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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从未像现在这样，影响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

施一公、汤晓鸥、戴文渊、陈天石……一个个科技大牛，正从实验室奔赴创业一线。

8月17日，义翘神州在创业板敲锣上市，292.92元/股的申购价，让它超越石头科技，刷新了A股发行价最高纪录。

10天后，超级AI独角兽商汤科技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正式启动上市计划。

这两家公司虽属不同领域，但有一个共同点：创始人都是科学家。

从事生物制剂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义翘神州，其创始人谢良志为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化工博士，师从“国际工业生物技术之父”王义翘；专注于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的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教授、全球人脸识别技术的“开拓者”。

这并非巧合。事实上，最近几年，一大批来自清华、北大、中科院以及海外院校的顶尖科学家，选择了走出实验室，奔赴创业一线。

在张江科学城，近三年来，入驻的创业者中，有10%是来自大院大所的科学家，这类创业者在过去凤毛麟角。

据不完全统计，科学家创业主要聚焦于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产业，例如：

• 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施一公，参与创建了诺诚健华，这是一家专门研制抗癌药的生物医药公司，核心产品为治疗淋巴肿瘤和白血病的BTK抑制剂奥布替尼，于2020年3月在港交所上市；

• 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教授、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院士贾佳亚，创办思谋科技，以视觉检测为切入点，打造软硬件一体化产品，已落地汽车制造、消费电子、半导体和精密光学等多个智能工业场景，最近刚刚完成B轮融资；

• 中科院计算机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天石成立的寒武纪，致力于研发各类智能云服务器、智能终端以及智能机器人的核心处理器芯片，2020年7月，其成为“AI芯片第一股”；

• 中科院重庆研究院多媒体中心主任、电子信息所副所长周曦，创办了云从科技，产品主要为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将人脸识别技术广泛应用于金融、安防、出行、商业等领域，2020年12月科创板上市；

• AI、3D感知技术方案提供商奥比中光创始人黄源浩，曾在麻省理工学院SMART研究中心3D光学系统组任职，这家支付宝“刷脸支付”背后的公司，正在冲刺科创板；

• 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是机器学习专家、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余凯，深耕智能驾驶芯片领域，有媒体报道称，其最快今年年底上市；

• 曾任复旦大学教授的陈博，先后创建武汉华鑫康源、君实生物和康诺亚生物，均从事免疫及肿瘤方面的创新药研发，君实生物、康诺亚生物已经先后登陆科创板、港交所；

……

不难发现，这些拥抱产业的科学家，也在资本热捧中一路壮大，前赴后继上市。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0日，有215家科创类公司在科创板上市，总市值达到3.49万亿元。仅2021年上半年，科创板就有86家企业上市，占同期A股上市企业的35%。

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构我国经济结构。

2020年5月15日，美国政府发动对华为的“断芯”制裁，要求芯片制造商必须获得许可，才能生产华为所需的零部件。

这让华为不得不断臂求生，卖掉荣耀。同时由于缺芯，其手机业务2020年第四季度出货量暴跌42%，从全球第一降至第五。

华为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关键技术“卡脖子”的危害，然而基础薄弱的，不止是芯片。

2018年，《科技日报》总结了我国在信息技术、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面临的35项“卡脖子”关键技术。除了芯片，操作系统、光刻机、锂电池隔膜、激光雷达、触觉传感器……无不依赖进口，其核心原因在于，我国科技力量相对不足，这种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发展。

就拿芯片来说，由于芯片制造设备、材料、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等受制于国外公司，我们缺少话语权，导致一旦被卡，就无反击之力。

在高端技术领域，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无法突破欧美日构建的底层架构，企业所能做的，仅仅是“1到N”的上层应用的创新。

在初创阶段，这种创新或许不为海外巨头所关注，但是一旦做大对国外巨头构成威胁，对方就可以通过对底层的钳制，釜底抽薪，让企业在应用层面的创新成为“无水之源”。

像广泛应用于火车、大型电站和舰船的重型燃气轮机，主要掌握在美国GE、日本三菱动力、德国西门子和意大利安萨尔多4家企业手中。这些公司在与中国合作时，都附加了极为苛刻的条件：设计技术不转让，核心的热端部件制造技术也不转让，仅以许可证方式许可本土制造非核心部件。

没有自主化能力，意味着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一环，仍然受制于人。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今年2月，国家领导人撰文表示。

为了补齐在科技上的短板，2016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把科技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成为科技创新强国的纲领性顶层设计文件。

自确立“科技创新”战略以来，我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逐渐加大。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9年，基础研究投入从716亿元增长到1335.6亿元，年均增幅16.9%。

在科技人才的培养上，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等，吸引和汇聚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在北京、上海、粤港澳打造聚集高精尖人才的高地；

另一方面，通过长江学者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龙头工程”，打造科技人才支持体系，引进和培养具有世界水平的创新人才。

科技力量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被迅速“置顶”。

不久前，清华大学生命学院研究生物大分子“相变”的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文，揭示了一种体内“液-液分离相变”调控因子。

“相变”是最近几年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的热门研究领域，它提供了一种治疗相关疾病的新视角，一些科学家认为，或许可以通过干扰相变达到治疗相关疾病的目的。

文章刚发表，创投公司就找上门来了，这在过去是不敢想的。

科技创业通常意味着投入资金大，投资周期长，短则3-5年，长则超过10年。在过去，对于一般要求投资4年就退出的产业基金而言，科技创新并非理想的投资项目。

但这种现象几年前开始发生变化。

2016年，美团创始人王兴说：“互联网已进入下半场。”

在信息时代早期，互联网野蛮生长，上半场结束时，老牌BAT和新兴的TMD都已稳居铁王座。互联网进入下半场，更多的是利用互联网这个基础设施，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

最近这几年里，纷纷涌现的新消费、新零售，是通过互联网的数字化能力，提升传统行业效率，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商业模式。

因此，新经济赛道里，新品牌不断涌现，但大多是“小而美”的“微创新”，再也没有出现BAT和TMD这类“巨无霸”。

与此同时，新兴技术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

2014年，汤晓鸥在自己亲自创立的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里，发布了一项人脸识别算法GaussianFace，准确率达到98.52%，首次突破人眼97.53%的识别率。用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徐立的话来说，“技术突破了工业红线。”同年，商汤科技成立。

此后，以商汤科技、旷视、云从科技、依图科技为代表的“AI四小龙”，在安防、移动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纷纷落地应用。从机场安检到手机App，人脸识别已经成为标配。

这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肇始。

▲大兴机场刷脸值机，终端设备由云从科技和华为联合提供

继信息时代之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初现曙光，并将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变革，孕育新的机会。

以AI为例，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发布的《2020人工智能产业白皮书》显示，2019年，全球AI市场规模达到5200亿美元，较2018年的3985亿美元增长30%。在中国市场，预计2021年AI市场规模将达到2058亿元，到2025年将翻一番，突破5000亿元。

创投圈也嗅到了新时代来临的气息，意识到投资科技创新，可能是门好生意。早在2016年，华兴资本创始人包凡就表示：

“我预感未来几年内，人工智能、大数据，包括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会使得技术创新真正成为中国当前破局的关键，这对于不管是创业者还是投资人都是好事。”

创投圈掀起了新的风潮，纷纷和科学家交朋友。

2019年，贾佳亚离开腾讯优图实验室，创办思谋科技的消息传出后，IDG资本、真格基金、红杉中国、松禾资本等，都纷纷联系到他。

到今年6月，思谋科技完成B轮融资，成为智能制造领域的独角兽，这距离它成立，也才一年半。

投资清华大学“相变”团队的，是上海莘泽孵化器，它的理念就是“投资科学家”。为了找到优质的科学家，莘泽创始人曲奕长期出没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论坛、讲座，结识一线科学家，寻找最前沿的科技成果。

资本又反过来推动更多科学家走向创业一线。

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教授徐凯团队研发的“术锐”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打破了美国“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在微创手术领域的垄断，其机械臂藏在一根管子里，管子从单孔进入病人身体后，四条蛇形机械臂便伸展开来，分头行动。

这款产品的研发，已经投入上亿元。徐凯说，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产品不会这么快走到临床阶段。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鼓励科学家创业。”2017年，施一公在一场活动上如是说道。

3年后，他参与创立的诺诚健华在港交所成功上市，施一公夫妇作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如今身家超过了50亿港元（约41.5亿元人民币）。

“真香”定律，无疑体现在了施一公从科学家转型企业家的成功探索中。

过去，投资人对科学家创业也心存疑虑。

在投资寒武纪时，联想创投总裁贺志强最担心的是，从中科院孵化出来的团队，是否具备经营企业的能力，这些“科学大牛”是否有商业运作的头脑？

一位天使投资人曾说，科学家创业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对技术理解很深，但对产品的理解很浅。一个科技创业项目，如果不懂得如何把技术转化成可用的东西，就找不到产品方向。

科学家产业化较早的硅谷，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2019年，投资机构Osage University Parterns（OUP）做了一项调查，这项针对263家科学家初创企业的调查发现，其中有90个是由大学教授创立，但只有20多个企业，作为创始人的大学教授继续担任其CEO。

也就是说，科学家创业会选择团队协作，他们往往以联合创始人或者CTO的身份，专注于科研创新，其他的事，交给合作伙伴。

这也是越来越多科技创业孵化器摸索出来的经验。

西湖大学副校长许田，曾任罗斯博格孵化器科学委员会主席，世界首家基因组药物研发公司、世界首台蛋白质测序仪公司都是出自这家孵化器。许田认为：“推动‘纸变钱’的最佳组合是让科学家专心做研究，再为他配上一个创新要素齐全的‘软平台’。”

在投资了清华“相变”团队后，莘泽孵化器为团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服务：

概念验证阶段，莘泽为团队联系了国内生物医药医药研发外包（CRO）龙头企业——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帮助科学家通过试验验证概念；创立公司涉及的人事、财务、税务、行政等事宜，也由莘泽免费提供，莘泽还为项目预留了一间拥有高端设备的实验室。

曲奕说，科学家只需要专注创新一件事，其他的“我们全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