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园的教授，97岁的约翰.古德诺夫（John B. Goodenough）成为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三个得主之一。古德诺夫是可充电锂电池之父，是历史上最年长的诺贝尔获奖者。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便携式电子产品（如电动工具，医疗设备，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都依赖轻巧可充电的锂电池。 可以说，古德诺夫发明的可充电锂电池，开启了便携式电子产品的新时代。

古德诺夫是科学界的异数和奇迹。 爱因斯坦曾说：“如果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前还没对科学做出巨大贡献，这个人就没希望了。” 而古德诺夫，54岁转去牛津大学工作后，才开始转向研究电池。在他64岁，快被牛津大学强制退休时，又转去德州大学，才得以继续他的科研工作。在德州大学，他一干又是三十多年。古德诺夫至今还在工作！直到3年前94岁时，他仍然每天早上8点之前到达实验室，跟他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一起，研究新电池新能源。

古德诺夫是一位公开的基督徒，在大环境敌对基督信仰的学术界，他毫不隐讳自己的基督信仰。 他的实验室里挂着一大幅“（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挂毯，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许多与基督信仰相关的饰物。约10年前，他还写了一本85页的自传《见证（上帝的）恩典》 （Witness to Grace），讲述上帝如何带领他的人生，包括他的童年，他参加二战，他去芝加哥大学转学物理，他又转向研究电池，等等。

古德诺夫是家中的老二，小时候，他父母的夫妻关系恶劣。他的母亲对他冷漠，使他感受不到母爱。他从小还有严重的阅读障碍，敏感且焦虑。12岁去格罗顿（Groton）基督教住读学校后，古德诺夫跟母亲的关系更加疏远，几乎没有联系。在格罗顿学校，他经历上帝，并且明白“上帝就是爱。” 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爱，我差点跳下床，我感到非常兴奋。”

这种被上帝的大爱环绕的认知，一直伴随古德诺夫八十多年，这是他从事研发工作的根基。 古德诺夫说，利用自己的恩赐，以及与同事们一起研发创新，以保护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是他爱上帝及爱邻舍（圣经的大诫命）的一种表达方式。

科学追求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关联，对于古德诺夫，是显而易见的。他说：“如果你相信有一位创物主，你应该通过欣赏祂的创造物，来表达对创物主的敬仰。科学家通过研究我们居住的星球及其运作，来表达对受造之物的欣赏，并用他们的发现服务人类。”

在上帝面前，古德诺夫有一颗柔和谦卑敏感的心，所以，他才能用心灵的眼睛，看清楚上帝，人，与其它受造物三者之间的关系， 就像早期开创科学先河的基督徒科学巨人们一样。这些基督徒巨人有如牛顿，帕斯卡，波义尔， 开普勒， 哥白尼， 法拉第，焦耳，麦克斯韦，伽利略，普朗克，道尔顿，巴斯德，孟德尔，爱迪生，等等。 牛顿说：“如果没有其它证据，单单拇指，就会让我相信上帝的存在。”

古德诺夫和牛顿的见证，印证了圣经的教导：“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9-20）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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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之父”古迪纳夫获诺奖。他童年深受阅读障碍和父母关系困扰，大学屡屡更换专业，硕士入学考了两次，54岁才确定研究方向。“难道一切都是偶然？为什么这些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对我来说，所有意外都是上帝之爱的表现。”他毕生追求的，其实是与神同行。

10月9日，被人亲切地称为“足够好”老爷爷的约翰·古迪纳夫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奖后，他的传奇人生迅速在华人圈里广为传播。

老爷子小时候曾为阅读障碍困扰，童年父母关系紧张，大学期间屡屡改换专业，入学时主修古典文学，中间转到哲学系，为了凑学分学了两门化学，最后拿的却是数学学士学位；研究生考试考了两次才被录取。直到54岁才开始进军电池领域，被称为“锂电池之父”。至今97岁的他仍奋斗在科研一线，直到日前与另外两位该领域的专家一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今天，我们所用的手机、电脑、相机以及电动汽车越来越轻便安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我好像应该很高兴，但我这样的年纪对这些已经无所谓了；我每天会去实验室，不然退休等死吗？我才不会那么做。”

很多人将古迪纳夫当作最新版大器晚成的励志榜样。不过，他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呢？在一本十年前出版的自传中，古迪纳夫将自己的一生看作是“对恩典的见证”（Witness to Grace）。

那个躲在角落哭泣的孩子
古迪纳夫的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曾受祖父影响修读神学，准备在教会服侍。不过，当父亲进入哈佛神学院读书时，受到当时自由派神学的影响，当他跟随学术圈子去“发现历史中的基督”，却直接导致了信仰的动摇。后来，父亲更是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信仰只不过是人的心理投影，日渐远离信仰，虽然他曾在哈佛神学院任教。

古迪纳夫于1922年出生，是家里的第二个男孩，哥哥大他三岁。童年的古迪纳夫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家附近的草地和树林中探险。但父母的紧张关系带给他很大困扰。他们的婚姻像是一场灾难，不过因为那时离婚还不那么流行，父母的婚姻像一艘破船一样，将就着前行。

可能受此影响，小古迪纳夫感到极度缺乏安全感。一到晚上，当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就开始担心自己会被父母遗弃。有时，他听见窗外火车呼啸而过，就悄悄走下床去父母卧室确认他们是否还在。有一次，爸爸妈妈开车离开以后，古迪纳夫无比确信自己已经被遗弃了，于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抽泣，直到父母回来。那是他最接近精神崩溃的一次经历。

从七岁开始，他被阅读障碍困扰。他机械式的阅读无法理解文字的意思，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大学。

1934年，12岁的古迪纳夫进入寄宿制的格罗顿学校读书。校园中心附近有一座小教堂，由洛克菲勒出资建造，它是学校活动的中心。每周日，学生们都穿着蓝色校服参加早晚两次敬拜。古迪纳夫被选入了诗班，这让他十分惊讶。因为他从小就自认为五音不全，就连哥哥也讽刺他说，“你必须唱吗？”在诗班的经历却让古迪纳夫感到特别开心。

格罗顿中学的教堂：猎犬背后，改变一生的觉醒

在诗班唱歌使古迪纳夫开始了解基督信仰。尽管他的家族有信仰的传统，但他对基督教的了解极其贫乏。他发现校长每天早餐前很早就来为学校祷告，他常常听到校长祷告说：“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尊贵地活着，并且为了别人的益处而活。”

到了第三个学年，古迪纳夫注意到学校的祷告手册里有一些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上面写着利19: 2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他查词典，想要弄清“圣洁”的意思，但词典里没有一个令他满意的答案。“圣洁一定不仅仅是遵守律法而已！我意识到圣洁是一个无法被定义的词汇；圣洁肯定是一种经历。我也同时意识到，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无论是圣经故事还是敬拜仪式都和我隔着一层帕子。”

那一年，他读到了摩西的故事。摩西看到荆棘焚而不毁。“这幅图景并没有令我震惊，因为夕阳落山时有可能会造成荆棘被焚烧的错觉。真正让我惊讶的是摩西问上帝的名字时所得到的回答：‘我是自有永有的；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这里来’。这句话冲击着我的想象力，我感觉这似乎是一把揭开我疑惑的钥匙。”古迪纳夫决定受洗，他希望通过受洗彻底揭开遮蔽着他理性的帕子。

受洗虽然让他加入了一个群体，但他感觉自己依然是个门外汉。于是他又想，或许等领了圣餐之后我就能明白了吧。“结果我的困惑还是没能解决。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我忽略了！”古迪纳夫说。

第五个学年，古迪纳夫上了一门英文诗歌鉴赏课，这对阅读障碍的他挑战蛮大。他认为学会读诗唯一的途径就是试着自己写诗，而在他写诗的过程中，他终于理解了比喻的手法。二月的一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天堂猎犬”，这是一首关于作者如何被上帝的爱征服的诗。复活节假期，古迪纳夫和父亲讨论信仰的话题。当时在耶鲁大学担任宗教历史学教授的父亲告诉他，人类普遍都有一种宗教诉求，又给他看古人所画的各种神明的形象。

或许是父亲给他上的这堂专业课的刺激，虽然没能减少他心中的困惑，那天晚上，他却作了一个梦，梦里那些白天所见过的图像一一在眼前闪过，每一副图像出现的时候，他都大声说：“这不是上帝。”最后，一只猎犬的头出现在他眼前。古迪纳夫依然说，“这不是上帝。”忽然猎犬露出笑容，笑容背后发出有一道温柔的光。古迪纳夫在梦中喊道：“上帝就是爱！”他激动地从梦中醒来，跳着从床上下来，内心充满喜乐。

第二天早晨，古迪纳夫将自己的梦告诉父亲，父亲却劝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父亲完全不了解这个梦对古迪纳夫的意义，“这是改变我人生的觉醒。”古迪纳夫回忆说。

回到学校以后，校长注意到古迪纳夫心里的变化。有一天，校长建议他去读神学，服侍教会。但古迪纳夫说他要以一个平信徒的身份传福音。实际上他内心还是害怕公开讲话，他觉得自己无法成为一个好的传道人，自己还不配代表耶稣。当时的他还不明白恩典的大能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虽然阅读障碍和不安全感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但格罗顿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总体上令古迪纳夫满意。他的成绩也在不断进步，从B到A，再到A+，最终他以优等成绩毕业。

站在物理学门外的气象预测员

在格罗顿中学的最后一年，爸爸终于决定和妈妈分开，与他的研究助手开始另一段婚姻。新妈妈不接纳他，他决定不再接受父母的钱，手拿35美元离开家进入耶鲁大学。大学生活虽然拮据，好在他靠着给富家子弟做家教熬了过来。

生活困难并非他在耶鲁遭遇的最大挑战。古迪纳夫相信有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支配着人类的行为，正如物质世界有普遍存在的规律一样。但耶鲁的哲学教授却教导一切道德和美学判断都是相对的。教授们言之凿凿，却从来不怀疑自己的说法同样也是相对的。

“我们对圣洁的观念是武断的还是人性所固有的呢？我们是不是要上战场与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打仗呢？是否要与斯大林的野蛮行径对抗？尽管不同的人忠于不同的理念，但我们必须要在这些极端处境中选择优先服从的原则。可悲的是，我们经常屈从于即时的个人利益，让一些短暂之事诱惑我们偏离最终目标，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古迪纳夫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

他回忆说：“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并不是别人的认可，而是我们所服侍对象的重要性。我们是以自己、家庭、民族还是国家为最高的服侍对象？我想找到自己的呼召，或许它在科学领域吧。大学二年级，我决定攻读科学哲学。”

没有找到呼召的人生是容易摇摆的。这从古迪纳夫在耶鲁求学的经历可见一斑。入学耶鲁时他主修古典文学，中间转到哲学，为了凑学分学了两门化学，最后拿的却是数学学士学位。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正式参战。古迪纳夫和同学们一起应召入伍，他接受了数学教授的建议，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担任气象预测员。1945年，欧洲战场的战争即将结束。一次在食堂吃饭时，古迪纳夫看见一位牧师低头谢饭，这个简单的动作将信仰的思考重新带到他面前。他觉得自己应该重新读圣经，让圣经对他说话。当时的环境不许可他有规律的读经，军旅的环境常常使他心有旁骛。

二战结束后，古迪纳夫已经是一名上尉。虽然他有机会留在部队从事气象工作，但古迪纳夫认为这不是他在和平年代的使命。1946年，他来到华盛顿，在从前的数学教授的帮助下，得到一个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机会。

从华盛顿去往芝加哥的路上，古迪纳夫忽然想起自己服役期间曾希望战后能读一读物理学，于是他当即决定进入芝大后要转去学习物理。在他注册的时候，一位教授却当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在你这个年纪，那些物理巨匠们都已经荣誉等身了”。

艾琳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勇敢者做出选择，懦弱者还在犹豫
作为一个物理小白，古迪纳夫的研究遇到很大瓶颈，研究生考试考了两遍才被录取。幸运的是，他的导师是“齐纳二极管”的发明者齐纳。导师对他说：“现在你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找到一个问题，二是把它解决掉。”这句话让他受益匪浅。

古迪纳夫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基督信仰的。他发现在信仰上给予他启蒙的父亲和格罗顿老校长的观念都有一些问题。老校长认为信仰主要关乎道德；父亲则用理性来批判一切宗教。古迪纳夫同样相信科学的方法，并通过科学方法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但他发现除了科学以外还存在另一个超乎理性的维度，人应该向这个维度保持开放的态度。

为此，古迪纳夫参加了学校里的一个基督徒青年小组。虽然小组成员彼此的关系融洽，不过或许因为大家教育背景类似，给人的感觉非常自大而局限，无助于真实的对话。古迪纳夫希望找到一个人既能本于圣经，又能帮助他发掘圣经文字背后的真正含义。

这个人真的出现了。1949年秋天，艾琳·怀斯曼（Irene Wiseman）来到芝加哥大学，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艾琳继承了父亲的信仰。她既对文化保持敏感，又有对圣经的理解和洞察，是一个很有恩赐的老师。她知道如何聆听和对话，也总能让对话满有收获。

受到古迪纳夫的鼓励，艾琳组织了一个圣经学习小组。在小组里，古迪纳夫和另一位学法律的同学经常争论得不可开交。其他基督徒女孩常常坐在那里，静观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各逞机锋、互不相让。转眼1950年的春天已到，古迪纳夫和法学院的男生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候。法学生选择了退却，而古迪纳夫发现自己完全不再怀疑耶稣来使世界与神和好，不再拒绝公开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一个天主教徒曾对我说，‘信仰是私人的事’。”古迪纳夫说，“不！信仰是个人的事，但我们被呼召将自己所看见的见证出来，使别人也能看见。当然，我们今天的理解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但我们仍然应该与人对话，开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监牢，但首先我们自己要让圣灵光照我们。耶稣说‘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看不见耶稣，就找不到去往天国的道路。”

一句诗歌在古迪纳夫的脑中回响：“决定的时刻已来临，勇敢者做出选择，懦弱者还在犹豫。”这句话自从他出现在格罗顿中学的教堂就开始经常在脑海中浮现，直到今天他终于公开承认他的信仰，委身于对基督的见证。

“我的儿子竟然成了该死的‘清教徒’”
当古迪纳夫将自己信主的消息告诉芝大的同学，大家的反应千奇百怪。有人居高临下不以为然，也有人觉得他是在理性自杀。另一位齐纳教授的学生则抓住古迪纳夫的信仰，在教授那里获得了竞争优势——因为在学术领域做基督徒，总是让人感觉靠不住。

当他将消息告诉妈妈，母亲火冒三丈。在教会出现、偶尔服务一下还可以接受，但像一个布道家一样要去作见证就让她感到非常尴尬了。父亲的态度则更失望，他直接对一位朋友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的一个儿子竟然成了该死的清教徒。”

尽管父母还是像古迪纳夫小时候一样给他的生活添堵，但他现在已经不再被他们困扰了。1950年，古迪纳夫迎来了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与艾琳走进了婚姻殿堂。与此同时，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主攻固体磁性的相关研究，也就是后来的电脑内存。

不过，因为实验室接受空军的资助，当资助被削减，古迪纳夫的项目也不得不在1969年终止。他失业了。不过，正是这次失业使他将注意力转向能源材料，后来接受了牛津大学的邀请，走在了成为“锂电池之父”的路上。为了规避牛津的退休制度，64岁的古迪纳夫跳槽回美国，在德克萨斯大学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说：“现在我的团队正在努力让电池更安全和持久。我知道这是一个浮躁的社会，大家不希望东西可以用很久，但我喜欢做可以很持久的东西。”97岁的“足够好”先生依然每天去实验室工作，但他并不是一个以事业为偶像的工作狂，他很清楚科学的局限。

正如他在自传中写道的，“科学是一种能力，既能突破人类局限、改变命运，又能压制、威胁和毁灭人类。科学只能回答‘事物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如何利用这些知识达成目标？’之类的问题，却不能帮助我们对人类的目标作道德评价。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另觅他途。”

古迪纳夫继续说：“‘人的目标’这个词汇本身就暗含一个前设，即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这一点是哲学家、艺术家和宗教信徒的基本前设。除此以外，他们还相信有一种固定和普遍的道德律维系着我们与自己、他人、自然界以及人类本性之间的关系，而且人可以理解这种道德律。”在他看来，人应该按照耶稣所说的寻找人生的意义。

古迪纳夫很有资格展示自己的理性和智商，但他诚实地承认：“我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大自然的结果，还有一个奥秘的起源，”骄傲的人是无法祷告的，因为他无法承认有一个高于他自己的存在。古迪纳夫是一位祷告的操练者，他说：“祷告就是承认有一位奥秘的存在，你可以称祂为父或生命的源头。祷告就是承认祂的主权，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与祂同行。祷告的目的不是执行我们的旨意，而是使我们了解和实践上帝的旨意，以至于圣灵可以藉此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化。人生的最终意义其实就是与那位永存的上帝同行。”

人生只是一串巧合的叠加？
“当我回顾自己的人生，”这位年逾九十的老人说，“我无法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是由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的。我小时候偷窃、撒谎、酗酒、赌博、自我放纵，我为什么认为这些是不好的呢？”父母虽然曾教导古迪纳夫举止合宜和诚实，但他不止一次看见自己的父亲在祖父来访的时候躲着偷偷抽烟。“我不相信自己童年时期的良知来自于家教，相反，我们对公平、公正、荣誉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

一个从小深受阅读障碍困扰的孩子如何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这究竟是个偶然，还是上帝的恩典在背后的掌管？”古迪纳夫问道，“当我读到摩西的故事时，我莫名其妙地想要弄清楚‘圣洁’的意思；当我梦见猎犬的微笑时，我从中看见了上帝的爱，难道这一切都只是潜意识在作祟？若是如此，为什么这些经历竟然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

“为什么当我大学面临经济压力的时候，正好遇到了银行家皮博迪先生帮助我？为什么我这个以古典文学入门的学生在战后却走上了物理学的道路？为什么在我入伍的时候，恰巧数学教授建议我不要加入海军陆战队而去作气象兵？当我的数学教授知道对退伍军人有一个继续深造的计划时想起我来，真的只是一个偶然？遇见艾琳也只是一个意外吗？”古迪纳夫显然不把自己的人生看作一个又一个巧合的叠加，他也不希望当人们看见他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时，仅仅把他当作一个鼓励孩子的励志故事，“对我来说，我人生中的所有意外都是上帝之爱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