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春天,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死海(盐海)附近牧羊的阿拉伯牧童,为了寻找迷失的羊,将石头掷进死海西边的岩洞里,结果其中一个岩洞发出石头打破瓦罐的声音。进洞后发现了很多皮质经卷用棉布包著,装在几个大瓦罐中。其中五卷被耶路撒冷城中叙利亚东正教修道院的红衣主教所收购。因这位主教不识上面的文字,他打电话给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学会,其代理会长查伟(John Trever)把部分经卷拍摄下来寄给霍普斯金大学的美国《圣经》考古权威亚布莱特教授(W. F. Albright),被鉴定为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写成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
例如,有人曾基于人类文化的观念,坚持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摩西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文字,摩西不可能写出如此详尽的律法条文。而一九○一年出土了《汉慕拉比法典》(The Law Code of Hammurabi)。它是一块高约210公分,宽180公分的石碑,其上刻有近三百条律法。此法典属于汉慕拉比王统治下的巴比伦时代(公元前1728~1686年),比摩西五经的写作时间还早二、三百年。从此,这种认为摩西五经不是摩西所写论调才消声匿迹了。
新约中的许多记载都为考古学所证实。使徒保罗的三次传道旅程,如今都可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很正确地追溯出来。史学家们一度对路加著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记载的历史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三节中描写的有关耶稣诞生前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资料找不到有关申报户口的事,居里扭也没有作过叙利亚巡抚。但后来考古学的发现证实罗马帝国每隔十四年就有一次人口普查,要求交税人报名注册。此法令是从罗马皇帝亚古士督任期开始的,首次申报户口是公元前二十三年至二十二年,或公元前九年至八年。路加所记载的可能即后者。同时,考古学家也找到了居里扭在公元前七年左右任叙利亚巡抚的证据。有趣的是,凡是路加的记载与史学家的资料不相吻合之处,考古学都证实路加是对的,史学家是错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兰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甚为钦佩地写道:「路加是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靠,他也具有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路加的名字应与世间伟大的史学家同列」2。
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鲍罗斯(Millar Burrows)说:“全面来说,考古学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家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3。犹太考古学家葛鲁克(Nelson Glueck)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4。世界著名考古学权威亚布莱特(William F. Albright)的话,可以作为《圣经》的历史性的总结之言:“十八、十九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又重复地出现于学术界,但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部分,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5。
可是,神的存在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对神的存在所持的态度与每一个人休戚相关,没有人能够回避。凡追求真理、勇于在真理面前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的人,或迟或早都会认识到神的真实存在。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一再指出,一点点哲学会引导人走向无神主义和物质至上的错误;伟大的哲学却会引人归向宗教1 。不仅象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相信有神(虽然爱因斯坦信的神是没有位格的),连达尔文主义的先锋战士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也承认:“从纯粹哲学立场上看,无神论是站不住脚的”2。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生物学正酝酿著重大突破,遗传物质的秘密即将被揭开。当时,第一流的生物学家、化学家大都倾全力研究蛋白质。当时普遍的想法是,生命现象如此复杂,只有象蛋白质这样复杂的大分子才可能是遗传物质的携带者。令人颇为意外的是,沃森(James Watson)和柯里克(Francis Crick)于1953年发现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证明 DNA才是遗传密码的携带者。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仅由四个不同核酸组成的DNA,竟是控制千变万化的生物活动的遗传物质(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读者可参阅H. F. Judson,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