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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5: 12】
一切属灵、属天的事，都是奥秘，例如：主的同在、引导、说话，只有信祂的人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必须是存心渴慕活在天国里面的人，才能明白天国的奥秘；因为天国的奥秘，让无心的人知道了，并无益处。
惟有对主有生命经历的人，才能明白主所说的。因为主所说的，乃是个『神国』的事。一个要明白『人国』的事，需要凭成熟之人的生命；同样，要明白『神国』的事，也必须凭长大成熟的属神生命。
追求一切属灵事物的原则。你越有心要，神就越多给你；否则，连你从前已得的，也要收回去。越在真理上有基础、有领受的，就越发追求；而越追求，就越明白、越多有领受。
没有启示，单凭天然的理解力，就不认识属灵的事，也听不见主的声音。属灵的真理对于那些无心要主的人，如同无物，即使他们听见了，也无济于事。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属灵的事，并且也不能知道。
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没有甚么的人，不会骄傲；人一拥有甚么，就会骄傲，而骄傲就叫人看不见所没有的。人身上的美德、优点、长处、自义、自是等，有时反成了人的难处，拦阻人领受神的恩典。
一个人所以「有福」，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好，乃是因为神乐意将天国的奥秘启示给他。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只有谦卑仰望神怜悯的人，得以听见并看见。
天国的「人」，不是指不信的「人」说的；乃是指天国里作主人翁的「人」，这些人都是有福的。第一是国度的景况；第二是国度的百姓；第三是国度的人；第四就是国度的权柄和荣耀。主所给的奖赏是权柄和荣耀，它是超越过你我所能领会的。万福的主说「有福」，这的的确确是有福了。我们不知有福到怎样的程度，但知它是和国度的权柄和荣耀连在一起的。一个人得救得赦免是一回事，一个人能有福又是另一回事。
基督和世界的关系到今天还是一样，当日世人恨祂，今日还是恨祂。所以为义受逼迫的范围还有限，但是为主，你就起首看见世界和主何等不一样。世人怋主，世人也恨你们，辱萡你们，逼迫你们，捏迼各样的多方面的坏话毁谤你们；不是因别的，乃是因主，因你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和主的关系定规是真的，才有人来恨你，也才有对主的逼迫落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受逼迫，有受苦的心志受逼迫，我们不能盼望世界改变，但世界也不能盼望我们改变。
为甚么大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主既说「赏赐」，那定规是客观的；主说那赏赐是大的，那定规是无比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到了第九福，爬到最高了，高到一个地步，连是甚么东西，主也不说了，只说，这赏赐是大的，没有法子说了，是说不出来的赏赐。从主的眼光看来是大的，这就够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学习体会 : 基督徒遭受别人的逼迫、毁谤时，我们该有的反应，乃是「应当欢喜快乐」。小逼迫，就有小喜乐；大逼迫，就有大喜乐。这一个喜乐，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所无法领会的。蒙主恩典！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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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麻烦不断，从高管离职、多起车祸到电话会风波。
前段时间，更传出马斯克被股东“逼宫”，多家机构建议撤掉马斯克董事会职务，仅保留CEO一职的消息。
前几天雷军演讲透漏，小米上市破发，被投资人训得像小学生，汗流浃背，差点被请出小米
商业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你刚上赛道就已经被宣告结束，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被踢出局，成了商业世界里的权力游戏。
从一手创办，到一无所有
作为新浪网的创始人，王志东曾领导新浪网成为全球最大中文门户并于2000年成功上市。
他甚至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产业十位最有影响力企业领袖之首。
但在巅峰之时，却不得不选择离开新浪。
段永基等新浪5名董事在董事会上突然对王志东宣布免除其在新浪的一切职务，原因在于王志东坚持认为拯救免费网站的出路是广告。
但当年新浪网广告收入增长缓慢，同时他坚决反对持有4亿美元现钞的中华网与新浪网的合并计划。
结果，在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被董事会宣告要更换公司CEO，并且没有给他任何讨论和解释的机会。
最后，无论王志东如何争取，只能被迫离开，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产业被别人夺走。
公司过度引入资本，最后死在资本手上
企业离不开资本的助力，但也是把双刃剑，从最初走到一起时的“你侬我侬”到最后创始人被踢出局。公司很多决策都囿于资本的插足。
说到乐百氏，大家也许不会陌生，但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品牌却从大众视野中消失了。
最痛心的莫过于它的创始人何伯权。
短短8年，何伯权让乐百氏的销售额上升到1997年的15亿元，连续5年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
然而，在乐百氏巅峰之时，何伯权却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也让他后悔终生。
2000年，他将92%的股份卖给法国达能。过度的稀释，导致他的话语权越来越弱。
2001年11月30日，何伯权向全体中层以上干部宣布他和杨杰强、王广、李宝磊、彭艳芬等五位创业者集体辞职的消息。
原因是达能不想做大乐百氏，甚至想将其雪藏起来，为此何伯权与投资方发生了严重分歧。
分歧的最后结果是何伯权被踢出局。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最让人唏嘘的是，南玻创始人曾南，辛苦拼到71岁，最后被人踢出公司。
2016年11月15日，曾南在愤懑中告别了他用大半生心血培育出的好“孩子”——中国玻璃和太阳能行业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标杆企业——南玻集团。
除了一纸辞职的报告，没有欢送，没有感谢，有的只是与打上门的“宝能系”之间的事事非非。
2014年12月，宝能系旗下前海人寿持续买入南玻股票，最后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最后宝能系步步为营，彻底接管南玻。
71岁的老人家，辛辛苦苦拼搏了几十年，最后却没能守住产业，落得一无所有。
在告别之前，尚在病中休假的曾南说道：“我退了（董事长）以后，永远不会再给什么人打工了，多高的职务也不干，我该休息了。”
10年前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告别了她一手养大的“孩子”。
这位创始人，曾经靠着在加拿大餐馆每天16个小时的辛苦打工攒下了2万美元的原始资金。回国后，开始做起了餐饮。
7年间，俏江南打上了中高端餐饮的烙印，在全国开出数十家分店
最后因为没在约定时间实现上市的诺言，被资本踢出局。如今只能黯然神伤，在家帮忙带孙子。
从一手创办到一无所有，这些创始人经历了一段难熬的岁月。
三次被逼出局的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曾经成为业内笑谈，他的一句话也道出不少创始人的无奈：“大家已经上了船，何况我还是一个创始人，如果我不想下这个船，谁也赶不走我。”
资本究竟有多残酷？
作为世界上价值最高的“独角兽”公司，未上市的Uber估值达到了700亿美元。然而Uber在全世界各地依靠“烧钱”进行价格补贴，已经严重亏损。
亏损的直接结果就是，创始人被逼下台。
无奈的卡兰尼克在辞职声明中说道，“在这个艰难时刻，我接受投资者让我下台的要求。我希望Uber从此以后能告别内斗纷争，把注意力集中到公司建设上面。”
资本究竟有多残酷？当市场容不下你的时候，合并成了无奈之下的选择，创始人要么忍辱负重，要么选择离开。
资本血拼，创业公司跑马圈地，拼到最后还是被资本吞并。
在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的时候，大众点评CEO张涛据理力争，他想守住这份辛苦打拼下的基业。
合并之初，新公司也是实施联席CEO制度，2家公司在人员架构上保持不变，并将保留各自的品牌和业务独立运营。
结果仅仅过了一个月，王兴发出内部信，确认张涛退出新公司CEO，只担任董事长。
即使看上去更高端，但如果不参与企业管理，就意味着被清出局。
随后，张涛与同事抱头痛哭的照片被疯传，也证实了他离职的消息。
在大势面前，你根本没法改变局面，尽管各种不愿意，但还是要听从资本安排。
创始人在这一刻，什么都不是。
反抗与无奈
“我的去留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文化能延续下去。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是万科文化的守望者。”
被赶出万科的王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多少有些无奈。
创始人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上一秒上阵杀敌，下一秒就被资本打趴。
曾经，有媒体对国外创业公司失败的理由进行了总结，结果发现资金成了一个公司存活的最关键因素。
这也使得很多创始人不得不做一些妥协，尤其是引资入股后，企业做的所有决策都需要获得股东的同意。当你的满腔热血得不到回应甚至遭到反对的时候，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极其艰难。
GigaOm创始人感慨，“商业，就像人生，不可能和电影一样，不可能每个人都得到童话般的结局。”
一边市场需要烧钱补贴，一边员工这个月的工资需要发，当你无比焦虑的时候耳边又回荡起股东说的那句话：“这个季度又亏损了，再这么亏下去我们只能把你请走了。”
你生气又无奈，心想：“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最后却一句话被否定，凭什么？”
一旦踏入了资本这条道路，很多事情就开始偏离了掌控，当你没有足够的筹码时，只能任大股东肆意宰割。你根本没法改变这种状态，只能在深夜里暗自捶胸叹气。
想不被“逼宫”
你必须了解这5点
创始人需要树立起“规则感”
在很多创始人被逼走的案例中，资本方其实并未违反规则，而只是利用了创始人不熟悉规则的漏洞。
不能贪大求全，为了发展，不管什么条件先把钱拿过来，最后只会埋下祸根，不要盲目引入资本，要有条件引入。
反思“我为什么要融资？”
有些创始人被扫地出门，就责怪资本游戏太过残酷、险恶。但商业世界里没有情义可讲，创始人更应该反思的是：我为什么要融资？
尤其是这几年创投环境的成熟，很多创业公司动不动就谈风口、拿融资。
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往往患有一种“融资饥渴症”、“融资崇拜症”。
他们可能并不十分缺钱，但在他们看来，获得资本的青睐是一种无比高大上、前途无量的事情，可以拿出来作为宣传的素材。
少一些融资饥渴症，你将会避免很多麻烦。
寻找与自己理念一致的投资人
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就是因为与控股方经营理念不同，最后被迫离开乐百氏。
创始人与投资人闹僵，不全是因为利益冲突，有时候还是基于理念不一致。
创始人自己要“干净
在大部分引起纷争的项目中，都不可避免有一些不合规甚至违法的影子在里面，这也是争斗的导火索。
创业者如果要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首先得确保自己是干净的，这样才不至于因为被别人抓住了“小辫子”而不敢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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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开门见山，“内循环”不是一个新玩意，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但是效果却正面临着递减。
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可以分成2个阶段：
2002-2008年是第一个阶段，经济是“出口-投资”模式，即外循环和内循环互动模式；
2009至今是第二个阶段，经济是“负债-投资”模式，即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2012年之后，内循环就逐步出现问题，2019年外部条件恶化后，问题加速放大。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分3部分来讲。
1、2002-2008：外循环和内循环互动阶段；
2、2009至今：内循环及其矛盾；
3、当前经济的基本情况。
02 2002-2008：外循环和内循环互动阶段
一个商品，如果卖出去了，最终只可能有3种去向：
第一、被国内终端消费者买了，用于日常吃喝玩乐，这就是消费；
第二、被国内企业买了，用于生产或扩建厂房，这就是投资；
第三、被国外的消费者或企业买了，这就是出口。
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者的总和用货币来计量，就是GDP。
一个商品，如果国内消费者不买、国内企业不买、国外的消费者或企业也不买，那就卖不出去。当大规模的商品卖不出去的时候，就出现了经济危机。
所以经济危机又叫做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生产相对于消费能力出现了过剩。
1996年的中国，经济第一次出现了过剩。
当时一半以上的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不到50%。到了1998年，商品库存甚至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0%。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经济一定会出现危机。
但是1998年的生产过剩，并没有转化为经济危机，反倒是在之后几年被逐步消化掉了。
经济危机体现为商品卖不出去。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逻辑就是，我只要想办法把商品卖出去了，经济危机就暂时过去了。
所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有两种传统的方法可以延缓经济危机：一是进一步挖掘国内市场，二是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
两者的实质都是一样的，把商品卖给以前不买的人。
1998年之后，我国就是通过“对内深挖国内市场，对外开拓海外市场”，来延缓经济危机的。
内部而言。1998年之后，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深挖国内市场。比如，废除福利分房，振兴带动一系列产业链的房地产市场。
对外，我们2001年加入了WTO，出口暴增，消化掉了巨量的轻工业过剩产能。
在内外两个新市场，也就是房地产和出口的带动下，中国经济迅速走出阴影，形成了“外贸-投资”双驱动的经济模式，并且形成了内部和外部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循环。
这两个循环的有效运转，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
03 外循环和内循环的本质
接下来，我们来好好剖析外循环和内循环的本质。
外部循环，对应着整个外贸出口。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中国形成外贸顺差，获得大量外汇储备。
其次，我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资金回流到美国，支撑美国债市、股市等虚拟经济。（这句话是理解外循环的最重要环节）
美国虚拟经济市场不断膨胀，股市上升、房地产市场上升，美国老百姓手上有钱后就开始不断地消费，继而购买更多的中国产品。
这就是外部循环，外部循环的本质是不断通过出口来带动经济。
然后来说说内循环。
内部循环有两条线，一是投资，一是消费。
投资方面，当时的内部循环对应着城镇化和整个房地产市场。
首先，老百姓把钱放在银行里面，形成银行体系的巨额存款。
其次，银行通过土地开发、土地买卖、房地产买卖这3个渠道，把这些存款投放到房地产市场。老百姓用自己的存款，支撑了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终，再自己去贷款，消化不断升值的房屋。
这就是当时的内部循环，内部循环的本质是不断通过城镇化和房地产投资来带动经济。
消费方面又有两条线。
首先，外部循环导致出口订单增多，“食物链”上各级企业都需扩大生产，雇佣更多工人，使得内需消费增加，形成良性互动。
其次，内循环的城镇化需要的大兴土木，跟上述类似，也会使得内需消费增加，同样形成良性互动。
可以看出，我国消费是一个被动项，是由外循环（出口）+内循环（房地产带动的城镇化）导致的内需增加拉动的。如果外贸和投资熄火，是无法靠所谓的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因为此时的消费就是无源之水。
然后，我们得讲到外部循环的破灭。
这两个循环一个主要对应着城镇化和房地产投资，一个主要对应着外贸出口，这也是我们当时消耗过剩产能的两个主要途径。但是，这两个循环都是不稳定的。
外部循环，要求美国虚拟经济不断膨胀。只有美国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美国人才爱花钱，爱买中国产品。
内部循环，要求中国城镇化不断推进，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只有土地和房屋不断涨价，地方和开发商才能以此为抵押借到更多的钱，进而通过投资来带动经济。
说白了，要维持两个循环运转，就要求美国的股市和中国的房市一直高涨。但这是做不到的，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我们的外部循环就开始出现了问题。
04 2009年至今：内循环为主阶段
2008年的时候，次贷危机已经爆发两年了，危机重创了欧美日经济，中国出口企业订单也大规模减少，越来越多的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产能严重过剩。
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从前几年的10%左右，迅速下降到2008年的3.5%（修正后的值是2.7%），随后在2009年更是下降为-44.8%（修正之后的值是-42.9%）。
轻工业产能过剩，直接导致其扩大再生产的意愿下降，从而波及到了重工业行业，然后就是大规模裁员、需求进一步萎缩。
2009年，中国出现了20年来最大规模民工返乡潮。如果再不出手，经济问题就可能演化为社会问题。
万分危机之下，我国启动大规模刺激计划，暂时缓解了危机。
我们外循环+内循环的两个引擎，既然坏掉了一个，那我们就把内循环加强，补上外循环的失利吧！加大政府投资，到处修桥修路，不是照样能拉动就业拉动内需，保证经济的持续运转嘛！
当年，我国决定加大投资力度，鼓励企业贷款，准备实施一系列基建工程。除了灾后重建外，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加快保障房建设，第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加快铁路公路机场建设。
基建的钱从哪里来呢？从银行来。国家要求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加大对重点工程等项目的贷款支持。
为实施上述工程，国家预计到2010年投资合计4万亿，其中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共计1.8万亿，灾后重建1万亿。这就是俗称的4万亿计划。
外循环靠不住了，我们就在4万亿刺激下，经济正式从“外贸-投资”双驱动模式，转变成以城镇化为依托的“负债-投资”单驱动模式。
咱们一方面持续大搞基建，另一方面一遇经济下滑就放宽房地产贷款和购房政策，努力挖掘房地产市场潜力。通过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带动重化工业需求，进而全面带动制造业，最终成功盘活中国经济。
也就是说，其实从2009年开始，我国经济就已经走向了以内循环为主的模式。
内循环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2009年已经开启的凯恩斯主义的新表述而已。只不过在最近外部条件恶化之下，被再次强调，因而受到格外关注而已。
但是，通过政府主导、银行放款、企业借钱进而大搞基建的内循环刺激模式，有3个致命的缺点。
05 内循环引发的3个问题
1、这会导致更大规模产能过剩，因为任何基建项目都是有周期的
比如修公路，修路的时候，需要买大量的重化工业产品，消耗过剩产能，并催生更大规模的产能。基建周期内，为满足市场需求，重工业领域各行业扩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
但是，路修完之后怎么办呢？以前卖给修路单位的钢筋水泥现在又卖给谁呢？如果你是决策者，你会怎么办？
你会说，那就再修一条路。这可以继续延缓危机，但是路总有修完的时候。一旦城镇化进程慢下来，各个基建项目周期就会陆续完结，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就会凸显出来。
2011年底，产能过剩又出现了。这个产能过剩有多严重呢？我们在后面会详细介绍。
2、这会造成企业高额负债
基建资金多是银行贷款，这些钱是要还的，但是很多钱却还不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基建项目根本不能创造收益。
举个例子来说，某个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借钱修了一个机场，这个机场一年都没几架飞机停靠，根本不赚钱，他拿什么还钱？这种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大家可以去查查自己家乡都欠了多少钱。
不光如此，负债还会从地方政府传导到一般的私营企业。
地方政府搞基建，必然会向其他企业购买原材料，比如购买钢铁。基建项目周期内，钢铁企业订单就会增多，钢铁企业就要扩大产能。但是钢铁企业一时间没有钱去修厂房，怎么办？他们就会向银行借钱来扩大再生产。
但是，基建项目周期完成后，就会再次出现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钢铁价格下跌，赚的钱根本无法偿还银行本息。这些还不上钱的公司不得不继续贷款借新还旧，利息负担越来越重。
企业债务有多严重呢？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对发债企业做过一项统计，2015年所有发债企业中， 98%的企业利润根本不足以偿还债务，而必须靠借钱才能偿还之前的债务。
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使得企业从“借债投资”，变为“借新还旧”。
3、这会导致经济脱实就虚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由于制造业大规模过剩，制造业本身的利润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得益于城镇化的推进，得益于高杠杆购房的优惠政策，中国房地产的价格持续攀升，房地产成了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而且，怕制造业还不上钱，银行更加不愿意贷款给制造业，大量资金变着方儿的流向房地产。甚至，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惊人的新闻：
目前，高昂的房价已经成了所有年轻人心中的痛。掏空了“六个钱包”后，更加没钱消费了，导致需求进一步萎缩。
但房价能跌吗？不能。银行借出去的钱，相当部分是以房屋和土地作为抵押品的，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将出现大量呆坏账，最终爆发系统性风险。
产能过剩、负债高企、脱实就虚，内循环是一剂可行的药方，但副作用很可怕。所以，供给侧改革5个字，才如千钧一般重。
06 当前的的经济情况：外需萎靡，内需不振，投资下滑
在产能过剩、负债高企、脱实就虚这三大问题环绕下，我国经济能通过外循环或者内循环来重新启动吗？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详细分析一下当前中国的经济数据。
首先讲讲产能过剩有多严重。
对一个经济循环而言，包含着原料采掘的采掘业，制作成中间产品的冶金、化工等行业，为他们制造设备的制造业等。这些就是主要的重工业行业。
大家仔细看一下数据：
绿色部分是产能利用率在75%以下的，也就是产能严重过剩的；黄色部分是产能利用率大于75%但是小于80%以下的都标，也就是产能过剩的；白色部分是产能利用率大于80%的，也就是产能不过剩的。
2016年以来，主要重化工业部门中，几乎所有行业，在几乎所有时间中，全部产能过剩，可谓触目惊心。
整个经济是联动的，重化工业的过剩会传导到轻工业。这里我们看一下轻工业过剩情况。
轻工业中与我们生活相关度最高的两个部门是食品和纺织，逛街的时候买买买，主要就是买吃的、买穿的。
2016年以来，和我们日常生活关联度最大的两个轻工业部门，食品部门在所有时间全部产能过剩，且多数时间是产能严重过剩。纺织部门在9个季度中产能过剩，在6个季度中踩线达标。
也就是说，在开启以投资为主导的内循环之后，数年之间，整个工业部门就都处于产能过剩之中，重化工业尤为严重。而这些过剩产能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难以消化。
所以我们必须得问，这些产能过剩能消化掉吗？
目前，消化过剩产能也只可能有3种渠道，第一，拉动国内消费，第二，促进国内投资，第三，加强外贸出口。
现在的经济是什么情况呢？外需萎靡，内需不振，投资下滑。
下面我们就这3个方面做一个详细梳理。
07 详解外贸、内需、投资
首先是外贸。
金融危机以来，先是欧债爆发债务危机，其后2015年新兴市场爆发金融危机，接着是新冠。整个外部经济环境一直恶化，逆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出口增长率持续走低。按美元计价的出口总值，在2009年、2015年、2016年出口增长率都低于零，2019年的出口增长也仅有0.51%。
外贸形势非常严峻，短期看无法通过外贸消耗过剩产能。再加上川普乱搞、美国衰退，外循环根本无法重建，所以我国只能不断强调内循环。
然后是投资。
投资是内循环最大的依托，凡是讲内循环的，无不讲到城镇化、基建等等。的确，2009年之后，投资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中国经济就是靠投资吊着一口仙气持续至今。
但是，投资这个引擎还有效吗？
这里我们详细分析一下。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是投资中最重要的部分，三者合计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七成，三者的增长基本决定了投资的增长。
制造业方面。由于制造业过剩越来越严重，投资增速从2011年开始持续下滑。2011年，制造业投资增速还有30%左右，到2012年就下滑到不足20%，之后持续下跌，在2015年6月份之后，增速再也没超过10%左右，到了2019年底，增速仅有3.1%。
可以说，制造业投资在数据上对拉动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小。
基础设施方面。自从2009年四万亿以来，基建就成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基石。在2018年前，基本保持15%以上的增速。
但是，基建投资至少受到3方面的制约。首先，2015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的速度明显减慢，其次我国大中型城市的基建已经比较完善，大规模基建的空间在降低。最后，基建的投资主体是地方政府投资平台，这些企业往往债务高企且被限制继续借债。
这一系列原因，导致基建投资增速从2017年开始快速下降，2018年5月，增速跌破10%，到2019年底，基建投资增速下滑到3.8%。
可以说，基建投资在数据上对拉动经济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都慢慢乏力了，于是，只能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了。
但是，房地产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抚养比（非劳动人口（老人和小孩）/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上升，比如价格高企导致购买需求减少，比如国家的严格限制，这些都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
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03年以来，除2008年底前后的金融危机异常期外，基本保持在20%以上。到了2013年底，增速都在20%以上。但是从2014年开始，房地产投资增速迅速下降，到2019年底，增速勉力维持在9.1%。
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还在勉力维持，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同样也长久不了。
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从高达20%、甚至30%的增速，逐步下滑到不到10%的增速，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增速更是仅有百分之三点几。它们高速增长时期催生出来的产能，在潮水褪去之后，全都裸露在了沙滩上。
那么，可以靠5G等新基建投资增长点吗？新的投资增长点，就算有，体量不如上述3项大。更何况，就算体量与之相当，也只是个“缓兵之计”，未来还是有产能过剩的危险。
08 内需能消化产能过剩吗？
外贸和投资都不能消化如此庞大的过剩产能，那么就只有靠促进国内消费来消化过剩产能了。但是，这能做到吗？
现在有人说疫情导致国外消费内移，可以通过消费重启经济。这个其实并不容易。
之前说过，消费是一个被动项。由于外贸订单增加或者城镇化加速，导致企业盈利增加，进而扩大生产，雇佣更多工人并一定程度提高工人工资，这才导致消费增加。
但是2012年以来，企业再次出现产能过剩，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利润大幅下滑，亏损企业越来越多。
大家看这个表格。4万亿初期，2010-2011年，企业盈利快速增长，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与盈利企业盈利总额的比值远低于10%。
但是从2012年以来，企业亏损快速增长，再次提升到2009年的水平，并且在2015-2016、2018-2019这两个时间段，亏损额和盈利额的比值都明显高于10%。
企业盈利下滑，必然导致裁员。离职员工丢失工作，在职员工福利薪酬也势必受到影响。
事实上，在这两个时间段，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持续放缓。看这个图，蓝色的线是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橘黄色的线是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2015年底开始，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就长时间低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
工资降低，非就业增多，据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可供消费的工资总量，其增速势必在加速下滑。
可供消费的工资总量增速在下滑，而房价和房租却居高不下，这又极大程度挤压了消费。
这3个因素综合作用下，我国消费不振，难以消耗如此庞大的过剩产能。
09 总结
截至目前，中国距离开始大规模开启内循环的4万亿时代，已经过去11年了。
之前我们说过，投资刺激经济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的玩法，而凯恩斯主义是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毕竟印了那么多的钱，不可能对货币总量没有太大影响。
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我国反映通胀的CPI指数并不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量资金被房地产领域吸收了。
也就是说，我国印出来的钱，没有去追逐一般的商品，而是有相当部分去追逐房地产领域中的房屋和土地这一特殊商品。这就是CPI涨幅并不大，但房价却暴涨的原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甚至把房地产成为“人民币的稳定之锚”，王德培曾经“掏心掏肺”地说：
“中国有200多万亿的人民币印制和发行，全世界之最了，为什么没出问题”，就是因为房地产，房地产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战场。”
但是高价房这个问题主要针对“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所以社会本身不至于出问题。
王德培的这段话说得太明白了，我国为什么不敢让房价跌，因为“货币大量沉淀在那里”，一旦房价跌了，巨量的货币就会涌现其他商品市场，造成全社会范围内的通货膨胀。
那么，房地产的价格会一直维持高位吗？
城镇化放缓，人口结构逆转，房价虚高，房企背负高额负债……只能说，这实在有些岌岌可危。
房地产泡沫会破灭吗？会怎样破灭？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的是，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国经济将最终停滞下来，而伴随着经济停滞的，是大量货币涌向市场导致的通货膨胀，停滞和通胀将并存，这就是可怕的滞胀。
所以说，我们必须护着这个泡沫。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从内外双循环转向内部循环为主也已经11年了。
目前，经济面临的外部形势越来越严峻，全球经济衰退，新冠只不过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外部循环熄火，投资主导的内部循环成了唯一可靠的驱动引擎。
在这样的局面下，再次提出内部循环，只不过因为我们已经无从选择。虽然副作用大，但也不得不一饮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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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能会成为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
这是首次专门研究“促进共同富裕”的中央财经委会议，聚焦“三次分配”，把“共同富裕”带入现实。
概括一下，促进共同富裕的要点如下：
1）畅通向上流动通道，避免社会阶层固化，导致年轻人躺平；
2）先富带后富、帮后富，这要求成功的企业家要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企业家意识；
3）循序渐进，因地制宜，不搞运动；
4）用好税收等调节杠杆。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世界性难题，是中国经济在新起点上的“赶考”、“再出发”。实现共同富裕，也是影响未来几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值得所有企业家和奋斗者关注。
这里不难理解近年来，中央对平台经济反垄断、整顿学科类校外培训、反对资本无序扩张、重拳反腐打虎等一系列行动无一不是在证明一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01 、腾讯老板脑子反应最快，投入千亿“共同富裕”
随着中央发声聚焦“共同富裕”！深圳企业家第一时间立马行动。
据腾讯官号称：为践行企业发展使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继投入500亿元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后，腾讯8月18日宣布再次增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并深入结合自身的数字和科技能力，在诸如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提供持续助力。
这意味着四个月内，腾讯已连续规划投入1000亿元资金，充分发挥企业在“三次分配”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增进社会福祉、助力共同富裕方面进行持续探索。
腾讯的这一新战略，也是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作为一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科技企业，腾讯在发展中也在不断思索如何依靠自身技术和数字化能力助力社会发展，从而更好地“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
一方面，腾讯坚定地支持未来和未知领域探索，助力中国可持续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更把目光投向社会普惠事业，依托技术能力，为更多人增进福祉和创造机会，实现生活质量的提升。
从用途和方向来看，腾讯今年这两笔各500亿元资金投入，一个着眼未来，一个立足当下。
4月投入的首期500亿元资金“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项目，更多着眼于基础科学、教育创新、碳中和、FEW（食物、能源与水）、养老科技和公益数字化等领域的前瞻性探索。
而本次启动的“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则更呼应当下关切，聚焦在带动低收入增收、帮助医疗救助完善、促进乡村经济增效、资助普惠教育共享等切实带后富、帮后富的领域，长期、持续提供支持。
除了资金的投入，腾讯还将运用自身的数字化产品和科技创新能力，配合1000亿专项资金的使用，以“技术+资金”的双驱动形成放大效应，覆盖更广和更深的攻坚领域；腾讯也将承担好“连接器”的使命，带动生态体系内更多的伙伴共同行动，发挥科技向善的杠杆效应，配合政府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在社会普惠领域持续助力。
02、三次分配到底是什么？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透过这些话语，我看到了两个字：公平。时至今日，经济发展的天平，已经从效率滑向了公平一端。
在这其中，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词：三次分配。
那么三次分配到底是什么？
这个概念在国内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提出的。不过直到25年后，它才首次出现在官方话语体系中。之后，出现的频率开始变得越来越高。按照厉以宁的说法，从最朴素意义上解释：这个概念在国内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提出的。不过直到25年后，它才首次出现在官方话语体系中。之后，出现的频率开始变得越来越高。按照厉以宁的说法，从最朴素意义上解释：这个概念在国内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提出的。不过直到25年后，它才首次出现在官方话语体系中。之后，出现的频率开始变得越来越高。按照厉以宁的说法，从最朴素意义上解释：
一次分配就是工资，由市场主导；
二次分配就是社保，由政府主导；
三次分配就是公益，由社会道德驱动。
三次分配首次获得官方认定，是在2019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会议在提到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时，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而在次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三次分配”政策指向得到了进一步明晰，会议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三次分配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挂了钩。
第三次，也就是最近的这一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三次分配”被纳入中国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愈发明确。从概念的提出，到对这个重大命题进行阐述，再到提出基础性的制度要安排上了，我们可以感受到，政策信号越来越密集。联系到同期共同富裕在2021年内被密集、高规格提及，这表明，第三次分配即将进入大规模的操作阶段。
前30年，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现在开始，我们迈入了均贫富的阶段了。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这既是同一个逻辑的自然延续，但也是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
此次中央提出第三次分配，其实就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意味着，要实现共同富裕，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这一阶段的工作将会围绕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而展开。
03、第三次分配：影响每一个中国人
那么，第三次分配，到底谁被分？而谁得配？
去年年初学习时报文章《第三次分配：内涵、特点及政策体系》称，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所以第三次分配，人人有份，既可以是分配者，也可以是被分配者。
从形式上来看，第三次分配主要指的是慈善和公益。
可中国慈善事业却任重道远。比如，2019年中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同比增长4.88%。这仅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0.15%；而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约4496.4亿美元，占到美国当年GDP的2.1%。
不过，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以下事情正在或即将发生：
1. 中国离征房产税、遗产税越来越近，避免社会阶层固化。遗产税也有助于促使富豪阶层将有生之年把财富捐赠、回馈社会。而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试点步伐很可能加速，房子越多、价格越贵的富人，做好要交更多税的准备。
2. 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城市化率。城乡差距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首要原因。
3. 从宏观结构上，要改变“资本密集型”投资驱动型增长，向人力资本密集的创新型经济转变。生产方式决定收入分配结构。
4. 民营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是国民经济的“56789”，要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国企、民企与外企的“竞争中性”。
5. 财政要从以修路为标志的“投资性”财政，向以教育、医疗和养老为主的福利性转变，建立社会保护机制。
6. 教育不公是导致社会阶层固化的最大诱因，应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提供宽松环境，政府应大规模投入农民工子弟学校（这条建议，关乎未来国运）。
7. 铭记《21 世纪资本论》的警告，控制货币超发，实现货币政策中性化，防止资产价格持续膨胀拉大收入差距。
8. 减少审批、抑制垄断，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创新创业。
9. 资本市场严刑峻法，提高“割韭菜”的风险和代价。
10. 在合理监管的基础上，扩大金融有效供给，促进金融竞争和创新，真正破除融资难，进而缓解融资贵。
11. 压缩政府机构、层次、人员和权限，实现“小政府，大社会”，降低国家治理成本。
12. 实现制度性反腐，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抑制灰色收入……
说到底，共同富裕，牵涉到我们已经出现以及将要面对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它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复杂的一盘大棋。现在，我们有幸目睹这一重大历史进程被掀起了一角。
04、“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含义”
“共同富裕”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也具有深刻的经济学含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
第一，中国正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阶段，这意味着消费将成为核心增长动力。2008 年次贷危机之前的世界经济，被历史学家弗格森形容为“中美国”（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一模式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智库“战略预测公司”总裁乔治·弗里德曼曾经在十年前傲慢地说：
• 中国以出口为主的结构，会在未来 10 年里，给它带来麻烦。中国是没有内部经济（internal economy）的国家，如果欧洲和美国不买中国产品，那么它就无法生存。中国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质。
2018 年以来，中国顶住了美国贸易战、科技战的轮番冲击，并开始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挺进。理论和实践均表明，分配差距越大，越不利于消费。一个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最有利于消费，而两极化的“哑铃型结构”最不利于消费。
第二，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被压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劳动力价格过低的原因在于：
（1）员工缺乏强大的集体谈判机制，在企业面前只能忍气吞声；
（2）很多企业长期不缴纳或少缴纳五险一金；
（3）很多企业对员工生产安全防护不够，导致大量职业病；
（4）“996”成为社会常态
第三，不用担心成本上升的压力。员工工资提升虽然会加大成本，但员工收入提升意味着消费能力提升、订单需求增加，这才是企业真正的福音。我们需要借鉴福特的历史大局观：1914 年福特宣布将工人的工资增加一倍，使员工工资达到日薪5美元，这在当时可说是前所未有的高薪。这一举动让企业家同行和媒体震惊不已，他们都认为福特是真疯了，福特公司很快就会被暴涨的用工成本压垮，结果却是福特大获成功。汽车业传奇人物李·艾柯卡认为，福特给世界最大的贡献不是汽车，而是高薪制。
05、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站在三次分配的潮头，再来看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似乎更有深意。
打击高房价，房企三道红线、银行两道红线、集中供地、整顿学区房、发展租赁住房，房地产税或许越来越近。
整治教育乱象，“双减”政策、打击课外培训、教育平权，就连网络游戏、电子烟等和教育沾边的也受到波及。
摁住无序扩张的资本，反垄断、医药集采、鼓励创新、大力发展硬科技……
不难发现，中国已在“阶层固化”上豁开一道口子，拓宽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让所有人都有致富的希望。
就在6月10日，浙江迎来了一个大礼包，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共同富裕示范区。
在目标里：到2025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争取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度更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更加优化，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设达到更高水平。
更多的浙江还在路上，邓公的那句话越来越照进现实——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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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08年正威集团资产规模才110亿，短短三年后就变成了1280亿，位列世界500强第387位.
这种上升速度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许多人十分纳闷，难道这个正威集团是开金矿的吗？
还真说对了，正威集团还真是开矿的，不过是属于有色金属的铜矿。
正威集团旗下拥有几十座价值10万亿的铜矿，守着每年数百亿净利润还不上市，也难怪没人知道。
连企业创始人，45岁董事长的王文银名字很多人也才刚刚听说。
这一年，王文银身家已经达到了1100亿，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到第19位。
这位千亿资产的超级富豪的创业故事颇为传奇，他的人生以三次“豪赌”名动天下。
这一年，距离他怀揣10元钱闯荡深圳正好满20年。
1968年3月，王文银出生于安徽省潜山县梅城镇河湾一个农民家庭。
家里虽然能供他读书，可那是他用艰苦的童年岁月换来的。
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帮忙，还要割草、喂猪，然后再跑到几里地外的学校读书。由于徒手割猪草被镰刀划出一道道伤痕，疼到连笔都握不住。
因为身上总有股洗不掉的猪屎味，嫌弃他的同学们还给他起了个“猪大王”的绰号。
没有同学愿意和他玩，只能自己看书做题，所以深得班主任老师的喜爱。
老师见他有些自卑，就对他说：“好好学习，书香味可以盖住你身上的味道。”
王文银信了，他清楚这是老师对他的鼓励，更是对他的极大期望。
无论多苦多累，他始终不敢在学习上松懈。
下地干活会想着没解开的数学题，一边插秧除草，一边琢磨着题目。
等活干完，他的解题思路也就有了，时间一点没浪费。
难得的空闲时光，他统统用在了看书上。
正因为喜欢看书，喜欢思考，王文银心里对自己的未来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划。
不过，他此时最迫切的心愿是能有10元钱。
疼爱他的爷爷每次带他去镇上，总会买1毛钱一碗的粉蒸肉给他，自己却从不舍得吃。
王文银特别爱吃，也总吃不够。
10元钱能买100碗，他相信那应该让自己和爷爷都吃饱了。
不过，对金钱的渴望来自于后来爷爷重病，家里实在没钱给他治疗，只能慢慢熬着直到去世。
这件事成为他心里一直的痛。
王文银此时就想长大后多赚点钱，起码家里人生病再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但是，他自己很清楚，这一切只能等到自己考上大学再说。
1989年，21岁的王文银考上了南京大学，他是全村这么多年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
老王家喜极而泣，家里终于走出一个大学生，再也不用世世代代当农民了。
临开学前，妈妈想把王文银多年的复习书本和资料卖掉。
他赶紧拦下了，半认真半开玩笑说：“可别卖，万一以后我成大人物了，这些可是珍贵的资料。”
年轻时的他已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大学期间的王文银并不出众，和城市里的同学相比，不论背景出身，还是说话口音，他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没办法，他只能继续看书学习，每年靠拿奖学金来弥补内心的缺憾。
1993年，25岁的王文银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当了名机关干部，月薪400元。
这数字现在看来不起眼，可在当时人均200元的工资环境里已属高薪，而且石化还是当时最热门的职业。
大城市，好工作，高工资，换任何人应该都觉得这辈子值了，可王文银在每日“一杯茶一份报混一天”的工作环境中如坐针毡。
他知道自己这样混下去，吃喝虽不愁，可未来几十年也就这样了。
此时正好是市场经济浪潮蓬勃掀起的时候，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故事屡见不鲜。
看见广播电视里长篇累牍地宣传南方各种创业故事，王文银再也熬不下去，丢下一份辞职报告，揣着一堆证书就奔赴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
从上海到深圳有数千里的距离，王文银买不起飞机票，只能坐了火车换汽车，再蹭过路的拖拉机，颠簸十多日才到达深圳。
临走时，他身上带着刚发的400元工资，等到了深圳只剩下10元。
灰头土脸的王文银连最便宜的招待所都住不起，只能临时找了个桥洞落脚。
好在深圳工厂多，他又是大学生，找个工作还算顺利。
王文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灯泡厂做扣丝部的经理，管理着数百名的工人。
厂里不仅也给他开了400元工资，还安排了单身宿舍给他。
看得出老板很赏识他，有心栽培，可他偏偏不识趣。
工人的工作是把钨丝压接到灯泡里去，而钨丝极细，需要敏捷的手上功夫，也需要高度集中的眼力。
为了提高利润，老板就拼命要求工人加班加点干活。高强度和要求十分细致的工作让许多工人身体吃不消而倒下。
王文银有些愤愤不平，居然带着工人搞起罢工，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强度。
热血青年王文银显然还没被万恶的资本爆锤过，可他很快因为自己的“鲁莽”尝到了苦头。
因为主导罢工，他和罢工的工友们被厂里统统辞退，连份补偿都没有。
没了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境，他只好从厂宿舍直接搬到一座水泥管居住。
一起罢工的工友们想跟着他干点事，可因为没钱更没资源，他只能带着大家到处拾荒度日。
从一个国家干部沦落为拾荒者，这让满心想干番大事业的王文银心里别提多憋屈了。
王文银只好再次拿着自己的大学文凭四处求职，可不知为何，没有一家公司肯录用他。
这让王文银很郁闷，猜测可能因为自己是重点大学的毕生生，待遇要得高，导致企业有些顾虑。
为了填饱肚子，王文银只好拿着高中毕业证书，降低薪资去应聘。
别说，他还真很快就找到了一家专门做电缆、插头的港资企业当了名仓库理货员。
工资不高，工作强度却不低，每天有成百上千的货品要登记和搬运。
仓库里的缆线、插头、连接件有几千种，对应的物料编码也有成千上万种。
在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只能靠人工一一登记在本子上，随用随查。
这时，王文银过目不忘的本领显现了出来。
他因为觉得每次都要翻阅资料簿太麻烦，就利用业余时间将仓库数千种的物料编码及数量统统默记在脑中。
有人想询问物料的库存信息，只要找到他，立即就能报出对应的编号和数量。
俗话说，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这话用在王文银身上再合适不过。
这一天，香港总部的老板来仓库检查。
当他随口询问一款产品库存，陪同的经理刚打算翻本子查找，远远站在一旁的王文银迅速报出数字。
老板很意外，等核实无误后，又接连询问了其他几款物料情况，王文银都对答如流，丝毫不错。
老板惊喜不已，深感王文银是个人才。
回去后将他直接连升七级，从仓库理货员直接提升为物料管控的总经理，年薪十万。
这确实是王文银的运气，可这份运气是他实实在在靠自己的本事争取来的。
1994年，这家公司成功上市。
王文银也顺势接触到了公司最大的客户，日本日立公司旗下的一家电线企业。
接触的目的很简单，他希望能再上个台阶。
一来二去，业务精湛的他果然被日立以百万年薪挖走。
在日企的这段时间，王文银感到既兴奋又苦恼。
兴奋在于日立是大公司，他帮公司赚了差不多20多亿，自己也得到了数百万的提成收入。
苦恼的是，他意识到自己在日企就是个“工具人”，一个高级打工仔而已，人家根本不信任他。
既然如此，那索性自己单干吧。
1995年，27岁的王文银凭借自己对电缆电线市场的熟悉，在深圳创办了携威实业有限公司，专做电源线买卖。
创业初期的王文银既当老板又当业务员，频繁往来供应商和客户之间。
累还是其次，关键是王文银的经营模式很令人不解：对上游供货商，他是先付款再拿货；对客户呢，他又是先发货再收款。
这显然是极为冒险的举动，只要一方出现问题，公司就会陷入资金周转的困境。
身为财务总监的妻子刘结红不止一次劝说他不要这么干，可他总笑着说自己这是在赌自己的人脉到底灵不灵。
刘结红只能苦笑，王文银的“固执”脾气，她早有体会。
夫妻俩是高中同班同学，长相俏丽的她在学校就被王文银“盯”上。
刘结红起初对他没啥感觉，王文银从高中到大学，又是写信，又是上门谈心，“软磨硬泡”许多年才终于将佳人娶回家。
好在王文银所说的人脉究竟如何，刘结红在他们孩子出生不久后终于见识到了。
他和妻子邀请客户和供应商来喝满月酒，预计请了100位客人，所以只定了10桌。
谁知当天呼啦一下来了200多人，夫妇俩手忙脚乱，只好临时又加了10桌。
客人敬酒时，表示自己是不请自到，因为王文银肯贴钱来和大家做生意，这样的朋友简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这是王文银奉行的“利他主义”，凡事肯吃亏，自然有人愿意和他做生意。
更多的“人脉”，还是王文银拿时间和身体“拼”来的。
有位重要的客户喜欢钓鱼，王文银每周末必开车接送他，不仅全程“陪钓”，端茶递烟之类的服务也没少干，终于拿下了订单。
做生意自然离不开酒局，只要上了酒桌，王文银从不耍赖，每次都以自己喝倒为算。
创业初期的王文银没啥资本，只能拿自己的时间和健康来赌。
有赌就有输。
因为过于信任朋友，一个合作多年的客户赊了数百万的货许久没有清账。要不是妻子刘结红再三催促，王文银还不好意思上门要账。
可等他找到那位客户，发现坏了，对方已经人去楼空，电话也联系不上。
更要命的是，此时也到了他和供货商结款的时间，外债还有很多没有结清，账面资金实在不够还数百万的货款。
他只好硬着头皮找到供货商说明了情况，表示只能先按货款的10%支付一部分，其他的钱希望给他一年时间全部还清。
幸好供货商很清楚王文银的为人，也理解他的处境，爽气答应了。
不料，坊间很快就传出王文银“破产”的消息，他本想出面解释，可转念一想索性“将计就计”。
他想借这机会试探下，看看到底谁才是自己真正值得深交的朋友。
和他想的一样，之前来喝酒的数百人知道消息后，许多人避之不及，可也有人伸出援手。
等从中筛选出真正的朋友后，王文银的人脉越来越稳固，业务也越做越大。
携威实业迅速走上正轨，月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
赚了钱，王文银继续扩大规模开办新厂，基本每年都有一座新的工厂投入运营。
如果说王文银创业初期赚钱靠的是“人脉”，后来的几次发展完全靠他的独具慧眼和勇气。
1997年，就在王文银想大刀阔斧继续开辟市场时，亚洲金融危机悄然而至。
危机之下，大部分企业要么缩手缩脚等待寒冬过去，要么捂着现金坐等形势好转。
王文银却觉得这正是企业扩展的最佳时机，自己必须“赌”一把。
听说有企业向供应商预定了100台行业设备，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资金链断裂后倒闭，设备也因此无人问津。
王文银知晓后，当即想办法说服设备的供应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了那100台设备。
钱是花了不少，可携威实业实力大增，成为珠三角最大的电源工厂之一。
两年后，王文银将旗下电缆厂、塑胶加工等工厂项目整合为了资产过亿的“正威国际”集团。
经历过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王文银对全球化的经济规律产生兴趣。
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他察觉到世界平均每十年都会有次大的经济震荡，而这也是企业最好的“抄底”机会。
进入千禧年后，因为正威集团的主营是电源线业务，对原材料铜的需求激增。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有色金属之一，铜的价格波动非常大，导致企业成本价格总难以控制。
对于正威而言，想保持利润稳定，提升产品竞争力，就必须想办法掌控源头的铜矿资源。
可此时的铜矿价格远不是王文银所能承受的，只能想想。
正因如此，2003年“非典”爆发后，全球经济下行。所有产业都开始低迷，包括矿产。
王文银却“高兴”坏了，他下令拿出所有资金能买多少铜矿就买多少，他说：“如果‘非典’把世界毁灭，要钱还有什么用？不如拿去投资买矿！”
企业里的几位核心高管一致反对，觉得王文银纯属瞎胡闹，正威一家做电源线的，要那么多矿干嘛？
负责财务的妻子刘结红也拒绝转账，气得王文银把茶杯狠狠摔在会议室的墙壁上。
他态度坚决表示：收购铜矿这件事，大家同意，他要做；不同意，他也要做！
钱是砸了出去，正威先后收购了十多个铜矿和其他有色金属矿，顺便还花28亿砸下了铜陵铜杆线生产项目。
如此一来，正威的流动资金几乎归零。
如此大手笔的“豪赌”，王文银心里也顶着巨大压力。
就在运转安徽铜陵的铜杆线一期项目时，企业内部再次发生争执。
整个一期项目投资需要10个亿，可此时正威当年总销售不过50亿。况且正威需要的原材料每年才3万吨，新项目的产能早就超过需求，到时卖给谁？谁又来买？
虽然王文银坚持上马铜陵的生产工厂，可因为压力实在太大，本来满头乌发的他，开始大把大把脱落。
时间再次验证了王文银的眼光。
“非典”过后，经济开始恢复，国际市场上的铜价从1万每吨直接跳到近10万每吨，王文银买下的铜矿顿时变成了“金矿”。
王文银顺势将部分铜矿卖掉，狠狠赚了一笔。
正威集团不仅再也不惧怕原材料的波动，而且还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领域。
随着“全威铜业”的顺利开工，正威从单纯的电源线生产转型为铜业加工企业，产值超过百亿。
这次豪赌让王文银看到了有色金属领域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坚定了越到危机时刻，越要搏一把的信念。
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王文银的头发却越发稀少。
此时，市场掀起了企业搞多元化发展的热潮，王文银也趁热开办了装修装饰、汽贸、服装、食品加工等多达14个业务。
钱是赚了一些，可不同行业需要花费的精力忙得王文银每天焦头烂额。
有天，他无意中看到“将军赶路不追小兔”这句话后，猛然醒悟过来。
王文银迅速调整策略，将所有与铜矿及电源线产业不相干的业务全部暂停，集中精力在主营项目上。
正因将精力放回铜加工业，正威的铜产品品质稳步提升，一举成为安徽省第一家营收破百亿的民营企业。
正威集团不仅成为行业领先企业，更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铜材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企业再次人人自危。
可将危机早当机遇的王文银毫无惧色，再次出手买入海外多个矿山和铜加工企业，并以2万元每吨的价格囤积了几十万吨现货铜。
相比以往，王文银这次投入的资金更多，面临的风险也更大，因为谁也不敢保证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何时结束。
说白了，这就是王文银的又一次“豪赌”，只是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和耐心等待着结果。
当金融风暴逐渐消退后，市场回暖，现货铜飙升到了4万元每吨，王文银转手就赚了数十亿。
2011年，正威集团拥有海外储量超过3000万吨的20个矿山，占世界12%份额的铜资源，光已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总价就超过万亿。
43岁的王文银也因此被誉为“世界铜王”。
王文银随后加紧布局和铜产业相关的半导体、高新材料及大数据平台等产业链，将实业和高科技融合在一起。
在他看来：“如果说铜业代表过去、高新科技产业代表现在，互联网大数据则代表着正威的未来。”
说这话的王文银身价已过千亿，超过了同在一座城市的马化腾，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隐形富豪”。
不知道是不是深圳徐市长的那句发问，低调的王文银才开始逐渐被人们所熟悉。
2014年，王文银被《财富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50位商界领袖”，很多人首次见到了这个身材不高的光头富豪。
深圳方面像是醒过神一样，陆续颁给他“深圳百名行业领军人物”“广东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深圳百名行业领军人物”等一串光荣称号。
荣誉是拿了不少，可王文银似乎并不在意，很少出席这类颁奖大会。
他说：“在面对金钱、权力和名誉的时候，我们企业家赚取的是财富，名誉让教授去赚，权力让政府去赚。”
王文银头脑很清楚，自己是个生意人，赚钱才是本分。
名和利，他选的是利。
读书改变了王文银的命运，也使得他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看书，还定下每年读完100本书的目标。
他不仅自己爱看，还鼓励公司内部的员工看，看完还要写读后感给他批阅。
在他口中：“一日不读书，没人看得出；一周不读书，开口就爆粗；一月不读书，智商输给猪。”
见有人将他的成功归功几次“豪赌”，他不以为然，认为“企业家中能够把握趋势的人有70%，能够把握趋势变化的人有10%，但能够把握趋势变化拐点的人只有万分之一”。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就是那个“万分之一”的人。
这话听着有些狂，可看看王文银面对危机时异于常人的决断力，又不得不服。
在王文银看似简单的“买买买”豪赌背后，其实是他对世界铜加工业以及矿产资源数据和储量的透彻研究。
大到世界探明储量50万吨以上的铜矿名单，小到生产企业的电话号码、地址，王文银手上的数据可以说丝毫不逊于任何一家专业矿产研究机构。
这是王文银长期的习惯，谋定而后动。
在正威成为世界500强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王文银拿出一本从九十年代就做的笔记，上面贴满了世界500强公司发展历史和规模的剪报。
可以说，从他创办正威的第一天，就有了做世界一流企业的理想。
想他人不敢想，做他人不敢做。
敢于跳出安稳的生活，更敢于在危局里破釜沉舟搏一把，这恰恰是王文银身上常人所不能及的特质。
大浪淘沙，沉者为金。
53岁的王文银指挥着正威这艘巨轮还在破浪前行，彼岸仍未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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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前几天，我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其实最缺的不是成功学，而是普通学。
我觉得我成年后，真正意义上的长大，就是接受了自己是个普通人的设定。
我没有什么大的梦想，也做不出很厉害的事情，但我并不会因此而难过。”说得真好。
这个世界总是教育我们如何追求成功，但却鲜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其实跨越阶层，并不全是我们人生的答案和目的。
前几天，看到一个大V说：“可能是年纪大了，现在很喜欢普通稳定的生活，不赶浪潮，也不搭什么船，有属于自己的海便觉得很满足了。
按部就班做好每天的工作，下了班和爱人逛超市做饭，饭后在有霓虹灯的江边散步，在椅子上依偎着看大妈跳广场舞，看江那边的灯光秀.像这样没有大起大落平淡地过生活，我觉得已经很好很好了。”
确实如此，人生不一定非得大富大贵大名大利，有一些小乐小趣小滋小味也很不错。
下班后想要去吃的那家小馆子，以及终于可以休息的周末，能宅在家睡长长的懒觉，能与恋人看场喜欢的电影，每月的工资和年底的奖金，以及每一个节日和生日，还有即将到来的冬天和第一场雪，普通的人生其实也很值得一过。
作为“连锁火锅第一股”的呷哺呷哺小火锅不香了吗？据了解，由于部分门店存在严重的选址错误，呷哺呷哺将关闭200家亏损门店，断臂止血。
因存在严重选址错误
呷哺呷哺将关闭200家亏损门店
8月19日，“呷哺呷哺决定关闭200家门店”的话题冲上热搜。
呷哺呷哺行政总裁贺光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呷哺呷哺将关闭200家亏损门店，断臂止血。他指出，“经过两个多月的市场走访，我们发现部分门店出现了严重的选址错误，导致亏损。这也是公司精心盘点后做出的决定，为的是持久的经营。”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呷哺呷哺共经营1061家呷哺呷哺餐厅及140家凑凑餐厅。一口气关闭近五分之一的门店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贺光启认为，这是呷哺呷哺目前“断臂止血”的唯一选择，也是为了明年起重新拓展新店、刺激利润上涨的有效措施。
同时，对于客单价不断走高的问题，贺光启表示，未来将重启呷哺呷哺大众消费的定位，向二三线下沉市场持续扩张，客单价保持在60元以内，新一代的门店也仍以“单锅”和“吧台”为主。
2016年，呷哺呷哺开创中高端聚会餐厅品牌——湊湊“火锅+茶憩”，火爆京城并拓展到上海、深圳等地，截止2021年7月，凑凑的门店数量已超过150家。
贺光启指出，未来三年内，呷哺呷哺旗下高端品牌凑凑火锅将保持每年新开80至100家门店的速度，计划进入西南、香港及海外市场。
不过，2019年推出的“in xiabu xiabu”品牌店由于持续亏损，未来该品牌和门店将陆续全面退出市场。
呷哺呷哺上半年仍将面临亏损
大行下调目标价
7月29日，呷哺呷哺发布公告表示，受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以及部分地区门店受疫情影响无法充分营业的影响，呷哺呷哺预计今年上半年仍将面临亏损。
预计今年上半年，呷哺呷哺收入同比增长约59%；其净亏损在4000万元~6000万元之间，相较于去年同期净亏损2.55亿元大幅收窄。
对于亏损的主要原因，其一，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约人民币1.2亿元，公司预计全年关闭呷哺呷哺品牌的亏损门店约200家；其二，2021年上半年门店经营部分地区仍然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无法充分营业。
近日，瑞银发布研究报告称，维持呷哺呷哺“买入”评级，下调目标价至9.91港元，预计投资者会因为公司收益不佳而做出负面反应，但由于商店关闭的拨备及复苏慢于预期，故下调未来3年的纯利预测15%-31%。
报告中称，由于商店关闭导致的拨备费用，预计上半年将出现净亏损，同时由于复苏趋势减弱，部分原因是疫情复苏导致损失2200万元以及更多商店将关闭。该行估计，上半年关店计入的1.2亿元拨备成本，占整体关闭200家门店的大部分，由于呷哺品牌华南地区门店盈利能力大幅下降，认为关闭商店是一个必要步骤。将关闭的商店主要位于中国南部，并拖累公司多年的盈利能力。
呷哺呷哺执行董事被罢免
发个人声明“申诉”
据了解，呷哺呷哺是一家连锁餐饮，1998年创立，其特点是新颖的吧台式就餐形式和传统火锅的完美结合，开创了时尚吧台小火锅的新业态。不过，今年呷哺呷哺管理层出现多次调整变动，堪称“宫斗大戏”，市场对此提出诸多质疑声。
据悉，5月20日，呷哺呷哺宣布解除赵怡行政总裁职务，因该公司若干子品牌表现未达到董事会的预期。同时委任贺光启为行政总裁。
6月11日，呷哺呷哺再次宣布，董事会议决召开股东特别大会以罢免赵怡的执行董事职务。董事会认为，赵怡的管理方式及理念与董事会其他成员存在重大差异，若赵怡继续参与本公司的管理将不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
6月17日，赵怡在朋友圈发布个人声明，其中介绍了赵怡在职期间的工作表现和业绩，对于业绩不达标的问题，她特别介绍了合生汇in xiabuxiabu一经推出，销量在3月份就跃居公司千家店前列，所谓发展不达预期的判断不知从何而来。她还提到任职于呷哺的9年基本“全年无休”，任职行政总裁期间，股价大幅上涨。同时也是成就呷哺控股成为证券市场火锅第一股的首要功臣之一。
由于7月28日，呷哺上市公司将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审议罢免其执行董事议案一事。7月26日，赵怡发布致呷哺呷哺上市公司投资者公开信。并喊话称，由于呷哺上市公司在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前两天仍未充分披露罢免实情，因此她有责任将相关情况和请求告知投资者，并请求推迟召开股东大会。
对此，呷哺公告回应称，解任赵怡行政总裁及执行董事职务的决议，都是经过董事会充分讨论并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全部流程符合公司章程及所有相关法律规定。
呷哺呷哺“宫斗大戏”刚刚落幕
随后，公司仍于7月28日准时召开了股东特别大会，以100%赞成票表决通过罢免前行政总裁、执董赵怡。
至此，呷哺的这场“宫斗”大戏，算是暂时落下了帷幕。呷哺呷哺创始人、董事长贺光启重新上任 CEO。
图片来源：呷哺呷哺2020年财报
针对呷哺呷哺高管的频繁变动，贺光启回应称，人才的适当流动也属于正常现象，补充不一样的血液，才会带来不一样的想法，才能给企业注入持续创新和发展的灵魂。
呷哺呷哺年内股价最高跌超77%
海底捞市值蒸发3200亿港元
受公司经营业绩亏损以及市场情绪等方面因素，呷哺呷哺自今年2月份便开始下跌之势。2月16日至今，该股已经累计跌超77%，市值也随之蒸发229亿港元。
无独有偶，作为港股餐饮业的龙头，海底捞2月16日以来也已经累计跌超67%，股价腰斩，股价走势与呷哺呷哺的类似。6个月，海底捞市值蒸发3200亿港元。截至发稿，该股报27.1港元，总市值为1479亿港元。
与此同时，九毛九当前股价相较于2月16日的高点而言，也累计跌近36%。截至目前，该股报23.9港元，总市值347.36亿元。
回顾2021H1消费行业表现，国信证券指出，港股餐饮服务板块股价普跌，股价下跌部分消化了估值压力，依旧看好餐饮龙头海底捞的复苏前景。2021年下半年看好餐饮服务业复苏，行业龙头值得关注。
「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喇奴的学房天天辩论。」【徒19: 9】
保罗花了三个月在会堂里讲道、辩论，但一看情形不对，便毅然「离开他们」，毫不留恋，我们传福音也应该学习知所进退。这群「半基督徒」需要一些不寻常的恩赐印证，确信他们如今完全属于基督的教会了，然后保罗才能宣告他们「既然信祂，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保罗留在以弗所的两年三个月期间，他用以弗所这商业城市为根据地，将福音向亚细亚地区传开了，亚细亚七个教会都是在这期间建立的。圣灵原来「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现在却「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的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可见传福音不必因为暂时的关门而心急，凡是出于神的工作，都应该按着神自己的时间来进行。
当时以弗所人特别迷信假神偶像，所以神在此特别借保罗的手施行「非常的奇事」来证明主的道。是神「借保罗的手」行神迹，行神迹、医病赶鬼。所以后来虽然保罗的同工病了，神也没有让保罗用神迹医治他们。神迹不是有恩赐的人可以随意施行的，必须由神按着祂的旨意，借着人的手行出来。
以弗所人逼迫保罗的原因和腓立比一样，是因为福音阻碍了靠偶像谋利者的财路。玛门真是神的对头，人们常常因着钱财的缘故抵挡神。
「大女神亚底米的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极其辉煌，建于城外二公里处。以弗所城又称为守庙之城，拜偶像与行邪术之风非常兴盛。亚细亚省和罗马帝国境内有许多人到以弗所来朝拜亚底米，本地不少人靠亚底米庙维生。他们也许并不太关心银匠行业的倒闭，但不能忍受亚底米女神庙失去地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学习体会 : 若没有神的允许，神的工人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神迹不是有恩赐的人可以随意施行的，必须由神按着祂的旨意，借着人的手行出来。蒙主恩典！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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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词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路11: 5-8】
即使是人,在别人苦苦哀求下都会答应,更何况是满有慈爱的神,怎能不赐更多的恩典给向他祈求的人呢！
巴勒斯坦地区暑天炎热，多有人夜间行路。半夜三更把一家人吵醒，为了要借三个饼，真是太不近情理；许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祷告，也常这样不近情理。
能够看见朋友的需要和自己的需要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人。把别人的需要看作是自己的需要，这种祷告必蒙神垂听。迫切祷告的力量，大过朋友的关系，朋友可以不给，但因迫切的祈求就不能不给了。
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朋友，尚且因情词迫切的直求而改变了他的心，被迫按求者的意思成全，何况天父是乐意听人祷告的呢？
祷告必须是因里面需要的催促，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绝不可是装作、堆砌文章、没有需要、假冒为善的祷告。
这里有三个朋友，一个是吃饼的朋友。求饼的朋友来到给饼朋友的家中求饼，因为吃饼的朋友走了许多许多的路，同时路途中没有吃甚么。他来到求饼朋友的家里要吃饼；求饼的朋友，在自己家找了找，可惜一无所有。有那怎么办呢？于是求饼的朋友对吃饼的朋友说：「朋友，我没有饼可以给你吃，但是我有一位富足的朋友，他家里的饼多得很，因为你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我的朋友，所以你等一等，让我到他那里去求饼」。
这比喻中三个朋友，是代表三种人，吃饼的朋友是表示还在基督之外的人，他们是需要属灵的粮食，求饼的朋友是代表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我们不能供给那缺乏属灵粮食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位朋友，是富足的，是有丰富恩典的朋友，祂有数不过来的属灵生命的粮食。
若有人来向你要属灵的饼，我们就向主那里支取祂的生命的粮食，那需要的人，第一要认清楚，我们是没有什么的，假使有你的朋友或亲戚来到你那里，问你关于属灵的事，你向主支取属灵的生命粮。你应当多多亲近主，领受支取属灵的粮食，分给那实在需要的人，那是你的本分。那需要属灵粮食的人是你的朋友，你也要尽朋友的本分。虽然你自己没有，主有，主希望你能常常的去支取。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学习体会 :愿各位能作点关于分派的工作，将你从主那里得到的分给需要的人。那么你不但是主所爱的人，同时也是你朋友的良伴。蒙主恩典！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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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企业从出现的那一刻起，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盈利，而企业盈利的前提就是实现增长，且是良性的增长。
在黑天鹅满天飞、不确定性的今天，构筑增长基石和制定增长策略，是每一个企业的必修课。
在现代市场营销学之父科特勒的影响之下，科特勒中国合伙人、增长专家王赛从两个维度看待一个企业的增长——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
在《增长五线》一书中，将企业的增长表达为一个公式：
企业增长区=宏观经济增长红利+产业增长红利+模式增长红利+运营增长红利。
日本战略咨询之父大前研一说，一家企业的能力反映在“对看不见的未来的风险对冲”和“对看得见的未来的布局”。
2020年疫情之后的今天，有部分企业大受冲击，体现了增长的脆弱性。当然，也有一批企业继续逆势增长，逐渐让人看清了增长理论对企业的重要性。
24日，已经连续9年成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市场第一名的安踏2021年年中财报，刷了一波朋友圈。
中报显示，2021上半年安踏又一次卫冕了国内的地位，并在上半年一度成功跻身体育用品市值全球三甲。安踏的228亿元收益，上半年已经超过阿迪达斯中国、LULULEMON全球，也与耐克中国拉近距离，是中国体育品牌第二名的2倍，继续以绝对优势领跑。
财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安踏把握住了疫情趋缓之后的复苏态势，营收强劲反弹创纪录达到228.1亿，增长超过55.5%；即使与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比较，营收部分也增长了54.0%。
而且毛利率增长6.4个百分点，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扩大至7.1%。
在营收数字体量上，安踏现在与本土的竞争对手相比，相当于2.2个李宁，5.5个特步，7.3个361度 （相同报告期收入比较），上半年安踏平均日销1.26亿。关键，在营收、毛利率、经营利润等核心财务指标方面，安踏上半年已经在中国市场全面超越阿迪达斯，仅次于耐克。
甚至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安踏集团已经有了跟国际巨头叫板的实力。比如数据显示，上半年在天猫平台，安踏超越耐克、阿迪两大国际巨头，成为运动户外品牌成交额冠军。安踏集团这一次中报超过220亿的成绩，是其在国内体育用品领域领先地位的集中表现。
这种成绩的取得，固然有新国货兴起和新消费趋势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因素作用，也就是产业增长红利；更可以看到的、起作用的是模式增长红利和运营增长红利，并且把外部“经济增长红利”转到企业内部的“企业增长能力”。
唯有找到增长结构，才能破解增长之谜。
一、好的增长结构，一看布局与战略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企业增长能力培养的第一个核心要素是布局和战略。业务如何做到最佳组合，这是企业的“攻守道”。好的布局、架构与战略，会让企业在发展中获取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角度。
一个企业，如果脱离商业本质，没有理性的业务结构支撑，企业的增长注定是一纸空谈，因为虚假的泡沫总会破灭。
在王赛看来，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围绕“客户”来进行增长的公司越来越多，腾讯、小米、字节跳动，它们业务的增长线都建立在客户之上，而不是简单的新产品或新业务的叠加。
通过分析财报和这几年的战略变化，可以看到安踏集团是如何布局、如何组合，从而形成业务结构、牵引增长关键点的。
这中间体现的规律，其实对任何一家想要突破自我的企业都非常重要。
从2009年以后，安踏集团就在不断的收购各种体育品牌，其已经形成三个品牌事业群，分别是：
由安踏主品牌、安踏儿童、斯潘迪组成的专业运动品牌群，其中安踏篮球、综训、跑步和运动生活都单独成立品类事业部；由斐乐FILA家族（包括FILA主牌以及童装、潮流和专业运动三个子牌）组成的时尚运动品牌群；以及由迪桑特Descente、可隆Kolon Sport组成的户外运动品牌群。
这些品牌覆盖了从低端到高端、从孩童到成人、从时尚到专业的体育用品消费，且都聚焦于体育用品的鞋服领域，实现了多品牌、多层次、多场景的人群全覆盖。
而这样品牌布局的背后，其实是安踏自己确认的三条增长曲线战略。
安踏品牌是第一增长曲线，是安踏集团的根据地。根据地，就是壁垒，就是护城河，就是重要依托，就是成长底线。
FILA品牌是第二增长曲线，已经和安踏品牌一起，树立安踏集团现金流和收入的重要基础。
由新品牌组成的户外运动品牌增长曲线，是第三增长曲线。由于新消费趋势的影响，逐渐成为满足小众体育装备需求的利器，成为安踏新的业务增长点。三个曲线的相互交织和互相促进。
刚刚发布的中报也间接证明了这个战略对安踏集团发展的重要性。数据显示，安踏品牌收益同比去年增长56.1%至新高的105.8亿，毛利率大幅提升11.2个百分点至52.8%。而2019年半年报显示安踏品牌的增速为18.3%，总营收金额为75.89亿元。
而FILA品牌收益同比去年增长51.4%至108.2亿，与19年同期比较，增幅更达到65.6%。关键在2020年疫情影响下，斐乐FILA依然实现9.4%的增长，非常不容易。
其他专业运动品牌始祖鸟、迪桑特、可隆等这几年都保持高速增长，2021年上半年更是实现营收14.07亿，增速超过90%。
一方面，第三条曲线也就是户外运动群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两个主品牌，为安踏未来业务的拓展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另一方面，随着业绩做大，FILA和其他品牌在集团收益中的占比在不停的上升，而且这一切还在各个品牌年度收入的增速都在不停增加的基础上产生的。
这意味着不光是安踏和FILA两大主品牌的增长，其余品牌的增长也为整个安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上哪怕受到疫情影响也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其他领域专业品牌，安踏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品牌布局。
关键，户外运动品牌中亚玛芬合资公司的亏损显著收窄，以及亚玛芬集团全球市场业务明显好转，其主要原因是三大主力品牌（始祖鸟、萨洛蒙、威尔胜）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增速均实现翻倍。它们和迪桑特、可隆等户外品牌一起，正在成为安踏集团新的增长动力引擎。
这充分验证了安踏集团多品牌孵化能力和提前布局小众市场细分赛道战略的成功。
科特勒说，所有的增长背后必然有客户，否则增长的设计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安踏为什么不断要扩展自己的品牌，在于他们看到了企业价值变化的趋势。
科特勒中国合伙人、增长专家王赛曾在《增长五线》一书中表示，当客户迁移比较大，基础设施迁移比较小，就是品牌突进的机会。
安踏一直有个认知，那就是体育用品是一个高速增长的黄金赛道。只不过是在新消费趋势之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意愿增强。而消费内驱力的存在，使得他们重视自身消费的满足感。
这意味着，现在已经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消费主张和品牌喜好的时代。安踏的多品牌战略，既迎合了新消费趋势的特质，又通过极小的投入成功覆盖了消费者多需求之下的趋同要求。
二、好的增长结构，二看营销模式和数字化
中报显示，安踏在已经非常高营收数据的基础上，依然能持续保持超过50%以上的高增速。
这样的事实不光验证了安踏三条曲线战略布局的合理性和长远眼光，背后更意味着安踏对战略正确的执行能力已经导致自身全价值链的效率提升。
安踏自己在财报中表示，取得这样的成绩是跟精细化运营管控、数字驱动决策的能力深化，以及DTC模式（直面消费者）的全面推进息息相关。正是依托营销模式的变革与数字化的进步，安踏才能在供应链、生产制造、商品企划、会员管理及零售渠道等各个环节实现效率提升。
DTC模式跟数字化运营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生产和数字销售的落地是根本，DTC则是数字化措施的目标和结果。
2019年，安踏集团为了解决自身未来几年发展的策略问题，请IBM公司给自己打造了一整套完整的数字化发展体系，其中约定：通过数字化转型，建立直面消费者的业务模式，更精准地定义内容和场景，强化连接和互动，领跑市场，实现2025年集团DTC占比达到70%的目标。
一方面，随着DTC模式的逐渐推行，的确提升了安踏集团各个品牌直营店的比例，同时也降低了代理销售必须支付的中间成本和库存损耗。这对安踏集团财务指标的影响立竿见影，刺激着集团不断在推进相应品牌直营店的比例。
中报数据显示，FILA品牌已经全部实现直营，而安踏品牌也有35%的店面改成了直营，这被看作是安踏这次中报利润创新高的一个重要推手。
另一方面，为了推动DTC模式的高速增长，安踏集团利用数字中台实现了即使多品牌也依然可以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营销。
实际上，纯粹的数字化是没有意义的。数字化，要么是用来建客户资产，要么是用来提升价值，要么是用来差异化。
而安踏集团的数字化覆盖在生产与消费端（私域、门店直播、与KOL合作、供应链、柔性化），不光节省大量成本，也让安踏集团真正的品牌布局落到了实地。
比如安踏集团自主研发了零售系统及电商中台系统，可每日实时处理50万行销售小票、100多万条库存移动单据，双十一期间订单处理量超过1500万张。
比如安踏集团的产品开发已经全面利用数字化做企划。依托从天猫等电商平台获取的过亿用户大数据，安踏集团可以为各个用户群体精确画像，并根据这些画像相应开发不同群体和不同年龄段喜好的产品。
比如安踏集团服装数字化智能工厂在行业内率先实现全流程贯通，已完成了数据采集、AGV传输、集中挂片枢纽、智能柔性吊挂、高速分拣、高速传输和智能包装分拣七大系统的智能改造，构建从原材料到成品，再到包装，实现一体化的智能制造。
比如安踏集团打通了旗下多个品牌，打造了以7000万会员为核心，覆盖2.5亿人消费者数据资产的庞大的私域流量池。安踏集团依托这个庞大的私域流量池，通过朋友圈、群聊、直播、短视频、买家秀、专属客服等触达消费者方式的组合运用，实现在数字化营销方面对于消费者精准的触达。
比如安踏集团借势双奥战役，推出“爱运动中国有安踏”的品牌理念，利用数字化设计为奥运健儿打造专业装备，并凭借数字化媒体传播在整个东京奥运期间获得超百亿的品牌声量。最终在“数字品牌榜”刚刚发布的“奥运品牌心智占有率”市场结果显示，安踏以超40%的心智占有率遥遥领先于其他运动品牌。
安踏集团把品牌都分门别类地放到这样的数字中台上，一是可以给所有品牌赋能，将多年来在安踏品牌和FILA 品牌积攒下的管理运营经验平台化，赋能所有品牌，让单一品牌享受到规模效应。
二是可以互相协调，每个品牌既被区分和间隔，进行差异化定位，又能跟同类品牌相互协同，头部带腰部，由单打独斗变成了集群作战，更有效利用资源。
而且在国际运动鞋服品牌在海外的供应链因疫情而大幅停产的背景下，安踏集团早就在中国深耕供应链布局，多个强大的生产基地和长久深度合作的2000多家供应商，以及正在搭建的数字化供应链体系，为保障增长提供了妥妥的基础。
因此，在7月8日举行的投资者日上，安踏集团宣布未来5年计划投入超40亿元研发成本，不断增加数字化设计、生产、营销领域的研发，进一步助推安踏的发展速度。
实际上，从2019年IBM帮助安踏集团树立数字化和DTC的发展目标之后，由于投入的巨大和对现有管理体制要进行全面的调整，安踏集团的管理团队将这目标定在三-五年内完成。
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数字化营销变成了常态化销售渠道与手段，2020年上半年安踏业绩也受到疫情影响，使得安踏集团的管理团队在去年疫情之初即决定全面推动DTC和数字化的落地与执行，将未来要做的事情提前加速来做，而且，加速再加速。
本来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长期的过程，但现在看仅仅是半年时间，安踏就尝到了其中的甜头。
2020年的年报显示，在安踏集团总收入上半年比2019年同期营收下降1%的情况下，年底安踏集团总营收比2019年同期上升4.7%，毛利率上升3.2%。
其中基本上全部店面都做直营的FILA品牌，在上半年只比同期增长9.4%的情况下，全年收入增幅超过18.1%，毛利增长超过16%。
如果说2020年下半年全面增长的销售数据背后，还有报复性的市场恢复因素与中国品牌爆发的影响，那么2021年上半年，安踏集团各个品牌都实现了创纪录的爆发式增长，而且增速远超同行业其他企业，就是安踏集团DTC模式和数字化管理手段已经成为企业发展基石的有力佐证。
关键，财报在去年的高基数下，安踏电商收益保持高速增长的61%，线上业务占比已经达到27%。O2O(线上到线下)流水增长超170%，表明DTC业务运营效率提升明显。因此，在刚刚发布的品牌战略中，安踏集团表示在未来24个月使DTC在整体流水占比提升至70%，店效提升40%。
实际上，安踏集团如此重视DTC升级和快速扩张，是因为安踏集团发现通过DTC业务和数字化营销，最终可以实现以消费者为中心，在底层重塑人、货、场，从而形成从产品开发、运营到营销的良性闭环。
三、好的增长结构，三看差异化的品牌力与聚焦
美国管理咨询公司Step-Change Management合伙人Jack Prouty总结出一个“七七定律”，即70%的并购未能增加股东价值，其中70%的原因与并购后的整合有关。
多品牌战略能极大提高企业的天花板，但这并不是简单的“1+1”数学题，消化不好便会成为拖累。
安踏集团虽然是多品牌，但它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把目光聚焦在体育用品尤其是鞋服领域。
创始人丁世忠曾说：这个时代诱惑太多，赚钱的机会也不少，但是我们不做其他的，我们只做我们擅长的运动鞋、运动服相关的产业。也就是聚焦体育用品行业的鞋服领域。
王赛分析过一种增长的“多元困境者”，即公司的业务护城河还没有稳定，不断在增长线上投入，哪儿有机会就向哪儿扩张，但是这些业务之间缺乏连接的基础。
在大量的失败扩张案例中，都可以找到这个因素。安踏跳过了这个增长的坑。
这几年不光是国家从政策层面对于体育运动的支持，给安踏聚焦这个领域带来了信心；而且由于相较发达国家近4%的体育运动GDP占比中国只有1%的事实，让安踏集团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更何况体育用品这个赛道，2019年就达到3,000亿的规模，而且专家估计一直到2025年，每年中国体育用品产业都会有12%以上的增速。
再加上生活运动的提高，使得体育运动成为很多人休闲的一种方式，这两年马拉松报名人数的激增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让安踏集团推行自己小众体育品牌拓展路线有了非常大的可能。
业务结构只是增长的开始，没有消费者的业务如同“无源之水”。
选定行业不放松是一回事，真正把品牌力落实到位是另一回事。
2009年从百丽手中拿到意大利高级体育品牌FILA之后，安踏集团整个团队曾经多次开会，对其进行了品牌定位和讨论。
当时安踏集团的管理团队发现一个新的机会，就是在专业运动和休闲运动的中间，存在一个小蓝海叫做运动时尚。而在这个领域目前没有先行者，FILA杀入之后会有着庞大的生存空间。
然后安踏集团就想办法，在这个领域为FILA制定自己的品牌形象，也就是优雅。
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安踏集团邀请了高圆圆作为FILA的形象代言人，从广告层面突出自身品牌的优雅属性；其次，安踏集团又选择高尔夫、瑜伽等外界认为的优雅体育运动，作为FILA第一批普及的运动领域；最后安踏集团发现这些优雅的感觉，还必须通过销售渠道释放，于是选择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开设FILA的专营店。
经过前三年的磨合，到2012年所有的条件都逐渐捋顺，市场接受度也上来之后，FILA第一次扭亏为盈，也从此拉开了快速增长的序幕。
2018年的12月11日FILA达到了100亿，2020年接近200亿。两年的时间，一个品牌就从100亿进化到了200亿销售的规模，安踏集团把斐乐FILA的品牌力吃透了。
一方面FILA开始做横向拓展，于是有了儿童和潮流子品牌FILA KIDS和FILA FUSION，最新中报显示，这两个主要子品牌每个都是几十亿的营收规模，成功分散了品牌发展的风险。
另一方面，FILA开始在各个店面布局上下功夫，将所有的子品牌都放在一个店里，形成自己的系列营销空间，从一个人的生意，做到了一家人。
这样的一系列操作，带给了FILA这个品牌超过想象的增速和抗压能力。哪怕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非常严重的状态下都实现了近10%的增长。
FILA的案例表明，洞悉品牌力并聚焦到某一个特定领域的企业，是可以迅速开拓出新的蓝海市场。
从安踏集团整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企业即使品牌力足够大，对于品牌的二次突破以及曲线增长是必有的一个手段。“不破不立”与“适应时代”，是一个企业品牌保证常青的基础。
而正是基于对自身品牌力的强大把握和对发展规律的洞悉，安踏集团在一个月前发布了未来五年战略目标及24个月快速增长“赢领计划LEAD TO WIN”。
安踏集团希望通过“专业为本、品牌向上”的战略定位，利用数字化和DTC的手段，实现年流水符合增长18－25%的目标。同时，利用北京冬奥会机会，实现“双奥”战略，释放多年积累的品牌力，带动整个体育装备产业发展。
因此，探究安踏集团这几年一直在体育用品领域保持第一的原因并不重要。安踏集团的经历告诉我们，企业成功之后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靠的不是什么奇谋。
拉姆·查兰认为，基于客户所实现的增长可称为“良性增长”。
很多企业的经验就是一句话：审时度势+理性判断，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夯实管理的能力，重视企业完整、清晰、长期增长曲线的布局和执行。
只要能做到这几点，企业离百年老店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