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平安了，肉体的痛苦却未解除。当时我只能躺卧，不能站也不能坐。上身直立就会引起剧痛。必须去卫生间时，我只能手脚并用，在地上爬行。家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几位曾患过类似疾病的朋友，劝我安心休息。他们估计，我至少需要四至六个月的卧床静养。教会众弟兄姊妹和我全家都切切地为我祷告，求神医治。有一天，我妻子祷告时，感到许多天一直绷得紧紧的心，一下子有了平安。她觉得神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祷告。就在那天晚上，我们教会〈松柏团契〉的李英道伯伯打电话来，说他和他女儿绮灵想来看望我。李绮灵姊妹是一位针灸师，擅长头皮针。当时我和她并不熟识。她被圣灵感动要来为我扎针。但李伯伯挡驾说：“里程在医学院工作，怎么会相信你在他头皮上扎几针，就能把他的腰病治好呢？”绮灵被圣灵再三催逼，坚决要来。李伯伯只好说：“让我先打个电话试试，只说去看看，不说扎针。去了以后，见机行事。”第二天上午，李伯伯、李伯母和绮灵就来我家了。寒暄之后，绮灵问我：“你相信中医吗？”我说：“相信。我姨父就是一位很好的中医。”她马上又问：“我替你扎扎针好吗？”我说：“好啊!”听我一口答应，她和李伯伯、伯母都十分高兴，立即把早准备好的针灸器具，从汽车里取了出来。

　　在头皮上扎了几针后，绮灵问我：“你是不是可以下床走走？”我以为听错了，她又问了一遍。我非常吃惊：“这怎么行？我上身根本不能直立呀!”但见她那样沉稳、自信，我只好咬著牙挣扎下床。在双拐的帮助下，我居然走了几步，疼痛已可以忍受。她调节针刺的方向和深度后，我竟能把拐杖丢掉，独自在卧室缓慢地走动起来。大家一阵惊叹、欢呼。事后听我妻子说，那天李伯母一进门，就信心十足地对我岳母说：“今天就让他站起来!”从此，绮灵每天来，为我扎针，同时为我配制汤药。

　　当时正逢我们教会举办第二届福音营，张健昌医生和我是讲员。绮灵为我扎针的第三天，教会弟兄开车送我到福音营。我拄著双拐在会上作见证。原想最多能站立十几分钟，不料我竟站著讲了一个多小时。当我到了福音营地，同工们见我来了，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我问他们：“我病这么重，今天能来参加聚会，实是我自己末曾料到的。怎么你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好像我准能来似的？”他们笑著说：“我们一直为你的康复切切祷告。我们知道神一定会让你来!”这样，躺了二十多天以后，我就奇迹般地站起来了。我们全家对绮灵和她的父母十分感激，不知如何才能表达我们的谢意。绮灵却极诚恳地说：“不要谢我，应该感谢神。是神藉著我的手医治了你。”是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来12:6)。神用这次疾病管教我，要我完全放下自己，不管荣耀或羞辱，单单仰望他，依靠他；停止凭血气挣扎，安静等候他。当我顺服了他的管教后，神立即用大能的手医治了我。这是主的怜悯，也是主的旨意，他还要用我。“来罢，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何 6:1)。啊，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的神！病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努力求问神的旨意。神清楚地让我知道，他要我放下专业工作，全时间事奉他。

　　心中异象

　　信主几年来，神放在我心里的异象越来越清楚，就是要向在北美的中国学生、学者及其家属传福音。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悠久。随著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全面腾飞，国民经济正以百分之十左右的年增长率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福音事工，对人类的和平、幸福和建立神的国度，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福音运动，近几十年来，已有可喜的蓬勃发展。然而，由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中国的福音事工，仍任重道远。当前，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我完全相信这是神亲手作成的。即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学者涌入北美。有资料显示，现在北美的中国大陆移民，已超过一百万〔详见〈生命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第51页，一九九七年三月〕，其中尚未包括持非移民签证的学生、学者。这些人中，已有一部分成为神的儿女，但绝大部份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或还没有决志信主。如果这一批中国学生、学者多数能决志信主，并且灵命上不断进深、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上不断得到造就，他们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福音事工的精兵。

　　从一九九四年开始，我常应邀到美国各地传福音。相同的文化和科学背景和信主前在理性上的长期挣扎，使我能深切理解慕道同胞的心态、困惑和拦阻；帮助他们冲破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等先入为主的思想体系，认识理性至上、科学至上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危害，为认识真神清扫道路。同时，待收禾田的广大和同胞们对真道的渴慕，一次又一次地激动著我的心。因我只能周末外出布道，又希望多传递福音信息，所以聚会的程序，总排得满满的。除周五晚上聚会外，周六是密集布道。常是一天两三堂，有时多至四堂。从早上到晚上，连续作战。就这样，参加布道会的人仍很多，听得仍很专心，很少有人打瞌睡或中途退场。聚会前后或吃饭时，慕道朋友总是热切地和我讨论各种信仰问题。一位朋友告诉我，为了能听福音，他周六早上五点钟就进实验室干活，然后赶来聚会，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毫无困意。还有朋友说，他们周六本来在餐馆打工，为了听福音，他们向餐馆请假。餐馆老板不解地问：“你们去教会，要给他们钱（指奉献）；你们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们钱。你们还到教会去干什么呢？”但他们却坚持要来教会。只有神的爱和他的福音，才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各教会的牧师、同工，为爱护讲员的身体，总是提醒大家，让讲员有适当的休息时间，不要像挤橘子汁一样，把每一滴都挤乾。但我外出布道，几乎每一次都这样被挤榨著。注视著一双双执著、困惑、充满饥渴的眼睛，面对著一个个机智、失迷、发自内心的问题，我无法拒绝，也无权拒绝。每次聚会我都竭尽全力，心甘情愿地被挤、被榨。我恨不能把我所领受的道，立即让每一位慕道友都领受。这样，不仅在聚会期间体力透支，聚会后几天，身体也非常软弱，甚至生病。但同胞们从主的道中得到的满足和信主后的喜悦，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持著我。过去，我想以科技报国。我的目标是带一个能与国际抗衡的高水准的实验室回国，为国争光。但我现在明白了，没有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没有希望。把福音传给同胞，才是我对祖国最好的报效。现在，神藉著我带领一个人归主，比我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更令我高兴、满足。而且，其喜悦欣慰之情，经久不衰。以我一己的生命换取更多人的生命，是一本万利的事啊！长期来，我视科学研究为自己生命价值所在。现在，我对科研的执著和兴趣却一点一点地被神拿掉。只有神能改变我的生命。神让我有机会参与北美的福音事工，深知尽快向在北美的同胞传福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看到了禾田的广大和工人的短缺。我传福音的担子一天天加重，投入的时间一天天加增。不论我科研工作顺利与否，放下科研、进入全职事奉，已是我的必由之路。