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20 广东的“富”

c5.120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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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从1989年起,32年来,广东的经济总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2020年,广东的GDP总量超过11万亿元,领先第二名江苏大约8000亿元。

但如果继续追问,广东是不是今天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呢?

答案似乎变得不那么肯定起来。

有一个事实对广东来说挺尴尬的,就是这个经济总量最大的省,同时也是全国贫富差距最大的省。

以七普人口数据计算,在广东的21个地市中,只有深圳、珠海、广州、佛山、东莞5个城市的人均GDP超过7.2万元的全国平均值,其余16个城市的人均GDP全部低于全国平均值。

其中,有10个城市的人均GDP低于5万元,而在省内垫底的梅州的人均GDP只有3.1万元,不到深圳的五分之一。

广东21地市2020年GDP排名

如果把广东和东南沿海的另外三个省份江苏、浙江和福建做比较,广东就更尴尬了。2020年,江苏、浙江、福建三省的全部地市,人均GDP都超过6万元。

再对各省内部人均GDP最高和最低的两个城市进行比较:在江苏,人均GDP最低的宿迁是最高的无锡的39%;在浙江,山区城市丽水的人均GDP是杭州的46%;在福建,南平的人均GDP达到了厦门的61%。

也就是说,广东的富裕主要是靠粤中地区,也就是珠三角的几个城市撑起来的。而在粤北、粤东和粤西地区,还有很多地方仍然非常贫穷,它们所代表的,是不常被人忆起的另一面的广东。

这就是广东与正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浙江、江苏的一个最大不同。

广东省行政区划

而且近年来,广东省内的贫富差距有扩大趋势。2019年,珠三角地区以不到广东省三分之一的面积,贡献了全省GDP的80.7%,较上一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

为什么广东的区域发展水平如此悬殊?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地理条件。

广东省内有将近80%的面积是山地和丘陵,而且主要就分布在粤北、粤东、粤西三个区域。特别是粤北地区,既不临海又多山地,这就导致清远、韶关、河源等地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阻碍了城市的发展。

而珠三角平原是广东省内最大的平原,又靠近珠江入海口,海陆位置优越、港口优良,因此,坐拥珠江三角洲的粤中地区能成为经济核心并不奇怪。

但还有一点疑问。

珠三角平原并不是广东唯一的平原——广东有三个平原,分别是珠三角平原、粤东潮汕平原和粤西茂湛平原。粤东和粤西都临海,而潮汕平原和茂湛平原虽然在面积上不及珠三角平原,但比起多山的粤北地区,地理条件却可以称得上优越,为什么粤东和粤西没能很好地发展起来?

更何况,福建和浙江也多山,浙江是“七山二水一分田”,福建更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为什么它们能够发展得比较均衡?

举例来说,广东的梅州市和福建的龙岩市都位于粤、闽两省的交界处,是跨省的“隔壁邻居”,地理条件接近,山脉众多。但2020年,福建龙岩的人均GDP超过10万元,是广东梅州的3倍多,这又是为什么?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

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等城市毗邻港澳,改革开放初期,它们恰好赶上了港澳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

香港的大量低端制造业以所谓“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方式渗透到了深圳、东莞、佛山等地。于是,珠三角享受着资金和技术上的很大红利,迅速成为了中国经济外向型程度最高的地区。

但这也造成了负面效应:一方面,资本大量地涌入珠三角地区,却无视了面积占到广东省三分之二的粤北、粤东和粤西地区;另一方面,珠三角强大的虹吸效应,又将这些落后地区的资金和人才也吸引到了发达的珠三角,这就进一步造成了非珠三角地区发展的滞后。

和拥有广州、深圳两大一线城市的广东相比,江苏和浙江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中心城市弱小的问题,也就是中心城市对全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有待提高。

但也正是因此,这两个省的区域发展水平也相对均衡。

比如江苏,江苏的13个地级市全部是全国百强城市。放眼整个江苏,地级市的经济实力大多与省会南京相差不大,甚至在南京之上。

但换个角度看,2020年,江苏南京的经济首位度只有14.4%,在全国的省会中排名倒数。(“经济首位度”指城市经济指标占全省的比重,它常被用来度量城市经济发展程度。)

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江苏为什么被调侃为“散装江苏”了。

第三个原因是营商环境。

粤东、粤西的部分城市,比如汕头、湛江,拥有平原、天然良港等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享受了国家提供的诸多优惠政策。汕头是国家在1980年确立的四大特区之一,而湛江曾经是广东的第二大城市,在过去享有“北有青岛,南有湛江”的美誉。

但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这两个城市的走私活动猖獗,都出现了震惊全国的走私大案。由于营商环境混乱,企业开始从湛江和汕头大量外迁,这使得两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快速滑坡,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元气。

城市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良好的营商环境。从下图来看,粤中地区在营商环境上的整体表现要明显优于粤北、粤东和粤西地区,这和各地区在经济上的表现关系密切。不难看出,在营商环境上补短板是粤东西北地区需要重视和尽力解决的问题。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先富带后富”,走到了今天一个追求共同富裕、均衡发展的新阶段。在共同富裕这个课题上,“粤老大”在未来十年能不能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将是摆在治理者面前最重要的考验。

以华为为首,一批中国领袖级企业正在发起一场管理变革,从释放基层单元的活力着手,着眼于从整体上推动公司快速适应市场变化。 

目前,企业界争论激烈的管理话题是什么?“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

“谁来呼唤炮火,应该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华为总裁任正非发出的声音引人深省。任直接把焦点指向大公司内部的官僚主义积弊,“机关不了解前线,但拥有太多的权力与资源,为了控制运营的风险,自然而然地设置了许多流程控制点,而且不愿意授权。”

新东方教育科技董事长俞敏洪表示,授权、分权至今仍是他最头疼的问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连看手下人贴招生广告都会觉得没有自己贴得牢固、贴得显眼”。

白领时装董事长苗鸿冰则经历了授权、收权、再一次授权来回三次的折腾,每次都带来了激烈的组织变革,“很可能要继续折腾第四、第五次”。

华旗资讯总裁冯军正在探索“总裁办”的机制,试图用“群策独力”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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