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是一个反耶稣基督的人。我曾写过反耶稣基督的诗文，编过反耶稣基督的剧本，后来还把剧本演出，而且亲自担任导演。其实我并未研究过基督教，也没有见过圣经，不过自己信了惟物无神主义，遂人云亦云，盲从附和罢了。这里自称“大罪人”，因为普通犯罪，尽管严重，只是得罪人，而我却反神，直接得罪神。

我在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相信的是行为主义（Behaviourism）。行为主义是心理学里面的一派，不但不相信有灵魂，甚至不相信有思想，认为所谓“思想”，即是“默语”。这种学说把人看得非常机械。有过如上的这些思想和行为的我，也能蒙主的爱，可见主爱之伟大。我信主后，才知道人有灵魂，才知道躯壳（身体）是暂时的，灵魂才是永远的。

我之有如上述的反神思想，为时很短，继此而来的是升官发财的思想。于是，我便走入仕途。在官场混了好几年，于一九四二年被海外部派到印度做英政府合办的战时服务工作。一九四七年正是国民政府行宪的时候，立法委员由人民选举，印度和缅甸合选立法委员一人。我那时为国民党驻印度总支部书记长。在此以前，又做过缅甸总支部书记长，所以两地的侨胞均为我所熟悉，又有党部做后台，出而竞选立委，真是唾手可得。竞选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不料国际情势转变，印度政府一改从前对中国政府亲善的态度，于一九四八年突然下令叫我出境。出境是痛苦的事，因为我一家在印度，而且那时国民政府流离播徙，动摇不定，不但不能给我一个新任务，甚至去信也不知寄到哪里——南京？重庆？广州？叫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国外交部和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替我向印度政府交涉，都未能收效。那时候苦闷万分，日夜焦急，深感前途茫茫，因而想到命运和精神灵魂等等问题。

感谢神，他使我知道人有灵魂，使我眼睛明亮，看见此世以外的另一个灵性世界。本来在神秘的印度，无奇不有。许多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也是我以前绝不信的。比方“天眼通”，“他心通”，诸如此类的种种法术。看得多了，使我开始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遂开始研究宗教。那时各种宗教我都感兴趣。在印度有印度教，回教，拜火教，佛教等，我都跑去访问过，觉得各有其吸引力。那时我想，各宗教大同小异，何必分门别户？我于是想自办一个包括所有宗教的“宗教”（英文就叫Religion，用大写R）。

可是那时以色列建国，报上天天有这类新闻，有时还有大标题新闻，令我相信圣经的预言，因此特别倾向基督教。

其时加尔各答有天主教的慕神父，比利时人，是我的素识，我的儿子也在他的学校读书。虽然在此以前，我从未和他谈过宗教或灵魂问题，但在我信有神以后，便频频去找他，专和他谈神与灵性的问题。他介绍一本书给我；那是根据四福音合编的耶稣传，书名叫《耶稣的喜报》。我看了非常高兴，由借书的当天下午，看到深夜，废寝忘食，津津有味，叹为一本伟大奇书。往昔在上海读书时，也偶曾听人讲过圣经，但觉没有兴趣。这次却完全不同。

那时以色列复国运动，虽天天吸引我的注意，但是他的邻国，都是他的敌国，紧紧的包围着他，可能有一天消灭他。万一他给消灭了，圣经的预言不是落了空？我的信仰不是从根基上倒下来吗？于是我打了个主意，如果以色列这新国为联合国接纳，为会员国，那就是他立国基础已定，我便接纳基督教。

出境的命令，经外交部的认真交涉（那时是王世杰先生做外交部长），没有即刻执行，却不能挽回。印度政府又下一命令，限我一个礼拜离印，那是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事。旅印侨胞，很关心我出境后的生活问题，后来大家商量结果，由皮革联营公司派我赴巴基斯坦卖皮革。其实这完全不要我去“卖”，只要是在佣金里面一部分给我做生活费，事实上是一种救济。这样，总把生活问题暂时解决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即旧历端午节，我到了巴基斯坦首都喀拉蚩，无所事事，遂日以看圣经及教会书籍为乐。每逢礼拜日必到礼拜堂去做礼拜。那里有很多礼拜堂，只要时间不冲突；我都进去参加，每个礼拜天，平均参加四次礼拜。我在读圣经时发生有什么疑难问题，总在礼拜后，提出来请牧师解释。他们也许觉得我麻烦罗嗦，只是介绍书籍给我看。有一个比较小的福音堂，没有名字，里面的几个传道人却很诚恳亲热的。他们的会友约三四十人，是聚集各教会的会友组织而成。我觉得这个教会，对人比较有热情，所讲的道也比较不公式化。除了参加他们的聚会以外，我一有暇，就分别探访他们的教友，和他们谈圣经里面的道理。他们很耐心开导我，把我的问题分别解答。

那时，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神迹。联合国虽然成立了，却分为两大派；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这集团赞成的，那集团必加反对，而且两国都有否决权。因此，联合国什么事都议不决，行不通。可是，以色列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两集团都同意了，在大会里顺利通过了！这岂不是不可思议的奇事？

以色列临时政府宣布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时正式成立，我也在这一天正式宣布接受圣经启示的基督耶稣为我的救主。我决定信基督教，把原来想办的“宗教”也打消了。

可是，基督教里派别太多，信旧教呢？还是新教？要是新教，哪一个教会呢？这是萦绕我脑际难以解决的问题。天主教的教堂建筑壮丽，神父衣服划一整齐，礼拜仪式庄严隆重，又加以慕神父在加尔各答时对我的关心，使我很倾慕他们。但喀拉蚩的神父们却对我不感兴趣，对我的问题，都不能象慕神父一样耐烦解答，只介绍我去见天主教的平信徒。有一次我向一位奉命指导我的天主教徒问∶“什么叫做三位一体？”他淡然回答道∶“这是一个神秘。”我再问时，他说∶“这是一个大神秘。”因此，我便减低了兴趣，转而打算入新教。然而，新教教会很多，入什么教会呢？谁来给我施洗呢？这些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把各教会详细比较，又逢人便问，都不能下个决定。有人建议，向神祈祷，求神带领。我觉得这倒是办法，于是早晚祈祷。可是祈祷了许久没有答覆，我就想起新约常常把祷告与禁食排在一起，若祈祷之外，再加禁食，或者有效。因此，我禁食起来。

禁食在印度，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甘地常常禁食，有时达廿一日之久。我为要得到神的答覆而在祈祷以外加以禁食，不足为异。我在禁食期间，一面祈祷，一面看书，觉得神的爱，圣经的真理，充满了我的心，使我有无限快乐。一天我跑到一间我常去的教会书店，看看有没有好书买。（禁食时身体虽然疲弱，但精神反而健旺，越发想看书。〕书店的经理 Roberts 先生，劈头对我说∶“我介绍一本书给你看。”那本书名叫“信靠上帝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 The Man Who Believed God)是 Marshall Broomhall写的，是一本旧书，书皮已破烂，对我并没有特别吸引力。我问他∶“你看过这本书吗？”他说∶“没有。”我说∶“你为什么介绍你自己没有看过的书给我呢？”他说∶“我想这是一本好书，与中国人有关系的，因为它说的是中国内地会的发起人。”我把那本书带回，越看下去，越有味道；觉得书中所说的戴德生是一个大人物，与我向来所崇拜的大人物完全不同。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爱，使作为中国人的我深感惭愧。还有许多地方令我不期然地流泪。那本书说及戴德生由伦敦出发赴中国时，坐的只有四百七十吨的帆船，时为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我就隐约听见神对我说，要我在九月十九日这天受洗。那时虽然不知道由谁来洗，洗了又入哪一个教会，可是，我相信神已定下一个日子，自然会在那一天差人替我施洗，我也自然可以入我的施洗者的教会。我感觉神已答应了我的祷告，便停止了禁食。计算起来，已禁食八天了。我感谢神，因为神使一个人介绍我一本书（这人自己对此书毫无所知）——显然就是神的领导。

有一次主日崇拜，我到刚才说过的那没有名字的小礼拜堂去。那天讲道的是一个美国人名叫Irving Sylvia，他穿着极朴实的衣服，讲的道却极有感动力。聚会完毕，我找他谈话，我问了许多圣经上的问题。谈了许久，他欢喜地说∶“你得救的机会已成熟，可以受洗了。我替你行洗礼吧。”他提议下一个礼拜日施洗。我说∶“那是最好的，可是可否改为下两个礼拜日？”我有这样提议，因为下两个礼拜日正是九月十九日。他说∶“正好，因为我还答应其他三个人在那天替他们施洗，连你就是四个人了。”决定以后，我问他是什么教会的。他说他只属基督，不属什么教会；当初是美国几个友人支持他，按手在他身上，他就这样出来传道了。我觉得他这个不属教会，直属基督的办法，正中下怀。种种机缘，都是神的安排，不能让它轻易错过。

他叫我参加几天以后的一个祈祷会，我答应了。我依时到会，参加者都是巴基斯坦籍教友；许多人祈祷过后，Sylvia叫我祈祷。我那时虽然已初学祈祷，但没有在公众场合祈祷过。既然被叫，不得不答应。我开始呼“我们天上的父”后，即时眼泪夺眶而出，想抑制也抑制不住，再也说不出话来。那时受着良心的谴责，觉得自己满身是罪，尤其旧时着反基督诗文，编演反基督剧的罪，涌上心头，一时情感横溢，悔泪迸流。过几分钟后，才勉强抑制感情，把祈祷说完。祈祷会中的弟兄姊妹都很喜欢，说我是受了圣灵的感动。

到了九月十九日，我们同赴克利夫顿海滨行洗礼。我邀了几位朋友观礼。行的是全身浸水式，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圣经的教训。从水里起来以后，在全身海水淋漓中，朋友还替我照了一张相。那时在禁食后不久，瘦得很难看，看见相片的亲友都以为我失业而饿坏了呢。

受洗以后，我写了一首诗，以纪念这人生大事——永生大事∶

茫茫水，浩浩风，
负罪之我立海中。
浩浩风，茫茫水，
我罪即在水中洗。
当时我罪色殷红，
洗后洁白与雪同。
从前种种随波逝，
我今亦与基督死。
我今亦与基督生，
生命书中始有名。
一人悔罪事虽小，
天上人间共欢笑。

在喀拉蚩时，我在半失业的状态中，惟有多读几本书，借以修养灵性。恰好巴基斯坦教育部，在报上登广告征聘国立达卡大学中文教授。我本是一个学文学的人，觉得是一个机会，便欣然应征。我缮好了申请书，请一位姊妹代为打字，打好了的时候，她问有没有为此事祈祷。我说没有，但曾求主给予工作。她说那一定是主的应许，但是，还要祈祷。我拿着这张申请书虔诚地向神祈求。这征聘广告，也在伦敦登出，应征者据说有十一人，论资格经历，他们都比我好，而我却被选受聘，这显然是神的恩典。

我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乘机到达卡城就职，后来家人也从加尔各答到达卡团聚。达卡大学上课时间，每周只有六点钟，等于每日一点钟；薪水也不很低，住宅宽敞，环境宁静。我想神决不是叫我到那里游手好闲的，便在授课之暇，尽量多读教内的书。写文章是我的本行，读书稍多，便摇笔欲试，只苦于和中国的教会教友，毫无关系。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是我受洗的一周年。感激救主的大恩，回忆过去一年来的欢乐，心想应该有所表示，以纪念自己出死入生的大事。但是如何纪念，又是一个问题。如果是肉体生日，照中国人寻常的办法，吃吃面也就算了。但这个灵命的生日，面食断断不足以表示纪念。想来想起，都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后来卒之在禁食祈祷中得到了亮光∶写信给伦敦的中国内地会。

我在英国专员公署（Deputy High Commissioner’s Office）找到了伦敦的中国内地会的地址后，便按址写一封信去。信里面说，在这个戴德生从英国第一次启航到中国的纪念日，不由不想起这位在中国内地开山辟荒的大信徒，和他亲手创办的差会。我在这信里，顺便问问中国内地布道工作的近况。信里面当然没有提到这一天也是自己灵命的生日。

这封信后来证明是神倾注福泽之渠道。内地会的秘书回了一信，除了道谢之外，还告诉我一些该会最近的情况，并答应按期寄给我一本该会的定期刊物 China’s Millions。

这个刊物就是我和中国教会接触的开端。我在该刊上，看见内地会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消息，便写信给该委员会的主席Leslie Lyall先生，表示愿在文字布道上略效微劳。他回信欢迎我帮忙，但说明这是没有稿费的。同时附来一本小书，要我试译，以便知道我的文笔如何。我翻译完毕（即《交托的祈祷》小册子），就寄给他们。并声明我无论是写是译，都不要稿费。他们甚感满意，从那时起，我便继续翻译些文字。

因为和内地会这一段关系，就和曾霖芳牧师（那时他在内地会负责译着出版的责任），结成文字之交，许多稿都蒙他在自己主编的《安慰》季刊发表。这些译文，后来辑成一书，名为《福杯》。在翻译以外，自己也写了一些诗。在可成集时，拟取千字文中一句“诗赞羔羊”为书名。这两部书，都希望在香港出版。因为和《安慰》的关系，又与王仁度弟兄通信。以后到达香港时，他是我会见的第一位主内弟兄，以后的工作，得到他很大的帮忙。在达卡大学任教五年中译著基督教书籍大小计有六本∶《交托的祈祷》，《钱财代管》，《无神论者的歧路》，《信仰问题》（由中译英），前三种均已由证道出版社出版，《信仰问题》中英对照本，已由晨星书屋出版。

象我这样在罪恶过犯中死了已久的人，尚能蒙主赋予生命，成为合他使用的器皿，主的爱何等伟大。主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特别显得丰盛，在我是亲身体验到了。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这句话，在我身上一样确实。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救我爱我的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