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脱壳:民间财富的代际转移
财富继承的转折
胡润和他的竞争对手《福布斯》无一例外把今年的首富给了杨惠妍。这位26岁的年轻女首富几年前刚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完市场营销和物流专业学士,对这个家族所从事的房地产生意还一无所知,但她拥有59.5%碧桂园股份,使她登顶首富至少在数字上毫无悬念。
与上一代中国富人充满争议的崛起相比,财富的继承显得无可非议,它在中国暂时还不会遇到遗产税的挑战。富们”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民间财富的历史舞台,但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的有效角度之一,在些观察者眼中,财富的社会性尺度似乎在淡化。根据胡润的统计,2007年,年龄小于40岁的富豪有67位,杨妍之外,32岁的彭小峰、26岁的钢铁业富豪李兆会、27岁的房地产富豪曾胜和电解铝行业的史跃武都名列前席。他们除了拥有共同的年轻之外,还拥有共同的财富背景:一清二白,无可挑剔。
胡润认为,2007年无疑是中国民间财富的转折之年。“第一个时间点是1978年前后改革开放,广东珠海这些房地产企业兴起,这是中国民间财富的积累初期。1993年是企业家的小学,因为邓小平南巡后很多企业家开始创业。2007年初,这些民企大都进军资场。”“资本化”是民营企业家运用金融工具估值财富和表现财富的开始,也是寻找富人的胡润们按图索骥得出相同答案的原因。
在另一些研究者看来,财富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定型是民间财富资本化更深入的结果之一。民间财富的代际转移,既是富一代和二代之间关于财富继承的转折,也构成了中国新一轮财富分配的一部分,“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是按资本,而不是按劳动”。社会学家孙立平对本刊记者说。“富二代”成为这轮财富分配最直接的受益者。
“创业和继承财产在新的富裕人群里正成为比重最大的两块。”万事达国际组织今年8月发布了中国富裕阶层报告,这次调查的领导者万事达亚太区首席经济顾问王月魂对本刊记者说,中国内地富裕阶层中31到46岁这个年龄段占到64%,“内地富裕阶层的年轻化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和趋势”。
这个影响未来中国民间财富版图的代际转移在江浙、广东、福建这些民间资本富足天下的地方正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曾经在浙江8个县市做过一个企业调研,他发现,312家企业中,2/3以上都是家族企业,“温州银监分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光温州一地的民间资本约为1500亿元人民币,这‘1000多亿元的民间社会资本、100亿元左右的银行间歇资金和14.4亿美元的个人外币储蓄’将要在代际间进行的转移是前所未有的”。“在未来10到15年之内,要交班的家族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财富继承和转移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胡润的依据更直接,“百富榜上富豪们的平均年龄是46岁,按照中国人的惯例,60岁是退休的年龄,未来10年到20年将是中国民间财富从第一代创业者转至第二代的高峰期。”
“富二代”的诞生显然比观察者们预计得更早。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的副院长徐萍平是一项创业培训项目的带头人,她不久前参加了一个女企业家研究会,讨论的主题落在了家族继承问题上。“我发现大家对这种讨论最感兴趣了。”她对本刊记者说,“家产越多,越希望孩子接班。”财产转移税负环境显然还并非中国富人们需要面对的压力,而让他们提前做出财富转移安排更深刻的动力可能还是出于长期以来伴随财富的不安全感。徐萍平回忆:“有个女企业家孩子只有10多岁,人家说她操心太早,她说,‘王均瑶的孩子小不小?所以还得早做打算’。讨论时很多人都说,子女能干,让他做老总;次一点,做董事;实在不行,就做股东。但话说回来,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力够,哪个家长愿意请外人打理企业呢?”
尽管“富二代”提前亮相仍是第一代富人主动安排下的产物,毕竟巨额财富至少表面上已经交到了这些年轻富人的手中。而“如何有效地继承,这需要一个过程”。陈凌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亚洲家族企业普遍正面临的问题,“建国后对工商企业的改造使历史上存在的家族企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极少的企业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前,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是崭新的。和新兴国家一样,中国缺乏财富传统,还没有一个像‘肯尼迪家族’那样的家族式榜样”。-
“富二代”的背后身影
接班与股权继承分离
徐萍平主持的“创业班”一开始并非严格地针对“富二代”,而只是“有创业需要的年轻人”。“2004年商学院开办创业班,是受美国国家独立企业联盟调查研究的启发,‘2/3的企业家来自拥有企业的家庭,原因是他们能获得有关企业的感性认识和创办企业的意识’。”徐萍平说,结果却大出他们意料。
“尤其是第二届,报名时一下子来了100多人。不少希望孩子接班的学生家长直接给老师打电话,着重介绍自家企业规模多大,希望孩子能到创业班来学习。很多学生在面试时也就主动告诉我们,家里的厂有多大、资产有多少万元。”徐萍平说,“我们第一届招生时候,并没有明确考虑学生要有怎样的家庭背景,后来有记者来采访,我现场统计了一下报名表,才发现30个学生里有一半以上是民企老板子女,千百万元资产的很多。”从第一届招生开始,学生的家庭背景就作为考虑因素之一被专门列入报名表,但发现这个真实的比例之后,徐萍平们就再也不敢统计和公开这个关于财产的真实数据了,“怕被误解和炒作”。
而同样是在浙江开办的、由宁波方太厨具的董事长茅理翔牵头的“中国家族企业专修班”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一些前来报名的学员把家里的两个保镖都带来了。据说,“直到所有学员都相互熟悉,确认安全之后,保镖才离开学校”。
现在,众多富豪把子女送到了国外,而且是最好的大学,比如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哈佛与耶鲁。有趣的是,文化素养高一些的往往把孩子送到英国,而相对文化较低的富豪父母选择子女去美国念书。
很难说“富二代”接掌财富的时刻已经真正开始,几乎每一个“富二代”身后都隐现着上辈的强势身影。这场提前开始的财富转移,仍然可以看做是上代富人主动安排家族财富版图的延续。浙江商业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发起了《浙江商人培育继承人方式的调查》,调查结果是,“其中,45%以上的人认为目前还不具备接班的各项素质,不愿意接受其父辈的事业”。杨轶清告诉本刊记者。
连续几年的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照例没有更多关于刘畅的信息,尽管这位往任中国首富的女儿已经更早出现在民生银行和金鹰成长基金的股东名单中。这与刘永好定下的规矩有关,他希望女儿10年内不在媒体面前曝光。从财富转移到真正接班,刘永好预留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间。
中国家族企业经营权的接班和股权继承的分离仍没有现成的样本可参照,“国外家族企业都有基金会,以家族的名义进行经营,但基金的继承者本人不可以随意操纵这些私有财产,需要有职业经理人和监督机构经营,这样,决策者和公司的经营者都有明确目的”。家族企业研究者陈志立说,而在中国,财富的控制权的旁落始终是这场代际转移中的最大隐患。
浙江中宝集团董事长吴良定的提前布局就完全出于他的规划。吴良定自己创办的中宝集团派生出了万丰奥特集团和日发集团,分别由夫人和大儿子任董事长,自己仍然担任中宝董事长。老二是女儿,在中宝国际贸易部当老总;老三是儿子,在南航工作,老四在英国读书,将来可能是吴良定的接班人,老五还在上学。夫人、女儿、大儿子和老四都做了明确安排,老三和老五都不在家族企业内上班,可以给予部分股权的方式来继承部分财产。
一名观察者分析,吴良定的这3家集团公司业务各不相同,在产权上完全独立,互不控股,但家族的个人分别在3家公司里占有股份,3个人的股份加在一起能绝对控股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以万丰奥特集团为例,吴的夫人陈爱莲任董事长,占40%股份,是第一大股东。吴良定占23%,大儿子吴捷占4%,女儿占百分之零点几的股份,其余股份为家族以外的股东所占有。万丰集团下面的10家子公司,每家子公司都由集团控股65%,其余35%为家族以外的人所有。这种分权而立的扁平结构让吴良定解决了多人财产的转移分配。吴良定说,“我把帽子戴在头上,把根子落在底下,你到工商局去查,这几家公司是互不关联的公司,查到下面才会发现股东都是一家人,是一个家族在控股的”。
“无论第一代富人对财产做出怎样的安排,财富过渡到二代手中,控制人的强势一定会有所减弱,民营企业的社会化是个必然的趋势。”陈志立说,“随着财富转移中股权结构的改变,中国民间财富会相应地呈现出由隐秘到透明的过程。”
新财富的旧传统
一旦进入操作层面,富二代和一代的财富交接,某种意义上,可能意味着两种经营模式的碰撞。“现在富人通常的做法是,把下一代送往欧美最有名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却发现子女的学院训练和他们的经营传统格格不入,第二代尽管娴熟华尔街的运作模式,却往往无法和父辈一样掌握国内政商环境。”陈志立说。这场游戏并不仅是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是要在本地市场获得认可、打开局面。亚洲家族企业的共性是它们的成长都充满人际智慧,这种经验“不是在哈佛可以学到的”。
陈凛被互联网经济的热潮推回中国时,已经在瑞士银行做了3年投资业务。他后来说到自己和父亲陈逸飞对待财富观念上的最大差异时认为,“他是从做实业的角度考虑,我是从投资的角度”。这位读完初中即去美国上学、毕业于美国卡内基·梅隆(Carnegie Mellon)大学工商管理系的年轻人在2000年办了网站,几个月后就解散了。“我把股东的钱退还,开始帮父亲做融资。”陈凛说,是他说服了父亲接受风险投资。之后,陈凛对父亲说,他可以证明给父亲看,即使不用一分钱,也可以做成事。
陈凛是一部分“富二代”的代表人物。他回国后,经常举办以商务交流为主的派对活动,他和江南春的一次合作据说就始于这样的派对。
热衷于媒体与投资的陈凛看上去对逸飞集团本来的业务兴趣不大。他被自己的投资理想激励着,似乎已不大可能在传统产业上停留。他的想法是:做一个“盘子”,引进资金和管理层,这样就不会再像父亲一样累。陈逸飞的服饰公司也曾引进过职业经理人,效果不好。陈凛回忆,“当时服装公司做了两三年了,再做下去肯定很累,我建议父亲引进风险投资。我跟他讲,家族性企业会做得很累,你在画画,还想拍电影,最好是能把担子卸下来一些,让别人进来帮我们一起做。我说,100块钱的百分之百跟1亿元的百分之一概念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做大。股份的稀释是难免的,但是一个盘子做大后,你占到1%到2%已经不得了了。我父亲相对比较传统,我当时慢慢儿地跟他讲,把他的思路改过来。这有一个过程”。
一代和二代富人的差异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很多观察者注意到的,新富诞生的“知识化”可能会是个过于表面的判断。“中国的财富传承并不意味旧传统在代际转移之间彻底割裂,相反,上一代正想方设法把他们所具备的社会资本和财产捆绑在一起交给下一代。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传承才更有安全感。他们从上一代人手上继承到的财富只是资源的一部分,而无形的社会资源背景在这些年轻富人立足的根基上发挥了更决定性的作用。”陈志立说。
陈凛是知道主动运用这种资源的年轻人。“我本来是做金融投资的。我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不需要投什么钱,国外有大笔钱可以给你用,全部是资源。在中国做生意难在没有资源或人脉关系,这是最主要的。”他说,“我的做法更倾向于做一个盘子,让风险基金、兼并基金、私募基金进来,让管理层进来,给他一些股份,让他去做就好了。实际上,很多事情做起来是一分钱都不需要的。我父亲在全国有这么多的资源,朋友遍布各行各业,这些人也都想做很多事情。而民营企业家懂英文的很少,懂国际资本运作的人更少,他们往往是单打独斗,靠自己在做。国际上的资本对国内又不了解。我们逸飞公司是一个桥梁,我们可以把国外的资本带进来,把国内的带出去,联结所有人做生意。我们提出一个概念,找到一个平台,像搭积木一样,把这些东西都搭上去就好了。”
在这场充满中国特色的代际转移中,社会资本隐含在财富中被共同转移,事实上被很多研究者所忽略。今年7月5日,23岁的彭海涛因为他创办的“锦天科技”被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斥资1亿元收购而一举进入中国“富二代”中的亿万富翁行列。这个被称为“中国版盖茨”的年轻人除了Highway高速全3D研制网络游戏引擎外,出身背景同样被收购方所看中。“西南地区是中国网络游戏非常重要的大区,希望占领这个巨大市场的‘盛大’当然不会做一个高达1亿元的冲动买卖”。分析人士说,“彭海涛的父亲彭国权是成都的房地产大亨,在西南的政府背景极深。彭海涛的‘锦天’在西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也很高,甚至得到了不少政府专项支持,很多方面在政策上也是一路绿灯,在盛大看来,这点恐怕比技术更管用。”
“财富”的大市场
21岁的姚思睿被JP摩根私人银行邀请参加了他们的数场“下一代领导能力”研讨会,已经拥有山西一家民营焦化企业大部分股权的姚思睿现在仍是新加坡一所大学的学生。
姚思睿现在要提前回国,参与家族企业管理。去年5月,她前往上海参加了这个为期3天的“维持家族企业”研讨会。每天早上从健身房开始,接着是8到9个小时的研讨会,讨论“数代人的财富”——从管理财富说到转移财富。当然,姚思睿观看的是家族财富传承的“国外教程”——她们被安排看《李尔王》的录像,以说明代代相传中的问题。
“我希望从中知道的是,其他家族是如何处理所有这些领导权问题的?其他家族是如何讨论钱的?”她说。JP摩根在上海的几家顶级餐厅和俱乐部为与会者准备了酒宴,这样他们就能自己交谈。“最好的就是荔枝马提尼酒了。”姚思睿告诉本刊记者,“在这种确实放松的环境下喝酒,你可以谈论你的家族,而且你知道不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
这正是私人银行希望达到的融洽相处状态——认真上课一整天后在一座顶级城市放松,当然客户为此要支付不菲的费用。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其他地方、和他们相似的人。JP摩根私人银行对年龄21至30岁、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客户推荐其“下一代”(NextGen)训练营,另一个名为“投资原则”的5天训练营把财务基础知识教给这些“富二代”。他们认为,“第二和第三代人的领导权是迥异的,富二代的财富观念和技巧需要全新塑造”。
JP摩根不是唯一一家这样做的银行。过去5年里,花旗集团私人银行在纽约开了1门课程,并在新加坡加开了1门,专注于亚洲特有问题。汇丰银行提供1门课程,课程构想专注于顶级拉美客户的子女。瓦乔维亚银行雇了一位哲学家来仔细研究这类事务。许多金融企业,从雷曼兄弟到北方信托,更多采用个别辅导的方式。
中国的“富二代”现在还只能在国外银行接受这种特殊的金融延伸服务,而中国的这块市场已经越来越被银行家们重视。“很多亚洲企业家属于制造财富的第一代商人,家族事业和管理、继承计划、所有权等,都是他们切实考虑的事宜。”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北亚区私人银行部主管耿安联对本刊记者说,“从2003年起与瑞士圣加伦大学合作推行国际年轻投资者计划;2005年专为150多位亚洲客户而设,通过讲座、投资组合游戏等活动,让他们全面了解家族和下一代面临的挑战。去年年底,瑞信又推出亚洲家族财富延续计划,参加者是15个家族及其介乎21~35岁的子女。”
私人银行正打算充分利用中国财富转移的10年,将它转变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财富本身就是个大市场。-
(感谢《中国企业家》记者刘建强的资料帮助)
浙江萧山的“富二代”
与一般人想象中不同,萧山的财富第二代大多数与他们的父辈形成鲜明对比,从小就不缺钱的第二代人穿着简单,并不注重享受财富,尽管每人都有过亿资产,但是他们整天热衷于谈论的是企业管理和家族荣誉,努力工作得有些近乎乏味。
按照他们中的一分子黄伟潮的说法,在他接父亲班的第一天,就用类似保证书的话语对整个家族做出了承诺:“我要做的不仅是让父亲传给我的财富保值,更要让财富增值。”
“唯一的奢侈品是培训班”
董最红一点不掩饰他对自己那辆张扬的鲜红的法拉利的喜爱,即使在遍地名车的萧山,他的法拉利F575还是显得夸张,轰鸣的发动机隔着两三条街道就能听见。没买之前,朋友们大多劝阻,萧山老板们最流行的是奔驰600,“可是没能说动我,我想要那种青春的感觉”。
40岁不到的董最红是萧山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之一,他十分投入地享受着财富带给他的生活乐趣:在意大利买衬衫,在马场养了3匹新疆马,家里3人每人一匹。
可是他的女儿完全不一样,18岁的董桃珍坚决不让爸爸开车送自己去学校,“谢谢你好吧,不要让我同学看见了”。离开学校很远,她就坚决下车,自己走路过去。她穿最简单的校服,除了偶尔会去马场骑马,生活和一般同学完全一样,这些全部出自于她的自我要求。
“富二代”与白手起家的第一代企业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对奢侈生活的平淡态度,“从小就见太多了”。
陈德木开着他那辆显得过于宽阔的宝马在乡村小路上昂扬而过,村里人尽管还叫他“阿木”,但是阿木今天所过的生活,已是他们很难理解的了。
陈德木是萧山典型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解释,正是当年家庭贫困,使今天的他特别重视品牌,“当时家里穷,别人家用力士香皂,我就想,为什么有品牌的东西比起一般东西贵那么多”。所以他到今天成为品牌狂热拥护者,脚上是Ferragamo,即使在工地上,也穿着杰尼亚,所背的包全部是LV。他的理由是,全身的名牌能够刺激他,使他觉得品牌的重要性,“自己也要创造出品牌来”,他的工厂生产的“杰”牌机械比同类产品贵了15%。
与陈德木一样,汤晓鸣也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见他时,他正在办公室里津津有味地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但这不妨碍他每隔一两个月就去香港购物一回,“那里的品牌有挑选余地”。他熟悉地介绍自己的购买经验,上次去香港,是买回全套的骑马服装和器具,“这些东西还是在香港品种多”。
3个月前,他托人买回一匹“奶牛色”的马,花费了6万元,寄放在马场里,每月又要多支出养马费用1200元。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去骑马,3个月下来,马和他极其生疏,“3个月只见了一次,还踢了我一脚,疼了好多天才好”。这马属美国西部的马种,高大得令人生畏,汤晓鸣骑上去也不敢开跑。而拥有一匹专属于自己的马,是最近在萧山企业家中流行开的一件事,理由是自己的马和自己有“亲近感”,不同于马场那些供出租的马。因为都需要寄养在马场,附近的马场生意兴隆。
30岁刚出头的傅华东也被朋友拉到马场上,可是看着那些马,他却丝毫没有动心。在他看来,“与其借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来撑场面,还不如穿最简单的衣服,过最简单的日子”。萧山的“富二代”出乎意料对品牌和奢侈生活持简单态度,其实他们更有玩的资格。
高德康解释,“是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金钱中,从来没缺过钱,所以对那些能代表身份的东西特别不在意”。他是萧山青年商会的会长,也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他看来,第一代白手起家的人必须借用某些奢侈品来证实自己的身价,“本来我想买个桑塔纳3000就行了,可是怕别人说我作秀,所以只好买辆奔驰600”。而“富二代”反而抛弃了这些条条框框,“谁不知道他们的身价?即使是10辆宝马也能买得起”。高德康的“富二代”朋友甚至会开宝来,“反正他们无所谓”。
傅华东说他自己不是例外,“从小就有人开车送我上学”。他现在是萧山永翔集团的总经理,父亲当年靠做电缆起家,现在集团任董事长。傅华东说:“当年我就不知道钱有什么用。”
萧山“富二代”的典型特征在傅华东身上展露无遗,“对品牌特别无所谓”。去美国时候,看见那边衣服便宜,一买就是几十件,用大包背回来,“反正谁都知道我们家多少资产,穿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他还有个朋友穿着更朴素,企业里的总会计师看不惯,把他拉到杭州的几家奢侈品专卖店,让他随便买些东西。“我那朋友轻描淡写说,这个品牌当年找我当过总代理。”他的资产,买下几家国际品牌的代理权也毫不困难。
傅华东说:“从来没缺过钱,所以不觉得钱重要,倒是现在管理企业了,才发现钱原来也是很要紧的。”他们几个朋友聚会,大家都穿最简单的服装,“外人看来,觉得是一群打工者在聊天”。
他的朋友沈国锋穿布鞋,穿最简单便宜的休闲服,他家的振亚纺织全部采用比利时的纺织机,能在第一时间制造出任何国际最新面料,他笑着解释自己不喜爱品牌的原因是:“一看就知道那些服装的成本了。”
在沈国锋的印象中,他们这些“富二代”聚会时,不会有人谈品牌,谈奢侈品,“会觉得谈那些很无聊,你家有多少钱,买得起什么车,在大家心目中很清晰”。而更多是谈企业管理,或者最近到哪里去上了个什么培训班,在他们心目中,这种培训班对于上学不多的他们才有重要地位,那是钱也难买回的“奢侈品”——“老师都是多年研究此专业的,尽管他们说的100句话可能都是虚张声势的,但只要一句话对了,就有很高的价值。”
他上了浙江大学、东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若干个培训班,还觉得不够。傅华东推荐给他自己最近上的LP培训课程,“教你反思自己的内心”。他一听非常喜悦,开始积极打听这个班的状况。
因为过于忙碌,所以唯一给自己放松的办法是买辆好车,沈国锋给自己买了辆奥迪新款车,价格130多万元,“之所以买奥迪,是因为不像别的车那么招摇”。
原驱力:责任感和精英意识
作为唯一的儿子,傅华东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想培养他当“接班人”,他从学校毕业后,被父亲安排进了联通公司当机站修理工,“他告诉我,要想管人,先得被管理”。修理工一当就是5年,从普通工人升职到班长,“和同事的唯一区别就是,下班我坐自己家的各种豪华车回家”。
等父亲觉得他在国企接受了足够的考验后,让他管理两家自己的企业,那两家企业成为“锻炼实验品”,有一家很快被他弄垮了,“公司里我招聘来的大学生全部辞职的那天,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哭,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当时家里的企业总资产已经有几亿元,对于傅华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父亲退休后掌管好这些企业,“那瞬间我明白了父亲拿几家小企业锻炼我的原因,损失了几百万元是小事,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他的艰难处境”。
“富二代”面临着和第一代完全不同的处境,他们接手了几亿元资产,并不需要艰难开创局面,可是,他们普遍面对着更严重的现实,就是如何把几亿元资产好好掌管下去,让资产增值。这时候,唯一起作用的就是对交到自己手中的企业的责任心。高德康说,他见过众多的萧山的“富二代”,“生活过得比一般人还紧张,主要是他们急于证实自己的价值”。
沈国锋有3个姐姐,可是父亲只想培养他为接班人,开着自己的奥迪,与姐夫在乡村小路上相遇,他突然感慨,“也许就是我父亲对我太寄予希望,所以压制了姐姐、姐夫的发展,导致他们都成为很平凡的人了”。他们现在全部在他的手下工作。
沈国锋觉得,要不是父亲接班的任务始终约束他,他还不知道会成为什么人。“小时候,我在父亲所属的一家小工厂上班,当时最喜欢的是带一帮小兄弟出门打架,听见哪个乡镇有厉害人物,我们就上门去打一场。”他说,要不是父亲急忙叫他回来一块儿办厂,也许他会成为一个黑社会的小头目。
接班后,才发现表面上风光的企业其实困难重重,由于经营的是纺织等传统企业,利润越来越少,“要保证工厂经营下去,毕竟有几百个人靠着企业吃饭”。中国流传的老话“富不过三代”特别刺激人,而且刺激的是父子双方,“不仅我爸爸交给我不一定放心,我自己也不放心,整天在想自己究竟能不能控制企业,保证家族的财产不会贬值”。
萧山第一代企业家都是苦出身,他们一手创办大的企业,像是自己的儿子一样,沈国锋说:“我爸爸把企业当他的大儿子,他的儿子不能受到任何伤害,相比之下,我倒像外人。所以我接班后的最直接想法,就是企业千万不能在我手中出错。”
所以,他的个人生活迅速转变为企业生活,在办公楼后设立了一间住房,“基本上以这里当家”。萧山城里的几百平方米的住宅总是空着,“最多是应酬的时候用用”。有一次父亲让他去看看萧山新建好的别墅群,说是不贵,四五百万元一套,是不是可以买来享受享受,“我去看了,确实环境很好,但转念一想,城里的房子平时也空着,买别墅不是更空着?”于是转手买了对面的商住楼,“至少可以当办公室用”。
有时候,“富二代”接手的不仅是财产,还有麻烦。
陈强本来在当地乡镇做干部,父亲经营的五金配件企业已经到了几亿元的规模,可是父亲为别的企业做担保,那家企业破产后连累了他们,至少要承受1亿元的损失。“父亲当年就得了癌症。”陈强是逼迫自己上台做了这堆麻烦重重的财产管理者的,“不可能将父亲打下的江山弃之不管,唯一的办法是将企业做活”。他说当时承受的压力之大,头发都掉了几块——“另一种办法把企业卖掉,拿着剩下的钱过舒服日子,可是那就成为家族的罪人了。”
与众不同的精英感成为“富二代”的另一种驱动力。傅丽是另一种类型代表,按照当地传统,父亲将家族企业交给了她的丈夫,丈夫算是上门女婿,“我自己对家族没什么责任要承担的”。可她还是从一家乡镇医院院长的职位上下海,“主要是‘富二代’起点高,我接触到的人都是政府或者银行的精英,受他们的刺激,你很难安于一份平常的工作”。
她当医院院长的时候,当时的萧山市委书记史久武说:“5年后你会成为不平凡的女人。”为了这句话,两人成了忘年交。她下海后从推销家具做起,“我们的家具都是销售给五星级酒店和政府机关的高档货”。别的销售人员不敢敲的门,她都能出入自如,“我的好处是,觉得没什么值得胆怯的事情”。现在她的最新业务是在海宁开发一块800亩的土地,“也是和政府打交道”。
喜欢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做生意,傅丽觉得是“富二代”的典型特征,“他们起点比一般商人高,这些政府官员从前就是他们父辈的朋友,现在又成为他们的朋友,很自然双方就来往起来了”。沈国锋也说,“富二代”做企业的好处是,很随意就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贷款,“毕竟关系在那里”。
傅丽的丈夫现在还在家族企业勤劳工作,经常要去非洲出差,“那里的五星级宾馆往往只有两天有热水,去一次回来受罪不少”。傅丽觉得,虽然自己赚钱没丈夫多,但是已经成为成功的职业经理人的她“成就感比他强多了,我离开家族企业,也能生存得很好”。
“富二代”和“富三代”的不同教育
第一代企业家喜欢回顾自己发家的辛酸史,他们多是从家庭贫困出发,开始奋发图强。高德康回忆他父亲小时候去市场上卖咸菜,“每次挣一饭盒的钱回家”。等他开始做买卖的时候,带回家的是一麻袋的钱,“带给整个家族以希望”。那时候,改变贫困家庭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印象成为最高追求。
41岁的陈德木特别认同这种感受,当年家里穷,特别想着如何“振兴家族”,否则也不会从国营工厂辞职,冒险去承包一个小棚子创业了。他说:“人最高的追求就是获得别人的尊重。”
今天,他的“杰牌”控股集团已经有3亿元资产,几项产品全与顶级的国际企业合作,可是在企业管理上,“我还是希望子承父业”。
尽管孩子还是初中生,“我带他去韩国,去沙漠,再去欧洲,为他制订了培养计划”。去韩国,是培养儿子的志气,希望他能学习韩国人的奋斗精神;去沙漠,是看那里人怎么在艰苦中创业;而欧洲,则是去卢浮宫看那里的各国珍藏,“告诉他落后就要被别人欺负”。这样的培训计划下,儿子迅速成为学校里的出名人物,“他有国际化的视野嘛”,他有些得意地讲述自己儿子甚至比刚到企业工作的大学生都强的故事。
暑假时,儿子又被送到北京一位大学教授家生活,那位教授是他的朋友,“我想他在这样的家庭受些熏陶”。将来,儿子将在他安排下先学机械,然后学工商管理,“我自己是从工厂的小工做起来的,这样才能明白所有环节的问题,所以他一定也要先学机械”。
尽管人人心中都有将家族基业传承的梦想,但是“富二代”和陈德木他们这样的第一代已经完全不同了,沈国锋说:“我父亲他们会教育我们要承担家族事业,要把企业给他管好,可是我不能再这样教我的孩子了,时代变化这么快,谁知道他们那时候会怎么样?”
他所说的变化,是萧山的“富二代”普遍感受时代变化,家族企业到了一定阶段,肯定会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而家族也将从直接的管理者,变成股份所有者,那其实才是“富二代”的奋斗目标。沈国锋说:“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个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那样整个家族才可能从企业中脱离出来——不可能奢望一个家族代代出现杰出的管理人才。”他心目中的最佳家族,是德国、英国那样的企业世家,“工厂名字还是他们家族的,但是他们的后代可以完全闲散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拿股份就可以了”。
有这样的想法,“富二代”普遍对他们的孩子采取了松散管理,沈国锋对孩子的唯一要求是他放学后回家,“享受家庭的感觉——毕竟人一生能享受家庭快乐的时间不多”。他让自己的司机每天去接孩子,不管自己晚上是住工厂还是村里的老房子里,都要孩子和他在一起睡觉。
而陈强的想法,是让孩子快乐一些,因为他一直在进行股份公司改造,等他的孩子大学毕业的时候,继承的将是股份,而不是公司,“我希望他快乐,不要像我们一样,继承太多钱的同时,也继承了太多的负担”。
还没学会享受的“富二代”
萧山青年商会成为“富二代”的俱乐部,可是这俱乐部的会所出乎意料地简单,设立在一家连锁咖啡店里,几盒没人尝试的雪茄成为会所的点缀。一开始,商会也想搞些红酒品尝会之类的活动,但马上放弃了,会长高德康说:“好像萧山的‘富二代’特别踏实,对那些时尚杂志鼓吹的东西有免疫力。”
事实上,萧山的环境也使“富二代”不喜欢那些奢华的表面享受,傅华东说:“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好好做企业,因此觉得那些东西特别没意思,是表面文章。”他唯一做过的表面文章是给妻子买了卡地亚的戒指,“女人的虚荣心总归强一些”。
这晚的活动是请医学博士来讲养生,还有上海请来的专家做医学讲座,并且推广1万多元一位的基因身体检查,很有些人报名,并且当场抽血,去做高价的基因测试。高德康说,到了一定阶段,确实觉得,“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
“富二代”喜欢商会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可以心情舒畅彼此开玩笑,傅华东说:“平时在工厂里,100多名下属都是我的叔叔伯伯辈,和他们说话要特别当心。在这里,都是最知道彼此烦恼的人,所以很能理解对方的心情。”
“富二代”在自己的企业里普遍要小心做人,萧山的“富二代”企业的管理模式一般是,父亲是董事长,儿子是总经理,按照高德康的说法,“虽然接班人已经确定,可是儿子还要夹着尾巴做人,一般企业里,他们连50%的权力都没有掌握”。这样微妙的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在自己的企业为所欲为——傅华东说,他唯一消遣烦恼的方式是,在他那间装修豪华的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工作,还是工作”。
在商会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对上一代的一些情绪,萧山当地一位买了私人飞机、娶了多个妻子的第一代企业家成为他们的笑话对象,傅华东说:“我们这代人很少有对妻子不忠实的行为,说句庸俗的话,何必让家庭影响自己的事业呢?”
与萧山的经济地位有些不相称的是,萧山的第一片高档别墅群刚刚落成,陈强就是开发人,他发现,前来购买的企业家很多都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他们喜欢讲风水,喜欢我这里背后的山酷似元宝,前面的湖水又是聚集财富的”。“富二代”中更多的是沈国锋这样的务实主义者,“何必买来空关在那里呢?”陈强摇摇头说:“没办法,‘富二代’还没学会享受。”
遗嘱是财产所有权人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合法所有的财产或与其相关的事务所作的、在其去世后才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意思表示;而赠与则是财产所有权人在世时即将其合法所有财产的所有权无偿转移于他方。立遗嘱和赠与,作为财产所有权人处置财产的方式,是较为常见的财富传承方式。本文以二者法律效果比较为基础,总结并分析作为财富传承工具选择时的衡量因素,供有需求者了解及参考。
一、遗嘱与赠与在法律层面共同点
1、处分行为指向的是权利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既要求权利人对处分标的物具有所有权,又要求权利人取得该财产的方式合法,以及该财产是法律允许自然人持有的财产。诸如军火、管制器具、毒品等,法律不允许个人持有,因此不能成为遗嘱或赠与的标的物;诸如公租房、小产权房等即使承租人或使用人可以使用,但因不享有房屋所有权,故也无法以遗嘱或赠与方式予以处置;再如,包括违章建筑在内的违法建筑物,因其不具有合法性,亦不能以遗嘱或赠与方式流转给他人。
2、财产所有权人处分财产的目的都是为了转移财产所有权。无论是遗嘱还是赠与,处分行为的目的都是为将权利人的财产所有权转移至受益人名下。这就要求处分行为指向的财产是可以继承或赠与方式让渡权利的,不能以继承或赠与让渡权利的,如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耕地及草地的承包经营权等均不能以继承或赠与方式让渡权利,故不能通过遗嘱和赠与方式处分。
3、遗嘱或赠与行为的受益人有权对是否接受该处分行为作出选择。遗嘱中的受益人(可能为法定继承人,也可能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可以放弃继承或拒绝接受遗赠,赠与的受赠人亦可拒绝接受赠与。
二、遗嘱与赠与在法律层面的差异
(一)法律对于处分行为的形式要求不同
1、遗嘱形式应当符合《继承法》规定的要求
《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遗嘱可以有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公证遗嘱、口头遗嘱等形式。其中,公证遗嘱是在公证机关见证之下形成,且公证机关对遗嘱形式及内容的合法性会进行审查,因此是最具有公信效果的遗嘱形式;其他几种形式的遗嘱,法律对各自形式要件均有明确要求,不符合形式要件的遗嘱,会被视为无效。
2、对于作出赠与意思表示的形式要求,《合同法》并无特殊要求,以双方签署的书面合同,或单方书面赠与表示,或口头赠与表示均可。
(二)处分行为生效时间不同
遗嘱订立后并非立即生效,而是以立遗嘱人去世为生效条件,即遗嘱在立遗嘱人去世时生效。
赠与则以赠与人与受赠人就赠与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生效。
(三)处分行为的稳定性不同
根据《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立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人立有数份遗嘱且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但是,自书、代书、录音、口头等形式的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撤销或变更公证遗嘱只能通过公证方式进行。如立遗嘱人去世,则遗嘱将不再具有撤销或变更的可能性。
赠与亦可撤销,根据撤销事由分为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赠与人可单方行使任意撤销权,但需要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而且,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均不能单方撤销。此外,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法定撤销情形的,赠与人有权行使法定撤销权,包括对经过公证的赠与,以及已经履行完毕的赠与,均可主张撤销。
三、作为家族财富传承工具选择时的衡量因素
继承与赠与,都可作为家族财富传承的方式。通过上述在法律层面的比较,二者其实并无绝对优劣之说,而是需要根据资产类型、价值、权利人的意愿、权利人与受益人关系等因素综合考虑,并结合处分及权利转移的成本,作出更适合自己家庭情况的选择。因此,权利人就其财富传承选择方式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因素:
1、是否需要配偶同意
如果处分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在作出处分意思表示时是否需要配偶同意?
我国婚姻财产制度实行法定夫妻共有制,即夫妻婚后取得的财产,除《婚姻法》特殊规定属于个人财产的情形之外,其他都应当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而且共有形式属于共同共有。《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由于赠与在赠与人与受赠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生效,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夫妻一方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时,需经过配偶同意。即使事前未征得配偶同意,也需要配偶在事后作出追认表示。否则,赠与可能因未经配偶同意而被认定为无效。
以遗嘱方式处分个人财产是《继承法》赋予每个自然人的法定权利。遗嘱于立遗嘱人去世时生效,而立遗嘱人去世时,其与配偶之间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已经终结,即夫妻共有财产已经丧失了共有基础,应当在配偶及其继承人之间进行分配。故,立遗嘱人以遗嘱方式处分其在夫妻共有财产中的份额,无需经过配偶同意。
2、处分行为的稳定性
赠与人在赠与未完成时(不动产未办理过户或动产未交付),可以撤销赠与。立遗嘱人在世时也可以随时撤销遗嘱,或者以新的遗嘱取代原有遗嘱。即使立遗嘱人去世,遗嘱还可能因各种原因被认定为无效。
因此,遗嘱和赠与的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被动摇的法律风险。但是,由于动摇处分行为稳定性的原因不同,故处分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予以考虑。
3、权利人对不同类型财产的控制意愿
不同类型的财产,权利人的控制意愿可能有所不同。
例如,对于家族企业的股份,如果公司控制人不愿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或者权利人不愿丧失股东身份,那么以赠与方式处置股权,并非适合的传承方式,除非受赠人同意仍由原股东代为行使股东权利或达成一致行动协议。相较而言,以遗嘱方式对股权进行安排可能更加适宜。(当然,继承人能否基于遗嘱继承取得股权,还需关注公司章程是否有限制性规定)。
再如,如房屋所有权人居有其屋或老有所养,则其既可选择健在时将房屋赠与给受益人,也可选择以立遗嘱方式处置房屋。
4. 税费成本
实现财产过户的主要成本就是税费。依据遗嘱继承取得财产,与受赠取得财产,受益人的税费负担不同。以房屋为例,在个人之间实现财产权利变更,涉及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印花税等。
增值税: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规定:”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三十六)涉及家庭财产分割的个人无偿转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家庭财产分割,包括下列情形:离婚财产分割;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依法取得房屋产权。”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以遗嘱继承方式取得财产,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免交增值税。而以赠与方式实现财产权利转移,在同时满足特定条件下免交增值税:一是限于无偿赠与,二是限于赠与给近亲属,以及对赠与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赡养人。不符合上述条件的赠与,则需缴纳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78号)第一条规定:”以下情形的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一)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二)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三)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
根据上述规定,基于遗嘱继承取得房屋,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将房屋赠与给直系亲属、兄弟姐妹以及直接承担抚养或赡养义务的人,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契税
《关于继承土地、房屋权属有关契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4]1036号)规定:”一、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土地、房屋权属,不征契税。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非法定继承人根据遗嘱承受死者生前的土地、房屋权属,属于赠与行为,应征收契税。”法定继承人通过遗嘱继承取得不动产,无需缴纳契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通过遗嘱取得不动产,实际上属于遗赠,受遗赠人应当缴纳契税。
对于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的,无论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是否存在亲属关系,受赠人均应缴纳契税。
印花税
以遗嘱继承和赠与方式取得不动产,都需要缴纳印花税,但印花税的金额相较于不动产价值来说非常低。
| 税目 | 法定继承人继承 | 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接受遗赠 | 赠与近亲属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人 | 赠与其他人 |
| 个人所得税 | 免征 | 受赠人缴纳,税率为20%,计税金额需扣减支付的其他税费 | ||
| 契税 | 免征 | 全额征收契税,税率为3%-5% | ||
| 增值税 | 免征 | 视同销售,需要征收 | ||
| 印花税 | 继承人、受遗赠人:0.05% | 交易双方各0.05% | ||
| 再出售时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 按赠与、继承发生前的购房时间和购房原价,确定计税金额 | 按受赠人取得赠与房屋所有权或契税完税证明时间和购房原价,确定计税金额 | ||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物价依然会上涨,钱依旧会不值钱,但你不会再感到无所谓了,因为物价不再是无缘无故地上涨,钱不再是莫名其妙地贬值,在你的新世界里,依附在人民币上的价值被转移走了,被主动转移走了,因此你会感觉到一些慌张,甚至一些心痛,毕竟那都是你用时间挣来的,你的手不自觉地捂紧了钱包,可稍后你便安下心来,放松了起来,不再挣扎。
你意识到了,这完全无济于事,你挣扎过,有可能激烈挣扎过,你的脑海里飞速地掠过几个闪念,但念头还没闪完便被你自己反驳了,
想着想着,你一拍大腿恍然大悟,随后不禁苦笑一声,你终于意识到了,真正的“敌人”是谁,是中心化的货币体系,那从夏朝贝币开始演化至今的货币体系,这套财富转移的体系存在着运转着,铜墙铁壁坚不可摧,剥削难道是不可阻挡的吗?我们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财富被转移的事实吗?
最深的黑暗,往往来自最光明的地方,而最亮的光明将在最深的黑暗中诞生。
财富到底是如何凭空被转移的?
限于篇幅,这里只进行简单的阐述,具体的逻辑推导和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在后续的系列文章中会单独成文。
由于印钱并用钱,省略一大堆,导致平均物价上升了。
——《通货剥削:一场悄无声息的财富转移》
这篇文章就把通货膨胀的简笔画模样给勾勒出来,文章中会出现一些具体的经济学知识,但请放心,我会讲解到简明易懂。
通货到底是怎么膨胀的?
经济学中,关于通货膨胀专业的数学表述是:M/Y=P 货币总量/社会的货物总量=平均物价
专业含义简单理解Money(M)货币总量总价格Price(P)平均物价单价Yield(Y)社会的货物总量物品总数量
PS:图引用于视频,公式引用于经济学论文《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论文的作者Ray Dalio,也是畅销书《原则》的作者,也是bridgewater对冲基金公司的创始人,论文出处在文末的文章里。
我们的目的不是搞研究,也不用写论文,所以我们不需要把每一个和通货膨胀有关系的变量都考虑进来,我们要的是通货膨胀的简笔画,用一个小学数学公式翻译一下专业的表述
总价格/物品的总数量=单价

降低难度,控制变量法之不考虑生产力(这是另外一回事)
假设社会停止了生产,因为没人生产,所以整个社会的货物总数量不变。
事实:当印钞机刷刷地日夜运转,所谓的通货数量疯狂增多——纸币数量飞速上涨,也就是货币总量上升。

看一下美国,QE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简称大量印钱

图片来源纪录片《货币背后的秘密》,还有其他国家,加拿大,俄罗斯,印度等等国家,一样都是法币体系,不断印钞,相关数据和截图我就不放出来了。
更专业一点的公式,是需要考虑货币的流通速度V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了解到那个程度,所以假设货币流通速度是绝对理想的。
也就是人民币印出来可以不花,但多印的不花的钱就是纸。多印的纸不使用=白印,为了把纸变成钱,这印出来的钱肯定是要花的。
三句话概括就是:
1、货物数量不变(控制变量)
2、印钞机印出来的每一张钱都被使用了(事实)
3、货币总量上升。总价格上升(事实)
根据公式
总价格/社会的货物总数量=单价
等式左边的分母不变,分子增加,等式右边肯定也随着增加。

总货物价格变多了,但是整个社会的货物的数量是不变的,所以对应每一个物品的价格就上涨了。
通货膨胀,一个式子就清晰准确地讲完了。真的讲完了吗?数学角度上,我们能理解的确实是已经趋近极限了。但数学不讨人喜欢的一点是,数学看起来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让人不禁想起“买菜又用不了函数”的数学无用论。
无用只是对那些认为数学无用的人无用,买菜可能不会用到数学,但理解数学背后描绘的规律,可以决定你在哪里买菜。
把数学语言转化成文字语言:
在这个简单的逻辑中,市场调节,也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中说的“看不见的手”,会让总需求回归总供应。
总需求是对市场而言的,并不是对个人而言的,A站在汽车点门口很想买一部车,但是买不起,或者是觉得太贵不想买,这没有发生交换,“想买车”只是A个人的需求,B即使不是很想买,但是B有钱任性,然后直接把车购买了。
前者A是脑海里的需求,属于个人的YY,后者B是现实里的需求,后者才会让市场的需求增加。
所以印钱花钱的人收益是最高的,他们满足了需求,但这个需求的满足,是建立在其他人需求减少的基础上的,需求转移.
价值的本质是需求——《你真的理解什么是“价值”吗?》
需求的转移,便是价值的转移,不想理解得那么绕,那就是财富的转移。
大白话总结一下:印钱的人花纸买了痛快,这或早或晚会把价格抬高,然后别人只能不痛快了,因为他们要么承受变贵的价格满足需求,要么就只能忍着不买。
在这个财富转移链条中,印钱的人不是唯一获益的人,是获利最高的人。通货在传播到整个市场之前,会让一批人不同层次的收益。(以物品保存个人价值的这一批人会获利)
同样是100块,一开始花的人,买了100个棒棒糖,随后花的人,买了99个棒棒糖,再随后花的人,买了97个棒棒糖,这个过程持续,直到这次多印的钱被整个社会消化掉,最后稳定在100块买90个棒棒糖。一开始用100块买100个棒棒糖的人,价值保存在棒棒糖里,棒棒糖的价值是不变,甚至是增加的(还记得我们是不考虑生产力的吗?),等到100块稳定只能买90个棒棒糖的时候,手里有100个棒棒糖的人就能卖出111,11元,甚至更高。把棒棒糖换成房子,优质股票等同理。
通货不是瞬间膨胀的,物价不是瞬间上涨的,这有个过程。通货是慢慢膨胀的,获利会随着钱的流通而扩散,获利的比例随着扩散而降低,等到获利的比例降低至零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物价就提高了。此时财富转移完毕,被转移的财富在流通链条上,就按照比例被“分赃”了。
损失是必然的,获利是因人而异的。而且不是有获利就没有损失,即使获利了,但是利润小于损失,一样是被转移财富的一方,不过损失比较少,而那些完全没有获利的人,就只有损失!
印的钱并不是一下子在整个国家平均的,而是通过某个出口逐渐流向整个社会的,在经济学里这叫“坎蒂隆效应”。这种效应听起来高大上,其实就是我上面描述的东西。
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帮助理解记忆。你把粘性液体,比如蜂蜜,倒入水中,蜂蜜会有扩散到整个容器里的趋势,但是蜂蜜的流动和扩散会有一个过程。
谈一谈出售时间的人
your true wealth is your time and freedom.money is just a tool for trading your time.
你真正的财富是你的时间和自由,货币只是一个换取你时间的工具,它是在你需要调动你的经济能量之前,用来储存一下的容器。
工薪阶层,但凡是出售时间换取金钱的人,都属于此类。
假设工资薪酬没有任何提高,那这些人就是财富转移中,财富被稀释的那一方,因为看起来用时间换来的薪酬没有损失,但同样的薪酬购买力下降了,所以直戳深处,那就是他们的真正价值——时间,时间的价格变向地被降低了,即他们的生产力被剥削了。
假设工资薪酬提高了,公司因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价格,账面上获利增多,公司员工待遇提升,也就是工资提高,那么在这个通货膨胀中,员工手中货币的下降的购买力,用数量补充回来了。
比如A原来的工资是一个月100块,公司给A加薪加到111.11元,这个时候,虽然100块只能买90个棒棒糖,但是A工资提高了,A有111.11元工资,A还是可以买100个棒棒糖。A的时间价格就不增不减,A是通货膨胀中获利到抵消损失的那一部分人。
假如B薪酬提高到了120元,那B就是通货膨胀中,不仅没有损失而且还有获利的一方。
特别提醒,以上的薪酬增加是没有考虑生产力,因为考虑了生产力,分类就要增加,理解难度就会上升,考虑生产力之后,薪酬增加得分成
因为通货膨胀导致的增加
因为你不断地学习,生产力提高导致的增加
现实生活中,人类由于总生产力的提升,理论上来说,每个人的单位时间的价值是不断提升的,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时间理应是越来越值钱的,价格理应是不断上升的。
通货膨胀过程中,零获利的群体是赤裸裸被剥削的一方。通货膨胀是如此的诡异,让人根本无法察觉到自己的损失,唯一有察觉的感觉——日子变得越来越难过了,但由于没有背后的智慧,只能怪罪“市场不景气”云云。
而这“慢性毒药”并不会让人心生反抗之意,调节的好,数量恰当,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
问题解答
至此,上篇文章中,拿着B的结果当A的原因的第2条和第四条事实,便可以清楚地解释
2、况且提升物价的又不是剥削者,提升物价的是那些商家啊,是他们为了赚钱提高商品价格的
这是货币的坎蒂隆效应,通货膨胀并不是由那些商家造成的,通货膨胀并不是这些人造成的,只不过被这些人觉察出来,率先做出反应。真正的源头是什么,大家想想就知道了,枪毙信使并不能改变坏消息。
4、再说即使物价提高了,但我工资也有在涨啊
工资也在涨,分为两个原因:
一是确实是通货膨胀带来的工资变高,也就是说,虽然每张钱的价值被转移了,但是你的人民币数量变多了,所以虽然要拿更多的钱才能买同一个东西,但是你的工资和物价同时上涨了,所以可以粗略地等同认为没有通货膨胀。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通货膨胀,只是通货膨胀的影响被抵消了。
二是,你的价值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提高导致的工资涨,简单的说,你变得更厉害了,所以老板给你加薪了。但是这跟通货膨胀没关系啊,你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加薪,却被通货膨胀搞的跟没加薪一样,从这个层面上,不就是你的劳动力被剥削了。
论文出处:人们口中的“经济”到底是什么东西?
专栏简介:财富江湖中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只要全中国13亿人,每个人都给我一块钱,我就有13亿。这就是财富恩仇录中的最厉害的心法,当然想谁都会想,但是怎么做到呢,凭什么让别人给你钱,给你钱又要怎么给,这就需要心法背后的智慧了,这是财富恩恩怨怨。财富背后是蒙灰的炭隐藏着灼热的红,不动声色的外表下是足以烧钢锻铁的炽热。 财富转移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是智力的暗潮汹涌,欢迎来到财富的江湖。
财富与权力大转移背后的规律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溯元育新,作者溯元育新团队,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这篇文章,将要给大家阐释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兴起与衰弱背后的本质动因。这是我在研究过去三个储备货币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和其他六个重要大国(significant empires):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中国过去500年的王朝更迭时彰显的规律之精髓。除此之外,我还专门研究了中国自唐朝以来所有的代际更迭。除了看到财富和权力的转移,我们还看到了科技、文化和艺术等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些单独的案例研究将在第2部分中详细阐述。当我们在历史事件(cases)和背后的范式规律(archetype)中来回切换审视时,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个个的案例是如何彰显出背后的范式规律(fit the archetype),以及我所概括出的范式规律(archetype)是如何很好地描述这些历史案例的实际情况(范式规律所体现出来的规律会正好是历史事件的加总平均)。
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的最大重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向你们展示世界背后永恒而普遍运行规律,并为我所用。对我而言,这个过程,让我感到义不容辞,又干劲十足。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提到过,我对世界的好奇与焦虑,促使我揭开这背后的规律,但到了真正进行研究的时候,整个过程带给了我比我预期还宏大得多的世界图景。在我看来,这一切更加明晰地揭示了人民和国家在几千年来是如何崛起,如何衰弱。这些起伏背后,有一个如影随形的巨大周期,然而这一切,我之前却从未意识到。
尽管我将要向你展示的宏大图景是我的独立观点,但是读者们,我也需要向你们声明,如果没有来自各方的帮助,我也无法向你们呈现出这个图景。它不仅仅来自于我过去18个月的刻苦钻研,还来自于我和顶尖的学者与实干家们的深刻探讨,大量对过往有深刻洞见历史著作的勤奋阅读,以及顶级研究团队的辛勤研究,并结合了我在过往50年里在全球范围的投资经验。在这么多的帮助下,阐述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规律,也需要既大胆,又谦逊,不断努力,而且还不能保证我说的都是对的。不过,我敢肯定我说得大部分都是对的,我还明白这个规律让我对未来有很强的预判能力,可以预测我们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场景,因为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里,这些事情一直在反复发生。我的目标是把我经过刻苦研究与实践后明白的这一切,给你们说得清清楚楚,能够为你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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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明确一下,我们研究的大国,不一定是生活水平最好的国家。两个原因:第一,尽管财富和权力是大多数人追求的,但有些人、有些国家并不认为这些事情是最重要的,也不会考虑为之奋斗。比如说,有些人认为拥有和平与充实的生活,比拥有大量财富和权力更加重要。他们不会不断追求财富和权利,因此不是研究的对象。其次,研究的国家不包括所谓的“精品国家”(”boutique countries”,例如瑞士和新加坡),这些国家的财富和生活水平很高,但规模不足以成为大国。
人们如何获取财富与权力
How Their Wealth and Power
Was Obtained
让我们从大处着眼。在整个有据可查的历史中,各种形式的人群(例如,部落,王国,国家)通过要么自己创造,要么从他人那里获得财富和权力。当他们比其他任何组织都聚集更多的力量时,他们就成为世界领先的力量,然后确定了世界秩序。当他们失去那种权力时(过去每个大国都是如此),财富,权力和世界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经济,市场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多种力量如何共同决定这一周期的起伏,从而规律性地使大国的财富和力量先崛起,再维持,而后衰退(causing the archetypical empire’s wealth and power to rise, be sustained, and then decline)。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导致了世界总财富、总权利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整个人类社会,学习的收获总是大于损失。尽管由于教育程度,工作能力,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人的学习生产率以不同的速度增长。理解了这些,当权者们能够因此制定更好的政策,让国家更好地发展;投资者和公司管理者们,能因此决定如何做出更好的投资。学习能力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虽然意义重大,但它们是在不断革新的,因此它们并不是导致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
财富和权力的大幅波动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尽管我一共确定了17种影响因素,最重要的是货币和信贷周期。这些强大的力量通常以经典的周期汇聚在一起,这些经典的周期以相互补充的方式趋向于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起伏周期,并在整个历史中反复出现。这个庞大的周期范式(archetypical cycle)控制着帝国的兴衰,这影响着他们的一切,包括其货币和市场。与我在《应对大债务危机的原则》中概述的债务周期范式(archetypical debt cycle)一样,该周期范式代表了我们可以与其他债务人进行比较的典型债务周期,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债务周期。知道了这些以后,我们可以试着透过缝隙窥见未来(squint into the future)。
在撰写本文时,我们看到所有这17种力量都在起作用,最重要的是债务周期,贫富差距周期和全球地缘政治周期。正如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的,我们最近在经济低迷时期将利率降至0%,同时背负了大量债务。这导致大量政府债务的产生,各国央行正在印制货币进行货币化,同时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政治和价值观差距,而且新兴世界大国(中国)正在挑战当前的世界大国(美国)。虽然这种情形在我们的一生中都没有发生过,但它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最近一次发生在1930-45年)。我将在本文中向你说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相对财富和权力的范式迁移(archetypical big shift in relative wealth and power),并且随着这种变化,我们将见证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给所有国家造成的影响。
之所以国家间财富和权力的转移往往会被人忽略,是因为尽管它在快速形成,但没有突然出现,这种被人忽略却又显而易见的事情使我们感到震惊。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历史的规律,因此无法准确地理解我们当下的处境。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将以非常简明的方式描述我如何看待大国及其市场运作兴衰背后的原型机制(archetypical mechanics)。

如果我想把这幅叫做“人类历史变迁”的巨幅画卷全部展现给你,那我就不能专注于呈现每一个细枝末节。同样的,作为画卷的欣赏者,也请你理解这一点,并尝试用宏观而发散的视角去看待它。这是因为我们在尝试理解并欣赏跨越大段大段历史时期的演变与变迁,为了看到这些变迁,我们不得不去忽略一些细节。当然了,当我们应该停下脚步,去关注细枝末节时(有一些特定细节非常非常重要),我会从宏观叙事,切换到微观细描,以便我们去仔细看看这些细节。
从人类历史变迁的宏大视角来审视过去发生的事情,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比如说,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许多我们脱口而出的词汇,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里,并不存在。因此,我会尽可能地将整幅历史画卷生动地呈现给你,但不会纠缠于所有历史的细枝末节。不过,在我们研究的那些案例中,我会为你们呈现出相对完整的细节。
举例来说,应该多细致地了解不同国家、王国、民族、邦国、部落、帝国和王朝间的区别曾令我纠结。如今,我们大多讨论(主权)国家,但众所周知主权国家直到欧洲三十年战中后的17世纪才出现。笼统的说,在那之前并没有现代国家,只能见到王国。但在如今某些地方,王国依然存在,且和主权国家界限不明,有些地方更兼而有之。一般来说,王国是最小的,国家居次,而帝国最大,他们间的关系并不明确。英国最早是个王国,而后演变为主权国家,最后成为边界扩张到英格兰以外的帝国,以便其领导人控制广阔地区,和众多非盎格鲁-萨克逊人民。
同样,每种类型的政治实体(如国家、王国、部落、帝国)以不同方式控制人口,令那些精益求精的研究者困惑。在某些情况下,帝国指被统治力量占领的地区;有时指那些透过威胁和利诱被统治力量影响的地区。大英帝国大体上占领了帝国中的领土,而美国则依靠”胡罗卜+大棒“策略控制了更多国家。尽管这不完全正确,但在撰写本文时美国在70个国家设有军事基地,因此很明显有个“美帝国”,但它指代什么却存在争议。无论如何,我希望读者明白我的意思:试图在文字上做到精确,可能会阻碍我传达更重要的信息。因此在本文中,你将不得不忍受我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你也需理解我为何将这些政治实体统称为国家,即使从技术层面并非如此。
有些人或许认为我不可能在不同时期比较不同国家和不同制度。我能理解这种观点,但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力解释存在的任何差异,但历史上永恒和普遍的相似,远大过差异。让差异阻止我们看清历史规律是极为可悲的。

如前文所述,人类长久以来的进步,靠的是不断将事情做的更好,也就是提高生产力。长期而言,学习并不断提高生产力是最重要的力量;尽管经济周期波动,短期而言也很重要,但无法改变长期趋势。下图显示了过去500年全球人均生产值(估算的实际GDP)的变化,也可说明这点。

全球过去500年的人均GDP估计
(以2017年美元为标准,取对数)
藉由这种自上而下的全局视角,我们可观察到早期全球人均产出增速十分缓慢,但到1800年左右增长曲线斜率骤然变陡,反应出生产效率快速提升。这样的变化得益于全民教育水平提升,以及将教育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种变化由许多因素导致,最早可追溯至15世纪中叶欧洲印刷机的发明(中国很早便使用过),这提升了更多人的知识和教育水平,并为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作出贡献。
教育普及也令财富和权力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在农业经济中,君主、贵族和教会共同拥有土地并借此牟利;而在工业经济中,资本家创造并拥有生产资料,并同(世俗)政府共同维护一套令他们可持久牟利及掌权的制度。换而言之,这套体制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运作;在这种体制中,财富和权力来自教育资源、创新能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并由当权者和那些控制资本和教育资源的人把持。尽管这套制度曾被共产主义(过去尝试均告失利)和社会主义 (人们正辩论这种结合财富和机会平等的社会制度之优劣)挑战。但先由受教育者发明创新,随后转化为生产 ,最后借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共生政府体系分配利益,一直是成功的模式。
但在生产率相对平稳上升的轨迹背后,却是见证了繁荣和萧条、经历过革命与战争的动荡时代。但这些动荡时期,相对于长期的进步趋势仍显得微弱,因此在图表中仅呈现微弱摆动。这些摆动对我们个体来说似乎很剧烈,不过是因为我们的人生既短暂,又渺小。
以1929-1945年间大萧条和战争时期为例。对我们而言,这17年是漫长且充满震撼的。下面这张反映了这段时期(经济情况)的图表,摘自上文(反应两百年变化的)折线图。如你所见,大萧条期间人均GDP下降了约10%,随后又得以恢复,同时美国股市下跌了85%。紧接着大萧条的是二次大战,提高了军需品产量。但由于大量生产资料被毁,称这段时期为“大生产时代”是不准确的,即使因人均计亦是如此。战争尾声时,全球人均GDP下降了约12%,一大部分因战败国经济崩溃所致。

可以看到,在1929-1933年和1944-46年间,全球人均GDP分别大跌10%和12%
尽管我展示的第一张图表反映了全世界(尽我们最大能力)生产力状况,却没有显示国家间发生的财富和权力转移。下图显示了过去500年间11个世界大国的相对财富和国力。这一财富和权力指数由八个指标计算而得,我将在稍后详细介绍。即使这些数据因年代久远未尽准确,但仍完美反应宏观趋势。如你所见,几乎所有大国都经历了崛起和衰弱期。粗线是四个最重要的大国:荷兰、英国、美国和中国,他们分别掌握历史上最近的三种储备货币。对美国来说是现在时,英国是过去式,而荷兰则更早一些。我之所以提到中国,因其已成长为第二强大的国家,并且在1850年前大部分时间一直如此强大。
中短周期演变

图表显示:
1.尽管中国地位在19世纪后急剧下降,但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在商品贸易上始终超过欧洲);
2.荷兰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在17世纪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
3.英国循荷兰模式,在19世纪达到国力巅峰;
4.最终,美国超越数者,并保持世界强权长达150年,其地位在二战和战后尤为明显。如今,中国正迎头赶上。
下一张图表则追溯到公元600年,为了让图表看上去简单些,我把上图的500年包括在内;尽管11个国家,12次主要战争和500年漫长历史很难用“简单”形容。在下一张涵盖时期更长的图片中,我省略了标识战争时期的阴影,令图片更清晰。
长周期演变

如图所示,在1500年前,中国几乎总是最强大的,尽管阿拉伯帝国、法国、蒙古、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也曾崛起。
我们如何衡量国家的财富与权力水平
Our Measures of Wealth and Power
我在前两张图表中衡量各国财富和国力的指数,基本由八个指标平均而得。他们是1.教育;2.竞争力;3.科技水平;4.经济产出;5.贸易份额;6.军事实力;7.金融中心实力和8.储备货币。稍后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权力的衡量标准,但让我们先关注这八个关键要素。
我们以国家成为全球头号大国年份为原点,列出前后各120年各项指标的变化。下表为多国平均数据,但大部分权重被赋予三个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即美国,英国和荷兰)。
范式规律

这些图表很好地讲述了大国是如何崛起和衰弱的,稍后我还将引入其他因素,但在此之前先让我简单介绍下周期。首先要留意的是,所有这些指标在大国崛起前后都呈弧形,是因为这些指标总是相辅相成。即在教育、竞争力、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等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可合乎逻辑地转化为其他优势或劣势。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会创造出缔造出更具创新性,竞争力和生产力高的社会。
我称呼这种国力的上下摆动为”大循环“。请留意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的先后顺序,因为它反应了大国兴衰的过程。例如,教育永远是领先指标,而储备货币地位的变化则姗姗来迟。这是因为强大的教育会为大多数领域带来优势,包括创造世界上最广为流通的货币。如同世上的通用语言一样,习惯将放大货币本身的实力,令其更持久地流通。

广义而言,我们可把大国(empire)的崛起和衰弱分为三个阶段:1.崛起阶段,特征是获得竞争优势;2.全盛阶段,国家保持强大实力,但逐渐为失去竞争优势埋下苦果;以及3.衰弱阶段,国家各方面的自我强化机制均告衰退。
简而言之,当国家拥有如下特征时方可走上坡路:
1.强而有为的领导:是一切成功要素的前提,包括……
2.良好的教育:不止包括教授知识和技能,还包括……
3.坚如磐石的美德、公民素养和强烈的职业道德:它们借学校和家庭教育传承,并助力公民社会达成如下成就诸如:
· 低腐败率和对法治等社会规则的高度尊重
· 人民不仅能够团结,还具有为何需要团结的共识:当一群拥有充沛知识、先进技能、善良美德、良好公民素养人团结一致,便会创造出:
4. 一个良好的资源分配体系,而且能够…
5.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这是国家成功的最重要条件,紧接着,这个国家就会…
6.获得在国际市场中的强大竞争力,令国家收益远大于支出,促成
7.强劲的收入增长,助力于…
8.增加基础设施、教育、研发投资,从而获得
9.更高的生产效率: 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生产力和财富水平的同步提升,当国家的生产效率足够高时,他们可投资并发展出:
10.新科技:这些新技术将具备商用或军用价值;随着这些国家借如上因素更具竞争力,他们会在
11.国家贸易体系中占据更多份额:这令他们必须建立:
12.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贸易路线,并借此扩大对他国的影响力。藉由经济上的优势,他们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
13.金融中心,能够汇聚和融通资本:(在荷兰帝国称霸世界时,阿姆斯特丹是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取而代之后,伦敦成为金融中心;而纽约如今地位亦由美国霸主地位而来。但中国也正以上海为中心,发展其金融体系)这些不断扩展的帝国在全球范围内
14.强大的股票、货币和信贷市场:那些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其货币自然成为交易媒介和财富储备首选,并发展为储备货币。循此逻辑,荷兰帝国称霸时,荷兰盾是全球储备货币;大英帝国时期,英镑继承这一地位。1944年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时,美国离赢得二战只有一步之遥,显然在经济、财政和军事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将某国货币作为储备货币,自然令该国获得更强大借贷和购买力。如上图所示,一国获得或丧失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时机,要比它其他各项实力增强/衰退要晚许多。
帝国们透过坚定不移努力,及诸上相辅相成的因素,实现崛起并维持国力。那些帝国缔造者协调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建成了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得利的经济-政治-军事体系。荷兰人创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创建了英属东印度公司,美国有了军工联合体。事实证明,这种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协同配合,对帝国扩张攫利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帝国发展总有其平台期,这是因为国家崛起的成功背后,也为日后衰弱埋下伏笔。具体而言包括:
· 繁荣时期,人们的收入增加,令劳动力变得更加昂贵;比起同等工作下薪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竞争力自然下降。
· 那些最成功国家的发展模式会被新兴竞争者模仿,时常青出于蓝胜于蓝,令领先者失去竞争优势。英荷争霸时期,英国造船厂人工成本低于荷兰;前者因此选择雇佣荷兰工程师,设计出比荷兰性价比更高的船舶。由于复制所需时间和金钱成本少于发明创造,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新兴帝国透过复制,搭了成熟国家的便车。
· 在那些生来富裕的国家,人们会减少工作量,从事更多休闲和低生产力的活动;极端情况下,变得颓废无能。尤其当社会中坚从必须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成功的一代人,变成继承财富的一代时,年轻一代往往脆弱且缺乏历练,遭遇挑战更易败阵。随时间流逝,这些繁荣社会中的人们更渴望追求闲适且奢华的生活,为此不惜自损实力,制造泡沫,最终更不堪一击。
· 最富裕和强大国家拥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并借此获得大量借贷的特权,以致深陷债务陷阱。大量借贷短期内增强了霸权国的消费能力,但长远却恰恰相反。换而言之,当借贷和消费强劲时,霸权国看似强大,但财政实力却被侵蚀。这种借贷模式令国内民众得以过度消费,并为扩军和发动战争提供资金,以提升基本国力以外的力量。这样的模式可维持一段时间,甚至自我强化,全因此举增加了债权国的利息回报,从而增强了储备货币的地位。
· 但富国向发展中国家借钱,也是财富转移的早期标志之一。1980年代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0倍,但当时中国已开始购买美国国债,只因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同时,那也成为中国赶超美国格局的起点。同样的,二战时期英国从穷得多的殖民地大量借贷;荷兰在国力走下坡路前也做了类似的事,但当债权人不愿再持有并抛售荷兰盾时,荷兰债务结构瞬间崩塌,货币地位和经济情况一落千丈。美国如今也借贷一大笔钱,并透过增发货币削减债务,但这暂时没能撼动美元和美债地位。
· 当头号大国不断“扩张版图”,直至维持它变得不再值得时,维护体系的成本变得高于收益。而全球大国体系无利可图,将进一步重创其财政状况,如今的美国正是如此。
· 因分配不平等,经济发展的成功自然扩大了贫富差距。那些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如在商业活动中获利或政府中人)相互照应,维持对他们有利的体制,普通人则远远落在后边,直至贫富分化已形成无法容忍的不公平。如今的美国也是如此。
衰落的伏笔总是埋在黄金时代,鼎盛的国家会在倾泻的颓势中逐渐式微。这种衰落是因为国家在走下坡路时,能与之抗衡的力量已然在上文所述的领域中发展得相对壮大。
· 当国家债台高筑、央行面对疲软的经济只能寅支卯粮、下行状态又导致更多债务和经济问题时,国家不得不大量印钞,货币贬值。
· 如果贫富差距无限扩大、社会价值观两极分化、经济压力(无论者压力来自何处)无从释放,富人和穷人之间就很容易大动干戈,最初的几起冲突到后来会愈演愈烈。这通常会助长政治极端主义的气焰,也就是改革派(力图重新分配财富的人)和保守派(希望财富掌握在资本家等富人手中的人)的民粹主义。无论是民主还是集权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民粹主义的土壤。比如20世纪30年代时,左翼极端民粹主义者成为斯大林主义者,而右翼则成为法西斯分子。民粹主义者往往更热衷于斗争、更尊崇权力而不是法律。
· 当富人们担心财富会被掳走,或者自己会成为众矢之的时,他们就会把万贯家财和身家性命都转移到自认为更安全的地方、资产和/或货币上。如果这种转移没被明令禁止,将会蚕食资产转出地的税收和收入,使其经历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的资产空心化过程。税收的缩水更是雪上加霜,加剧了紧绷的局势,又加大了税收力度,迫使更多的富人一走了之,以及其他更糟的后果。比如我们现在观察到,某些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富人逃离了税收较高的州,因为他们不想面对财政压力和贫富群体之间的鸿沟。资产空心化过于严重时,政府会出面制止——禁止资金从流失地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它们新落脚的地方、资产和/或货币,而想要明哲保身的人们会因此倍感恐慌。
· 发生撼动根基的事件会侵吞国家的生产力。财富蛋糕的尺寸小了一圈,人们为了抢夺萎缩中的资源而斗争;蛋糕日渐干瘪,人们又为了如何分配而斗争。不同阵营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在角力中卖力地呼号着,希望控制局势以重整秩序,这时民主和集权相比,尤为岌岌可危。这也是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一些小国)都被集权拔了民主阵营的旗子,而主要的民主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也有了集权的影子。人们普遍认为,在混乱时期,集中而快速的决策比基于讨论的民主决策更可取,因此,当不服管教、诉诸暴力的群众斗争出现时,这场运动并非一无是处。
· 假如一个国家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去挑战现有的主导力量,那么这些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就有许多潜在的冲突隐患。因为和平裁决此类争端的体系并不存在,所以冲突总得通过一场硬碰硬的较量来解决。
· 当大国在外维持形象的成本大于其带来的收入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就被掏空了。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正在崛起,已经外强中干的大国又不想把手中的利益拱手送人。这种状态会使强撑着的大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面临威胁,为了守住大国地位,军费开支一再扩大,国内经济却已然凋敝,让领导人更难征到税,也让他们更需要投入国内的支持。看到这一困境,敌国纷纷选择在大国衰落的迹象初显时出手。紧接着,大国将面临着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迎战或撤退的艰难抉择。
· 如果其他外部冲击,比如自然灾害(瘟疫、干旱或洪水),在大国疲于应付内忧外患的脆弱时期发生,无异于在国家衰落的进程中注入了另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
· 当一个国家中尸位素餐的人居多,不足以让该国在这个循环的阶段获胜时,也是一个问题。当然,由于每一位领导人只负责这个循环中的一小段,他们只能在前人留下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国运比领袖更能掌控一切。
总而言之,由于生产力提高,蛋糕不断膨胀,一些循环也应运而生。
国家鼎盛的建设时期。由于:
1.相对较低的负债水平
2.相对较小的财富、价值和政治观点差距
3.国民之间通力合作,缔造繁荣
4.良好的教育和基础设施
5.能胜任其位的领导力
6.由一个或多个大国引领的和平世界秩序
当盛极而衰时,国家就走向了解构和重组时期。国家兴旺的原因走向了反面,变成了致命的弱点:
1.高负债
2.巨大的财富、价值和政治观点差距
3.国民之间合作破裂,转而互相攻讦
4.落后的教育和基础设施
5.为了维持过度扩张的状态,大国在新崛起力量的挑战下经历了煎熬的斗争、破坏和重组时期,孕育了新秩序,为新时代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通俗来讲,下图中的17个特征指标是驱动国家兴衰的主要力量。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各个特征向左偏移得越多,崛起的可能性就越大;向右偏移得越多,衰弱的可能性就越大。世界强国往往越发地显示出更偏左的特征,良性循环下,不断变得更加强大;然而如若管理不善,各个特征指标向右偏移,国家便走向衰弱。这时新竞争者便能趁机崛起,针对各个特征指标妥善管理,渐渐的强弱的形势便发生了转变。

国家兴衰的17个影响因素
简而言之,这就是令大国的崛起和衰弱呈周期性发生的原因。现在,我希望你做一个小练习:针对你感兴趣的国家/地区,仔细想想每个特征指标的位置是偏左还是偏右。 比如说美国和中国呢?还有其他国家呢? 凭你的直觉做出判断,稍后和我的想法进行对比。我之后将为这些大国的特征指标进行更系统的分析。
这些正反两面的因素实则纠缠在一起,互相影响,为社会带来巨大变革。巨大的贫富差距,债务危机,革命,战争和世界格局变化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并不是巧合。下面这张图把每个大国的兴衰史都勾勒得十分清晰。如下图阴影区域所示,萧条,革命和战争造成的破坏重组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旧系统并为新系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些大萧条往往每10到20年会发生一次,但这个时间段可能存在更大的变数。紧接其后的就是美好新世界了,没有国家愿意和世界霸主去竞争头把交椅,学乖的人们开始和谐地工作发展。通常这些美好的时期持续的可以长达40至80年,但会有很大的波动。在上述的两个大周期中,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诸如短期债务危机/商业周期等持续7至10年的小周期。
储备货币大周期

举个例子,荷兰大国衰败让位于英国大国,亦或是英国让位于美国,这个过程中都会发生以下大部分事情:
· 债务重组与债务危机
· 国家内部冲突,冲突最终导致财富重新分配
· 外部战争
· 储备货币地位崩溃
· 新一代的国内与国际秩序
上一次大萧条发生在1930-45年,从而推动了始于1945年的重建期。更具体一点的话,货币和信贷系统的崩溃和重组导致了1930-45年的萧条,从而使得在1944年建立了以美元为基础的新全球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喧闹激荡的1920年代(Roaring 20s’)所产生的巨大贫富差距因萧条和战争而缩小,从而导致了财富和权利分配的根本性改变,全球性的战乱也改变了世界格局。1945年后,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金本位移位,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货币和信贷体系得以建立。
译者注:
这里特指西方语境下的1920年代,这是一个持续经济繁荣的时期,十年间,它所涵盖的激动人心的事件数不胜数,因此有人称这是“历史上最为多彩的年代”
在这个美国称霸的新世界下,美国在财富、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均拔得头。它是最富有的国家,拥有世界上80%的黄金储备;是经济实力冠绝全球的国家,生产能力占世界产量的一半;更是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强国,垄断核武器,拥有最强大的常规部队。然而75年过去了,世界格局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进一步探讨。到时候,我们还将尝试对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进行预测并解读。
接下来,我们将更仔细地研究每一个指标。在最后一章中,我将总结所有这些指标,针对我们现今所处的情况,谨慎地推断如何使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好。而到了第二部分,我将针对每个国家的案例进行详细解读。
本文由王潜,刘嘉培,卓朋序审校;刘嘉培,刘雨轩制图;刘雨轩,宋清扬参与翻译;殷姗姗设计排版
[1]中短周期演变图表

关于上图,这些指数由许多不同的统计数据组成,其中一些是可以直接比较的,而有些则只一种估算。有些国家的数据总是产生间断,因此需要将不同的数据拼接在一起。需要注意的是,图表上显示的线是这些指数的30年移动平均值,我已经将其调整,因此不会出现滞后的情况。选择移动平均是因为其波动性更小,能滤过许多噪音,使得大周期的方向更加清晰。对于更长期的解读,我将使用这些被移动平均平滑过的曲线;相反,针对一些更细节的解读,未经处理的曲线可能蕴含更多信息。
[2]范式规律图表

关于上图,我们通过锚定历史中的特定时段来显示这些关键指标与历史的关系。Y轴上的值“ 1”代表该指标相对于历史的峰值,“ 0”代表谷底。X轴,即时间轴,以年份为单位进行显示,其中“ 0”大致代表该国家多项指标达到顶峰的时间。在本节的其余部分,我们将更详细地介绍范式规律的各个阶段。对于全球储备货币这个指标,我们将着重探讨中国,尽管它作为几个世纪以来的大国,但其货币从来没有成为全球储背后因值们深究。
房贷债务是一颗定时炸弹
在大流行期间,当利率处于最低点、房价飙升时,大部分抵押贷款都是五年期的。对于这些贷款,2025年和2026年将是续期的关键时刻。Desjardins预测,就固定利率抵押贷款而言,首次购房者(每年约占所有新抵押贷款的一半)的月供将增加15%。
至于许多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持有者,情况要糟糕得多。他们的贷款利率随着加拿大央行的政策利率而上升,多数情况下,贷款人并没有增加他们的还款。这些抵押贷款中许多都是每月固定还款额,当利率上升时,月供保持不变,但更多的钱用于支付利息,更少的钱用于支付本金。
这些抵押贷款中,约有四分之三已经达到了“触发利率”,即利息成本超过月供,这通常意味着自动增加还款额。但是,许多银行没有调整月供,而是允许额外的利息堆积在未偿还的本金上。
这对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持有者来说,是一个好的缓冲;但当续期到来时,他们不仅要面对更高的利率,还要偿还越来越多的债务。Desjardin的报告表示,一些五年期浮动抵押贷款持有人可能在2025年和2026年面临支付额增加40%的窘境。
关键是,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可能会对家庭支出造成最深的影响,不是现在,也不是几个月后,而是两三年后。
这种极不寻常的贷款成本和房价周期,将在央行利率变化影响的18至24个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继续给经济带来压力。Desjardin的假设是到2024年底,央行将把利率从目前的4.5%降至2.5%。
Mendes在周三接受采访时说,加拿大有可能滑向“房地产衰退”,就像在上世纪90年代初看到的那样:由于房主别无选择,只能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抵押贷款,因此家庭支出将在数年内持续放缓。
“人们将把创纪录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偿还房贷,”他说。“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
要知道,这是假设整体经济像大多数专家普遍预测的那样:今年经济放缓,但避免了衰退,明年经济复苏,央行在2024年初开始降息。
如果不是这种软着陆,经济陷入传统的衰退,包括就业大幅下滑,那么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失去工资将使续贷不再仅仅是昂贵,而是变成不可持续。
周四,加拿大央行将发布年度金融体系评估报告(Financial System Review),详细评估金融相关风险。央行的利率政策非常明确地指向将通胀降至2%的目标,但它肯定希望密切关注这些利率对家庭的冲击有多严重,因为续贷将成为更大的因素。央行的利率将对这些抵押贷款风险产生关键作用。
“如果2025年和2026年续签时利率足够低,那么就可以避免极端挑战,”Mendes说。“加拿大央行确实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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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孩子的情商与道德修养,我们需要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共同努力。在家庭中,父母要为孩子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教育他们关爱他人,诚实守信。家长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求,教育他们处理情感和人际关系的技巧。同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参加家庭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学校中,教育工作者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情商与道德修养。
2、培养同理心:教导孩子们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关心他人的感受,培养他们的同理心。
在人工智能时代,培养孩子的情商与道德修养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遵循圣经的教导,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他们如何处理情感和人际关系,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责任感。让我们携手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成为有情商和道德修养的优秀人才。
第六章、培养跨学科能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跨学科能力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未来职业发展至关重要。圣经中关于全面发展和适应变化的教导,为我们培养孩子的跨学科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指引。
第七章 家庭在教育中的作用
第八章 社会与学校在教育中的作用
总之,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与学校在孩子的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要遵循圣经的教导,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充满关爱、尊重和机会的成长环境。让我们携手合作,培养出具备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和道德品质的下一代,为未来的社会做出贡献。
总之,在 AI 时代,成为一名优秀的父母需要不断学习、积极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并善于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提高教育质量。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茁壮成长,成为有信仰、有品质、有能力的优秀人才。
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 神(“真”原文作“造作的”),在我以后也必没有。从圣经的角度看待人工智能,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其可能的积极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