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混战、中端争夺、高端失守 ; 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机床业，还有希望吗？

2013年，一部名为《大国重器》的央视纪录片，风靡一时。片中，一家中国装备制造巨头，已然跻身全球机床产业的顶级俱乐部。它的名字叫沈阳机床。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制造业井喷，机床需求暴涨。作为中国机床业“领头羊”的沈阳机床赶上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一路高歌猛进：2004年吞并云机、昆机，垄断车床、镗铣床市场；2005年，再并购德国希斯，力图掌握数控机床高端技术。

快速的扩张，让沈阳机床跨越式发展。在2012年的全球机床排行榜上，沈机已以180亿元的销售额，问鼎世界第一。但这样的日子很快被证明是昙花一现。

2018年，负债202亿、负债率达99.26%的沈机病入膏肓；2019年，再度巨亏50亿元的沈阳机床，不得不接受破产重整。

沈机跌宕的命运，只是中国机床业浮沉的缩影。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在号称“工业母机”的机床产业，却依然难言自主。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一五”期间，由一机部二局（机床局）直辖统御，中国构建起由18家重点国企（“十八罗汉”）、8家科研院所（“七院一所”）组成的机床工业体系。

“十八罗汉”，一度代表着中国机床行业技术和规模的最高水平。新中国第一台车床（沈一机）、第一台卧式铣镗床（沈二机）、第一台数控龙门铣（齐二机）、第一台三座标数控龙门移动式铣床（北一机）; 全都是“十八罗汉”们的杰作。

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中国开始大量引进日、德、美的数控技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济一机与日本山崎马扎克率先合作，开创了机床业国际合作的先河。之后，沈二机与德国沙尔曼、齐一机与德国瓦德里希·济根等纷纷合作.

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让“十八罗汉”一度功力暴涨，但这种学习和进步却没能持续。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幅降低关税，进口机床纷纷涌入国内，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十八罗汉”经不起市场冲击，不是改革转制，就是破产重组；“七院一所”也转型为企业，各谋生路。

2001年以后，机床业迎来“黄金十年”，行业总产值暴涨10倍，但大部分“罗汉”已毫无存在感，只有沈机、大机（大连机床）、济二机（济南第二机床厂）等几家企业抓住机遇，走上新一轮快速发展的道路。

2008年，沈机、大机在世界机床企业产值排名TOP 10中，分别位列第8、第10。济二机成了“世界三大数控冲压装备制造商”之一，让中国大型汽车冲压产线，闯入了美国福特、日产北美、法国标致雪铁龙的制造车间。

但当中国市场告别井喷式增长，重新回到增量有限且全球企业激烈竞争的常态，中国机床业的各种短板再度暴露无遗，曾经快速发展的几家领军企业，转眼成为衰落最快的反面典型，并在最近两年集体进入告别演出时代。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规模以上机床企业15.1%亏损；2020年上半年，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到24.1%。中国机床业曾经的“四大天王”，老大（沈机）、老二（大机）破产重整，老三（秦川机床）亏得披星戴帽。

在最新的全球机床企业排行榜上，山崎马扎克（日）、通快（德）、德玛吉森精机（德日合资）等老牌企业重新回到前列。而在全球TOP 10中，日、德各占据4席、美国占据2席，中国无一上榜。

与之对应的是，中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不到10%，90%以上靠进口。

作为全球机床第一大生产国、第一大消费国，中国机床业，怎么落到这般田地？

首先是技术的落后。而技术落后，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技术研发路线的摇摆，国外企业对技术的长期封锁与压制。和汽车等行业一样，中国机床也曾试图走出一条市场换技术的研发之路，并且有过内外合作的甜蜜期，但最终，都失败于国外的技术封锁。

而当中国机床业决心自主研发时，却往往已为时过晚，或者因为总是落后于人，而处处挨打。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1996年，沈机耗资上亿元，引入美国桥堡的数控技术，但外方只发来一个源代码数据包，却不告知核心技术原理及使用原理，由此开发的数控机床成了废品。

1999年，大连光洋进口日本机床时，日方强加了一串“霸王条款”：装机地点、用途要限定；擅自挪动机床，会被自动锁死，机床直接变废铁。

2005年，沈机买下德国希斯，以为技术到手。没想到，德国法律规定，“本土知识不得外移”；五轴以上机床技术更对中国禁运。2007年，沈机打算用6000万欧元，买下一套数控系统源代码，但专家一论证，解读要5年，产业化再5年，技术都过时了。

技术引进与合作走不通，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只剩下自主研发一条路。

然而，这条路也不顺畅：凡是中国不能自主制造的，国外品牌便高价出售或禁售；凡是中国实现自主突破的，国外企业立刻低价倾销，让中国企业巨额的研发费用打水漂。

由此，中国机床业掉入“中低端陷阱”。

一方面，大量中小民营机床企业，聚集在山东滕州（中国中小机床之都）、浙江玉环（中国经济型数控车床之都）等地，陷入低端混战。另一方面，企图打破国外垄断的大型企业，投入巨资研发成功后，产生不了利润，陷入越创新、越破产的困局。

比如，沈阳机床快速发展的几年，销量大增的背后，利润却没多少。数据显示，沈机一台卖35万的机床，仅是购买德国西门子、日本发那科的数控系统就要花28万，如果再加上后续的系统维护、升级费用，沈阳机床基本无利可图。

核心技术缺失、国外企业打压是外因，“十八罗汉”们的失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身发展战略、经营管理，经营体制未能匹配市场竞争的要求，甚至与产业规律背道而驰。这也进一步令其研发与经营状况雪上加霜。

机床业是高技术门槛、强调专业分工，而且需要长期积累的典型，日本发那科、德国西门子等企业都是长期集中力量，聚焦做单一领域的冠军。而中国机床企业，但凡有了一定的成绩，就会走上贪大求快的道路，沈机、大机都是因此走入“万劫不复”的艰难处境。

比如，沈阳机床曾砸出10多亿打造出世界上第一款智能化、互联化数控系统——i5，并在i5推出后推出i5数控机床。

时任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甚至提出要把i5锻造成机床业的“苹果”，颠覆机床业商业模式的宏图，但最终却被证明是步子迈太大：到2016年年初，i5已获得10000台超级订单，但当年沈阳机床却巨亏14亿元。

导致巨亏的原因集中于两点：一方面，为了快速占领市场，沈机定下以租代售的策略，结果导致入不敷出；另一方面，沈机还长期短债长投搞研发与扩张。仅2017年，沈机实施了92.51亿债转股，依然难解现金流枯竭和债务暴雷。

而完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连机床，则不但打着“像造汽车一样造机床”的口号，大干快上，还造假骗贷融资，最终捅出数百亿债务窟窿。

2013年，在国家科学大会上，兵器工业旗下的武重集团，凭借七轴五联动重型机床，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部最大加工直径8.5米、承重160吨、定位精度0.025毫米的国之重器，历时10年打造，能将巨型螺旋桨的声响，控制得与安静大洋的背景噪音不相上下。

这重大破局，除了武重不计成本的投入，还有华中数控、大连光洋等校企、民企的创造。

华中数控，1994年一成立，就发誓要攻克当时最先进的五轴联动数控系统。如今，华数不但激活了武重的战略重器，更在军工、航天、汽车、造船等高端制造领域大显身手，还打造出全球第一款AI数控系统。

大连光洋，则是民企中的大国重器。20多年来，通过“破产式”研发，从软件干到硬件，钻透了数控系统、关键零件、机床整机的全产业链，核心技术自主率达到不可思议的95%，让很多业内人士都感觉不可思议。

但即便这些优秀的企业，依然面对很多棘手的问题，比如资金问题。

2012年-2019年，华中数控扣非净利润全是负数，净利润靠政府补贴撑门面，股民还曾因此高喊要前董事长陈吉红下台。大连光洋还未上市，但从其旗下拟登陆科创板的科德数控可知，其经营现金流三年为负，存货、应收账款高企，资金压力巨大。

有人因此大声疾呼，国家应该赶紧救救机床业，毕竟，这是一个制造大国输不起的领域。

实际上，中国的扶持政策也接连不断。

1999年，国家对数控机床增值税实施先征后返，历时10年之久。

2009年，科技部、工信部启动“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重大专项。

2019年11月18日，财政部背景、注册资本1472亿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成立。这个“制造业大基金”，将以更市场化的强力方式，助力制造业关键突破，并立即调研了华中数控、敏嘉制造等机床企业。

相比政策，业内人士最期盼的是，要给中国机床企业更多的市场机会。也就是说，除了资金扶持的输血，更要给中国机床业加速造血的机会和环境。

中国高端数控机床在重点领域大都已能自主，但长期沉淀的品牌形象和观念，依然让中国自主的高端数控机床被排除在某些市场之外，包括本土企业，也都更倾向购买外资产品。

连武重、华数这样的企业，都坦言“给钱不如给市场”，呼吁能多给中国机床企业“上牌桌”的机会。因为如果产品做出来没有市场，便很快不能再有产品出来了。

总的来说，业内普遍的共识是，中国机床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拯救”。一些专家学者，也为加强机床业的发展开出了“药方”，核心包括：

第一、加速高端数控机床的国产化替代。在战略新兴产业、国家重点项目中，可以明确规定：优先采购国产高端机床；在市场环境下，运用市场化补贴，鼓励制造企业优先选用国产高端机床，让那些有创新、能突破的机床尽快脱困，形成利润正循环。

第二、用投资方式，打造小而精、世界级的全产业链集群。机床业缺钱、缺人、缺技术，但科创板和“制造业大基金”的设立，为破解困境提供了绝佳方案：先通过“制造业大基金”，精选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机床细分冠军；再通过科创板上市的财富效应，聚集高级技术、高端人才，打造出中国机床业小而精的全产业链集群。

第三、用关键突破手段，提升中国制造的整体水平。一些关键痛点，看上去是机床业不争气，实际上是制造业的整体性短板。像轴承、螺钉不耐磨，背后是冶金技术不过关；数控系统不好用，背后是软件算法不精深；高端机床的专用芯片，国产的集成低、功耗大、价格贵，完全是半导体行业的锅……破解机床业的关键痛点，需要中国制造整体能力的一次涅槃重生。

如此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中国机床业或能迎来转机。

整个华为公司，有两个人的地位远超其他人，那就是任正非和孙亚芳，所有人都要毕恭毕敬尊称他们为“总”，再没有第三个人有这样的名望和待遇。

就连任正非本人也非常尊重和敬佩孙亚芳，常常不吝啬地夸赞她。

华为不缺人才，但能与任正非平起平坐的，只有孙亚芳，这是为什么？孙亚芳被人们称呼为“华为花木兰”、华为的“救命恩人”，华为“女皇”她为什么能在华为有这样高的地位？她和任正非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使她被称为任正非“背后的女人”。

今天我们走进华为女掌门人孙亚芳的故事。

三年跳槽两次，为任正非扔掉北京的铁饭碗工作，南下深圳，加入华为

故事要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开始说起。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出生于1944年，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大学的前身）毕业后，他紧接着就开启了部队生涯。

在部队一待就是14年。14年后，他从部队转业，辗转来到了深圳工作。

在深圳，任正非就职于当时深圳最好的企业——深圳南油企业。

当时，任正非的妻子也就职于这家公司，并且担任高管的工作。

这种特殊的关系导致公司里其他同事起了流言，流言蜚语让任正非喘不过气来。而且当时的企业，实行的都是旧式管理制度，很容易就变成领导一刀切、脱离群众、找关系才能办事。

后来，由于一次失误，任正非导致公司亏损了200万元，这也导致他被公司炒了鱿鱼。

不久后，任正非和妻子离了婚。

1987年，任正非在朋友的提议下开始卖交换机。

令人意外的是，交换机的销量非常好，于是华为公司诞生了。

诞生之初，华为只有一个小小的简易出租房和2.1万的注册资本，更没有管理、没有技术。

小小的公司靠着从香港买交换机，提高一些价格拿到深圳售卖，差价就是所有的利润。

慢慢地，任正非不满足于这样的“倒腾”了，他意识到香港市场上的交换机大部分都是贴牌生产的，质量和品牌良莠不齐，没有办法保证用户手里拿到的交换机保质。而且当时，大量欧美的品牌出口中国市场，外国企业的技术好价格低，中国的通信市场已经完全被欧美厂商占领。

所以，任正非决定，必须自己搞研发。

再来看看孙亚芳这边。

那时，她在首都北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正就职于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

孙亚芳1955年出生，本科就读于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属于当时“八所国防工业院校”之一。

孙亚芳的同学说：“上大学时，孙亚芳是一个很活跃的女孩，很受同学们欢迎，经常组织班级集体活动，她是牵头者之一。”“孙亚芳成绩也不错，在全班90人里排在前十位，还是学习代表。”

1982年，孙亚芳毕业了。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孙亚芳按分配来到一家国营无线电厂，担任技术员职务。因为在无线电厂的表现特别好，第二年孙亚芳就被调到电波传播研究所做老师了。

两年后，她又升到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工作，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短短3年，孙亚芳完成了三次跃迁，获得了扎根北京的机会，得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工作，做着受人尊敬的工作。

但是，孙亚芳并没有就此止步。

1989年在弱小的华为危难之时，还在研究所工作的孙亚芳为华为筹得“天使”贷款，帮华为度过死活难关。

1992年，任正非带着自己刚刚起步，还没步入正轨的小公司，找到孙亚芳。

任正非看出来孙亚芳是个人才，执行力强、技术也过硬，问她想不想一起创业。没想到，一个敢问，一个敢答。

孙亚芳也看中了任正非的思路和华为的运行模式，此时创业，重点就在搞自己的技术，搞自己的研发。要让庞大的中国的通信市场，出现咱们民营企业的身影。

于是，孙亚芳和任正非一拍即合。

孙亚芳当年就扔掉了北京的铁饭碗工作，辞职后，全心全力加入华为，开始了全新的挑战。三次跃迁，一次辞职，不一样的选择决定了孙亚芳注定是一个与常人不同的人。

帮助华为度过难关，英明决策力挽狂澜，在公司站稳脚跟

1992年，37岁的孙亚芳辞职加入华为，她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是技术，还有更多无法用金钱和语言衡量的价值。

有人说，“加入华为的孙亚芳究竟是独具慧眼，还是江湖义气，我们不得而知，但不能否认，多次为华为带来‘救命粮’为日后孙亚芳在华为的威信与职位添加了砝码。

强大的运筹帷幄的才能，让孙亚芳屡次在危难之时力挽狂澜。

1992年，华为现金流出现严峻问题，员工几个月没发工资，士气降低。

此时任正非筹得了一笔50万的货款，华为几乎死而复生。

任正非，包括公司所有领导层的职工，都在纠结这笔钱的用处：应该先付给供应商，否则供应不足；还是应该先投入生产，保证生产链正常运转？

正在任正非迟迟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孙亚芳站了出来点头抉择：先发放员工的工资再说！

这一举动，让华为士气晋升。

当员工们收到工资，士气大涨的华为，不仅风气更正，研发进展也有了新的突破，其他的一系列问题也被一各个击破，华为成功走出了困境。

这次发工资的事情，让任正非暗暗对这个看似文弱的女人，产生了敬佩感。

也让所有的华为员工都对孙亚芳心悦诚服。

“小胜靠智，大胜在德”，这是孙亚芳在一次内部的干部会议闭幕式上提到的，也是她十几年如一日始终坚信的。

1999年，任正非指定孙亚芳为华为董事长，从此华为正式开始了“孙亚芳时代”，在中国市场从默默无闻发展到几乎所向披靡。

2003年左右，华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全球的TI产业陷入危机，华为开始收益下跌，公司上下都很焦虑和担忧。

屋漏偏逢连夜雨，美国思科电子公司忽然指控华为盗用他们的部分源代码，不仅要求赔偿大量金额，而且控告华为必须立刻将产品退出市场。

思科公司的副总裁从美国远道而来，亲自落实和谈判。

其实，思科的目的就是“将华为一军”，他们在故意出巨资栽赃和抹黑华为。

任正非为这些事情忙得焦头烂额，甚至一度快要患上抑郁症。

孙亚芳提出建设性建议，面对思科的栽赃，只能采取迂回战术：

首先，孙亚芳带领华为和思科的对头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其次，孙亚芳又找到一批最优秀的律师，带他们参观华为的工厂，律师们亲眼目睹了华为雄厚的科研力，被彻底折服，大家都认为“华为有自己优秀的研发团队，所以大可不必盗用思科”；

最后，华为趁热打铁，利用舆论为自己壮大声望，打出民族企业的感情牌，告思科垄断。

就这样，思科终于挺不住了，一年多后，思科公司主动找华为希望私下解决，面对思科的求和，华为大度和解。

在这次反垄断的战役中，孙亚芳可谓是功不可没，她不仅积极地出谋划策，而且表现出了极强的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同时，她还用自己过人的英语能力和高情商，帮助华为公司获得了美国媒体的支持和鼓励，让华为在国内外的舆论战中都取得了胜利。

接过华为权杖，搭建了“狼性”市场营销体系，助力华为脱变腾飞

孙亚芳对华为的贡献，永远也讲不完，她自己除了有一次短暂的婚姻，再也没有过感情经历，一心扑在华为。

任正非曾说：“维持现状就是落后，满足现状就是等死。”

这一点，孙亚芳应该比任正非更有感触，更有危机感，可以说她才是推动华为“狼性文化”的那个人。

1996年，华为自主研发的数字交换机得到了消费者群体的认可，订单量突飞猛进，收益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公司内部却发生了一些问题，员工的收入多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不高了，开始满足于现状，消极怠工。

孙亚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提出在公司内部搞改革，但是改革涉及大部分员工的利益，改革阻力重重。

没办法,孙亚芳只能大刀阔斧，她带领市场部7000多个员工掀起了一场“先辞职、再竞岗”的浪潮。

他们是这样做的：向公司同时递交辞职报告和述职报告，辞职后重新公平竞争再上岗，在这场变革后，华为精简了队伍，提高了团队人员的效率。

从那以后，华为从“公关型企业”转变为了向“狼型企业”，留下的管理层和基层员工无一例外不是实干型、作为型。

成为了“狼性企业”后，孙亚芳做的第一件事是通过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组织IBM，为华为量身定制了一套专属的人才管理体系。

通过孙亚芳的管理和调整，这套人才管理体系逐渐演变为华为独特的“选、育、用、留”四个模块，也就是华为“狼性文化”中强调的，敏锐的嗅觉、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群体奋斗。

华为市场部员工在外跑业务，非常有耐心，甚至可以等客户一周。

往往，一大早不到开工时间，华为员工就先在客户的办公室门口等着了。

如果客户来上班就及时开始谈业务，如果客户要开早会，华为员工就继续在会议室门口等着，常常开了一早上会后，客户要去吃饭，华为员工也没有怨言，继续在办公室门口等；

等到下午客户来办公室发现华为员工还在等自己，这样的情况如果客户不接待华为员工，自己都会觉得过意不去。就是这样的精神，让华为的订单量越来越多，市场占有率大大提升。

在孙亚芳看来，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使命感。

她说：“什么叫使命感？要真正拿心去做，才是有使命感，心中装着客户才叫有使命感。”

2018年，孙亚芳离开了华为的一线工作，可她的一言一行仍会影响到华为的决策和发展方向，这就是一个精神领袖的魅力。

在各大财产榜单上，孙亚芳不仅是经久不衰的常客，并且屡次位居中国女性商界精英第一人。

2016年的《财富》全球50大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中，孙亚芳名列第38位。《财产》杂志公布“2017年全球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排行榜”，孙亚芳位居第7。2018年，福布斯中国最杰出商界女性100强排行榜中，孙亚芳更是位列榜首。

她的低调奥秘，她的细腻温柔，她的果敢刚毅，注定塑造一生的传奇。

11月20日，塔木德与深铁置业联合举办了一场深铁阅山境品质金街示范区盛大开放暨资产配置高峰论坛，特邀深圳市汇诚行商业资产运营管理机构董事长王德平先生、深圳市烹饪协会监事长李晓林先生、全球城市与地产研究会理事、犹太文化资深专家王月华先生三位行业领袖，以“创变湾区，进阶资产”为主题，为深圳资产投资打开一扇新大门。

现场人山人海，不仅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塔木德精英粉丝，还有很多因为品质金街示范区开放而被吸引而来的城市精英。

对于资产投资来说，选对投资品类，就会让人生上台阶。

以往住宅底商价格往往是住宅的五六倍，很多人买了后悔了。现在很多住宅底商的价格接近住宅价格，其空间层高5米多，比约3米层高的住宅有很多空间优势。根据商业顶级专家实践研究，底商的价格是住宅的2—3倍比较合理。这样资产进阶形成，投资的机会点就有了。

那么，何谓进阶资产？就是一种能让投资者提升人生质量的资产，有的资产让财富爆发，有的资产能成就精彩人生！！！

而深铁阅山境品质金街就是给深圳商业地产市场带来的一种新气象，一种新进阶资产。

1 ．高科技产业铸就了高价值资产

“高科技产业铸就了高价值资产。”

全球城市与地产研究会理事—王月华

王月华，以色列中华商会副会长，人文产经学者，全球城市与地产研究会理事。

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就是，当高科技产业聚集，势必就会汇集很多高科技人员，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高科技人员都是高薪群体，他们就需要就近的高价值、高品质消费，如购置房产、消费、休闲、娱乐等。

背后的产业支撑，就意味着这里的物业资产就会具有价值投资的属性。当科技知识的增加价值，累积到永远存在的土地上，自然这个地方的价值也会水涨船高。

正如股神巴菲特所言：价值投资才是投资中的王道。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有高科技产业支撑的地方，就会聚集起庞大的消费人群，这里的物业资产就具有长期稳定的发展前景，是典型的进阶资产。

像深铁阅山境这样的商业资产，就具有强烈进阶资产属性，值得投资，因为背后有高科技产业支撑。

深铁阅山境品质金街，地处南山大学城，是深圳科创中轴核芯节点，有留仙洞总部基地、南山智园等聚集了众多高科技产业，不仅汇聚了大量的高科技人员，也聚集了大学城大量高智高知人群，当源源不断的知识财富无限的叠加在有限的土地上，像深铁阅山境这样的商铺资产，必然会是水涨船高，前景可期。

2．小面积餐饮商业

将会是中国餐饮业发展的未来

“小面积餐饮商业将会是中国餐饮业发展的未来。”

深圳市烹饪协会监事长李晓林 从事餐饮经营、管理、策划行业30余年。早年在香港开设茶餐厅、海鲜酒楼、云南菜馆，是最早将云南米线引入香港的餐饮经营者。15年前进入深圳经营餐饮业、食材供应链。是深圳市烹饪协会的创会者之一，在深圳广电集团官方刋物《深圳电视周报》撰写美食类专栏连续4年，担任两届深圳市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 秘书长。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餐饮收入达到4.6万亿元，分析得出这其中有36.9%的收入，是由100平米以下的餐饮商铺贡献出来的。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刚需，比如衣食住行，对一个社区而言，也有其刚需。比如，在深圳这样人口密度大的国际大都会，每个社区的刚需就有餐饮、小型菜市场、便利店、药店等等，毕竟人是要住在这里生活的。而餐饮是每个社区最大的刚需，因为每个人都是要吃饭的。

尤其是，对于一个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深圳，餐饮消费潜力巨大，近几年更是成为中国餐饮业发展的一面旗帜。

一方面，深圳餐饮业收入从2015年的236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760亿，一个城市的餐饮收入堪比中国内地一个省，每年餐饮消费持续爆发性增长；另一方面，深圳餐饮业的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准，很多餐饮品牌从深圳临街店铺、社区店铺起家，发展成为中国知名餐饮品牌，引领行业发展新模式，比如，像奈雪的茶、探鱼、乐凯撒披萨等。

就拿深铁阅山境来说，临街商铺的主力建面约30-65㎡，且带燃气，非常适合做餐饮铺，无论是餐饮创业，还是资产投资，都是非常好的进阶资产。

一方面这种小面积商铺，不仅易出租转售，又易增值保值，还非常适合餐饮创业品牌的经营发展，一家两口就从这里起家；另一方面，小面积商铺每平米租金，比普通大商铺租金更高，再加上约5.1米层高，实用性很高，它的进阶价值也会更高。

3．商铺与住宅价值持平

深圳商铺投资窗口期已现

“深圳商铺投资窗口期已现。”

中国商业资产运营顶级专家—王德平

中国商业资产运营顶级专家 王德平 管理学博士、经济学硕士，深圳第一家新三板上市的商业资产运营管理公司董事长，拥有22年地产从业经验，于2010年3月创立深圳市汇诚行商业资产运营管理机构，目前已成为深圳及华南区佼佼者。

根据过去多年商铺投资的经验，一般商铺价格是住宅价格的两到三倍，是比较合理的，香港核心区域的商铺，每平方米价值可达700多万，有的甚至价值1000多万，是住宅的几倍。但现在深圳出现了一种商铺和住宅的价格相差不多的情况，这就意味着深圳商铺投资的窗口期，商铺资产的进阶价值开始凸显出来了。

因此，在住宅限购、限贷的深圳，未来物业投资资金很可能将会重点流向商铺物业。

那么，如何挑选有潜力的商铺、进阶资产呢？

有三个关键点：第一看地段；第二看产品；第三看附加值。因为地段决定了一个地方的人流和消费力，当选择了好地段之后，选择社区商业产品是优质稳定的物业投资，经营有保障，不愁租不出去，而餐饮商铺是附加值极高的物业，是任何商业项目的人流必经之地，而且也是未来经营发展趋势，能满足餐饮功能的商铺基本所有业态都能够满足，一铺多用。

其中，深铁阅山境品质金街就是很典型的潜力商铺，进阶资产。

项目地处深圳城市核心地段的大学城片区，高智高知人群聚居于此，就决定了这个地方拥有巨大人流和消费力。同时，项目又是典型社区商业产品，经营社区的刚需消费品，自营或出租投资都有保障。再加上项目是以小面积为主的品质金街，从产品特点和街区形象来看，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大学城片区的餐饮美食街。

最关键的是，这里的商铺价值基本与住宅价值相当，其商业资产极具进阶价值。

4．“铂金”街区，实现进阶人生

深铁阅山境品质金街，构筑了未来商业场景，在建筑质感、创意发挥、以及商业理念运用等方面，都有着超前探索。铺外布置延展，类似欧洲街区，构建了面向未来的复合型开放式生态体验场景，商业街区不仅成为品质住区的刚需，也与大学城有机连体，这些高智高知人群们一杯咖啡，若有所思，懒洋洋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满足人们生活休闲社交需求。实乃高级的“铂金”街区。

亮点一：双学府金铺，强劲教育消费磁场

作为大学城片区一代人居范本，深铁阅山境的品质街区，也是名副其实的双学府金铺。项目自带有幼儿园，配建有深大外国语中学，也临近南科大第二实验学校，拥有3000+师生的稳定人群消费。学生人群消费习惯及消费偏好非常明确，经常去文具店、小吃店等，再叠加上如今家庭消费力的上升，近学校商铺优势不言而喻。

数据显示2020年孩子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达到32%，一线城市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不少家庭一年支出数万甚至数十万元。因此阅山境双学府商铺，投资价值值得期待。（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

亮点二：开放式的餐饮铺，人流必经之地

深铁阅山境的品质街区，不仅在设计之初便规划大部分商铺可做餐饮，还采用开放式的街区形式，充分利⽤户内户外空间，空间灵动，是极具性价比的餐饮铺。

餐饮商铺是极具附加值的物业，是未来经营发展趋势，能满足餐饮功能的商铺基本所有业态都能够满足，一铺多用，不仅可以自用，将来转手也更加灵活。

深铁阅山境品质街区将会成为大学城片区的主题餐饮街区。虽然现在互联网外卖风行，但线下社区商业带来的高效、高频以及特有的亲身体验感，是电商无法替代的。深铁阅山境的开放式街区，提供了一个品质生活场景体验，一杯咖啡，一碟美食，能惬意的享受一下午。

亮点三：高智高知人群聚居的社区铺，稳定高消费客流

客流是影响商铺经营的重要因素，社区商业做的是365天的生意，社区人流是商铺不可多得的优势。深铁阅山境商铺，立足于高知人群汇聚的南山大学城片区，自身规划1623户高净值业主，还辐射周边朗麓家园、塘朗城等高阶社区，周边汇聚约17000户精英家庭，辐射约5万名消费群体（按每户3人计算），将为居者带来更加美好的商业体验。

亮点四：高颜值的品质铺，人文艺术街区

这是一个“看颜值”的时代，对于时尚精致的品质金街也同样不例外，对标城市臻品，打造出“高颜值、高品质”的人文艺术街区。其中，外立面采用了铝板的材质，裙楼采⽤了米黄色的干挂石材，以灰色和香槟色的金属做点缀；就连商铺门面约一米的招牌高度、约12米宽的商业前广场都特意与外立面形成⼀体。不仅极具品质感和空间感，也是极具国际美学的人文艺术街区。

人文艺术街区是备受世界精英喜欢的消费场所。比如，在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欧美，极具特色的人文艺术街区往往是他们享受生活和圈层社交的聚集地，一杯饮料一本书，静静享受一整天，三五好友，几杯咖啡能聊到天亮。对于走向全球标杆城市的深圳来说，像深铁阅山境这一种人文艺术街区的高品质生活消费方式，将是未来城市消费的大势所趋。

亮点五：极具性价比的钱景铺，层高约5.1米，产权70年

作为大学城片区稀缺的开放式街区，品质金街拥有70年产权，同时，铺面拥有约5.1米的层高、约90%的超⾼使用率。

一方面深铁阅山境这种临街商铺，可以根据不同需求灵动经营，宽阔前广场空间还可以实现更多的体验性消费，往往商铺租金比更高；另一方面，70年产权的临街商铺，也比普通商铺多30年产权，即使不考虑租金涨幅，未来也能多出30年的收租时间。

本次品质金街的盛大开放，是对大学城片区商业街未来繁华的一次预演，深铁阅山境将整合时尚精品、娱乐休闲、特色餐饮等元素为一体，打造繁华的、特色的人文艺术街区，为大学城片区构建一个休闲娱乐开放地，丰富片区内高智高知人群的消费生活。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是误传。误传含有善意的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鼓励自己。

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以后“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这是在我国普遍自信比较低的时代诞生的一个迷思。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

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两百年前的中国是否达到西方科学两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国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百年，人类才认识到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

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展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作为例子，而中国人还称之为“奇技淫巧”。

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而科技对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

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教学的模式和内容。迄今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科学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有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

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当然，李景钧在北大写书的内容仍为西方科学成果。

1949年以前中国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她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省身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尚不敢确定，以后应该会出现。

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

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

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战就开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之一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不敢做官发财，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与民国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带动中国科学。曾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

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误认为有农民背景，而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

2015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卫生部为行政主管，协调全国多个单位。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如果说主要是这十几年，也有一定的道理。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可以算100多年，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只有十几年。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50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此路不通。

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环境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

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的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子弟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面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

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有幼稚的观点，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增加并非无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

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

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

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研究方面突出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

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

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是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

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她的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

而二战之后，特别是50年代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其中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还与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的机构。

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而商业模式变化包括把一个商业渠道改成另外一个商业渠道，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有时增加、有时不增加总量。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

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