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5 企业难创…

近年来,创新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五中全会更是将“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如今,“创新”一词高频出现于各类语言环境之中,但我们真的理解它吗?到底什么才是创新?什么才算创新?谁在引领创新?创新怎么就这么难?围绕这些议题,凤凰网财经策划发起了一场《创新圆桌对话》。近期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在多个平台发表了《硅谷的创新文化对提高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启示》的演讲,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先生去年写了《问道创新》这本书;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教授多年研究企业家精神与创新这一课题;

为此凤凰网特邀南科大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刘科院士做主持人,与企业家中的思想家宋志平先生及经济学家中的思想家张维迎教授展开了一场思想碰撞的对话。

能赚钱的创新就是好创新

以企业的视角,结合实例说明企业创新的确有道可循。

在对话中,宋志平指出:创新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有一定模式可循。包含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其中技术创新是核心。宋志平认为能赚钱的创新就是好创新,能赚钱的技术就是好技术。但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是不是只有高科技才是创新,中低科技就不是创新。

“在美国,高科技创新对国民经济总值的贡献只有1/4,3/4的社会贡献来源于中科技、低科技的创新。我做过五年国药的董事长,一个新药的研发,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大概需要10亿美金的投入和10年的研发时间。最近国药的同志告诉我说:10亿美金现在已经不行了,平均研发成本已经到26亿美金了。这么高的研发成本,是一般企业所承担不起的。比如华为,去年科研投入是1300亿元。高科技一般都需要长时间和高成本的投入,现在大家一股脑全去搞这个高科技真的好吗?”

没有一个企业家群体在那折腾,就不可能有创新

张维迎从事经济学研究多年,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也是国内第一个系统地把西方企业里包括博弈论、契约理论引入到中国的学者。张维迎关注研究创新学多年,曾发表出版多篇关于创新的论文与专著,多次呼吁中国需要创新型企业家。

张维迎在对话中表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最终是要落实到商业上的价值。创新最后的受益者都是消费者,只有让普通人感受到创新带来的价值,才是成功的创新。 如果没有一个企业家群体在那折腾,就不可能有创新。”但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具备创新能力。

“企业家有两类,一类叫套利型企业家,一类叫创新型企业家。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0多年前,企业家主要还是以套利型为主。甚至现在,套利型企业家也不少。但随着经济发展,套利空间收缩非常快。2005年美国制造业劳动成本是中国的22倍,2010年变成10倍了,到2015年只有5倍了。这就使得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出别人还没做出的东西。 所以接下来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要靠创新型企业家,但是这个创新型企业家本身面临的挑战很大。套利可以短平快,一开始就赚钱。但创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赚钱的,只有过了一个点,才会开始赚钱。这就需要企业家们看得很长远,如果你只考虑眼前的事,谁会去创新?”

企业创新为什么就这么难?

谈到创知,创新,创业的定义,刘科认为创知是产生知识,创知的成果一旦发表就成为人类共有的知识,无知识产权;创新就是把知识转化为有市场价值的技术,这个阶段,知识产权保护,至关重要;而创业是把技术转化成产品和财富的过程。人类是在积累财富以后再投入创知、创新,创业;人类社会就是在创知、创新、创业三个方面循环向上发展的。

刘科院士此前曾在世界级三大跨国企业任职多年,后应南科大邀请,担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

在对话中,刘科还谈到中国在创新过程中亟需关注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要发展高科技,一提传统产业就没人愿意去干。地方政府都在搞什么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医药,云计算,量子等时髦的概念,但目前这些时髦产业真正的产值有多少呢?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呢?那怎么用这些高科技去改造占GDP绝大多数比例的传统产业呢?用高科技改造过的传统企业还能叫传统产业吗?全国各地都去追求一些时髦的概念,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要去关注的问题。”

作为这次创新圆桌对话的主持人,刘科抛出了一个疑问:“创知的主体是科学家,而能把政,产,学,研整合在一起的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企业家;中国企业家是世界最聪明和勤奋的群体、为什么至今我们的创新创业还没走到世界最前列?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勤奋的民族之一;我们占了全人类人口的约1/4,按统计概率,全球1/4左右的重大创新发明应该是我们产生的,但为什么我们目前尚未做到?”

对于这个疑问,宋志平表示: “我们需要思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培养,到底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是有创新意识的人,还是循规蹈矩的人呢?我们家长对孩子的要求缺了一个东西,就是平等。我们会问孩子他们在班上排第几名,而美国人会问孩子最近在学什么新的东西。去年我去了趟以色列,以色列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会问孩子最近给老师提了几个问题、有没有难倒老师。就是向孩子提问这么一个小事情,反映出了我们思考问题出发点的差异。”

要想有创新,文化上就得有这种平等、开放的、让孩子们能够提问题的氛围。 “如果我们从小就不让孩子提问,不让他们去胡思乱想,只知道让他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把书背透,反复巩固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思考一些突发奇想、天方夜谭的东西,就妨碍了创新的文化和意识。”

张维迎指出创新离不开良好的环境。每一种创新,它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给被它替代的企业、职业带来伤害。好处被大部分人享受,破坏性由少数人承担。张维迎引用技术史专家史密斯曾说过的一段话:“每一个创新都身在一个很不友好的环境当中,朋友很少,敌人很多。好多的创新在这当中都会被毁灭掉。”

“我们常说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还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因为英国当时给企业家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只要你能够做出生意上成功的事,别人都尊重你。创新需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体制”

01. 到底什么才是创新?

刘科:很高兴宋会长和维迎能在百忙之中,而且尤其是在疫情之中来到这里,进行这样一场对话。最近一段时间,“创新”成了社会热词。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人民日报也专门就创新发了社论,我看最近整个经济学家界,许小年、周其仁包括钱颖一等人都在谈创新的事儿。

很荣幸能得到凤凰网的支持,把两位请来。为什么要请二位来呢,一个是宋老师一年多前出了《问道创新》这本书,我也读了,里边有谈到很多关于创新的事。另外,维迎最近就“创新”发表过很多文章。我也在关注这个课题,作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的院长,肯定得研究创新。我认真地读了你们俩的东西,倒不是说恭维两位,我认为至少目前,在这个话题上,两位的研究可能是最全面的。

两位一个是经济学家中的思想家,一个是企业家中的思想家。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谈谈创新的事情。宋会长,你先开个场吧!

宋志平:刚才刘老师您讲的创新,现在是一个非常热的词汇。20年前,大家谈创新,可能那个时候还知道创新是什么。现在虽然谈论得多,但对创新的定义却并不是很清晰。我去年写《问道创新》这本书也是想厘清一些思路。书里边我也专门讲了熊彼特、德鲁克、克里斯坦森还有费尔普斯等等一些学者关于创新的经典观点。我个人认为,对于企业而言,创新不是一两个人的灵光乍现,也不是单凭兴趣就能做成的一个事情。创新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创新是有一定模式可循的。

我在企业做了很多年,很多人都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是怎么从当初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的。(编者注:宋志平曾同时担任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两家大型央企的董事长,而且通过改革,使两家企业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进入世界500强。)

其实关键在于两点。 第一,得益于国企改革,第二,得益于创新。当然我讲的创新包含制度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其中技术创新是核心。这里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创新有时会很盲目,当然也存在一定风险。如何才能引导大家进行正确的创新,让创新更加有目的性、更加有效,或者提高创新的质量,进行高质量创新,真正为企业创造效益,是我现在比较关心的事情。

我有时候跟他们讲, 其实能赚钱的创新就是好创新,能赚钱的技术就是好技术。因为企业是受利润硬约束的这么一个组织。 再好的创新、再好的技术,如果没有经济效益,企业很难做下去。这是我的一些基本观点。

刘科:非常好。为什么突然之间创新变得这么热,其实我的理解是这关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我记得周其仁也谈过这个。企业竞争力无非看两点,第一,我生产出的东西比你便宜,性价比比你高;第二,我干你不能干的事,这就是创新。现在北上广深这些城市,电价、土地价格、人力成本,包括中国的石油、煤炭、天然气、大豆、玉米、棉花等等原材料其实都比美国贵。像华为这种公司,都没法承受深圳的高房价,选择搬到东莞去,更何况其他公司呢。

所以企业靠第一条竞争力已经不可能了,中国改革开放前40年都靠低成本竞争优势,现在成本高了,再竞争靠什么?就靠创新,干别人不能干的事情。维迎,你一直研究企业家精神,也一直研究创新这个事情,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张维迎:是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本身就等同于创新。但我觉得他的观点稍微要做一些修正。我把企业家分为两类,一类叫套利型企业家,一类叫创新型企业家。当然这两类企业家在现实中无法绝对的分开。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0多年前,企业家主要还是以套利型为主。甚至现在,套利型企业家也不少。

套利就是我找到赚钱的机会。因为这个市场上缺的东西太多,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便宜的土地等等,我组织它就可以赚钱。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套利的空间尽管还有,但是它收缩的非常快。我们以劳动力为例,2005年美国制造业劳动成本是中国的22倍,2010年变成10倍了,到2015年只有5倍了。这个差距在大大的缩小。这就使得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出别人还没做出的东西。

对单个的企业来讲,这不是一个口号。如果成本起来了,你不能比别人好,你不能比别人有所不同的话,你就很难生存。所以接下来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要靠创新型企业家,但是这个创新型企业家本身面临的挑战很大。简单来讲,套利可以短平快,一开始就赚钱。宋总刚才讲得对的,任何成功的创新,一定意味着你能赚钱,如果不能赚钱了,你就是失败了。但这有个时间差。创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赚钱的,只有过了一个点,才会开始赚钱。这就需要企业家们看得很长远,如果你只考虑眼前的事,谁会去创新?所以你得去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让大家愿意看得远。

现实当中有些人,即使是在很容易赚钱的时候也愿意做那些很难的事,这是最了不起的人。但是对大部分企业家来讲,他们总是找最容易赚钱的方法。现在的创新,无论对单个企业的生存,还是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变成一个不能说说就行,而要真的行动起来的事情了。但这个行动的后果会怎样,我们也不知道,这就是创新的不确定性。

创新包含商业模式、管理模式还有硬技术的创新。中国前些年的创新很多是商业模式上的,因为商业模式的创新相对来讲门槛比较低,大家可以操作来操作去,未来可能进入到一个高技术或者叫硬技术领域的创新了,这个就是刚才你讲的,需要有远见的企业家。

张维迎:是的,我再强调一下,能推动人类真正进步的东西,最终还是要落实在技术层面。商业模式再怎么创新,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不要干什么都打着创新的旗号,只要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就叫创新。

02. 勤劳上进,创新为什么那么难?

南科大的口号是“创知、创新、创业”。后来我就对这三个词做了一个限定,我说大家在讨论创新的问题,我们先把定义搞清楚,什么叫创知?创知,创知英文叫create knowledge,产生知识,把这个过程写成文章,nature science一发表没有知识产权。创新这个词英文叫innovation,刚才你讲广义上今天和昨天做的不一样就是创新,狭义上是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我对创新的定义是把知识转化为技术的过程,turning knowledge to technology。创业就是把技术转化成产品和财富的过程,人类就是赚了钱以后再投入创知、创新,而人类社会就是在创知、创新、创业三个方面循环发展。所以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就是innovation这块儿。

我觉得在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群体比中国的企业家更勤奋。除了睡觉以外的时间都在工作。按道理,全世界1/4的创新应该由我们做出来的对吧。但为什么我们并没有做出来呢?至少目前的几次工业革命都不是我们引领的。就像刚才维迎讲的,你书里也提到过,马车再创新还是没法儿跟汽车比,汽车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的新发明,把马养得再好,马车搞得再漂亮也没用。

问对问题是成功的一半,那怎么才能把知识转化为技术,怎么才能提高中国的创新能力呢?我想听听宋总的观点。

宋志平:这又得说到熊彼特,因为他是提出创新的鼻祖。1912年,他出版了一本《经济发展理论》。其中就讲到刚才你说的,一辆马车到一万辆马车,它其实是“增长”,只有马车变成蒸汽机车才能叫“发展”。所以创新的本质其实就是发展。我们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我有时候给大家讲,凡是能写神话故事的民族,一定很聪明。像我们写的《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凭空想象出来不容易。我们是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民族,那为什么我们的创新反而落后了?我也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其实这和我们的教育有关系。

我们家长对孩子的要求缺了一个东西,就是平等。我们会问孩子他们在班上排第几名,而美国人会问孩子最近在学什么新的东西。去年我去了趟以色列,以色列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会问孩子最近给老师提了几个问题、有没有难倒老师。就是向孩子提问这么一个小事情,反映出了我们思考问题出发点的差异。我觉得要想有创新,文化上就得有这种平等、开放的、让孩子们能够提问题的氛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其实我和别人没有不同,我只是更有好奇心而已。”创新是一种改变,是无中生有,从零到一。它需要我们去质疑,去提问,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 但如果我们从小就不让孩子提问,不让他们去胡思乱想,只知道让他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把书背透,反复巩固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思考一些突发奇想、天方夜谭的东西,我觉得就妨碍了创新的文化和意识。

以色列为什么能被称为创业的国度呢?它地方那么小,人口只有850万,其中600万人口是犹太人。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家,2019年的人均GDP达到了4万美元。关键在于以色列有大量的初创公司。

以色列地方小,不适宜搞大企业。所以就把核心的技术和创业的公司结合在一起,然后去卖公司。这些初创的公司就变成了可交易的商品。这个国家真的是一个创新创业的国家,所以我就到那儿去研究他们。以色列人跟我们讲他们比较“胡茨巴”(编者注:希伯来语音译而来)。什么叫“胡茨巴”呢?我问了好多人,大概就是指不按常理出牌,喜欢胡思乱想,这是他们对自己的一种调侃。所以我就觉得以色列的文化里具备这种创新的意识。

费尔普斯写的《大繁荣》这本书里说过,创新其实和制度没什么关系,他认为创新主要来源于价值观。我可以回答刚才你讲的问题,我们民族很优秀,又聪明,学习能力又强,但为什么创新不够呢?我觉得是教育上的问题。 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培养,到底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是有创新意识的人,还是循规蹈矩的人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特别重视。

03.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

第一点是创新力creativity;有种理论说创新能力实际上是积累的知识乘以好奇心。中国的教育是,知识永远是随着教育的增长递增的,但好奇心可能是前期递增,到后期就被限制住了。确实,我们的应试教育可能无形中抑制了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这方面需要改进。另外您刚才讲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要发展高科技,一提传统产业就没人愿意去干。地方政府都是搞什么人工智能,什么新医药,大数据。那怎么用这些高科技去改造传统产业呢?用高科技改造过的传统企业还能叫传统产业吗?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一谈创新,可能只谈那几样东西,这样可能会有误导。其实我刚才提这个问题是源于当时听过维迎的一个演讲,这块儿我想你是权威了,我想听听你的解读。

创新和发明不一样,发明只要做出原来没有的东西,创新它一定是最终要落实到商业化,商业上的价值。从历史看,中国长期以来都重农抑商。 如果没有一个企业家群体在那折腾,就不可能有创新。创新不是从上到下叫喊出来的,是从下到上做出来的。企业家创新可能纯粹属于商业目的,也可能有些人完全出于好奇心。我们看看英国,英国在18世纪的时候,科学技术还不如法国。好多后来的发明一开始都是法国人做出来的,但是英国人把他们商业化了。甚至好多法国人因为跑到了英国才最终成功。所以英国这个体制是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体制,创新从一个点开始,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

创新是互相创造机会。举一个古老的例子,冶金行业有3500年的历史,但是在传统上,冶金的技术发展很慢,铁都很宝贵,更别说钢了,所以我们平时说砸锅卖铁,意思是我唯一剩下的宝贵的东西,或者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钢多宝贵,一刀,就那么一块刀,只能有一厘米提炼成钢。但是到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开始用焦炭炼铁代替了原来的木炭炼铁,钢的产量大大增加。产能增加之后能干什么?你不能老造刀具,老造镰刀,老造其它的手工用品,那就得有人去想这些问题。英国企业家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说,我们用铁来造桥,这是个新的建筑材料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二战之后发明了晶体管,晶体管是干什么的?有人说我们用晶体管计算机,好多人也在想有了晶体管以后,我那收音机是不是也能换一下?那个大的台式收音机,如果把电子管换成晶体管,不就能揣在兜里了吗。还有助听器,助听器刚开始也是用电子管,噪音很大,质量不好。我能不能把用晶体管来替代电子管?这样的话市场就出现了。创新最后的受益者都是消费者,只有让普通人感受到创新带来的价值,才是成功的创新。

我举中国的一个例子,1040年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这个技术一直被写在书本上的,没有被广泛应用。但是400年后,约翰内斯·古腾堡,一个德国人发明了西方活字印刷术,50年内这项印刷技术遍布欧洲各大城市。50年代印的书,超过在他发明之前所有书的总和。但是同样一个东西,到了伊斯兰世界就不行,又过了将近400年,伊斯兰才第一次开始使用印刷术。

每一种创新,它给消费者带来好处得同时,也会给被它替代的企业、职业带来伤害,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好处被大部分人享受,破坏性由少数人承担。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有这个规律。技术史专家史密斯讲过的,每一个创新都身在一个很不友好的环境当中,朋友很少,敌人很多。朋友不是少,其实也很多,但分布非常分散,没人愿意去发声。敌人都是雄纠纠气昂昂的要绝一死战的,好多的创新在这当中都会被毁灭掉。

我们常说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还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因为英国当时给企业家提供了更好的环境。不论你信仰什么,只要你能够做出生意上成功的事,别人都尊重你。所以当时英国大量的企业家都不信国教。法国可完全不一样。法国人为什么有创造力,因为你发明出新东西政府会给你奖励。但企业没法去做生意,因为企业被政府限制得死死的。当时法国纺织业就规定有三百几十套工序,你自己招个人都是违法的。

路易十四时期废除了南特赦令,一大批胡格诺教派的人全跑了,最优秀的一批人都跑了。光是跑到英国的就有八万人。瑞士的钟表业是怎么起来的?瑞士起初是没有钟表业的,因为法国人受到迫害了,他们就跑去瑞士,也把钟表业带到了那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创新是个人行为,但这种个人行为才能的发挥需要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使得有野心、有雄心,想赚钱或者做什么事的人,他都可以自由的去做。

04. 创新≠高科技

现在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强调创新的。我们第一不缺创新的意志,第二,我们也不缺创新的动力,甚至我们也不缺创新的钱。但是我们缺什么,我看宋总书里边写了,我们缺创新的人才。你的书里也提到,创新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我们现在是不是缺乏对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宋总您作为企业家中的思想家,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企业家精神里边,首先就是创新精神。先是有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等于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后面德鲁克又提出企业家精神是创新并创造了财富,他认为创新还得有一个良好的效果。我们不说熊彼特或者德鲁克谁对谁错,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1912年,工业革命早期,机会比较多,你只要敢冒险就可能成功。但到了1985年德鲁克写《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这本书的时候,工业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这个时候创新的成本已经很高了,如果你盲目冒险就可能失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初期机会遍地,企业家敢冒险就能够赚钱,但到了今天,如果企业家再把冒险放在第一位,就可能会失败。我觉得企业家精神是一步一步随着时代而变,所以我们今天一再提倡,要让大家进行有目的、理性、高质量的创新。我很赞成德鲁克先生的观点,他说其实冒险不是企业家的必然选项,企业家这个创新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机遇的行为,而且企业家的一大特征就是要屏蔽风险。

我在企业里做了40年,过去这40年里,我刚才讲,企业发展一个靠改革,一个靠创新。举个例子,碳纤维是个卡脖子的技术。它是可以用在航天航空上的一种新材料,既轻,又耐高温,强度又高。我们称它为材料里的一颗明珠。这种材料过去只有日本和美国能做,但是现在呢,中国建材把它做了出来。中国建材自主研制出了T700碳纤维、T800碳纤维和T1000碳纤维,并应用到了中国的航天航空领域。这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但就像维迎老师讲的,碳纤维到今天已经做了12年,前10年都是不赚钱的,这两年才开始赚钱。但是我们看得很长远,我们知道这个碳纤维虽然短期不赚钱,但从长远来讲,它会产生效益,因为它填补了国家的一个技术空白。所以我们前期的高投入并不是无目的的烧钱,而是有目的的创新。我们原来刚做碳纤维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个产品能够创造这么多的需求。现在碳纤维做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它能应用到很多领域。

比如我们还有一个产品,叫微光夜视仪,它是做什么的呢,在晚上有一点点光,人看不到的,但微光夜视仪可以把光放大。现在它这种功能还可以用于手机识别指纹、DNA测试等等,这种性能可以在商业中得到很多应用。所以,创新确确实实能产生很多商业财富。去年中国建材光新材料这块儿,就产生了100多亿元的利润。

一提到建材,大家想到的都是水泥、玻璃。我老讲水泥是好东西。铜有4000年历史,铁有2500年历史,水泥只有180年的历史。其实水泥的产生是因为一个错误。烧石灰的时候,石灰粘了好多泥土,工人们懒得去清理它,扔到炉子里烧,没想到把黏土中的硅酸盐和石灰石里的碳酸钙烧到一起,形成了含有硅酸钙的水泥这种新的物质。水泥有很多特殊的功能,比如流动性、去固化等。它可以做水坝、隧道,甚至油井、页岩气管道等等。比如港珠澳大桥,这样一个大桥,如果建造不用水泥,很难用其它的材料去造。中国水泥占全球产量的60%。假定没有水泥的话,我们改革开放可能不会发展得那么快。20年前大家对水泥印象不好,水泥厂又冒烟、又有粉尘等等污染物。但是通过20年的发展,水泥工业在工艺、装备方面不断创新。现在的水泥厂可以做到无人工厂,而且水泥生产过程中脱硫脱硝、双收尘,水泥工厂里边可以做到一尘不染,变成花园中的工厂、森林中的工厂、草原上的工厂。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进步可能并不是高科技,也可能不是颠覆性的创新,但我们在不断地做持续性的创新,使产品越来越好,让企业产生好的经济效益。

我个人认为技术创新也不见得都是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其实都是创新。事实上在美国,高科技创新对国民经济总值的贡献只有1/4,3/4的社会贡献是来源于中科技、低科技的创新。高科技一般都需要高投入,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做过五年国药的董事长,一个新药的研发,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大概需要10亿美金的投入和10年的研发时间。最近国药的同志告诉我说:10亿美金现在已经不行了,平均研发成本已经到26亿美金了。这么高的研发成本,是一般企业所承担不起的,只有像国家研究院、高校机构,包括一些大企业的重要研究院才能承担得起。比如华为,去年科研投入是1300亿元。 我们要认真思考,是不是只有高科技才是创新,中科技和低科技不是创新了吗?大家一股脑全去搞这个高科技真的好吗?

现在的企业可能比较重视持续性的创新。当然如果只重视这些创新,就有可能被颠覆掉。我前几年到法国去,当时世界第一大水泥制造商拉法基的一把手跟我坐着吃饭,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认为水泥在未来50年内会不会被颠覆?”我想了想说“不会。”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水泥是性价比很好的一个产品,很难找到一种材料把它颠覆。”他说“我也是这么想,那我们吃饭吧。”大企业家最害怕的就是他所做的这个行业有天会被颠覆。当年液晶电视把过去的彩色显像管颠覆了,现在轮到了汽车。汽油车全球保有量是14亿辆,新能源汽车目前不到2000万辆。汽油车到底会不会被颠覆?原来我以为汽油车被颠覆的时间还很长。最近我去了比亚迪、北汽、一汽等公司,我看了这些新能源汽车,我也都试驾了,我感觉到这个颠覆速度正在加快。今天我看到汽车公司都开始做电动车了。能让企业赚钱的是创新,但是埋葬我们的、颠覆我们的还是创新。中国企业如果不重视持续性创新,就赚不到钱,如果不重视颠覆性创新,就可能会被颠覆。所以企业家真的不容易!

c2.3 “中原粮…

河南省南阳市,可谓流年不利。

以前它号称“中原粮仓”,是河南的重点产粮区。

如今“中原粮仓”的光环,却在几个负面新闻的笼罩下,变得黯淡无光。

例如“只需加水,汽车就能跑1000公里”的“水氢发动机”,就是在南阳支持下诞生的闹剧。

相比“水氢发动机”,更让南阳人头疼的是烂尾楼。最高峰时,南阳拥有302座烂尾楼盘,一度被称作“烂尾楼之都”。

如果说南阳有什么好消息,大概只有一位养猪大佬的逆袭故事还值得品味。

他就是牧原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秦英林。

靠养猪,秦英林不仅雄踞河南首富宝座,还力压雷军、刘强东等人,位列202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4名。在排名前二十的富豪中,他是唯一一位从事畜牧行业的大佬。

把卖房、造手机、玩电商的一众大佬通通甩在身后,怎么做到的?

1. 这个河南首富,让全公司都向猪学习

靠养猪干成首富,必然不是一般的养猪。

秦英林养猪,就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圣猪文化。

有网友分享说,到牧原集团工作,需要上台背诵一篇500多字的《拜猪文》,文章开头如下:

猪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

他平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当人们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猪的一生,实则是伟大的一生!

猪的精神就是牧原人精神的写照。

这篇被他们奉为圭臬的《拜猪文》,据说就是出自秦英林之手。

不仅有《拜猪文》,牧原集团还有声势浩大的“拜猪大典”;秦英林还把他最初养猪的日子,定为了“养猪节”。

秦英林对猪的深情,可见一斑。

这样的深情,或许还得追溯到他少年时期。

秦英林从小家境贫苦,1982年,为了脱贫,念高中的他鼓动父亲买了20头猪,但由于没经验,猪病死了19头,亏得血本无归。

虽然被现实来了一大闷棍,但他心里和养猪杠上了。“我到处都注意养猪知识,甚至报纸上的小广告都不会放过。”晚上,他躺在床上拿着手电筒照着看书。

为了学技术,他放弃上更好的大学,在志愿书上写下了4所农业院校,最终被河南农业大学畜牧专业录取。

毕业后,他被分配去一家食品公司,但在1992年,他就和妻子钱瑛一起辞去公职,回到村里,买来22头猪,干起了养猪的老本行。

但好景不长,1995年,他的猪仔成片死亡,他给各大农业高校打遍电话都找不到病因,一家人急得手足无措。

怀孕7个月的妻子,甚至带着病猪坐火车到郑州找专家帮忙,还是无功而返,秦英林说:“当时,死亡猪仔已经超过70头,所有人都绝望了。”

危急关头,河南农大打来电话确认病因,最后他拿到疫苗,绝境逢生。

“这是知识的胜利。”秦英林说。

所以秦英林格外重视技术,例如猪舍,至今更新到了第12代。他表示:“我们有专业团队专门设计猪舍,设计猪舍像设计汽车一样。”

但是,注重技术的牧原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广东的温氏集团压制,只能做“千年老二”。

很明显,光靠技术远远不够。

2. 别人赔个底朝天,就他永不亏钱

秦英林心无旁骛,不玩跨界,一门心思养猪,所以猪价波动对他影响非常大。

神奇的是,他从没亏过钱。

有一次,在全国性养猪行业大会上,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问道:“猪价周期走弱,猪价下跌,饲料成本上升,各位同仁基本都没挣到钱吧?”

秦英林的妻子钱瑛回道:“我家挣到钱了。”

内行都挣得如此艰难,外行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金融市场叱咤风云的高盛,曾经就盯上了我国的养猪产业,对上中下游的企业都进行了资本布局,但没几年便草草退场,留下一句“我们确实高估了自己”。

问题是,凭什么秦英林就能做大做强,还不亏钱呢?

直接原因是:养殖效率更高,养殖成本更低。而追根溯源,除了技术原因,更关键的是牧原的经营模式和管理上的不同。

在经营模式上,中国养猪行业有两种主要流派。

一个是“农户+公司”的轻养殖模式,即:公司为农户提供仔猪、饲料、疫苗、药品委托农户去养殖,等猪仔长到出栏标准后,公司再按照一定托管费用把猪买回来。

一个是“自繁自养”的重资产模式,即:自行设计、建设猪舍及养殖设备,统一采购饲料、疫苗,雇佣农工集中进行种猪的全部生产过程,所有环节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一种好比是“加盟”,易于企业快速扩张,但是管理难度很大,一些农户还会在行情好时,私自出售或退出协议。

第二种好比是“直营”,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较小,但要增加产能,需要大量资金、土地,所以扩张很难。

不难猜出,牧原采用的就是“自繁自养”的模式。

因为在这种模式下,才更可能做到降低成本,哪怕行情不好也能盈利。一位投资者评价牧原时说:“别人亏钱时他还能挣钱,别人挣小钱时他能挣大钱。”

例如在养殖上,牧原更容易做到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效率高了不是一星半点。

曾有人问牧原,一个养殖人员能管理多少头母猪时,回答是:1名饲养员可同时饲养2700~3600头生猪。相比之下,此前一直压制牧原的温氏集团,以家庭农场为基本养殖单元,只有数百头的养殖效率。

最终,企业的所有管理都体现在了成本上。

招商证券一份研报指出,在非洲猪瘟发生前,牧原相比同业的成本优势是150-200元/头;非洲猪瘟提高行业门槛,其与行业成本差距提高至350元/头。

所以猪价大跌,对同行基本是五雷轰顶,但对于成本更低的牧原,只要生猪价格还高于成本,都是牛市。

长此以往的此消彼长,就有了明显的差距。

3. 把“最low”的生意,干成门槛最高的生意

在养猪行业,有一个反面教材——雏鹰农牧。

和牧原一样,雏鹰同样是河南的养猪巨头,它2010年就登陆A股,成为养猪第一股。

不一样的是,雏鹰的老板侯建芳非常不安分,从不满足于养猪。

他花了70亿,在各类项目上进行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操作,例如资助儿子搞电竞、入股沙县小吃、投资能源公司、转型搞金融. 几乎都打了水漂。

最后在2019年,养猪行情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雏鹰被勒令退市,只给人们留下了同“扇贝跑了”一样滑稽的“猪饿死了”、“猪肉还贷”的笑柄。

就在雏鹰退市的时候,牧原集团的市值却正式起飞,短短13个月时间,从1000亿飙升到3000亿!

有人说,如果雏鹰好好养猪,那么现在河南市值最高的两家公司都是养猪的。

同人不同命,企业走向不同道路,和创始人有莫大的关系。

与侯建芳不同,一直以来,秦英林只专注养猪——养猪业务在牧原集团的营收占比超过95%,相当纯粹。

秦英林说,牧原刚上市时,他常常反思:猪养得比牧原好的人比比皆是,为什么我们能上市?当时那么多国有企业,为什么我们的成长过程那么快?究竟是哪个因素?

他认为,技术和管理的因素只占了一部分,更具决定性作用的是企业文化。

“文化主导的价值取向要求我们向内、向能力方面发展来挣钱才是正道,做到专业、专注、死磕。”

所以,养猪赚的钱几乎都被他用在了扩大产能,取之于猪用之于猪。

哪怕行情不好,秦英林也敢逆周期操作,他极其自信地说:“每一次猪周期波动都是行业的一次升级。周期低谷和疫情会让弱势企业和农户彻底退出,但对优势企业来说是盈利和发展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按理说扩张更慢的牧原,却反超了温氏集团,老二翻身做老大。

“圣猪文化”,不只是说说而已。

结语:

在很多人印象中,养猪还是个很low的行业,没什么技术含量。

散养或许难度不大,但如果是大规模养殖,难度超乎想象。

首先是资金,前期投入巨大。万科跨界养猪,有分析师表示:“在不计算厂房和养殖设备的情况下,万科集团要完成年出栏25万头生猪的小目标,前期大约需要投入70亿元!”

其次是技术和管理,猪舍建造、疫病防控、育种技术等等,每个问题都能让人头大。

所以万科在招聘“猪倌”时,要求学历本科以上。没上过大学,都不配养猪了.

对于这些人,秦英林几乎不放心上,他在前年的一场行业论坛上说:

“一听说养猪利润高,很多老总找我说要养猪,怎么劝都劝不住。过了两三年,不说话了,咬着牙把猪场卖掉,多少钱都卖掉。”

“他们根本养不好。”

以为养猪很low、门槛低,殊不知行业没有高低之分,经营却有强弱之别。

就算看起来“最low”的生意,也可能早被一些人干成了门槛最高的生意。

c3.2 老板不讲…

看到这一幕,我不由的对孩子们产生了敬意。我走过去,问那位老师:“为什么孩子鞋带松了,他也不会停下来呢?”老师说:“因为如果孩子松手了,就得不到小红花,得不到小红花就不是好孩子,这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管理企业也需要一根“绳子”,并且要让全体成员都拉着它,谁松开了手,谁就会受到惩罚。这样,大家自然会团结起来,团队才会具备执行力。反之,如果老板不要这根“绳子”,或这根“绳子”松散,对大家就构不成约束力,大家就不会对“绳子”产生敬畏感,这对企业发展是致命的危害。这根绳子是什么呢?很明显,它就是“制度”。

不讲制度,不成方圆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一家企业,都应该有适合自己的一套制度,这个制度是公平公正的保证。要想维护制度的权威,公司老板、高层管理者就应该先遵守制度,用制度管人,而不是用人情管人。

人管人累死人,这个道理管理者都懂得。那怎样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高效从容的管理者呢?

制度管理是唯一的出路和办法。

▌1.提高认识:制度管理是让员工“重新做人”的系统工程

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实质上是一种塑造人的过程。为什么要定制度?就是因为某个方面不规范,有问题,需要明确大家的行为要求,原来大家习以为常的习惯行为需要做出改变,按照制定的制度来。

任何人都不喜欢受到约束,制度本身就是对人的约束,会让人不习惯,不舒服,甚至伤害到某些人的利益,我原来一直是抄小路上班,你现在让我走大路,远了一大截子,那哪儿成!

特别是对于自由惯了散漫惯了的一些人,管理者定制度之前一定要再三思考:这个制度能不能得到落实,有没有信心、决心落实好?如果这个制度落实起来有难度,自己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就干脆不要定,连说也不要说,否则,只会让管理者没面子,降低管理威信。

▌2. 自我反省:你的团队制度落实得如何?

有没有领导带头不执行?

制度颁布后,领导要求其他人执行,自己往往不执行;或者中高层管理人员不执行,只要求一般员工执行。久而久之,上行下效,大家都不执行了,又回到了“人管人累死人”的局面。

有没有忽略过程、只重结果而导致的不执行?

因为制度本身可能不合理,如果执行的话,要这个审核、那个签字,很麻烦;不执行,只要是结果一样,领导会同样高兴,甚至会夸下属“聪明”“干得好”。久而久之,大家都忽略了过程,只追求结果。

事实上,过程是结果的必需,结果是过程的必然。没有事前和事中控制的过程,不会导致有好的结果。即使是有好的结果,可能也是偶然的、个别的。而一旦没有好的结果,再追溯原因,就已经晚了,因为从领导到员工已经养成了不要过程、只要结果的执行习惯。

有没有制度面前不平等所导致的不执行?

有的企业里,一把手可以“理所当然”地不执行外,高层违反制度后一把手鉴于自己都没能执行制度,所以就“网开一面”算了,中层干部违反了制度后,高层也以“有情可原”来开脱,对有的员工,因为人情关系等原因,也可以“下不为例”,口子越开越大,结果导致制度执行的“大面积塌方”。你的企业、团队在制度面前是不是人人平等?

▌3. 抛弃熟人文化,建立生人文化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部门的管理者,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的下属喊你叫大哥,叫老兄、老弟?如果有,这种“熟人文化”将会导致团队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为什么?因为你和下属是兄弟关系,就算犯了点儿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他们为什么要叫你大哥?只有一个目的:他要特权,想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不按规则办,在团队里特殊化,横着走。

所以,管理者走“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与下属称兄道弟的结果是,下属犯了错误,违反了制度,上司抹不开情面不了了之。后遗症是下属得寸进尺,不拿制度当回事,嬉皮笑脸,整个团队管理接近失控状态。

如果不这样呢?事情就好办多了,咱们是工作关系,契约合同关系,公事公办,该怎么来就怎么来,拿钱干活,规规矩矩,照制度来,为什么?因为大哥不在,我得小心点儿,否则会挨罚的,这就是“生人文化”。

因此,不管是是老板、总经理还是部门经理,要想把团队带好,必须抛弃“熟人文化”建立“生人文化”,不给那些投机取巧的、耍小聪明的人留有空间,这样一来制度的执行当然就顺畅多了。

▌4. 制度管理根本上是对员工的负责

高明的管理者明白,制度管理就好比拧螺丝,虽然拧紧需要费很大的力气,但只要咬紧牙关坚持住,拧紧它,从一开始就严格执法,之后,团队就会形成按照制度自动运作的机制;如果拧得不够紧,慢慢地就会跑风漏气,制度之墙就会成为残垣断壁,团队失去规则约束,风气便会越来越糟。

商鞅认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商君书·靳令》)。就是说,制度管理一定要用好处罚,对于较轻的犯罪如果施以重罚,那么轻的犯罪就不会来,重的犯罪也就不会发生了,从而达到用刑罚遏止刑罚,以收到不用刑罚就做成事情的效果。

怕得罪人的管理者就像“水”,软弱无力,对违反制度的下属不敢管、不想管、老好好,员工也觉得上司脾气好,甚至有点喜欢这样的管理者。

但是,一来二去,一些员工养成了蔑视制度,轻视规则的恶习,最后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误被开除甚至违法犯罪,“溺水而亡”;而严厉苛刻的管理者就像“火”,熊熊燃烧,铁面无情,敢抓敢管,制度面前员工不敢有丝毫的怠慢,长此以往,大家养成了遵章守纪的好习惯,小错不犯,大错没有,一生平安。

c5.1 像赢家一…

普通人都梦想过人生逆袭,但实现人生逆袭最重要的不是财富、不是机遇,而是像赢家一样思考。

成功,其实是一件非常“俗套”的事情,比如:

成功有两条路径,一条靠能力,一条靠忠诚;

赢家的大脑时刻都在对新的事物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研究规律性的东西,再加以印证;

你的最小时间单位决定了你的最大成就。

拉卡拉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孙陶然先后创办了拉卡拉、蓝色光标、考拉基金等6家知名企业。这些干货是他20多年来的创业总结,其中既有做人做事的具体方法,又有跃迁精进的底层逻辑。

相信这些成功秘诀,能够给你的2021,做宝贵的参考。

1.人生就是三件事

想清楚、坚持住、有能力

最精彩的人生,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非常难。

首先,要想清楚自己想活成什么样子。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想活成什么样子,至少是不完全清楚。很多人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要么随波逐流,周围人怎么样自己就怎么样;要么听天由命,过一天算一天;要么听父母的,任由父母替自己做选择。

想过满意的人生,第一件事其实是选择自己的道路。

其次,要坚持住,坚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要行动,而且是立刻行动。

很多人希望环游世界,但是真正走出去的人很少。

人生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如果想放弃,一瞬间就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其实,如果想坚持,只需要告诉自己知行合一就可以了。

最后,要有强大的能力。

能力强大的人有很多选择,能力弱小的人没有选择。

2.人与人真正拉开差距的,

并不是特殊技能

为什么起点相同的人,十年后会产生显著的差异?核心原因有3个。

1. 对待工作的态度

如果认为工作就是朝九晚五,此外的时间都是自己的私人时间,若认为公司付了多少钱就干多少事儿,多一点点事儿都不想干,或者斤斤计较所谓的“凭什么”以及加班费,那么五年以后一定属于同学中在地上的那一部分,十年以后,一定属于同学中在地平线以下的那一部分。

若认为工作就是自己的舞台,工作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儿,工作成果代表的是自己的能力以及脸面,什么事不做则已,做就必须做到最好,那么一定属于同学之中发展得比较好的那一小撮儿。

你和公司不见外,公司才会和你不见外。

2. 学习能力

除了吃喝拉撒和哭泣以外,没有什么是人天生就有的能,所有的能力都靠后天的学习。一个知道需要学习以及会学习的人是最强大的。

3. 做人

就做人而言,核心是两方面:如何对己,如何对人。

对自己而言,要做一个善良、正直、勇敢的人。

对他人而言,太阳型人格的人得道多助,黑洞型人格的人失道寡助。

哪型人格与有没有钱、有没有资源没有关系,只与三观有关。就像朋友之中最经常请客的往往不是最有钱的那个人,而是最豪爽、最急公好义的,两个是一样的道理。

上天其实是最公平的,决定我们成败的并非是只有个别人才有的特殊技能,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工作态度、学习能力和人品”。

强者,睡觉也睁着一只眼睛

拿破仑曾经说过,“如果说我对一切胸有成竹,那是因为这些事情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推演了几十遍。”

强者的大脑是从不休息的,就像马儿一样,即便睡觉也睁着一只眼睛。

古往今来,所有强者都有三个非常好的习惯:

1. 向前看

预见未来,这是强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有人天生有预见性,有人没有。没关系,预见性是可以后天训练的。很简单,闭上眼,静下心,设想一下未来一周会发生的重大事情,未来一个月,未来两个月,以此类推,慢慢地就可以预见未来半年乃至一年自己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再大的事,提前半年甚至一年预见到了,也就不是事了,有大把的时间未雨绸缪,再大的雨也可以从容应对。 

2. 向后看

随时复盘,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目标结果对照、情景再现、得失分析以及规律总结,这是让一个人吃一堑长一智,不断从经历中成长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学习办法。

围棋高手最重要的学习方式,从来都是复盘。

赢家的大脑时刻都在对新的事物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研究规律性的东西,再与自己已有的认知体系相印证。如果符合最好,如果不符合,他们会马上深入研究,是自己已有的认知体系有问题,还是没有涵盖到新事物,或者新事物是一个特例。最终一定要得出结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提高自身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的过程。

任何事情若不能归纳为三条结论,说明你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3. B计划

强者对任何事情永远有备选方案,甚至不止一个。任何事情,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都随时准备启动备选方案,这是强者永远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上的关键。

而且,没有强者会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浪费脑力。人的大脑容量是有限的,一个时间只能思考一件事。强者是绝对不会把宝贵的脑力用在八卦上的,他们会专注在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上。

当然,强者还有另外一个本事,他们会把大脑分成一个一个小房间,思考和处理完那些必须由他们去思考和处理的事情之后,就会把这个房间关上,不再去想,空出空间来思考其他事情。

别信 “坚持就会成功”类的鸡汤

战场上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不要进入一个你没有机会获胜的战场。

不要相信那些“坚持就会成功”类的心灵鸡汤。如果业务停滞不前,重要的不是加把劲儿埋头苦干,而是停下来想清楚“我到底是在维持还是在坚持”。

没有希望的努力就是维持,有希望的努力就是坚持。

经济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机会成本。当你把时间投在一件事上时,你必然需要放弃其他所有事情,你放弃的事情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降低机会成本,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而维持,是机会成本最大的一种选择。苦苦支撑、勉力维持时,你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相反,如果你迅速放弃,不管选择其他哪种机会,都有可能成功。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其实不是不知道自己在维持,不是不知道应该放弃,但是很难做到半是出于侥幸心理,幻想着是不是再维持一段会发生转机,一半是出于恐惧心理,不敢放弃熟悉的领域。

这就是赢家和输家的分界线:能不能认知清楚维持和坚持,该放弃时能不能果断放弃。

成功, 其实有“捷径”

成功有没有秘籍?其实有,如下四个法则,可以大大提高成功的概率。

1. 走正道

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是非观念,我们会先问是非再问成败,而动物是弱肉强食、不讲是非的。

走正道是做人做事的基础。走正道,路才会越走越宽;不走正道,路会越走越窄。不走正道,即便最后家财万贯、光环满身,也不足羡。

谁都不比谁傻半小时,耍小聪明即便可以得逞一时,半小时后人家就会醒悟过来。如果把视角放到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之后,其实走正道更快,是成功唯一的捷径。

如果不走正道,一定会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2. 尊重规律

凡事都是有规律的。例如,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人的年龄要一岁一岁地长,再伟大的人3岁以后也是 4 岁,不可能是 5 岁,再优秀的品种被拔苗之后,苗也会死。

如果听到很多超越常识或者不合逻辑的事情,比如特别高的利润率、特别快的发展速度、特别高的估值、特别神奇的市场反应等,首先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不合逻辑必有问题,超越常识就是骗局。

3. 永远留有余力

看得再准、再有把握的项目,也不要把全部资金投进去; 再有把握的一个产品,也不要把公司的未来全部押上去。

玩德州扑克的人都知道,顶级高手是从来不 all in(全押) 的,哪怕他拿到的是已经领先的大牌,在最后一张牌发出来之前,他不会把全部的筹码押上去,因为还存在变数。即便全部的牌都发完了,拿到了顶级大牌,他也不会 all in,因为那样的强势对手可能不会支付价值。

练武之人都知道,把全身的力气集中在拳头上一拳打出去,如果打空了,会闪着自己、会伤到自己。即便打中了,如果打中的是特别坚硬的东西,巨大的反弹力也会伤到自己。所有的决策都是在权衡风险和收益,天底下没有只有收益没有风险的事。收益越大,风险越大。所谓的留有余力就是不要为了追求极致的收益,把风险放大到自己不能承受的地步。

留有余力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做败了,我会不会死去?如果没有死去,我还有没有东山再起的筹码?

4. 要有预见性

必须让我们自己能够预知未来。

新手开车经常是急刹急停,原因很简单,新手开车时看的是汽车前面一米的地方,临到跟前才看到人或者坑,当然只能猛打方向盘。而老司机开车永远把目光盯在远方150米的地方,两眼的余光看路的两侧,并且会经常瞄一下后视镜。所以任何一个老司机对车辆周边的状况永远一清二楚,遇到人和坑,提前100米就看到了,提前50米就减速和打方向盘了。

有预见性的人都会非常从容,因为如果提前一年半年预知会发生的事情,再大的事儿都不是事儿。

预见性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意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训练和拥有这种意识。闭上眼睛开始想,明天会遇到什么,你肯定能够想得出来。下一个星期呢?下个月呢?三个月以后呢?

如果知道自己需要有预见性,你一定可以有预见性。

这个世界,绝大多数时候分胜负根本到不了需要拼刺刀的阶段,大多数时候,坚持做对的事,坚持正确的方法,就已然分出胜负高下。

100个人说想去做某件事情,往往只有50个人会出发, 所以一出门你的竞争对手就少了50%。而出发的50%中,又有50%在遇到第一个困难时会放弃,对手只剩下25%了。继续向前走,有人因为不走正道翻车了,有人因为不尊重规律受伤了,有人因为不知道留有余力失败了,有人因为没有预见性而出错了。

选择做对的事,马上开始去做,并且一直坚持,基本上就已然看到成功了。

c2.3苏宁 足球…

2月份最后一天,苏宁足球俱乐部突然一纸官宣:由于各种无法控制的因素叠加,即日起球队停止运营。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说好听一点是停止运营,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是解散。

这可是苏宁砸了十几亿换来的冠军队,此时距它登顶中超仅过去108天,刚夺冠就解散,放眼全世界恐怕也只此一例。

解散球队只是苏宁四面楚歌的前奏,果然更重磅的消息在后面。

当天下午,深圳国资委旗下公司宣布:深国际控股和深圳鲲鹏资本已就收购苏宁易购股份一事,与苏宁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两家公司将斥资148.17亿元拿下苏宁23%的股份。

深圳国资委收购苏宁股份后,张近东持股比例下降到21.8%,阿里持股仍然保持19.9%。

这意味着国资委将取代张近东正式成为苏宁第一大股东,后者未来能否继续执掌苏宁,变成了未知数。

很多人一脸懵圈,平日里家大业大、红红火火的苏宁,怎么突然就沦落到卖身的地步了?

其实,苏宁表面风光下早已揭不开锅了。

首先,亏损严重。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苏宁所有业务里,主业是它最不赚钱的。

从2014到2019年,苏宁易购扣非后净利润一年比一年惨,分别为-12.52亿、-14.65亿、-11.08亿、-8839.1万、-3.59亿、-57.11亿元。

2020的年报还没出来,不过从已经公布的3季财报来看,过去7年,苏宁易购累计亏损超过150亿。

有人可能会问,年年亏损为什么还能留在A股?

这话问得好,它这些年靠的就是左手倒右手的资本腾挪之术,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

其次,债台高筑。

有人说:苏宁有一天倒下,我一点不奇怪,我奇怪的是,苏宁为什么能撑到今天,撑了足足10年。

苏宁撑到今天的秘诀就是两个字:借钱。

从2015到2020年,苏宁易购的负债规模从561亿扩大到1361亿,猛增800亿。

随着各种债券陆续到期,苏宁去年两次将股份抵押给淘宝换来几十亿周转,最后在持续高压下不得不卖身国资委。

这就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崛起到称霸,从500强前列到卖身还债,苏宁是怎样将一手好牌打稀巴烂的?

02、苏宁卖身,始于领导天天复制别人

苏宁坠落堪称是21世纪最经典的商业案例。

它曾在创业前20年搭上中国经济腾飞大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没想到却在互联网普及与下沉的后10年江河日下。

这样的企业无数,为什么偏偏说苏宁是经典案例?

因为它量级最大、名气最大,却偏偏选择了一条最偷懒的发展之路——模仿与跟风。

正如它的投资者这样质问:

技术创新和产业模式创新都可以,但苏宁一次次的转型无非是对互联网的小打小闹,不存在任何实际意义的创新。

从不在创新上下功夫,这就是苏宁坠落的真正原因。

第一,模仿京东

我们都知道,苏宁本来是卖家电的,为什么现在啥都卖?

因为它学了京东。

2007年,刘强东做了两个战略决策:第一,从卖3C转为全品类;第二,自建物流体系。

京东转型收到奇效,几年后销售额迅速逼近苏宁。

创始人张近东慌了,他马上祭出一套组合拳:

首先,大力发展线上;

其次,将“苏宁电器”改成“苏宁云商”,进军全品类;

最后,收购天天快递等几家物流公司,全国广建仓库。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完全是对刘强东的粘贴复制,说难听一点就是抄袭,抄袭哪能抄出100分?

效果可想而知。

我们先来看看市场份额:2015年,苏宁易购市场份额3.8%,同期京东22.9%,到2018年,苏宁只剩下1.9%了。

我们再来看看资本市场:如今,苏宁市值700亿人民币,京东1500亿美元,前者仅是后者7%。

苏宁根本毫无脾气!

第二,偷师阿里

苏宁模仿阿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

2016年10月,马云振臂一呼新零售来了,张近东第一个站出来摇旗呐喊。

我们看到,苏宁依葫芦画瓢搞了个智慧零售线上线下一体化,各种无人店、扫脸支付、人工智能。

更离谱的是,苏宁启动了一轮并购狂潮:先是疯狂线下拿店,扬言开10000家苏宁小店;然后27亿收购万达百货;最后60亿接盘家乐福中国。

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大家都被马云带沟里了。

还有更夸张的,马云弄了一个阿里大文娱,张近东来了一个苏宁版大文娱:

马云收购优酷土豆,张近东立马收了PPTV;

马云做了一个阿里影业,张近东复刻一个苏宁影业

马云冠名恒大淘宝,张近东干脆买了两支球队(江苏苏宁队和国际米兰);

就连马云搞了个蚂蚁金服,张近东都要来一个苏宁金服;

问题是,人家是真首富,人家是真娱乐,你跟得起么?

所以这又是一个现实版放羊人与砍柴人的故事。

第三,跟风拼多多

苏宁做了几年电商颗粒无收,后起之秀却纷纷起来了,拼多多、唯品会哪一家市值都能碾压苏宁。

当拼多多的社交电商、多多拼购和下沉市场战略高举高打、摧城拔寨时,张近东再次不淡定了。

于是苏宁跟着推出了苏宁拼购、苏宁推客、苏小团……

一时间,各大屏幕充斥着苏宁拼购的广告,沈腾、贾玲代言代得飞起,为了把推客做起来,苏宁甚至强迫员工自推自销。

可惜的是,除了公关自嗨的通稿,几乎没什么人正眼瞧过苏宁拼购。

苏宁下沉,再次证明是无用功。

永远在跟风,从未真创新,这就是苏宁过去十年的东施效颦之路。

03、时代正在狠狠奖励创新的人

苏宁卖身折射出我国企业在经营思路上的懒惰,都想抄捷径、挣快钱,却从不思考目光之外的创新大海,比如另一个巨头——联想。

想当初,联想背靠中科院的大树,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无论是产品研发能力,还是市场销售渠道,都让白手起家的华为望尘莫及。

但是现在,联想无论从口碑、实力,还是知名度,都被华为甩开几条街。

为什么?

因为联想走了一条轻松的贸工技路线,而华为选择的是更艰难的技工贸。前者以生意为主导,后者更注重技术与创新。

大大说过: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

果然,2001年,联想销售额被华为反超。2018年,联想市值在100亿美元上下徘徊,华为估值13000亿美元,前者只有后者1%!

钟情贸工技的不只是联想,还有曾经的苹果。在“蠢材CEO”约翰·斯卡利治下的十年,苹果因为销售导向频临破产,直到乔布斯复出才重新回归科技。

现在的苹果世界第一,没有任何疑问。

所以搞组装和模仿,确实能收获肉眼可见的利润,但只有技术和创新才是最深谋远虑的修行之路。

从这个角度看,柳传志和张近东都是一路人——精明的生意人,任正非与乔布斯才是极富格局的战略家。

有人说,跟风必死,唯有创新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这话一点都没说错!

商鞅创新生产关系,秦国国力迅速飙升;总设计师高举改革开放,中国一跃成世界前二。

再看看商业上的创新:

阿里创新交易模式;

微信创新沟通模式;

京东创新物流模式;

美团创新本地生活服务;

大疆开辟无人机民用先河;

放眼今天中国: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千帆竞发,创新者胜!

c4.5“钻石骗局…

前言:钻石巨头戴比尔斯宣布:成立一个人工钻石品牌Lightbox,这款人工钻石的售价仅是天然钻石的10%。

那时,有个朋友兴奋地告诉我:以后钻石就要变成白菜价了,结婚再也不用大出血了!

原因正是由于人工钻石的出现。

当年被曝光后,依然有很多人不信

话说回来:一颗米粒大的“石头”,动不动就要几万块,够一家人一年的伙食费了。

现在,如果换成人工钻石的话,一下可以节省90%的钱,难怪男士们都开始激动难耐了。

其实,钻石就该是“白菜价”,因为天然钻石储量丰富,钻石的高价,完全是人为炒作出来的:

戴比尔斯靠着钻石骗局,骗了全世界130年。现在,他们之所以要做人工钻石,只因他们的骗局被“中国制造”击垮,是被逼无奈之举.

何出此言呢?这还要从钻石本身说起,钻石被卖到天价,是商业营销史上最出名的“骗局”,这个骗局的设计者:正是钻石巨头戴比尔斯(De Beers)

戴比尔斯的品牌大使出席纽约旗舰店开业仪式

钻石商人总是会强调:钻石非常稀有,所以才昂贵。

但其实,地球上钻石的储量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

1克拉的钻石,很多人都觉得奢侈,或买不起。

但如果把地球上已知的钻石矿都挖出来:足够地球上60多亿人,每人分到20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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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年前,钻石的确很稀罕,那是由于开采技术有限,全靠手工采集。

当时,全人类一年下来,也只能收集到20斤左右的钻石。而且,只有印度、巴西等少数地方有。

物以稀为贵,所以那时的钻石贵,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就在1870年,南非矿工意外发现了一个大钻石矿,以当时的开采能力,每年可挖出数吨的钻石来。你没看错,计量单位是:吨!!!

产量一大,钻石就不值钱了。于是,英国钻石商们慌了,为了维持高价,全球几大钻石商联合起来,成立了戴比尔斯公司。

这一联合,事儿就大了,原本他们之间是竞争关系,现在同穿一条裤子,就成了垄断:全世界钻石矿,几乎都在他们手里。

然后,戴比尔斯的大师级营销手法就开始了。

戴比尔斯的第一步:就是控制产量!

人家有矿的,都是拼命多挖、多卖。而戴比尔斯却很聪明,挖多了,钻石就不值钱了,既然全世界的矿都在我手,我着啥子急呢?

于是,他们辞掉大部分挖钻工人,开始“饥饿营销”。这下,钻石价格不但没跌,还年年往上涨。

第二步:就是让人们不得不买钻石!

刚开始,钻石还有工业用途,但自从出现人造金刚石后,钻石连最后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既然没用,市场就没需求了,钻石就卖不出去了。

为了制造市场需求,戴比尔斯干了一件大事:把钻石和爱情绑定,戴比尔斯花了巨额广告费,把“钻石象征爱情”的理念安插进电影里……

每当风度翩翩的男士求婚时,总会单膝跪地,并掏出钻戒向美丽的女士求婚。

于是,钻石就被刻画为他们爱情的见证!

电影《粉红豹》中,首次出现钻石营销的情节

明星、名人带货能力是最强的,普通人大都喜欢模仿。

所以,随着电影的大火,戴比尔斯花大价钱砸出来的“求婚要用钻石”的概念,很快深入人心。

但是,光买是绝对不够的,毕竟钻石有贵的,也有便宜。

于是,他们又卖力宣传:“钻石越大越好越贵,求婚就越有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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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Sweet Home Alabama》中

当男主角用钻石求婚时,台词提示:“钻石要买最大最闪亮的!”

有不少贤惠的妻子,会心疼丈夫,心疼钱!

于是,戴比尔斯就告诉男士们:“送钻石要送惊喜,偷偷买了送给她,才能让她感到幸福。”

钻石被藏在玫瑰里的场景设计,再配上极具煽情的广告词,让“钻石营销”成为当时的商业典范,并流传至今。

在4年时间里,戴比尔斯的销售额上涨了55%。要知道,那还是在战火纷飞的1942年。

二战结束后,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开始有钱了,大家都能买的起钻石了。

于是,1946年战后第一期的宣传活动,戴比尔斯就买下了125份报纸的版面,请了几十位好莱坞明星代言:大肆宣传钻石能为爱情代言。

不过,买的人多了,就出现了二手钻石倒卖的现象。

为了维持市面上钻石的稀缺性,戴比尔斯想出了那句全球最知名的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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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广告词,就是在劝你:你买了钻石后,就把它留着吧,不要拿出去卖!因为,它是你们爱情的象征!

此外,1947年,戴比尔斯还派出讲师,去全美国各大高中办讲座、演话剧,巧妙植入“钻石=爱情”的理念,让数千万高中女生,还没结婚,就开始渴望钻石!

功夫下到这份上,想不成功都难!这个套路,本来很稳定。然而,意外的是:1959年,苏联也发现了大片钻石矿!

苏联西伯利亚钻石矿

从高空望去,这个矿还是很大。而且,苏联工业实力超强,开采钻石的速度远超戴比尔斯。

一旦苏联开始卖货,钻石价格肯定要暴跌。于是,戴比尔斯迅速找到苏联,拉拢了苏联的钻石商,双方同意控制钻石产量,大家一起赚钱。

因为苏联主产小个头“碎钻”,所以结盟后,戴比尔斯改变策略,不再主推钻戒,而改推“碎钻饰品”!

苏联加盟后,1960年代的钻石产品

苏联之后,又来了非洲军阀。这些军阀打内战的军费,不少是靠卖钻石赚的。

尼古拉斯·凯奇的电影《战争之王》里,也还原了这一点:

战争之王电影截图

军阀们采集钻石全靠战俘,几乎没什么成本。

单个军阀虽然产量很小,但架不住全非洲的武装都干这个营生。

战俘淘钻石

这钻石一多,价格又要跌了。

为了稳住价格,戴比尔斯又想了一招:军阀们虽然钻石多,但是他们没加工技术啊!

于是,戴比尔斯开始加工钻石,在他们的影响、号召下,钻石开始流行5种切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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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圆形切割法

什么圆形、枕形、马眼形切割法……

宗旨就是一条:越麻烦越好!

工艺越复杂、美观,自然很难模仿,也能越卖越贵。

此外,戴比尔斯还有后手,因为,给钻石估价的4C标准,就是他们家定的。

他们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别人还怎么玩?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击败非洲军阀后,戴比尔斯又稳坐王位几十年 。

这一回,中国的人造钻石开始崛起,又威胁到了戴比尔斯的地位 。

从1965年开始,我国就自主研发六面顶压机,用来制造人工钻石。

制造钻石的秘密:六面顶压机

到了21世纪,我国的工业水平又突飞猛进,我国的人造钻石技术早已经独步天下。

去年,世界90%多的人造钻石都是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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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技术到底有多强呢?

只需要几个星期,就能得到一颗完美无瑕的钻石,而成本仅仅是开采天然钻石的一半。

同时,这些人工钻石在色泽、纹理上,跟天然钻石没有任何区别,即便是经验丰富的钻石商,也无法用肉眼挑出瑕疵。

若是论纯度、透明度,中国造的比纯天然的还要好。

一句话总结:无论是钻石的产品质量,还是赚钱效率,中国全面碾压戴比尔斯!

富豪们的玩具:镶满钻石的奔驰跑车

看着中国的人造钻石完虐自己后,戴尔比斯又坐不住了,怎么办呢?

老套路,改广告词!

2015年,戴比尔斯的广告语又改了!

这次改成了:

  真实是稀有的,真实是钻石!(Real is Rare,Real is Diamond)

言外之意是:人造钻石不真实、不值钱啊!大家快住手,别买了!

为此,他们花了4000万美元,造了一台“人造钻石鉴定器”。

说是能识别“天然”还是“人造”的钻石,但其实并没有卵用,因为人造钻石跟天然的看起来毫无区别!

大家心里都门儿清,我买钻石不就是戴给人看的吗?

既然看起来没区别,那我为什么要花10倍的价格去买天然的?

眼见这招无效,戴比尔斯只能放起了大招:自己做人造钻石……

说好的,“真实是稀有的”,怎么这么快怂了呢?

说好的,要用鉴定器区分,怎么自己反而人造了呢?

戴比尔斯的营销伎俩横行全球130年,终于败给了中国制造!

不过,相信戴比尔斯不会放弃,为了维持这个钻石骗局,赚取高额利润,戴比尔斯还会开始新的营(忽)销(悠)!

但朋友们,请记住这几句话:

世界上最珍贵的是爱情本身,并不是任何象征品。

一份真挚的爱情,也无需任何象征品去证明!

因为,强大的、经得起考验的事物,只需要一个证明,那就是:时间!

时间才是检验爱情的唯一标准!

c8.5 未来三年…

01、40年前,我们开始实行市场经济,社会出现了下海经商潮流,当时做生意只需要胆子大,那些敢行动的人,都成功赚到了第一桶金,走上了经商创业的道路。

20年前,阿里巴巴成立了,当时马云的愿景是:让天下没有难做到生意。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做生意变的更加简单了,只要有一根网线就可以开业了。

的确,这两股经商浪潮成全了很多人,也给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全民创业的过程,也一定会被历史铭记。

然而到了今天,我却越来越深刻的发现一个现象:天下似乎没有好做的生意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一阵见血:不是生意越来越难做,而是做生意的逻辑彻底变了。

传统的生意人(商人)之所以存在,因为他们充当了从厂家到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作用,他们存在的价值是加速了商品的流通,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产品提升附加值,这个仅存的价值正在被互联网完全取代,尤其是随着AI/5G/区块链的到来,未来商品可以实现无障碍流通。

02、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的社会结构,自古以来都是用”士农工商“这四个字描绘。“士农工商”分别指的是四民,即:读书人,农民,工人和商人。

《管子》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意思是这四种人是社会的基石,要是从排名商看,读书人排第一,商人排最后,这是非常科学的结构,也是中国社会赖以稳定的基础。

为什么要把商人排到最后呢?

《汉书》中这么写道:“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 , 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

意思是:农民都不耕地了,工匠的都不做工了,即便大家手里有田地,也要卖了去从商。要让农民归田,工匠去做工,让每一个人归根本来的位置,社会才能稳定发展。

商人的流动性和投机性对社会来说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商人可以在一定程度刺激经济的繁荣,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想继续往前发展,还必须让每个人各归其位。

因此,中国历朝历代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我们一直是一个“重工重农轻商”的社会。

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商业实在太落后了,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商品,更谈不上商品的流通了。

后来这个口子一下被打开了:在经历了“下海经商”和“互联网创业”的两股浪潮之后,我们的周围不仅充斥了大量的商品,还把商品卖到了全球。

但是如今,我们又陷入了商业过度繁荣带来的种种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就是价格战:

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总有更低价格的产品出现,假如成本是7块,你卖9块我就卖8块,你卖8块我就卖七块五,有人甚至六块八亏本也愿意卖,因为他想先搞垮大家,然后自己独吞市场。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死可以,但是要死大家一起死,我宁可大家一起死,也不愿意看到有人活。

这叫“抢别人的单,断自己的路。”,也叫“饿死同行,累死自己,坑死上下游。”

价格战的最终结果就是大家要死一起死,如果人人都有生意做,其实也就意味着,人人都没生意做。

淘宝上很多东西卖19.9包邮,已经够便宜了吧?拼多多上面干脆卖9.9包邮!而最近倒闭的淘集集,更是低到让人不敢相信,于是把自己干破产了。

这些平台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互联网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无限拉底商品的利润。

未来还会有更多平台诞生,未来无论我们做什么,总会有其它平台或者商家跳出来,卖的比我们更便宜。

未来的竞争一定会越来越激烈,而当竞争绝对充分的时候,所有产品的利润都会归零。

利润为0的时代,怎么还会有商人存在呢?

03、未来3年,大量的商人将消失。但是有一批人倒下,就必然有一批人站起来,这是历史铁律。

当生意人大量消失的时候,各种新个体将纷纷崛起,这些个体包括有文化的农民,有匠心的工人,知识分子,设计师,医生,律师,作家等等。

这些人才是中国未来真正的脊梁!

在之前这些个体都是被商人压抑的,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服务的客户,唯有卖身于各种商业组织,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他们都能精准找到自己的客户,尤其是随着区块链的发展,他们创造的价值可以被精准记录并且变现。

在中国经济的下半场,社会结构将从“物质架构”向“知识架构”转变,未来我们已经不缺物质,产能已经严重过剩,未来人们缺的是精神粮食,是知识型产品。

未来所有的物质产品,要么就是0利润,要么就是免费提供,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需分配,我们一定能进入这个状态。

因此如今产品越来越便宜,人却越来越贵;同时资源越来越共享,人才却越来越稀缺。这折射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趋势:人才资本正在崛起。

人力资本正在超越土地资本/技术资本/设备资本等等,成为第一生产力,当人才成为一个企业最关键的环节后,它的稀缺性将推动自己身价上涨,于是一部分利润也将从资本方转移到“人才”方。

前段时间,网易和华为和员工发生的矛盾问题,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其本质就是因为公司和员工之间的矛盾是永远不可调和的,这种雇佣制必将解体。

未来社会将诞生大量自由职业者,无数平台的崛起,使你有机会参与创造和价值输出。你越有能力、越有特点、越有特长,就越不需要依附某个公司。

今后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经济体,个人的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而那些始终找不到定位的人,只能依附于组织的安排才能生存,他们必将沦为社会的最底层。

国家已经看到到了这个趋势,先后出台各种政策支持个体经济的发展,从税务到社保,以及法律等等,从之前的针对公司为主,慢慢变成针对个人为主。

04、未来是一个三无的世界.

1:无生意可做,之前社会的“供给”和“需求”始终是错位的,这就需要“生意人”去对接,而互联网把使“供给”和“需求”精准连接了,“中间环节”和“赚差价”都不存在了,所有就没有生意可做了。

2:无工可打,之前的人只需要在公司里执行命令己可,这就是打工的本质。而随着公司的平台化以及个体崛起的大势,你必须主动思考和去解决问题,并发挥特长为社会创造价值,否则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3:无机可投,之前社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让很多人靠投机去赚钱,而未来是大数据时代,每个人的行踪都将被追踪和记录,我们必须适应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展开活动。

生意人的大量消失,意味着未来社会是靠劳动创造财富,而不是靠投机创造财富,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根本体现。

个体崛起,也将中国经济下一轮繁荣的基础,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场人体的血液循环,那么个体崛起将使人体的毛细血管更加丰富,所有整个人体的供血和供氧能力大大增强。

好时代才刚刚开始,我们唯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最好的好时代里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c1.9 潮商:刘…

在潮商的大本营,有着潮汕“资本教父”之称的刘绍喜,最近的日子却不太好过。

2月23日,A股上市的ST宜生和宜华健康发布公告: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公司实控人刘绍喜被证监会立案调。

刘绍喜掌控的两家上市公司,宜华生活和宜华健康,也遭遇了上市以来最大的危机。

宜华生活(ST宜生)业绩造假,虚增20多亿利润,股价长期处于低于1元,走到了退市的边缘;

宜华健康连续两年巨亏25.5亿元,深陷大股东的舆论旋涡,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作为汕头“澄海三不死”之一的刘绍喜,曾经两次涉及腐败窝案,能够全身而退;这一次,却栽在了曾经呼风唤雨的资本市场。

刘绍喜为何被称为“澄海三不死”?又是如何当上潮汕的“资本教父”?他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业故事?

一、1963年12月,刘绍喜在广东汕头澄海市莲下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生。

由于家里实在太穷,没有钱盖房子,刘绍喜一家3代8口人,全部挤在一个18平米的房子里。

小时的刘绍喜,最大的梦想,就是能盖一个栋又高又大的房子,能让全家人住得舒舒服服。

高中没有念完,刘绍喜就辍学回家种田,家里没余钱供他读书了。

贫困交加的日子,并没有很快得到改善。

1987年,刘绍喜的奶奶得了重病,为了治病,家里欠了4300元的巨额债务。

24岁的刘绍喜才如梦方醒,再这么继续下去,别说给家里盖大房子,连欠的钱都还不了。

穷则思变,刘绍喜决定下海做生意,以此改变命运。

直到此时,刘绍喜的潮汕人那种经商的天赋,才被激发出来;潮汕的商人,大部分也是被环境给逼出来的。

24岁的刘绍喜,又问朋友了800元,购买了锯子、斧头等工具,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家具厂,当时小作坊的名字叫莲下槐东家具厂。

起初家具厂的生意不温不火,只够一家人温饱,赚不了什么大钱。

为了打开销路,吸引更多的客户,刘绍喜绞尽脑汁,想到了一个妙计。

他先让客户免费使用家具一年,满意了到时候就付款。

这一招果然灵验,刚开始不用付钱,客户一拨一拨地往家里搬家具。

一招鲜吃遍天,客户蜂拥而至,短短三年时间,刘绍喜的家具厂营业额就突破了100多万。

1992年,小平南巡,深圳特区飞速发展,高楼如雨后春笋般立了起来。

刘绍喜敏锐地意识到,木制品将会迎来爆发性的需求。

于是,刘绍喜成立了宜华装饰木制品公司,开发了木地板、木墙板和木制家具。

那一年,刘绍喜还和台湾商人合作,将产品销往海外。

由于生意火爆,刘绍喜还做出了自有品牌的家具,代工和自主品牌两条腿走路。

1993年,刘绍喜看到木制品的庞大需求,又将眼光往上游转移,做起木材生意。

他漂洋过海,先后去东南亚、非洲、南美考察,最后在缅甸的一片森林地建立了木材基地。

这样,刘绍喜就有源源不断的木材,生意也越做越大。他也成了汕头,特别是澄海地区的知名企业家。

早期的企业家,具有与当地政府人员建立紧密关系的天然优势,刘绍喜的事业,也在政商关系的庇荫之下,产生质的飞跃。

二、刘绍喜颇有政治觉悟,1993年,他就成立了第一个私营企业党支部。

而早在23岁的时候,刘绍喜就已经入党。

1996年,33岁的刘绍喜,组建了广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始了集团化的运作。

正是那一年,刘绍喜出资4500万港元,与广州的国企澳门羊城公司,合资成立了广东泛海木业有限公司。

刘绍喜出任合资公司总经理,占有了45%的股份。

1999年,澳门羊城公司又将30%的股份,作价9000多万港币,转让给了刘绍喜。

后来又经过几次股权变更,广东泛海木业完全变成了宜华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2001年,羊城集团腐败窝案案发,澳门羊城公司低价转让泛海木业内幕曝光,主事的国企领导因受贿被判刑。

刘绍喜经过调查之后,第一次在腐败窝案中全身而退。

随后,刘绍喜的囊中之物广东泛海木业改组,成为了宜华木业。

2004年,宜华木业登陆A股市场,成为了汕头第一家上市公司。

刘绍喜一跃成为了资本大佬,也成了澄海本事通天的人。

在澄海,有一句顺口溜:“澄海三莫死,学敏、必孝、刘绍喜”。学敏、必孝,是指“鳗鱼大王”黄学敏和广东南洋工业城集团董事长王必孝。

这三个人都是澄海名噪一时的企业家,可以翻云覆雨,这三人“不能死,也死不了”。

很多当地的企业家,如果想走资本市场之路,都会找刘绍喜出谋划策。

说白了,就是借用刘绍喜的关系,帮助他们的企业上市。

当然,这个忙不能白帮,这些企业上市之前,刘绍喜会通过投资公司入股。当这些企业上市之后,刘绍喜可以套现获利。

从2007年以来,刘绍喜以华青投资、华宇投资、以IPO前改制入股了骅威股价、皮宝制药、金明精机、东风股份等上市公司,获利颇丰。

巅峰时期,刘绍喜的宜华集团有850亿的资产,战略投资120多家上市和拟上市公司。

刘绍喜潮汕资本教父的实力,由此即窥见一斑,绝非浪得虚名。

三、刘绍喜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不仅带着他的潮汕小伙伴一起上市,自己的公司运作起来,也不含糊。

早在2000年,刘绍喜就成立了宜华地产,开发汕头本地的一些楼盘。

彼时,宜华地产只是偏安一隅的小开发商,但却在资本市场上暴露了刘绍喜惊人的实力。

自从2007年国家开始调控房地产开始,房地产企业一直不受资本市场的欢迎,大量的巨型房企如恒大、碧桂园等,不得不绕道香港上市。

名不经传的宜华地产,却凭借着刘绍喜在资本市场风骚地走位,于2007年成功借壳ST光电上市,亮瞎了一众房地产老板的钛金狗眼。

做实业起家的刘绍喜,尝到了资本市场点石成金的滋味;他在资本运作的路上高歌猛进之时,却因为产业根基不牢,犹如走钢丝。

上市没多久,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宜华地产业绩猛冲两年,开始调头直下。

到了2014年,刘绍喜的地产业务走到了尽头。为了保住上市公司地位,刘绍喜把地产业务从上市公司剥离,然后花7.2亿收购广东众安康后勤集团,进入医疗服务产业。

在这个关键节点,揭阳一前领导在广州腐败案发。

2014年7月14日,坊间一度传言刘绍喜在潮汕机场,准备乘坐私人飞机飞往香港时,被边检人员带走。

然而,仅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刘绍喜恢复正常工作,再一次从腐败窝案中全身而退。

2015年,宜华地产更名为宜华健康,陆续收购了医院投资机构达孜赛勒康和养老机构亲和源,进军医疗后勤服务和养老医疗。

宜华健康的股价,也从2015年最高峰的54元,开始调头缓慢往下走。

当时,刘绍喜的危机还没有显现,依然意气风发。

与刘绍喜一样意气风发的,还有长江商学院的CEO六班同学贾跃亭。

2016年11月15日,被贾跃亭生态梦窒息的刘绍喜,与同学们一起,为乐视注资了6亿美元。

半年之后,贾跃亭遁走美国,给国内的投资者留下一地鸡毛,“资本教父”刘绍喜被同班同学狠狠割了一把韭菜。

贾跃亭跑路,成为了刘绍喜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宜华健康收购过来的子公司,在完成三年的业绩对赌之后,就出现了业绩变脸。

2019年,宜华健康7家主要子公司,就有6家发生亏损。

刘绍喜的另外一家上市公司——宜华生活,股价在2015年见顶之后,像吃了泻药,开始一泻千里。

为了止住跌势,刘绍喜挺而走险,开始业绩造假,虚增了25亿的利润。

即便如此,依然难改宜华生活跌势。

刘绍喜已将大部分的宜华生活和宜华健康的股票质押,股价下跌,就会面临被金融机构平仓的风险。

为了不爆仓,刘绍喜再一次挺而走险,采用配资的方式,操纵了上百个证券账户,炒作自家的股票,以达到市值管理的目的。

正所谓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也会塞牙缝。

2019年2月1日,宜华健康的股价出现了闪崩,刘绍喜在配资公司的保证金全部亏完,出现了穿仓。

本该补充保证金的刘绍喜,却拉着所有的配资公司,在汕头开了个会,要求他们签署股票回购协议。

这引起了资方强烈不满,刘绍喜配资炒股穿仓事件被资方人员踢爆。

消息引起了深交所关注,2019年3月19日,深交所的一道问询函,再一次将宜华健康的股价死死按住。

面对跌跌不休的两只股票,再加上监管部门的紧密关注,刘绍喜也是回天无力了!

四、两家上市公司造血能力不足,随之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债务危机,将刘绍喜推向穷途末路。

2019年,宜华集团的一笔名为“16宜华01”的债券未能按时付息,后采用私下兑付,正式拉开了宜华集团的债务违约序幕。

宜华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也遭到了司法机构的轮候冻结。

刘绍喜四次被列入失信人员,被限制消费,成了老赖。

2月23日,刘绍喜正式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一代资本教父,轰然倒下。

刘绍喜从一个穷困交加的农民,通过做实业,拿到了资本市场的入场券;尝到资本市场的造富魅力后,他沉迷资本运作。

实业荒废造血能力不足,在资本市场再风骚的走位,没有实业支撑,那也是楼中楼阁。

如今,刘绍喜控股的两家上市公司,一家财务造假、面临退市,另一家深陷巨亏。

曾经叱咤资本市场的“资本教父”刘绍喜,两次从腐败窝案中全身而退的大佬,或许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c1.9 王健林

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最近,王健林心头估计念叨的,或是这个诗句。

“网红”首富,王健林的经历。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这世道,真的太刺激太精彩了。

 二、业内公认,有两个大佬喜欢唱歌,一个是乡村教师马爸爸,一个就是咱们这位王健林。

前首富在公司内部被称作“万达伍思凯”,那时候的他众星捧月,生意动辄都是几百个小目标,唱起歌来,脸是刚毅的,手是舞动的,充满了向天再接五百年的豪情。

那段时间,老王的口头禅就是:“要把中国文化输出到全球”。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肆无忌惮地说:“万达进入的行业,无论国企央企,都没机会做老大。”。

那是他曾经高光时刻的自信和自傲。

朋友,等待,假行僧,一无所有。。。在2017年万达年会上,他一曲曲唱下来,挥洒自如,尖头皮鞋翘起脚尖,踩着节拍,比马爸爸不知强多少,以至于有人夸道,老王是一个被商业耽误的灵魂歌手。

可惜,这场嗨歌没过几个月,高唱“一无所有”的老王迎来了转折。

接下来的老王,连续四年年会没有唱歌了,这个爱演讲、爱出书的前首富,那几年的“主打歌”,变成了一个字:卖!卖!卖!

一次次,王健林因为卖资产而上了头条。在短时间里,万达物业基本被王健林抛售殆尽。

先是将13个文旅项目全部打包给融创,随后又将77家酒店“打折”卖给富力地产,这一举使得万达获得几百亿的资金。

2018年,王健林买资产依然在继续,这一次他将万达商业14%的股份卖给了腾讯等四家企业组成的财团,一举获利340亿元。

也就是在这一年,王健林还将万达影业的股份进行出售,阿里顺势成为了万达影业的第二大股东,万达也因此再获得了78亿的资金。

在3个月之后,王健林又开始对备受吐槽的海外项目进行出售,悉尼项目被以3.15亿澳元甩卖更使外界称为“放血大甩卖”。

福布斯数据上,老王是2018年中国财富缩水最严重的富豪,财富蒸发了700多亿人民币。放眼全球,老王的缩水程度能排第四。

经过两年去杠杆的不懈努力,老王终于成功摘掉了首富的帽子。

老王没有心情唱歌了,但晚会还是参加的。压轴是《歌唱祖国》大合唱,合唱快结束时,有人发现老王在台下拿起了方巾,悄悄擦掉眼泪。

《歌唱祖国》大合唱后,他上台说:

我是个极少流泪的人,但刚才我热泪盈眶,30年万达真是不容易。

三、王健林曾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如果王健林就这么一直卖卖卖,卖下去,卖到了山穷水尽,那么,在商业史上,他留下的最大痕迹,可能就是两个段子,一个是小目标的梗,另一个是“清华北大,不如胆大”。

没想到的是,当大家渐渐淡忘了曾经的王首富时,老王却暗度陈仓地搞转型:彻底放下了房地产的包袱,从重资产向轻资产模式转型,将重点放到了商业、文化、健康等领域。

2020年,在王健林的运筹帷幄下,全国有45座万达广场开业,其中轻资产27个,占比超过60%。

王健林还投资了数百亿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了数家医院,同时与阿里、京东等巨头,共同投资“大健康”领域。

文化领域,万达电影也成了万达最依仗的“摇钱树”之一。新春的贺岁档电影《唐人街探案3》就是万达影业的手笔。

这部电影虽然网络上口碑不一,但破40亿的票房还是让王健林大赚了一笔,万达影业的股价也顺势涨了一波。

轻资产模式的推出标志着万达商业地产已进入用企业品牌、商业资源、专业水准赚钱的阶段。

现在回过头看,王健林去房地产化,转型走轻资产的道路,一半或是形势所迫,一半也是主动而为。

早在王健林出售77家酒店给富力之后,外界一致认为老王亏大了。但现在,以199亿接盘万达的富力,不仅没在酒店上赚到钱,相反却连年亏损,资金链异常紧张。

现今,人们在谈到这笔收购之时,王健林则成为了那个睿智的人,而富力却充当着“好大喜功”的角色。

灯火下楼台。大家一定会慢慢遗忘老王吹过的小目标。就连王思聪的微博都消停了,万达将大隐于市。

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都不如隐于心。

“闷声大发财”,看来老王是悟了。

四、这是个一穷二白的苦孩子,赤膊上阵打天下。

用一次次的惨败,超越贫穷、阶层,虽然最后功亏一篑,但他也实实在在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网上一直流传着各位大佬创业初期的艰难例子,刘强东一夜白头,柳传志40岁摆地摊,宗庆后42岁蹬三轮车走街串巷叫卖冰棒……创业初期的王健林也一样。

初期创业,接下了一个政府转手项目。为了启动这个项目,王健林急需2000万元的贷款,但当时,没有一家银行愿意提供这笔贷款。

王健林为了贷款,简直化身现在的“要债公司”,在走廊里堵银行行长,有时候一站就是一整天,却也堵不到人。

王健林每每回忆起这种“堵人”的感觉,都觉得太卑贱了。

后来万达转型做商业地产,起步也同样坎坷。卖掉底层商铺后,业主因为经营不好,一怒之下就把王健林告上法庭。

三年时间里,王健林当了222次被告,虽然只输了两场官司,还是让整个公司疲于应付官司,而疏于公司的经营管理。

直到万达成为行业标杆之后,王健林的工作也没轻松多少。

11月30日,王健林的行程单意外流传到了网上,从这张行程单里可以看出来,65岁的王健林4点就起床,一天都在飞来飞去,时间被安排的满满当当。这样的工作,换成谁都不会觉得轻松!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王健林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做企业一定要讲求顺势而为”,然而这句话的深意,当年他是不懂的。

大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阶段,指点江山、踌躇满志,天下我有,只是欢笑来如潮水散如雾,很多事是在一夜之间发生逆转。

仿佛一夜之间,万达背负了数千亿元的债务,王健林和他的万达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经过了几年的刻苦修行,今天,王健林和他的万达又强势回归,只不过回归的他,已经换了一个模样!

草蛇灰线、趁水生波,在这个时代,风流轮流转,那用着三十年,一年半载就是一个轮回。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领悟了这一切,不管是万达还是老王,将来只会越来越低调。

我相信,他会越来越认同马老师说的那句话: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c2.2 姚良松;…

欧派家居的创始人姚良松;家居行业,处于房地产的下游,与房地产行业强相关。

可以说,如果房地产行业打个喷嚏,那么家居行业就会感冒。

一个做家居的,财富为何会超过盖房子的?

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姚良松可以称得上最励志的首富,他曾因创业失败而四处躲债;然而,他后来凭打工妹一句无心的话,创造了680亿的个人财富!

一、1964年,姚良松在广东梅州平远县的大柘镇出生。

那是闽赣粤三省的交界处,也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姚良松是家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姚良松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姚良松从小学习成绩又非常好;他一人读书,全家贫穷。

1981年,17岁的姚良松,以全县理工科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可谓是天之骄子。

从农村来到北京这座大城市,看到来自全国优秀的同学,普通话都说不标准的姚良松,感到非常自卑。

姚良松一向偏向理工科,对偏向记忆的文史科目一向较弱,特别是英语比较差,补考了两次,才勉强过关。

学习上的受挫,严重打击了姚良松的自信。迷茫、彷徨,自信心受挫,让姚良松对理工科失去了兴趣。

相反,在图书馆读了大量社科类文学作品后,姚良松对文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于是,姚良松萌生了休学一年,重新考文科的想法。这被他的辅导员强烈批评,这让个性很强的姚良松备感压力。

后来,姚良松发现自己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常常失眠、健忘,情绪也非常容易激动。

姚良松被医生检查患上了神经衰弱,不得不回家休学一年。

休学回来之后,姚良松的专业没有换成,但得到了新辅导员的理解和引导。姚良松的信心慢慢建立起来,在学校里也活跃起来。

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学生活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但对姚良松来说,这是开眼看世界的几年,同时也是苦闷的几年。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优秀的辅导员,帮他走出了苦涩的思想困境。

1986年,姚良松顺利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江西景德镇的昌河飞机制造厂。

姚良松到工厂报到之后,又被领导分配到工厂的技工学校,当上了一名教师。

每周上几节课,这让姚良松的生活非常清闲,也非常心慌。

学校领导也注意到了他的状态,见姚良松读了不少书,文笔不错,就让他做学校团委副书记,并担当校刊《绿草地》的主编。

这份兼职非常对文学青年姚良松的胃口,但干了一段时间,他悲哀的发现:每个月60元的工资,无法支撑起弟弟妹妹的学费。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总是很骨感。读完了大学,分配了工作,依然无法改变家庭贫穷的状况,让姚良松不得不另谋出路。

然而,那个时候的姚良京还不懂得,万事不得操之过急。急了,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二、经过一翻考察,姚良松决定和同学,利用业余的时间,兼职开一家餐馆。

两人东拼西凑,筹了2000元,开了一家不足20平米的小餐馆。每周除了上几节课,姚良松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餐馆的经营当中。

经过姚良松的苦心经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餐馆就被开倒闭了。姚良松负债累累,欠了1000元的债务。

这意味着,如果不吃不喝,也要一年多,他才能还清这笔钱。

这个时候的姚良松,有点像赌红了眼的赌徒,他急于要返本。

于是,他又问周边的朋友和同学,借了一万多元,承包了景德镇四大饭店翠云饭店下面的一个餐厅。

为了全情投入,姚良松向学校申请停薪留职;但学校并不同意,经过一翻博弈,他以每个月向学校交“180元”管理费为条件,获得了自由身。

但没几个月,姚良松就支付不起这笔巨额的费用,最终被学校无情地除名。

没有了退路,开餐馆成了姚良松的背水一战。

姚良松只能没日没夜地干活,采购、洗菜、切菜、点菜、上菜,能干的活,他都干了。

眼看生意稍微有点起色,却遭遇了国家政策的当头一棒。

1988年,国家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良商家囤积居奇,物价出现了飞涨。

“抢购潮”

为了控制物价,国家限制了公款吃喝;而姚良松的客户,基本上都是一些干部。

这把姚良松餐厅的生意给堵死了,苦撑了几个月,他已经累计欠了一万多元的债务。

债主们也经常上门讨债,为了躲债,也为了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翻身时间,姚良松只能离开景德镇。

1989年元旦的凌晨三点,25岁的姚良松失意地登上了前往成都的列车,告别景德镇这个伤心之地。

辗转湖南和贵阳,姚良松来到成都,但成都的朋友却不能给他提供一个容身之处。

听说有个同学要福建晋江有个塑料厂,在成都住了几日后,又马不停蹄地经过贵阳、广西、广东,绕到福建。

到达厦门时,已经是春节来临,姚良松没有脸面回家,只好住在同学在厦门的集体宿舍。

宿舍里的人都回去过年了,只剩下姚良松孤独一人。大年三十的晚上,心情苦闷的姚良松,一个人在宿舍里喝劣质葡萄酒。

新年的钟声敲响时,姚良松走出宿舍阳台,朝着家乡的方向跪拜磕头,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然后朝着景德镇的方向磕头,向债主们表达歉意。

那是姚良松人生最低谷的时刻,堂堂一个大学生,混成了一个四处流浪,居无定所的失业青年。

那个时候,他发誓一定要混一个名堂出来。

没多久,劣质葡萄酒的酒劲上来,姚良松昏睡过去。他整整睡了一个大年初一,醒来时已是大年初二,那是他过得唯一一个没有大年初一的春节,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三、1989年,对姚良松来说,依然是奔波而又失意的一年

从厦门来到朋友晋江的塑料厂,让姚良松大跌眼镜,那分明就是一个家庭小作坊。

朋友每个月只能姚良松50元生活费,收入就得靠他跑业务拿提成,关键是生活费给的也不及时。

姚良松又不得不另谋出路,跑到上海,找到了曾在上海交大读书的高中同学。

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姚良松还是找不到工作。于是,他又给在西安交大读过书的一位学长拍了电报。

学长给他回了四个字:我在,速来!接到消息,姚良松又兴奋地跑来西安。

见到学长,姚良松将自己倒霉的经历和盘托出。学长非常义气,当场给了他20元生活费,把他介绍进与研究所合办的医疗器械公司,当上了一名业务员。

好不容易有份稳定的工作了,姚良松以为可以干点事出来。但到年底,学长与研究所闹了矛盾,姚良松受到牵连,又不得面临失业。

所幸的是,姚良松认识了浙江的一个生产医疗器械的老板。老板得知他的不幸经历之后,给了他1000元,叫他去广州拓展市场。

1990年,26岁的姚良松依然一事无成,自命为广州办事处主任,其实就是一个光杆司令。

姚良松异常珍惜这个工作机会,终于可以结束四处奔波之苦,安安静静地做点事情。

他从旧货市场买来一台自行车,带着两箱理疗仪,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他都坚持走街串巷。

一年的时间,他走遍了广州的医院、公园、养老院,四处推销。到年底结算,居然赚了十几万元。

拿到钱,姚良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之前欠下的债,连本带息全部还上了。

这一次,姚良松终于成功了,终于走出了那段最倒霉的时光。

多年之后,回顾这段痛苦的往事,姚良松不无感慨地说:坎坷和挫折,或者说灾难,它是一道坎,迈不过去,就会摔伤,摔残,甚至摔死。迈过去了,它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是受益一生的财富。

四、1992年,姚良松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广州科信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开始了创业生涯。

新成立的公司,除了继续代理之前的理疗仪,还自己购买零件,组装医疗器械,然后进行销售。

短短两年的时间,姚良松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大概有两三百万元。

1994年,姚良松准备在广州安家置业,临近广州市区的番禺丽江花园开盘,吸引了不少购房者。

姚良松带着家人,一起去丽江花园看一个香港人设计的样板房;厨房采用了欧洲传到香港的厨柜,与中国当时脏乱差的厨房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还在深圳打工的妹妹,惊叹道:这个厨房的柜子真漂亮,我们家要是有一套就好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姚良松心想:这种橱柜刚刚引入中国,连一个打工妹看了都想要,一定会有非常多人喜欢。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更加美的生活,是人的一个共性。

直觉告诉他,橱柜在中国会掀起一场厨房革命,这个源自欧洲的产品,不仅香港人会喜欢,大陆人也会喜欢;不仅城市里的人会喜欢,县城、城镇的人也会喜欢,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发现商机的姚良松,非常兴奋,立即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启动这门生意,要投入二百万元。

此时的姚良松,早已不再是几年前的那个莽撞少年,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谨慎的客家商人。

他采用了投石问路的策略,投入二十多万元,购买了一台机器;招了十几个木工,经过三个月的精雕细琢,打造了三套模仿香港设计的橱柜。

1994年8月,姚良松在广州康乐大厦的写字楼里,那是他做医疗器械的公司,做了一个“广州现代橱柜展”。

姚良松创办欧派

短短5天的时候,姚良松就收到了60多套的订单,金额达到了50多万元。

这让姚良松大喜过望,经过小规模的试水,他觉得这条路完全能够跑通。

于是,姚良松投入了200多万元,开始了机械化生产,全力进军橱柜行业。

在外人看来,姚良松一个做医疗器械的,投入重金做八杆子打不着的橱柜,简直太有魄力了。

但外人不知道的是,在做出这个重大决定之前,姚良松已经非常谨慎地做了小步试错,验证成功后才全力投入。

五、姚良松成立欧派橱柜,引发了中国的一场厨房革命。

欧派先是在广州打下根基,然后是在珠三角的城市落下棋子,随后又扩张到北京、上海一线城市,后来又进一步扩张到内地城市。

一步一步,姚良松成了中国的“橱柜大王”,欧派也成了市场的老大。

2000年,欧派结束了租厂发展的时期,终于买下了一块自己的土地。

意气风发的姚良松,再一次文学青年附身,又创办了内刊《绿草》。没想到,十四年前在学校的《绿草地》,再一次在欧派复活了。

欧派成为橱柜行业老大之后,又拓展了衣柜、卫浴、木门等产业,随后又提出了全屋定制的概念。

为了适应公司业务的拓展和创新,欧派家居的名字,也改成了欧派家居,体现了姚良松的大家居梦。

2017年3月28日,欧派家居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了5000万股,募集了23亿元资金。

对于上市,姚良松有着非常清晰的认知,在2010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说过一句话:对于上市,变成一家控股公司,我们有充分的考虑。但并不会太着急,不会为了上市而上市,要充分谋划好,确实有很好的项目,确实是需要资金,来推动这个项目的发展,才会进行上市。

我们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实业家。

2020年,欧派家居的收入达到了155亿,市值达到了880亿,业绩、利润、市值都同步上涨。

姚良松也以680亿的个人财富,超越了朱孟依家族,成为了梅州首富。

姚良松从一个农家穷小子,来到北京上了五年苦闷的大学;毕业分配后,为了支持弟妹上学,铤而走险创业一败涂地;欠了外债四处躲避,全国奔波两年,才找到安身立命的工作。

妹妹无意间的一句话,让姚良松找到了一个终身的事业。

成立欧派后,从橱柜、衣柜、木门、卫浴,到全屋定制,再到上市之后追逐大家居之梦,姚良松一步一步稳打稳扎。

“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这是一个典型客家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从一个四处躲债失意青年,到一方首富,姚良松可以称得上最励志的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