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音(71) 建天…

  • 人能建设天堂吗?

    天堂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上帝作王,与人同住。

    难怪人无法建造天堂,光不能不死,就不够条件。

    不过,天堂里有些福气倒可预尝。例如,天堂里充满感恩赞美,假如我们与人相处时,多一句感恩赞美,少一句怨恨咒骂,日子必好过些;否则,家庭也要变作人间地狱。

    天堂里上帝作王,邪恶势力无法立足,再无勾心斗角,没有弱肉强食,没有不公平,没有巧取豪夺,没有凶手,没有劫匪,没有不敬畏上帝的人,没有淫乱的,没有变态的,没有骗子,没有惑众妖言。

    今天的世界倒更像人间地狱。为什么?因为有太多人要做天堂里没有的人,过天堂里的人不耻过的生活。



    人要建设天堂吗?

    历史见证不能。光不能不病丶不能不老丶不能不死,就没条件。若还要取代上帝,就只能建设人间地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佳音(70) 人靠…

      

    人能靠自己吗?


    宿命论者说“一命丶二运丶三风水”,因为他们深深体会冥冥之中有一种人无法抗拒的力量。

    没有人能真“全靠自己”。因为没人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为什么有人相信只靠自己,因为他们勤奋努力,不信神,从不曾祷告求神赐什么,不过成就也倒不错。

    只是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只是人生的片面。人生并不是那么简单。连一个钱币也不是那么简单,也有两面。

    我们发觉,名人成功的路线很相似。天才固然要紧,但不是决定因素。就以比尔盖兹(Bill Gates)为例,他生长在电脑尚未普及的时代,他父母让他发展所长,他的学校给他机会在电脑室工作,当然他很勤奋,众多因素结合,才产生后来的他。

    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时丶地利丶人和”吗?人的因素固不能缺少;但是,还有更多人不能控制的因素。假如比尔盖兹生长在文革时期的中,生长在饥荒连连的索马里,生长在战乱时代,被强抓去当兵,战死沙场……他哪能有今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

    佳音(69) 权力

  • “父母生气,心里不高兴,打到你流血,你不要抱怨,仍须尊敬丶孝顺他们。”《礼记》说这话的,肯定是封建时代的父母。

    那时,孩子没发言权,所以才有“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的说法。

    现在,时移世易,是孩子的天下。父母丶老师都不得体罚孩子。有时,甚至不能管教,以免伤孩子的心。近几十年来,新社会的潮流文化是反权威丶各行其是丶目无尊长丶不敬老。

    无论谁当家,都有受害人。因为人是罪人。所谓罪,其实是错。从前的父母错用社会给他们的权力,现在的新生代错用社会对他们的爱护。

    人爱弄权,我们看旧社会的父母弄权,其实现在人人玩弄人权。人每每误解人际关系须靠权力维系,主耶稣却说第一要紧是爱上帝,其次是爱人如己。

    换句话说,维系关系的是爱,不是权。父母子女若都放弃权力,彼此切实相爱,就必能建立父慈子孝的密切关系和美好品格。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佳音(68) 欢笑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17: 22)为什么这


    因为,上帝设计人类要笑。喜乐有益身心,因为这是上帝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帖前书; 16~18)

    若患绝症丶失业丶失恋丶家破人亡……痛苦没顶,笑不出来,怎么办?

    这时,更需要笑,因为现实已经够苦,若心 也苦,便是苦上加苦。

    委实笑不出来怎么办?说到底,人的尽头是死,有什么值得欢笑?

    是的,所以主耶稣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路10: 20)不必为世事大悲大喜。一切都如镜花水月,很快过去。除非有永生,除非有天堂,人没有希望。

    所以,主耶稣又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太5: 11)要看得远,要看到天上,这样才笑得真丶笑得久。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而求,阿们!

    佳音 (67) 永…

  • 人生如客旅,旅途上或住五星酒店,或住一级旅馆,其实都无所谓。大陆九寨沟尚未开发时,去那边旅游,只有一级旅馆可住,房间烟味很重,厕所很脏,但只住一晚,可以忍受。


    旅途上也有很多的不便,几天无法洗澡,也忍下来,等回家才洗个“天堂浴”。问题是我有没有一个家可以回去 ?

    圣经说上帝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是要人知道自己有一个家可以回去。有这个盼望的人,路上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也能忍过去,有永生盼望的人在痛苦中仍可喜乐。

    我们到长江旁的酆都鬼城参观,进口处看见引到“黄泉”的“奈何桥”,能想像诗句“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那种彷徨无奈的心情。很多人今生无望,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永恒的家。

    人有了永生的盼望,不但能忍一时之痛,今生生活的态度也会改观。原来人生像去餐馆吃饭,先来小点,诸如花生丶虾片丶甜豆等很好吃,不能代替真正使人饱足的正餐。有人猛吃小点,正餐来了反而吃不下。人生有不少令人心悦的小点,诸如财富与享受丶爱情与事业丶学问与成就等,虽好也不过是小点,作用只是开胃,叫我们预备吃正餐。

    耶稣基督就是正餐,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 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 6: 35节永生,不再遥远,就在当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 !

    佳音(66)面对的…

      

    怎样面对困难?我们其实没有多少选择


    惧怕吗?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言24: 10

    忧愁吗?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15: 13,

    怨天尤人吗?昔日,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多发怨言而绕行旷野40年,并且在旷野倒毙,不能进应许地。

    祷告吗?那还得看怎么祷告。若求无灾无难,上帝并不一定应允。否则,主耶稣基督不致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门徒不必殉道,基督徒也许不会死。

    上帝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丶仁爱丶谨守的心。”(提后1: 7)可曾留意,克服困难的人,多是不畏难的人?上帝不赏赐那些悲观丶消极丶颓废丶容易失望和愤世嫉俗的人。

    不过,成天勇敢面对困难,处于作战状态,压力很大,并且不保证必胜。我们需要赞美上帝。尤其在患难中,赞美使人换个环境,换个心态,换个眼光。惟有我们肯从困境中走出来,我们才是真自由的人,我们绷紧的细胞才得安息,并且在上帝面前重新得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宗教教义对经济增长…

    宗教教义和主导的哲学思想并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系统性障碍。信仰的作用是微妙的,并非决定性的。影响财富和权力这些纯粹世俗目标的并不是神学本身,而是利用宗教教义去实现这些目标的神职人员,政客,君主和官僚。 

    关于哪位神祗最有利于增长的研究由来已久。它们的先驱就是韦伯1905年写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16,17世纪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和加尔文的新教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印度,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同资本主义是相矛盾的。韦伯分析了巴登大公国的情况,那里的新教徒在商业上要比天主教徒更加成功。在回顾了宗教改革之后清教徒思想家的作品后,韦伯宣称虽然宗教信仰没有直接催生资本主义,但是却催生了有利于其繁荣的思维模式。他认为这解释了荷兰以及英格兰这些新教国家经济的成功。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出现的描述无可指摘。加尔文宗宣扬人能否进入天堂是实现注定的。那些一开始没有被上帝选中的人永远也进不了天堂,而不像天主教徒所认为的,通过犯罪,忏悔和赎罪的循环,如果他们在死前所有的罪得到宽恕的话还是能够进入天堂的。韦伯认为,这种“史无前例的内心的孤寂”需要加尔文宗信徒通过努力工作来弥补,他们潜意识中把财富和成功看成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象征。因为这种工作是为了光耀上帝,而不是为自己赚得更多的钱,所以他们鄙视炫耀性消费。韦伯认为,这种精神催生出一系列现代资本主义的态度和行为:工作本身是一种善,而不是像过去所认为的,工作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应该积蓄财富,而不是挥霍它。

    作为业余心理学来说,这种理论是很有新意的。但是就像历史学家E•P•汤普森所说,我们无法和墓碑交谈。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们究竟是怎么想的,而从现存的书面资料来看,韦伯的观点似乎并不靠谱。我们只要看一下16,17世纪一些激进的新教主张就会发现,其实许多内容根本无法被写进哈佛商学院的课程。虽然他们不像天主教徒那样以贫穷为荣,但是同样强调了圣经中所说的“富人很少进入天国”这个教义。清教作家约翰•唐纳姆说:”难道常识不是教导我们尘世的财富是美德的继母吗?最缺乏美德的人,拥有最多尘世的财富,而精神上最富有的人却是物质上最贫穷的”。韦伯常引用来作为新教伦理典范的十七世纪作家理查德•巴克斯特也说过,自己反对“自己的财富高于一切”的人。 

    这种态度被清教徒带到了北美,不过后来让美国成为最成功资本主义国家的却不是加尔文教徒殖民者的神学。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先驱者们批判那些“大多数买卖中存在的邪恶,买入时尽量便宜,卖出时尽量贵”。殖民地设立了最高限价,最高工作和最高利率。一头奶牛的价格不是按照买方愿意支付的数目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能给卖方带来合理的利润。 

    殖民地最早的总督之一威廉•布拉德福德认为“物质繁荣的增长会毁了新英格兰,至少是毁了上帝的教会”。不过后来,经济繁荣并没有影响新教在北美的存在,韦伯甚至写道,早在1632年就有人提到新英格兰人“对利益的贪婪”了,此时距离五月花号登陆只有12年,这些显示了神学主张在自利的经济现实面前是有可伸缩性的,造成了实际情况和殖民者领袖所宣扬的东西产生了矛盾。 

    实际情况是,在新教出现以前,从国王那里获得专营和垄断权力的都是天主教徒,所以那些小商贩和小型制造商更加偏爱那种挑战罗马天主教权威的宗教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的清教势力在生产纺织品等商品的小型制造商中十分强大,特别是在伦敦周边和东英吉利亚地区,克伦威尔就来自东英吉利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教也发生了变化,十七世纪作家更加世俗化的主张以及他们对工作和财富的强调与一个世纪前宗教改革时期的清教徒思想相比更加接近资本主义的理想。韦伯引用了一本十七世纪新教小册子上对资本主义行为鼓励的话,但是在前一个世纪出版的这本册子的第一版中并没有这句话。所以也许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精神催生了英格兰的新教,而不是后者影响了前者。比如,苏格兰虽然是最为信奉加尔文宗的欧洲国家,但宗教改革之后的几个世纪它的经济一直比较落后。 

    的确,新教的英格兰和荷兰的某些地区的确从十六世纪开始取得了经济繁荣,但是十七世纪在这些地方盛行的大规模银行以及工商业活动在中世纪的天主教城市同样可以找到,比如里昂,奥格斯堡或者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和 佛罗伦萨这些城邦。文艺复兴时期,正是在这些城市中最早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型。 

    对于信奉新教伦理的人来说,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十年让他们失望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学家还可以引用韦伯的观点来解释欧洲天主教国家发展的落后。但是随着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的快速发展,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虽然天主教的南美洲国家的发展不如新教的北美,但把这种差距归因于宗教的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这类说法往往只是对当前事件的随意的合理化解释。类似的还有过去对亚洲宗教和文化传统的看法。1915年,一位澳大利亚专家受日本政府邀请评估该国的经济前景,他得出结论说:我很遗憾地说,日本在商业方面不行。。。虽然你们有廉价劳动力,但是当我看到人们工作的方式时就失望了。虽然他们工资很低,但是产出同样低下。你们民族比较随便,不看重时间。我和一些经理谈到这点,他们却说改变人们的习惯是不可能的,那是国家遗产的一部分。 

    疑问多多的所谓心理学又被用来解释为什么这种传统不利于经济发展。批评家们引用人类学上的分类,他们认为,在基督教社会这类“负罪感”的社会中,社会互动的准则被内化到了个体身上。而在受儒教影响的东方“耻辱感”社会中,好的行为是有广大群体的评判来保证的。这种理论认为,“负罪感”社会把监督机制放入个体之内,所以它能够更好地赋予社会成员驱动力,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繁荣所必须的。  

    这种说法听上去似乎有理,但同新教-天主教的区别一样,在现实面前它就变得漏洞百出了。在所谓懒惰,随便的日本人的带领下,所谓僵滞的东方式思维并没有组织东亚地区的快速致富,无论是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还是后来的泰国,越南和中国,甚至印度也在过去十五年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实际上,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经常是见风使舵的,八十年代开始人们又开始转向相反的观点,许多商业书籍宣称资本主义在和“亚洲价值”结合后效果更好,后者也就是所谓的对经济社会团结的重视,而不是向西方那样的带有破坏性的个人主页。它体现在政府,投资者以及生产者之间的长期关系,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开放的,随意的关系。不过在1997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种“长期关系”也被认为是无效的。   

    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宗教决定增长”的理论又把目标对准了穆斯林。古兰经不是禁止放贷收取利息吗?而后者却是所有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啊。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不是经济停滞的代名词吗?它们的增长靠的是石油收入,而不是产品和服务。伊斯兰教徒不是喜欢接受命运,而不是努力让自己取得成就吗?他们喜欢耸耸肩说“Inshallah”,这是上帝希望的。

    然而,虽然伊斯兰神学看上去不利于增长,但它本身并不是反商业的,甚至并没有禁止放贷。事实上,那是因为一些伊斯兰社会出于某种原因拒绝改革和变革。某些原先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宗教教义由于没有与时俱进,最后反而变成了阻碍。

    首先,从过去的五十年来看,伊斯兰社会的增长势头并没有比其他国家小。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会的马尔库斯•诺兰2003年的研究表明,印尼和马来西亚都是相对成功的例子,而在对存在多个宗教群体的国家,比如加纳的研究中,他发现穆斯林并不比别的群体做的更差,伊斯兰教似乎还有利于增长。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的低迷表现始于12和13世纪。伊斯兰教诞生于7世纪,它的目的之一是净化和统一那些“经书上提到的宗教”,也就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它的快速传播和发展填补了罗马帝国崩溃后留下的真空。

    某些方面,与基督教相比伊斯兰神学在对待商业问题的态度上要更加友好。许多人以为古兰经完全禁止放贷,但实际上古兰经明文禁止的是riba,它并不是指收取利息,而是收取惩罚性利息,比如当借款人无法按时还款时会被要求支付双倍的本利。这种禁令是针对伊斯兰教创立初期现金短缺的问题而设立的。不过,与借贷相比,先知更偏爱济贫税zakat(捐出个人2.5%的财产用于帮助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旧约对于放贷的禁令更加严格,但无论基督徒还是犹太人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从事借贷和融资了。  

    古兰经中还有其他对商业的限制,但大多数针对的是过度投机而不是商业本身。除了规定禁止销售穆斯林不得食用的饮料和食物,古兰经在商业方面的规定更像是商业伦理以及期货市场规范的指导手册,而不是要求人们去过苦行僧一般贫困的生活。它禁止对诸如水这样的必需品进行投机,禁止签订没有约定具体时间和价格的未来交付合同,但是原则上,它并没有排斥“期货”或者“远期”市场这类降低生产者和买方风险的现代贸易制度。 

    无论是古兰经,还是穆罕默德的圣训都传达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公平地从事商业活动,用所获得的利润来支持伊斯兰教,它们并没有对商业活动做出特别多的限制,对它抱有不信任的态度。穆罕默德说过:“如果你通过被允许的方式获利,你的行为就是神圣(jihad)的,如果你用这些利润来养活一家老小,这就是一种慈爱的(sadaqa)行为,通过买卖合法获得的一个第纳尔,要超过从其他途径获得的十个第纳尔”。这些话让我们想起了循道宗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所说的“获取一切你能获取的,积蓄一切你能积蓄的,给予一切你能给予的”。

    穆罕默德还说过:“诚信的商人在审判日那天会和先知,义人和殉道者在一起”。其实,先知本人在成为布道者之前就是个商人,伊斯兰教是唯一一个由商人创立的世界性宗教。 

    一份据说是十一世纪的阿拉伯商业手册上列举了几种完全合法的商人,包括那些低价买入,等价格上涨后再卖出的。另一种是利用两个市场间价格和关税的不同进行套利的人。 

    由于伊斯兰教内部有多种派别,所以存在着各种对古兰经的法律解释。在后来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法律基础的哈乃菲派传统中,司法学家们用各种方法来绕开对于放贷的禁令。没有什么比个人利益更能让人们去重新解释神学教义了。据统计,9到10世纪其间,四分之三的伊斯兰宗教学者都积极从事商业活动。 

    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卖了再买回来”,比如我以120元的价格把一本书卖给你,你一年以后付钱。我马上再用100元把书买回来。这样我留下了自己的书,你从我这儿得到100元,一年后要还120元,实际上你以20%的利率从我这儿借了100元。这种伎俩被成为mohatra,在几个世纪中它一直被视为一种标准的商业术语。1679年梵蒂冈颁发的圣令中写到“contractus mohatra licitus est”,mohatra合同是有罪的。如果说伊斯兰教是反商业的,那么这种令基督教无法容忍的合同在伊斯兰世界却可以常态存在就是最好的反驳。 

    实际上从伊斯兰教诞生之初的几个世纪来看,它并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当欧洲社会还未从罗马帝国及其贸易道路的崩溃中恢复过来的时候,伊斯兰文明却在政治,科学,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都更加先进。 

    伊斯兰教连接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两大贸易区,把阿拉伯语变成了最重要的贸易语言。而融合了阿拉伯语和非洲语言的斯瓦希里语则成为了中东和东非港口间贸易广泛使用的语言。 

    从七世纪开始,不断扩张阿拉伯帝国控制了中东,随后北非的摩尔人占领了西班牙,并且在南部一直呆到十五世纪。十三到十四世纪,在入侵中东的蒙古人诡异伊斯兰教之后,世界上出现了三个伊斯兰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与1453年占领了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把它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十五到十六世纪,其势力范围延伸到中亚,北非和地中海中东部;萨非王朝,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它控制了阿拉伯半岛;蒙古人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王朝。在其鼎盛时期,伊斯兰帝国比当时欧洲任何国家都要势力强大和地域广阔。 

    最成功的伊斯兰帝国,比如摩尔人和奥斯曼人所建立的,并不执行令人窒息的宗教政策,基督教和犹太教同样拥有相当的生存空间。奥斯曼帝国允许基督徒在不涉及穆斯林的案件中使用自己的法律,基督徒和犹太人不属于可被作为奴隶的民族。帝国积极地和外界交流思想,交易商品,吸收欧洲最新的地理和航海发现,藉此扩充自己的工程和天文学知识。伊斯兰国家曾经在通过贸易实现财富增长方面做得很成功,所以每个国家都可以发展自己最为擅长的经济活动。它们建立起一套复杂的金融和贸易体系,包括远期市场,通过拍卖来销售尚未成熟收割的椰枣,洋葱,大蒜,胡萝卜,萝卜等到。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商业合同的模板也是从伊斯兰世界引进的,而像tariff,risk,traffic以及法语中的douanes都来源于东方语言。 

    那么为什么伊斯兰文明,还有中国这第二个千年上半期欧洲经济的强大对手随后陷入了停滞呢?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宗教在经济史中扮演的角色来解释。问题的关键不是教义本身,而是人们对宗教的态度,以及是否愿意在社会发生改变时对建立在宗教信仰中的法规进行重新解读。 

    伊斯兰国家一直无法提高生产率,也就是人均产出。在农业效率上它们没有大的突破,而几个世纪后欧洲的发展就是由农业效率的进步促成的。几乎没有较大的独立于政府的私人部门存在,虽然中世纪的埃及存在纺织业,而波斯湾地区存在具有后来欧洲资本主义特色的珍珠采集业,但这些都处在官僚机构的严格控制之中。 

    和欧洲的城市不同,伊斯兰世界禁止将城市变成自治体,那里没有个人和商业自由这些进步概念。这些城市只是宗教中心,伊斯兰帝国的政府对提高生产力和科技发展不感兴趣,它们通过入侵来争夺已经存在的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 

    但这些是有历史地理的偶然因素造成的,与宗教的“治理结构”无关。伊斯兰教的不幸在于它诞生于中东,那里是它政治中心所在地,最早是麦加,后来转移到巴格达。中东矿产和木材资源的短缺意味着无法像欧洲那样发展制造业市场经济。伊斯兰世界一直受到外来破坏性势力的侵扰,特别是十三世纪在成吉思汗 统治下的蒙古人。蒙古人的入侵摧毁了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城市。 

    巴格达是伊斯兰世界的统治和文化中心,但是它的毁灭却并不是伊斯兰教的毁灭。虽然来自佛教流行的地区,但蒙古人却没有自己的宗教计划。事实上,到了十四世纪初,控制中亚和部分中东地区的蒙古人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重建了城市,重新把其作为文化和学习的中心。 

    但是蒙古人要求的是对绝对君主的完全服从,他们的帝国是用军事制度管理的。据说有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法律其实是一套严格的军事体系,中央政府通过一支忠于君主的游牧军队控制整个国家。虽然蒙古帝国在十四世纪下半叶衰弱了,但这种制度却成为遗产被当地人民继承,因为它能够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所以被占领地人民把其作为对抗外来侵略的有效手段保留了下来。蒙古人留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同样在基督教的俄罗斯扎下了根,以后它会产生许多不幸的后果。 

    那些最终将蒙古人赶出家园的穆斯林领袖都是强硬的军事统治者,伊斯兰统治者通过军事征服扩充疆域,消灭敌人。在埃及和叙利亚抵抗蒙古人的马木留克王朝靠的是从高加索和黑海地区来的奴隶组成的军队。它的统治者是拥有土地的军事贵族集团,通过对城市居民的高额税收来支付军事行动的开支。蒙古人兴起之后出现的三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萨非帝国和莫卧儿帝国都是中央集权和军事化的。它们的统治者用伊斯兰教来消除异议,维持现状。 

    到了十四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已经僵化,不再像欧洲宗教改革那样进行教义辩论。到了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和萨非帝国把彼此看做死敌,双方都坚守各自的伊斯兰传统: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和萨非帝国的什叶派。像苏菲主义这样自由的,带有质疑精神的派别则很快消失了。 

    与此同时,西方却在慢慢地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不同的群体,先是地主,然后是商人和制造商渐渐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基础。这些争端以基督教教义辩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之后。欧洲相对开放的文明的出现是由于没有任何一派获得支配地位。其实宗教改革原来的目的并不是政治和宗教自由,而是为了通过改革维持天主教会的统一性。宗教改革的发起人路德其实是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一直叫嚣对犹太人实施迫害。 

    同样,清教也没有把政治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当1660年英国王朝复辟,宗教宽容开始得到传播时,大洋彼岸的马萨诸塞殖民者们却对其他基督教教派的信徒采取极不宽容的态度,好在贵格派和其他不受欢迎的教派可以在罗德岛以及宾夕法尼亚找到安身之所。正是由于宗教改革在欧洲和北美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我们今天才看到了一个多元的社会。 

    与此相对,伊斯兰帝国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促成了军事专制,这是一种自上而下,排斥异己,大量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的制度,奥斯曼帝国就是建立在奴隶出身的军人基础上的。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商人阶层,所以当现行的伊斯兰法令不利于经济增长时,没有足够的声音来要求做出改变。具有反讽意味的例子是,原先被用来促进商业的合伙人和继承人制度,后来却变成了障碍。 

    伊斯兰教的商业合伙人规则出现于七到十世纪。它们主要来源于穆斯林统治下不同地区原先就存在的制度和做法,在古兰经中几乎没有谈到商业的组织方法。伊斯兰教的合伙人通常包括投资人和商人,前者承担资金风险,后者作为前者的代理从事业务。和犹太法律中双方均分风险收益的规定不同,伊斯兰教合伙人的利润份额是可变的,所以十世纪之后在中东行商的犹太人更喜欢使用伊斯兰合同法。 

    但是随着经济活动日益复杂,这种合伙关系的局限性也更加明显。其中一个问题是这种关系要求所有的支付必须是现金形式的同一种货币,不能用交易的商品来冲抵账户。另一个问题是,相关规定要求,当一方合伙人去世后,合伙关系即行终止。与此相关的是伊斯兰教的继承制度,它要求死者三分之二的财产必须被死者的亲戚平分,虽然这保证了伊斯兰社会的平等,但它不利于建立和维持大型的商业合伙关系。它意味着只要有一个合伙人去世,合伙关系就不复存在,所有死者的继承人都有权索要他们的那份财产。 

    这个制度使得伊斯兰社会的合伙人关系无法在长期过程中实现专业化和达到规模经济。众多投资人中只要有一个去世,整个买卖就会崩溃,所有没有人乐意投资这样的项目。所以,合作关系都是小型的,寿命也不长,它只包括几个合伙人,每次只做一个任务。当经济变得更加复杂,贸易的范围更大之后,穆斯林商人的劣势就出现了。此时欧洲则出现了合股公司,合伙人间可以专卖所持有的份额。后来由此发展出了在法律上独立于所有人的商业公司,而在伊斯兰法律下是不会有这种东西的。另外,虽然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继承法也要求死者的财产被分给多个继承人,但是到了十七世纪,长子继承制成了英国和低地国家最流行的做法,它保证了企业能够被完整地传给下一代,并且继续得到发展。 

    伊斯兰社会同基督教社会的关键区别既不在它们各自的神学信仰,也不是它们各自最早的商业法律是怎样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欧洲的商人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不适合自己的法律,虽然这种改变常常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 

    很长时间以来,伊斯兰国家僵化的弱点被它们成功的军事征服所掩盖,和罗马一样,伊斯兰帝国通过出色的官僚组织和军事力量扩大自己的疆土。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苏丹时期达到顶峰,它把势力范围横跨北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政治体。但自从1529年在维也纳城下止步之后,它却无法向欧洲再进一步。虽然并没有断绝同非穆斯林文明的联系,但它把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所有穆斯林的法典,同时伊斯兰的教育体系变得更加狭隘和教条。

    这是一个静态的社会,和罗马帝国一样,它很快发现,没有创新只靠重新组织现有技术存在收益极限,于是首先它的扩张减缓了,然后在外部压力作用下它衰弱了。在1683年第二次进攻维也纳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动摇了,军事统治的控制减弱,对于税收收入的争夺导致了统治核心的腐败和内讧。反叛者们开始在帝国的边境建立独立王国。在与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抗中,奥斯曼帝国越来越处于下风,十八世纪末它被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军击败,整个十九世纪它都受到英国的各种骚扰,直到最终完全落入英国人的掌控中。同样,莫卧儿帝国也在印度教徒起义和十八世纪英国殖民者的影响下衰亡了。 

    同过去面对蒙古人入侵一样,伊斯兰教国家面对外来政治经济强权的时候,采用高度集权的体制来保护自己,有些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它们表现出对外资,乃至外国资本主义的怀疑。 

    伊斯兰教为那些想要保持对民众和经济控制的政府提供了借口,它们为经济民族主义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在今天的伊朗,控制着国有工业的官僚体制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力图阻止像私有部门这样的对手来竞争财富和权力。但是这一切并非是由伊斯兰教的特性决定的,在一些现代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虽然人们努力远离伊斯兰身份,但这种防御心态仍然很明显。

    比如在二十世纪的土耳其和埃及,凯末尔和纳赛尔都把经济国家主义作为政治理念的基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不仅发生在伊朗,同样出现在叙利亚和战前伊拉克这些伊斯兰共和国。 

    实际上,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更多取决于宗教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而不是它的神学角色。宗教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权力机构对其使用的方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二战后的前几十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发展势头不佳。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天主教国家,而是因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它们都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同时独裁者又通过对天主教会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伊斯兰金融

    伊斯兰金融是指伊斯兰经济体制与现代金融体制相结合的产物,是按照伊斯兰沙里亚教法而运作的一种现代金融交易模式。

    内容  

    伊斯兰金融泛指按照伊斯兰教义框架创立和运营的金融实体。

    伊斯兰金融体系的核心是禁止收取和支付利息,它所倡导的如风险分担个人权利责任、财产权以及合同的神圣性等,强调资金一定要涉及实际的经济生产活动,强调财富的公平分配,而投资的企业也要符合社会伦理原则。

    伊斯兰金融的核心是没有利息的伊斯兰银行。现代的伊斯兰金融形式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任何一种新的伊斯兰金融产品都必须经过伊斯兰教法家的认可才可获准发行,再比如伊斯兰世界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在国家以及公司两个层面都会有类似于宗教顾问委员会的组织,来对伊斯兰金融机构的相关业务做出界定,以确保业务和经营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要求。

    巴林经济发展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Jarmo Kotilaine指出,伊斯兰金融的两大好处是,通过推出符合特定人群的金融产品,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改善金融普惠性;其次,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基于简单、明确原则上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避免了高杠杆率、高负债率和高复杂性的金融产品。

    伊斯兰金融发展的特点

    伊斯兰金融体现了浓厚的宗教背景

    《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法等伊斯兰教义是伊斯兰金融的理论根据。《古兰经》没有为伊斯兰教制订出系统的经济主张,相关的经文散见于不同的章节中。如“吃利息的人,要像中了魔的人一样,疯疯癫癫地站起来。……”;“你们为吃利而放的债,欲在他人的财产中增加的,在真主那里,不会增加……”,从这些经文中不难看出,“公正、平等、互助”是其所倡导的基本原则。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从事与高利贷或利息相关的活动,成为伊斯兰经济体系中的一条禁律。《古兰经》号召人们主动放弃利息,并且对以往发生的借贷既往不咎。  

    “利息”、“重利”均出自于阿拉伯语的“里巴”(Riba)一词。《圣训》里对“里巴”的广义解释是:任何不劳而获的利润收入,比如来自偶然机会的利润所得;以及某些物物交换中数量不等或一方延期交付,都认为有利息存在,应当在禁止之列。也有解释为:无论通过贷款还是出售得到的资本的任何不公平的增加,更精确地说,与本金的偿还期和数额有关的任何正的、固定的、事先确定的利率都是被禁止的。\

    伊斯兰教义禁止收取利息,但却鼓励在公平交易中赚取利润。它认为,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事先确定的利息是一种成本,它是不考虑企业经营后果而自然增长的,一旦企业亏损就不可能带来任何收益;而事后确定的利润则象征着进取精神的成功,同时还可以带来额外的福利。社会公正要求借贷双方以公平的形式分享回报并分担损失,还要求经济中福利的积累和分配过程都是公平的。

    伊斯兰金融就是建立在上述规则基础之上的。

    它的基本原则包括:

    一、禁止利息

    二、风险共担

    三、禁止投机行为

    四、合同具有神圣性;

    五、投资不可用于伊斯兰所禁止的产业

    伊斯兰金融体系体现了较强的稳定性

    伊斯兰金融体系不只局限于银行业,而且还涵盖了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类型的金融媒介,但银行业作为整个伊斯兰金融的开端和支柱产业,在伊斯兰金融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上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伊斯兰金融体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建立伊斯兰银行的设想,早在1948年7月1日就由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督赛赫德·哈桑先生提出。至1975年,由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伊斯兰银行——伊斯兰发展银行。随着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国有化的基础上,将伊斯兰金融及经济体制引入其庞大的国内外金融网络之中,于是,众多的伊斯兰式的银行与金融机构在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之后又拓展到一些非伊斯兰国家。

    因为伊斯兰银行类金融集中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的双重功能,得益于这种“全能性”,从目前的情况看,伊斯兰金融体系较好规避了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

    伊斯兰金融资产体现了较高的安全性

    虽然伊斯兰金融缺乏统一的监管体系,各伊斯兰国家也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但是受到《古兰经》教义的指引,各伊斯兰金融机构在投资方面都执行一致的规定。根据伊斯兰教义,伊斯兰金融机构的交易原则,是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以资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所有交易必须有实实在在的目的,比如说交易融资,或者是修铁路、买机器,都是以实实在在的资产为基础的,而并不是纯粹以钱的交易为目的,诸如“期货”这类金融衍生工具,是绝对禁止的。

      

    伊斯兰金融市场中投资工具的投资领域同传统金融市场上的投资领域存在差异,进而有利于投资风险的分散。伊斯兰金融只从事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商务活动,投资方向有限,对从事诸如酗酒、投机、武器、烟草、猪肉、赌博,涉及人类、动物基因工程的生物科技公司等活动的任何投资都避之不及,如果投资报酬中,有间接从上述行业中获得的利润,这部分利润必须捐献给慈善机构或者是有关的伊斯兰宗教组织,并且终止继续与之合作进行投资。

      

    伊斯兰指数基金所追踪的指数成份股产业较为集中在生物、科技、能源、制造业与消费者产品,可视为某种追踪特定产业的策略,当上述产业表现突出时,伊斯兰指数基金的回报表现相对于个别市场指数的表现额将会更加突出。

     

    伊斯兰金融成为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伊斯兰金融的发展,伊斯兰金融不再局限于伊斯兰银行,而是更多的向债券保险的方向发展,其资本市场快速成长,伊斯兰基金的增长速度在30%以上;伊斯兰保险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20%左右;伊斯兰债券的增速也在15%以上。

     

    伊斯兰教经济学的支持者有两个基本的主张:主要的资本主义秩序已经失败而伊斯兰教提供了补救。为了评估后者的主张, Kuran 致力于集中关注并理解伊斯兰教实际的机能,集中在三项主要的主张:取消利息,获得经济平等地位以及建立一个高级的商业道德规范。关于这三个方面,他发现完全是失败的。

     

    (1)“没有其它地方会因为经济上的交易而取消利息,也没有任何地方经济的伊斯兰教化享受了广泛的支持”。外来的和复杂的利息流失有着共同的技术,比如租赁(ijara),投资基金和企业利润的分享协议(mudaraba),, 加价贸易(murabaha) 和 参股(musharaka),所有的都牵涉伪装的支付利息。银行称自己为伊斯兰教化,实际上“看起来更像其它的现代金融机构,而不是伊斯兰教传统下的组织”。简言之,在伊斯兰教的银行体系下,几乎没有伊斯兰教的东西――这最好的解释了Citibank和其它西方主要的人物拥有巨大无比的复合伊斯兰教法的存款,而不是具体的建立伊斯兰教银行。

    (2) “没有哪个地方”会通过强迫别人接受zakat强制税而降低不平等性的做法最后取得了成功。实际上,Kuran发现这个税“不一定把金钱转移给了穷人;它也许将金钱从他们手中转走。”更有甚者,在马来西亚,zakat 税据推测是为了帮助穷人,相反却看似成为“促进国外的伊斯兰教企业和填充宗教官员的口袋的方便托辞”。

    (3) “重新的强调经济道德观对经济行为没有影响”。那是因为,和社会主义一样,“特定的伊斯兰教经济目标的内容和人类的本性相冲突”。

    Kuran 否定了整个的伊斯兰教经济学的概念。“没有一个明显不同的伊斯兰教的方式来建造船只,或者防御领土,或者治愈传染病,或者预报天气状况”,那么为什么金钱不一样呢?他得出结论是伊斯兰教经济学的重要性不在于经济,而在于身份和宗教。这一计划“已促进了反现代思想的蔓延…即现代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思想。它也孕育了一个有益于伊斯兰教主义者战斗性的环境”。

    实际上,伊斯兰教经济学可能对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有影响,因为“阻碍健康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制度改革”。尤其,如果穆斯林真的不付利息也不支付利息了,他们会落入“国际经济的边缘地带”。

    简言之,伊斯兰教经济学有微小的进口但是却带来了根本的和险恶的政治危险。

    科学与圣经

    科学与圣经

    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作成的呢?”

    自然与圣经两大著作既出于同一之主的手笔,则其所显示的自不得不互相符合。它们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言语来证明同一伟大的真理。科学的发明,日新月异;但从它研究所得的一切,若真正地为人了解,就没有一样是与神圣的启示相冲突的。大自然与《圣经》是彼此互相解释的。它们将上帝借以工作的若干规律教导我们,使我们得以认识他。

    虽然如此,但那从观察自然界事实而得的种种错误推论,却使人以为科学与启示是互相冲突的;为求恢复协调起见,就有人对《圣经》作种种的解释,这些解释足以中伤并损毁上帝圣言的力量。摩西所写创造的记录,如按字句解释,人们以为是与地质学有冲突的。他们宣称地球从浑沌的境况中进化,须费数百万年的时间;为使《圣经》适应这种所谓科学的发现,人们就假定创造的时日乃是渺茫无定的长时期,包括成千成万或数百万年的光阴。

    这种结论完全是不需要的。《圣经》的记载原是与它自身并与自然的教训相符的。论到第一日的创造工作,《圣经》记载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创1:5) 对于最初六天的创造工作,实际上都有同样的记载。《圣经》说这些日子的每一天,都是有晚上,有早晨,与自那时以后的其他各日子并无二致。论到那创造之工的本身,神圣的见证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33:9) 欲使地球自浑沌而进化,这在那位能如此创造无数诸世界的主,需用多长的时候呢?我们是否必须破坏他的圣言,才能解释他的作为呢?

    地上发现的遗骸,固然证明从前曾有较比现在更为巨大的人,兽,与植物的存在。然而这些遗骸竟被认为在摩西所记时间以前,早已有植物与动物存在的证明了。但关于这些事,《圣经》的历史已有充分的解释。洪水以前,植物与动物的发长,远超过以后所有的情况。在洪水的时候,地面破裂了,各方都有显著的改变,到了地壳重新整顿的时候,就留下了许多的凭据,证明以前生存的生命。在洪水时被埋在地下的许多广大森林,以后就变成了煤,形成了广袤的煤区,并产生大量的石油,供给我们今日的舒适与便利。这些事一经说明之后,就成了许多见证,默然无声地在证明《圣经》的真实了。

    还有一种与地球进化之理论相似的说法,就是说人创造大工的杰作的进化过程是由单细胞,软体动物,而后四足动物逐渐变化而成的。

    我们若想到人所有的研究机会;他的生命是何等的短促;他活动的范围是何等的有限;他的眼光是何等的窄狭;他所得的结论,特别是有关所谓在《圣经》史实以前各事的结论,错误是何等的多,何等的大;所谓科学的推断,是如何地常受改正或被摒弃;对于地球的发展所假定的时期,是如何地动辄增减,相差至数百万年之多;而且科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又是如何地彼此互相冲突,想到这一切,难道我们为了要追溯人类从单细胞,软体动物,和人猿而进化的世系,就同意弃绝《圣经》那重要简赅的说明:“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吗?(创1:27) 难道我们要否认那较比各王宫中所珍藏的任何家谱更光荣的家谱的记录–“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吗?(路3:38)

    科学的发现和生活的经验,只要有了正确的了解,就都与《圣经》的见证相符,一同证明上帝继续不断地在自然界之间运行。
      尼希米记载利未人所唱的诗歌说:“祢,惟独祢,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祢所保存的。”(尼9:6)
    论到地球,《圣经》说那创造之工是早已完成了的。“造物之工,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来4:3) 但是上帝的能力仍在维持着他所创造的事物。脉搏的跳动,呼吸的连续,并非因为机构的一经拨动,就本其固有的能力而继续运动。每一次的呼吸,每一次的心跳,都是见证上帝的眷顾;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从最渺小的昆虫以致于人,每一活物无不日常依靠他天意的眷顾。

    这种运行在一切自然界中维持万物的大能力,并非像某些科学家所称的,仅是一种弥漫万有的原质,一种激动的能力。上帝是个灵;然而他也是有形体的,因为人乃是照他的形象而造的。就形体而言,上帝已在他儿子的身上显示了自己。耶稣虽是天父荣耀所发的光辉,也“是上帝本体的真像,”(来1:3) 然而他在地上的时候却成为人的样式。他到世上来,是一位有形体的救主。他升到天上,仍是一位有形体的救主。他在天庭中为人代求,也是一位有形体的救主。他在上帝的宝座前为我们服务,乃是“一位像人子”的主。(但7:13)

    使徒保罗受了圣灵的感动,宣称基督是那位“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西1:16-17)那在太空支持诸世界,在上帝的宇宙间使万有按着定序工作不倦的手,也就是那为我们的缘故而被钉十字架的手。
    上帝的伟大乃是我们所不能测度的。“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诗11:4) 然而借着他的灵,他便无所不在。他很熟悉而且也亲自关怀他手所造的一切。

    那奇妙的因果律与供应律,都是那位创造万物之主所制定的。那在物质界规定使每一培植的愿望应得满足的,也是他。那创造人类,使之具有求知求爱的能力的,也是他。他自己根本不愿使人的需要不得满足。人类在与罪恶,忧患,痛苦奋斗的今世生活中,所有的需要与渴望,绝非空洞的原理,与人无直接关系的原质或抽象的观念,所能满足的。单是相信律法和权势,或是相信那些毫无怜悯及从不听人呼救的事物,仍无足为力。我们需要知道那支持我们的大能膀臂,也需要认识一位怜悯我们的无穷之友。我们需要紧握那只温暖的手,信赖那满有仁慈的心。上帝已在他的圣言中显明他自己乃是这样的一位主。

    凡深切研究自然界一切奥秘的人,就必充分地觉察他自己的无知及软弱。他必觉察还有许多的高度及深度是他所不能达到的,也有许多的秘密是他所不能窥破的,更有许多真理的园地摆在他的面前,是他所未曾进入的。他必如牛顿一般承认说:“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一个小孩子在海滨找寻石子与贝壳,而那摆在我面前的,却是一大片尚未发现的真理的汪洋。”

    那富有研究的科学家不得不承认有一种无穷的能力,在自然界之间运行。但在人类无助的理智看来,自然界的教训只是自相矛盾与使人失望的。惟有借着启示,才能正确地解释它的真义。“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来11:3)

    “起初上帝。”(创1:1) 人的心智在迫切追究的时候,也如同那只鸽子飞到方舟内才得安息一般,惟有在这一句话上才能得到安息。上下四周都充满着无穷之爱,使万有都成全那“所羡慕的良善。”(帖后1:11)

    “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罗1:20) 惟有借着那位神圣教师的帮助,才能明白受造之物所作的见证。“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林前2:11)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16:13) 惟有借着那在太初“运行在水面上”的灵;并借着“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道,以及那“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真光,才能正确地解释科学所作的见证。惟有借着他们的指导,才能明了科学最深的真理。

    我们在研究他的一切作为时,只有靠着一位无所不知之主的指导,才能思想他的意念像他所想的一样。

    心智与灵性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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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与灵性的修养

    你行走,它必引导你;你躺卧,它必保守你;你睡醒,它必与你谈论。”
    “房屋……因知识充满各样好宝贵的财物。”

    根据上帝的律例,人的心思、灵性和身体方面的能力,必须由努力而得增进。惟有练习始能发展。上帝已依照这一定例,在他的圣言中预备了心智与灵性发展的方法。

      

    《圣经》含有人所需要明了,以便适应今世或来生的一切原理。这些原理是人人均可了解的。凡存心尊重《圣经》教训的人,每读一段经文,无不从中获得若干有益的思想。然而《圣经》中最有价值的教训却并非得自偶然或断续的研究;其重要的真理系统,也非躁急或草率的读者所能识别。其中有许多珍宝隐藏在深处,惟有借着勤恳研究与不辍的努力,方能获得。那组成伟大完整的各种真理,必须“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赛28:10)地搜寻采集。

      

    这些真理一经如此搜集,就必发现是彼此完全符合的。每一部福音,乃是其他福音的补充;每一种预言,乃是另一预言的解释;每一项真理,也是若干其他真理的启发。犹太人所有的各种制度,都一一由福音说明了。上帝圣言中的每一原理各有其地位,每一事实各有其意义。而此圆满的结构,在计划与实施上,均见证其创作者。像这样的一种结构,除了无穷之主以外,绝非人的心智所能想象或设计得出的。

      

    在查考《圣经》各部并研究其相互关系时,人心智上的最高能力,便获得了高度的运用。凡如此从事研究的人,无不在智力上有所发展。

    研究《圣经》之所以具有心智方面的价值 ,不仅在乎搜寻真理而将其综合起来,也在乎为领悟其所述主题而作的努力。人的心智若仅顾及平凡陈腐之事,就会变成狭小软弱。若永不用以明了那些远大的真理,不久就会失去增长的能力。欲求防御此种退化而刺激发展,莫如研究上帝的圣言。《圣经》如作为心智训练的工具,其成效当胜于其他任何一部书或一切书的总和。《圣经》题旨的博大,词句的简洁,想象的美妙,对于思想的鼓舞及提高,实属无与伦比。任何其他的研究,均不能较努力领悟伟大真理的启示更足予人以心智的能力。人的心智既经如此与无穷者的思想接触,自不能不有所扩张与增强。

      

    《圣经》在发展人的灵性上,其能力更为伟大。人的被造原为与上帝交往,惟有借着这种交往,方能获得其真正的人生与发展。他的被造原是要在上帝里面获得最大的喜乐,除此并无别法能静止其内心的欲望,满足其灵性的饥渴。凡存着真诚与受教的精神研究上帝的圣言,而欲尽力了解其中真理的人,就必与其创作者接触;这样的人除非自甘暴弃,则其发展的可能必是无可限量的。

      

    《圣经》的题材与文体,范围极其广大,对于每一个人,都有足以引起其兴趣,诉诸其心意之处。《圣经》的记载中,有最古的历史;有最真实的生活传记;有治国齐家的原理,这些原理是人的智慧所无可比拟的。《圣经》包含有最深奥的哲理、最美妙、最宏壮、最感人与最凄怆的诗歌。《圣经》的著述仅就以上几点而论,即已远超乎任何世上作者的作品;但就其对那伟大中心思想的关系而言,这些著述的范围就更加无限广博,价值也就更加无限高贵了。就这一思想的观点而观察,则每一个题目都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在那叙述极为简明的道理中,也包含着有高与天齐而达到永生的原则。

      

    《圣经》的中心题目,也就是全书其他各题所集中的一个总题,乃是救赎的计划,即在人心中恢复上帝的形象。自从在伊甸首次公布那含有希望的宣判,以致启示录内末次所述荣耀的应许,“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启22:4) 《圣经》每一卷每一段的主旨都阐明这奇妙的总题–人类的高举–上帝的能力,“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林前15:57) 

      

    凡理解这一层意义的人,眼前便有供其研究的无限领域。他也获得了那开启全部上帝圣言之宝库的关键。

      

    救赎的科学乃是一切科学中的科学;这是天使和一切未堕落之世界的诸圣者所研究的科学;也是引起我们主救主之注意的科学;是参入无穷之主所怀旨意中“永古隐藏不言”(罗16:25) 的科学;也将成为上帝救赎之民在无尽岁月中所从事研究的科学。这是人类可能从事的一种最高尚的研究。这种研究能促进人的心智,提高人的灵性,而为其他研究所无能为力者。

      

    “惟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耶稣说道:“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传7:12; 约6:63;17:3)

      

    那使诸世界出现的创造之能就在上帝的话中。这话能授与能力;产生生命。每一道命令即是一个应许;人若定意领受,将其接纳在心灵之中,那位无穷之主的生命就必与之偕来。它改变人的本性,并照着上帝的形象重造人的心灵。

      

    如此分得的生命也必照样得着维持。因人活着乃“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

      

    人的心思与灵性乃由其所获的供养而得建立;而决定采用何种供养之权却在乎我们。每一个人均有权选择其所时常思想与形成品格的题目。上帝论到每一获得特权可以阅读《圣经》之人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何8:12; 耶33:3)

      

    每一个人,不论其人生的处境如何,只要有上帝的圣言在手,便可随意拣选所欲与交往的人。他在《圣经》的篇章中,可以和人类中最高尚最良好的人物交谈,并可倾听那位永活者对人说话的声音。在他研究并默想那些“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彼前1:12)之题目时,他就可和他们来往。他也可以追随那位从天而来之教师的脚踪,听他往日在山上、平原与海边教训人时所说的话。

    他可以住在此世而置身于属天的氛围中,将具有希望的思想与渴慕圣洁的意念分给在地上忧伤而遭受试探的人;他自己也得与那位看不见的主有愈益亲近的交契;正如那昔日与主同行的人一般,日渐接近永存世界的门,直至那门开了,他便可以进去。他会发觉自己不是生客。那欢迎他的声音乃是他在地上眼不可见之同伴,众圣者的声音,这些声音乃是他在此世已经学会辨明而且爱好的。凡借着上帝的圣言而与天国交结的人,将来置身于天国友伴之中,就必有如归故乡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