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当李克强总理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表示瞠目。

6亿人？1000元？

也就是说，全国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够买两斤猪肉。

这怎么可能？！

说实话 ，当我听到这句话，却一点也不惊讶。

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的收入不足1500元。

注意，1500元是年收入，不是月收入。

而这些人在哪呢？

就在中国经济的最强省——广东。

1、广东的两副面孔

有人说，广东富得流油。

这话我没法反驳。

毕竟自1989年起，广东已连续30年稳坐各省GDP总量第一的宝座。

“万年老二”的江苏，一直喊着要超过广东，但结果呢？

去年广东依然第一，江苏还是老二。

2019年，广东的经济总量超10万亿人民币，与韩国、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总量相当。

说广东“富可敌国”，真不是吹的。

但作为一个在广东待了20年的人，我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我很清楚，广东富的是珠三角，富的是深广佛莞惠珠，富的是马化腾许家印杨惠妍；

而不是粤西粤东粤北，不是地里的农民、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也不是写字楼里的基层白领。

所以我常常说，广东有两副面孔：

一面富可敌国，一面穷得离谱。

早在1988年，据说在一场全国的贫困地区经验交流会上，广东省的代表曾遭到其他省份的灵魂拷问：

“广东的同志也来了，你们广东这么富，还来参加穷人的会议？”

22年后，我又听到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

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谁敢说这话？

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而且这是2010年他在广东河源调研时，当着记者的面说的。

这句话还引发了一波讨论。

因为大家都知道广东的富，却很难相信它的穷。

但对于这句话，我也没有多意外。

几年前为了见一位故友，我从深圳开车到湛江，不到10小时的车程，沿路的风光却堪称当代中国经济地域差异的缩影。

从深圳出发，途经广州、佛山、中山、肇庆；再往西，便是云浮、阳江、茂名……

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到厂房和烟囱遍布的工业地带，再到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萧条的村庄。

这就是这一路变化的风景。

唐朝诗人孟郊说：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我想说的却是：

秋风萧瑟马蹄疾，一路粤尽富与贫。

确实是这样，广东的确是全国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省。

举个例子：

2019年，广东最富的是深圳，最穷的是云浮，前者的GDP是后者的多少倍呢？

29倍。

而“万年老二”的江苏，它最富的是苏州，最穷的是宿迁，而前者的GDP只是后者的6.2倍。

同样，在排名第三的山东省，最富的青岛和最穷的枣庄之间，GDP的差距也只有6.9倍。

广东各区域间的贫富分化，远甚于其他省。

再具体到每个人，广东的贫富差距更超乎想象。

比如说，每年的全国胡润百富榜，广东人都要占去近半壁江山，上榜数稳列全国各省第一名。

在2019年的富豪榜中，仅前10名广东就占了整整6名。

但与此同时，截止到2018年，广东还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13个省级特困县，12个山区贫困县。

在广东这片被誉为“遍地黄金”的土地上，还有很多人依旧吃不饱，穿不暖，家徒四壁，甚至无处容身。

2、地上有金子，他们却看不见

2010年，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组，曾深入到粤北地区进行采访。

随后，他们推出一期名为《“穷广东”调查》的节目，其口号是：

“颠覆一个熟悉的富广东，重建一个没有贫穷的新广东。”

广东到底有多“贫穷”呢？

在节目中，一位村民告诉主持人：

三餐都比较困难，但如果是喝粥就不会饿。

另一位村民则告诉记者，如果出去打工，她家的年收入是几千块。

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出去，结果那时连洗衣粉也买不起，孩子发烧了还得向别人借钱。

还有一户村民，他家里的房子不到10平方，煮饭、吃饭、住，都在里面。

四壁熏得乌黑，没有像样的家具，铺盖、卧具又黑又硬。

看着这番情景，当时韶关市社会保障局的刘海翔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感慨道：

“没想到城市差距会那么大，改革开放都30年了。”

当年，《南方日报》也做了一系列关于《“穷广东”调查》的报道。

他们派出7位记者，分赴7个贫困村驻村采访，涵盖了粤东、西、北，甚至还有一个村子就在珠三角。

比如说，在粤西的雷州，东塘村的村干部就自嘲道：

“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

由于土地贫瘠，沙化严重，雨季有积水，旱季有时又长时间滴雨未下，这里的粮食亩产量最多只有500斤。

而在其它地区，亩产千斤早已不稀奇。

当时东塘村有3957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有2021人，贫困率超过51%。

按世界银行的统计，这里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

村里唯一的一所小学依然没有厕所，学生想上厕所只能到学校附近的树林解决。

时间一久，树林里臭烘烘。

“不能入，一不小心就踩着”，校长郑景豪说，现在只要有东西遮着，学生就会就地解决。

由于条件艰苦，师资力量匮乏，很多教师是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

他们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于是“雷州普通话”便代代相传。

等上了中学，每学期200元的寄宿费和每星期20元的伙食费，又成了村民们沉重的负担。

村支书王南介绍，整个东塘村目前约有130人就读初中，但其中超过100人，上不完三年初中就会中途退学。

校长郑景豪说，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的“鸿沟”。

但他更忧虑的是，“鸿沟”两端的孩子，迟早会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

果不其然，一批批从东塘走出去的年轻人，在外艰难闯荡一两年后，又铩羽而归。

他们接过父辈的锄头，结婚生子，终其贫穷而平凡的一生。

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实在是太难了。

3、“民工荒”

当张五常说“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当粤港澳大湾区高喊着要建成世界级城市群。

粤西粤东粤北的贫穷，似乎显得“不合时宜”。

有人说，珠三角明明出现了“民工荒”，为什么还有人窝在村里挨饿？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大约是从2004年，我们开始频繁地从媒体上看到3个字——“民工荒”。

紧接着，很多学者也说“刘易斯拐点”要来了。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向非农业转移时，劳动力由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

“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形成，城乡收入也将趋于平衡。

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吗？

不妨做个对比。

2009年，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9亿，占总数的38.1%。

而2010年，美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仅为0.7%，加拿大为2.0%，日本为4%。

中国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还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而在这2.9亿人当中，还有一亿多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

所以，“刘易斯拐点”并没有来，这是个假“拐点”。

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事实，也佐证了这一点。

于是， “民工荒”和“贫困的农民”同时出现，似乎成了巨大的悖论。

但再一琢磨，却发现并不矛盾。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工厂都缺工人。

据2011年的一项数据统计，那些雇工难的企业所提供的工资更低，而且工作时间更长，福利条件也更差。

如果企业平均月工资达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较好，基本不会缺工。

月收入1800元是什么概念呢？

当年，在深圳，即使租住较为便宜的农民房，比如说在拆迁之前的白石洲，一间房的租金大概也要600～800元/月，再加上吃穿用度，每月支出少说也要一千多。

而当时农民工的平均月薪，却只有1521.14元。 

一个人背井离乡，假如他的工资只能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无法保证基本生活，他还愿意外出务工吗？

显然不愿意。

于是就出现了“民工荒”。

所以，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缺少劳动力，而是企业缺钱（当然，也有农民工缺乏技能等其他问题）。

《南方周末》的记者曾在广东采访了一个鞋厂，该厂老板说：

制鞋业的平均利润只有微薄的五六个点上下，如果工资上涨30%，利润就要再下降一个点。

再加上改善员工福利等投入，“投资鞋厂恐怕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起码省了辛苦”。

早在2008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在东莞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一些企业主正打算把工厂迁到东南亚。

之后，这种现象很快像瘟疫一样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蔓延开来。

企业之所以选择搬迁到东南亚，是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更为廉价。

换言之，他们嫌我们的农民工还不够廉价。

农民工和企业主，到底孰对孰错？

无法断言。

我只能说：各有各的苦。

4、“先富”如何带动“后富”？

疫情期间，有位揭阳的读者向我诉苦。

他说以前常常私底下骂老板，骂工厂，骂“万恶的资本家”。

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作实在是辛苦而乏味，没有前途，工资还低得离谱。

而今年因为疫情，工厂迟迟没有复工的消息。

他开始怀念起流水线上的日子，因为至少那时不用担心会饿肚子。

我问了他近期的打算，却没敢问他将来的梦想。

因为“梦想”对他而言，也许太过虚无和沉重。

他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年轻人——“打工诗人”许立志。

2014年，他在富士康坠楼身亡。

这位敏感而有才华的年轻人，也来自于粤东地区的揭阳。

那里贫穷落后，为了生存，为了梦想，大量的人来到珠三角打拼。

在那首《我就那样站着入睡》中，许立志这样写道：

眼前的纸张微微发黄

我用钢笔在上面凿下深浅不一的黑

里面盛满打工的词汇

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

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

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

不会控诉，不会埋怨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驻足时光之初

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

赐我以迟到的安慰

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

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

拒绝迟到，拒绝早退

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其实早在2010年，富士康就因为“11连跳”事件而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工人的嘴里，这里冷漠、压抑，工人们的生活枯燥而乏味，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人们嘴里虽然抱怨，却仍前赴后继地涌入这个“没有感情的制造工厂”。

因为这里的工资，比别处更高。

这就是现实。

前些年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北上广容不下肉身，老家放不下灵魂。

这显然是出自都市白领之口，因为他们回到家乡只能当老师，当公务员，然后朝九晚五混吃等死。

但换做是农民工，他们大概会说：北上广容不下的肉身，老家同样容不下。

因为回到家乡的他们，所面对的只有一块荒芜的土地。

他们连当老师当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

现实告诉他们，饿着肚子的人，还不配谈论“灵魂”。

还有一点颇值得玩味：

在广东，“村民”这个词被赋予了两种含义，分别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一种“村民”住在韶关的梅花村、清远的大成村、雷州的东塘村……

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却过得捉襟见肘。

另一种“村民”住在广州的猎德村、深圳的岗厦村……

他们可能趿着拖鞋，穿着汗衫，腰间别着一串钥匙，每月定期收着房租，即使不工作也能轻轻松松月入几万，甚至几十万。

他们是广东的“隐形富豪”。

当后者享受着时代的红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一骑绝尘，而前者却仿佛被时代遗忘，他们成了大时代下“掉了队”的人。

而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强者恒强，弱者更弱。

当广州猎德村的“房二代”，和雷州东塘村的“农二代”相遇，这种“鸿沟”会更加明显。

2010年，当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组深入到粤北地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丁力教授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小平同志，中国的改革他是这样设计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前面半句话，我们政府是很有经验了，怎么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是小平同志后面那句更长的话，我觉得我们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不同程度地有所忽视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远不只是一句“忽视”那么简单。

作为一名小小的作家，我并不能给出什么解决方案，只能借此文章，展示一些实像。

你可能会说我不够正能量，我却想说，既然有那么多人弘扬正能量，也不差我一个吧？

因为，世界很少把聚光灯打给那些掉队的人，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就不存在。

就像贾樟柯所说：

 “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

这半年来，特斯拉麻烦不断，从高管离职、多起车祸到电话会风波。

前段时间，更传出马斯克被股东“逼宫”，多家机构建议撤掉马斯克董事会职务，仅保留CEO一职的消息。

前几天雷军演讲透漏，小米上市破发，被投资人训得像小学生，汗流浃背，差点被请出小米

商业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你刚上赛道就已经被宣告结束，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被踢出局，成了商业世界里的权力游戏。

从一手创办，到一无所有 

作为新浪网的创始人，王志东曾领导新浪网成为全球最大中文门户并于2000年成功上市。

他甚至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产业十位最有影响力企业领袖之首。

但在巅峰之时，却不得不选择离开新浪。

段永基等新浪5名董事在董事会上突然对王志东宣布免除其在新浪的一切职务，原因在于王志东坚持认为拯救免费网站的出路是广告。

但当年新浪网广告收入增长缓慢，同时他坚决反对持有4亿美元现钞的中华网与新浪网的合并计划。

结果，在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被董事会宣告要更换公司CEO，并且没有给他任何讨论和解释的机会。

最后，无论王志东如何争取，只能被迫离开，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产业被别人夺走。

公司过度引入资本，最后死在资本手上

企业离不开资本的助力，但也是把双刃剑，从最初走到一起时的“你侬我侬”到最后创始人被踢出局。公司很多决策都囿于资本的插足。

说到乐百氏，大家也许不会陌生，但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品牌却从大众视野中消失了。

最痛心的莫过于它的创始人何伯权。

短短8年，何伯权让乐百氏的销售额上升到1997年的15亿元，连续5年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

然而，在乐百氏巅峰之时，何伯权却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也让他后悔终生。

2000年，他将92%的股份卖给法国达能。过度的稀释，导致他的话语权越来越弱。

2001年11月30日，何伯权向全体中层以上干部宣布他和杨杰强、王广、李宝磊、彭艳芬等五位创业者集体辞职的消息。

原因是达能不想做大乐百氏，甚至想将其雪藏起来，为此何伯权与投资方发生了严重分歧。

分歧的最后结果是何伯权被踢出局。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最让人唏嘘的是，南玻创始人曾南，辛苦拼到71岁，最后被人踢出公司。

2016年11月15日，曾南在愤懑中告别了他用大半生心血培育出的好“孩子”——中国玻璃和太阳能行业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标杆企业——南玻集团。

除了一纸辞职的报告，没有欢送，没有感谢，有的只是与打上门的“宝能系”之间的事事非非。

2014年12月，宝能系旗下前海人寿持续买入南玻股票，最后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最后宝能系步步为营，彻底接管南玻。

71岁的老人家，辛辛苦苦拼搏了几十年，最后却没能守住产业，落得一无所有。

在告别之前，尚在病中休假的曾南说道：“我退了（董事长）以后，永远不会再给什么人打工了，多高的职务也不干，我该休息了。”

10年前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告别了她一手养大的“孩子”。

这位创始人，曾经靠着在加拿大餐馆每天16个小时的辛苦打工攒下了2万美元的原始资金。回国后，开始做起了餐饮。

7年间，俏江南打上了中高端餐饮的烙印，在全国开出数十家分店

最后因为没在约定时间实现上市的诺言，被资本踢出局。如今只能黯然神伤，在家帮忙带孙子。

从一手创办到一无所有，这些创始人经历了一段难熬的岁月。

三次被逼出局的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曾经成为业内笑谈，他的一句话也道出不少创始人的无奈：“大家已经上了船，何况我还是一个创始人，如果我不想下这个船，谁也赶不走我。”

资本究竟有多残酷？

作为世界上价值最高的“独角兽”公司，未上市的Uber估值达到了700亿美元。然而Uber在全世界各地依靠“烧钱”进行价格补贴，已经严重亏损。

亏损的直接结果就是，创始人被逼下台。

无奈的卡兰尼克在辞职声明中说道，“在这个艰难时刻，我接受投资者让我下台的要求。我希望Uber从此以后能告别内斗纷争，把注意力集中到公司建设上面。” 

资本究竟有多残酷？当市场容不下你的时候，合并成了无奈之下的选择，创始人要么忍辱负重，要么选择离开。 

资本血拼，创业公司跑马圈地，拼到最后还是被资本吞并。

在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的时候，大众点评CEO张涛据理力争，他想守住这份辛苦打拼下的基业。

合并之初，新公司也是实施联席CEO制度，2家公司在人员架构上保持不变，并将保留各自的品牌和业务独立运营。

结果仅仅过了一个月，王兴发出内部信，确认张涛退出新公司CEO，只担任董事长。

即使看上去更高端，但如果不参与企业管理，就意味着被清出局。 

随后，张涛与同事抱头痛哭的照片被疯传，也证实了他离职的消息。

在大势面前，你根本没法改变局面，尽管各种不愿意，但还是要听从资本安排。

创始人在这一刻，什么都不是。

反抗与无奈

“我的去留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文化能延续下去。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是万科文化的守望者。” 

被赶出万科的王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多少有些无奈。

创始人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上一秒上阵杀敌，下一秒就被资本打趴。 

曾经，有媒体对国外创业公司失败的理由进行了总结，结果发现资金成了一个公司存活的最关键因素。 

这也使得很多创始人不得不做一些妥协，尤其是引资入股后，企业做的所有决策都需要获得股东的同意。当你的满腔热血得不到回应甚至遭到反对的时候，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极其艰难。 

GigaOm创始人感慨，“商业，就像人生，不可能和电影一样，不可能每个人都得到童话般的结局。”

一边市场需要烧钱补贴，一边员工这个月的工资需要发，当你无比焦虑的时候耳边又回荡起股东说的那句话：“这个季度又亏损了，再这么亏下去我们只能把你请走了。”

你生气又无奈，心想：“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最后却一句话被否定，凭什么？”

一旦踏入了资本这条道路，很多事情就开始偏离了掌控，当你没有足够的筹码时，只能任大股东肆意宰割。你根本没法改变这种状态，只能在深夜里暗自捶胸叹气。

想不被“逼宫”

你必须了解这5点

创始人需要树立起“规则感”

在很多创始人被逼走的案例中，资本方其实并未违反规则，而只是利用了创始人不熟悉规则的漏洞。

不能贪大求全，为了发展，不管什么条件先把钱拿过来，最后只会埋下祸根，不要盲目引入资本，要有条件引入。

反思“我为什么要融资？”

有些创始人被扫地出门，就责怪资本游戏太过残酷、险恶。但商业世界里没有情义可讲，创始人更应该反思的是：我为什么要融资？

尤其是这几年创投环境的成熟，很多创业公司动不动就谈风口、拿融资。

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往往患有一种“融资饥渴症”、“融资崇拜症”。

他们可能并不十分缺钱，但在他们看来，获得资本的青睐是一种无比高大上、前途无量的事情，可以拿出来作为宣传的素材。

少一些融资饥渴症，你将会避免很多麻烦。

寻找与自己理念一致的投资人

 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就是因为与控股方经营理念不同，最后被迫离开乐百氏。

创始人与投资人闹僵，不全是因为利益冲突，有时候还是基于理念不一致。

创始人自己要“干净

在大部分引起纷争的项目中，都不可避免有一些不合规甚至违法的影子在里面，这也是争斗的导火索。

创业者如果要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首先得确保自己是干净的，这样才不至于因为被别人抓住了“小辫子”而不敢声张。

Alice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

通常情况下，鲸鱼发出的频率是15〜25赫兹，但Alice只能发出52赫兹的频率。

它是一只特别的鲸鱼，在其他鲸鱼眼里，Alice就像是一个哑巴。甚至说，它们根本感知不到它的存在。

在浩瀚的海洋中，Alice成为了一个独游者。它不断地出发前行，寻找着也许存在的同类。

中国的中小企业，就像是这只鲸鱼。

我们来看两组数据，一组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组来自艾瑞咨询。两组数据一对比，让人很难过。

在“2019中国制造论坛”上，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许召元表示：中国制造总规模在2011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到2017年，则变成了美国的1.7倍。中国制造的出口在全球市场份额正持续提升，且在中高端崛起。在国内，我们看到了消费升级，看到了新国货，看到了国潮崛起的春天。

这让人很骄傲，但艾瑞咨询却准备了一盆凉水，兜头泼了过来。

6月，艾瑞咨询出了一个报告，将中国和欧美的消费级和企业级服务市场做了一个对比。

在消费级市场上：中国腾讯、阿里和百度三家公司的总市值加在一起接近一万亿美元，欧美Google、Amazon和Facebook三家公司的总市值加在一起接近两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从消费级市场来看，中国是欧美的一半。

但是在企业级服务市场上，却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

在欧美企业级服务市场上，Oracle、SAP和Salesforce加在一起总市值约4500亿美元，平均市值已经超过1500亿美元。

而中国市场，至今都没有真正的巨头出现，目前没有一家公司市值超过200亿美元——中国SaaS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了。

这意味着，中国中小企业大面积缺乏数据化能力，信息化效率落后于欧美国家。艾瑞咨询的另一个数据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中国GDP占全球比重在2018年已经达到15.8%，企业IT支出占全球比重却只有3.7%。

九月初，《十三邀》做了一期夏日特辑，许知远和吴老师一起走访了三家中小企业：做女装的片断、做零食的百草味，还有带货直播的七尚。

2003年，百草味在杭州大学开出第一家线下店，2011年转型做休闲食品电商，砍掉了160多家线下店，将年销售额从0.23亿做到40亿，用7年时间实现了近174倍的增长。

从供应链的角度看，百草味身处传统行业；从用户端看，它又身处互联网行业。但无论身处哪个行业，信息处理的效率都是它的追求。

片断和七尚正好在百草味的两端。

七尚是一个纯带货直播公司，旗下有些合作主播一个月就能做到一千五百万的引导成交额，相当于百草味转型那一年总销售的一半。

但是，每一次直播的开始，就意味着百万级的流量涌入，观看、打赏、点赞，以及秒杀——在瞬间冲破流量阈值的消费行为。

而片断则是一个偏传统的女装品牌，成长速度相比百草味和七尚来说要慢一些。但是对信息处理的效率要求一点都不低，它的代工厂拥有一套非常先进的吊挂系统，可以做到每一个工序都可视化。

这套吊挂系统的后端有一个很强大的信息处理系统，能清晰地看到每一个订单的整个生产流程和所用时间，可以实现合理排单和产能预估。

但这套系统对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行程的终点，吴老师说：“这三家的速度，是不断加速的。”

这种快不仅仅是成长的速度，更是信息处理的效率。即便这三家公司所处的行业各不相同，商业模式也迥异。

奇点大学创始执行理事萨利姆·伊斯梅尔在同名书中提出“指数型组织”的理论。人类社会每一次由于新技术发明而进入新时代，都将使生产力提高50倍以上，这也要求生产组织结构改变，以匹配新的生产速度。

而在信息时代，将会出现“指数型”的组织形态，每个微小的单位都成为一个节点，在一个“宏大变革目标”（MTP，Massive Transformative Purpose）下，激励人们创造出自身的社区、群体和文化。

它要求组织在获取海量数据的前提下确立自己独特的算法，而参与的单位能够拥有高强度的机动性，甚至随需随聘，才能灵活嵌合进这个算法链条，加快生产速度。

而个人和中小企业，将会成为这种组织型企业的最佳节点单位。因此，不是从市场消费环节，而是从生产制造、营运管理开始，即便是最传统的制造链条，都将被重塑。

这对有些公司来说，却并不见得是好事。比如那些快不起来的公司。它们受限于观念、人才和企业规模，想快也快不起来。

中小企业有一个天生困局：解决问题的成本高于可以获取的收益。于是它们大部分只能买别人的服务。但是随着数字化全面深入之后，各种企业级SaaS工具叠加在一起的成本也开始让中小企业不堪重负了。

CRM、ERP、OA、MES、移动微电商、小程序以及流量监测软件，价格从几千到几万不等，加总后几乎能吃掉中小企业一年的利润。

于是信息处理效率变成了一个痛点，中小企业的那种孤独感更强了。

在《十三邀》夏日特辑中，有一个细节很是动人。片断的创始人蒋永青女士说她特意挑了一个正对阿里巴巴、可以看到马云办公室的地方做办公室。她说片断是做传统企业的，需要拥抱科技，她选择了一种带有仪式感的方式去提醒自己，这个世界的变化究竟有多大，要拥抱变化。

和百草味、七尚一样，片断的创始人也为公司换上了英特尔酷睿芯片的电脑。当一批有能力、有意识的中小企业开始拥抱未来，另一批有能力的企业级服务平台则开始拥抱中小企业，他们接收到了中国中小企业发出的独特的频率。

越来越多平台级的服务开始拥抱中小企业，因为痛点背后就是需求。

这让越来越多SAP这样的SaaS巨头和英特尔这样的芯片巨头开始把目光聚焦在中小企业身上，想要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艾瑞咨询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级SaaS市场规模为243.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7.9%。中国中小企业数字化的速度在加快。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过来，占据中国市场主体90%的中小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的发明专利、60%的GDP和50%的税收，它们是大国崛起的基石，还有更大的潜力值得去挖掘，它们代表着未来。

2019年，英特尔、微众银行和BOSS直聘携手为中国的中小企业送上了大礼，希望从人力、财力和生产力三个方面赋能中小企业，释放它们的强大。

故事的结尾，世界上最孤独的Alice，最终被另一群同频的鲸鱼于2010年发现。

原来在最孤独的征途中，也一定有你的同伴存在。

 在风传“封号5万”的这场行动中，亚马逊虽然声明并不是针对中国卖家，但目前，对中国卖家的封号行为似乎仍未有停止的迹象。

 于是，忍无可忍的中国卖家们终于决定联合起来，为自己讨个“公道”。

联合！向亚马逊发起集体诉讼

自今年4月以来，亚马逊就利用《卖家行为准则》等格式条款，对平台上的5万多家中国卖家实施了封店行动。许多中国大卖家中招，对于整个中国跨境电商而言造成不小的影响，损失金额达到上千亿元。

 无论是规模、范围还是严格程度，这次封号在亚马逊历史上都是首次。至于为什么封号，主要原因是卖家“不当使用评论功能”“向消费者索取虚假评论”“通过礼品卡操纵评论”等。这种“刷好评”的行为是违规的。 

此前，亚马逊并没有透露这次行动中到底封禁了多少中国卖家，而对于媒体报道的“5万”，亚马逊也未置可否，所以媒体和大众便一直以此为准。

 9月17日，亚马逊召开了全球首个综合型卖家培训中心落户杭州活动，在这次活动上，面对媒体关于封店潮的狂轰滥炸，亚马逊全球副总裁、亚马逊全球开店亚太区执行总裁Cindy Tai无奈透露：过去的5个月，亚马逊关闭了约600个中国卖家品牌销售权限，涉及品牌数约3000个，包括一些大卖家。

 但其公布的只是前五个月的数据，6、7、8月份并没有披露，所以封号影响到的卖家远比这个数字大很多。 

9月30日，有媒体报道称，据9月13日提交的最新诉状中，已经多家中国公司，就封号事件在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对亚马逊发起了集体诉讼。

诉状中显示，中国公司寻求“拿回被亚马逊非法、不当扣留的资金”，以“停止对数千名亚马逊卖家和商户合法和正当使用的资金的任何进一步挪用和滥用”。

 目前亚马逊尚未给出任何回应。

 需要强调的是，此次中国卖家发起的集体诉讼，并没有否认违反了平台规定，而是聚焦于亚马逊扣留了“数百至数十万美元”，属于卖家自身的收入。

 在亚马逊的“服务业务解决方案协议”中有提到，如果卖家违反了平台政策，那么亚马逊保留“唯一自由裁量权”，可以决定是否永久扣留卖家的资金。

 但是，有原告卖家认为，在使用亚马逊FBA服务的过程中，亚马逊是负责发货的，所以在一开始就知道有些卖家会向给好评的顾客提供礼品卡。

美国本土起诉，中国卖家有多少机会？

这次集体诉讼，可谓是中国卖家们的一次反击。在封号风波中，确实存在违规的行为，刷单也是不对的，但也不能一味地污名化中国卖家，即使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也不能坐以待毙。起诉亚马逊，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是非常合理的办法。

 但是，在美国起诉亚马逊，难度大吗？又有多少胜算？

 8月，德国的一家主营医疗技术和化妆产品的的公司在亚马逊被封停账号之后，也起诉了亚马逊，并打赢了官司。德国法院命令亚马逊解除对该公司账号的封锁，并且不能销毁买家公司已存储未售出的货物。

 这个案例大大提振了中国卖家们的信心，这说明，亚马逊并非不能撬动。

 然而，结合到这次起诉的背景，如果单纯因为被封号而去起诉，那显然会无功而返，因为很多卖家确实坐实了违规行为。

 决定是否要起诉，其实也有很多先决条件。

 首先要熟悉美国法律，比如，可以依据美国的合同法和反垄断法，维护卖家自身的权益。

 其次需要斟酌上诉的成本，决定仲裁还是起诉。在亚马逊，卖家和平台签订的合同中一般写得都是仲裁优先，对仲裁不服可以起诉，争论仲裁条款是否生效，也需咨询当地的律师。在美国请律师的费用高昂，即使官司打赢，能拿回多少钱也是说不定的。

在这一过程中，律师的建议非常值得参考。中国卖家决定起诉亚马逊，理由自然不能是因为封号，可以另辟蹊径，抓住亚马逊的漏洞。

像这次起诉的原因和诉求，就在于卖家认为亚马逊非法扣留了他们的资金。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卖家其实还可以根据反垄断法提起诉讼。

 在这次封号风波中，亚马逊也并非全然无辜。据了解，一些中国卖家在被封号之后，亚马逊自营产品很快就接手了原卖家的相关市场，亚马逊在事后还开始生产或者销售原中国卖家产品，加大宣传或营销，与潜在竞争者协商或签订合同。 

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亚马逊已经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而垄断造成了对电商的损害，电商可以向美国法院提起反垄断诉讼。

 总之，卖家在亚马逊面前也并非毫无反抗之力，而亚马逊也不是毫无破绽，在复杂的商贸争斗中，也要善于抓住弱点，保存证据。

从这场博弈，看中国跨境电商的处境

封号事件反映出了中国跨境电商出海的水土不服，而发起诉讼，意味着卖家们正在主动适应海外的市场秩序和规则。

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下中国跨境电商增长的热潮。

即使发生了刷单和封号的事情，但中国卖家总体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Cindy Tai曾坦言，封号潮之后，亚马逊上中国卖家们的销售比例没有变化，而自疫情以来，中国卖家在亚马逊上的业务增长，也一直非常可观。

 封号的影响再大，也并没有影响投资人们对跨境电商这一行业的乐观判断，当下这个赛道依旧是火热的风口。 

目前，虽然跨境电商受到市场资本的看好，以及国家的支持，发展和增长也十分快速明显，但这个行业依旧处于一个很早期的阶段，要走出像SHEIN、Anker这样的中国跨境品牌，仍然非常困难。

 塑造一个品牌本就十分不易，对企业在用户需求、供应链、营销玩法等综合能力上，要求很高。而跨境电商品牌在海外他乡，要适应外国市场需求、政策等，更多几重阻碍。

 许多中国电商仍在大量涌入这一行业，但行业的不成熟，也导致了封号这类事件的发生，此外，物流成本上升、低价甩货等“内卷”现象，也带来了更多挑战。

很多行业在初期兴起之时火爆异常，可能会疯狂生长失去理性，但市场总会让其最终冷静下来。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必然会遭遇一些风雨和挫折，然而在经过历练之后，也能迎来更广阔的天地。

价格做烂了，市场做坏了，当然可以回复到原来的层次。但是，这个修复的过程会很漫长，甚至需要付出死掉一批的代价。有时候，甚至会让一个品种彻底消失。新生的力量不是来自于飞蛾扑火般的不怕死者，而是来自于反其道而行之的、坚守自己品质定位和价格定位的执着者。

价格适当做低有利于产业化，规模化，但价格过低过滥，不折手段，就扼杀了产业。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的真理。

现在的市场，你去走一圈，你会发现，同类产品严重过剩，价格一家比一家低，哪个产品赚钱，大家就一窝蜂做哪个产品，哪个款式卖得好，大家都仿照该款式来做，同样一个品种，从10元到两元都有，包装上根本看不出差别！客户只看表面，感觉差得不太多，事实上，在看不见的地方，差距甚大！但是客户不知道呀，他们盯着便宜的买，劣币驱逐良币，慢慢的好的东西为了生存，也开始降价了！

所以，这真是一个做死的时代！为了让自己活，所以不想让大家活！结果是，大家都没得活！

价格做滥了还能做好么？八成预后不良。就像土地被污染之后，你能指望粮食不受污染么？这同样是白日梦！

土地被污染了，至少要荒几年。让荒草疯长，把所有污染物质全部净化，恢复土地本来的纯净，然后才可以种庄稼。只是，这颗粒无收的几年，有很多人是熬不下去的，要么饿死，要么辗转流徙。这就是为什么细分品类一开始很有生命力，也有不少人依靠细分品类赚钱，后来大部分企业覆灭的原因！

行业确实需要恢复商业理性，不要那么多不顾一切的疯狂！

价格是把双刃剑，可以伤人，也可以伤己。非理性的价格战，通常等于同归于尽。行业做到无钱可挣那一天，就离做死不远了。

我们非常欣赏那些始终坚持自己定位的企业，无论是品牌定位、品质定位还是价格定位，他们才是行业的脊梁，才是行业的未来和行业的希望，才是值得尊敬的企业。做销售怕拒绝，关注销售厚黑学！

真正值得尊敬的企业，不是发展和扩张最快的企业，也不是规模最大的企业，而是始终如一坚持创造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企业，至始至终有自己底线的企业。它的存在，是行业的幸事，是社会的幸事，也是自己的幸事！

所以，坚持自己的产品价值，坚持自己的商业价值，坚持自己存的在价值，是重要的企业底线和商业底线。

如果一个行业有太多是生产垃圾产品的企业，很多企业死了就死了，不值得同情。我们要那么多垃圾企业干吗？如果一个品类有很多生产垃圾产品的企业，灭了就灭了，不值得同情。我们要那么多垃圾企业干吗？

我们不能因为垃圾而做滥了行业。

过去30年，我们的经济水平很差，我们的消费能力很弱，我们需要大量低端产品甚至垃圾产品来填充，那时垃圾产业很发达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的消费力和鉴赏力都上来了，我们再生产那么多垃圾产品就是资源浪费，就是挑战消费者的容忍度，就是对行业和自己的未来不负责任！

无论是百年老店，还是网红名企，都难逃宿命。

全聚德如此，狗不理如此，海底捞亦是如此。

暴跌3000亿，海底捞跌落神坛

黄金周，本应是餐饮的一个小旺季，但海底捞却是另外一番光景。

10月6日，海底捞股价报收26.10港元，总市值1424.80亿港元。相比今年2月26日的股价历史最高点85.75港元来说，海底捞市值已经蒸发超过3256亿元。

海底捞2021年上半年的业绩，并不算太差。

公司半年报显示，2021年上半年，海底捞实现营业收入200.94亿元，较2020年同期的91.51亿元同比增长105.9%；净利润9650万元，较2020年同期同比上升110.0%。

相较于2020年上半年，海底捞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同比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不过，由于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去年同期海底捞净利润处于亏损状态。

真正有可比性的是疫情前的业绩，也就是2019年业绩。

海底捞年报显示，海底捞2020年营收286.143亿元，同比2019年增长7.8%，全年净利润3.093亿元，同比下降86.8%。2019年，海底捞的净利润为23.75亿元人民币。市场预估为7.025亿元人民币，不到预估的一半，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平均翻台率从4.8次/天下降至3.5次/天，顾客人均消費从2019年的105.2元上升至2020年的110.1元。

人均消费价格上涨，净利润却大幅下滑，翻拍率也在下滑。

如果说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2021年疫情影响逐渐消退的情况下，海底捞的翻牌率不升反降。

2021年上半年，整体翻台率为3次/天，对比2020年同期的3.3次/天，有所下降。

2016年-2019年的翻台率分别为4.5次/天、5.0次/天、5.0次/天以及4.8次/天。而今年的翻台率却由去年的3.5次/天下降到为3.0次/天。

今年8月24日，海底捞宣布，自即日起，舒萍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审计委员会成员。

有网友表示，这是老板娘要“跑路”的节奏吗？

海底捞表示，张勇的妻子舒萍辞任的原因是公司内部组织架构调整。

曾经辉煌无比

海底捞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以经营川味火锅为主、融汇各地火锅特色为一体的大型跨省直营餐饮品牌火锅店，全称是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勇。

在中国餐饮界，海底捞一度是高高在上的餐饮神话。

每到聚餐，如果说要吃火锅，那说到去哪里吃火锅，很多人最先想起来的肯定是海底捞。

排队几个小时是常规操作，口碑也是异常炸裂，拉开同行业其它品牌几个档次。

在2020年度中国餐饮品牌力百强排行榜上，海底捞力压喜茶排名第一。

海底捞由于排队的人特别多，尤其是饭点，为了让顾客等候不那么枯燥无聊，各种零食小吃、茶饮、水果、桌游等专人给你免费供应。

海底捞还免费提供美甲、擦鞋服务，虽然不如专业美甲店，但顾客感受到了热情，等待时间再长，也不好意思不去用餐。

用餐过程中，茶水永远是满的，全程都有服务员贴心服务，有时还有小惊喜，譬如为客人庆祝生日。

客人确实感受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甚至真正地体会到了顾客就是上帝的真谛。

市场普遍的共识就是海底捞作为火锅，和其价位对比，味道就算一般。

正是服务，与其他餐厅不一样的服务，让海底捞成为网红餐厅，当然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2018年海底捞466家门店收入164.9亿，平均每家店月收入295万元；净利润16.49亿。

2019年，海底捞实现营业收入265.55亿元，同比增长56.5%。餐厅经营收入256.09亿元。年内净利润23.46亿元。

2021年的2月16日，海底捞股价达到了85.80港元/股的历史最高点，市值超过4500亿港元。

随着海底捞的股价创下新高，创始人张勇夫妇也迎来高光时刻。

2021年3月2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榜单显示，海底捞创始人张勇夫妇在过去的一年里财富激增138%，以2450亿元人民币的身价跃居全球第38位，排名超越李嘉诚、许家印、刘强东夫妇等一众超级富豪。

这也是海底捞的巅峰时刻。

谁让海底捞跌落海底？

曾经辉煌无比，如今市值暴跌3000亿。

到底是火锅不香了，还是海底捞不香了？

1、一招鲜失效

海底捞当初火爆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极致的服务。

很多消费者确实感受到了宾至如归，顾客就是上帝的温暖。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新鲜感也会逐步消失。

而且，等待的小零食，服务员的暖心问候，其实成本并不高。

部分消费者认为海底捞的服务过度了，严重影响到了用餐体验，觉得特别不自在。

过度的服务，也让很多消费者产生了审美疲劳。

2、性价比不高

用餐，服务很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味道。

很多网友表示，海底捞的味道真的很一般，至少和价格比起来是如此。

张勇针对网友的质疑，曾表示，火箭上天有标准，餐饮味道没标准。

此话看似没毛病，但如果多数消费者都认为味道一般，餐饮企业应该反思的应该是如果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回怼消费者。

去年4月，海底捞曾因为上调菜品价格引发舆论热议。

很多消费者表示，海底捞的价格被服务掩盖，海底捞贵得离谱，而且还经常随意涨价。

2020年4月份，一位北京的食客在微博晒出海底捞账单：“半份血旺从16元涨到23元，半份土豆片13元，算下来一片土豆1.5元；自助调料10块钱一位；米饭7块钱一碗”；另一位网友的账单也显示，整份酥肉从去年7月的26元涨价到44元。消息一出，海底捞涨价事件便迅速被网友骂上热搜，不少网友直呼“太贵了，吃不起。”

财经记者曾在去年4月发起过一个关于消费者是否会选择涨价后的海底捞，参与人数共有3.2万人，将近78%的消费者表示不会，仅有2300多人表示还会去消费。

后来，海底捞曾就此发布《致歉信》，承认上调了部分菜品价格，并指出“涨价是公司管理层的错误决策，伤害了海底捞顾客的利益”，决定将所有门店菜品价格恢复到1月26日停业前标准。

然而，这个说法似乎未能让消费者满意。直到现在，仍有大批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公开抱怨，海底捞锅底、蘸料、饮料全在涨价，且食材分量较小。

此外，海底捞还多次陷入负面新闻漩涡。包间摄像头事件就一度成为舆论争议焦点。

此前，有媒体走访了海底捞多家门店发现，海底捞门店的包间安装了摄像头，在全网引发热议，一度冲上微博热搜。

包间摄像头曝光后，瞬间引起了激烈的讨论，部分消费者认为，摄像头会泄露消费者隐私，毕竟选择包间就是为了能有一个私密空间，但是有摄像头会有一举一动被监视的感觉。

对此，海底捞店员表示，基本上每桌都有监控，便于监控遗失物品和食品安全，为了防止客人丢失东西，方便找回。

早在四年之前，海底捞就被爆出后厨食品卫生问题。

2017年，海底捞被媒体曝光，老鼠后厨乱窜、打扫卫生的簸箕和餐具同池混洗、用顾客使用的火锅漏勺掏下水道。

当年8月25日，海底捞承认确有此事。

针对媒体曝光的海底捞食品安全问题，海底捞发文承认媒体曝光事件属实，并公开致歉，并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已经布置在海底捞所有门店进行整改。

登上巅峰容易，守住巅峰颇为不易。

股价下跌，市值蒸发虽然是公司和市场行为，而且创始人张勇夫妇早在去年5月股价处于相对高位时就套现15亿，赚得盆满钵满。

企业是为了盈利，商人赚钱也无可厚非，但企业如果想要持续发展，顾客的消费体验才是根本。

每天都会有新的网红餐饮出现，也会有曾经的网红被淘汰。

1、学: 顾客是最好的老师，同行是最好的榜样，市场是最好的学堂。取众人之长，才能长于众人。

2、信: 信赖感大于实力。销售的97%都在建立信赖感，3%在成交

3、心: 力不致而财不达，心不善而福不到。销售，就要积德行善!

4、拒: 拒绝是成交的开始。销售就是零存整取的游戏，顾客每一次的拒绝都是在为你存钱。

5、精: 要从信任、观点、故事、利益、损失、利他六个方面，精益求精，创造让顾客不可思议、不可抗拒的营销方案。

6、意: 销售是信心的传递，情绪的转移，体力的说服;谈判是决心的较量;成交是意志力的体现。

7、服: 当你学会了销售和收钱，你才是销售的入门，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会——服务!做到这三点，你不想成功都难!

8、创: 一定要给顾客讲有含金量的东西，一定要学会创造价值，为顾客创造他需要的价值。

9、情: 所有的一切事物，都要学会去链接。情感的关系大于利益关系和合作关系，要与顾客有深层次的情感交流。

10、人: 人脉就是钱脉，人缘就是财缘，人脉决定命脉。

11、初: 你永远没有第二次机会给顾客建立自己的最初印象。

12、收: 销售等于收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成功都是销售的成功。当你学会了销售和收钱的本领时，你想穷都穷不了。

13、尾: 做业绩千万不要小看每个月尾的最后几天，这好比是3000米长跑，当你跑完2700米时，最后的300米犹为重要，最后几天是最容易创造奇迹的时刻。

14、思: 没有卖不出的产品，只有卖不出产品的人;没有劈不开的柴，只是斧头不够快;不是市场不景气，只是思想不争气

15、卖: 一流推销员——卖自己;二流推销员——卖服务;三流推销员——卖产品;四流推销员——卖价格。

16、交: 销售时传递给顾客的第一印象：我就是你的朋友，我今天与你见面就是和你交朋友的，所有顶尖高手都是会把客户当家人的人。

17、升: 随时随地都在销售，把销售变成一种习惯。提升永远比成功重要，你可以不在销售中成交，但你不可以在销售中不提升。

18、找: 只有找到了与顾客的共同点，才可能与他建立关系。销售就是建立关系，建立人脉。

19、选: 选对池塘才能钓大鱼，顾客的品质一定要好。你的选择大于努力十倍。如果你为穷人服务，你将变得越来越穷;你可以把自己定位为珠宝店老板，也可以把自己定位为收破铜烂铁的小贩;你服务十个破铜烂铁不如服务一颗钻石。

20、小: 小事情就是一切，煮熟的鸭子为什么会飞掉?是你的细节失败了，让顾客不爽了。

21、听: 销售不变的法宝——多听少讲，必备多问少说;服务的最高境界——发自内心，而不是流于形式。

22、笑: 销售员必备的乞丐精神——面对“顾客”首先微笑，每天被拒绝多次还是一如既往。

23、待: 对待老顾客要像对待新顾客一样的热情，对待新顾客要像对待老顾客一样的周到。

24、买: 顾客买的更多的是种感觉——被尊重、被认同、放心。

25、专: 因为熟练，所以专业;因为专业，所以极致。只有专业才能成为专家，只有专家才能成为赢家。任何顾客都不会和业余选手玩，因为他们深知业余没有好结果。顾客永远只相信专家，专家代表权威和被信任。

26、值: 销售人员要永远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为什么值得别人帮助?顾客为什么要帮我转介绍?顾客为什么向我买单?因为你要值得。

27、敌: 销售最大的敌人是什么?不是提成多少，不是升职，不是增加了炫耀的资本，不是完成任务，不是对手，不是价格太高，不是拒绝你的客户，不是公司制度，不是产品不好，

最大的敌人是：你的抱怨!你的借口!你的懒惰!

致富秘诀竟然是：做面包！

最最最关键的是，没种过一粒麦子的资溪县，却成了“中国面包之乡”。

鲍师傅、泸溪河、詹记，这些被资本追着跑的烘焙界“网红”，都来自这个地方——江西资溪县。

在资溪街头, 熟人见面打招呼最多的一句话不是“吃饭了没”, 而是“最近又到哪儿做面包了?”

资溪县在江西东部的山区，全县总人口13万人，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过去30年却向全国输出了超过5万面包从业者。就面包这个小生意，资溪人做出了200多亿的产值，当地居民人均收入的60%，都跟面包有关。

资溪县人到底是如何靠做面包生意发家致富的？

1984年，资溪小伙张协旺入伍，成为福建漳州消防中队的一名给养员。

作为部队给养员的张协旺，经常去附近面包店采购面包，很快他就发现，诶~面包店这生意不错，投资小，利润高，手艺好一个月能赚好几万。

八十年代诶，万元户都很少见，据专家测算，当时1万元的购买力，等于现在的255万元，那岂不是靠做面包就月入百万？建议大家把羡慕打在公屏上。

资溪小伙儿张协旺动了复员后回老家开面包店的心思。

在面包还被视作奢侈品的八十年代，资溪 “面包大军”的种子就这样开始萌芽了。

退伍之前部队号召战士参加“军地两用人才”培训班，协旺主动选了学做面包。

1987年，退伍的张协旺带着习得的面包技术回到家乡，与同是资溪人的战友洪涛合伙做面包生意。

开店第一年，赚了3万多。

做面包一年就升级万元户的消息迅速在十里八乡炸开，大家伙儿都上赶着来学做面包。

张协旺也不藏着掖着，想学的尽管来，学会了想单干的放心走，除了教技术，店铺选址怎么选？设备怎么买？最后，启动资金不够的老乡，甚至借钱给他们开店。

难道就不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资溪人团结、互助和诚信的特质，在面包队伍扩张的初期就展现出来。

张协旺说：“人不能光顾自己，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多数人富了才是真正的富。作为退伍军人，带领乡亲们致富是义务，也是责任。” 

如今他已经从单一的面包加工发展到食品原材料供应，开了两家公司，资产过亿。

张协旺亲手带出300多个徒弟，再通过“亲帮亲，邻帮邻”“一姓带一村，一村带一镇， 一镇带一县”，资溪县的面包业也像面包一样，走出去，不断发酵、膨胀。

在资溪面包人发展的过程里，传帮带的特点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上面说的技术传授。

再比如资金筹集，打开张协旺的笔记本，密密麻麻的记着老乡们赊欠的设备款、借款等，加起来有两百多万。

在资溪帮里，钱从来都不是问题！几十万也就是几个电话的事。

“林家饼屋”的老板林生发曾透露，有次打算买店面，需要 200万，手头满打满算只有 120 万，缺口80万，几个电话就 OK 了！

一位在西昌做面包生意的朋友，接完电话第二天就给他打了 15万，另一位远在浙江的资溪人也给立马给他寄了 10 万，80万几天就凑齐了。

据资溪面包产业协会负责人介绍，资溪人要是想开面包房，无论在哪个城市，只要走进资溪人开的面包店，对的上方言，证明是老乡，店主便会无条件进行帮助，安排衣、食、住、行，帮忙选址、进货、装修，资金有压力时也会伸手相助。

资溪面包刚起步不久，当地政府 “面包贷”就推出来了，只要敢闯、愿意出去开面包店，打个信用证明，填个表，款就批下来了。

当年，不少资溪人就是拿着这笔启动资金，把面包生意越做越大。

资溪人还很仗义，去新地方开店考察，当地有面包店了，进去一问，也是资溪人，叙完旧掉头就换地方，重新踩点。

资溪人特能吃苦。在面包店里，白天当老板, 晚上睡地板。三九寒天，天没破晓就得起床。每天开着土里土气的小四轮货车送蛋糕和面包上门。

资溪人把山里人的性格优势注入面包，使得它发酵壮大成一种独特的面包文化。

眼见着同乡、隔壁邻居都挣着钱了，全县掀起一股全民创业热，不但农民、下岗工人做面包，公务员、老师，捧着铁饭碗的公职人员也加入面包大军。

走在街上或去往外地的人，身上都带着面包的甜香，不是在卖面包，就是在运送面包。

外出做面包在资溪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资溪面包开始走向全国。

大概从90年代开始，资溪人的面包店逐步从“巷子”里搬到了“正街”上，基本告别了“送货上门”的小作坊，变成开店经营的店老板。

门店“点”的选择至关重要。面包人常说：“点”选准了，就等着“捡钱”。

从门店经营开始，面包业进入自由竞争的时代。

那么问题来了，凭什么资溪面包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资溪面包人深刻认识到，市场在不断变化！

把着学一门手艺吃一辈子的老观念，很快就会没饭吃。

不会创新，跟不上消费者口味变化，就经不住市场的“风吹雨打”，最后的结果就是淘汰出局。

面包人对技术的不断追求，催生了巨大的技术培训市场。

徐全龙先后到上海、北京、香港各地的烘焙学校学习，他原来是资溪县的下岗工人，闯到杭州开了4家面包店，为了学到最新的面包技术，他到处拜师学艺，4次参加全国蛋糕裱花大赛，4次夺得桂冠。

2001年，资溪县成立全国第一个面包行业协会，2002年8月，徐全龙回老家资溪办面包学校，同时也是江西省首家专业面包培训学校，至今培养学员3.8万人。

能吃苦、愿意学、走出去，到2007年，资溪县下面的一个村，总共36户人家，24户收入30万以上，200万、300万、400万收入的也有。整个资溪县，靠卖面包创造出了2000个百万富翁、60多个千万富翁，还有3个人资产过亿。

2014年，这个数据翻着跟头往上涨，百万富翁4600多个，千万富翁160多人，资产过亿的人达到20多个。

到2019年，资溪面包年产值200多亿元，16000多家面包店分布在全国1000多个城市，烘焙企业约有两三百家，几乎包含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看个数据，从1987年张协旺复员回乡， 1990年，资溪就走出去了3000多人，1995年，做面包生意的有近2万人，2019年近5万人在全世界做面包生意。

这头的资溪人富了，满世界跑做面包生意，人均储蓄余额42938元，全市排第二，成了一个个“流动银行”。

问题来了，另一头的资溪县还是个穷县，整个县近3年的财政总收入5亿多，全省倒数第一。

所以也有人说，相比起“面包之乡”，把资溪称为“面包师之乡”更加准确。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这些年当地政府操碎了信心，想着把一头在外的面包产业搬回资溪，打通产业上下游供应链，带动资溪本地的经济增长。

如今，资溪的目标更大——既然培养了规模庞大的烘焙军团，何不再打造一个“资溪面包”品牌？

从单纯输出人力的“面包师之乡”，到丰富的面包产业链条，让资溪真正变成“面包之乡”。

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培育一家面包上市公司、孵化2-3家拟上市面包公司”，成为重要目标。

2020年，我国烘焙食品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567亿元，人均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较大差距，意思就是市场还远没有满。

中国烘焙者消费协会预测，到2025年，国内烘焙行业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可达45%。

而在2021年，烘焙行业成了风投热捧的新风口。资溪出来的鲍师傅估值过100亿……还有一大批新兴的面包品牌加入赛道，不过，在投资人看来，即使有政府的推动，资溪面包能不能走遍全国仍然还是未知数。

把赚钱的小生意，做成大产业的资溪面包，面对快速变化的行业，能否再一次抓住风口起飞，成为下一个“沙县小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