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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我还是蛮有发言权,以前在两家小公司做,后来又跳到500强,再后来创业,这些经历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
我的观点是,在中国,去大公司发展要比小公司好很多。
听到这个结论,也许有些人会把曾经的腾讯、头条、阿里拿出说事儿,说它们还是小公司的时候,在里面工作,现在不就牛逼了吗?
这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同一时代有很多类似BAT的小公司,最后都死掉了,你看到的也就这么几个牛逼点的公司,我的老读者都拥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关于这点我就不多说了。
我只想结合我的经历来谈谈这个事儿,非常主观,各位参考一下就好。
大公司更稳定一些
大公司到底好在哪里?
第一就是稳定性。
你肯定读过“所谓的稳定正在默默杀死你”之类的文章,这些20岁的自媒体人写给中年人的,你该不会真相信吧?
我们穷尽一生,不就是在追求一种稳定吗?
持续的投入有持续的回报,能够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能够陪伴家人和孩子,不用到了40多岁还要折腾……
小公司,就很难拥有这种稳定性。
最近刷到一篇文章 ,一位叫藤井树(中国人)的,讲了自己的经历。
他以前在一家500强做到中层,34岁春风得意,跳到了一家小企业当部长,干了6年后,突然就收到一封辞退信,辞退理由是“你自己合计”。
藤井树发现,被一同裁掉的都是他这个年龄段的元老,大概是公司需要更年轻、更廉价的人来取代他们。
此时的藤井树已经40岁,很难在就业市场找到好的工作,而当年和我一起在500强打拼的同事职位和收入都已经很高了。
藤井树写的文章中诚恳的建议:
换工作,一定要从小公司往大公司走,而不是相反。
我不知道藤井树的经历有没有代表性,但是和我的基本一致。
很多小公司老板都是没啥感情的,说把你辞掉就辞掉,有点良心的,给你点赔偿,没底线的,给你刨个坑,再把你辞退,连赔偿都省了。
大公司就相对好一些,不会这么简单粗暴,基本都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办,毕竟闹起来对品牌影响很大,搞不好政府都会插手。
而且,如果你在大公司混到了一定级别,差不多就妥了。
就算再不济,也不会直接让你走人,顶多不让你在关键岗位,把你放到清水衙门,给你个“督导”或者“顾问”的虚名,基本待遇还保证,终归公司还是会给你托个底。
大公司更容易获得高阶工作
知道么?工作也是分阶层的,我先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我的一个高尔夫球友,是某个小企业的总经理,一个周六我俩一起打球,他一会儿一个电话,手忙脚乱,我听出来大概是他老板的电话。
后来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大事儿?
他说:“采购了一个广告牌,比预算多了2000块,老板来问原因……”
我很诧异说:“你堂堂一个总经理竟然连2000块都做不了主?”
那球友叹了口气说:“啥狗屁总经理,就一打杂的……”
后来和小企业接触多了,才发现这情况挺普遍,大小事都是老板一手抓,所谓的总经理就是虚名,工资很感人,杂事很充实。
遇到更损点的老板,让你成为“法人”,说是对你的信任,你屁颠屁颠的,结果出了事儿,老板金蝉脱壳,你被搂了进去,你说这总经理当的是个der啊。
更关键的是,别看头顶是总经理的光环,做的却是低阶工作,这才是最要命的。
工作是分阶层的。
一阶工作,就是简单的执行,老板让你做啥你做啥,和流水线上的工人没啥区别,因为没有决策权,不用为结果负责,也不用调用复杂的心智。
二阶工作,需要对结果负责,有一定的决策权,也需要提取底层规律,提出建设性意见、规划等等。
三阶工作,是领导二阶工作的人,批量的做此类工作,拥有绝对的决策权,还要驾驭人性,处理复杂的问题,这类工作一般都是大公司的顶级高管。
我们以前总是抱怨大公司的级别林立,然而这也是一条从低阶工作通向高阶工作的道路。
你去看一家小公司,所有人基本做的都是一阶工作,根本不用你来发挥创造力和潜能,只有一个人会100%发挥潜能,那个人就是老板。
大公司能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
我当年在500强时,他们的培训体系很强大,这类事儿,小公司不会搞,或者根本没能力搞。
在这个培训体系中,不仅能学到很多技能和知识,你还可以申请当兼职讲师,去给其他学员上课,这种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我当时就年年申请当兼职讲师,有机会就去各地讲课,这种能力就锻炼了出来,后来不想打工了,就出来做商业培训。
干讲师这个活,课程内容都要自己设计自己写,写作能力也这么就锻炼出来了。
回头看,确实是大公司的平台让我收益不小。
在大公司的平台上,你也能获得更多的操盘经验。
因为,大公司要做的项目很多,每个项目涉及的面都很广,需要观点精选,策略平衡,细节设想,参与一次就能有不少收获。
所以,我们内部有句话说:
“一个项目锻炼一批人”。
大公司的项目规模往往也很大,做过项目的人都知道,一个50万的项目,和一个500万的项目,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同样,一个地域性方案,和一个全国性方案,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们需要的思考维度,以及面临的问题,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在大公司,你有机会操盘更多、更重量级的项目,你的眼界和格局当然也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设想一下,一位腾讯主管,和一位二线网络公司经理,都出来创业,哪个更受风投的青睐?
不用问,肯定是腾讯主管,因为对风投来讲,他的格局是不一样的,他是见过世面的。
大公司更容易培养职业素养
什么是职业素养?
邮件的规范写法,信息的及时回复,对事件的持续跟进,这些都一个职业人士应该有的素养。
一家成熟的大公司,必然对这些标准动作有所要求,员工也能养成好的习惯。
生意需要,大小公司我都接触不少,说实话,大公司的人,往往表现更专业一点。
有一次,我协助一位客户招标,来了4家公司投标,1家大公司,另3家是小公司。
议标要两个小时,这期间,那4家投标公司被安排到一个房间里等待结果。我和几个评委一起上厕所时,经过那个房间,往里面瞄了一眼。
只见,那家大公司的人,西装革履,规规矩矩坐在一排,安静的用笔记本处理公务。
而那三家小公司的人呢?疏疏落落的分布于各个角落,有人把腿翘到桌子上,有人在玩连连看,有人在看报纸。
这种正规军VS散兵游勇的既视感,自然让评委们觉得大公司更专业一点。后来果然是那家大公司中了这个标。
你如果有点经验,就知道一个超级大项目往往是由细节决定的,而参与者的职业素养就是细节中最重要的环节。
我创业时,招了一些员工,有些来自大公司,有些来自小公司,先不说态度、能力这些东,很明显的是,在大公司干过的员工,遇到事儿时,更知道怎么处理。
比如,知道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时机,懂得什么时候自己做主,什么时候该请示领导,也知道和客户开会时,什么时候该插嘴,什么时候该沉默……
我和一些企业家朋友交流过,大家的心得还比较相同,都是觉得在大企业做过的人,干事更顺畅一些,没那么多的磕磕绊绊,所以大家也都挺爱用在大企业做过的人。
你看,职业素养也是一种竞争力啊。
在大公司更有机会和优秀的人过招
我不是说小公司的人都不够优秀,而是说大公司无论是品牌吸引力,还是选拔机制,更容易吸引和聚集优秀的人。
尤其是那些市场化的大公司,优胜劣汰,最终能坐在关键位置的人,都是能力超强,情智双高的人。
与这些人共事,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公司是一个平台,使你与这些达人有了交集,在其它场合,还真不见得有这种机会。
就这点而言,我挺有感触的。当年我在小公司时,学东西很快,办事很活络,老板也挺看重,和同事们一比,我觉得自己挺牛逼的。
后来跳到500强一支公司,发现这里能人真不少,我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根本拿不出手。
过了几年,觉得长进了,挤到了分公司,发现这个层面的人,又高出一个层级;
又磕了两年,有机会去了总公司,才发现能来这里混的,都特么是人精啊,各个学历光鲜,思维缜密,能说会道,还干活不要命 ,顿时感觉自己弱暴了……
和这些人过招,不得已你自己也要变得很强才行。
网络上不有句话嘛:常和野兽过招,最次也是藏獒;老和宠物犬混,顶多就是京巴。
写在最后
当然,大公司也有很多毛病,我也写文章抨击过,但是一枚硬币总有两个面。
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在一家不错的大公司发展几年,对人生绝对是个历练。
也有人在大公司里混的不咋样,肯定不会觉得大公司怎么好,这个有点像围城,城里的人总觉得城外好,出去了才知道。
我有些前同事,有跳到小公司的,后来说,真到了小公司,还是觉得大公司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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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沿长安街向东500米,一座镶着蓝色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与北京饭店带有岁月厚重的牌楼一街之隔,“长安俱乐部”五个镏金大字高悬顶端。
尽管此地是北京城最繁华的“王府井商圈”、人来人往,却鲜有普通人能自由出入此地。
这是京城最顶级的会所之一,其奢华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一楼大厅金碧辉煌的龙椅、紫檀木雕的屏风犹如皇家宅邸;八层楼的“清樽红烛”是北京城最精致、最有范儿的中餐厅其中几款独创的菜肴根据全世界最好的食谱,采用最好的原料制作,价格从人民币8888元至48888元不等。
这家顶级会所的创始人叫陈丽华,她老公是《西游记》中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
在这里,不仅有陈丽华一手缔造的富丽堂皇,还有数十年来鲜为人知的江湖往事。
01、1941年,在北京颐和园,一个女孩呱呱坠地,父母给她取名陈丽华。
出生在颐和园,自然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陈丽华出身显赫,满清正黄旗叶赫那拉氏第八代传人,慈禧太后的后人。
可惜生不逢时,如果早几十年出生,她便是大清朝身世显赫的格格,身后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只是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北京已经沦陷,清王朝也早已覆灭。清王朝的那抹落日,已经无法照耀到她。
身处沦陷区,在日寇的统治下,连末代皇帝溥仪都无暇自顾,更何况她这个满清贵族后裔。徒有贵族虚名,没给她带来任何的特权和好处,可能唯一的好处是为她日后事业发展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在那个特殊时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陈丽华家也穷的揭不开锅,能够活下来就是一种幸运。家里唯一剩下的几件祖上留下来的值钱物件——紫檀家具,当时连大米都换不来。
终于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陈丽华家的境遇才开始有所改变,能填饱肚子。8岁的陈丽华也进入了学堂。
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限制,念到高中时,陈丽华被迫辍学,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不能继续读书是一种损失,却也为她日后在商业上施展拳脚提供了契机。
在学校期间的陈丽华并不算太出彩。但来到社会上打工后,她就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显现了出来。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高中辍学的女孩,日后会凭着商业经营和人脉经营,成为中国顶级女富豪。
02 、2012年,陈丽华上榜美国《时代》杂志“全球10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是榜单中唯一中国大陆女性。同年,她以340亿的身家跻身《胡润百富榜》中国前10,并被《胡润》评价为全世界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最有钱的人。
但关于这位女富婆如何发家,至今没有定论,有多种关于她发家的说法。
官方的说法是,上世纪80年代,陈丽华移民香港后,在香港掘到了第一桶金。她在比华利低价买了12栋别墅后高价卖出,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
但民间有另外一种说法,陈丽华依靠文革“破四旧”中遗留的文物,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高中肄业的陈丽华进入缝纫社工作。改制公私合营时,颇具生意头脑的陈丽华,摇身一变,成了缝纫个体户。
在街坊的印象里,陈丽华最大的特点是豪爽。即便没钱,邻里需要帮忙,她从不推辞。
每年到了中秋,她会做很多月饼分发给街坊;过冬邻居家里没有煤气罐,她把富余的一个送出去,以至于后来小女儿结婚时,家里都没有煤气罐。
由于豪爽仗义,她结识了很多朋友,包括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家的小保姆。通过小保姆的关系,陈丽华得以进入副市长家,还结识了其他一些官员。这些为她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通过各种渠道,陈丽华打听到在北京龙顺城中式家具厂里,保藏着大量文革中抄家得来的珍贵明清紫檀、金丝楠和黄花梨木家具。这些过去宫廷才能享受得起的名贵家具,如今静静地躺在角落。
因为当时这些古董还没有被定性为文物,除了少量的家具被退还之外,其他都属于无主之物。
只要把无主的家具变成自己的,立马就可以大发一笔横财。
陈丽华看到这个发财的机会,通过关系运作,用低价买下了这批古董。
1982年,41岁的陈丽华通过亲戚介绍信和律师证明,移民香港。
她之前低价收购的文玩性质的家具,在香港非常抢手。她高价卖掉,赚得满体金钵。
凭借人脉关系和低买高卖,陈丽华成功挖到了第一桶金。
手中有了“闲钱”,但她并不满足于此,开始迅速在市场中寻找投资机会,赚取更多的利润。
上世纪80年代,香港股市和楼市最有“钱景”,陈丽华自然不会错过这个赚钱的机会。
由于股市不稳定因素多,投资回报没有房地产稳定。短暂尝试后,陈丽华将重心放在了房地产行业。
不得不说,能够成为中国女首富,陈丽华靠的不仅是人脉和运气,还有非常人所能及的商业眼光和魄力。
当她看到位于比华利的一处豪宅商机巨大时,毫不犹豫的将手中的资金投入,购买了12栋豪宅。然后转手高价卖出,获利颇丰,一下子就赚到了上千万的利润。
此后,依旧是通过通过低买高卖的策略,她在国际贸易和房地产上获利颇丰,短时间就完成了雄厚的资金积累。
1988年,陈丽华在香港创办的富华国际集团正式成立。
03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帷幕。
虽然当时的北京与香港的发展差距很大,但陈丽华嗅到了时代风口的铜臭味道。
80年代末,陈丽华带着她在香港积累的雄厚资本,以港商的身份回到北京。
不得不说,这位“格格”出身的商人眼界极高。一回北京便看中了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个球场,也就是长安俱乐部所在的位置,这块地皮比后来李嘉诚拿到的东方广场还靠近天安门。
位于长安街,临近天安门,这样一块地皮的价值可想而知,自然也引得很多人觊觎。
想要拿下这块地皮,光有钱是不够的。
这块地皮的竞争者中,比陈丽华有钱的人有很多。陈丽华当时也只能算是个有钱人,却硬是打败了众多竞争中,顺利拿下了这块“黄金地皮”。因为过去在北京积攒的人脉关系,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
因为这块地皮挨着紫禁城,与天安门只有一墙之隔,政治敏感度高。又恰逢北京在举办亚运会,政府对项目审批格外严格。
在拿地的头四年,陈丽华什么也干不了,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长安大厦”项目搁浅。
很多朋友都劝她放弃,认为这个项目做不成。
但陈丽华知道这块地的价值,一直坚持留着,没有放弃。
在这4年里,陈丽华也一直没有闲着。一直默默的利用背后的能量,推动项目的审批。
终于,4年后,这个项目通过了政府部门的审批。
因为项目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白天不允许施工。
等待已久的陈丽华憋足了劲,审批通过当晚 11 点多,亲自带着 4 辆汽车奔赴工地,拿着铁锹铲土装车。
随后一段时间,陈丽华天天跑工地,昼伏夜出,偶尔还把自己当工人使。
成功拿下这个项目,并通过审批,可见陈丽华背后的能量之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但是长安大厦项目过程中的曲折,也让陈丽华更深刻的认识到人脉的重要性
所以,在这个总投资4.5亿的长安大厦里,陈丽华规划了京城第一家顶级私人会所——长安俱乐部。
04 、改革开放吸引了大量的港商和外商来大陆投资,民营企业也开始发展。
为了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和商业项目,这些企业家们需要扩充自己的人脉圈子,大量结交人脉。
出于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很多官方(高层)人员为方便和企业家打交道,也需要一个高档私密的地方。
1996年10月23日,筹备了4年的长安俱乐部正式开张。
长安俱乐部位于北京长安街10号,天安门广场沿长安街东行500米的得天独厚地理位置,与天安门广场一墙之隔。
而长安街是横贯首都城区的东西中轴线,素有“神州第一街”之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银行等中央政府机构都这条街上,这里可谓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的中心。长安俱乐部相距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委市政府甚至于中南海都相隔不到两公里。
能够将会所开在这个地方,本身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这背后的能量可想而知。
长安俱乐部老板陈丽华八旗贵族的出身,加上时任某正国级领导担任名誉主席。所以长安俱乐部自开业以来,始终笼罩着一层令人捉摸不透的政治色彩。
人人都想加入,但“不是有钱就能进得来的”。
这里入会条件极为严苛,最初招募会员的时要求年龄必须要在45至55岁之间,是企业的“一把手”,公司资产至少在5000万以上,最好会说英语。
自2003年来,由于年轻富豪的崛起,年龄限制被取消。
长安俱乐部的会员甄选规则一是会员推荐,二是审核。只有老会员推荐,并且经过俱乐部审核通过,方可加入。个人会籍会费16.8万,每年的年费是1.6万,终身会籍会费为48万。
这些数字只是表面,严格的审核在于你是不是“名人”,在不在“圈子”,够不够“级别”,影响力和社会地位才是入会的隐形标准。
京城各界顶尖名流鱼贯而入,站在门口礼迎的陈丽华微微欠身,满面笑容地接待着每一位贵宾。
这些富豪不是为这里的富丽堂皇而来,而是因为这里是京城结交人脉的黄金场所,是经济与政治链接的纽带。
正如长安俱乐部官网所显示的,“这里有得天独厚的人脉网络”。
李嘉诚、郑裕彤、郭炳湘等一众大佬担任理事会成员,亲自坐镇。
香港需要北京,李嘉诚们清楚,早已经移居香港的陈丽华更是明白。
长安俱乐部有能力邀请到行业内最权威、最顶尖的人物。据说,原央行周行长和中关村“村长”段永基,都是长安俱乐部的常客。段永基从来不去星级酒店谈事,而是选择长安俱乐部,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会给他私密而亲切,仿佛家人般的照顾。
长安俱乐部每个月至少举办6次活动,以“商务”为重头戏,觥筹交错之间就能认识到有能量的人,获取到了商业机会。
长安俱乐部不仅满足了当时港商、跨国企业高层、民营企业家结交人脉的需求;也为政府官员与这些企业沟通提供了一个私密安全的场所。
借助这个平台,陈丽华将自己的关系网越织越广,越织越深。
05 、长安俱乐部开业后,陈丽华事业也突飞猛进。
她开始加速在北京的布局,陆续拿到了一系列令人艳羡的黄金地段,完成了很多“不是有钱就能完成”的项目,富华集团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
陈丽华的富华集团先是获得了王府井周边一系列黄金地段。修建了丽苑公寓、丽山大厦、富华园小区等,一跃成为京城一流的高端地产开发商。
随后,陈丽华又拿下金宝街改造项目,将这里打造成了北京最出名的奢侈品一条街,奢侈品牌亦俯拾皆是。
金宝街西起王府井商圈的金鱼胡同,东至东二环雅宝路,南望长安街,北依朝阳门大街,全长730米,在其上可以俯瞰核心北京商业区王府井和中央商务区CBD。
街两旁包括八个地块,覆盖豪华酒店、甲级写字楼,北京香港马会会所、金宝汇购物中心、豪华公寓等高端商业物业,还汇聚了GUCCI、Bottega Veneta、VERTU等国际大牌,法拉利、马莎拉蒂、阿斯顿·马丁、奔驰、捷豹等豪华汽车品牌展厅。
陈丽华拿下的都是寸土寸金的金贵地段。盯着这些地段的公司很多,有实力能够拿下这些地段的公司自然也不在少数。
但陈丽华还是如探囊取物般拿下了这些黄金地段,自然是离不开长安俱乐部所编织的那张网。
有了这张网,富华集团不仅成为京城一流的高端地产开发商,还将业务版图扩展到文化艺术、资产运营管理、金融、健康等领域。
陈丽华成就了长安俱乐部,长安俱乐部也成就了陈丽华。
2016年,75岁的陈丽华以505亿财富登顶中国女首富。近几年财富虽略有缩水,仍位列福布斯中国2019最富有女性榜前三。
曾经有人问陈丽华,十多年里拿到的都是京城寸土寸金的地段,这其中有何玄机?
陈丽华只是淡淡地一笑,“都是靠朋友帮忙。很多人都问我经商的诀窍,我说很简单——诚实、信用第一,真心实意地交朋友。”
倒是应了那句话,朋友多了路好走。
只是她走的不是一般人能走通的路,她的朋友也不是一般的朋友。
06
长安俱乐部之后,京城俱乐部、美洲俱乐部和中国会也开始崛起,成为京城4大顶级俱乐部。
但万事万物,盛极必衰。
2012年12月,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私人会所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在反腐浪潮下,京城四大顶级私人会所也开始变得低调和冷清起来,走向沉寂和落寞。
2015年,中国会正式关门。在中央第二轮巡视后,华润开始停发美洲俱乐部的会员卡,并将内部持有的52张会员卡全部清退。
2017年8月,63岁的中国会创办人邓永锵在英国去世。两年后,78岁的原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溘然长逝,身后的京城俱乐部只剩下一地鸡毛。
抱得“唐僧”归的陈丽华也在古稀之年退隐江湖,将富华集团和长安俱乐部的权杖交给儿子赵勇,自己则和她的“唐僧”迟重瑞则专注于紫檀事业。
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陈丽华的隐退大有【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洒脱与豪迈。
至于长安俱乐部,有形的会所可能不复当年,但无形圈子依旧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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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没有想到,最土的碧桂园,居然转行干起了最洋的,而且越干越欢!
今天,碧桂园老板杨国强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当前我国用机器人建房子的条件已经具备!
杨国强说了:让机器人像生产汽车一样准确地建房子,不仅可以让建筑工地实现零伤亡、高标准、好效益,而且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子的安全和质量问题,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大量成本。
其实,杨国强关注建筑机器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他简直是迫不及待地希望,用机器人替代工地上的工人。
去年两会,杨国强就表示,碧桂园将加快人工智能与建筑机器人深度融合,用机器人代替建筑工人。
现在,碧桂园已经有研发人才3256名,申请专利1843项,拥有专利327项,在研建筑机器人50款,投放工地测试32款。
在顺德,碧桂园研发的机器人,已开始搬砖、砌砖、粉刷、贴地砖。
一起来看看建筑机器人是怎样盖房子的:
▲砌砖
▲取砖抹灰
▲砌墙
▲换个角度再看看
▲一天盖好一栋楼
是的,你没看错:碧桂园正在全力以赴用机器人建房子!像生产汽车一样生产房子!
杨老板已经放话了: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在建筑行业把工人数量减少50%。
天啊,原来以为,搬砖是命中注定的事,和上大学毛关系没有!可是,现在不好学习,可能连搬砖都没人要了!
二、碧桂园搞机器人,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此前,碧桂园就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拟建设1000家机器人餐厅,由机器人负责下单、炒菜、送菜!
杨国强的设想是:
每间餐厅有几十个机器人,每个机器人都用大厨教会它做一个菜,制造几万个机器人,在中国做中餐厅,也可能推广到香港、欧美乃至全世界,我们公司进入了农业和高科技结合发展阶段。
现在,碧桂园研发的餐厅机器人已经有 80 多种,其中有 61 款已经进入了使用阶段,涵盖火锅、中餐、快餐、煲仔饭等多个菜系。
看吧,这是抗疫期间,在武汉街头出现的碧桂园煲仔饭机器人,正在给医护人员不停歇地生产着热乎乎的食物。
看吧,这是双壁煲仔饭机器人,只要备足材料,它15 分钟就能做出 36 份煲仔饭,24 小时不停运转。
看吧,这是碧桂园餐厅机器人炒出来的锅上叉烧,色香味俱全!
看吧,这是碧桂园餐厅机器人蒸出来的清蒸笋壳鱼,是不是火候天成,让人垂涎欲滴?
在机器人产业版图上,碧桂园表示:要投1500亿,培养大量AI的干部、工人,建一个机器人的产业体系!
原本以为杨国强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然而,现在,他已经连续几年把话放到了“两会”上去说,可见决心已下!
三、创业是难事,转型更是难中之难,一开始肯定是经验匮乏、百废待兴,可是,碧桂园杨老板,却像吃了秤砣铁了心,非干不可!
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碧桂园转型人工智能产业、杨国强下决心搞建筑机器人,至少给了我们两个意味深长的启示:
1、房地产业正在急剧转型,暴利神话已渐行渐远。
是的,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这一点,可预见的未来,是不会变的,房价被炒破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据此可见,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依然会采取严苛措施,不会轻易放开,而在地方,或将鼓励刚需入场正常交易,但一旦有过分炒作现象,则会立刻叫停。
当房地产业从黄金时代进入白银时代后,房地产业大佬们都在纷纷转型。万科摇身一变成了“城市配套服务商”,恒大在搞新能源汽车,而碧桂园则开始进军机器人产业。
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当地产大佬在高科技、制造业、服务行业等粉墨登场时,房地产的确变天了。
2、无人时代的风暴,正在迎面而来。
无人快递、无人汽车、无人工厂、无人超市……一个无人时代正在到来,用更高的科技取代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重复人工劳动,将成为所有行业的一大趋势。
杨国强要把建筑工人减少50%,这个替代比例和刘强东的预测差不多。
刘强东曾经宣布:未来在京东员工数量减半,每天只需工作2-3小时,将全面实现“无人公司”,用AI技术颠覆传统管理与服务方式。
根据斯坦福教授卡普兰的统计,美国注册在案的720个职业中,将有47%被人工智能取代。在那些以低端技术、体力工作为主的国家,这个比例可能超过70%。
这一切,正如马云所说的那样:一日千里的科技,正在使你看不到的地方、你处身的行业,如大地坍塌,最终只剩下熔岩中的廖廖孤岛。
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份子,人生最重要的任务是“追随历史运行的方向”,不要莫名其妙被历史碾死。
面对人工智能,我们改变不了科技的进程,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以及我们下一代的知识结构。
有学者分析,面对步步逼近的人工智能,你有三个选择:
1、要么积累财富,成为资本大鳄
2、积累名气,成为独特个体
3、积累知识,成为更高深技术的掌握者
新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近,我们只有积极提升自己,方能赶上时代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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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
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日前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发表演讲时直言: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演讲中,吴晓灵送给同学们三句话:认清大势,提升自我,砥砺前行。
认清大势。什么是大势?大势是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才能提升中国人的民生福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市场经济之路不可逆转。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纠错能力是中国航船不断前进的动力与希望。什么时候违背市场规律、对市场过度干预,经济就遭遇挫折,人民生活就受影响。贸易摩擦是利益的调整,提升自我才能在利益谈判中谋得先声。
提升自我。只有那些意志坚强、善于游泳的人才能在骇浪中前行。在困境中加强修炼,不言放弃,与消费者同行,与客户同行,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中实现凤凰涅槃。
砥砺前行。2008年肇始的金融危机迄今已有10年,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地缘政治的变化、产业结构的重构都会使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发言中,吴晓灵谈到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经济现状,令社会陷入了无名的困惑与焦虑之中。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正式开始,特朗普打响了贸易战第一枪,全球金融市场立马出现恐慌性下跌。起初,国际主流媒体都认为特朗普极不靠普,经常出尔反尔“善变”,事实上是人们自己看不懂。逐渐的大家才发现,特朗普是预谋以久、做足了准备在下一盘大棋。
特朗普不断的加息、缩表,美元做为世界货币,影响了全世界的流动性,很多国家的股市、汇市都受到了巨大冲击。
前不久中国自卫性地反击了美国,征收美国500亿美元商品的25%的关税以后,特朗普又下令加征了中国2000亿美元,然后扬言还要向中国再加征2000亿美元关税。
这突如其来的贸易战,无疑给正处于经济复苏的中国市场了当头一棒,然而主动权在特朗普手中,我们只能举全国之力奋力反击。
目前,中国不仅要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还要防范资产泡沫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资产泡沫不止是房地产,其它行业也出现泡沫化的现象,尤其是金融行业。
如果资产泡沫破裂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那将会引发下一场更为惨烈的金融危机。正如吴晓灵的警示:“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知道,这恐怕不只在贸易领域,还在“中国制造2025”,更可能是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迫使我国做出更大让步,而且很可能是迫使中国在货币金融领域更大开放。
贸易战果真打下去,接下来的影响就会涉及到货币金融领域。而股、债、汇、房,这四个交易市场是国家金融的命脉。
其中最薄弱和影响最深重的是房地产。中国房地产之所以价格高企,是因为货币发行量过大。430万亿市值的高房价,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众所周知,房地产原本属于实业和基建投资,但是,当房产被赋予了金融属性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时,房价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金融游戏。
特朗普之所以发动贸易战,正是瞄准了中国房地产这一薄弱环节,可谓是用心险恶。中国货币发行90%以上是通过贸易顺差强制结汇,并以美元为结算货币,这就使中国间接丧失了货币发行的自主权。
2017年中国贸易顺差4225亿美元,收窄14.2%,由于强制结汇,这相当于直接发行了2.87万亿人民币货币。如果特朗普打掉了这4225亿美元的顺差,就相当于减少了2.87万亿人民币货币供应。如果进一步让中国变成逆差,并且大量消耗掉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供应就会急剧萎缩,支撑房价的基础就会坍塌。
特朗普就是想通过改变中国的顺差来打击中国的货币发行,从而最终刺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一旦房地产崩溃,将直接导致中国泡沫经济的崩溃!
自从特朗普挑起贸易战,全球金融市场就遭受了几次的股、债、汇三杀的巨震。
特朗普以贸易战和汇率的深度结合、立体作战,配合美联储的缩表、加息,每一步看似简单平淡的操作,背后其实都暗藏了杀机。
在这里,股市就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4000点起点论几乎就是加杠杆去库存的备忘录。房价暴跌会引发银行的危机。股市就算跌去一半,那只是帐面财富缩水了。但如果房价暴跌了,房奴真有可能断供把房子交还给银行。跳楼的不仅是房东,也可能是银行。
不得不说的是,金融四大命脉中的汇市和债市,才是真正重量级。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货币汇率往往决定了它的生死存亡。我们也深刻的理解到,“美元体系”在短期内是无法被替代的,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减少我们在“美元体系”中的风险和成本。
而美国为了保持美元体系的世界霸主地位,因此对人民币汇率发起强大的攻势。正当汇市面临美元压力之时,债市违约潮又悄悄的拉响了警报。2018年迎来了公司债的偿还高峰期,2018年的偿债规模是2016年以前的4.3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是特朗普为中国量身定制、以房地产为突破口的金融霸凌。
我们应怎样面对这样的挑战与机遇?
吴晓灵在讲话中也曾表示,只有那些意志坚强、善于游泳的人才能在骇浪中前行。因此,我们应当加强科技创新力度,继续推进经济转型,真正的实现以自主科技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中实现凤凰涅槃。
吴晓灵指出,违背市场规律,经济就遭遇挫折。特朗普强硬的以美国利益第一为目的,发动的全球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违背市场规律,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推进经济全球化,优化我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核心理念,扩大内需,主动提前释放房地产泡沫,努力实现软着陆。加强全方位地建立人民币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
结语:
面对这个充满危机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迷局,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做好泡沫破裂、潮水退却的准备,在挑战与机遇中实现凤凰涅槃。
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生命周期短,能做强做大的企业更是廖廖无几。企业做不长、做不大的根源当然很多,但核心根源却只有一个——企业的股权出了问题!人生最大的悲伤,莫过于将一辈子的聪明都耗费在战术上。当你抬头一看,却发现你精益求精的事情,所在的行业己经衰落,战略大方向也错了。
2 分钟
张国防,一个军人家庭的大学生,从工厂技术员到接任濒危老国企总经理,把公司从破产边缘做到世界第一,让“明月海藻“在大众所不熟知领域焕发出了巨大的生机。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海藻制品企业。他们的主导产品海藻酸盐年产量能够达到1.6万吨,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一,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40%以上,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30%以上,与拜耳、箭牌、卡夫等国际知名企业长期合作。
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企业,也曾有过货品挤压严重,天天接投诉,员工接连辞职,整日挣扎在破产边缘的时候。
而张国防,作为当时临危受命的总经理,再到现在明月海藻集团的董事长,正是这段艰难蜕变的最深度参与者,他靠的是什么?
军人家庭的大学生,一路服从
我的名字好记,国防,蛮有特色的。
我是1962年出生,咱们国家60年代的时候,起名字大家都讲究一些爱国的情怀,更何况我父亲是一个军人。
父亲1947年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后来在部队因为打仗负伤,转到了地方,但他保家卫国的情怀一直没有断过,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四个起的名字都带有时代的色彩。
我叫国防,我最大的姐姐叫建华,还有一个哥哥叫国胜,一个弟弟叫国利。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
1979年我高中毕业,迎来人生的第一个“岔路口”,那时正好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于是也选择了考学,去到山东化工学校学化工工艺,而没有走参军的道路了。
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军人,但回想起我大学毕业后的十几年,也一直贯穿着一个关键词——服从。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工厂当技术员,在这里一待就是11年,其中8年担任副厂长。
后来被调到化学工业公司当科长,远离了技术一线,工作中心转向了管理。
同年赶上技术改革,公司合并成成县外贸经委,我转而成为县外贸经委的办公室主任,工作重心又转向了行政。
再后来组织上要加强乡镇的科级领导力量,对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提拔重用,我又去当了三年副镇长。
然后就到了1998年,我正好在乡镇干满3年一届,市委、市政府看中我技术和行政兼有的经历,让我去改革重组一家陷入困境的老国企,我依旧没想那么多,选择跟往常一样“服从组织分配”。
可以说1998年之前这段时间,我很少自己争取什么,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到了地方就埋头干,把手上的事做好。
来了才知道有多难
在到岗之前,领导找过我谈话,说有一个海藻公司面临破产倒闭,要改制重组成一个新公司,我有在工厂的经验,也干过管理,于是派我去当总经理,希望能挽救回来。
这个新公司就是后来的明月。
市委、市政府当时对于挽救这个企业很有期待,告诉我主要问题就是管理混乱,希望我能好好抓管理以及市场开拓。谈话是这么谈的,但实际到了企业之后,我发现问题比我想象中更严重。
那时候面临倒闭的青岛黄海海藻工业集团公司不是一个小公司,而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产品种类最全的海藻综合加工企业。
这家公司始建于1968年,最开始是为了提取碘来防治那个年代国内频发的“大脖子病”,后来经过持续发展,一度成为国内相关工艺技术最先进的企业,1987年的时候,生产的褐藻酸钠产品甚至打入了西欧市场。
也就是说,到1998年我来的时候,这个企业已经30载了,是当之无愧的老国企。
一个企业从非常辉煌,到摇摇欲坠濒临破产,背后一定有一个过程,影响因素也很复杂。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首先是大环境上,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原材料涨价,市场持续疲软,国内的经济增长也开始出现紧缩的态势。
另一方面,黄海海藻公司本身也存在经营机制陈旧、管理不善、技术装备落后等原因,导致最终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市场严重萎缩。
我还记得自己到公司的第一天,一来就收到了国外客户对质量问题的投诉。
四处一看,整个公司基本是半停产的状态,车间里乱七八糟,生产线也陈旧老化,员工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好几个直接找到我说要辞职。
对着这样的衰败景象,我一下子被刺激到了,当时下了决心,就要在这个烂摊子的基础上起死回生。
1998年10月,“青岛胶南明月海藻工业责任有限公司”挂牌成立,那时我排在第一位的想法,就是要通过新公司的发展先处理好以前的问题。
想法很好,但事实上当时千头万绪,各种问题一拥而上,产品积压、资不抵债、市场丢失、信誉受损、仿佛陷入死循环。
有一天,我又接到一个美国的客户来投诉,说明月生产的海藻酸盐里面有明显的杂质,要求赔偿7万元,当时我只有一个感觉:“产品质量就是生命线,质量上不去,企业就得死。”
至此,我终于抓住的“线头”—质量问题。
这之后我带上好不容易挤出来的赔偿款,专门赶到北京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心里愧疚得不行,再三郑重承诺了以后一定保证质量。
回来之后我决定,就从质量入手,直面问题。
起始阶段,我先从公司内部选调了一些相对来说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员工到销售团队里,要求他们积极应对投诉,好好跟客户沟通,了解客户的诉求,该退货退货,该换货换货,该赔偿赔偿,一定要重塑信誉。同时我自己就跟班子里其他成员分头去跑客户,稳定和拓展客源。
另一方面,产品质量要提升,成本要降低,产能也要提高,这些靠原来老化残破的生产线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就跟班子里的成员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齐心协力把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到企业技术和设备改造上,花了3000多万进行技术改造,终于做到产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产量达到改造前的3.1倍。
人员和设备调动起来了,制度也要改。
我们重新理顺了整个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必须问责到底,谁也别想得过且过,做得好的一定大力褒奖,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扳正了风气。
整个过程差不多用了一两年,我们才把以前的遗留问题解决得差不多,公司这才开始慢慢恢复盈利,走向良性循环,可以说终于活了下来。
渐渐地,明月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从原来的不足10%,提高到30%以上,欧美等国际市场也开拓了起来,欣喜之余,我心里一直惦记的另一件事也越来越浮出水面——创新。
不创新就是死路一条
创新可能会找死,但不创新就是死路一条。这句话不是单单在说明月,也是在说整个产业。
以前国内的海藻生物产业就是老三样——提取工业级的“碘、胶、醇”。
因此,早期的明月即使体量最大,做的产品类别跟小散企业也并没有区别,整个行业都在生产低端产品,用途单一,附加值低,竞争又激烈。
当明月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以后,我很快就发现,如果不对我们的产业进行升级转型的话,产量再大,产品结构也是老化的,市场对更好的产品有需求我们也做不出来。
也是在经营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学习走访发现,国际和国内市场有一些公司对于食品级的海藻酸钠有需求。
食品级海藻酸钠是一种优良的天然食品添加剂,主要作用是凝胶化,也就是形成食用凝胶,同时其增稠作用和成膜性能在食品工业中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举一些例子:
用海藻酸钠作为冰淇淋的稳定剂,可以改善冰淇淋口感;
用海藻酸钠作为布丁、果酱、番茄酱及灌装制品的增稠剂,可以增加制品的稳定性,减少液体渗出;
在挂面、粉丝、米粉制作中添加海藻酸钠可改善制品组织的黏结性,使其拉力强、弯曲度大、断头率减少;
在面包、糕点中添加食品级海藻酸钠,能改善内部组织的持水作用,延长储存时间。
于是在1999年5月,我们迈出步子,投产了第一条食品级海藻酸钠的生产线,这一步 ,成为了明月主业生产的重大转折点。
我们发现这个生产线一建立起来,产品马上升了一个档次,从工业级到食品级,附加值提高了很大一部分,利润空间也变高了。当然与之相应的,这背后需要生产工艺、装备、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创新和提升。
我更加坚定了,明月还要继续突破。
当时的明月一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二没有更好的技术,三没有人才,一切都要从头搭建。
于是2000年,我们做了两件事,创立研发中心和招募人才。
很多人可能觉得奇怪,没人没技术,怎么建研发中心?
事实上,我们寻求了很多帮助。
在决意要创新之后,我们收集了很多资料,马上意识到,想要技术突破,只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于是我们想到了进行产学研合作,跟一些科研机构、大学进行对接,引进他们的技术。
当时研发中心的创立,也得到了很多来自中科院方面的支持。
找人我们也没闲着。
之前企业走下坡路的时候,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刚刚有些起色的明月本身也吸引不来大学里的专业人才,因此从2000年开始,我们设立了一个人才补贴,每个月500块钱,那时候员工每个月的工资也才四五百。
只要有专业知识,不管是中专还是本科,我们都欢迎。那个年代本科就是高学历了,不像现在还有很多硕士、博士。
然而很多刚来的学生其实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产业,没有经验,需要我们好好培养,产学研合作就是非常好的机会。
此后五六年的时间,我们一边进行产学研的合作,一边引进人才,在合作过程中又把人才培养起来,使我们的产品升级、迭代。到了2005年左右,我们的明月海藻技术中心才算正式成型,也陆续有了自己的研发成果,拿着这些成果,我们就开始进行产业转化。
同年11月,我们的万吨糖醇生产线建成投产,成为了我们明月第二大主导产业。
在我们很多明月人的心里,海藻酸盐和功能糖醇这两大业务就是“功勋牌”和传家宝,这20年来围绕着工艺和设备的创新提升,我们没有一刻懈怠。到目前,我们的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也是行业内唯一能够生产医药级海藻酸及海藻酸钠的企业。
走着走着,就到了无人区
大概是2010年左右,那时候我们国家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了,随着我们的产品出口国外,我们发现很多国外企业利用明月的产品在开发终端的高附加值产品。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成立了自己的海洋化妆品公司,初步开始了产业链延伸。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位客户拿着一个材料找到我们说,你们公司既然能做高质量的海藻酸钠,那你们能不能生产这种材料?
他说的是海藻酸盐医用敷料,这是一种吸湿性能很高的伤口敷料,在吸收伤口渗出液后,会形成柔软的凝胶,能加速止血、促进伤口愈合、减少局部疼痛、减少疤痕形成。
我们当时感觉很神奇,海藻酸钠竟然还能做纤维材料、高分子材料?但人家国外就是这么做的。
于是我们开始了解这背后的技术,找来找去,我们找到了秦益民教授。
秦教授是一位英籍华人,之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就开发了海藻酸钠的应用材料,掌握着这方面的技术,回国以后在嘉兴学院教书。我们看了很多他发表的论文和书籍,最终去找到了他,提出合作,问他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开发产品。
经过持续的研究攻关,取得1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我们终于让海藻酸盐医用敷料的生产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在技术和价格上的垄断。这个产品不光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因为质量过硬,现在还远销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这个项目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回想从一开始我们组建团队研发、测试、取得生产和使用的各种资质,最后到产品产业化,也是经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这次合作让我意识到了两件事:第一,海藻生物产业在健康领域大有可为;第二,明月负有帮助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责任。
近年来大健康产业成为了风口,但在十年前,我们看到这方面的趋势说要布局的时候,其实是不被理解的,没有人相信小小的海藻竟然能在健康领域大放异彩。
但是我满怀信心,也看到了这里面的前景,一方面自己研发,另一方面我们大量搜寻资料,寻找好的技术。
正所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2015年,我们刚好有了国家级的实验室,中科院的马小军研究员前来考察,在考察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他有一个技术能够提高海藻酸钠的纯度,使其达到组织工程材料级别,这太让人振奋了。
大家可能不了解,组织工程级的海藻酸钠可以注射到体内,协助治疗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肿瘤、糖尿病、心力衰竭、尿失禁和急性肝衰竭等等。
但是在超纯度海藻酸钠的技术上,我国一度落后国外十几年。此前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够生产这种材料的公司是美国杜邦,售价高达每克800美元。
同时这个技术要转化也需要一些条件,人才、研究设备还有经济实力。
好在,明月经过多年的耕耘,在各方面都积攒了资源,最终我们跟马小军老师达成合作,2020年的10月,年产200公斤体内植入用超纯度海藻酸钠生产线正式投产。明月成为了国内第一家,世界上第二家可以生产超纯度海藻酸钠的企业。
更难得的是,明月生产的超纯度海藻酸钠在各个自检指标上表现都优于我国行业标准及美国杜邦公司旗下产品,还大大降低了成本和售价。这个项目达产后,不仅为明月带来了可观的效益,还能带动海藻酸钠高端医疗器械行业实现100亿元产值。
至此,我们才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通过纵向深挖,小海藻也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科技力量和社会价值,相信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可以登上“金字塔的顶端”,相信我们也有“力量”拉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不仅仅是马小军老师,我们国内学者在海洋生物产业其实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
比如中国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江晓路教授,早在2003年,她主持的“褐藻胶裂合酶的工程化研究”就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2009年编写的《褐藻胶的酶法制备及其寡糖素的开发应用》通过了省级鉴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这些科研成果一直没能产业化。
明月有工艺、有设备,有国家级的研发中心、实验室,也有最好的原材料。在海藻产业的发展中,谁拥有了海藻资源的控制权,谁就掌握了引领产业发展的话语权,明月集团决策层一直有一个共识:哪里的海藻好,就去哪里找。
经过大量的资料搜寻和实地探访,我们最终聚焦在了智利,与当地世界知名的海藻供应商合资成立了智利明月公司,建立开发基地,对南美海藻资源的把控份额达到了80%以上。
然而再优质的资源,没有好的技术来加工投产,也难以产生现实的价值。直到“人才股权激励”政策出台,才出现重大转机和现实路径。
根据政策,我们后来邀请了江晓路教授合作成立一个公司,江教授以“技术入股”占股权34%,由明月承担资金的投入,尽量降低我们的合作方需要承担的风险,共同努力让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
在不断挖掘海藻价值的道路上,我们有遭遇挫折,也不断在收获惊喜,但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到了无人区,每走一步,甚至要自己开荒锄路。
我们研发出来一个新产品,为了验证是否具备专家论文中所说的功效,首先要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临床验证。
待功效得到验证后,我们常常会发现国家对于这类产品是没有标准的,于是我们又去推进标准的建立。
标准建立了,我们拿到生产许可了,还要面临消费者对于海藻健康类产品没有认知的情况.
事实上,目前不只是我们国家,整个世界除了日韩地区,对于海藻生物在健康领域应用的认知都很有限。因此,“教育”消费者也是我们需要担负的责任。
为此,2015年我们就打造了国内第一个海藻生物科技馆,向广大民众科普海洋的相关知识,获得了“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的称号,开办的第二年被评为了“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同时,随着人们对健康的认知越来越全面,我们的产品也不断推出,经过消费者的实际应用,我们这些年也得到了很多认可,国内海藻生物产业的生态环境正在越来越好。
我们不怕无人区,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海藻生物产业的前景,希望这条路上也能车水马龙。
为此,明月从来没把同行当成敌人,而是与大家成为合作伙伴,并且牵头成立了我们行业的协会。未来的市场很大,需要我们共同去把空间打开。
结语:做企业不进则退,小进也退
在奋斗的路上,最大的考验是跌落低谷的回升,最大的难题是人心涣散的回笼。
回想1998年的那个秋天,全国都在为特大洪水而挂心和悲痛,我的人生也在发生着转折。
那时我来到明月,看到的是一个公司从辉煌走向衰败、跌落低谷,员工们也陷入深深的伤痛、徘徊和消沉,尽管公司班子换了、体制改了、名称变了,猜测、怀疑、唱衰却没有随之消失。
小小的海藻到底能不能成器?这个产业到底有没有指望?谁也不知道。
还记得刚步入新世纪的那几年,房地产行业方兴未艾,不少房地产公司看上了明月改制期间政府给的几块土地,找到我要联合开发,赚钱大家按比例分。大家又都知道房地产来钱快,确实很诱惑人。
但我就是有一种信念,海藻生物产业大有可为。加上当时正处于整体改制的决胜阶段,为了不分散精力,我回绝了那些开发商,白白赚了个“傻”字。
后来过了几年,我们搬厂房的时候,又有房地产来找我谈,让把老厂房给开发了,那次甚至还找了我班子里的其他人,但我们还是没动心,不干。
那段时间里,我们当地的十家实体企业,九家都转型搞房地产了,我现在看他们,主业基本上都荒废了。其中有一些原来在国内很有知名度、影响力的企业,白白错过了产业发展的机会,想回头都来不及了。
我始终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术业有专攻,明月必须坚持一种信念感,“痴迷”主业。
除了专注,对创新的笃定也是明月能走出来的关键。
创新可以是精尖技术的攻关,也可以是一次制度革新、一个设备改造。没人没钱的时候,我们就碎步前移,有能力了我们就迈开步子。
没有终点,只有创新。
2 分钟
1. 40亿用户进入智能消费
1万家中国工厂变革
中国的工业设计已经排到世界第一。因为1万家的中国工厂正在经受着万物互联、智能工厂的新变革。新的物联产品是由中国的工业设计带到全球的。
洛可可早期也是一家工业设计公司,经历了中国工业15年的发展。这15年我们曾为国家设计项目,从奥运地铁设计到神六、神七的设计,包括大飞机,包括从VR到AR,从机器人到人工智能,从医用医疗到家用医疗。
成立到现在,洛可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养设计师,养了1000个设计师。
突然发现10年的时间里,洛可可变成了全球最大的一家工业设计公司。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涨不上去了,1000个人太难管理了。
我就问了好多人,这怎么办呢?
这时Uber出现了。他们没有一个司机,但他们是全球最大的出行公司。所以我们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破界创新。
我们要用社会化创新干掉原来的自养设计师模式。
今天中国有1800万设计师,全球接近上亿的设计师都在设计新的东西。100亿物联网产品将要诞生了。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最重要的是40亿的用户、消费者开始介入了智能消费的领域。从信息时代到消费互联网,今天全球终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巨大的梦想和趋势,就是产业互联网。
我们和北汽合作造了一辆车。5万多个用户和上百个全球设计师参与。今天的新能源电动车像我们家里的一个普通电器一样,可以由用户来造。
这是一个群体创造概念。今天海尔为什么用小微的逻辑做产业?其实也是在做群体创造。
2. 3亿用户造音响,一年卖出250万台
除了给北汽做,我们还用这种方式,给奥迪、宝马,乃至中国80%的新能源电动车做设计,把用户拉进来。
产业互联网把消费者、用户、智能工厂和设计师,乃至科技,结合到一起。社会化产品创新平台诞生了。用户发起设计的机会产生了。群体创造的机会产生了。
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叫“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今天最大的群体创造是消费者更有想象力了。
除了造车还能干什么呢?喜马拉雅有3亿用户,我们动员他们一起来造智能音响。未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语音来控制,包括家里的扫地机、窗帘,都可以语音来控制。
我们和3亿用户合作,把全球的设计师导进来,一年就卖了250万台智能音箱。这几年洛可可就是在构建一个群体创造模式,包括用户、设计师、品牌、供应链,和整个研发机构。
群体创造时代将是未来的一个全新的时代。不只有创造性,而且效率很高。
产品从原来的170天的研发,直接变成了11天。因为调研不需要了,用户直接参与。有几十万用户在里面说我想要什么东西。其实群体创造是品质与速度两个维度的创造。
消费者比企业更有想象力。今天的智能工厂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由工厂产生想象力的模式。
原来的工业时代是把消费者看成买卖。今天想象力时代其实是从消费品到想象力服务,从消费者到用户的整个过程。
海底捞开始用智能盘子干掉餐厅服务员
一个企业要不断地破自己的界,不断地干掉自己。这两年我们突然发现智能的出现,那就继续破界创新,用智能的工厂加智能设计师。
2019年洛可可平台上将做1万款产品,60%是万物互联的智能产品。
今天一个企业找我们做一个米桶,我们说不要做米桶了,做一个智能米桶。这个米桶没有米了,一键可以直接采购,装什么米都知道。今天我们一个月能做30款智能牙刷。
其实人们已经从功能时代进入了智能时代,因为智能不是一个技术,大数据也不是一个技术。
智能和数据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未来会变成一种文明。
10年前洛可可就开始跟海底捞合作设计智能餐厅。我们帮海底捞做的每一个盘子都是智能的,底下有芯片,放了多少菜都知道,包括用智能臂来驱动盘子。还可以用智能口味去匹配不同用户的习惯,包括360度的智能场景。
海底捞开始用机械臂来干掉厨师,用智能盘子来干掉餐厅的服务员。这是现在的餐厅,到北京就可以看到一个从产品智能到场景智能的过程。
我们以前消费的是一个产品,今天消费的是一个全新的场景。智能是整个数字化逻辑,包括:
数字化用户体验
数字化在线交互
数字化的透明接口
数字化的协同网络
万物互联时代是一个必然,但是今天新物种还是偶然。当新物种也变成必然的时候,智能时代就真的到了。
4. 时代给了年轻创造者全新的机会
洛可可到现在只有15年,但是已经经历了三破界创新,从自养设计师,到社会化设计师,到智能设计师。
我们从一家传统的设计公司到一个CBD的众创模式的平台,再到智能创造的一个模式,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在做一个数字化世界。
原来的世界只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脑子中的理念世界,一个是我们干出来的现实世界。如今出现了数字化新世界。
在数字孪生世界里面,第一有群体创造,第二有万物智联,第三有破界创新。企业必须完整地把组织破界,用智能和数据的逻辑连接用户、企业、设计师,才能真正构建一个破界的美好世界。
今天的企业比原来的企业更难做,因为今天时代的变化更大。原来的企业可能30年可以不变,但是今天的企业如果一年不变、三年不变,就可能被时代抛弃。
但是,构建数字孪生世界,真正构建一个创变的美好世界,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年轻创造者的,一个全新的机会。
2 分钟
抖音上哪来这么多粉丝呢?
樊登老师说:我不知道。
我又问:那你们公司有多少个抖音号?
樊登老师说:我也不知道。
我又问:那双十一那两天,哪个地区的会员卡销售得最多呢?
樊登老师说:我还是不知道。
我说:你一年做了将近10个亿的生意,具体情况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樊登老师说: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团队在做,CEO在管,我真没管,我也懒得管。
这就很有意思了。一个不怎么管公司大小事的老板,是怎么把生意做到10个亿的?公司还运转得非常不错?
今天,我就把樊登老师的回答,分享给你。
克服恐惧和自负
樊登老师说:
我之所以能够放手让团队去决策大小事,自己不太参与公司的管理,是因为我首先克服了恐惧和自负。
很多创始人不愿意放手让别人管公司,主要是来自于恐惧和自负。
恐惧就是我老怕这帮人坑我,没办法真正相信别人。自负就是总觉得自己很聪明,自己是对的。
我克服了这两点。
第一,我觉得他人是可以相信的,他人也是能够认认真真做事的,何况现在我们公司的治理结构已经相对完善了,有董事会,有监事会,有审计部门,什么都有,那我还担心什么呢?业绩不行就换人呗。
第二,在管理公司方面,我不认为我是很厉害的,我其实很一般,一个普通人稍微认真一点可能都比我管得好,所以我不会太自负。
一些老板看到我现在的状态,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说你不盯着怎么行呢?
那是因为他不能够容错。他一看到员工犯错他就没办法接受,但是看到自己犯错就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怎么犯的这个错。
实际上你犯错的次数不一定比员工犯错的次数少。
但是你就老能接受自己犯错,不能接受别人犯错,老批评别人,老指责别人,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特别累,员工特别没劲,公司效率特别低。
所以,在管理公司上我特别放手,这其实不是什么管理上的本事,是你心里边想开了就行了。
我问樊登老师:你是因为什么事而想开的呢?还是一直就这么想得开?
樊登老师说:可能是因为我这么多年读书,学习领导力,批判性思维等等,我就会特别明白,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批判性思维,就老会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傻子。
但是你稍微具备一点批判性思维,你就会觉得你跟别人的差别其实没那么大。
我现在唯一跟别人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讲书。我比别人讲得好点,我拿到一本书知道怎么拆,怎么去讲,别人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管理公司、销售、组织千人活动,搞个联名款产品这种事情我可能就不如专业的人。
你根本就没在上面下功夫,你凭什么比别人强呢?
只不过因为你比别人地位高,你就觉得你比别人强。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商城就完全交给了一个从星巴克来的人管,想干啥干啥。他就折腾,一年现在给我们折腾到两三个亿的收入。
我们做那种5000人、8000人的活动,我们公司连个副总裁都不会去参与。
有一次,我们在武汉搞一个5000人的活动,我就过去看看,看到我们副总裁,我就问他怎么样?他说他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活动就是我们底下一个小姑娘跟当地活动公司一起组织的。
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精神,如果你办一场活动你累得半死,那你还干别的事儿吗?
所以能下放的事儿就尽量下放。
有时候我参加一些公司会议,也会忍不住发言说说我的想法,但是我会做好铺垫。
我说,你们要允许我在公司里发言,如果我说的所有话你们都特别重视,认真去执行,那我以后就不说话了。
因为我说话不过脑子,我只是有个创意。要是我说完之后,你们说是樊老师说的,那就干吧,然后花一个亿,那公司不是完了吗?
所以你们要想允许我在公司里说话,你们就得保证不能我说的所有话都要执行。
我只是提创意的人,负责决策的那个人是你。你去试了一下发现樊老师说的这个建议不行,你都不用跟我汇报,你就接着该干啥干啥就完了。
我从来不会追问说,上次这个事我提的建议执行了吗。我说完我就不管了。因为我给他们提供的是建议、创意,而不是指挥。
听完樊登老师的话,我觉得这太厉害了,但是我心中也隐隐有个疑惑,于是我就问樊登老师:当你真的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和自负,放手让团队决策做事,那要是员工做不出来怎么办?他不努力怎么办?
樊登老师说,我们做这件事有一个前提:我们只招成年人。
什么意思?
我们只招成年人
我们只招成年人。这是奈飞公司(Netflix)的一条文化准则。
奈飞公司,就是出品《纸牌屋》等著名美剧的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影片订阅服务商。
我们只招成年人。什么叫做成年人?
小孩子才发脾气,成年人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成年人就是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人。
成年人渴望成功,并且清楚自己和公司是平等的契约关系。
樊登老师说:很多公司总想着用激励来解决问题,给员工很低的基础工资+高一点的奖金,设定KPI,达成KPI才能拿到更多的奖金。
生怕给了员工固定的高工资之后,员工就不努力了。
但我觉得,靠体力工作的人,你可以这么激励,但是在创造性的岗位上,这么做是不对的。
很多工厂的工人是拿计件工资,我干一件你给我提成两毛,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他的工作不需要大量的认知,他不是一个靠认知去工作的人,他是一个靠体力去工作的人。
不靠认知的工作岗位,用计件工资,就很容易出成果。
但是你说,你怎么给他激励,能让他写出一部《哈利波特》?
你写出来给你20%提成吗?根本不可能写出来。
最有创造力的工作,一定来自于热爱,一定来自于他有内在的自驱力和创造性。
所以凡是与认知能力相结合的工作,就不能用KPI的方法来激励他,而应该让他有更明确的愿景。
这方面我们走过一些弯路,我们之前也老想给人激励、给人奖金,后来发现特别不公平。
你说你销售人员给他提10%,那技术人员怎么提?客服又怎么算?
客服觉得特没劲,你们有提成,但我没有。
反过来拿着提成的人也觉得没劲,他会觉得说,难道我是冲着钱吗?他还觉得委屈和冤枉。
所以我们公司正在逐步取消奖金制度。
好多人都会天然觉得你的业务就是卖卡,你的销售卖掉一张卡,你就给他分10%,这不是很正常的操作吗?
但是这个操作其实非常糟糕,它会使组织内部变得矛盾重重。
因为有了KPI和提成,大家就有了私心。
大家就会觉得,我的指标又不是这个,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呢?就算是举手之劳我能帮到你,但是这跟我的KPI没关系,那是你的事。
这就使组织内部的协作变得非常困难。
同时,这种KPI和提成制度,会明显压抑员工的创造力。
也许他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本来能创造10倍的增长。但是KPI设定是20%的增长,他就被KPI限制住了。
只盯着KPI,员工的目光会变得非常短浅。
他做什么事情都会去考虑,这件事能不能让我完成KPI?万一完不成怎么办?那还是别做了吧。
他做事情就会变得束手束脚,被KPI限制死了。
所以我们宁愿给员工固定的高工资,也不愿意给他高奖金。
我给你一个比较高的工资,让你忘掉钱的存在,你好好干就完了。
不要成天想着怎么多完成一点点业绩,多赚一点点钱。
你应该考虑的是更大的事儿。
没有了后顾之忧,员工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创造性。
而且,你一旦给员工一个高的固定工资,其实反而能激发他的善意。
你得相信人性的善,人不是靠激励做事的,千万别想着人一定是你得给我激励我才能够做事,人自己其实就有成长的动力。
他觉得安全了,不用为钱发愁了,他反而会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德鲁克说,管理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人的善意,我们要把员工内心的善意激发出来,而不是把他的恶意激发出来。
我举个例子。
他在别的公司一个月拿3万固定工资+浮动的提成,而我给他一个月5万的固定工资,他会选什么?
他肯定选我。
如果他拿3万固定工资+浮动的提成,他每天都会想着我怎么才能拿到更多钱,他会不断去寻求拿到更多钱的方法,而忘记更远大的目标,这反而会激发他的恶意。
而我给他固定的5万,就给了他安全感。让他不用考虑那么多犄角旮旯的事,比如今天怎么完成10%拿500块,明天完成20%拿1000块,不需要考虑这些。
你给他20%的奖励,你激发的就是贪婪、恐惧和自私。
而你要激发的是责任、成长和荣誉。
这时候他才会全副身心扑在创造价值上。
这样就不存在说,这个业务是我的还是你的。这个业务就是公司的,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做才能让公司的这个事做得更漂亮。
脑子里天天想着钱的人,是干不出漂亮事儿的。
培养员工的自驱力
我继续问樊登老师:那给了员工很高的固定工资之后,他不努力工作,混日子怎么办?
樊登老师说:自驱力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连一个青少年都能培养,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一个成年人?
成年人总比青少年约束自己的能力强吧?
所以做公司其实就是做教育,你能不能教会你的员工成为一个成年人,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
我问樊登老师:那最后发现,还是改变不了员工怎么办呢?
樊登老师说:那就换人。换愿意好好干的人来。
我们要找到那种,给他比较多的钱,最后不为了钱而工作的人。
凑合的人不能留。
拿奈飞公司举例。
奈飞公司是没有绩效考核的,他们认为绩效考核是浪费时间。
绩效考核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下级会取悦上级。因为考核你的是上级。
你做事如果是为了取悦上级,那你的动作就变形了。
如果一个人的业绩不好,奈飞公司也不废话,直接给你4-9个月工资,你走吧。
为什么给这么高的遣散费?
因为让他在这混半年日子,你还得给他发半年工资,那你还不如提前给他,让他走。
所以他们是普通员工离职给4个月工资,高管离职给9个月工资,直接走人。
最后奈飞公司留下来的,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这就可以让高管把权力下放,让员工发挥最大的创造力。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的行业对于安全性的要求很高,那你就不能太放手。
比如航空公司,你说由机长来做决策,那肯定不行,必须得由塔台决策。
我们这个行业跟奈飞公司很像,你做成了能赚钱,做不成也无所谓,也没有多大的损失。
这种情况下,领导少管点,效果就会更好。
拥抱随机性
我继续问樊登老师,那你找到了非常优秀的人,给他们足够的固定工资,把权力下放,让他们发挥创造性,自己做决策。但是到最后,万一这事还是没干好呢?
樊登老师说:这个时候你要相信复杂性,相信随机性。
拥抱随机性是我们这个组织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天天在鼓励他们拥抱随机性。
什么意思?
比如前两天,我们打算做一个万人演讲,12月20号上海体育场刚好空出来一天,团队就问我要不要做。
我自己其实懒得搞,然后团队决定要做,那就做。
结果紧锣密鼓的全部都准备完了,上海又出现疫情了。想要继续做演讲,那所有入场的人都要进行核酸检测,大家就很苦恼。
后来团队来找我,我就说别干了,不干就完了。
他们说准备都做好了,成本都投进去了,怎么能不干呢。
我就说不干也挺好的,你想想不干有不干的好处。你省了那么多劲,还免得给政府添麻烦,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意外。
我们能够接受这种,在别的组织看来可能是挫折或者失败的事儿。
实际上所谓的挫折和失败,是人们自己给它贴的标签。
在我看来这叫做天意,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我们刚好可以休息休息。
放松也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发挥了创造力,也尽了努力,最后因为运气不好,还是没干成,那就没干成吧,我们也能接受。
这就是拥抱随机性。
樊登老师说,我觉得挣钱不是最重要的,上市也不是最重要的,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现在看来我们公司的安全空间比较大,账上钱比较多,做一两件事失败了也不怕,心态可以比较好。
但是你也得经常问自己,假如有一天真没钱了,公司要解散了,甚至倾家荡产,颠沛流离了,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开开心心的,心态很好地做事?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
所以想开点没什么不好的,财富这个东西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好的,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讲是负担。
你说一个人立志要进山修行,你突然给他一套房子,这就变成负担了。
做一个修行者,你就要反脆弱,成也行,不成也行,反正我就正常做事儿。
但是如果你刚性地说,我非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我要证明我自己比别人强,那你就变得很脆弱,一不小心就完蛋。
所以,我在公司起到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让大家放松,拥抱随机性。
放松才能发挥最大的创造力,才能找到10倍增长的可能性。
如果太紧张了,就只能靠努力,最多能增长20%。
最后的话
听完樊登老师的分享,我觉得他太厉害了。
樊登老师身上的这种领导力,我称之为“无为领导力”。
让自己无为,然后员工才能有为。
樊登老师能够做到无为,是因为他真的克服了恐惧和自负。
他能够发自内心地相信别人,他也真正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所以他能够做到把权力下放,做到让员工有为。
同时,这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只招成年人”。
找到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人。
然后取消了KPI和奖金制度,给员工很高的固定工资,激发员工的善意。
让他们忘记钱的存在,他们才能发挥最大的创造力。
如果员工脑子里天天想着怎么多完成那一点点KPI,多赚那一点点钱,那他是干不出漂亮事儿的。
忘记钱的存在,发挥创造力,也许能创造10倍的增长。
但是设定KPI,被KPI限制住,可能只能创造20%增长。
那到最后,找到了非常优秀的人,给他们足够的固定工资,把权力下放,万一事还是没干好呢?
那也没关系。我们允许犯错,我们拥抱随机性,我们接受天意。
这,就是樊登老师的“无为领导力”。
当然樊登老师的这种做法,是有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你做成了能赚钱,做不成也无所谓,没有太大的损失。
像航空公司这种对安全性要求很高的行业就不行,绝对不能太放手。
樊登老师说自己不善于管理,但是这种不善于管理,在某种情况下,也许反而会成为管理的一种优势。
2 分钟
大疆无人机,销量最好的当属这款只有数百美金,勇闯白宫的“幻影”。
但是,大疆方面并没有回应此事,毫无波澜。
大疆公司的创始人,35岁的汪滔走入大众的视野。
这位曾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的杭州小伙,极具创意,却又有些孤傲。即便世人顶礼膜拜的乔布斯,在他眼里也只是“还不错”。
这一年,坐落在深圳的大疆已在全球销售了超过40万台无人机,销售额突破10亿美元。
大疆因商品价格不菲,选择了总部同在深圳的顺丰快递合作,因为“快递分两种,一种叫顺丰快递,一种是其他快递”。
这一年,顺丰快递以481亿的营收碾压着营收只有121亿元和77亿元的圆通和申通,是快递行业无可争议的龙头企业。
44岁的顺丰创始人王卫在这年总算同意上市,让员工和一众券商窃喜不已。
虽然顺丰早就具备上市的条件,无数券商登门苦口婆心劝说,可王卫一直不置可否。
据说为了劝说顺丰上市,券商前赴后继想当面找王卫聊聊,甚至开出50万元悬赏,只为能和王卫共进一顿晚餐。
花旗银行还曾公开宣布,只要有人能撮合他们注资顺丰的交易,就能拿到1000万美元的佣金。
说起上市,大疆与顺丰面对其它企业趋之若鹜的上市计划,都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原因就六个字:效益好,不差钱。
两位年龄相差近十岁的创始人在历史的车轮下,成为中国企业的筋骨。
2、1971年,王卫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俄语翻译,母亲是一所大学的老师。
7岁的时候,王卫随家人迁居到了灯红酒绿的香港,没想到,曾经富足的生活一落千丈。
由于此时香港不承认内地文凭,王卫的父母只得放弃体面人的念头,老老实实靠做小工养家糊口。
作为外来户的王卫,也因为不会广东话备受歧视。
1980年,快十岁的王卫在家人多方努力下,终于进入到一所愿意接收迁港子弟的社区小学读书。
这一年,汪滔在浙江杭州出生,和王卫一样,他的家庭也相当不错,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一位教师。
或许因为家庭和生活习惯,王卫在香港读书时成绩一般,中学一毕业,二十岁不到的王卫就出来打工,进入到服装辅料行业。
在90年代,伴随邓公的南巡讲话,市场逐渐繁荣,不少香港的加工业开始转移到内地。
此时,王卫公司的印染业务放在顺德,每次都需要把样品寄到香港确认,可交接实在是漫长又繁琐。
为了方便客户,有些“水客”就在香港和广东各个关口做起了“人肉快递”业务,手提肩抗,一遍遍往返两地。
因为有香港居民身份,王卫在尝试做了几次“人肉快递”业务后,觉得收入颇丰,可毕竟是不合法的业务,便想做个专门往返两地的物流公司。
王卫看得很清楚:香港有超过五万家的制造工厂设在广东,每天需要运送的货品与信件堆积如山,商机无限。
1993年,22岁的王卫揣着从家里借来的十万元悄悄在顺德注册了顺丰速运,实体店则开在了香港砵兰街一处只有十几平的店内。

王卫既是老板又是快递员,顺丰创业初期算上他自己也才六个人,做起了专门往返香港的“水客佬”。
不过,能看到香港往返广东各地快递业务前景的不止王卫一人,在他创业的同时,各种快递公司也应运而生,和顺丰争夺市场。
就连DHL这样的国际快递公司也从香港逐步涉足内地业务,顺丰压力山大。
面对竞争,王卫采取了屡试不爽的降价策略,别人一单收80,顺丰就收40,时效不变,很快吸引了许多中小商家。
为了比其他家更有时效,王卫和同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开着货车不停穿梭在香港的大街小巷接单送货,名号也迅速火遍整个香港,几乎承包了此时香港往返内地一半以上的快递。
此时,香港钵兰街上最耀眼的仔不是“古惑仔”,而是几乎占满整条街的顺丰货车和工作人员。
为了便于联系,每个顺丰的工作人员都配备了当时价值不菲的“CALL”机,只要屏幕跳出代表“十万火急”的119代码,无论人在哪,都得赶紧找电话给公司回话,报告位置。
无论“CALL” 机,还是后来价值万元的PDA手持终端,顺丰在科技设备的投入一直站在同行前列,这也是顺丰业务领先同行的关键所在。
在香港立足后,王卫开始进军内地,他以珠三角城市群为目标,采取门店加盟的形式迅速占领了几十座城市。
如此快速且密集的布局,让很多同行不爽,暗讽顺丰是“老鼠会”。
1997年,创立四年的顺丰基本垄断了所有通港快件,风头无二。
3、香港回归后,往返内地的业务量迅速激增,赶上了好时候的顺丰,一路顺畅,营收很快过亿。
26岁的王卫赚得盆满钵满,再也不是当初谁也看不起的“外来户”“水客佬”。
哥们总算熬出来了!感觉到达人生巅峰的王卫恨不得告诉所有人:哥有钱了!
带着太太出入各种高级场所,每天豪车美酒相伴,想打球就打球,想爬山就爬山,再也不为生计和事业发愁,这种感觉让王卫很爽。
而就在与香港相隔数千公里外,17岁的汪滔还在杭州外国语学校读书。
因为一次考了高分,父母奖励了他一台梦寐以求的遥控直升机。结果玩的时候,手上不小心被直升机的螺旋桨划了道深深的口子,至今留着疤痕。
家里人吓得赶紧把航模直升机收了起来,对他提出要求:必须考上大学再碰这些玩意。
考就考吧,在杭外,汪滔的成绩不算最拔尖,可考个普通大学还是没啥问题。
此时,正在享受人生的王卫忽然察觉到顺丰的运营有点不对劲,越来越多的投诉让他警惕了起来。
问题就出在早期为扩大网点采取的加盟模式上,虽然加盟能让顺丰迅速增长,可总部在管理上根本把控不了这些“地方诸侯”。
顺丰在运营中屡屡出现货运中夹带私货、违禁物品,甚至同时揽收其它公司快递等问题,不仅被相关管理部门点名,其时效和服务质量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用户投诉不断。
1999年,王卫痛定思痛,最终狠心决定“清理门户”。
王卫拿出大批资金准备收回所有顺丰的加盟权,改为直营模式,想留下的,产权由顺丰出资回购;不愿意的,要么走人,要么打官司。
可顺丰在业内已算个“金字招牌”,效益丰厚让很多加盟商根本不想交权,一拖再拖。
许多香港的加盟店负责人本身就是社团成员,眼见饭碗要被端了,直接上门威胁、恐吓,让王卫不得不配了四个保镖。
虽然整顿的过程“腥风血雨”,各种危机不断,可王卫毫不手软,坚持无论花多大代价,必须完成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
2003年,顺丰终于完成从加盟到直营模式的改革,理清了顺丰的架构和各分公司的产权, 32岁的王卫成为企业说一不二的扛把子。
在这一年,23岁的汪滔已在华师大电子工程系读到大三。
考大学对他果然不算什么难事,但谁也想不到,人家居然觉得之前读了三年的专业没意思,主动办理了退学手续。
这肯定让华师大很郁闷,但更胸闷是他的父母。幸好他们了解自己儿子,对他的选择表示尊重。
汪滔的退学也不是心血来潮,香港科技大学已经给他发了录取通知书。
这一年,全国爆发“非典”,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可转型后的顺丰却因祸得福,而契机,便是王卫力排众议,把顺丰快递“送上了天”。
4、疫情期间,整个经济一片萧条,窝在家中的人们对快递的需求量猛增。
只不过,此时的“快递”基本都是“慢递”,由于都是陆路运输,快递从北京到上海差不多3-4天,更远点的地方普遍超过一周。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一直想以时效性打败竞争者的王卫再次找到航空公司洽谈业务,想用飞机来运输快递。
其实,王卫早就想用飞机来运输了,只不过航空物流成本实在巨大,航空公司也不愁业务,一直对他爱搭不理。
再者说,此时国内起码还有一半人都没坐过飞机,拿飞机运快递,开什么玩笑!
可“非典”袭来,别说小型航空公司,东航、国航等大公司日子也不好过。没有业务,一架架飞机只能趴在机场每天干耗着巨大的养护费。
王卫找到一家名为扬子江快运的航空公司,对方正为没有生意发愁,眼见找上门的顺丰,彼此相谈甚欢,顺丰一口气签了五架飞机的包机协议。
因为疫情,包机的费用比过去便宜了不少,可顺丰内部还是觉得很不安。
按照测算,一个飞行小时1.7万元,可顺丰的业务量此时还不到2吨,相比便宜许多的陆运,这明显亏本的买卖,让所有人都觉得王卫疯了。
面对无数质疑,王卫就一个字:“飞!”。
插上翅膀后的顺丰推出的“隔天到”业务,市场震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往往人还没到,可顺丰快递早到了。
在时间优势下,选择顺丰航空件的顾客越来越多,几个月不到,货运包机甚至当天需来回飞两次才能把所有件运完。
就这样,顺丰在快递行业树立起“快品牌”的形象,业务量急速增长。
隔年起,顺丰的业务几乎每年以50%的速度提升。
在这一基础上,顺丰站点也顺势大规模进驻全国市场,完成了华东和华北200多个网点的布局。
一年之后,坐在深圳总部办公室的王卫一边看着包机后激增的业务数据,一边决定自己买飞机。
面对顺丰每年数百亿的营收增长和激增的客户需求,这已成必然之势。
就在顺丰终于“展翅高飞”时,在香港科大读书的汪滔也在整天琢磨着飞行的事情。
2005年,25岁的汪滔将“飞控”作为毕业设计题目,方向很明确:让航模能够自由稳定地悬停。
这个今天已经通过飞行器陀螺平衡系统解决的课题,在当时却难住了许多人。
但是,在汇报的时候,这架倾注了汪滔无数心血的样机飞着飞着“咣当”坠落下来,场面十分尴尬。
实验失败后,汪滔很不甘心,继续直升机的飞行操控研究,终于在2006年1月做出了合格的成品。
在一次香港的航模展上,汪滔把自己组装设计的航模样品带去参展,原本只是想去交流,结果有人当场看中他的设计高价付款买下。
这让汪滔茅塞顿开,原来自己研究的玩意也是个可以卖的商品啊,那感情好,一边卖一边研发,科研经费的问题就解决了。
于是,汪滔和几个同学商量着开家公司,专门售卖这种可以自由悬停的直升机。
2006年开春不久,汪滔筹资数十万港币在深圳一间居民楼里创立了大疆创新科技公司,专注飞行器飞控系统的研发和生产。
此时,这款设备到底是玩具还是科技新产品,恐怕汪滔自己也说不清楚。
5、初创时期的大疆,就租在深圳莲花村的一间小仓库内,每次电话聊好的人到了公司,一打量作坊般的工作环境,扭头就走。
更麻烦的是,留下创业的四个人,只有汪滔懂技术。他要手把手教,细致到要亲自告诉他们每个螺丝要拧多少圈,大概拧到什么样的手感。
要教技术,还要一刻不停盯着公司研发进度和运营,汪滔内心也很烦躁。
此时,产品研发还遥遥无期,公司毫无盈利能力,甚至初代的样机产品还在试验过程无端掉落,差点砸伤行人。
就在公司资金捉襟见肘时,有家做工业巡检无人机的公司找到汪滔,要以15万购买大疆的技术。可汪滔嫌钱太少,挥挥手赶走了人家。
如此一来,公司内部开始涣散,员工要么想出各种办法拒接他的电话,要么偷偷将技术资料贩卖给竞争对手,甚至还有人偷了公司的财物挂在网上变卖。
没等产品研发出来,十来个人的公司几乎走了个干净,让汪滔欲哭无泪,怀疑当初创业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
汪滔曾形容这段时间是“黎明前的黑暗”,而照亮黑暗的那束曙光是他的恩师李泽湘。
2008年,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突然出现在了汪滔面前:“干吧,我全力支持你!”
李泽湘一直关注着这个内地来的小伙,觉得他有想法有能力,在汪滔创业时已经无偿资助了他几十万的启动资金。
眼见爱徒创业受挫,他终于出手,带着数百万的投资和旗下的学生加盟了大疆。
2009年,大疆终于推出了第一款较为成熟的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XP3.1,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此时,汪滔在海外著名的3D Robotics论坛上,受到有人提出的四旋翼飞行控制启发,设计制造出大疆“精灵”,一款多旋翼无人机。
有人看中大疆的高科技背景,提出以20万元订购样机,专门用来给领导做技术演示,还表示此类产品有多少要多少。
虽然钱来得容易,汪滔觉得这样的模式纯属骗钱,认为这样的钱“赚得没意思”,转身做起消费级产品。
这一年,酝酿已久的顺丰航空正式拿到了民航总局的牌照,顺丰一次性买下两架飞机,成为民营快递企业首家拥有自己飞机的公司。
此后数年,顺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买几架飞机,选顺丰快递等于默认航空件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不得不说,买飞机的大手笔加上顺丰特有的直营模式,奠定了顺丰在快递业的江湖地位。
因为既快又安全,即便顺丰比其他快递公司高出不少的快递费也少有人吐槽。
不过,就在此时,王卫一直看不上眼的“四通一达”业务量呼呼上扬,每天都有数百万单,对顺丰快递业务体系形成巨大冲击。
这背后的推手正是王卫曾经避而不见的马云和他旗下的淘宝网。
2009年,淘宝网发展到每天快递件数超过500万单,要知道,此时“四通一达”中的老大申通,每天的快件数还不到100万单。
海量的快递业务让选择与淘宝合作的“四通一达”喜不自禁,为了竞争,相互间频频打起价格战,快递市场浓烟滚滚。
冷眼旁观的王卫摇摇头,得亏当初没同意合作,就知道这么低的价格肯定会闹成这样!
其实淘宝刚发展没多久,马云就托人联系王卫,想找口碑甚好的顺丰合作快递业务。
可王卫一听合作价格还不到原价的一半,赶紧婉言谢绝,钱太少,玩不了。
6、可面对越来越火热的互联网电商,王卫也忍不住心动,盘算着自己有这么强的“群众基础”,要是也做电商估计效果也不会比什么淘宝、京东差。
从2009年到2012年,顺丰先后推出了“顺丰e商圈”“顺丰优选”等电商项目。
可惜隔行如隔山,缺乏互联网运营经验的顺丰在这些项目上并没有什么突出成绩。
郁闷不行的王卫还是不甘心,觉得线上不行就转线下吧。
2014年5月18日,这个喻意“我要发”的日子,顺丰“嘿客”社区便利店正式启动,短短数月凭借遍及各地的顺丰站点,在全国很快开设了近2000多家。
顺丰“嘿客”是把“顺丰速运+顺丰优选+顺丰移动端+金融+社区O2O服务平台+农村物流”全线整合的集团项目,看上去很炫酷。
也是在这一年,“大疆精灵”正式推出,凭借着操控简单,开箱即飞,坠落不解体的优势迅速火遍市场,销售数据逐年翻倍增加。
随着精灵系列不断推出,大疆的技术实力在国内无人机市场上可谓“东方不败”,开始进军北美市场。
甚至凭借大疆无人机,汪峰在2015年终于抢到了头条的位置。
他用一台悬挂着9.15克拉钻戒的大疆“精灵”,从天而降在章子怡面前求婚,迅速让大疆从专业爱好者“破圈”到了普通老百姓的面前。
汪滔的大疆无人机终于顺利飞上了天,可王卫的“嘿客”却频频被人吐槽:功能不少的“嘿客”看上去挺美,实际有些鸡肋。
看着这些吐槽有些头大的王卫也很无奈,因为超前的投资,原本不差钱的顺丰也有些“钱紧”,不得不悄悄启动了上市的步伐。
老实说,顺丰也不是一直都不缺钱,可王卫情愿九次通过资产抵押获取贷款,也不愿意上市。因为他觉得上市后的企业就是个赚钱机器,对企业管理很不利。
火热的资本市场让野心勃勃的王卫实在没法拒绝,于是在2013年以出让不超过25%的股份且不得干扰顺丰经营战略为前提,接纳了几家券商的股权融资。
这是顺丰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融资。
但问题是,此时的民营快递企业纷纷寻求资本的力量快速扩张,一个个伸长脖子恨不得早点上市,狠狠收割一把红利的同时也谋求给竞争对手致命打击。
一直横眉冷对的淘宝早就联合了资本集团以及三通一达(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布局了“菜鸟物流”,生生从顺丰手上夺走了快递业半壁江山。
环顾一圈,圆通、申通、中通、韵达均已上市,发展得红红火火,顺丰这里悄无声息。
7、2016年,一直低调的王卫上了国内热搜,因为旗下一位快递小哥无故被人殴打,身为一哥的他主动发声表示要为员工讨回公道。
就在世人为这位仗义的老板叫好时,有人艳羡地贴出顺丰普通员工工资均已过万,有专门的食宿,穿专门定制的工作服,福利不是一般的好。
自然,这些福利和待遇都是要花钱的,顺丰要么坚持不上市“死磕”,要么就借助资本的力量重整旗鼓,好好和竞争对手拼一把。
2017年2月24日,终于想明白的顺丰在企业成立24年后正式上市,股价一路飙升,市值达到了2100亿。
这个数字大致相当圆通+申通+中通的市值总和,46岁的王卫以1354亿元的身价成为快递业的首富,直逼马云和马化腾。
也是这年,财大气粗的顺丰突然和淘宝开撕,宣布“封杀”菜鸟物流,后台数据不再提供给淘宝平台,让淘宝方面很懵逼。
虽然后来经有关部门协调,顺丰算是和淘宝握手言和,可这么些年下来,彼此间一直交手不断,相爱相杀至今。
不用说,都是背后资本闹的。
上市后的顺丰不仅继续聚焦快递业务,还顺手做起LP(投资商),一边和快递巨头UPS各出资50%开发国际快递业务,一边顺手投资了一个名叫“拼多多”的电商网站。
也是这一年,37岁的汪滔又火了一把,起因是美军宣布要彻底封杀大疆,认为大疆产品窃取了军事机密。
但滑稽的是,很快就有人爆料,美空军特种部队已悄悄采购了35架大疆无人机,理由是大疆无人机“功能强大、价格优秀、美国本土没有替代品”。
紧接着又有人揭发:别急,还有海军呢,他们也买了一批。
很快,世界各地的军队也纷纷举手表示:没啥,还有我们呢。以色列、芬兰、伊拉克……美国的小伙伴们欢乐地举着手里的大疆,表示“真香”。
眼见军方被“啪啪”打脸,美国政府只好出来找面子,宣布对大疆加征关税。
大疆这边也很硬气,加税是吧?来而不往非礼也,那我宣布涨价吧。
大疆在美的销售产品直接涨价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如大疆旗下的Mavica2Pro、MavicaAir,专业级的inspire无人机和工业级的matrice600Pro无人机,涨价幅度高达40%-47%。
采取如此强硬的方式,来自大疆对北美市场占有率的底气。
2018年,美国行业分析机构“天空逻辑”发布数据称,北美79%以及全球74%的民用无人机市场统统被大疆所占据。
在这一年,大疆宣布启动融资,并且出人意料地采用了“竞价”这种超乎寻常的方式。也就是说,投资机构出价,价高者才可以获得投资大疆的资格。
好家伙,别人哭着喊着恳请投资商来投资,可大疆摆出一副想“投资我,还要看你本事”的高冷模样。
不仅融资方式与众不同,孤傲的汪滔在媒体采访中甚至发出“除了自己之外,只有任正非算是聪明人”“这个世界太笨,笨得不可思议”等狂言。
狂归狂,大疆拿热脸贴冷屁股的“融资”模式还是获得了投资者追捧,最终认购金额超出计划融资额的30倍。
业内人士对此表示“理解”:没办法,大疆在无人机领域实在太“凶残”了。
这一年,大疆估值为1600亿元人民币,38岁的汪滔以300亿的身家排名胡润百富榜第46位,相比之前两年,跃升了20多位。
8、2020年疫情,王卫自掏腰包给近56万的顺丰员工每人发了888元的大红包,算下来红包总金额达到了5亿。
王卫表示,这只是他为了感谢疫情中冒着风险,坚守岗位的同事。
消息一出,顺丰股价应声涨停,市值一度突破4000亿元,王卫的身价也达到了2000亿,这个“大红包”给的太值了!
发红包的举动并不是王卫故意做秀,顺丰员工待遇远高于同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况且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发红包,顺丰上市时,就有员工最高拿到过6000多元的红包。
这一年,国家邮政局发布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顺丰满意度高居第一。
也是这一年,王卫陆续卸任了四家顺丰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职位,隐身幕后,继续保持低调。
此时,有人悄悄贴出王卫在一年前发过的一则朋友圈内容:朋友养的鱼死了,悲伤不已。他不想给鱼土葬,说想给它火葬,然后再把鱼的骨灰撒回大海,好让它再回到母亲的怀抱。谁知道那玩意儿越烤越香,后来就买了两瓶啤酒 . 很多事情,人们走着走着,就忘了初心。
这段话曾在许多人的朋友圈出现过,但是王卫的转发,却掀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是啊,企业的发展自然不能忽视效益,可最初的愿望不都是为社会谋福祉,为员工创福利,为什么走着走着,有的人就忘了呢?
这一年,49岁的王卫入选“深圳经济特区40年40人”。
还是这一年,大疆凭借旗下不断推出的航拍无人机产品,几乎垄断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
有媒体评述说“大疆不是第一个做航拍无人机的公司,但不可否认大疆是航拍无人机中做得最好的一家。”
2020年,大疆自2015年举办的Robomaster机甲大师比赛因疫情停办,40岁的汪滔给所有报名团队发去安慰信,表示只要疫情稳定,大赛将正常举办。
Robomaster机甲大师是个面向全世界大学生群体的高科技产品竞赛,培养出了众多科技爱好者和创业者。
之前有资本曾找到汪滔,表示愿意资助大疆做任何系列的产品开发。
可汪滔说:自己想办个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机器人比赛,你们愿意吗?对方一愣,不明白汪滔的意思。
汪滔笑了笑,自顾自说:“我们就希望在这个现实世界中,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一些新的东西,期待通过比赛能产生像乔布斯这样受人尊敬的发明家和企业家。”
资本当然没有搭理与投资南辕北辙的“机器人大赛”,还是大疆最后资助筹办了Robomaster机甲大师赛事至今。
今天,Robomaster机甲大师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团队大多成为大疆的技术工程师,有些产品也成为大疆新的产品,如机甲大师S1和S2已是旗下最受欢迎的教育机器人。
2020年,世界投资评估机构给出了大疆两年后的预测,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大疆的估值会超过1000亿美元。
不过,这些数字对汪滔来说,可能没什么意义了,他的梦想正一步步实现,这比再多的钱都重要。
时间倒回到2017年,大疆公司收到了美国相关部门对其的制裁通知,当汪滔知晓后,愤而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段话:“文化、价值观、产品的二等公民我做腻了,期待我们的产品也可以早日让美利坚五体投地!”
《华尔街日报》曾说:“大疆是首个在全球主要科技消费产品领域成为先锋者的中国企业。”
今天看来,大疆正朝着这个“初心”步步前进。
在日渐诡谲的国际关系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
大疆和顺丰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立足于内,御风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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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因为电力紧张,造成多处拉闸限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煤价上涨,其中作为期货的煤相关产品,价格今年已经翻了一倍,而且涨得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而相应的电价受发改委规定,使得上涨是有限制的,这就使得燃煤电厂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发电就赔钱,越发越赔。使得有很多电厂借机检修设备,降低损失,反正不会扩大产能,这就加剧了电力的供应不足。
此外中国的煤炭本身也不是特别足,有个数据叫煤炭储产比,也就是按照现在这样挖还能挖几年。
美国作为全球煤炭储量最高的国家,其煤炭已探明储量为全球首位,煤炭储产比上,2019年美国煤炭储产比达390年,俄罗斯达369年,而我国仅为37年。我国煤炭已探明储量在全球排行前列,但是储产比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这样下去,很快又得大规模进口煤炭了。
也就是中国的煤还能用不到40年,当然这话不是这么绝对,因为每年中国煤炭新的探明储量都不少,但是发现的煤矿越来越偏远,运输成本越来越大,电和蔬菜差不多,在当地便宜,输送越远越贵。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新疆和内蒙的部分偏远发电厂,电价低到不到两角,这也是为啥在国家大力整治区块链挖矿之前,每年四川的枯水期,矿产会整个拆了运到那里,用当地的便宜电挖矿。
中国煤炭不足是事实。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电煤消耗太大。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原因之一。
清洁能源常见的有好几种。相比起来,水电优势最大,不但发电的价格便宜,同时电站建立的水库还有调节水量和灌溉的效果,大型电站甚至可以改变地貌。比如白鹤滩水电站,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把金沙江活活变成了一个湖泊连着一个湖泊”,金沙江是什么地方?一向以地势险峻水流湍急著称,现在也温和多了。
但是水电站对选址有要求,对水量也有要求,北方的很多河流而且中国水电大多集中在西南地区,崇山峻岭中电如何运输也是个挑战。所以“西电东送”是和“北煤南运”“南水北调”差不多的超级工程。
至于风电和光伏,同样也对风量和阳光有要求,这些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大多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而且本身有一定的风险,比如德州停电那事大家记得吧,冰雪暴把风扇给冻住了,电力不足,整个州都停了。这也是为啥搞风电和光电,必须得规划好如果发生一大片区域同时停电怎么解决。
现在能想到的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发展储能,把风电和太阳能发出来的电存起来,万一发生断电也可以及时顶上,所以储电行业接下来是一个超级行业,将迎来大爆发。
炒股玩基金的小伙伴都知道,前段时间宁德时代搞出来了那个钠电池后股价大涨,不仅仅是因为这玩意比锂电池更便宜(但是比锂电池重得多),更重要的是,将来新能源相关的储能可能会用得着这个技术,到时候储存两三天的电量,万一好几天阴天或者没有风不至于一度电都发不出来。
在清洁能源中,按理说最得天独厚的就是核能了。
但是核电站也很麻烦,选址就是个超级复杂的事:
首先要有大量水源,因为核电站的运行和冷却需要大量的水,这也是为啥我国的核电站一般都在沿海,法国和德国他们一般都建在湖边,或者为了建核电站干脆搞个大坝。
其次不能在地震带上,这个大家都懂,不多说了。
接下来是最敏感的,民意问题,一般说“核电站很安全”,往往是因为深刻了解了核电站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才会有这种感觉。
如果非常确信核电站非常安全,往往得有相关学历才那么言之凿凿,问题是老百姓又没有核物理相关学位,他们怎么会懂?所以核电站选址向来非常麻烦,弄不好就会被抵制。
最后也是最麻烦的一个环节,也就是核废料的问题,就跟煤烧完之后会有煤渣一样,核电厂发完电也会产生大量的核废料,那些带着放射性的核废料怎么处理也是个大麻烦。
一般都是先回收一下可利用的成分,再装进特制容器,掩埋到地下五百到一千米,这些核废料的放射性会持续上万年,所以核废料的掩埋场本身也极其昂贵,毕竟万一出了事,污染了地下水可麻烦了,这方面法国作为核电方面的扛把子,研究非常深。
了解了这些,就知道发展核电这事本身需要考虑的事非常非常多,而且涉及社会舆论和群众心态等问题,就更复杂了。
至于核电的效果,就以我国最先进的自主发电机组,华龙一号为例。一台华龙一号机组,装机量是120万千瓦时,每年生产100亿度电,这相当于每年节约350万吨煤。
每年减少了近千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近亿棵树一年吸收二氧化碳的量。如果是火电,为了运这些煤,又要消耗大量资源,开采又要消耗,开采破坏环境修复又需要。
但是,核电在很多人眼里却有个不足:安全性。可以说自从美国最早开始使用核电,几十年来核电的发展,被三次大事故拖了后腿。
如果深入地了解三次事故,其中技术问题不多,都是人的问题。
第一次大事故是美国1979年三里岛事故,过程非常无语,过程不细说了,随便搜一下都有,事后分析居然说应急设备指示灯被边上一张检修卡挡住了,使得操作人员操作失误,差点出大乱子,不过万幸没爆炸,反应堆慢慢的降了温,虽然有少量泄漏通过冷却水溢出,但是没有大的泄漏。
这事对全世界的核电事业打击很大,在此之前,按照宣传的说法,对核技术的完全控制是可以实现的,美国政府更是宣布核技术是一本万利绝对安全的买卖。
普通人觉得既然核潜艇和核动力航母带着反应堆在海上四处颠簸都没事,一个多重保护的核电站能有什么问题?所以那些年美国的核电站开挂一样,十几年时间建了几十个电站一百多台反应堆。到现在还是全世界核电站最多的国家,全美国20%电力来自核电。
但是问题就这么发生了,三里岛使得美国核电建设停滞了几十年,很长时间美国核电公司要靠出口技术为生。直到多年以后才开始重新建设新的核电站。
如果小伙伴你看过美国著名动画连续剧《辛普森一家》(这个被美国人评为最伟大动漫剧集),里面的主人公——也是动漫界最著名的傻子霍默,工作就是个核电站的安全员,如果你看过他怎么上班,就知道编剧在讽刺三里岛核电站。
第二次就是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了,这次事故的主因一个是安全性的设计有瑕疵,还有就是操作人员严重的不规范。
尽管切尔诺贝利这事对苏联国力的影响并不大,不过舆论上的影响却大的离谱,以至于不少人想论证苏联倒闭的必然性,到现在也会把这事拿出来。
第三次就是福岛了,2011年日本福岛附近海域发生了9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福岛的机组自动停机,开始给反应堆降温。但是地震造成的海啸使得电力中断,没有足够水降温的核心温度不断升高,最后发生了爆炸。
但是最奇葩的是核电站所有者的日本东电公司,几次“神操作”造成了事故不断扩大,最终无法收拾。
一直到今年,足足弄了十年,按照国际原子能组织专家的说法,东电和日本政府,活活把一起还没有三里岛严重的4级事故,给拖成了和切尔诺贝利一样的7级事故,而且福岛的这个七级并不是因为危害到了七级,而是事故等级只有七级,他们顶格了。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本着“我错了我鞠躬可我就是不改”的躬匠精神,现在还在向全世界输出伤害。
福岛事故对核电的打击很大,很多国家弄得“谈核色变”,德国更是明确表示要全面关停核设施,改为从法国买电。而法国是全世界第二大核电国,核电占到全国发电量的70%以上。
直到现在,全世界的核电都还是低潮期,尤其民主国家老百姓的态度对国家政策影响太大,用法国能源部部长的话说,一群博士们干的事,却需要普通人来决策。民众不放心,导致这些年新增机组数量少,而上世纪建设的很多机组已经到了设计年限,要关闭了。
不过法国民众整体对核电的态度非常宽容,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出事后,全世界都在担忧法国会出问题,原因刚才也说了,法国的核电站实在是太多了。法国政府也担心法国刁民们大规模走上街头要求拆除核电站,那样的话,法国政府都不知道去哪弄电了。
不过后来发现啥破事都要上街的法国老百姓对核电却异常宽容,并且把核电和苏菲玛索一样看做是他们的“自己人”,别人指责核电不安全的时候,法国民众却表示问题不是核电本身,而是操作核电的人有问题。所以当德国的核电全被拆了之后,法国还稳如老狗。
那为啥法国的核电这么厉害呢?
主要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都出现了能源危机,法国考虑到自己没煤没气,政府却非常强势,准备以国家之力搞定这个困局。
又考虑到自己是知名“非洲酋长”,去非洲看了一圈,发现非洲有不少铀矿,于是开始搞核电大跃进,政府出钱搞定技术,从非洲挖矿,在法国发电,还出口创汇,核废料再埋回非洲,非洲跟了法国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不过客观上法国的核电技术一日千里,成了世界第一梯队,现在我国不少项目依旧在和法国合作。
尽管现在是核电低潮,但是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例外,中国的核电正在稳步发展。其中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对于一件事物不能盲目,美国20世纪70年代核电“大跃进”,出了事就30年不建立新机组,这种行为最是要不得。
按照中国人想法,有问题就想办法解决,有了方法就去实验,别人有新技术就去学习,一步一步走一点一点试,才是真正做实事。
中国的核电装机在福岛事故之后,十年增加了4倍。2020年装机达到了5000万千瓦,世界第三,但是核电年发电量3600亿度。这个数据已经是世界第二。最主要的是新开工了11台机组,这个数字多年来都是全世界第一。
并且可以确定,以后每年核电新机组都会在10台左右。
而且中国的核电设备是新式的第三代。具体原理我就不说了,尽管我大学学过核物理,不过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就算写出来,大家看着也乏味,只需要知道第三代的安全性上和以前的二代设备比高两个数量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了100倍!
更重要的是自有技术,中国的核电起步很晚,我们起步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建设都开始了20年。当时只能引进国外技术,其中的困难难以描述。
举个近一些的例子,中国在十年前引进西方第三代设备。当年中国进行全球招标,最后决定引进美国西屋的AP1000,这是这套机组在全世界第一次实际建造。结果美国国会说里面有一项关键设备,使用的和美军核动力航母上的一样,所以不许出口。
这就非常尴尬了,西屋公司倒还想做成买卖,就换了替代技术。因为是全球第一台,其中各种问题,从2013年开始活活拖了5年。一个电站工程,几百亿投资拖5年,不但一度电发不出来,还银行的利息还不能停。按照相关专家的话就是“活活吃成了夹生饭,想想都窝囊。”
这也是中国对核电关键技术下大力气的原因之一,然后就有了华龙一号的出现。
随着国产的华龙一号第一批机组正式开始入网,我国已经实现了自有技术,按照官方说法关键部件全部国产,整体国产率90%。
而且不谦虚的说,华龙一号是现有全世界最安全高效的核电机组,没有之一。举个最明显的数字,华龙一号因为增加了大量的安全冗余,使得同样发电能力的机组,造价比起第二代设备贵了60%。这在动不动把东西都做成白菜价的中国,属于非常罕见了。
技术之外,还有就是人员的问题。三次事故都不是高技术故障处理不当,是很多小问题撞在一起,再加上操作人员处理不当,每个大事故背后都是N次小问题。按行业内小伙伴说的,国内0级事故都要上报,还要开会。各种操作规范细致到了极点。
至于我国核电的发展,现在我国核电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约是4%,而美国俄罗斯都是20%左右。中国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至少还需要150个机组,也就是25个6机组大型电站。
按照现在的建设速度,大约要15-20年。如果能达到这个值,到时候每年核电就可以至少代替7亿多吨煤,也就是现在全国煤炭开采量的20%。
说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纳闷,核聚变万一实现了,是不是光伏、风电、核电就没意义了?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说过,还专门找了个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专家问了下,说是没那么简单。
核聚变研究有点像我们上文说的火车发展史,先搞个铁轨车厢出来,然后装上火车头,火车头一开始跑得不如马车快,然后改进火车头,一直发展到现在重载列车和高铁。
核聚变也一样,就算研究出来,一开始效果肯定太好,而且也不稳定,得迭代进化几代,才能用作商用版本,最后才会铺开,这个过程谁都说不准,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一代人。
所以说,核聚变还早,接下来火电不会那么快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今后会大幅放缓;光伏和风电肯定会大搞,不过储能这事一天解决不了,新能源就一直处于“发展阶段”,青黄不接这一段,主要是以水电和核电补充。
政府的十四五规划,原文是“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加快发展东中部分布式能源,有序发展海上风电,加快西南水电基地建设,安全稳妥推动沿海核电建设”,不用翻译了吧,沿海核电还要继续发展,不过安全这个问题对核电确实是关键中的关键,一两次事,就足够毁掉整个产业。
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要多和自己对比,才有前进的动力。四十年前我们啥样,那时候全国一个核电站都没,再看看现在,我国核电技术都要在全世界领先了,那时候的发电量更是连现在零头的零头都赶不上,那么艰苦的时期都挺过来了,今后又有什么困难是挺不过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