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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让人死去的疾病明天将被打败，我们努力用技术赢得控制权，减少焦虑。但科技却让医生更容易失去把病人当人看的能力，尽管医学不断进步，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在死亡面前，健康是一份礼物，喜乐地生活，创造性地服务，尽其所能地使用它 ；否则它就成为偶像。

鲍勃·库提洛（Bob Cutillo），医学博士，是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科罗拉多无家可归者联盟的一名医生，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助理教授，丹佛神学院教员，曾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医疗宣教士，多年来致力于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以信仰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他的视野和观点，对于我们反思 2020 年疫情引发的包括健康在内的一系列危机，是绝佳的参考。

不久前，我在新西兰首都的一个古老墓地里散步了很长时间。我有时去到一个新地方时会这样做，这提醒我，医学已经走了很远，但生命从根本上仍然多么脆弱。

墓碑以最简练的方式讲述着故事。一块墓碑上写着五个孩子的名字 ：1876 年 12 月底，短短 11 天时间里，他们的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们接连死于白喉。如今，归功于 2013年发明的一种疫苗，白喉在大多数国家已经成为一种罕见疾病。

不远处另外一块墓碑上，也刻着来自同一个家庭三个孩子的名字，他们只有 3 岁、4 岁和 5 岁。在一个月里，猩红热夺走了他们幼小的生命。1993 年，我儿子 4 岁时也得了猩红热。经过迅速诊断和治疗，他在三天内就好转了。因为一个简单的抗生素疗程，一百年后，我的家庭才避免了当年的悲剧。生活在这个医学发达的时代，我们是多么幸运。

病人和医生都有一种失败感科学的成就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减少或消除了许多人类祖先生活中的恐惧。淋巴腺鼠疫在 14 世纪摧毁了

欧洲，天花现在已经被消灭了，小儿麻痹症也几乎消除了。在 20 世纪初，由于没有治疗方法，主要的传染病占据了医院的病床，并以令人沮丧的速度带走病人。1928 年青霉素的发现，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泛应用于生病的士兵，使细菌性肺炎从“死亡之王”变成了一种可治的疾病。

控制传染病显然是应用科学改善人类生活的最大好处之一。诊断、治疗和治愈已经感染的个体，让他们免于死亡的能力，是医学力量的典范，发出耀眼的光芒。许多混乱和无法控制的疾病已经变得可控。我们甚至说服自己，昨天造成人死去的病明天不会是致命的，因为医学科学在不断进步，每天都在征服新的领域。但不治之症终有一天会来到我们面前，可能是癌症，可能是心脏病，也可能是年纪更大时一次简单的摔倒所致。不久前，《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在长期抗癌后去世。

她把自己的旅程写得特别辛酸，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在分期付款。她患癌多年，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所有已知的治疗方法都用尽了，病情却在发展。她感到很沮丧，这可以理解。她归咎于体制，这也不奇怪。在她死后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她写道 ：“医疗机构告诉我，我的许多疗法都失败了，这让我失望。”

当疾病没有得到治愈时，感觉医疗系统的失败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反应。任何一个医学领域都不能避免这种失败感。最明显的是肿瘤领域，其他例如风湿病学家不能治愈狼疮，心脏病学家仍然会失去心脏病发作的病人，神经学家必须帮助中风后的残疾人生活，甚至皮肤病学家无法避免看到病人死于黑色素瘤。

病人和医生都会有一种失败感。我记得一位年轻的丈夫在妻子经历了第三次流产后非常痛苦地问，为什么医学能做的这么少？我和他们一样感到无能为力。这些悲惨的经历使我们感到不安。它至少提醒我们，人是脆弱的，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缓冲自己，以确保我们不是脆弱的。但有时我们仍会感到愤怒，觉得药物的承诺辜负了我们。可如果我们要求科学和技术实现圣经中的应许，它们必然会失败。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进步，但这个世界仍然没有变得更好。

不确定性是不安的根源

多年来，我一直希望能够根据圣经的叙述来理解和分析医学。我试图从中弄明白人性，我们对疾病的敏感性，以及治愈疾病的能力。

在《创世记》第 2 章结束时，人类的始祖还生活在一个美好而安全的地方。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新挑战是，在下一个发展阶段，是继续相信有一位善良和值得信赖的天父，还是追求独立、走自己的道路，尽管代价是从此陷入羞耻和不安全感？这是人类在所有时代里面临的选择。

例如，当产前检查发现婴儿患有唐氏综合症该怎么办？唐氏综合症是一种染色体异常，会导致智力障碍和不同程度的发育迟缓。如今，这种医学检测结果可以提供给孕妇，一些家庭将面临继续妊娠还是流产的选择，因为这种情况在出生前是无法治疗的。多数人（在一些研究中超过 85%）选择了后者，他们认为这是不好的事情，这导致他们决定流产。

他们没有选择孩子的生命，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宝宝出生后的生活质量将很糟糕，而且还会拖累父母和整个家庭。然而事实表明，他们的判断误导了他们。对唐氏综合症患儿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更好、更幸福，因为这些孩子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当唐氏综合症患者被询问时，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也很高。显然，我们用来做选择的知识并不总是可靠的，尽管我们所做的选择可能会有生死攸关的影响。

生活中的许多决定，特别是医疗保健方面的决定，必须基于我们对预期结果好坏的评估，预先作出。我们文化氛围普遍认为软弱和局限是不好的，我们被高度影响，因此选择控制结果，尽可能排除这些可能性，不惜终止生命。我们害怕无法控制的事物，如果不排除意外事件，我们就会感到焦虑不安。

在伊甸园之外，我们不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每个人都被迫找到自己的路。我们缺少依靠，从而使我们在做出选择时特别焦虑，这无疑增加了今天大多数人追求健康的热情和对患病的忧虑。每一种不确定性，都是巨大不安的根源。因此，我们努力争取每一种新技术，使我们能够重新获得控制权。

但如果我们只根据外在的美丽和不生病来定义健康，我们就会严重限制健康的真正含义。我认识的最健康的一个朋友叫兰迪（ Randy）。他患有脑瘫，坐在轮椅上，他可以用手来移动轮椅，但主要是通过声音激活来移动的。前不久我接到他的电话，他问我是否可以参加慈善步行来为市中心的慈善事工筹一些钱。他借助他的电动轮椅走了 5 公里，为事工筹集了将近 2 万美元。

然后他问我过得怎么样，并向我请教一些关于他所面临的困境的圣经建议。他主动为我祷告，并告诉我他爱我。

他对每个人都这样。从外部标准来看，他的健康状况非常有限，但实际上他是我认识的最健康的人之一。我想这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健康是一份礼物，并尽其所能地使用它。

喜乐地生活，创造性地服务，才是真正享受健康的方式。否则，它就变成了一个偶像。

把病人当人看待

1926 年，医生兼教师皮博迪给哈佛医学院学生的一次演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提到一种日益增长的担忧，即新培训的医生会因为过于关注医学技术而忽略病人本身，“说白了，他们太‘科学’，不知道如何照顾病人。”

皮博迪意识到，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要正确地照顾病人，这种照顾需要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整全关系”。他提醒他那一代医生，除非你真心且积极，否则你不能很好地照顾病人。这个简短的演讲，至今仍是医学文献中最被引用和尊敬的演讲之一。
随着训练的进行，医学生在第三和第四年将加入医院团队实习。作为初级成员，他们总是有急匆匆的待办事项。

例如“去 5 号病房看看肝脏”，或者“跑去急诊室检查一下心脏问题”，而不是说刚刚失去丈夫的退休教师史密斯夫人胸痛需要检查。

实习是医生生涯中最紧张的一年，那一年我记忆犹新。当我来到波士顿市立医院时，皮博迪医生就是在这家医院工作到 1927 年去世的。我和其他 34 名新医生一样，既兴奋又害怕。同时我还在担心我正在耗尽我身上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被训练要以临床的眼光使自己成长，即把病人视为一组问题，看到病人的病情，对症下药、恢复健康，这样才能完成工作。但我是否已经失去了把病人当成人看待的能力呢？

有一次，一位无家可归者因腹痛和呼吸困难被送入医院。最初的检查显示，他有许多潜在问题。专家们都从各自的角度来看待他 ：肾科医生想做一些肾脏检查 ；胃肠病学家说，病人需要做肝脏活检，还需要做肠内窥镜检查是否出血 ；放射科医生打来电话，说最初的 X 光片不正常，他需要进一步的成像和造影剂来增强图像 ；最后，肺科医生说病人需要做支气管镜检查，但前提是他的肝脏足够强壮，可以接受麻醉。几天来，我们努力把每一件事都做好，不让多米诺骨牌倒下。

我了解到，这位病人失去了工作，以酗酒来麻痹自己。酗酒破坏了家庭关系，当他的妻子决定离婚时，他变得更抑郁，酗酒更严重，最后无家可归。

在医院住了三周后，他所有的测试都呈阴性，症状好转，是时候让他回家了，尽管他没有家。当我告诉主管，我想找一个能帮病人找到工作的人谈一谈时，他告诉我那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我知道我们正确履行了医生的职责，但我同时知道我们没有满足病人的真正需要。如果他又回到街上，重新喝酒，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在急诊室再见到他。正如我的前辈皮博迪医生所提醒的，想要成为一名好医生的压力常常会让我们把最好的意图抛到一边。

不断发展的技术能产生更精确的检测结果，但也拉远了我们与患者的距离。以前我们把病人的床围起来讨论病情，如今我们围着电脑屏幕开会，看图像、评估数据、管理每个器官的功能，数字听诊器可以捕捉病人的心跳形成音频波形，传输到医生的手机或电脑上，我们不需要再看到病人。而离得越远，就越有可能把身体与人分离。当科技的力量让我们可以通过屏幕管理除了灵魂以外的身体，我们想要做到不忽视具体的病人，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死亡依然需要面对

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害怕彗星什么时候撞上地球，但却会担心一份不正常的医学检查报告。单单癌症这个词就以把生活颠倒过来，让听到消息的人很难抑制自己的焦虑。我们经常发现，那些把接下来六个月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人，得知患癌后常常更容易被恐惧淹没。我们知道得越多，越是感觉一切尽在掌握，似乎就越安全，就越害怕那些可能失控的东西。

对健康长寿的追求也是如此。最耸人听闻的是，《时代》杂志多年前就有一张封面，预言长生不老就在眼前，100亿美元被投入到再生医学领域，希望显著延长人类的寿命，包括把人体冷冻起来，等待医学上更先进的技术，以便在未来使我们返老还童。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战斗”，战胜疾病，战胜衰老，使用我们的技术武器从死亡的边缘“夺回领土”。我们期望赢得战斗。

然而我们可能见过这样的场景：一个人身体很好，而且积极锻炼来改善自己的健康。朋友们告诉他，他的身材非常好，远远超过他的年龄。他还去参加体育赛事，在马拉松比赛中的成绩排在同龄人中的前列。他心想 ：“我身体健康，我会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保护它。我会定期体检，注射医生建议的疫苗。

我会做全身扫描，因为广告承诺它能检查到一切疾病。”所有的测试结果都很正常，他对自己说 ：我还能活很多年，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呢！”他准备报名参加另一场马拉松，每天锻炼三小时。但就在那天晚上，他死了。问题就在这 ：我们渴望过健康长寿的生活，但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死亡让人变得一无所有。死亡是所有受造物都要面临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会死，而是我们该怎么活？

我们看到，耶稣的许多早期追随者，包括彼得、保罗，都因为对复活的基督的委身而殉道。这并不仅限于那些见过耶稣的人，在第二和第三世纪的瘟疫流行期间，许多人死亡，大多数人害怕被传染都远离病人、离弃患病的亲人。基督徒却愿意照顾病人，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而死亡。“学习不惧怕死亡”是早期基督教群体最显著的特征。

是什么改变了他们对生与死的看法，成为不同的人？这一切都是基于耶稣的复活。当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的人，他指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应该成为教会第一重要的事，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这就是基督徒能一直爱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死亡并不是最终答案。耶稣从死里复活，打败了死亡，成为所有跟从他的人生命的来源。对我们这些同样注定要死的人来说，我们再一次看到复活的重要性。

死亡的分离总是令人悲伤，我们会为失去生命中每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人而悲伤。但耶稣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 ：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复活的力量将我们从死亡的统治中释放出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