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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既有坚强、圣善、伟大的一面，也有我们普通人性的有限及脆弱的一面。纵观其坎坷和丰富多彩的一生，他既曾热心事主，也曾受过诱惑、信仰有过低潮的考验，还历经过成功和无数次的艰难考验，甚至多次失败的残酷打击，背负过各种沉重而痛苦的十字架。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宗教视野来看，他所追求的基督信仰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灵性生命、革命追求及思想观念，并为他所追求的信仰做了美好的见证。

孙中山早年在香港领洗后，热衷于教会事工，不遗余力地向同胞们传播基督福音。在伦敦被清廷住英使馆秘密关押期间，他热切向主祈祷，全心依靠上主。他曾向朋友这样回忆其狱中的祈祷生活及获得恩宠的改变：“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 显然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信仰感情的自然、真情流露。

孙中山的确曾经痛斥过宗教中的迷信成分及陋习，包括青年时期拒绝民间信仰中含有巫文化的偶像崇拜，并在20世纪初期反帝爱国运动和第一次“非基督教运动”中，曾以政治家身份诟病过教会体制，痛斥教会中某些沾染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者的言行。作为开国元首及政治领导人，他也确有不方便公开经常出入教堂或祈祷聚会所，每个主日参加教会团体的公开礼仪崇拜。他甚至可能也有过迷茫、失望及远离教会的冷淡时期。不过，这些并不足以丧失他的基督徒身份，后人也无权、无法否认他的基督徒身份。

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今日我们应该以公正、客观和包容的态度来审视包括国父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及那段艰难的中华民族史，还有他对包括民间信仰和教会在内的宗教界的过激言辞、行为、态度。其实即使今日，宗教界中存在的功利主义言行和迷信色彩以及宗教极端狂热主义思想，仍然该引起包括宗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坚决予以严词拒绝、痛批，彻底涤除。

作为基督徒和国父，孙中山在从政后既热爱教会，也尊重宗教团体，并与宗教界建立了友谊。他曾在1912年为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捐出3000银元作为其成立伊始的开办经费，也曾在1919年向南京栖霞寺捐献万两白银协助其修缮。孙中山对宗教界一视同仁的关心和支持及包容胸怀值得欣赏、纪念。

孙中山重视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贡献，认为“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并引进有益于民族和国家的宗教伦理价值观。他最早在中国主张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在孙中山诞生150周年之际，包括中国宗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应当缅怀、追念、珍惜、践行。
同时，作为一名热心的基督徒，孙中山非常认同建基于基督信仰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融会贯通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仁和墨子的“兼爱”精神，及在基督无条件的慈悲大爱、彼此相爱与彼此服务的福音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博爱”思想观，并主张“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

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在“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三个幅度上均为“博爱”的具体表现。在治国理念上，他提出“博爱仁行”，视“博爱”为“人类宝筏，政治极则”，并进一步把“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作为座右铭，多次题字赠与同志和友人共勉，将其视为自己理想和人生追求。他将基督信仰的价值观融进了自己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中，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民主、自由的希望，尝试努力建设一个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战争，自由、民主，博爱，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且为之奋斗了终生。

1925年3月11日在其临终之际，他在病榻上对同志、家人及挚友语重心长地口授了“第四份遗嘱”：“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在特殊政治背景下一些历史时期，无法公开宣传，也不会受到重视的这“第四份遗嘱”，实事求是地证明了孙中山是一名名符其实的基督徒。

其子孙科在其家书中亦证明了其父对儿女们的亲切教导：“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显然孙中山以言以行见证了基督福音，活出了基督信仰的真谛，无愧于一名虔诚基督徒的身份及称呼。孙中山对人生目标、对宗教信仰、对革命理念的执著追求、不懈奋斗，为民族存亡、国家统一和繁荣富强与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及其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是今日两岸三地政治领导人和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全体人民及宗教界效法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