增速下滑。

 一季度对香港的经济打击，我们的预测是1.7个百分点；韩国预计会减慢0.4个百分点，日本也将减慢0.2个百分点。

 这次疫情，对于粮食、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也有很大影响。由于中国停止了部分进口，需求下降，澳大利亚和巴西这2个大铁矿石供应商，近期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0.3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疫情了，而是世界的疫情，所以全世界目前都在支持中国。

我们很感动地看到：

 很多国家以各种方式在支持中国抗击这次疫情。

 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正和岛的企业家，更是责无旁贷。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将是一次推动。

 最近，网上对武汉红十字会的一些做法提出非议。说心里话，我们看了，心里都很难受。一些组织效率低下，使得我们的捐赠迟迟不能到达每天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手上。

 此次疫情，将整个社会的一些负面现象也非常清晰地暴露了，比如：武汉外出旅游的人士，到处被拒绝，在外没吃没喝，暴露了我们的NGO组织，以及我们社会不成熟的一种状态。

 现在考验的是，中国社会在应对不确定性的“黑天鹅事件”面前，应该有怎样的状态，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氛围？

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在，该去深度思考，如何真正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此次疫情一定会深度改变中国社会的治理方式，中国也必将向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